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动年代里，我的工作主要是阐述1905年革命，从理论上为第二次革命开辟道路。
出国后不久，我就走遍了俄国侨民区和大学生区做巡回报告，题目是《俄国革命的命运（论当前的政治局势）》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前景）》。第一篇专题报告证明，俄国革命作为不断革命，它的前景已被1905年的经验所肯定。第二个报告则是论述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1908年10月，我着手在维也纳出版以广大工人为对象的俄文报纸《真理报》，它通过走私的途径经加里西亚①边境或黑海运回俄国。报纸出版了三年半之久，每月至多出两期，但出版这份报纸仍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与俄国国内同志的保密通信占去了我的不少时间，此外，我与黑海海员的非法工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我帮助他们出版他们的机关报。
①加里西亚系部分西乌克兰地区和部分波兰地区的历史名称。——译注
我在《真理报》的主要助手是阿．亚．越飞①，他后来成了著名的苏联外交家。我们的友谊也是从维也纳时期开始的。越飞的思想境界极高，他待人十分温和，对事业忠贞不渝。他把他的全部力量和财产献给了《真理报》。越飞由于精神病而在维也纳的一位著名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②那里接受心理分析治疗，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派。通过越飞，我了解了心理分析的课题，我觉得它十分有趣，尽管其中有许多含混不清、牵强附会之处，为想入非非和专横武断留下了可乘之机。我的另一位助手是大学生斯科别列夫，他后来成了克伦斯基政府的劳工部长，我们在1917年重逢时已成了敌人。《真理报》的秘书一度是维克多·科普，他今天是苏联驻瑞士公使。
①越飞，阿道夫·亚佰拉莫维奇（1883—1927）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9世纪末参加革命，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驻柏林、中国、奥地利全权代表等职。——译注
②阿德勒，阿尔弗雷德（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学家，弗洛伊德的门徒，个体心理学创始人。——译注
后来，越飞由于《真理报》工作的需要回到俄国。他在敖德萨被捕，被长期关押在监狱里，之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革命①才解放了他。越飞是十月革命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之一。这个身染沉疴的人的英勇着实令人钦佩。1917年秋，他在彼得堡郊外被炸得疮痍满目的田野上的高大身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越飞身穿考究的外交官礼服，手里拿着文明棍，像在Unter den Linden（林登大街）上散步一样；他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好奇地看着炮弹在附近爆炸，步履仍是那么从容。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的话都经过深思熟虑、动人心弦，他也是同样出色的作家。他在所有的工作中都关心细节，这正是许多革命者所缺乏的。列宁对越飞的外交工作评价很高。长年来，我和他的关系比任何人都要密切，他对友谊的忠诚和对思想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后来，越飞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沉重的疾病损害着他，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肆无忌惮的迫害对他的损害同样严重。失去了与疾病斗争的可能，从而也失去了进行政治斗争的可能，越飞于1927年秋自杀身亡。他临终前写给我的信放在他的床头柜上，被斯大林的特务偷走。信中写给朋友的话被雅罗斯拉夫斯基②和其他道德败坏者断章取义地摘出来，加以歪曲篡改，这丝毫无损于越飞的英名，它必将作为最优秀的革命战士的名字载入革命史册。
①二月革命系继1905—1907革命之后的推翻沙皇制度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结果是出现了工人士兵苏维埃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两个政权并存的状况，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重要阶段。——译注
②雅罗斯拉夫斯基，叶美里扬·米哈伊洛夫斯基（1878—1943）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等职。——译注
在反动时期最沉重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和越飞都信心十足地期待着新的革命，而且正是1917年由它所展开的那种形式的革命。斯维尔奇科夫在那几年是孟什维克，今天是斯大林分子，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写维也纳《真理报》的：
“他（托洛茨基）在这份报纸中仍顽固地鼓吹其有关俄国革命的‘不断性’的思想，即证明革命一旦开始，就只有到推翻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结束。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嘲笑他，谴责他的浪漫主义和其他十恶不赦之罪，但他对这些攻击满不在乎，依然固执己见。”
1909年，我在罗莎·卢森堡的波兰杂志上对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相互关系描述如下：“地方主义和目光短浅是农民运动的病根。农民在自己村里为了夺取老爷的土地而把他们推翻，可一旦穿上军装，就向工人开枪，1905年俄国革命的浪潮就是被农民的这种政治局限性所打退。革命的所有事件像直观教学一样，历史借助它们把地方性的土地要求和国家政权的中心课题之间的联系的意识灌输给农民。”
我以芬兰为例——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在佃农的问题上赢得了对农村的巨大影响——得出结论：“我们的党在领导这次新的、更加广泛的城乡群众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将会赢得对农民的多么巨大的影响！当然，只要我们自己不放下武器、不被新浪潮必将使我们获得的政权的诱惑吓破胆的话。”
所有这些与“忽视农民”或“超越土地问题”哪有丝毫共同之处！
当革命似乎已被彻底击溃、无可救药之时，我于1909年12月4日在《真理报》上写道：“就在今天，我们已经透过团聚在我们四周的重重反动乌云，看到了新十月的胜利的曙光。”那时，不仅自由派，连孟什维克也嘲笑我的这些话，他们认为这些纯属赤裸裸的宣传性的喊叫，是毫无意义的空话。米留可夫①教授——“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术语就是他发明的——反驳我说：“须知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一种幼稚的思想，在欧洲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赞同这种思想。”不过，1917年发生的事件还是剧烈地动摇了这个自由派教授的堂皇的信心。
①米留可夫，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1859—1943）立宪民主党组织者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译注
在反动年代里，我研究了国际和俄国的工业—贸易情况。我研究这些问题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想搞清楚工业—贸易波动和工人运动及革命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我尽力避免使政治机械地从属于经济。相互关系应是从整个过程中推导出来的。当纽约交易所中出现了黑色星期五时，我仍住在波希米亚的小城吉尔什佩格中，这次危机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先兆，而这一危机必然会波及已被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革命所震动的俄国。危机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党内两派中的主导观点是危机将导致革命斗争的激化。我持另一种观点。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和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危机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不是鼓动性的，而是压抑性的，使它丧失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使它瓦解。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新的工业复苏才能把无产阶级重新团结起来，使它振兴、重新获得信心，使它能继续进行斗争。这一远景也遭到了批评和怀疑。除此之外，党的专业经济学家还阐述了一种思想，即在反动制度下，工业高涨是不可能的。与他们不同，我的根据是：经济复兴是必然的，它将使罢工斗争进入新阶段，在此之后，新的经济危机才能成为革命斗争的推动力。这个预言后来被完全证实。尽管在反革命制度下，1910年还是出现了工业高涨，罢工斗争也随之开始。1912年枪杀勒拿河金矿工人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4年，危机已经十分明显。彼得堡再次成为工人街垒战的战场。世界大战前夕拜会沙皇的彭加勒①是工人街垒战的见证人。
①彭加勒，雷蒙（1860—1934）1913—1920年任法国总统，奉行军国主义政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译注
这一理论和政治经验日后对我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的第三次会议上，我坚持战后欧洲经济复兴必然到来，它是其后的革命危机的前提。我的观点遭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反对。现在，我不得不指责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批评它根本不了解中国发生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化，在革命遭受一系列惨重的失败之后，还期望它会由于全国性经济危机的加剧而继续发展。
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本身并不复杂。但泛泛地阐述它远比在活生生的事实中每次都重新发现它要容易得多。起码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至今仍遇到最顽固的偏见，后者在政治上导致不能容忍的错误、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对孟什维克主义今后的命运和党的组织任务的预见上，《真理报》没有列宁明确。我仍希望新的革命会像1905年革命一样，迫使孟什维克走上革命道路。我对准备阶段的思想筛选和政治锻炼的意义估计不足。在党内发展问题上，我的错误是社会革命宿命论。这是一种错误观点，但它远比那种毫无思想的官僚主义宿命论要高得多，后者是共产国际阵营中我今天的大多数批评者的主要特征。
1912年，当政治高潮已经确凿无疑地出现了时，我试图召开一次社会民主党所有各派代表的联合会议。在那个时期，对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抱有希望的人不只我一个，还可以指出罗莎·卢森堡为例。1911年夏，她写道：“尽管如此，如果迫使双方召开联合会议的话，党的统一也许还能挽救”（第160页）。1911年8月，她再次说道：“挽救统一的唯一的道路，是召开由俄国派出来的人的会议，因为在俄国境内的人都希望和平与统一，他们是使侨居国外的好斗的公鸡们恢复理智的唯一力量”（第163页）。
那个时期，在布尔什维克中，和解的倾向也很强烈。我还希望，这能使列宁也参加会议。但是，列宁全力反对统一。后来事件的发展表明列宁是正确的。1912年8月，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布尔什维克没有参加。从形式上看，我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游离集团结成联盟，但这个联盟没有政治基础，在所有基本问题上我与孟什维克都有分歧。我和他们的斗争在会后第二天就重新开始了。社会革命和民主改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深刻矛盾不断地酿成尖锐的冲突。
会议前不久，阿克雪里罗得于5月4日写道：“我从托洛茨基的信中得出对我来说十分沉重的印象，他没有真诚严肃的愿望与我们及我们在俄国境内的朋友携手……以便进行反对敌人的共同斗争。”与孟什维克结合反对布尔什维克，这样的愿望我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大会结束后，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抱怨说：托洛茨基又犯了“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文人个人主义的坏毛病。”几年前出版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书信集证明了他们对我发自内心的仇恨。尽管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鸿沟，但我对他们从来没有抱过这种感情。即使在今天，我仍满怀感激之情回忆起我年轻时曾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
在追随者掌权的时代，8月联盟的插曲载入了所有“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教科书之中。与此同时，他们把过去描述成这样，似乎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就胸有成竹地从历史实验室中走出来，用以蒙骗新人和无知的人。可实际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史却是一部不断试图联合的历史。1917年列宁回到俄国之后，还做了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①达成协议的最后尝试。当我于5月从美国回到俄国时，各州的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组织都是由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组成。1917年3月，在列宁回国前几天举行的党的会议上，斯大林还在鼓吹同采列捷利②的党联合。十月革命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③、卢那察尔斯基和其他几十个人都曾为与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联合而进行过疯狂的斗争。但如今，这些人企图用1912年维也纳联合会议的可怕的神话来支撑自己的思想存在！
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孟什维克的左翼，反对战争和社会沙文主义，但在组织上未同孟什维克护国派分裂。——译注
②采列捷利，伊拉克利·拉奥尔吉耶维奇（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部长，1921年移居国外。——译注
③李可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1881—1938）苏联国务和党的重要活动家，曾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委员、列宁的副手等职，1938年被斯大林处死。——译注
《基辅思想报》建议我作为战地记者前往巴尔干。建议来得很是时候，因为事实表明8月会议已经流产。我感到需要摆脱俄国侨民的事务，哪怕短期摆脱也好。我在巴尔干半岛度过的几个月是战争的日月，它们教会了我不少东西。
我于1912年9月动身前往东南方，并早就认定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我来到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看到了大队大队的预备役军人，我亲眼看到没有撤退的迹象，战争在几天之内就要打响。当我得知我的几个熟人已经在边境上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将首先杀人或被杀时，我在思想和文章中曾看得如此之轻的战争却使我觉得如此不可思议、岂有此理。我看着列队开赴前线的18步兵团的士兵，就像看见了一群幽灵，士兵们穿着绿军装、树皮鞋，帽子上插着绿枝条。脚上的树皮鞋和帽子上的绿枝条与全副武装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士兵带有一副注定要牺牲的模样。在那个时刻没有任何东西像绿枝条和农夫的树皮鞋那样使人感到战争的疯狂是如此触目惊心。今天的一代人离1912年的习惯和情绪是多么遥远！早在那时我已经深刻地理解到，对历史过程来说，人道—道德观点是最无效的。但问题不在于解释，而在于经历！对历史悲剧的无法言传的直接感受——在不可避免的命运前无能为力和对贪得无厌的人的强烈痛心——渗入到心灵深处。
两三天之后就正式宣战了。我写道：“你们在俄国知道此事并对此确信不疑，可我身临现场，对此却难以置信。我的头脑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凡俗的人类日常生活——鸡、香烟、流鼻涕的赤脚小孩——与战争这个不可思议的悲惨事实结合起来。我知道双方已经宣战，而且战争已经开始，但我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我不得不长久地对此深信不疑。
1912—1913年间，我深入地了解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还有战争。这在许多方面来说，不仅是为1914年、而且还是为1917年所做的重要准备。我在文章中展开斗争，反对斯拉夫派的谎言、沙文主义、对战争的幻想、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欺骗舆论的系统。《基辅思想报》编辑部需要有相当的勇气才敢刊登我的那篇文章，它描述了保加列亚人对土耳其伤兵和俘虏的兽行，揭露俄国对此保持沉默的阴谋。这篇文章使自由派报纸怒不可遏。1913年1月3日，我在报纸上就“斯拉夫人”对土耳其人的兽行一事对米留可夫进行《国会外质询》，被逼到墙脚的米留可夫（他历来是官方保加利亚的保护人）做了软弱无力、含混其词的辩解。辩论持续了几个星期，官方报纸图穷匕首见，它们暗示用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的人不光是个流亡分子，而且是奥匈帝国的奸细。
我在罗马尼亚度过的几个月使我和多布鲁德让努—赫列亚(Gherea）成了朋友，并与早在1903年认识的拉科夫斯基①结下了终身友谊。
①拉科夫斯基，赫里斯蒂安·格奥尔吉耶维奇（1873—1941）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者。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译注
俄土战争前，一位70年代的俄国革命者“顺路”来到罗马尼亚后，又意外地被耽搁在那里。几年之后，我们的同胞以赫列亚这个名字首先赢得了对罗马尼亚知识界、后来对先进工人的巨大影响。展开以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是赫列亚形成罗马尼亚先进知识分子团体意识的主要领域，他通过美学和个人道德问题把人们引向科学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大多数政治家和所有政党在年轻时几乎都上过赫列亚办的马克思主义速成学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成年时奉行反动的土匪政策。
Φ．Γ．拉科夫斯基是欧洲运动中最国际化的人物之一：就其出生地来说他是保加利亚人，他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中心城市科特尔，由于巴尔干版图变更，他成了罗马尼亚的臣民，就其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法国医生，就其联系、感情和文学工作来说他是俄国人。他掌握所有巴尔干语言和4种欧洲语言，在各个不同时期积极地参加了保加利亚、俄国、法国和罗马尼亚4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后来成了苏维埃联盟的领袖、共产国际的奠基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后来又与左翼反对派患难与共。拉科夫斯基的个人特征——广阔的国际视野和高尚的人格，使体现了截然相反的特征的斯大林对他恨之入骨。
1913年，拉科夫斯基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个党在他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拉科夫斯基编辑一份日报，并为它提供资金。在黑海海岸的曼加利亚附近，拉科夫斯基有一座不大的祖传庄园，庄园的收入用来支持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革命团体和个人。拉科夫斯基每周在布加勒斯特过3天，他在这里撰写文章，主持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群众集会上和街头游行示威中演讲。然后乘火车驰向黑海沿岸，把绳子、钉子等日常用品运回庄园，在庄园里他亲自检查新拖拉机的工作情况，穿着他的城市礼服在田垅里跟在拖拉机后面奔跑，过了一天之后，又匆匆赶回来参加集会或会议。我曾伴随着拉科夫斯基一起往返，我欣赏着这位不知疲倦的人的充沛的精力、蓬勃的朝气和对小人物的亲切关注。在曼加利亚街道上的15分钟内，他一会儿说罗马尼亚语、一会儿说土耳其语、一会儿又说保加利亚语，之后与移民和商业代办说德语和法语。最后又和当地众多的俄国商人说俄语。他以庄园主、医生、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臣民等不同身份与人交谈，但他首先是社会主义者。我看着他在这座偏僻、安居乐业、庸懒的海滨城市的街上行走，就像看到了真正的奇迹一般。当夜，他又乘火车疾驰，返回战场。布加勒斯特、索菲亚、巴黎、彼得堡或哈尔科夫，他无论在哪里都同样信心十足、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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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流亡国外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刊物撰稿。我初次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评论慕尼黑《老实人周刊》的大块文章，这份周刊一度使我很感兴趣，我曾认真地阅读了它从创刊号开始的所有各期，当时的T．T．海涅的漫画还充满着强烈的社会感。我更深入地了解德国新小说也在那个时期。我甚至还写了一篇长篇社会学批评文章，评价魏德金德①的作品，因为在俄国，随着革命情绪的消沉对他的兴趣越来越高。
①魏德金德，弗朗茨（1864—1918）德国作家，表现主义先驱，作品有《青春觉醒》《马尔基茨·冯·克德》等。——译注
《基辅思想报》是南方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激进报纸，它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色彩。这样的报纸只能在基辅存在，因为这里的工业还不发达，阶级矛盾也不尖锐，知识界的激进传统十分强大。Mutatis mutandis（做些必要的修正），可以说这份激进报纸在基辅产生的原因，与《老实人周刊》在慕尼黑产生原因一样。我为这家报纸写各种文章，有的题目从书刊检查方面来说是十分冒险的。小文章往往也要做大量准备工作才能写成。我不能在合法的非党刊物上畅所欲言，这是毋庸赘言的，不过，我从来不写我不想说的东西。我在《基辅思想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来由苏维埃出版社汇编成几卷文集出版，出版时，我无须对它们做任何修改。现在提一下这件事也许并非多余，即我为资产阶级报刊撰稿是经列宁在其中拥有多数的中央委员会批准的。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我们一到这里就住到郊外。妻子写道：“我喜欢许特尔道夫，这里的住宅比我们所能享用的更好些，因为人们一般都是春天到这里来租别墅，而我们则在秋冬两季。从窗口可以看到连绵的山峰，秋天给群山抹上了一层暗红色。穿过篱笆门就可以直接来到旷野，不必绕马路。冬季里每逢星期天，维也纳人带着雪橇、滑雪板，头戴彩色帽子、身穿彩色毛衣乘车途经这里到山里去滑雪。4月里，当我们因租金上涨了一倍而离开我们的住宅时，花园里的鲜花和花园外的紫罗兰争相开放，花香通过敞开的窗子袭来，满屋芬芳。谢辽沙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们只好搬到更民主的西维林去住。
“孩子们能说俄语和德语。他们在幼儿园和学校里说德语，所以他们在家里玩时也说德语，但只要我或爸爸跟他们说话时，他们马上改说俄语。如果我们跟他们说德语，他们反倒有些腼腆，仍用俄语回答。最近几年他们还学会了维也纳方言，而且说得相当好。
“他们喜欢去克利亚奇科家，他家里所有人，从女主人到成年的孩子们对他们都很亲切，给他们看有趣好玩的东西，请他们吃好吃的。
“孩子们也喜欢梁赞诺夫，这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研究者。梁赞诺夫当时住在维也纳，他的体操动作震惊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他的宏亮的声音也叫孩子们喜欢。一次，一位理发师给我的小儿子剃头，我也坐在那里。谢辽沙悄悄把我叫过去，低声对我说：‘我想让他给我剃一个梁赞诺夫那样的头。’他很喜欢梁赞诺夫的光滑的大秃顶，它和其他人的秃顶不一样，要好看得多。
“当廖维卡①上学时，出现了神学课的问题。根据奥地利的法律，孩子在14岁之前应受其父亲所信仰的宗教的教育。因为我们在证件上没有填写宗教信仰，所以我们为孩子选择了路德教。我们觉得这种宗教对孩子的能力和心灵的负担都不算太重。路德教规由一位女教师在课外时间教，虽然地点是在校内。廖维卡喜欢这门课，这从他那张小脸上可以看出来，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多谈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听见他躺在床上嘟囔什么，我就问他说什么呢，他回答说：‘我在祷告，你知道，有的祷告非常好，像诗一样。’”
①廖维卡及下文廖瓦均系列夫的小名。——译注
在我第一次流亡国外时，我父母也开始出国。他们到巴黎看过我，后来又带着我的大女儿来到维也纳，她跟他们一起生活在农村。1910年他们来到柏林，这时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命运，最有份量的决定性论据大概就是我的第一部德文著作。妈妈当时患了放线菌病（actinomicosis)，她一生的最后10年一直是带病劳动，疾病成了她的又一项负担。她在柏林切除了一个肾，那时她已年满60。手术后的头几个月她恢复得相当好，而且容光焕发，这一病例在医务界广为人知。但疾病很快再度复发，几个月内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在亚诺夫卡辞世，她在那里生儿育女，度过了她勤劳的一生。
如果我不谈谈我在维也纳的最亲密的朋友、老侨民C．Л.克利亚奇科一家的话，那么我一生中巨大的维也纳篇章就不完整，我的第二次流亡生活与这个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家庭是广泛的政治和一切精神兴趣、音乐、4种欧洲语言及与欧洲各国人交往的名符其实的中心。一家之长谢苗·利沃维奇·克利亚奇科于1914年4月去世，使我和妻子都感到十分悲伤。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描述他那位天赋极高的弟弟谢尔盖，说他只因为缺少几个小小的缺点而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对谢苗·利沃维奇也完全可以这么说：他具有成为杰出政治家的所有禀赋，只有几个政治家必不可少的缺点除外。我们在克利亚奇科家里总能得到友谊和帮助，那时，我们对这二者都十分需要。
我从《基辅思想报》得到的稿酬足够维持我们的简朴生活。但也有这样的月份，《真理报》的工作使我连一行能得稿酬的文字也写不了。于是危机降临了：妻子常跑当铺，我则不止一次把在较富裕时买的书卖给旧书商。有时，我们甚至用房间里简陋的陈设来抵房租。我们有两个孩子，但没有保姆，我们的生活以双重的份量压在妻子身上，但她还能挤出时间和精力协助我搞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