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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 >> | |
二月革命算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两个民主政党：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派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回到二月革命的“遗训”，即令在目前，也还是那民主主义的正式教条。所有这些仿佛会叫人想到：那些民主派的理论家定该急忙地把二月革命的经验，作一历史与理论的总结，去揭发他崩毁的原因，确定它的“遗训”究竟在何处，并指出如何实行“遗训”的方法了吧。这两个民主政党都已享受了十三年余的长期空闲，而每一政党都拥有一批文人作家，这些人在经验上，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不配的。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还不曾见到民主主义者论民主革命的一本值得注意的著作。妥协派政党的领袖们，显然不敢把二月革命发展的进程重新叙述出来，虽然他们在这中间，偶尔是起过那样显著的作用的。这难道不奇怪吗？不，完全合乎事理。庸俗民主派的首领们愈加勇敢地对这空虚的遗训发誓，那他们对二月革命的实际就愈觉惶恐。他们自己在1917年几月中占着领导地位这一个事实，恰恰最使他们不愿正视当时的事变。因为他们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这名称叫起来是一种怎样的讽刺！）的悲惨作用，不仅反映着领袖们的个别弱点，而且也表示出庸俗民主主义的历史堕落，以及民主主义性的二月革命之命定的厄运。
整个的实质在于：二月革命只是一个外壳，其中暗藏着十月革命的核心——这也就是本书的主要结论。二月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的一部历史，即：十月革命的核心怎样从它妥协派的硬壳中解脱出来。假使庸俗民主主义者胆敢客观地叙述事变的过程，那他们之不能使任何人回返到二月，也正犹不能使麦穗回到它所由产生的种子一样。这就说明了那些混血的二月统治的创造者，现在为什么不得不对自己历史的全盛时期，亦即他们无能的最高点，闭起眼睛来了。
诚然，人们也许可以举出这件事来的，即由历史教授米留可夫代表的自由主义，还是企图过和“第二次俄国革命”算账的。但是米留可夫完全不掩盖这一点：他只能容忍二月革命。要把国家自由派帝制党人算入民主派，即令是庸俗民主派之列，总是不很可能的吧？事实上，当其他制度已完全不复存留时，他之与共和国相妥协，并非因为他相信了民主主义。不过，即使我们把政治的考虑放在一边，那末米留可夫关于二月革命的著作，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说，也都不能算是科学的作品。自由派的领袖出现于自己的历史中，像是一个受屈者，一个原告，而不是一个历史家。他的三卷书，读起来像是科尔尼洛夫党徒溃败时他在《言语报》上写的冗长社论。米留可夫责备一切阶级与一切党派，说他们不曾帮助他的阶级与他的党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里。米留可夫抱怨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或者不能，成为彻底的国家自由派。同时，他自己又不得不证明：民主主义者愈接近于国家自由派，他们就愈失去群众的支持。最后，他只有责备俄国民众了，说他们犯了一种叫做革命的罪。关于俄国叛乱的煽动者，当米留可夫写他自己的三卷社论时，还是要在鲁登道夫[1]的官衙里去寻找呢。立宪民主党人的爱国主义显然在于：要把俄国民族史上一桩最伟大的事件用德国奸细的导演来加以解释，而为了“俄国人民”的利益，拼命要把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那里夺过来。米留可夫的历史著作，很有价值地完结了俄国“国家自由主义”的政治运行的轨道。
要了解革命，正似要了解整个历史一样，只能把他当作一个客观决定的过程。各民族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一些任务，它们除了革命之外，是不能用其他方法来解决的。在某些时期，此等方法竟以如此力量来强人接受，以致全国都卷入了悲惨漩涡。把社会的巨变加以道德化，那是再可怜没有的了！这里最适宜的是斯宾诺莎的格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举凡经济，国家，政治，法律诸问题，连带着还有家庭，个性，艺术创作诸问题，都会被革命重新提出，且被自下而上地重新加以观察。人类创造活动的无论哪一个部门，都会被真正人民的革命所闯入，并留下伟大的里程碑。即此一点，让我们附带地说一下吧，已予历史发展的一元论以一个最可信的表示了。革命既暴露出社会的一切经纬，它在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便投射了一道显明的光；原来社会学是最不幸的一门科学，他被学院式的思想用酸醋与践踏来饲养着的。但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凡关于经济与国家，阶级与民族，政党与阶级，个人与社会诸问题，都以极度紧张的力量提了出来。假使革命不能立刻解决它本身所由产生的任何一个问题，而只替它们的解决建立了新的前提，那它却把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加以彻底的暴露了。认识的艺术就是暴露的艺术，这句话在社会学中比在其他任何方面，具有更多的真确性。
毋须说，我们的著作并不敢自认为完满无缺。这里贡献给读者的主要是一部革命的政治史。经济问题只当它们为要了解政治过程所必需的时候，才被涉及。文化问题则完全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我们不可忘记：革命的过程，即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直接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乃是一个政治的过程。
第二卷（中译本分成二三两卷——译者）历史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著者希望它能在本年秋天问世。
里昂·托洛茨基
1931年2月25日
王子岛[2]
[1] 第一次大战时德军总参谋长。——译者。
[2] Prinkipo，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附近，马尔马拉海上的一个群岛。1929－1933年流亡期间，托洛茨基在此居住。－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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