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 我的第二次监狱生活开始了，不过这一次对我来说比第一次轻松多了，而且条件也比八年以前的那次要优越得多。我被关在“十字架”监狱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最后被转移在预审收容所里，动身去流放地之前还曾被关在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里。就这样我前后总共被关了15个月。每一座监狱都有其特殊之处，因此每被关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要重新适应那里的环境。但是要将这些一一叙述出来，又显得过于麻烦，虽说这些监狱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但毕竟它们都是监狱，因此总的看来它们却又都是相似的。我又开始进行系统的科学和理论工作。我研究了地租理论和俄国社会关系史。这一时期我正在撰写的、关于地租问题的较大篇幅的手稿，在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几年里给弄丢了。这是我自从损失了研究共济会问题的手稿之后的又一大损失。这一时期，我对俄国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都倾注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这篇文章就是那一时期不断革命论的最重要的奠基之作。 在被关进预审收容所后，我们就可以会见辩护律师了。第一届杜马给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些生气，报纸也变得更敢讲话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我又可以拿起笔重新投入论战之中。辩护律师也乐意帮我把写好的大量文稿夹在他的公文包里带出去。我写的那本论战性的小册子《政治舞台上的彼得•司徒卢威》就是在这个时候问世的。我埋头于这本小册子的写作，放风散步对我来说倒成了一件扫兴的事。在这本论战性的小册子里我把矛头指向自由派，从根本上捍卫了彼得格勒苏维埃、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和一切革命的政治，对来自机会主义的种种指责和批评进行坚决反击。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对这本小册子表示欢迎，而孟什维克则对此保持了沉默。几个星期之内，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好几万册。 与我关在一起的Д．斯韦尔奇科夫在他的回忆录《革命的曙光》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况： 列•达•托洛茨基在写作《俄国与革命》时，一气呵成，他分几次把写好的文稿送出去发表。在这本著作中，他第一次(这并不准确——托洛茨基注)明确地提出：俄国开始的革命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不会结束。他的“不断革命论”——人们这样称呼他的这一思想——当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同，但他坚信自己的论断，并已经清醒地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行将崩溃的种种迹象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业已临近的征兆……
斯韦尔奇科夫接着写道： 托洛茨基住的牢房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图书馆，几乎凡是值得一看的书都给他弄来了，他整天都在读书写作，从清晨一直工作到深夜。他对我们大家说：“我感到自己很快乐，我坐在这里，工作着，并且坚信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逮捕……要知道，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这种感觉实在是非同寻常……
当时，我也读一些欧洲经典文学作品当做休息。我躺在监狱的床上读这些作品，整个身心都陶醉于其中，就像慢慢地咂摸着清醇的美酒，又像是缓缓地吸着芬芳馥郁的雪茄。这真是美好的时刻。我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从当时作品中所引用的警句和引文中觅到一些踪迹。那时候，我第一次用原文阅读法国小说家们的作品，短篇小说的艺术首屈一指的当属法国的。尽管我的德语比法语要好一些，特别是在科技词汇方面，但是我读法语小说比读德语小说要容易一些。我至今一直酷爱法国小说，甚至在国内战争时期当我坐着专列奔波于全国各地的时候，我会在车上挤出个把小时阅读一些法国文学的新作。说到底，我对自己的监狱生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那里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当我被带离彼得保罗要塞单人牢房时，心里对它还真有些恋恋不舍，因为那里是那么安宁、寂静，可真是进行脑力工作的理想场所。预审收容所的情况却正好相反，那里人满为患，到处喧闹不堪。当时俄国各地各种恐怖凶杀事件和武装抢劫活动频发，几乎形成了一股潮流，因此这所监狱里还关押着不少死刑犯。鉴于第一届杜马的召开，监狱里的规矩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牢房的门白天都不上锁，被关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出入散步。我们时常玩跳马游戏，就是大家轮流弓着腰站在那里，其他的人从他背上跳过去，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和我们一起玩。我妻子每周来探视两次，值班的看守对我们交换信件和手稿故意视而不见。其中一位上了些年纪的看守对我们格外友好，应他的要求，我还把自己写的书和签了名的照片送给他。他兴奋地小声对我说：“我的几个女儿都是高等女子讲习班的学员。”说着，他还偷偷地眨了眨眼睛。后来，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我又见到了他。在那个饥荒遍地的年代，我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帕尔乌斯和捷依奇老人经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我有时也会加入到他们中间。有一张照片反映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监狱的伙房里的情景。总是精力充沛的捷依奇谋划集体越狱的事情，他毫不费力地就争取到了帕尔乌斯，并且竭力劝说我参加。我一再拒绝，因为我认为，对我们的审判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他们说服了不少人参与此事。监狱图书馆成了这次行动的中心，但一个看守在那里发现了一套钳工工具，监狱当局认为，这可能是某个宪兵企图改变监狱的性质而故意放在那里的，他们把这件事给压了下去。不过，捷依奇最终还是成功地实施了他的第四次逃跑计划，只是不在这所监狱，而是在西伯利亚。 经历了12月的失败以后，党内的派系分裂加剧了。杜马的解散又将革命的所有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我就这些问题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出版机构出版了它。此时，孟什维克已经在各条战线上败下阵来。但是，在监狱里派系之间的矛盾没有在外面那么尖锐，这使我们有可能出版关于彼得堡苏维埃的也有一些孟什维克参与其中的集体性作品。 对苏维埃代表们的审判是从9月19日开始的，当时正值斯托雷平的军事法庭刚刚开张。法庭的院子和附近的街道简直都成了兵营，彼得堡所有的警力都被动员起来了。但是审判过程本身进行得倒比较自由，反动派们想借此暴露维特的自由主义，暴露它对革命的无能，从而彻底搞垮它。他们总共传讯了400名证人，但是到庭作证的只有200多人。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人、厂主、宪兵、工程师、仆人、市民、记者、邮电局的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议员、看门人、枢密官、流氓、苏维埃代表、教授以及士兵轮番到庭，在法官和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的交叉火力(尤以被告的火力为甚)下，一一再现了革命时期工人苏维埃的活动情况。被告获准为自己辩护。我在做自我辩护时，论述了武装起义在革命中的意义，这样，我最重要的目的就达到了。当法庭拒绝传唤枢密官洛普欣(此人于1905年秋天曾经在沙皇警务厅大量印刷残害犹太人的传单)到庭作证的时候，我们就中断了诉讼程序，强烈要求把我们送回监狱。辩护律师、证人和听众也跟着我们退庭，庭上只剩下法官和检察官在那里面面相觑。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他们做出了判决。有关这场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审判的案卷一直没有公开，我想现在可能已经找不到了。我在《1905年》一书中对这次审判的一些重要细节做了详细的记录。 我的父母当时在法庭上旁听了，他们的心情和感受非常矛盾。此时我的行为已经不能再用小孩子的任性来解释，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尼古拉耶夫的什维戈夫斯基的园子里的那些日子了。我已经是报社的编辑和苏维埃的主席，作为一名作家也有了些名气，这些都给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和辩护律师攀谈着，希望能得到关于我的好消息。当我在法庭上发言的时候，母亲默默地流泪，尽管她未必全能听懂我讲话。当我发言结束，20位辩护律师走过来依次和我握手的时候，她哭得更厉害了。一位辩护人要求暂时休庭，因为所有出庭的人都情绪过于激动。这个人就是A．C．扎鲁德内，他后来当上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司法部长，并以叛国的罪名把我关进了监狱，当然了，那已经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休庭时，我的父母用幸福的眼光看着我，母亲甚至相信我不但会被宣判无罪，说不定还可以受到奖赏。我提醒她做好我可能被判处服苦役的准备，母亲惊慌但又难以置信地把目光投向辩护律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脸色苍白，默不做声，他既感到幸福又觉得难过。 我们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判处永久流放。这个判决比我预想的要轻多了，我们本来是等着服苦役的。但是这次的流放是永久的，它完全不同于我第一次的行政流放。这种永久流放是没有期限的，所有试图逃跑的人都会被加判三年服苦役。在此两三年之前刚刚废除了对苦役犯附加的45下鞭笞。 1907年1月3日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们已经到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承认，我离开预审收容所那间牢房的时候有些心神不宁，我已经习惯了那间小小的牢笼，在那里我完全可以工作。我们知道，在流放犯的羁押解送监狱里，我们所有人都将被关进一大间牢房，这可是一件最令人沮丧的事情。再以后将是我十分熟悉的分段押送，肮脏、混乱、遥遥无期的旅途。有谁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到达流放地？又有谁能够预言我们何时才能回来？还不如依旧蹲在462号里读书、写作……然后等待。
允许保留自己的鞋子对我来说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在我的鞋掌里藏着一本精致的护照，而在鞋的后跟里塞着几枚金币。我们都将被流放到位于北极圈内很远的一个叫做奥布多尔斯克的小镇上。那里离最近的铁路有1500俄里，离最近的邮局也有800俄里。邮差两个星期才往那里送一次邮件，在春秋季节道路泥泞的时候，甚至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都不来一次。现在，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就突然被弄到这里。我们在收监室里被迫换上囚衣，我们怀着小学生般的好奇心穿戴起来。大家都换上了灰色的裤子和灰色的上衣，还戴上灰色的帽子，彼此看着觉得十分有趣。只是，后背上的红黄方块布不见了，我们获准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鞋子。我们这群穿上新衣服的人激动不安地涌到牢房里…… 在押解我们的途中采取了非常严格的警戒措施。彼得堡的押送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事实的确如此：在押送我们的车厢里，站岗的士官手里挥舞着军刀为我们朗读最新的革命诗篇。相邻的车厢里坐着一个排的宪兵，他们在每一站都会下车把我们的车厢团团围住。然而，监狱当局对我们却十分客气，因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天平仍然摇摆不定，人们还不清楚在这场斗争中究竟谁将获胜。押送队的指挥官一开始就将上级给他的指令拿给我们看，指令上面赋予他可以不按照规定给我们戴手铐的权利。 1月11日我在途中给妻子写信说： 如果军官对我们都这么客气的话，那士兵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几乎都看过有关对我们进行公审的报道，都很同情我们这些人……直到最后一分钟，士兵们还不知道他们要押送什么人，以及押送到什么地方去。士兵们根据突然把他们从莫斯科调到彼得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推测，他们可能是要把死刑犯押到施吕瑟尔堡去执行死刑。在流放犯羁押解送监狱的交接室里，我发现这些押送队的士兵看起来有些激动，他们有些人显得格外殷勤，好像是有一种负罪感似的。到了车厢以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当他们最后得知押送的工人代表只是去流放地的时候，他们都十分兴奋。作为超级押送队的宪兵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车厢里出现过，他们负责外围的警戒，一到站就包围车厢，还轮流在车厢门口警戒。显然，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押送队。
一路上我们所写的信件，都是这些押送队的士兵们偷偷地帮我们寄出去的。我们坐火车到达秋明，然后再从秋明坐马车出发。我们一行14名流放犯由52名士兵押送，这还不包括军官、警官和警察。我们乘坐40辆雪橇，从秋明启程，途经托博尔斯克，沿着鄂毕河畔的道路曲折前进。我给妻子写信说：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向北走90—100俄里，几乎跨越一个纬度。越往北走，文明(假如这还称得上是文明的话)的氛围就越来越淡薄。每天一个纬度，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朝着严寒和蛮荒的王国走去。
我们经过33天的长途跋涉，穿越了几个伤寒肆虐的地区，终于在2月12日到达了别廖佐沃。这里曾经是最受彼得大帝宠爱的梅尼希科夫公爵的流放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做停留，休息两天，然后还要赶500俄里的路程才能到奥布多尔斯克。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当局并不担心我们会逃跑，因为回去只有一条沿着鄂毕河的路，沿途都架着电话线，所有逃跑的人都会被逮住。别廖佐沃住着一位被流放于此的土地测量员罗什科夫斯基，我和他商量过逃跑的问题。他告诉我，可以试试直接往西的路，坐用驯鹿拉的雪橇沿着索西瓦河朝着乌拉尔方向走，直到矿区，接下来从博格斯洛夫斯基矿场坐上窄轨铁路火车到达库什瓦，那里是窄轨铁路与彼尔姆铁路的交会处，从彼尔姆就可以坐上火车一路到达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但是索西瓦河沿岸没有大路。别廖佐沃周围是人迹罕至的广袤荒原，方圆1000俄里以内没有警察局，也没有俄罗斯居民，偶尔会有奥斯佳克人的小帐篷。这里没有电报局，连马都没有，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驯鹿。警察也不会追赶，但是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很容易迷路，很可能在冰天雪地中冻死，何况现在正是2月份，是暴风雪肆虐的季节……老革命家费特大夫也是我们这批流放者中的一员。为了能在别廖佐沃多待上几天，他教我假装坐骨神经痛。我顺利做到了周密的逃亡计划的前几步。所有的人都清楚，坐骨神经痛是检查不出来的。我被送进医院治疗，那里的条件更加宽松。每当我的病痛“稍稍减轻”时，我就会出去散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医生甚至还鼓励我多走走。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个季节谁也不会担心有人会从别廖佐沃逃走。我应该做出决定了，就这样我选择了径直朝西、直奔乌拉尔的道路。 这时罗什科夫斯基请来了一位外号叫“山羊脚”的当地农民商议此事。这位农民瘦小而机智，他成了这次逃跑行动的组织者，他做这些事情几乎完全是无私的。当他的身份暴露之后，他吃了不少的苦头。十月革命胜利后好长时间，他都不知道他10年以前帮助逃亡的那个人就是我。只是到了1923年他才到莫斯科来找我。我们的重逢是热烈的，我给他穿上红军的礼服，带着他去看戏，还送给他一部留声机和其他的礼物。此后不久，这位老人就在遥远的北方去世了。 要想从别廖佐沃逃出去，必须乘鹿拉的雪橇。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位敢于在这样的季节冒险走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的向导。后来，“山羊脚”找到一位济良人，他像大多数的济良人一样，机智敏捷，经验丰富。 “可别是个酒鬼吧？” “怎么不是酒鬼？他可是一个嗜酒如命的家伙。但是，他会说流利俄语、济良话和两种相似的奥斯佳克方言。要想再找到一个像他机灵的车夫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就是这个机灵的车夫后来出卖了“山羊脚”，不过，他倒是把我成功地送出了西伯利亚。 我计划在星期天半夜逃离别廖佐沃。这一天地方当局举办了业余文艺演出，我故意到临时充做剧场的兵营里去转了一圈，在那里还碰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并且告诉他说，我感到自己好多了，最近就能动身前往奥布多尔斯克了。我这样做未免显得过于诡诈，但这却是必须的。 当钟楼上敲响午夜12点的钟声以后，我悄悄地来到“山羊脚”的院子里。雪橇早就备好了。我平躺在雪橇上，身下垫着另外一件皮袄，“山羊脚”把结了冰块的于草盖在我身上，用绳子把草勒在雪橇上，然后我们就出发了。干草上的冰很快就化了，冰凉的水在我的脸颊流淌。我们走出几俄里之后停了下来。“山羊脚”解开绳子，我从干草下钻了出来。我的这位车夫打了一声呼哨，就听见好几个人不太清醒地回应着。济良人喝醉了，而且还带来了好几个同伴。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开端，可是我别无选择。我带着自己那简单的行装上了他的轻便雪橇。我穿着两件皮袄(一件毛冲里，一件毛冲外)、毛皮袜子、毛皮靴子，戴着双层的毛皮帽子和毛皮手套，从头到脚都是奥斯佳克人过冬的穿戴。我的行李里面还有几瓶烈酒，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上，这可是最靠得住的宝贝。 斯韦尔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别廖佐沃的消防了望塔上放眼望去，至少可以看到方圆一俄里范围内所有来往行人和车辆。完全可以料到，警察会去问这里的值班员，那天夜里是否有人出城。因此，罗什科夫斯基安排另外一位当地居民赶着车沿着通往托博尔斯克的大路运送宰杀好的小牛出城。果然，事情正如预料的那样。在托洛茨基出逃两天后，警察局发现了，他们朝着运送小牛的马车走的方向追去，这样他们又白白浪费了两天的时间……
这些事情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我们沿着索西瓦河走。拉雪橇的鹿是向导从几百头鹿中挑选并买下的。那位喝得醉醺醺的向导一开始总是打盹儿，而那些拉雪橇的鹿也就不走了。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到后来，他干脆任凭我怎么摇都摇不醒了。我只好摘下他的帽子，他的头发上立刻就结了一层冰，这样他的酒劲才慢慢过去了。于是我们继续赶路。这是一次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的美妙旅行，周围不时闪出一丛冷杉，偶尔在雪地上见到野兽的足迹。几头鹿起劲地跑着，舌头耷拉到一侧，啾啾啾地喘着气……路很窄，几只鹿挤在一起，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它们这样跑竟然能够互不妨碍。它们确是令人惊奇的动物：竟然不知道饥饿，好像也不会疲劳，我们出发前它们已经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而现在已经又快一整天了，我们忙着赶路，根本就没有喂它们。车夫告诉我说，它们这才刚刚“撒开腿”。它们就这样不知疲倦、不紧不慢地跑着，大概每小时8到10俄里。鹿会自己找食物吃。只要把它们用绳子拴在木桩上就不用管了，它们会自己四处找东西吃。它们能闻到埋在雪下面的苔藓，然后用蹄子在冰雪上扒一个深坑，把头伸进去猛吃一顿。我对这几只鹿的感情就像飞行员在海拔几百米的高空飞行时对发动机的感情一样。三只鹿中的领头鹿的腿瘸了，这真是让人着急！必须把它换掉。我们寻找奥斯佳克人的营地。他们的营地零星地散布在这片荒原上，彼此之间少说也隔着几十俄里。我的向导根据几乎难以觉察的痕迹找到了他们的一个营地，他在几俄里之外就可以闻到烟火的味道。为了换鹿，我们耽误了一天多的时间。但我因此却在黎明时分亲眼目睹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几只猎犬把有几百只鹿的鹿群赶向三个奥斯佳克人，他们纵马飞奔，挥舞着套索将早已看中的三只鹿给套住了。我们重新上路，时而穿过森林，时而走过冰雪覆盖的沼泽，时而经过在大片被火烧毁了的树林。我们把雪融化，烧开水沏茶。而我的向导对酒更感兴趣，但我时刻盯着他，免得他喝多了。 路，看上去是一样的，事实上却又有很大差别，这一点从鹿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走在空旷的地带，在白桦林和河谷之间穿行，路特别难走。我们眼看着风很快就把雪橇留在雪地上的痕迹给吹平了，第三只鹿时不时地就会偏离路线，一下子陷到雪里，雪都没到了它的腹部，有时甚至陷得更深，它奋力挣扎着，艰难地挣脱出来，回到路上，撞到了中间的那只鹿，把领头的鹿挤到了一边。接下来的一段，路面上的积雪被太阳晒化了，十分难走。雪橇的皮套索被拉断了两次，每停下来一次，雪橇的滑板就会冻在路上，再想挪动就很困难。套索断了两次之后，那几只鹿明显疲惫不堪了……好在太阳很快就落山，路面又冻住了，变得好走了。按照车夫的说法，这时的路面松软但不泥泞，是最好走的。几只鹿拉着雪橇迈着轻快的步子飞奔着，几乎听不到它们的蹄声。最后，我们不得不卸下一只鹿，把它拴在雪橇后面，否则，鹿会因为拉车不费力气而往旁边乱窜，说不定会把雪橇给弄坏了。雪橇平稳无声地在路面上前进着，就像一只小船在波澜平静的湖面上行驶一般。沉沉的暮霭四处弥漫，树林显得似乎更大了。我已经完全看不清路，也几乎感觉不到雪橇的移动。树木像着了魔似的飞快地向我们扑来，灌木丛闪到了一边，积雪覆盖的老树桩和挺拔的白桦树从我们身边掠过。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充满了神秘。在这万籁俱寂的夜晚，树林里只能听见那几只鹿发出的均匀的啾啾啾的喘气声。 我们就这样走了一星期，跋涉了700公里。我们已经靠近乌拉尔了，路上的车队越来越多。我谎称自己是托利男爵北极探险队的工程师。在离乌拉尔不远的地方我遇到一个伙计，他曾经在那个探险队于过一段时间，知道队里的一些情况，他问了我许多问题，幸好他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我用带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的那瓶罗姆酒摆脱了窘境。一切都还算顺利。到了乌拉尔，我就可以换乘马车了。我装扮成同税务稽查员一起巡视自己辖区的一个官员，就这样到了窄轨铁路。车站上的宪兵心不在焉地看着我脱掉身上那套奥斯佳克人的行头。 在乌拉尔这条专用的铁路线上，我的安全还是没有保证的，因为在这条支线上，任何一个“生人”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在任何一个车站都有可能被抓住，因为它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托博尔斯克的追捕我的电报通知。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但是过了整整一天之后，我坐进了彼尔姆铁路那舒适的车厢，立刻就觉得自己成功了。我坐着火车经过不久以前有宪兵、武装警卫和地方警察戒备森严地迎接我们的那些地方，不过这次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行驶，我的感觉也就大不相同了。刚开始时，我在那空荡荡的车厢里仍然感觉到又挤又闷，就走到车厢平台上，那里黑漆漆的，风很大。我情不自禁地从胸腔里发出一声大吼，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声。 我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上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到一个铁路交叉站接我。这封电报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至少她未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倒也不足为奇。我们到别廖佐沃的路程走了一个多月。彼得堡的报纸上还充斥着有关我们继续往北走的报道，消息还在陆续发来，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还在去奥布多尔斯克的路上，况且我回程的路只用了11天的时间。很显然，与妻子在彼得堡近郊的重逢令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见面了。 娜•伊•谢多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那次重逢的情况： 我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正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儿子住在彼得堡附近一个叫做泰里约基的芬兰小村庄里，我又惊又喜，不知如何是好。就在那天，我还收到了列•达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寄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除了一些有关沿途的描写之外，还让我在他到达奥布多尔斯克之后给他寄书和一些在北方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显然，他是突然改变了主意，通过一条不可思议的途径飞速赶回来的，甚至还要我去车站接他。奇怪的是，电文里没有提到车站名字。第二天一早我就乘车去了彼得堡，努力想通过铁路指南搞清楚我应该买到哪里的车票。我不敢问别人，最后还是没弄清楚就上火车了。我买了一张到维亚特卡的票，傍晚坐上火车出发，车厢里坐满了地主，他们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从彼得堡返回自己的庄园过谢肉节；他们说的全是有关煎饼、鱼子酱、咸鱼、葡萄酒之类的话题。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谈话，即将到来的会面让我激动不已，同时我心里也在担忧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但我还是深信，我们一定能见面。我好不容易挨到了天亮，这时候对面开过来的列车应该进萨米诺车站。我还是上了车以后才知道这个站名的，它令我终生难忘。我跑到站台上，那里空无一人。我跳上对面的列车，惴惴不安地一个车厢接着一个车厢地找，没有，没有——突然，我在一个包厢里看到了列•达的皮袄。由此看来他在这赵车上，但是他人到哪儿去了？我跳下车厢，几乎和从车站跑出来的列•达撞到了一起。他是去找我了。他因为电文被删改而大怒，想立刻去找他们算账，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他在给我发电报的时候，当然也想到了来车站迎接他的不是我而是宪兵，但是他想和我一块回彼得堡会容易一些，他希望自己能够吉星高照。我们坐在包房里继续赶路。列•达一路上无拘无束，泰然自若，不管是在车厢里还是在站台上都谈笑风生，毫无顾忌，这使我很担心。我都恨不得把他藏起来，要知道，如果他被抓回去，就会被判处服苦役。而他却完全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并说这就是最可靠的保护。
我们直接从车站去了炮兵学校，去找我们最可信赖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人像军医立特肯斯一家那样如此吃惊。我站在他们家宽敞的餐厅里，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呆呆地望着我，我们互相亲吻之后，他们才回过神来，感到万分惊讶和难以置信。最后，所有的人终于相信，这就是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感觉到那一时刻是多么的幸福。但是，危险还远没有过去，军医第一个想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危险才刚刚开始。当然了，有关我失踪消息的电报已经从别廖佐沃发到这里了，在彼得堡，有无数的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见过我。我和妻子决定转移到芬兰去，在那里革命赢得的自由比在彼得堡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次旅行中最危险的地方是芬兰火车站。在我们坐的火车发车之前，几个检查列车的宪兵军官走进我们的车厢。妻子面对车厢的人口坐着，我从她的目光中感到了我们面临着怎样的危险，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宪兵们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们几眼就走过去了。这是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很早以前，不管列宁还是马尔托夫都早已离开彼得堡到了芬兰。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形成的两派联合的局面现在已经又出现了深深的裂痕。革命的低潮仍在继续，孟什维克为1905年的不理智后悔不迭，而布尔什维克不但没有任何怨悔之意，而且还在推行发动新的革命的方针。我拜访了列宁和马尔托夫，他们两个分别住在相邻的村子里，马尔托夫的房间还是像往常一样杂乱无章，墙角里堆的报纸足有一人高。谈话的时候，马尔托夫时不时地从乱糟糟的纸堆里翻找出他需要的文章。他的桌上堆着撒满烟灰的手稿。他那从来不擦的眼镜夹在瘦长的鼻梁上。像往常一样，马尔托夫还是有许多精辟的、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主意，却没有一个思想是最主要的。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人手。列宁的房间则像往常一样井井有条。列宁不抽烟，他需要的报纸都做好了标记放在手边。最重要的是，在他那张平凡但不平庸的脸上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心，虽然其中不乏有观望的成分。当时局势还不明朗，没有人知道这是革命浪潮的彻底消退还是新的高潮到来之前的短暂间歇。但不管是消退也好还是间歇也罢，我们都必须坚决地同怀疑思想做斗争，从理论上总结1905年革命的经验，为迎接新的高潮或者是下一次革命培养教育干部。在谈话中，列宁赞扬了我在监狱中写的几部著作，但也责备我没有做出必要的组织结论，也就是说，我没有转向布尔什维克一边。他是对的。告别时，他给了我赫尔辛福斯的几个朋友的地址，这些地址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这几位朋友帮助我和我的家人在赫尔辛福斯附近的奥格利比尤安顿了下来，在我们离开以后，列宁也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局长是一位积极分子，即芬兰革命民族主义者，他答应一旦有来自彼得堡那边对我的威胁，他会提前通知我。我、妻子和幼小的儿子(他是在我坐监狱时出生的)一起在奥格利比尤住了几个星期。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我把我的这次流放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是《往返记》，并利用这本书的稿费取道斯德哥尔摩出国。我的妻子和儿子暂时留在国内。一位年轻的芬兰女积极分子把我送到边境。当时，他们还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到了1917年，他们却变成了法西斯，成了十月革命的死敌。 我乘坐斯堪的那维亚的轮船开始了新的流亡国外的生活，这次流亡长达十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