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处于打击之下的群众

　　爆发革命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相互斗争的阶级的意识发生了变化，社会物质关系所决定的只是这类进程的轨道。根据集体意识自身改变的本性来看，这种进程具有半潜在的性质，只有蓄积了相当力量以后，崭新的情绪和思想才会以能建立新的哪怕还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平衡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往外爆发。革命的过程在每一个新的阶段都会暴露出政权问题，可是紧随其后又把这个问题掩盖起来——直到再度暴露出来。反革命的动向也是相同的，这里的区别就在于发展方向是相反的。
　　对于时局发展进程所起的作用而言，在政府和苏维埃高层中间发生的事情不是完全没有区别的。但是，由于只有揭示了群众意识中发生的细微而深刻的演变过程，才能搞清楚各个政党政策的真实意图以及解读出其领导人的手腕。工人和士兵在7月遭受了一次失败，而在10月他们通过不可战胜的进攻方式便掌握了政权。这四个月里，他们的头脑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是如何经受住从上面倾泻到他们身上的打击的呢？他们是怀着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来对待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公开企图的呢？读者必须回头去看看七月失败。为了更好地跳跃，往往不得不向后退几步，而不久就将要面临十月跳跃了。
　　在苏联官方的历史学著作中，形成了一种已经变成刻板公式的意见，似乎对党的七月攻击——与诬陷并用的镇压——对工人组织来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过去了。这完全是错误的。确实，党的队伍中颓丧情绪以及工人和士兵离开党的情况延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大约几个星期，而复活却是如此迅速，最重要的是如此猛烈地来临了，以至对这段压抑和颓丧日子的回忆本身也磨灭了一大半：胜利向来是用另外一种光线来照耀孕育了胜利的失败的。不过，随着地方党组织记录的公布，七月的革命低落还是更加清晰得多地凸显出来了。以前出现的高潮愈是具有不间断的性质，人们在那些日子里对这次低潮的感受就愈是痛苦。
　　由于确定的力量对比而导致的一切失败同样使这一对比变得更不利于失败一方，因为胜利者增强了自信，而失败者则削弱了这种自信。其实，对自身力量的无论哪种评价都成为了力量客观对比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遭到了直接的失败，一方面，他们在自己意气风发前进之际遇到了目标本身的模糊性和矛盾性；另一方面，遇到了外省和前线的落后性。因此在首都，失败的后果首先以最为尖锐的形式显现出来了。然而，在同样的官方文献中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观点：对于外省来说，七月失败似乎几乎是难以觉察到就消失了，它完全是错误的。这在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也为事实和文献两方面的证据所否定了。每当涉及重大问题时，整个国家每一次都会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彼得格勒方面。首都工人和士兵的失败势必恰恰给外省最先进的阶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惊恐、失望、冷漠向四面八方扩散到了全国不同的地方，不过无论在何处，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转入低潮首先表现为群众对敌人的反抗极大地削弱了，就在开进彼得格勒的军队为解除士兵和工人的武装而开展正式讨伐行动的时候，半志愿性质的匪徒在军队的庇护下肆无忌惮地对工人组织发起了攻击。他们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和布尔什维克的印刷厂以后，摧毁了金属工人工会的办公场所。接下来的打击便落到了区苏维埃的头上。妥协派人士也没有得到宽恕。7月10日，内政部长策烈铁里领导的那个党的一个机关遭到了攻击。为了记述开进来的军队的有关情况，达恩需要做出不小的自我牺牲：“我们现在成了革命的新胜利而不是它的毁灭的目击证人。”胜利走得如此之遥远，据孟什维克布鲁希茨基说，凡是长相像工人和有布尔什维主义嫌疑的行人在街上就有遭到一顿残酷毒打的危险。这就是整个局势剧烈变动准确无误的征兆！
　　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后来“契卡”的知名活动家拉齐斯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7月9日。我们在城里的所有印刷所都被捣毁了。谁也不敢印我们的报纸和传单。我们请求准备一个地下印刷厂。维堡区成了大家的避难场所。无论彼得格勒委员会还是遭到追捕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都转移到了这里。在雷诺工厂的门卫室里召开了有列宁出席的委员会会议。发动总罢工的问题提出来了。在我们的委员会里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我赞成号召举行罢工。列宁阐述了目前的形势，并且据此建议放弃这个主意……7月12日，反革命取得了胜利。苏维埃没有掌管政权。四处巡逻的暴怒的士官生也开始攻击孟什维克。党内部分人中间出现了动摇。人员的流入暂时停止了……但是还没有人逃离我们的队伍。”工人西斯索写道，七月事件以后，“社会革命党的影响在彼得格勒各工厂里增强了”。布尔什维克陷于孤立自然提高了妥协主义者的声望，增强了他们的自我感觉。7月16日，在全市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来自瓦西里耶夫岛的一位代表报告说，除了几个工厂以外，区里的情绪总体上是振奋的。“在波罗的海工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相对我们处于优势。”在那里，事情已经走得很远了：工厂委员会决定让布尔什维克前去给被打死的哥萨克送别，他们也就执行了……党员正式减少的现象确实发生了，但是数量不多：全区4000名党员中公开退党的不到100人。不过在初期有多得多的人成了沉默的旁观者。工人米尼切夫后来回忆说：七月危机告诉我们，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些人担心自己的性命，他们‘嚼烂’自己的党证和极力避开党。”“但是这样的人不多……”他心情平静地补充说道。施里亚普尼柯夫写道：“七月事件，以及所有与它相关的对我们的组织实施的暴力与诬陷战役阻止了我们影响的上升，它在7月初显示过巨大的威力……我们党自身成了半合法的，主要是依靠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开展自卫斗争。”
　　对于布尔什维克为德国效劳的指控甚至在彼得格勒工人，至少在他们相当多的人中间也不会不产生影响。动摇的人急忙离开了。那些准备加入的人也动摇起来了。很多属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也同布尔什维克一道参加了七月示威。遭到打击以后，他们首先就是回到本党的旗帜之下，现在他们好像觉得自己破坏了纪律，确实是犯了错误。广大的非党工人、党的同路人同样在官方宣告的和在司法方面精心策划的诬陷影响之下离去了。
　　在这种业已改变了的政治气氛中，镇压的打击产生了加倍的效果。党内年长而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奥莉加·拉维奇后来在自己的报告中说道：“七月危机给组织造成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在头三个星期期间无论什么样的活动都无从谈起。”在这里拉维奇主要指的是党的公开活动。党的报纸长时间不能恢复发行：因为找不到同意为布尔什维克工作的印刷厂。而且抵制并非总是来自所有者一方而造成的，有一个印刷厂的工人在印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时候威胁要停止干活，于是厂主只得放弃了已经缔结的合同。有一段时间，在彼得格勒发行的是喀琅施塔得的报纸。
　　这几个星期，在公开舞台上活动的极左派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工人们很乐意去听马尔托夫做报告，报告中体现的战士本能在退却阶段活跃起来了。这个时候，所必须做的不是为革命开辟新的道路，而是为保留它的残存成果进行斗争。马尔托夫的勇气是悲观主义的勇气。他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说：“看来，关于革命再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如果事情发展到了……农民和工人的声音在俄国革命中没有分量的地步，那么我们将诚心诚意地离开舞台。我们不是用沉默的放弃，而是用正当的战斗来接受这一挑战。”马尔托夫向诸如策烈铁里和达恩这样的本党同志提议通过正当的战斗来退出舞台，而这些人把将军们和哥萨克对工人和士兵的胜利看作是革命对无政府状态的胜利。形势严峻的这几个星期期间，在布尔什维克遭到肆无忌惮的陷害和妥协派分子对哥萨克军裤卑躬屈膝的背景下，马尔托夫的行为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工人心目中的声望。
　　七月危机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结果士兵在政治上远远地落在工人后面了。在苏维埃工人部已经在跟布尔什维克走的时候，苏维埃中的士兵部仍然是妥协派分子的支持力量。这与士兵特别愿意挥动武器的事实一点也不矛盾。在示威活动中，他们充当了比工人更加好斗的角色，可是在遭到打击的情况下，他们很快远远地退到后面去了。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激起得很高。以前当过士兵的米特列维奇讲述说：“失败以后，我没有回到自己的连队，否则在风暴猛烈的时候我在那里可能被打死。”正好是在七月事件时行进在前列并且因此遭到最凶猛打击的最为革命的团队里，党的影响消退得如此厉害，竟然3个月过后都不能在那里把组织重建起来。由于太过强烈的震动，这些部队似乎在精神上崩溃了。军队组织也不得不极度地缩减了活动。以前的士兵米尼切夫写道：“七月失败以后用不太友好的目光看待军人委员会的不仅有我们党的上层某些同志，而且还有某些区的委员会。”
　　喀琅施塔得的党员人数还不到250名。这座布尔什维克要塞守卫部队的情绪大大低落了。反动也波及了赫尔森福斯。为了促使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舰表示悔过，阿夫克先季耶夫、布纳科夫、律师索科洛夫来到了这里。他们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过逮捕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利用官方的诬陷和采用威胁手段，他们甚至从布尔什维克的战列舰“彼得保罗号”那里成功地得到了表示忠诚的表态。但是关于交出“主谋”的要求在任何场合都遭到了所有军舰的拒绝。
　　在莫斯科，情况也相差无几。皮亚特尼茨基回忆说：“资产阶级报纸的恶意中伤甚至使莫斯科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也惊慌起来了。”七月事件以后，党组织的人数减少了。莫斯科工人拉捷欣写道：“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忘记那个极其难受的严重时刻。莫斯科河南岸区苏维埃正在举行全体会议……我注意到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不多……斯捷克洛夫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同志，他径直走到我面前，带着一点指责的口气问道：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乘坐铅印密封车厢回来，这事是真的吗？他们真的拿过德国的钱吗？……听到这些问题以后，我的心都痛得发紧了。康斯坦丁诺夫走到另一个同志跟前问道：列宁究竟在哪里？——人家说……他消失了，现在怎么办？”，等等。这生动的一幕把我们准确无误地带进了先进工人当时的心境。莫斯科炮兵达维多夫斯基写道：“阿列克辛斯基公布的文献一出现，就在我们旅引起了可怕的混乱。尽管我们这个炮兵连是布尔什维克自己的连队，在这种卑劣的谎言冲击下也动摇起来了，看来我们失去了对他人的全部信任。”
　　当时担任中央委员和领导大莫斯科地区工作的巴·雅科夫列娃写道：“七月危机过后，所有来自地方的报告都一致指出，不仅群众的情绪陡然低落，而且他们甚至对我们党怀有相当的敌意。发生了数量相当多的殴打我们的演讲人的事件。党员人数急剧减少了，而某些组织甚至根本就不再存在了，在南方各省尤其如此。”直到8月中旬，还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为维持在群众中的影响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不过看不出组织有什么发展壮大。在梁赞省和坦波夫省各地，新的关系还没有开始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支部也没有出现，总之这里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世袭领地。
　　在无产阶级的基涅什马主持过工作的叶甫列伊诺夫回忆了七月事件后出现的多么严峻的形势，当时在扩大会议上，所有的社会团体都提出了把布尔什维克开除出苏维埃的问题。有时，退党的潮流达到了如此之大的规模，以至只有在新的党员登记以后组织才能开始正常的生活。在图拉，由于事前对工人进行了认真挑选，组织才没有经历减员，不过它同群众的联系也削弱了。在下诺夫哥罗德，经过韦尔霍夫斯基上校和孟什维克欣楚克领导的镇压行动以后，出现了急剧的衰落：在城市杜马选举中，党只有4名代表成功当选。在卡卢加，布尔什维克党团在考虑退出苏维埃的可能性。在莫斯科省有些地方，布尔什维克不仅被迫离开了苏维埃，而且离开了工会。
　　在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原先同妥协派人士保持着很和睦的关系，6月底的时候，还打算同他们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参加城市杜马选举。而七月风暴以后，这里的士兵反对布尔什维克达到了如此地步，他们竟然闯进选举会场，用手撕碎了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并且动手殴打宣传人员。列别杰夫写道：“我们在选举会议上发言十分困难。他们不停地对我们大喊：德国间谍，奸细！……”在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有不少灰心畏缩者：“许多人宣布退党，另一些人则躲藏起来了。”
　　在历来享有黑帮活动中心名声的基辅，对布尔什维克的诬陷尤其具有肆无忌惮的性质，并且很快就波及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身上。革命运动的衰退在这里感觉得特别强烈，在当地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只获得了百分之六多一点的选票。在一次全城代表会议上，报告人抱怨说：“到处都显现出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的情绪。”党的报纸也不得不从日报改为周报。
　　解散和调走那些最革命的团队这事本身应当说不仅已经降低了卫戍部队的政治水平，而且对本地工人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因为有友善的部队站在他们身后的时候，工人们觉得自己要更坚强一些。例如，把第五十七团调离特维尔一事一举改变了当地的政治形势，无论在士兵当中还是在工人中间都是如此。甚至在工会里面，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后果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还是在梯弗里斯，那里与参谋部齐心协力的孟什维克用十足平庸的团队替换了处在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的部队。
　　在有些地方，基于卫戍部队的成分、当地工人的水平和其他偶然夹杂的因素，政治上的反应表现得十分反常。比如在雅罗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7月几乎完全被排挤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可是在士兵苏维埃又保持了占优势的影响。在另外一些地方，七月事件的影响好像看不出来，党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停止下来。可以推想得到的是，这一点在下面那样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即伴随着普通退却而至的是原先落在后面的新阶层登上了革命舞台的时候。例如7月在某些纺织工业区，女工组织里面运动开始呈现出相当程度的高涨。不过，退潮的总体趋势并没有中止。
　　对于局部失败毋庸置疑的甚至是过于夸张的紧张反应是工人尤其是士兵方面付出的代价，这是他们为此前数月间太过轻易、太过迅速、太过连续地涌向布尔什维克而付出的代价。群众情绪的急剧转变促使党的干部当中出现了自动的并且是正确的淘汰选择。可以进一步依靠那些在这段日子里没有动摇的人，他们在工作间、工厂和各区构成了核心。十月革命前夕，革命的组织者反复审视自己周围的任命和委托情况，不时回想起7月的时候有哪些人是怎样支持自己的。
　　在前线各种关系更加没有遮掩，七月反动具有特别严酷的性质。大本营利用所发生的事件首先组建了对“自由袓国”履行职责的特种部队。各团都建立了自己的突击小分队。“我曾多次见到突击队员，”邓尼金讲述道，“他们总是处于精神高度集中和阴森忧郁状态。在各团，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是矜持的甚至是充满仇恨的。”士兵们把这些“履行职责的部队”视为御用近卫军的基层组织不是没有根据的。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人杰格季亚列夫谈到落后的罗马尼亚战线时说道：“反动派没有拖延时间，许多士兵被当作逃兵逮捕了。军官们抬起了头，而且开始藐视军队委员会。有些地方的军官还企图恢复敬礼制度。”临时政府的特派委员对军队进行了清洗。斯坦凯维奇写道：“差不多每个师都有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在部队里，他们的名字比师长的名字更加为人所熟知……我们逐步采取行动，开除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知名人物。”与此同时，整个前线解除了不服从命令的部队的武装。在这类行动中，指挥官和特派委员依靠的是哥萨克和士兵痛恨的特种小分队。
　　就在里加陷落的那一天，北方战线特派委员和军队组织代表在举行的会议上认为采取更加有条不紊的严厉镇压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发生了士兵因为对德国人表示友好而被执行枪决的事件。许多特派委员用法国革命所出现的混乱状态来给自己打气，他们力图展示铁的手腕。他们不明白，雅各宾派的特派委员依靠的是下层，对贵族和资产阶级则毫不宽容，仅仅是平民的无情权威促使他们在军队树立了严格的纪律。克伦斯基的特派委员下面没有人民的任何支撑，头上也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光环。在士兵眼里，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协约国围猎时的驱兽人——仅仅是这样。他们能够暂时唬住军队（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无力把它恢复过来。
　　8月初，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在彼得格勒接到报告称：军队的性质发生了有利的变化，战斗训练也在顺利地进行；不过另一方面，目无法纪、专横、压制的现象看得出来也在滋长。有关军官的问题变得特别尖锐：“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建立了自己封闭的组织。”还有另外一些资料证明，从表面上看，前线显得更有秩序了，士兵们不再用琐碎和意想不到的理由来进行抗争。然而，他们对整个形势的不满却变得更加集中了。孟什维克库钦在国务会议上小心谨慎和充满外交辞令的发言从平静的语调中流露出不安的警告。“有毋庸置疑的转变，也有无庸置疑的平静，但是，先生们，还有其他东西，还有一点令人失望的感觉，我们同样非常害怕这样一种感觉。……”暂时打败布尔什维克首先就是打破士兵们新的希望，打破他们对更加美好未来的信心。群众变得更加小心了，纪律似乎加强了。但是当权者和士兵之间的鸿沟加深了。明天它将会吞噬什么东西和吞噬什么人呢？
　　七月反动好像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间画出了最后的分水岭。工人、后方卫戍部队、前线士兵、甚至部分农民（就如以后将会看到的那样）都往后退了，就像躲开朝自己胸前一击那样往后跳开了。实际上，这种打击对心理造成的后果要比身体严重得多，不过也没有减少对身体的打击效力。前4个月内，所有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进程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向左。布尔什维主义在增长，在加强，也在变得胆大起来。可是就在这里，运动遇到了阻碍。沿着二月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是无处可去了，这一点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了。许多人认为，总的来说革命在消耗自己。实际上二月革命已经把自己消耗殆尽了。群众意识中这种内部危机与镇压和诬陷结合在一起，便导致了混乱和倒退，在某些场合是惊慌失措的倒退。敌人的胆子大起来了。因动摇和损失而导致的落后、保守和不满在群众自身中也充分暴露出来了。革命激流中出现的这种反向推进的浪潮显示出了无法遏止的力量，看来，它们是从属于社会流体力学的规律的。要阻遏这股迎面而来的浪潮是不可能的，——必须要做到的是不被它吞没，不让它把自己卷走，而要坚持下去，一旦反动浪潮把自己的能量耗尽，那么就在此刻为发动新的进攻准备出发阵地。
　　观察了7月3日在布尔什维克口号下上街示威而一个星期后又要求对德皇的代理人进行严厉惩罚的部分团队，有教养的怀疑派人士大概可以庆祝胜利了：你们的群众不过如此，他们的坚定性和理解能力不过如此！然而，这是一种廉价的怀疑。假如群众真的在偶然事件影响下就会改变自己的感情和想法，那么体现伟大革命发展性质的强大规律就变成无法解释的了。千百万人民卷入的程度愈深，革命的发展就愈加有序，就愈可能有信心来预言往后各个阶段的连贯性。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务必不要忘记群众的政治发展不是沿着直线而是循着复杂的曲线行进的。不过，每一种物质运动过程的轨迹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客观条件强有力地推动工人、士兵和农民汇聚到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但是，群众是在与自己的过去、自己昨天部分地还是与自己今天的观念做斗争的过权中逐渐走上这条道路的。在艰难的转折关头，在遭受失败和滋生失望的时刻，陈旧的而又尚未腐朽的偏见就会浮现出来，因此敌人自然会抓住它们，就像抓住最后的希望一样。在布尔什维克身上模糊、生疏和神秘的一切——新鲜的思想、果敢的精神以及对所行新老权威的概不承认，——所有这一切现在马上找到了一种简单的、以自己最荒谬的形式来叫人相信的解释：德国间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控告实质上指靠的是对人民实行奴役的过去，是愚昧、野蛮和迷信的遗产——这个赌注并非毫无依据，爱国主义的弥天大谎在七八月间仍然是意义最重大的政治事实，它形成了当时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伴奏。诬陷的范围随立宪民主党的报纸一起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充斥在外省和边远地区，钻到了极其偏远的角落。到7月底，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还在要求开展更加坚决的反诬陷行动！在文明社会的政治斗争中诬陷所占比重问题还有待于自己的社会学家来解决。
　　在工人和士兵当中的过激和强烈反应毕竟既不深刻，也不牢固。彼得格勒的先进工厂在遭受失败的随后几天便已经在开始恢复元气，工人们对逮捕和诬陷进行抗议，他们敲开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大门，重建了双方的联系。在遭到攻击和解除武装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军械工厂，工人们再次迅速地把权柄掌握到自己手中。7月20日召开的全体会议决定为工人参加示威的那几天补发薪酬，目的是使这笔薪酬完全用于为前线购置书籍。据奥莉加·拉维奇证实，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宣传工作在7月下旬开始恢复。有三个人在城市各个地方举行的不超过两三百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是后来在克里木被白卫军杀害的斯卢茨基，在彼得格勒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的沃洛达尔斯基和彼得格勒的金属工人、优秀的革命演说家之一叶甫多基莫夫。8月份，党的宣传活动的范围更广了。根据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记录，7月23日被捕的托洛茨基在监狱里给该城的形势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继续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的诽谤。逮捕我们的同志的情况也在继续。但是党的组织并没有灰心丧气。相反，大家充满希望向前看，都认为镇压只不过正好提高了党的声望而已……在工人街区同样没有出现精神颓丧。”果然，彼得戈夫区27个企业的工人会议不久便通过了抗议不负责任的政府及其实行的反革命政策的决议。无产阶级的城区又生机勃勃了。
　　正当冬宫和塔夫里达宫的上层建立新的联合政府，彼此达成协议，忙得不可开交和重新和好如初之际，也就是在7月21—22日这两天内，甚至是几个小时内，彼得格勒发生了一个最重大的事件。这事官方人士未必注意到了，然而却是标志着另外一个联盟即彼得格勒的工人和作战部队的士兵更加牢固的联盟得到加强的事件，一些前线士兵的代表携带本部队反对在前线扼杀革命的抗议信开始来到首都。好几天内他们都在徒劳地敲击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大门。里面的人不让他们接近，不理睬他们，尽量躲开他们。这期间不断有新的代表来到，结果碰到的是同样的遭遇。吃了闭门羹的人在走廊和接待室互相碰见了，他们怨声载道，破口大骂，共同寻找出路。在这件事上，布尔什维克帮了他们的忙。代表们决定同首都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交流思想，是这些人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收留他们并向他们提供饭食。当时召开了一次没有任何上层人士召集的、纯粹是下层发起的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前线的29个团队的代表，彼得格勒90家工厂的代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代表以及附近卫戍部队的代表。在会议上居中心地位的是从战壕里来的代表，他们当中有几位年轻的军官。彼得格勒的工人倾听前线来的人热切的发言，他们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那些人讲述了进攻及其后果是如何吞噬了革命的。根本算不上宣传人员的平凡士兵在简单的报告中描述了单调的前线生活。这些详尽的细节叫人大为震动，因为它们明显地证明了革命前的一切令人痛恨的陈旧东西是怎样爬回来的。不久前的希望与今天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击中了人们的心脏，并且引起了同样的情绪。尽管前线来的代表当中大概也有社会革命党人，然而一份措辞激烈的布尔什维克决议几乎是一致通过的，只有四个人弃权。所通过的决议不会沦为一纸空文，代表们散会回去后就会讲出妥协主义的领袖是如何甩开他们的，而工人又是如何接待他们的——战壕相信自己的报告人，这些人不会骗人。
　　到月底，特别是举行了有前线代表参加的集会以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自身也显现出了转折的端倪。蒙受了最沉重打击的那些团队固然还没有从冷漠中恢复过来，但是在那些较为长久地停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和革命的头几个月过后仍维持着纪律的部队中，党的影响却在明显地增长。遭受过特别严酷摧残的军事组织开始恢复活动。失败以后，在党组织之内，人们总是用不友善的目光盯着那些领导军事工作的人，品评他们真实的和想象的错误与偏执。中央委员会把军事组织拉得更靠近自己，通过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对它实行更直接的掌控，因而工作开始重新开展起来了，虽然比以前要慢一些，但是更可靠一些。
　　到7月底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各工厂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恢复，工人们在那同一面旗帜下团结起来了。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种工人，他们更加成熟，也就是说更加谨慎，但是也更加坚定。“我们在工厂拥有强大而无限的影响。”7月27日，沃洛达尔斯基向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报告说，“党的工作主要由工人们自己来履行……组织从基层成长起来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并不会瓦解。”这个时候，青年联盟的成员已经达到5万人，而且越来越处在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之下。8月7日，苏维埃工人部通过了关于取消死刑的决议。为了表示对国务会议的抗议，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扣出一天的工资赞助工人报纸。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份决议，宣布莫斯科国务会议是“组织反革命势力的图谋……”
　　喀琅施塔得也医好了自己的伤口。7月20日在船锚广场举行的集会要求把政权转交给苏维埃，把哥萨克和宪兵及警士同样派往前线，废除死刑，允许喀琅施塔得的代表到皇村去查证尼古拉二世是否受到足够严密的监管，解散敢死营，没收资产阶级的报纸等等。与此同时，新来的海军上将特尔科夫出任要塞的指挥官，他命令各军舰降下红旗，并且升起安德烈旗。军官和部分士兵带上了肩章。喀琅施塔得人提出抗议。侦讯7月3—5日事件的政府委员会被迫撤离喀琅施塔得，两手空空回彼得格勒去了，因为迎接它的是汽笛、抗议甚至是威胁。
　　整个舰队的形势在好转。芬兰领导人之一扎列日斯基写道：“在7月底和8月初，能够明显看得出来，外部反动势力不仅没有成功摧毁赫尔森福斯的革命力量，而且相反，在这里，十分清晰的向左转迹象和对布尔什维克的广泛同情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水兵们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七月发动的发起者，他们未经党的同意，部分是违背党的意愿采取了行动，他们认为党过于温和，甚至简直是妥协主义。武装暴动的经验向他们指出，政权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就能解决的。半无政府主义情绪让位于对党的信任。一位赫尔森福斯代表在7月底所做的报告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小型舰船处于社会革命党影响之下，然而在大型的作战舰只上，在巡洋舰和战列舰上，所有水兵——要么是布尔什维克，要么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以前，只有‘彼得保罗号’和‘共和国号’的水兵情绪是这样，而7月3—5日过后，‘甘古特号’、‘塞瓦斯托波尔号’、‘留里克号’、‘安德烈·佩尔沃兹瓦内伊号’、‘狄安娜号’、‘雷霆号’、‘印度号’都转向了我们。这样一来，我们手里就有了巨大的战斗力……7月3—5日的事件教会了水兵很多东西，它向后者指明，为达到目的，光有情绪还是不够的。”
　　落后于彼得格勒的莫斯科走上了相同的道路。炮兵达维多夫斯基讲述说：“狂热渐渐开始消退，士兵群众开始镇静下来，于是我们重新转向全线进攻。这个骗局暂时阻止了群众向左转，直到这个潮流过后，它才加强了群众转向我们的趋势。”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工厂和兵营的友谊更加密切地巩固起来了。莫斯科的工人斯特列尔科夫讲述了在米赫尔松工厂和邻近的团队之间建立密切关系的情况。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经常在联席会议上解决工厂和团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工人为士兵安排文化教育晚会，为他们购买布尔什维克报刊，总之向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斯特列尔科夫说：“不管叫谁出发去打仗，他们都会马上跑来对我们倾诉……在街头集会时，如果那里发生了欺负米赫尔松工人的事情，即使是一个士兵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他们就会马上成群地赶来搭救。而那些天为难的形式是很多的，用德国的黄金、背叛和妥协主义者的一切卑鄙谎言恶毒中伤。”
　　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7月底在温和的气氛中开始，然而在随后一周间又强有力地推动自己的工作议程向左转。在会议临近结束时，通过了一份具有明显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决议。在这期间，莫斯科代表波德别尔斯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报告说：“有十个区的苏维埃掌握在我们手中……在目前陷入有组织的诽谤的情况下，只有坚定地拥护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人群众在解救我们。”8月初，在莫斯科各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取代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党的影响的增长在国务会议前夕的总罢工中有力地展现出来了。官方的莫斯科《消息报》写道：“是到了最终了解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了——它不是不负责任的集团，而是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民主派队伍，它的身后站着广大群众。他们也许并非总是守纪律，但都是奋不顾身地忠于革命的群众。”
　　无产阶级7月间地位的削弱使工业家的精神大为振奋。13个最重要的企业家组织，其中包括银行家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保卫工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担负起了领导同盟歇业和制定向革命发动进攻的总体政策的职责。工人则以对抗予以回答。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浪潮。如果说最有经验的无产阶级队伍还显得比较谨慎，那么新生和后起的阶层则更加坚决地投入了斗争。如果说金属工人还在等待时机和还在做准备工作，那么纺织工人、橡胶工人、造纸工人和制革工人就已经冲上了战场。最落后和最顺从的劳动者阶层也行动起来了。基辅被管院子的人和看门人蓬勃兴起的罢工搅得惶恐不安。罢工者走遍各家，熄掉灯火，从上升的电梯里取下钥匙，打开临街的大门等等。每一次冲突，无论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都具有扩展到整个工业领域的趋势和具有坚持原则的特征。8月份在全国工人的支持下，莫斯科的制革工人为争取由工厂委员会掌握雇用和辞退工人的权利而展开了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外省，罢工颇具戏剧性，直至罢工者扣押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政府告诫工人要自制，同时与企业主结成同盟，把哥萨克派到了顿涅茨克煤矿，把面包和军事订货的价格提高了一倍。这种令工人极其愤怒的政策并不符合企业主的心意，经营重工业的资本家之一埃尔巴赫抱怨说：“斯科别列夫是猛然省悟了，可是各地的劳动委员还没有开窍。……就是该部的人……也不信任自己在各省的代理人……工人代表被召集到彼得格勒，部里的人在大理石宫劝说他们，责备他们，要他们与工业家和工程师实行和解。”但是所有这一切做法毫无效果：“到这个时候，工人群众已经越来越受到更加断然行事的和肆无忌惮地巧言惑众的头目影响了。”
　　经济上的失败主义成了企业主反对工厂里两个政权并存的主要武器。在8月上半月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详细地揭发了工业家旨在制造混乱和停工停产的破坏行径。除了在财政方面玩弄狡猾手段之外，他们还大肆采用藏匿原材料，关闭工具间和修理车间等等手段。身为美国记者的约翰·里德清晰地记述了企业主的怠工行径。他有进入社会各个界别的门路，他利用了协约国外交代表的秘密情报，并且听到了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人物毫不掩饰的供述。里德写道：“立宪民主党彼得格勒分部的秘书对我说过，破坏经济是为让革命威信扫地而发动的战役的一部分。一位盟国外交官（我答应过不说出他的名字）用自己的情报证实了这一点。我得知离哈尔科夫不远的一座煤矿被矿主放火焚烧和灌水淹没了。我也得知，莫斯科有些纺织工厂的工程师丢下自己的工作，结果使得机器再也不能开动。我还得知，有些铁路职员在毁坏机车时被工人当场逮住了。”这就是残酷的经济现实，它不符合妥协主义的幻想，不符合联合政府的政策，而符合科尔尼洛夫暴动的策划。
　　在前线也像在后方一样，神圣的一致同样糟糕。斯坦凯维奇抱怨说，逮捕个别的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解决问题。“空气中充满了犯罪动机，它的轮廓并不清晰，因为全体群众都被它污染了。”如果说士兵们变得比较克制，那只是因为他们学会了把自己的愤怒限制在某种程度内。但是一旦到了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的真实感情就会更清楚地显露出来。杜宾斯基团有一个连队因为拒绝承认重新任命的连长而被勒令解散，结果它还引起另外几个连队哗变。然后波及全团，而且在团长试图用武力恢复秩序的时候，他被士兵用枪托打死了。这事就发生在7月31日。如果说在其他团事态还没有走到这一步，那么在内心敏感的指挥人员看来事态随时都有可能走到这一步。
　　8月中旬，谢尔巴切夫将军向大本营报告称：“步兵部队的情绪除了敢死营以外，都非常不稳定。几日之内，有时某些步兵部队的情绪猛然变得正好相反。”特派委员当中也有很多人开始明白，七月方式并没有找到出路。8月22日，特派委员雅曼特报告说：“西方战线采用革命军事法庭的实践在指挥人员与大多数人之间造成了可怕的纷争，也使建立这些法庭的主意本身威信扫地……”科尔尼洛夫的拯救纲领早在大本营暴动之前就已经进行过充分的试验，结果还是把它领上了同样的绝路。
　　有产阶级对哥萨克出现分化感到极其害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最后一根支柱倒塌的危险。驻彼得格勒的哥萨克各团2月没有抵抗便出卖了君主制。不错，在诺沃切尔卡斯克，哥萨克当局企图把报告发生革命的电报隐匿在自己身边，并且于3月1日按照惯例隆重地祭奠了亚历山大二世。可是哥萨克最终还是准备习惯没有沙皇，甚至发现了自己过去的共和传统。可是他们也不想继续这样走下去，一开始哥萨克就拒绝派自己的代表进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意图是不跟工人及士兵平起平坐，于是通过他们后方上层人士建立了把所有12支哥萨克人联合在自己周围的哥萨克人部队委员会。资产阶级力图依靠哥萨克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他们这样做并非没有取得成效。
　　哥萨克的政治作用是由他们在国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哥萨克人向来代表享有一定特权的独特的下层等级。哥萨克不缴纳任何赋税，又占有比农民多得多的份地。在顿河流域、库班河流域、捷列克河流域这三个邻近的地区，300万哥萨克居民自己名下有2300万俄亩土地，而当时同在这些地区的430万农民只有600万俄亩土地。平均每个哥萨克占有的土地超过了每个农民的五倍。当然。就是在哥萨克内部，土地的分配也极其不平等。在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地主和自己的富农，而且比北方地区更加强大，也有自己的贫农。一听到国家召唤，每个哥萨克都有义务骑着自己的马匹和带上自己的装备赶到。非常富足的哥萨克用被豁免的税款来弥补这种开支，贫穷者只得在哥萨克义务的负担下弯下腰来。这类基本资料足以说明哥萨克人的矛盾状况。这个集团的下层与农民有共同之处，而上层与地主相关联。与此同时，上层和下层又用自己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意识联合在一起了，他们不仅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工人，而且也这样看待农民。这就使得中层哥萨克是如此适合充当镇压者的角色。
　　在年轻一代上了前线的战争年代，村镇里充当头领的是老一辈人，他们是保守传统的体现者，并且与自己的军官集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复兴哥萨克民主的旗号下，哥萨克地主在革命头几个月期间召集了所谓的哥萨克军人会议，后者选出阿达曼，也就是统领，并且在他们的下面建立了“军政府”。官方的特派委员和非哥萨克居民的苏维埃在哥萨克地区不能行使权力，因为哥萨克已经更稳固、更充分和更精良地武装起来了。社会革命党企图建立农民和哥萨克代表统一的苏维埃，可是哥萨克没有接受。他们对土地革命会剥夺他们领地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怪不得身为农业部长的切尔诺夫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哥萨克必须挤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当地农民和步兵团的士兵越来越频繁地对哥萨克说：“我们要取得你们的土地，你们做主人已经做够了。”在后方，在哥萨克村镇，部分地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在政治中心，事情看起来就是这样。用这些就能解释清楚哥萨克各团在七月示威期间的作为。
　　前线的形势本质上是另外一种状况。1917年夏季，哥萨克作战部队共有162个团和171个独立连。离开自己的村镇上前线的哥萨克人与整个军队经受了同样的战争考验。尽管要落后不少，他们还是完成了跟步兵同样的进化，他们丧失了胜利的信心，无情地反对秩序混乱状态，对长官充满牢骚，怀念村社和家庭。还有45个团和大约65个连陆续被调去在前线和后方履行警察职责！哥萨克再次成了宪兵，士兵、工人和农民对哥萨克怒气满腹，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像是又在从事1905年那时的刽子手工作。许多最初为自己在二月革命中的作为而感到自豪的哥萨克如今也心乱如麻，他们开始诅咒自己的短鞭，拒绝带上它去执勤。顿河和库班河哥萨克当中逃兵很少，他们害怕自己村镇里的长者。总而言之，哥萨克骑兵部队被长官控制的程度要比一般步兵严密得多。
　　哥萨克上层与长者们没有征得前线哥萨克的同意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的消息从顿河和库班河流域传到了前线。这激起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对立：“我们要回家，我们要给他们颜色看看。”前线的哥萨克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顿河反革命势力领导人之一、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鲜明地描述了前线坚定的哥萨克部队是如何走向分崩离析的：“做出最野蛮决议的集会开始了。哥萨克不再刷洗战马，也不按时给它们喂草料。无论要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无法想象的。哥萨克用鲜红的领结打扮起来，身着带有红色绦带的装束，他们不想让人觉得对军官有丝毫尊敬。”不过，在最终走到这一步之前，哥萨克经历了长时间摇摆不定，他们不停地挠头苦思，盘算究竟该走向哪一边。因此，在紧急关头，要事先预料到无论哪支哥萨克部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是颇为不容易的。
　　8月8日，为参加立宪会议选举，顿河哥萨克军人会议与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这个消息立即传到了军队。哥萨克军官亚诺夫写道：“联盟遭到了哥萨克的彻底否定。立宪民主党在军队里面没有根基。”事实上军队是痛恨立宪民主党人的，把他们与一切迫害人民群众的事情等同起来。“老人们把你们出卖给立宪民主党了。”士兵这样刺激他们说。“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看！”哥萨克如此回应说。西南战线的哥萨克在一份特别决议中宣布立宪民主党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和劳动人民的奴役者”，并且要求把所有胆敢跟立宪民主党达成协议的人从哥萨克军人会议中清除出去。
　　本身就是哥萨克的科尔尼洛夫曾经强烈地指望得到哥萨克特别是顿河哥萨克的援助。他用哥萨克部队来充实预定用于发动政变的队伍。但是哥萨克并没有行动起来帮助这位“农民的儿子”。哥萨克村镇的居民们情愿在本地不顾一切地捍卫自己的土地，却不愿卷入外人的纷争。事实证明第三骑兵军同样是靠不住的。如果说哥萨克对与德国人在前线表示友好的行为显得极端反感，那么在彼得格勒战线，他们乐意迎合士兵和水兵。就是这种双方的友好行为使得科尔尼洛夫的计划结果未经流血就破产了。于是，以哥萨克为代表的旧俄国最后一根支柱就这样衰朽和倒塌了。
　　那时，在远离国家的法国领土上，即在布尔什维克所能到达的范围之外的实验室里完成了一项尤其有说服力的“复兴”俄国军队的实验。夏秋期间，部署在法国的俄国军队爆发武装叛乱的报道刊登在了俄国报刊上，但是在多事的旋涡中它们几乎是没人注意的。据军官利索夫斯基说，在法国的两个俄国旅的士兵在临近1917年1月时，也就是在革命之前便已经“坚持坦白说出自己的信念：他们全体都卖给了法国人，用来交换炮弹”。士兵们的确没有出多大的错。他们对盟国主子没有“任何哪怕是些微的好感”，对自己的军官也没有些微的信任。革命的消息突然传到了输出国外的那些旅，它们在政治上看起来是有所准备的，然而毕竟是出乎意料的。没有必要等待军官对革命做出解释：军官的职位愈高，慌张情绪就愈厉害。于是流亡者中间的民主派爱国主义分子来到了兵营。利索夫斯基写道：“我曾经多次见过，……有些外交官和近卫团的军官……把座椅殷勤地移给以前的流亡者。”这些团出现了选举产生的机构，并且由一位快速崭露头角的拉脱维亚士兵当上了委员会负责人。因此，在这种场合就有了自己的“异族人”。在莫斯科组建的第一个旅的第一个团几乎全由工人、商店伙计、办事员，总之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成分构成的，一年前头一个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冬天在香槟地区的原野上作战十分出色。然而——瓦解的病症正是头一个落到了这个团身上。自己的队伍中农民占有很大比例的第二个团则要平静得多。几乎全由西伯利亚农民组成的第二个旅看来是完全可靠的。二月革命后，第一个旅很快就已经不再服从命令了。它既不愿意在阿尔萨斯，也不愿在洛林作战。它不愿为美好的法兰西而牺牲。它想品尝在新俄国生活的滋味。这个旅被调往后方，安排在法国中央地区的拉—库尔廷兵营里。利索夫斯基讲述道：“在资产阶级的村镇当中，在庞大的兵营里面，大约一万名武装叛乱的俄国士兵开始过上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他们中间没有军官，也根本不愿意服从任何人。”科尔尼洛夫想象到了在无比热烈同情自己的普恩加莱和里博的协助下，这里有一个异乎寻常的机会来采取自己的整顿措施。于是最高总司令发电报命令要拉—库尔廷人“服从”，并且把他们派往萨洛尼卡。但是叛乱者并没有屈服。到9月1日，一支重炮队调过来了，兵营里面贴满了带有科尔尼洛夫威胁性电报的标语。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事态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麻烦，法国报纸刊登了关于科尔尼洛夫本人被宣布为叛国者和反革命分子的消息。叛乱的士兵因此决定，他们没有理由到萨洛尼卡去送命，何况还是遵照一位叛乱将军的命令。用来交换炮弹的工人和农民决心起来自卫。他们拒绝同任何不相干的人往来，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士兵走出过兵营。
　　第二个俄国旅被调来反对第一个俄国旅。大炮安放在紧靠山坡的阵地上，步兵按照工兵技术的全部标准挖掘战壕和通向拉—库尔廷的交通壕。四周被阿尔卑斯山地步兵牢牢包围起来了，以防止任何一个法国人钻进这两个俄国旅之间的战争剧场。法国军事当局为以防万一预先用刺刀栅栏把本国领土围了起来，从而把俄国内战搬到自己的领土上来了。这是一场预演。后来，神圣的法兰西在用铁丝网把俄国封锁起来以后，在俄国本土组织了一场内战。
　　“对兵营有规律和有系统的射击开始了”。从兵营跑出了几百个愿意投降的士兵。接受了他们以后，大炮马上就重新开火。战斗就这样延续了4昼夜。又有部分拉—库尔廷人陆续投降了。到9月6日，总共还剩下大约两百个坚决不肯活着投降的人。他们的为首者是狂热的洗礼派信徒、乌克兰人格洛巴：要是在俄国就会有人称他为布尔什维克了。在汇成一股巨响的大炮、机枪和步枪火力掩护下，真正的冲锋开始了。最后，叛乱者终于被打垮了。阵亡的人数却一直不知道有多少。不管怎样，秩序得到了恢复。可是，几个星期过后，向第一个旅开火的第二个旅也染上了同样的疾病……
　　俄国士兵通过自己的麻布行囊、自己军大衣的折皱和自己的内心深处将可怕的传染病通过海路随身带过来了。在拉—库尔廷发生的这一幕戏剧性插曲是非常精彩的，它几乎就是在空气压缩机的喇叭口之下有意安排的完美试验，一个为了旨在考察清楚俄国军队内部发生的演进过程（它是由国家的全部过去所预备好的）而进行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