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二章 邻居和启蒙学校 在离亚诺夫卡一俄里或者更近一点的地方坐落着坚博夫斯基农庄。多年以来，父亲一直租种他们那里的土地，因此同那家人也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农庄的主人是一位波兰老妇人，她叫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年当过家庭教师。她在第一任富有的丈夫去世之后，就让家里比她小20岁的管家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做了第二任丈夫。费奥多西娅·安东诺夫娜早就不与她的这位丈夫住在一起了，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掌管着农庄。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是一个身材高大、留着小胡子、生性开朗活泼的波兰人。他经常来我家，坐在大圆桌旁一边喝茶，一边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讲述他自己那其实很贫乏的经历，还不时地重复个别的词句，同时用手指扣着桌子以加重语气。 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有一个不错的养蜂场，因为蜜蜂害怕马的气味，所以养蜂场建在离马厩和牲口栏很远的地方。蜜蜂从果树、白皂荚树、油菜、荞麦等所有它们能找到的植物的花朵上采来花粉，酿成蜂蜜。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有时会用布兜着两只扣在一起的盘子，给我们带来一块浸着橙黄透明的蜂蜜的蜂房。 有一天，我跟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去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那里借种鸽。他在那幢空荡荡的大屋中的一间偏房里招待我们喝茶，散发着潮气的大盘子里放着黄油、干酪和蜂蜜作为茶点。我边喝茶边听他们闲谈。 我提醒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我们可别晚了呀。” 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说：“别着急，再等一会，等鸽子们都在屋檐下安静下来，天快黑了它们快看不见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去捉。” 可我等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终于，我们可以去捉鸽子了，我们提着灯笼爬上仓房的阁楼。“现在可要小心了。”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提醒我们说。这里梁木纵横交错，老鼠到处乱窜，结满了蜘蛛网，到处是灰尘和鸟粪。我们吹灭了灯笼，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示意道：“看，就在那边，去捉吧。”于是，阁楼上开始了一片大乱。黑暗中鸽子们咕咕地叫着，扑扑拉拉地扇动着翅膀到处乱飞。这一刻我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翻腾了起来，周围的一切都窒息了。“这里！这里还有一只，抓住它，抓住，来，快点把它塞到口袋里。” 回家的路上，鸽子们还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背着的口袋里乱叫乱撞。我们在作坊的屋檐下搭了鸽巢。我每天都要爬上去十几次，给它们拿些谷子、麦粒、食物的碎渣，给它们送水。一个星期过后，鸽巢里出现了两枚鸟蛋。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体会养鸽子的快乐，它们就成双成对陆续飞回老家了，剩下三只被剪掉了羽毛不能飞的，一周后羽毛丰满也飞走了。我们养鸽子的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父亲在伊丽莎白格勒近郊从T夫人手里租种了些土地。T夫人是一个寡妇，将近四十岁，脾气有些古怪。她身边总有一位爱打牌、好音乐的鳏夫相好陪伴左右。这位老兄曾陪着T夫人到亚诺夫卡来考察关于租约的事情。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客厅和隔壁的房间里，用烧鸡、樱桃酒和果酱款待他们。午饭后我也呆在客厅里，看见这位老兄凑到T夫人的耳边说一些可笑的话。他撩起上衣的下摆，从条纹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雕花的烟盒，点上一支香烟，娴熟地吐着烟圈。T夫人不在场的时候，他给人们讲T夫人读小说时是如何只看对话的。听他说这些，大家只是礼貌地笑笑，谁也没有搭话。因为我们明白，这位老兄会把我们的话告诉T夫人，说不定还会添油加醋地搬弄是非。 父亲是与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合伙向T夫人租种土地的。当时早已独居的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一见到T夫人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下巴上的花白胡子不见了，总是穿着浆过的带硬领的衬衫，系着领带，别着领针，口袋里经常揣着这个女人的照片。虽然他也会像别人一样取笑格里戈里叔叔，但他对叔叔还是推心置腹的，他还把这女人的照片拿给叔叔看。他一边把照片拿出来，一边说：“看，我曾对这女人说，‘夫人您的香唇天生就是让人亲吻的’。”后来卡吉米尔·安东诺维奇与T夫人结了婚，但是婚后半年，他就在T夫人庄园的院子里被公牛用犄角给顶死了。 离亚诺夫卡8俄里是Ф兄弟的农庄。他们有几千俄亩的土地，他们的房子像王宫一样，装饰陈设富丽堂皇，有好多间客厅，还配有弹子房以及房间。这些都是Ф家这两兄弟，列夫和伊万从他们的父亲手里继承的，但是这笔巨额的遗产已经快被这两兄弟挥霍光了。他们的田产由专门的管家管理着，经营上还采用复式记账的方法，但他们的农庄仍然亏损。当谈论起我的父亲的时候，Ф兄弟会说：“别看达维德·列昂季耶维奇住的是土房子，但他可比我们有钱。”当有人把这话告诉父亲时，他显得很满意。有一次，Ф兄弟中的弟弟伊万带着两个骑马的猎人，背着枪，牵着两只猎犬路过亚诺夫卡，这样的排场在我们亚诺夫卡可是从来都没见过的。父亲在他们身后摇着头说：“他们很快就会把那一大笔遗产挥霍光的。” 赫尔松州的农庄无论有什么样的差别，不论是世袭贵族还是因为有功劳而被赏赐的官吏，或者是1881年之前成功地置办了地产的那些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他们的命运都是注定的走向衰败。这些农庄基业的开创者们都具有共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天生的成功的掠夺者。当然，我并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到19世纪80年代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白手起家，就凭着他们的那份才智，有时还冒着犯罪的风险，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这些人的第二代已经是在暴富起来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们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学说法语，玩弹子球，干着其他的各种放荡的事。19世纪80年代，国际竞争导致的农业危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他们的第三代多是一些败家子、废物或者有先天的残疾。 没落贵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戈尔托潘诺夫家。这里的一个大村子和乡就是以戈尔托潘诺夫命名的，周围的土地曾经都是他家的。现在那个老头的手里只剩下了400俄亩土地，而且还都被抵押甚至再抵押了出去。我父亲就租种了他的一些地，但租金是直接交给银行的。那老头季莫费·伊萨耶维奇现在就以替农民们写书信和讼状为生。他和妻子来我家的时候，常常把招待他们的茶点和糖藏在袖子里带走。他的妻子有时候会流着口水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家里是如何的阔绰：家里使唤着农奴，弹的是钢琴，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名贵香水。她的两个儿子几乎都不认字，小儿子维克托尔在我家的作坊里当学徒。 离亚诺夫卡五六俄里的地方住着犹太地主M斯基一家。这家人十分古怪，有些疯疯癫癫的。主人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有六十多岁，受过贵族式的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会弹钢琴，还懂一点文学。他弹钢琴时左手水平一般，而右手据他自己说有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出的水平。他用指尖敲击键盘，发出悦耳的声音。他可以从奥金斯基的波罗涅兹舞曲跳到李斯特的狂想曲，然后又马上转到圣母颂。谈话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前言不搭后语。有时他会突然停止弹奏，走到镜子前面，如果旁边没人他就会用香烟把自己的胡子烧整齐。他不断地抽烟，又时常叹气，好像很讨厌抽烟似的。他与自己的妻子，那个乖戾的老太婆，已经有15年不说话了。他的儿子达维德有三十五岁左右，脸上总是缠着白色的绷带，上面露着一只眨巴眨巴的红眼睛。在军队服役的时候，他因为惹恼长官挨了揍，他打了那个军官一个耳光，就跑出来打算开枪自杀。结果子弹把他的腮帮子打了一个洞却没有死成，于是脸上永久地留下了伤疤，只能总是缠着绷带。人们要严惩这个士兵，当时M家有钱有势还粗通文墨的老太爷哈里顿还活着。他发动全乡的人给他孙子作证，说他有神经病。或许他们说得并不太离谱，达维德带着脸上的伤疤和一纸神经病诊断证明书活了下来。 在我的记忆中，M家族的家业是逐渐衰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到我家来还坐着漂亮的用骏马拉着的四轮马车。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还和哥哥一起去M斯基家。当时他家的花园很大，收拾得也不错，花园里甚至还养着孔雀。这种野生的鸟高傲的头上长着冠子，尾巴的羽毛上点缀着色彩鲜艳的漂亮斑点，腿上还长着鸟距，我还是第一次到这么漂亮稀奇的鸟。后来花园里的孔雀不见了，别的东西也没了，花园的墙也倒塌了，牲畜在里面肆意地践踏着花木。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来我家的时候坐的车也换成了用耕地的马拉的带篷子的大车。他的儿子打算振兴他们的家业，但不是做老爷，而是当农民：“我们买上几匹马，也像布隆施泰因家那样起早去赶马。”我父亲说：“他们那么干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了买马，达维德去了伊丽莎白格勒，他在牲口市上转悠着，用骑兵的眼光打量挑选着马匹，最后买下了三匹。他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当时家里坐满了客人，人们都穿着轻薄的夏装。阿布拉姆提着灯笼走下台阶来看马，身后还跟着妇女、大学生和一群孩子。达维德立刻觉得自己是一个相马的行家，他向大家数说着这几匹马的优点，特别是一匹用他的话来说像一位淑女的马。阿布拉姆搔着胡子也附和着说：“马倒是好马……”接下来人们就开始狂欢庆祝。达维德从一位漂亮女子的脚上脱下一只鞋，倒满了酒，端到嘴边。 那位小姐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惊喜而红着脸问道：“您不会真的把它给喝了吧？” “要是我连朝自己开枪都不怕……”他说着一仰脖子就把酒倒到了喉咙里。 “你就别再炫耀你那点事了广他那平时不爱说话的母亲突然对他吼道，这个高大肥胖的女人承担着所有的家务。 “您这是冬麦吧？”M斯基这样问我的父亲，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精明能干。 “当然不是春麦了。” “这是尼科波尔克品种的吧？” “我这可是冬麦！” “我知道是冬麦，但到底是尼科波尔克品种还是克尔科品种？” “我从来都没听说过有尼科波尔克品种的冬麦，也许别人有吧，但我可从来没见过，我的冬麦是圣多米尔克品种的。” 就这样，M斯基家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效，第二年他们的土地就又租给了我的父亲。 这里的德国移民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间可真有富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古板，儿子们很少会送到城里去，女儿们都要下地干活。那时候，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砖砌的，盖着红红绿绿的铁皮屋顶。他们的马都膘肥体壮，马具也很结实，车是油漆过的，我们把这种车叫做“德国大车”。这些人中与我们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多恩。他是一个生性活泼的胖子，赤脚穿着矮腰的皮鞋，一副毛茸茸的黄褐色面孔，灰头发，总是坐着一辆漆成彩色的马车，拉车的是肥壮的大黑马，马蹄子踏在地上嗒嗒地响。这里像多恩这样的人可真不少，他们中最著名的是草原上的绵羊大王法尔茨·费恩。 草原上数不清的羊群一望无边，这是谁家的呢？是法尔茨·费恩家的。大路上一队队装着粮食、柴草、谷糠的大车运往谁家？法尔茨·费恩家。飞驰的三套马的雪橇上坐着的穿着裘皮的老爷是法尔茨·费恩家的管家。令人称奇的壮观的驮队只有法尔茨·费恩家才有。法尔茨·费恩家有从美国买来的骏马，有从瑞士买来的公牛。 这个家族的创始人当时的姓氏还只是“法尔茨”，还没有“费恩”。他是奥尔登堡公爵庄园里的工匠总管。奥尔登堡公爵得到了政府补贴，饲养美利奴绵羊。公爵欠下了100万卢布的债务，但是事业并没有成功。法尔茨买下了公爵的这份产业不再用公爵原有的方法经营，而是改用牧羊人的方式。随着他的羊群不断增值，他的牧场和产业也很快发达起来。他的女儿嫁给了另一位牧场主费恩，于是这两大牧羊王国就结合在一起了。在草原上法尔茨·费恩的名字是那么响亮，就像几万只绵羊奔腾时的脚步声，就像无数头羊在叫，就像无数背着长鞭的牧羊人的长啸，就像千万只牧羊犬在狂吠。就连草原也是不论盛夏还是严冬都时时刻刻地呼吸着这个名字。 我生命中最初的五年就这样过去了。我的经验一天天地增长，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无论是在外面的世界还是在我们这个穷乡僻壤。事件在我的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有一次人们从田里抬回来一个被蛇咬伤的姑娘。那姑娘哭得很可怜，大家把她肿得厉害的腿自膝盖以上扎紧，用酸牛奶为她冲洗伤口。她被送到博布里涅茨的医院，治好以后就又回来工作了，被咬过的脚穿着破烂的脏袜子，工人们便开始叫她“小姐”。 一个喂猪的小伙子前额、肩膀和手被他喂养的大公猪咬伤了。这猪是新品种，个子很大，是被弄来改良猪种用的。那小伙子被吓得像孩子一样哭叫，后来他也被送进了医院。 两个工人站在运粮食的车上，拿着铁叉逗着玩，我看得直发呆，结果一个家伙被铁叉伤到了腰，从车上掉了下来。 所有这些事都发生在一个夏天，每个夏天都会发生一些事情。 有一年秋天，整个磨坊一夜之间就被吹到了池塘里。这磨坊的梁木早已朽烂，在狂风中磨坊的木墙就像一面风帆，磨坊一下子就被吹跑了，只剩下锅驼机、磨面机等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上。被面粉喂得硕大的老鼠不时从木板下面窜出来。 我曾经背着大人跟着挑水的人到田里捉土拨鼠。要不快不慢、恰到好处地把水灌到鼠洞里，然后拿着棍子守在洞口，等着浑身湿透的土拨鼠从洞里探出头来。老土拨鼠会用屁股塞住洞口，拼死抵抗一会儿，但是当第二桶水灌下去以后，它们也就只好乖乖地出来送死了。人们打死它，割下爪子用线穿起来，交到政府那里，每只土拨鼠可以得到一戈比的赏钱。一开始政府是按照死土拨鼠的尾巴数量来给钱，但是有人用一只鼠的皮卷成卷来冒充几十条尾巴，因此政府改用计算爪子的办法。我回家的时候总会弄得一身泥水。家里并不喜欢我去干这种事情，他们更愿意让我呆在餐厅的沙发上画瞎眼的俄狄普斯和他的女儿安提戈涅。 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坐着雪橇从离家最近的城市博布里涅茨回家。大雪迷途，再加上旅途劳累，我坐在车上打起了瞌睡。在转弯时，雪橇突然翻了，我摔得趴在雪地上，车上的毛毯和干草盖到我的身上。我听到母亲的惊呼声，可是没法回答。车夫是一个新来的小伙子，长着棕红色的头发，高高的个子。他掀起毛毯找到我了。我们又坐上雪橇重新上路。我开始抱怨自己背上冻得直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那年轻的车夫回头冲我笑着，露出坚实洁白的牙齿。我说：“是啊，就是起了鸡皮疙瘩。”他回答说：“不要紧，我们就快要到家了。”说着就继续赶着马车跑起来。第二天夜里，这个车夫和那匹马都不见了。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农庄，父亲让哥哥带着一队人骑马去追，哥哥一边给那匹叫穆茨的马备鞍，一边说要狠狠地教训那个偷马的家伙。父亲脸色阴沉地对他说：“你还是先追上他再说吧！”过了两天追赶的人才回来。哥哥抱怨雾太大，没能追上那盗马贼。这个英俊、愉快、长着一口洁白牙齿的小伙子会是盗马贼？ 我发烧了，说着胡话，浑身难受，手脚脑袋都动弹不了，似乎都肿胀得要顶到房顶了。我咽喉肿痛，浑身发热。父亲和母亲看了看我的喉咙，担心地互相望了望，决定给我涂上药膏。母亲说：“廖瓦恐怕是得了白喉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要是白喉，早该躺在担架上去了。”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的话心想，躺到担架上就是说我快要死了，就像我的小妹妹罗莎死的时候一样。但是我不相信自己会死，我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谈话，最后他们决定把我送到博布里涅茨去治病。母亲虽然不是很迷信，但是也不愿意在星期六出门进城，就让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带我去。我们在小塔吉扬娜家住下。她曾在我们家干过活，后来嫁到了博布里涅茨。她家没有小孩，因此不怕传染。沙图诺夫斯基医生来了，他给我量了体温，检查了咽喉，然后像往常一样说还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塔吉扬娜给了我一个啤酒瓶，里面有一座用木片搭成的小教堂。我的手脚不怎么难受了，病情开始好转。我的病大概是在我知道明确的纪年概念不久之前的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阿布拉姆叔叔是一个自私冷漠的家伙，他有时几个星期也不会理小孩子们。但突然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就叫住我问道：“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是1885年，重复一遍，记住了，以后我还会问你的。”这是什么意思，我被弄糊涂了。我那娴静的堂姐奥莉加说：“是的，今年是1885年，明年就是1886年了。”我可不信她的话，要是时间有自己的名称的话，它就会永世长存，就像门口的石头、磨坊和我一样。奥莉加的妹妹也不知道该信谁的话。我们三个都因为进入到这样一个新的未知领域而不安，就像走进了一间漆黑的、没有家具的空屋子，一说话只有空荡荡的回声。最后还是我认输了，所有的大人都跟奥莉加说的一样。就这样，我的生活中有了明确的纪年的概念是1885年。这一年我结束了自己的史前蒙昧时代，那时我六岁。这一年的俄国粮食歉收，危机四伏，发生了第一次工潮。这一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那不可思议的名字，我总是试图弄明白数字和时间的关系。后来就开始了年代的更替，开始比较慢，再往后就越来越快，但1885年在这些年份中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就像一家之长兄、一族之始祖，它是我的纪元的开始。 有一次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坐在门前的大车里等着父亲，不小心动了一下缰绳，那拉车的小马就飞奔起来，车子从房子、谷仓、花园旁边疾驰而过，跑过没有路的田野，向坚博夫斯基方向狂奔。我听到背后人们的一片惊呼，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道深沟，就在沟边上那马突然拐一个弯，停住了，险些翻车。车夫急奔着追了过来，后面是两三个工人，再后面是我的父亲，跟着跑来的是急得直搓手的母亲和姐姐。当我跳下车迎着母亲跑过去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惊叫着。父亲脸色煞白，狠狠地打了我两巴掌，但我并未感到委屈，因为这件事太非同寻常了。 好像也是在这一年，我跟着父亲去了伊丽莎白格勒。天刚蒙蒙亮我们就上路了，走得并不急，在博布里涅茨喂过马，傍晚到达被亲切地称为什维瓦的伏什瓦。我们就在那里过夜，因为前面去城市的路上经常有强盗出没。世界上没有一个都市，不管是巴黎还是纽约，会像伊丽莎白格勒那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城市的人行道、商店、绿色屋顶、警察和拴着线的红气球，这一切都令我在几个小时之内领略了文明的景象，使我大开眼界。 在我懂得纪年之后的第二年开始上学了。一天早晨醒来，我很快地洗了一把脸(在亚诺夫卡洗脸都是很快的)，感受着新的一天，当然首先想的是茶、牛奶和黄油面包。我走进餐厅，看见母亲和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那个人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满脸堆着讨好的笑容，他们看我的眼神使我立刻明白他们正在谈论我。 母亲说：“过来行礼，廖瓦，这是你未来的老师。”我有点害怕但也蛮有兴趣地打量着那个陌生人。他像所有的在东家面前见到自己未来学生的老师一样，和蔼可亲地笑着，跟我打招呼。我进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与老师谈好了我去移民区学校上学的条件：要教我俄文、算术，还要用希伯来文讲授犹太教的圣经，学费是若干卢布外加几袋面粉。对于我要学哪些课目，母亲讲得并不十分明确，因为她也不很清楚。喝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命运就要发生变化了。 此事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父亲用大车把我送到了移民区去上学，他把我安顿在拉希莉亚婶婶家里，车上还装着送给她的面粉和其他食品。 格罗莫科尔的移民区离亚诺夫卡有四俄里远，一条小河从它中间穿过，将它一分为二。河的这边是犹太人区，对岸是德国移民的聚居区。德国人居住区的房屋比较整洁，有的房顶上是瓦盖的，有的是用芦苇铺的，他们的牛马都膘肥体壮。而犹太人这边的房屋比较简陋，屋顶已经破烂不堪，牲畜更是骨瘦如柴。 奇怪的是，第一所学校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我在上面写下第一个俄文字母的石板、老师握着钢笔的又细又弯的食指、学生们齐声朗读圣经的场景、一个小孩因为偷东西而受到的惩罚——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都已模糊不清。或许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的老师的那位妻子，一位高大肥胖的妇人。她总是时不时地突然来到学校。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她来向老师抱怨说新面粉有些怪味。当老师把他那尖尖的鼻子凑到她手里的面粉上面准备闻闻的时候，她把面粉撒到了老师的脸上。这就是她开的玩笑，学生们都笑了，只有老师一个人不太高兴。我很同情这位满脸都是面粉站在课堂上的老师。 我寄宿在慈爱的拉希莉亚婶婶家，却并没有感觉到她的存在。这个家是由阿布拉姆叔叔当家的。他对侄儿侄女都很冷淡，但有时却也会款待我，还把我叫过去吃骨髓，他说：“这可是好东西，给我十个卢布我也不卖。” 叔叔的房子在移民区人口的地方。对门住着的是一个皮肤黝黑、瘦高个子的犹太人，他是一个盗马贼，也干一些其他见不得人的事情。他有一个女儿名声也很坏。盗马贼家附近住着一个制帽匠，是一个长着棕红色大胡子的年轻犹太人。有一次他的妻子来找住在叔叔家的移民区检察官，状告那盗马贼的女儿勾引她的丈夫。当然，检察官拿这事也没有办法。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我看见一群人拖着一个女人，对她嘲笑谩骂，还朝她吐口水，这女人就是那个盗马贼的女儿。这种类似圣经故事中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以后，我叔叔阿布拉姆娶了这女人，当时他的父亲已经被作为移民社区的破坏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从前的保姆玛莎在阿布拉姆叔叔家做佣工。我常常跑到厨房去找她，在她那里我会有一种回到亚诺夫卡的感觉。时常会有人来找玛莎，其中也有不少性子很急的人，那时我就会被提着后脖领从房间里给扔出去。 一天早晨，我们所有的小孩都知道玛莎生孩子了。我们躲在角落里惊奇地谈论这事。几天以后母亲从亚诺夫卡来了，她也去厨房里看望了玛莎和她的小孩，我也乘机混了进去。玛莎用布包着头，一直包到了眼睛上面，胖胖的小家伙就躺在她身边的宽凳子上。母亲看了看玛莎，又瞧了瞧孩子，没有做声，只是责备地摇了摇头。玛莎低着头，一言不发，后来她抬头望望孩子说：“您瞧，他小手托着腮，跟个小大人似的。”母亲问：“你不心疼吗？”玛莎言不由衷地回答说：“不，他可是个累赘。”母亲温和地反驳道：“你瞎说，你还是心疼的。”一周以后，那婴儿死了，他的死就像他的出生一样神秘莫测。 我时常从学校回到家里，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有时住的时间更长。我在同学们中间交不到什么朋友，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土语。我在那所学校只呆了几个月，这也许就是我对它的印象不太深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是舒费尔教会我读书写字的，这两项本领让我受益终生，因此每当我回忆起我的第一位老师的时候总是心存感激的。 我开始使劲地读书，还抄下了一些诗句，而且自己也写了一些诗。后来，我还和表兄谢尼亚·K(斯基一起办过杂志。当然在新的生活道路上也不免有些挫折。我刚学会写字的时候，对此很着迷。有一次我一个人在餐厅里把我在作坊和厨房里听到的一些话用印刷体写了下来，这样的话我的家人是不说的。我知道不该这么做，但书写的乐趣就在于冲破禁令。我决定把那张纸装在空火柴盒里，埋到谷仓后面的土里。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写完，姐姐就进来了，她要看看我在写什么，我从桌子上抓起纸片，不给她看，这时母亲也进来了。她们要我把纸给她们看，想知道我在写什么。我羞红了脸，把纸扔到沙发后面。姐姐要去捡，我一边大叫着“我自己拿”，一边捡起纸片，把它撕得粉碎。我觉得很失望，不住地掉眼泪。 大概是1886年圣诞节那天的晚上，我们正在餐厅里喝茶，一群化了装的人冲了进来。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惊得倒在了沙发上。人们赶紧安慰我，叫我别害怕，然后我就兴趣十足地听“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独白。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幻想的世界，这是我第一次领略戏剧的魅力。令我惊奇的是，这个角色竟然是当过兵的佣工普罗霍尔扮演的。第二天吃过午饭，我就拿着纸和笔到佣工们的房里去请“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口述他的独白。普罗霍尔推辞了半天，在我苦苦请求下他终于答应了。后来，我就着佣工房间的窗户开始记录“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的押韵的独白。可是还不到五分钟就被父亲发现了，他严厉地命令道：“廖瓦，回你的房间去。”为此，我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个下午。 我写过诗，那些不成样子的句子是我童年时爱好文学的见证，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姐姐看到了我的诗句，后来家里的人就都知道了。他们要我在客人面前朗读自己写的诗，我觉得很难为情，不肯答应。他们就哄我或者装出生气的样子，软硬兼施地劝我。有时候我会逃开，但大人们总有办法逼我就范。我胸口怦怦直跳，眼里含着泪水读自己写的诗，当读到抄来的或是蹩脚的句子时，我就会感到羞愧。 但无论如何，我是品尝到了知识之树的果实的滋味。我生活的天地并非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扩展，我的思路从餐厅里破了洞的旧沙发上逐渐伸延到外面的世界。阅读使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