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前言 我们这个时代，回忆录一类的作品又繁荣起来，这种繁荣可能胜过以往的任何时代。这是因为有内容可述。时代越是激烈动荡，越具戏剧性，人们对当代历史的兴趣就越浓厚。风景画的艺术不可能诞生在撒哈拉沙漠。历史“转折”的时期，就像我们所处的时代，总是激励人们用当年积极参与者的目光去回顾昔日早已逝去的岁月。这可以用来解释自大战结束以来回忆性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或许它也能说明本书的出版缘由。 我个人积极的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止，为本书的问世提供了契机。君士坦丁堡的客居生活是我生命中预料不到又绝非偶然的驿站。客居他乡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我暂居于此，静待时局的进一步发展。革命者的一生中缺乏了某些“神秘色彩”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在君士坦丁堡这短暂闲适的生活是再好不过的一个机会，可以在时势允许我向前推进之前，回顾一下过去。 最初我只是为报纸写一些自传性的随笔，并仅限于此。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我不知道我的这些文字是如何与读者见面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只是在结束这些文章的写作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我决定要写一本书。我选择了另一种更广泛的题材，重新开始全部的工作。本书与最初为报纸写的几篇文章之间惟一的共同之处仅在于，它们所涉及的是同一个对象，除此之外，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品。 我特别详尽地叙述苏维埃革命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始于列宁卧病在床和“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发起之时。正如我力图指出的那样，追随者们夺取权力的斗争决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争斗。它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反对十月革命和准备热月政变。人们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您是如何失去权力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可以由此而出。 作为一本革命政治家的自传，本书不可避免地涉及一系列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与俄国社会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全人类的发展相关，特别是与那些被称为革命的关键时期相关。当然，在本书中我不可能从根本上详细研究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我的个人生涯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而今对许多东方国家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所谓不断革命论，在本书中只能作为次要方面简要论述。假如这样的安排不能使读者满足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你，关于革命问题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可以写成一本专著，在这本专著中我会试图对自己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做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结。 在这本书里，我对为数不少的人物的描述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政党所做出的描述并不总是相吻合，于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找到一些枝节，并以此来指责我的描述缺乏起码的客观性。在此之前，我在期刊上发表的只言片语已经引起了这样那样的反驳。这是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即便我能够成功地把我的自传写得像银版照片一样将我的生平原样照显(当然我根本就不打算这样写)，它仍然会激起往日争论的余波，这些争论是由当年的冲突引起的。然而，本书并非对我个人生活的刻板记述，而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将继续我毕生所从事的斗争。在叙述时，我时而作鉴别和判断，时而作评价；在讲述中，我进行自卫，但更多的时候是进攻。我认为，这是使我的自传更具有客观性，也就是使它更加准确贴切地表现人物、环境和时代的惟一手法。 客观性并非假装冷漠，以一种旁观者的口吻伪善地谈论自己的朋友和敌人，在不便直说的地方就拐弯抹角地暗示读者，这样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世俗的陷阱而已。我不需要这样的客观性。我既然认为有必要讲述自己，那我就没有理由掩饰自己的爱憎好恶——没有人能做到撰写自传而不谈自己的感受。 这是一本论战性的书，它反映了完全建立在矛盾基础之上的社会生活的进程。学生对老师的无礼顶撞，社交场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满怀忌妒的刻薄辞令，永无休止的商业竞争，在科技、艺术、体育等所有领域展开的疯狂竞赛，深刻的利益矛盾导致在议会冲突不断，报刊之间终日不休的激烈争论，工人们举行罢工，游行示威者遭到枪杀，文明的邻国间兵戎相见，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内战的烽火几乎从未熄灭……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论战”的不同形式：从看似平静几乎不被察觉实则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寻常的“论战”，到危机迭起的、爆炸性的、火山爆发式的战争与革命的“论战”。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就生长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与之同呼吸共命运。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想忠于自己的祖国，我们又怎能不投身于这场论战呢？ 但有一条更基本的准则：对事实的叙述要严谨平实。正如最不可调和的革命斗争也要考虑时间、地点这些情况一样，论战性最强的著作也应该遵守物与人之间固有的比例关系。我希望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局部上也遵循这一原则。 诚然，在为数不多的几处，我以对话的形式记述了当年的几次谈话。没有人会要求我逐字逐句地原样再现多年前的谈话，我对此也不苛求自己。某些对话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那样的时刻，某次谈话特别清晰地印在他的记忆中，这类谈话他往往会对自己的知交或政治上的朋友反复讲述，因此，它们会牢牢地铭刻在人的脑海深处。我这里所指的首先当然是政治性谈话。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我历来对自己的记忆力深信不疑。事实多次证明了本人记忆力的可靠性，并使它成功地经受了考验。但是，在此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如果说我的空间记忆力相当差的话，那么我的音乐记忆力就更不值一提了，同时我的视觉记忆力和语言记忆力也相当一般，可我的思维记忆力却要比一般水平高出许多。而事实上，思想和思想的发展以及人们为这些思想而展开的斗争，在这本书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 当然，记忆并非自动机械计算器，它绝不是“大公无私”的。它常常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东西遗忘或者将它们挤到阴暗的角落。但这已经是“精神分析”批评的事情了。这种批评偶尔也会有一些睿智精辟对人颇有教益的见解，但更多的时候却只是标新立异、信口开河。 毋庸置疑，我经常坚持通过将自己记忆的东西与文献资料对比的方法来检验我的记忆力。不管我的写作条件有多么艰难，我仍然借助极其有限的图书材料和档案资料对本书中所涉及的重要事件和时间进行必要的核实。 从1897年以来，我就是以手中的笔作为自己斗争的主要武器的。因此在过去的32年间，我的生平事迹几乎连续不断地发表在许多刊物上。自1903年以来开始的党内派别斗争明显地留下了我个人活动的印记。我和我的对手之间毫不留情地相互攻击，所有这一切都已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十月革命以来，有关革命运动史的研究在年轻的苏维埃学者和多数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档案和沙皇警务厅的档案中寻找一切使人感兴趣的东西，给它们加上详尽可靠的注释，然后出版。在革命后最初的几年还没有掩盖和粉饰一些东西的必要，这项工作还能够十分认真地进行。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出版局出版了(列宁文集)和我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每卷中都附有长达几十页的注释，其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作者活动及这一时期重要事件的珍贵的真实资料。无疑，上述所有这些，减轻了我在写作本书时的工作，有助于我确定正确的时间线索和避免事实性的错误，至少是避免严重的错误。 不可否认，我的人生道路确实并非那样平淡无奇，但其中的缘由与其从我个人身上去探究，还不如到时代环境中去寻找。当然，要干成我所干的那些或好或坏的事情，也需要一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但换一个历史条件，这些个人特点或许会静静地沉睡，正如人的无数天赋和激情在社会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始终沉睡一样；然而在今天这一环境下被排斥或压抑的其他素质则有可能会表现出来。客观凌驾于主观之上，客观是事物的最终决定因素。 我自觉而积极地为了一个明确的思想目标而斗争的活动，大约始于十七八岁。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仅凭自身的条件就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过去多少有些出众的事情都与革命相关，并由此而使它变得有意义。这也是我的这本自传得以问世的惟一理由。 但是，它也给我的写作带来了困难。我个人生活的事实与历史事件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很难将二者分开。然而，这部自传毕竟不是一本历史学术研究著作，因此书中对历史事件的取舍安排并非依据它们的客观意义，而是取决于它们与我的个人生活事实的联系的紧密程度。于是，如果书中对个别历史事件以及一些历史阶段的取舍安排并不像一部历史著作那样恰当也就不足为奇了。自传与革命史之间需要摸索出一条合理的界线，既不能将对我个人生平的描述淹没在对历史的研究之中，又要给读者提供社会发展的事实依据。对这一问题，我在此假定读者们已经了解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因此只要对历史事件及其前因后果做一些简要提示就能唤起读者们的记忆。当本书问世的时候我也将年届半百。我的生日与十月革命日恰好巧合。天知道神秘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会由此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本人也是在十月革命整整三年以后才发现了这一有趣的巧合。我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一直长到9岁，这期间从来离开过那里。我读了8年中学，中学毕业后第一次被捕。与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监狱、流放、流亡异国他乡成了我的大学。我蹲过两次沙皇的监狱，前后加起来总共有将近4年的时间。也曾经两次被沙皇政府流放，第一次流放了两年，第二次有几个星期，两次我都从西伯利亚逃了出来。我两次流亡国外侨居他乡，总共在欧美几个不同的国家度过了将近12年的时光：1905年革命前有两年，革命失败后有近10年。世界大战期间，1915年，我被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缺席判处监禁，第二年我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到了西班牙，在马德里被短期监禁，然后又在警察的监视下在加的斯停留了一个月，最后又被驱逐到了美国。就在我旅居美国的时候，二月革命爆发了。1917年3月，我在离开纽约回国的途中被英国人逮捕，并在加拿大的集中营里被关了一个月。我参加了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1905年革命期间曾经担任彼得堡人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革命中再次担任这一职务。我亲身参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并成为苏维埃政府成员。我曾经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我曾经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从事组织领导红军和重建红海军的工作。此外，在1920年间，我负责恢复被破坏了的铁路运输系统的领导工作。 但是，除了内战的几年之外，党务活动和写作活动构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从1923年起，国家出版局开始出版我的选集，仅出版了13卷，另外，早些时候还出版过我的5卷军事文集。自1927年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迫害变得异常残酷之后，这些出版工作就被迫停止了。 1928年1月，我遭到苏联现政权的流放，在中国边境上度过了一年。1929年2月，我被驱逐出境来到土耳其，正是在君士坦丁堡我写了这本自传。 即使是这段简要的概述，也不难看出我的生平无论如何都不能算做是平淡无奇的。恰恰相反，由于其中充满了无数的迂回曲折、意外、尖锐冲突和起落沉浮，它使我的生平简直可以用“奇遇”来形容。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实际上就个人天性而言，我和那些寻求奇遇的冒险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从个人秉性来看，我倒是一个略有一些学究气和守旧的人。我崇尚纪律与秩序，不能容忍无序和破坏，这绝不是信口胡说，事实就是如此。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勤奋而又认真的学生，在日后的生活中我始终保持了这两种品质。在内战的烽火岁月中，我乘着专列奔忙于祖国各地，行程可以绕地球赤道好几圈，沿途每当看到用新松木板修筑的围墙我都会非常高兴。列宁得知了我的这个奇怪的喜好后，还多次以此与我开一些善意的玩笑。我过去和现在一直都认为，如果一本书可以使人在其中发现新的思想同时又能够用它优美的文笔将作者的这些思想传递给读者，那它就是我最喜爱最珍视的文化成果。我一直渴望学习，在我的内心深处曾经多次感到，似乎是革命工作妨碍了我系统地学习。尽管我近30年的自觉生活几乎全都被革命斗争所占据，但是如果我有机会重新开始我的生活的话，我仍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我现在正在跋涉的这条路。 在我第三次流亡国外之际，我有幸写下这些文字。而此时，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却都被他们亲手创建并为之立下汗马功劳的苏维埃共和国发配到了流放地或者关进了监狱。他们中的一些人动摇，退却；有些人甚至在对手面前举手投降。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在精神上崩溃了，有的是因为身陷迷宫找不到出路，还有的是由于忍受不了肉体上的折磨。像这样大规模举旗背叛的情况我曾经受过两次：一次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另一次是在世界大战初期。我的阅历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大潮有涨有落，这是由其自身的规律决定的。人为地急躁冒进并不能加速其变化的进程。我已习惯了不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探察历史的发展前景。认识现实世界的发展规律，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作为一个革命者首先要做到的事情，同时，这对于不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现实生活的人来说，也是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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