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放中亚的情况，我完全引用妻子的记述。
“1928年1月16日从清晨起就包装东西。我发着高烧，在刚刚从克里姆林官运来的无数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头晕目眩，这些东西也要打包随我们一同运走。到处是家具、箱子、内衣、书籍。前来告别的朋友络绎不绝。费．亚．格季耶，我们的医生、朋友，天真地建议以我感冒为由请求推迟出发。他不理解，我们此行意味着什么，现在推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只希望我能在火车上快点痊愈。因为在家里，在临行前的‘最后日子’的条件下是不能很快痊愈的。眼前闪动着无数陌生的面孔，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拥抱、握手、表示同情的祝愿……人们送来的鲜花、书籍、糖果、防寒服等更增加了混乱。到了最后一天，忙碌、紧张、激动都已接近尾声，行李都已经运往车站，朋友也都到那里去了。我们全家坐在餐厅里等待格别乌的人员。看着钟……九点……九点半……一个人也没有来。十点钟，已经到了开车时间。出了什么事？难道取消了？电话铃响了。格别乌通知说，我们的出发推迟了，没有说明原因。列．达．问：‘推迟多久？’回答说：‘两天，后天出发。’过了半小时从车站跑来了报信的人，先是几个年轻人，随后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原来，车站上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人们一边等待，一边高呼：‘托洛茨基万岁。’但是托洛茨基没有露面。他在哪儿？在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车厢旁边人如潮涌。年轻的朋友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列．达．的巨幅肖像，人们对着它激动地高呼‘乌拉’。列车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开始向前行驶，突然又停了下来。示威的人们跑到火车头前，有的人抓住车厢，拦住了火车。他们要见托洛茨基。群众中传说，格别乌把托洛茨基秘密送进车厢，不让他与送别的人见面。车站上一片无法形容的骚乱。示威者与警察和格别乌发生冲突，双方都有损失，并有一些人被捕。火车被阻了一个半小时。过了不久，我们的行李又被从车站运了回来。朋友们纷纷打来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久久不断，他们都想证实我们是否的确在家，并且告诉我们在车站上发生的一切。午夜过了很久我们才能就寝。经过连日来的激动我们直到上午11点才醒过来。没有铃声，万籁俱寂。大儿媳已去上班：因为还要等两天！但是，刚刚吃完早饭门铃就响了起来。Х．В．别洛博罗多娃夫人，……然后是М．М．越飞夫人。再次响起门铃——整个房间都挤满了穿制服的和穿便服的格别乌工作人员。他们向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昨天晚上格别乌不是说还有两天吗？又是骗局！这是兵不厌诈，以免出发时再发生示威活动。电话铃声不断，然而一位格别乌人员守在电话机旁，相当和气地不让接电话。只是一次偶然得到的机会我们才得以通知别洛博罗多夫，告诉他：我们已被困，要用武力把我们押解走。过一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押解列．达．‘的政治指挥’由布哈林担负。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狡诈手段……看得出格别乌人员开始不安了。因为列．达．以情况不明为由拒绝自愿出发。原来政治局力求把流放搞成看起来像是自愿同意的，起码对最主要的反对派人物是这样，以便愚弄工人群众。必须打破这种神话，揭穿事实真相，而且要以使他们既不能沉默不语，又无法歪曲事实的形式。因而列．达．决定迫使对手公开使用武力。我们连同两位来客将自己反锁在屋子里，与格别乌隔着门谈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犹豫了一阵之后，打电话向他们的上司请示。得到命令后，宣称为执行命令将破门而入。列．达．在这时口授了关于反对派今后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一声锤击，门上的玻璃应声被打得粉碎，一只手连同制服袖子一起伸了进来。‘朝我开枪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吧！’基什金慌张激动地重复着。他是旧军官，曾多次陪伴列．达．在前线视察。列．达．平静地回答说：‘别胡说，基什金，谁也不想朝您开枪，干您自己的事吧！’门打开了，一群激动慌乱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看到列．达．只穿着便鞋，便找出他的皮鞋帮他穿到脚上，又找出了皮大衣、皮帽子……给他穿戴上。列．达．不走。他们就抓住他的两臂把他架走，我们赶紧跟上去，我匆匆披上皮大衣，穿上高靿靴……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后面一阵喧闹声。我喊住了架着列．达．下楼的人，要求他们把孩子放出来。大儿子应该同我们一起流放。门开了，两个儿子先从屋里跳了出来。两位客人：别洛博罗多娃夫人和越飞夫人紧随其后，他们都是强行冲出来的。谢辽沙运用了他那运动员的技巧。下楼梯时，廖瓦按响了所有的门玲，并大声喊道：‘托洛茨基同志被抓走了。’一张张惊恐的面孔在楼道门口闪动着，在这栋楼房里住的都是苏维埃高级工作人员。汽车里装满了人，谢辽沙勉强把两条腿伸进车子挤了进来。别洛博罗多娃同我们一起走。我们坐车在莫斯科街道上疾驰。正值隆冬严寒，谢辽沙没有戴帽子，他在匆忙中来不及拿帽子。大家都没穿皮鞋，没戴手套，没有一只箱子，连手提包都没有带。大家都是轻装上路的。不是把我们送到喀山火车站，汽车开往别的方向。原来是送往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谢辽沙想跳出车子，到工作单位去找他嫂子通知我们被送走的事。格别乌人员紧紧抓住他的手，叫列．达．劝他不要跳车。我们来到了空无一人的火车站，工作人员仍然像从家里出来那样架着列．达．。廖瓦朝着零星几位铁路工人们喊道：‘同志们看啊，把托洛茨基带走啦！’一个曾陪同列．达．打猎的格别乌人员抓住廖瓦的衣领，粗野地骂道：‘你这小兔崽子。’谢辽沙这有经验的中学生打了他一记耳光。我们走进了车厢。我们包房的门前、窗口都站着岗。其余包房里都坐着格别乌人员。到哪儿去，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把我们的东西送来。机车只拖着我们一个车厢行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原来我们是沿着环城铁路驶向一个偏僻小站，应在那里挂到一列从莫斯科喀山火车站发出的开往塔什干的邮政列车上。5点钟我们同谢辽沙和别洛博罗多娃告别，他们要坐对面来的车回莫斯科去。我们则继续我们的旅程。我在发疟疾。列．达．却精神饱满，几乎可以说有几分快乐。局面已定，总的气氛开始转为安定。押送人员对我们殷勤客气。人们通知我们说，我们的行李由下一班车带来，在伏龙芝（我们铁路行程的终点）赶上我们，这意味着要在上路的第9天才能拿到行李。我们一路上没有内衣和书籍。当初，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满怀着深情认真地把书籍装箱，他们那么精心挑选：一些书是路上读的，另一些是供初期工作使用的。谢尔穆克斯把列．达．的文具放得整整齐齐。因为他十分了解列．达．的爱好和习惯。在革命年代里，他作为速记员和秘书一直跟着列．达．东奔西走。在路上由于没有电话和来客，列．达．总是以3倍的精力工作，而工作的主要重担开始是压在格拉兹曼，后来就压在谢尔穆克斯身上。我们这次长途旅行却处在没有一本书，没有一支铅笔和没有一张纸的境地。谢辽沙在出发前为我们找到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①关于突厥斯坦地区的学术著作。在路上我们准备了解一下自己未来的居住地的情况。对于那地方我们只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可惜的是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著作也放在箱子里，同其他东西一起留在莫斯科了。我们就这样没带任何东西坐在车厢里，好像在城里坐车一样。夜里，我们就头倚着扶手挺直身体躺在长凳上。虚掩着的包房门口有哨兵在看守。
①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彼得·彼得罗维奇（1827—1914）俄国地理学家。1856年考察了天山，绘制了天山山势和垂直地带性的第一张略图。——译注
日后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这次旅行是什么性质的？是流放吗？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条件？事件的开始没有预示什么好兆头。尽管如此，我们却感到非常平静。车厢在轻轻地晃动着，我们挺直身子躺在板凳上，虚掩的门使我想起监狱的环境。最近几天来的种种意外，不确定性和紧张使我们疲惫不堪，现在正好休息。车厢里很安静，押送人员沉默不语。我不舒服，列．达．千方百计改善我的处境，但他除了蓬勃的朝气和温柔的感情外什么也没有，他的精神和感情感染了我。我们不再理采周围环境，沉浸在对平静的享受之中。廖瓦在隔壁的包房里。在莫斯科时，他一心扑在反对派的工作上。现在他主动同我们一起到流放地去，以便缓和我们的困难处境，甚至没有和他的妻子告别。从这时起，他成了我们同外界的唯一联系。车厢里几乎是一片漆黑，门上的蜡烛发出昏暗如豆的灯光。我们向着东方驶去。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就越客气。在萨马拉给我们买了换洗的内衣、肥皂、牙粉、牙刷等等，午饭是为我们和押运人员在沿途各车站餐厅里订的。列．达．平时总是不得不遵守严格的禁食制度，现在不论给他什么，他总是快活地一扫而光，而且还鼓励我和廖瓦多吃。我惊奇而且害怕地观察着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在萨马拉为我们买的日用品起了一些别开生面的名字：毛巾叫明仁斯基；袜子叫亚戈达①（他是明仁斯基的副手）等等。带有这些名字的东西令人感到挺开心。因为暴风雪火车误点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还是一天比一天深入亚洲腹地。
①亚戈达，享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1—1938）1934至1936年任内务人民委员，积极参与清洗活动，后被撤职并枪毙。——译注
列．达．在出发前曾要求准许带两个前工作人员，遭到拒绝。于是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决定自行与我们乘同一列火车前往，他们坐在另一节车厢里，看到了示威活动，由于以为我们乘这趟车走，所以他们就没下车。过了些时候，他们发现我们不在车上，就在阿雷西站下了车等候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们赶上了他们，只有享受一定自由活动权的廖瓦见到了他们。我们大家都为此欣喜若狂。我儿子当时是这么写的：‘清晨我到站台上去走走，或许能碰上个同志。我们一路上常常谈起他们，为他们的命运深感不安。果不其然他们俩就在这里，坐在小吃部的小桌子旁下棋呢！简直没法形容我有多高兴了。我设法让他们明白不要走近我，因为我一进小吃部特务们就像往常一样特别忙碌起来。我赶忙跑进车厢报告了新发现，大家都兴高彩烈，连列．达．也难于为他们违反了指示而生气；指示他们远走高飞，他们非但不走，反而在睽睽众目之下坐等。这完全是无谓的冒险。我同列．达．商量过后，写了一个纸条，想在天黑后交给他们。给他们的指示如下：波兹南斯基马上离开，去塔什干待命。谢尔穆克斯到阿拉木图，沿途不要与我们接触。我匆匆与谢尔穆克斯约定，在车站后面没有灯光的僻静地方会面。到时候，波兹南斯基去了。起初，我们因彼此没有找到都很着急，等一见面急急忙忙抢着说话。我说：‘他们破门而入，抓着胳膊拽走的。’他莫明其妙：谁打破了门？为什么要拽！可是没有时间详细解释，怕别人发现我们。总之，这次约会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自从儿子在阿雷西的发现之后，再往前走，我们就感到在这趟列车上有我们的忠实朋友，这是可喜的事。到第10天，我们收到了自己的行李。赶忙找出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兴致勃勃地读着关于大自然、老百姓、苹果园等等的描写，更主要的是，那地方是一片上好的狩猎场。列．达．心满意足地打开了谢尔穆克斯为他收拾的那套文具。我们一大早就到了伏龙芝（即皮什佩克）。这是我们在铁路线上的最后一站。天气寒冷，洁白悦人的积雪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给我们拿来了毡靴、皮袄。我被沉重的皮袄压得气喘吁吁，尽管如此，在路上还是觉得很冷！大轿车在轧轧作响的压平的雪路上缓慢地行驶。寒风割面。走了30公里，车停了，天已黑了，好像站在空旷的雪原上一样。两个押送人员（他们约有12到15个人）走到我面前不好意思地说：今晚住宿条件‘不怎么样！’我们艰难地下了车，摸着黑跨进了邮局的门坎和矮矮的门。走进了屋里我们高兴地摆脱了皮袄之累。但在木屋里没有生火，很冷，小小的窗户挂满了冰花，角落里有只俄式火炉，冷得像冰块一样。我们喝茶取暖，吃些东西。我们和邮局的女主人，一个哈萨克妇女聊了一会儿。列．达．详细地打听了此地的生活情况，还顺便问了问有关打猎的事。一切都挺新鲜有趣，简直不知道怎么结束这次谈话。开始打点睡觉。押送人员住在隔壁房间里，廖瓦睡在长凳上，我和列．达．垫着皮袄睡在大桌子上。当我们在又黑又冷、低低的天花板下躺好后，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完全不像克里姆林宫的寓所，相去多远啊！’列．达．和廖瓦也随着我一齐笑了起来。天刚蒙蒙亮我们又上了路。前面是旅途中最艰难的一段路：翻越库尔达依岭。天寒地冻，皮袄重得令人难以忍受，就像一堵墙压在身上一样。在到达一个新停车地点喝茶时，我们同从阿拉木图来迎我们的司机和格别乌工作人员谈了起来。我们所不了解的生活一点一点地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条汽车很难行驶的路，被压平的雪路常常被一条条的积雪挡住。司机灵巧驾驶着车子，他很熟悉道路的特点，喝着伏特加暖和身体。夜间，天气越来越冷。司机意识在这片空旷的雪原里，大家都要依赖他，便毫无顾忌地发泄怨气，不客气地批评长官和秩序……阿拉木图的首长同他并排坐着，甚至还讨好他，只求能把我们送到就好。深夜两点多钟，汽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停了下来。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到了果戈里大街上的杰特西旅馆。带家具的房间的确是果戈里时代的产物。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相邻的几个房间由押送人员和当地的格别乌人员占用。廖瓦检查了行李，发现少了两只装内衣和书籍的箱子。大概是把它们丢在雪地里的某个地方了。哎！我们又失掉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丢了地图和列．达．的那些关于中国、印度的书籍和文具……15双眼睛竟没有看住箱子。
廖瓦从早晨就出去了解情况，熟悉一下城市，首先是邮局和电报局的所在地，因为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占着主要的地位，也找到了药店。他不辞辛苦地寻找一切我们需用的日用杂物：钢笔、铅笔、面包、黄油、蜡烛等等……不论是我，还是列．达．，在头几天都寸步不离房间，后来，每天傍晚出去散一会步。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通过儿子进行。
午饭从近处的食堂给我们送来。廖瓦整天不着家，我们焦急地盼他回来。他给我们带来了报纸和一些关于城里生活、风俗习惯的趣闻。我们还因谢尔穆克斯的到来而激动。在我们来到旅馆的第四天，清晨忽然听到在走廊里响起了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贵啊！我们隔着门听着谢尔穆克斯的话语、声调和步履声。这一切给我们展示了新的前景。他的房间和我们的房间正好门对门，我走到走廊里，他在远处朝我鞠躬致意……我们暂时不敢交谈，心中为他近在咫尺而默默地高兴。第二天，我偷着把他放进我们的房间。匆忙地谈着一切往事，并商量好我们共同的未来。但这未来过于短暂了，当天晚上10点钟就有了结局。这时候旅馆里寂静无声，我和列．达．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屋里的铁炉子烧得过热，而把朝寒冷的走廊的门打开一半。廖瓦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我们听见在走廊里有毡靴发出的小心翼翼的轻微的脚步声。我们3人立刻警觉起来（原来廖瓦也在听着，并且猜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了！’我们的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我们听见他们没有敲门就进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间，说：‘快点’。谢尔穆克斯回答说：‘能让我穿上毡靴吗？’他穿的是便鞋。又是一阵勉强能听到的轻微的脚步声之后，一切又重归寂静。后来服务员锁上了谢尔穆克斯的房门，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阿拉木图的格别乌把他在地牢里关了几个星期，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给他吃填不饱肚子的份饭，然后把他押送回莫斯科，每天发25戈比的伙食费，这点钱还不够买面包的。后来得知，波兹南斯基同时在塔什干被捕，也被押送回莫斯科。3个月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消息，不过已经是从流放地来的了。由于偶然的巧合，他们在从莫斯科押往远东的途中正好在一个车厢里，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他们在分离了一个时期后又重逢了，但这次相聚只是为了再次分离，他们两个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
这样，列．达．就失去了自己的助手。敌人为了他们与列．达．共同忠诚地为革命服务而残酷无情地予以报复。和蔼可亲而谦虚的格拉兹曼早就在1924年被迫自杀了；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被流放了；恬静而勤劳的布托夫被捕了，他们要他作伪证，迫使他长期绝食而死在监狱医院里。这样一来，列．达．的敌人向来视作万恶渊薮而恨之入骨的‘秘书处’终于被粉碎了。敌人认为列．达．在遥远的阿拉木图被彻底解除了武装。伏罗希洛夫公开夸口说：‘他如果死在那里，我们也不会立刻知道。’但是列．达．不曾被解除武装。我们3人紧密合作，儿子主要负责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工作，管理我们信件来往事宜。所以列．达．有时叫他外交部长，有时又叫他邮电部长。我们的通信很快就达到很大的规模，大部分通信工作压在廖瓦肩上。他还负责保卫工作，他为列．达．收集工作所需要的材料，在图书馆的书堆里翻出旧报纸，作摘录。他同当地首长谈判，组织狩猎，物色猎狗和猎枪等等，除此之外，他还自学经济地理学和各种语言。
在我们到达这里的几个星期之后，列．达．的学术和政治工作已经全速进行了。稍晚一些时候，廖瓦找到了一位女打字员。格别乌没有碰她，但显然是责成她报告有关她为我们抄录的一切。如果能听听这位没有与托洛茨基作斗争经验的姑娘的报告内容是很有趣的。
阿拉木图的雪很好，是洁白晶莹的干雪。行人和车辆很少，所以在整个冬天雪总是那么洁白、清新，直到春季，红色的罂粟花才取代了它的位置。那里到处开满罂粟花，草原上铺满了长达数公里的一片片的罂粟花，简直像一张巨大的地毯，到处一片红花。夏天盛产苹果，是著名的阿拉木图的阿泡特苹果，又大又红。城里没有自来水、电灯和马路。在市中心的市场上、在泥泞中、在商店的台阶上，到处都有吉尔吉斯人边晒太阳边抓身上的虱子，疟疾横行，还有鼠疫，在夏季的几个月里疯狗多得异常，报纸还常常报道这地方经常有的麻疯病例……尽管如此，夏天我们过得还是不错的。我们向果园主人租了一间木屋子，它在山脚下，面对着覆盖皑皑白雪的天山支脉。我们和果园主人一家照管着逐渐成熟的果子，而且和他们一起采摘。果园一年之中几经变化；先是满园一片白花，然后挂满累累硕果的枝条低垂到支撑架上。再往后，果子像色彩斑斓的毯子铺在树下的草垫子上，而果树在卸去了重负之后重新挺起了它的枝条。这时候，果园一阵阵苹果香、梨香扑鼻，招来了无数蜜蜂和黄蜂。我们煮了果酱。
6、7月间，在苹果园里、盖着苇箔的小房子里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紧张的工作，打字机不停地敲打着。这在当地是没有见过的现象。列．达．口授着对共产国际提纲的批判，经过修改后，交付重抄。邮件很多，一天要有10到15封信。其中有许多是提纲、批判、国内论战、莫斯科的新闻、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健康的电报。重大的世界性问题和地方性的琐碎问题混杂在一起，使它们也像重大事件了。索斯诺夫斯基的来信总是以他素有的亢奋尖锐谈论重大的时事，我们把拉科夫斯基写得十分精彩的信件打印多份寄给其他人。这间顶棚低矮的小房间里塞满了桌子，桌上摆着一叠叠的手稿、纸夹、报纸、书籍、摘录、剪报等等。廖瓦整天在挨着马厩的房间里一步不出，打字、校对打字员打的稿件、收发信件、寻找需要的引文。邮件是由一个残废人骑马从城里给我们送来的。列．达．经常在傍晚时带着猎枪和狗，由我和廖瓦轮流陪着上山。回来时总是带着鹌鹑、鸽子、山鸡或野鸡等猎物。直到疟疾再次发作前，一切都很好。
我们就这样，在书籍、信件和大自然的陪伴下，在地震和水灾之城阿拉木图生活了1年。它在天山脚下，临近中国边界，离铁路线二百五十公里，离莫斯科四千公里。
尽管我们的每一步都要碰到隐蔽的朋友（现在谈这点还为时过早），表面上看来我们与周围居民完全隔绝。因为所有企图与我们接触的人都会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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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妻子的叙述我还要补充一些当时书信往来中的摘录。2月28日，即刚到此地后，我立即写信给几个流放中的朋友：“鉴于哈萨克州政府即将迁到此地，所有房屋已经注册登记。只是经我给莫斯科最高当局发了几封电报，我们才在旅馆住了3个星期之后，得到了一套住宅。还必须买些家具，修理坏了的火炉，还干点建筑活，当然，这是计划之外的。这项工作由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廖瓦干。不过建筑至今还没有结束，因为火炉不大好烧……”
我在大量研究亚洲问题：地理、经济、历史等……外文报纸奇缺。我已经向一些地方要求寄一些来，哪怕是过期的也行。邮件来得太迟。看来还没有走上正轨……
印度共产党的作用很暖昧。报纸上刊登着有关各省“工农党”行动的电讯，这个名称本身就能引起理所当然的担心，国民党当初不是也自称是工农党吗。千万别重蹈覆辙！
英、美的对抗性质终于明显地暴露出来，现在连斯大林和布哈林也好像开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我们的报纸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它们把英、美对抗描绘成日趋尖锐、并能直接导致战争的矛盾。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转折。战争对于这两个伙计来说，是十分可怕的事，它们还会一再努力达成妥协或和解。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大踏步地走向流血的结局。
我在旅途中初次读到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①先生》，为了驳倒卡尔·福格特的成打诋毁性的断言，马克思写下了200页密排铅字的书。其中收集了文件、证人证词、分析直接或间接的罪证……如果我们也用同样的规模来驳斥斯大林一伙人的造谣诽谤会怎么样呢？那么想必要印一套千卷的百科全书了……”
①福格特，卡尔（1817—1895）德国哲学家和博物学家，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物。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后，沦为拿破仑三世密探，大肆攻击马克思、恩格斯。——译注
在4月里我与“知情者”分享了打猎的甘苦：“我和儿子前往伊犁河畔，打算充分享受春季。这次我们带着帐篷、毡子、皮大衣等，以免去牧民的帐篷里借宿。但是又下起了雪，严寒再度降临。那些日子真可谓是重大的考验。每夜气温降到零下8至10度。尽管如此，我们9个昼夜没有进过屋子。因为我们有防寒内衣和相当多的厚外衣，我们几乎没有挨冻。靴子在夜里冻得梆硬，必须在火上烤，不然脚就伸不进去。头几天是在沼泽地打猎，后来就到开阔的湖面去打。我在土墩子上搭了个窝棚，一昼夜要在里面过12至14小时。廖瓦干脆就站在树底下的芦苇丛里。因为天气恶劣和野禽不是成群结队的迁徙，这一次作为打猎来说，是失败的。我们带回来40多只野鸭和一对雁。但是，这次出猎仍使我们非常快活，这是因为过了一段短期的原始生活：露天睡觉、露天吃用水桶煮的羊肉、不洗脸、不脱衣服，因而也不用穿衣，一次从马背上掉到河里（才不得不在中午的烈日下把衣服脱下来，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脱衣服），在芦苇塘里一小块木板上整整过了一昼夜。所有这一切都是难得经历的。回家时，一点感冒的征兆也没有。到家的第二天就感冒了，整整躺了一个星期……
现在已经能从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收到拉科夫斯基寄来的外国报纸了。今天收到了他的信，他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深入研究圣西门主义的题目。除此之外，他还撰了他的回忆录，有谁哪怕对拉科夫斯基稍有了解，就不难想象到他的回忆录是多么有趣。
5月24日我写信给普列奥布拉仁斯基，他这时已经开始左右动摇不定了。“收到您的提纲。对此，我在给所有人的信中都只字未提。前天我收到从卡尔巴绍夫来的电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建议和他的评价。请您立即答复。斯米尔加、阿尔斯基、涅恰耶夫。’昨天收到从乌斯季库洛姆来的电报：‘我们认为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建议是错误的。别洛博罗多夫、瓦连廷诺夫。’昨天又收到拉科夫斯基的信，他在信里没有夸奖您，而他对斯大林的‘左的方针’持英国式的‘等着瞧和警惕’的态度。别洛博罗多夫和瓦连廷诺夫的信也是在昨天收到的，他们俩对拉狄克寄到莫斯科的一封充满了酸溜溜情绪的信件感到十分不安，他们大发雷霆。如果他们正确地转达了拉狄克信的内容，我就完全拥护他们。我不愿意怂恿印象主义者。
“从打猎回来之后，也就是从3月最后几天起，我就一直坐在家里没有出去过，整天不是看书就是写作。每天大约从早上7、8点钟一直干到晚上10点钟。我打算休息几天。现在没有猎物可打，所以想同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和谢辽沙（他现在正在这里）到伊犁河去捕鱼。关于这事的结果将及时通知您。
“您了解法国选举的情况吗？我目前是一无所知。《真理报》上连参加本届选举与上届选举的总人数的对比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共产党员的比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我准备通过外国报纸研究这个问题。到那时再给您写信。”
5月26日我写信给一位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奥库贾瓦：“既然斯大林的新方针在制定任务，它必然企图接近我们的决议的。不过，在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什么，而且要看谁和如何决定。解决革命命运的主要战斗还在前面……
“我们一直认为，而且不只一次讲过，不能把当权派政治堕落的过程设想为连续下降的曲线。它的堕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具有深重的内部磨擦的阶级社会里进行的。党的基本群众完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政治原料。在来自左和右的阶级冲击的压力下，它的分解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党内近期所发生的尖锐冲突（它的后果我和您正在承担）不过是事件继续发展的前奏而已。它也像歌剧中的前奏一样，预先奏出了整出歌剧的全部音乐主题，并极其扼要地把它们演奏出来。我们的政治‘前奏’奏出的旋律仅仅是下面要充分展开的旋律，即是用严肃的阶级音乐的铜管乐器、大提琴、鼓和其他乐器齐奏出旋律。事件的发展无可辩驳地证实我们不仅在与游手好闲的和反复无常的人，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之流的斗争中，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正确的，而且在反对可敬的‘左翼’朋友和极左的糊涂虫的斗争中也是正确的。因为后者惯于把前奏当作歌剧本身，也就是说，把党和国家的所有过程都认为已经完成了的，并且把热月政变（最初还是从我们这里听来的）当作既成事实……不要激动、不要总是无谓地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要学习、要等待、要敏锐地注意观察、不要让自己的政治路线蒙上个人愤懑的锈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6月9日，我的女儿，我那赤诚的同志尼娜在莫斯科去世了。她只有26岁。她的丈夫在我流放前被捕了。她在没有倒下来之前一直从事反对派的工作。她患了百日肺痨，在几个星期中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从医院里寄给我的信走了73天，在她死后我才收到。
拉科夫斯基6月16日给我打来电报：“昨天我收到你的关于尼娜病重的信。马上打电报通知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德拉·格奥尔吉耶夫娜（拉科夫斯基的妻子）。今天从报纸上得知尼娜已经结束了她那短暂的生命和革命的旅程。我的整个身心都和你在一起，我的朋友，因和你相距如此遥远，我心情格外沉重。无数次紧紧地拥抱你。赫里斯季安。”
两个星期后收到了拉科夫斯基的信。
“亲爱的朋友，我为尼诺奇卡①，为你，也为你全家感到十分难过。你早就背负着沉重的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十字架，现在又第一次尝到了作父亲的无限痛苦。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也为离你这么远而悲伤……
①尼诺奇卡是尼娜的小名。——译注
“谢辽沙大概已经对你讲过，在莫斯科如此无理地处理你之后，又对你的朋友所采取的种种荒唐手段吧。你走后半小时我到了你家。在客厅里有很多同志，大多数是妇女。穆拉洛夫也在其中。这里哪一位是公民拉科夫斯基？我听见有人问。‘是我，您有什么事？'‘跟我走！’把我带过走廊到一个小房间里。在房间前命令我‘举起手来’，搜查了我衣袋后把我逮捕了，到5点钟才把我放了。穆拉洛夫继我之后也遭到同样的处置，他一直被拘留到半夜……‘简直是昏了头’我自言自语地说，所感到的不是仇恨，而是替他们感到羞愧，他们毕竟曾是我的同志。”
7月14日我写信给拉科夫斯基：
“亲爱的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吉耶维奇，我很久没有给你和别的朋友写信，仅限于给你们寄了些材料。我在伊犁河初次得知尼娜病重的消息，回来后我们立刻搬到乡下。几天之后就得到尼娜去世的消息。你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不失时机地准备我们在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文件，这是很困难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无论如何也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它会成为减轻痛苦的一剂膏药，帮助我们熬过最困难的头几个星期。
“在整个7月中，我们都等待着济努什卡①（大女儿）的到来。唉，可惜不得不放弃这个希望。格季耶坚决地要求她立即住进结核病疗养院中，她患病已经很久。当尼努什卡②被医生宣判死刑之后的3个月中，她一直照料尼娜，这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
①济努什卡是季娜伊达的小名。——译注
②尼努什卡是尼娜的小名。——译注
“现在谈谈为大会作准备工作的事。我决定从批判纲领草案开始，并把它与一切使我们和官方领导对立的问题联系起来，结果是写成了一本11印张的书：我全面地总结了在列宁离开领导岗位后的近5年中，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这期间，党内摹仿之风盛行一时，是追随者们先是吃老本的利息，很快就会落到把老本吃光的地步。
“就对待大会的态度问题，我收到几十封信和电报，票数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在100多票中赞成普列奥布拉仁斯基提纲的只有3票。
“很可能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这次大会上还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一致，以便做最后一次把我们彻底埋葬的绝望的尝试。但就是这一新的努力和不可避免的失败只能急剧加快集团内部的分化过程，因为在会后的第一天，‘今后怎么办’的问题会更尖锐地摆在面前。怎么回答这问题？在1923年德国错过了革命形势之后，作为补偿，我们在1924—1925年走了一段很严重的极左的弯路。季诺维也夫的极左方针是在右倾酵母上发育起来的：一方面与工业化者做斗争，一方面又与拉迪奇①、拉福莱特②、农民国际③、国民党等眉来眼去。当极左路线到处碰壁之后，还是在那块右倾酵母上又发育起了右倾方针。但这决不排除这一切在新阶段中以更大的规模重演，即以同样的机会主义前提为根据的极左路线的新阶段。但是潜在的经济力量可以打破这条极左路线，使方针彻底向右转。”
①拉迪奇，斯捷潘（1871—1928）克罗地亚地区（今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农民党创始人之一。提倡“农民权利”理论。1924年加人农民国际。——译注
②拉福莱特，罗伯特·马里恩（1855—1925）美国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传统的所谓进步政治运动的领导人。——译注
③农民国际于1923年在莫斯科成立，参加者有苏联、波兰、德国、法国、美国、瑞士、芬兰、日本等国。其任务是保护农民利益、组织农民参加革命斗争。1933年停止活动。——译注
8月，我给许多朋友写了信。
“您当然已经注意到，我们的报纸对欧美报刊有关我们党内事件的报导保持沉默。仅此一点就使人想到那答复不符合‘新方针’的需要。现在这已不是我的猜测，我已经从刊物上得到了极其明确的证明。安得烈钦同志寄给我一张从美国《国民》杂志2月号上剪下来的一页材料。这家最有名的左翼民主派杂志在扼要地叙述了我们近期的事件后，说：
“‘所有这一切使一个问题变得格外尖锐：谁代表俄国布尔什维克纲领的继续和谁代表对它的不可避免的反动。美国读者一直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同一事业的代表。保守派报纸和国家要员也都得出同样的结论。《纽约时报》认为，在新年元旦之日顺利地将托洛茨基清除出共产党是喜庆的主要原因。该报同时毫不隐讳地声称，被驱赶出党的反对派坚持使割断俄国和西欧文明联系的思想和条件固定不变，万世流传。’大多数欧洲大报都持类似的论调。据说，奥斯汀·张伯仑爵士①在日内瓦大会上说过，英国不会同俄国进行谈判，就是因为‘迄今还没有把托洛茨基枪毙’。现在张伯仑爵士该为驱逐托洛茨基而高兴了吧……反正欧洲反动派的代表都得出一致结论：他们主要的共产党敌人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相当雄辩地说明了问题，不对吗？……”
①张伯仑，奥斯汀（1854—1924）英外交家，1910—1918任驻俄大使，他支持临时政府，接近克伦斯基。——译注
儿子的札记里有一些统计数字。1928年4至10月我们从阿拉木图发出800封政治性的信件，其中有许多是相当大型的著作，发电报约550封；收到长短政治信件1000多封，电报约700封，大部分是联名打来的。所有这些主要是在流放区范围内进行的，但也从流放区渗入全国。能够到达我们手里的信件，在最好的月份里也不会超过半数。此外，我们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8、9封密件，即秘密活动的材料和信件，都是由专人亲自带来的。我们也向莫斯科寄去同样数量的秘密信件。秘密信件使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事件，并且使我们能够对重大事件作出反应，尽管晚了一些。
秋季来临时我的健康情况恶化了。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官方的报告人除了用最乐观的色彩描绘我的健康情况之外，找不到更好的答复。
9月20日妻子给当时的莫斯科党组织的书记乌格兰诺夫发了封电报：
“您在莫斯科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丈夫列．达．托洛茨基装病。由于大多数同志们的不安和抗议。您曾愤怒地声称：‘他居然采用这种手段。’您指的采取这种不光彩手段的人，不是那些把列宁的战友流放，并使他们遭受病魔折磨的人，而是那些抗议这样做的人。您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权力对全党、全体劳动人民、全世界说，有关列．达．病情的消息是假的？须知您这么做是欺骗党。在中央委员会的档案里存放着我们最好的医生对列．达．健康状况的结论。这些医生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倡议对列．达．进行了多次会诊，他对列．达．的健康关怀备至。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之后，也进行了多次会诊。确诊列．达．患结肠炎和由新陈代谢不良而引起的痛风。您也许知道，1926年5月列．达．为摆脱折磨他多年的高烧曾在柏林动了手术，但未曾收效。结肠炎和痛风不是很容易治好的病。尤其在阿拉木图，病情逐年加剧。为了把健康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必须有正规的医疗制度和正确的治疗。但在阿拉木图这两者都不具备。关于必要的医疗制度和治疗您可以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了解，他曾多次参加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托组织的会诊。列．达．在这里除上述病情外，还饱受疟疾的折磨。疟疾又加重了结肠炎和痛风，引起了周期性的剧烈头痛。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身体状况稍好一些，但接下来就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重病。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您根据五十八条，把列．达．当做‘反革命’流放。如果您声称，您对列．达．的健康不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您这么做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如果不制止这要命的逻辑性，那么不但会断送杰出的革命家，而且断送党和革命。看来，您现在似乎在工人群众的舆论压力之下没有勇气坚持到底。您不敢说列．达．的病对你们有利，因为它妨碍他思考和写作。加里宁、莫洛托夫等其他人在讲话中也是这么说的。您必须就这个问题向群众作出答复。如此不光彩地躲躲闪闪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工人阶级不相信对托洛茨基的政治诽谤，也不会相信你们关于列．达．健康状况的谎言。
娜．伊．谢多娃—托洛茨卡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