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头9年一直是在农村度过的，从未离开过。在后来的7年中，我每年夏天都回去，有时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也回去。在18岁之前，我与亚诺夫卡及其周围的一切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我童年时代的头几年，农村的影响其大无穷。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它与城市的影响抗争，并在后者面前全线败退。
农村生活使我了解农村经济，磨房和美国的割捆机。农村使我接近农业，本地的和来磨房磨面的，以及肩上扛着钐刀，搭着口袋从乌克兰各州来的打工的人。后来，许多农村的印象似乎都忘了，被从记忆中抹掉了，但是每逢生活的转折关头，总有些东西能浮现出来，而且总能有所裨益。
农村以实例展示了贵族衰败和资本积累的典型。它揭示了粗野自然的人际关系的许多方面，因而使人能更强烈地感到另一种类型的文明，即城市文明，它更高级，但也更加矛盾。
我的头几个假期可以归结为在我头脑中进行的城市和农村的直接对比。我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急不可耐，心儿愉快地跳动着。我渴望见到所有的人，也想让大家都看到我。爸爸在新布格迎接我，我给他看了我得的5分，并告诉他我已经上一年级了，我需要一套新制服。我们乘着蓬车连夜回家，年轻的管家充当车夫。在草原上，特别是在山谷里，又冷又潮，爸爸给我裹上一件大斗蓬。我被环境的改变、乘马车、回忆和印象所陶醉，一路上我喋喋不休地讲着，讲我们的学校、澡堂、我的朋友科斯佳、剧院。我的嘴一分钟也不停，我先讲了《纳扎尔·斯托多拉》，接下来又讲《带长号的房客》。爸爸听着，有时也打盹儿，于是又打起精神，满意地笑着。年轻的管家不时地转过头来看着他的主人：故事讲得多好！凌晨时我睡着了，到了亚诺夫卡才醒。我觉得我们家小得可怜，农村的面包是灰色的，农村的所有日常生活习惯都既亲切又陌生。我给妈妈和姐妹们讲剧院，但已不像在夜间给爸爸讲时那么带劲了。我在作坊里看见了维佳和达维德，他们长得又高又壮，我几乎都认不出他们来了，可他们也觉得我变了一个人。他们马上对我称您，我反对他们这么称呼我。“那又该怎么称呼？您现在是有学问的人啦，”脸色黝黑的、瘦瘦的、文静的达维德说。
那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已经结婚。把作坊旁边仆人的厨房改建成他的住房，厨房挪到作坊后面的新土窑里。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某种新的东西在我和与我的童年紧密相联的一切之间竖起了一道墙。一切都有点走样。物和人好像都被偷换了。当然，在一年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变化更大的是我的眼睛。我从第一次回家就开始发觉我与家庭之间有些疏远，它开始表现在小事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深刻。
我的整个学习时期受着源自城市和农村的双重影响。在城里，我觉得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要平静得多，个别激烈的冲突——如与法国人或语文教师——除外，我在家庭和学校纪律的管束下，过得也很安稳。原因不仅是施宾策尔家里的生活方式，主宰这里的是明智的严格要求和相对崇高的个人关系的准则，还有整个城市生活的秩序。诚然，城市生活中的矛盾无论如何也不比农村少，而且更多，但在城里矛盾更为隐蔽、更为有序、更为克制而已。不同阶级的人只在事务范围内有所接触，此外彼此不相往来。而在农村人们总在一起。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奴性的依附在这里彰明较著，犹如破沙发上的弹簧一样。在农村，我更暴躁、更爱吵嘴。当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在农村作客，小心地站到妈妈和姐姐一边时，我也与她争吵，有时还跟她顶嘴。但在城里，我和她的关系不仅很好，而且还很亲密。冲突往往起因于小事，但冲突的根源却是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
一次，我穿着一件新洗的帆布上衣，系着带铜扣的皮带，头戴一顶帽子，帽子上的黄校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真是帅极了。应该让所有人都看看。我和爸爸一起骑马到田里去，当时正是收冬小麦的大忙时节。打头的割麦人是阿尔希普，他是一个忧郁而又很温和的人，他第一个走下麦田，11个割麦人和12个捆麦女工跟在其后。12把钐刀割着冬小麦和滚烫的空气。阿尔希普的裤子上只有一颗扣子。捆麦子的女工穿着破裙子和粗布衬衫。钐刀唰唰的割麦声好像是炎热发出的声音似的。“喂，把刀给我，让我试几下，看看这茬冬小麦怎么样”……爸爸从阿尔希普手里接过钐刀，站到了他的位置上。我激动地看着他。爸爸的动作就像在家里一样随随便便，他不像在干活，而像在做准备活动。他的脚步很轻，试探性的，好像在寻找从哪儿下刀似的。他舞动钐刀的动作也很简单，一点儿也不矫健，甚至好像不大有信心，但他留下的麦茬却又低又平，刀勾住麦子一挥，割下的麦子倒在左手一侧，像一条整整齐齐的带子。阿尔希普用一只眼睛看着，显然是在无声地赞叹。其余人的看法则各有不同，一些人似乎有些同情；看来这里主人挺能干；另一些人则很冷淡：他割自己的麦子当然来劲，何况只是做做样子。他们的想法我可能表达得不太确切，但我强烈地感到了人际关系的复杂结构。当爸爸离开这里去另一块地后，我想自己试试使钐刀。
“您用刀根，刀根去打麦子，别管刀尖，别把它往下压。”但是我由于激动，甚至不明白这个刀根到底在什么地方，刚挥到第三下，刀头就戳到地里了。
“哎，照这么使钐刀，用不了多久就得完蛋。您得跟您爹好好学学，”阿尔希普说。
我感到一个脸色黝黑、满身尘土的捆麦工嘲弄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我匆匆地从割麦人的行列中跑了出来，头上还戴着那顶别着校徽的帽子，汗水从帽子下面往外淌。
“最好还是到妈妈那儿吃饼干去吧。”我听到身后传来穆图佐克嘲讽的声音。我知道这个黑得像靴子一样的割麦人：他在亚诺夫卡干活已经是第三年了。这是个滑头的移民，说话肆无忌惮。去年有时故意当着我的面说主人的坏话，倒也入木三分。我喜欢穆图佐克的机灵和大胆，但他那放肆的嘲讽也使我感到无可奈何的仇恨。我很想说一些能让穆图佐克服从于我，或能令他住口的话，但我找不到适当的话。
从田里回到家中，我看到在我家门口有个赤脚的女人。她不敢坐在石头上面，靠着墙坐在石头后面。她是精神错乱的疯牧童伊格纳特卡的妈妈。她为了来要1卢布走了7俄里，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给她1卢布。她将一直等到夜幕降临。看着这个体现了农村的贫困和逆来顺受的人，我心中感到一阵压抑。
一年之后，情况非但没有见好，反而更坏了。我打槌球回家，在院子里看见了爸爸，他刚从田里回来，满身尘土，又疲倦又恼火。他身后跟着一个穿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衣服的农民，一双脚跟漆黑的光脚不停地挪动。“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牛还给我，”他哀求着，并发誓再不让牛进麦田。爸爸回答说：“你的牛吃了10个银戈比的庄稼，损失折合10卢布。”庄稼汉重复着自己的话，哀求中流露出仇恨。这个场面使我浑身颤抖，直到最后一根神经。我刚刚在梨树环绕的槌球场上战胜了我的姐妹，现在那股得意的情绪马上被强烈的绝望所取代。我从爸爸的身旁溜过，跑进自己的卧室，趴在床上忘情地哭了起来，尽管我已是二年级学生了。爸爸走过穿堂屋走进饭厅，庄稼汉脚步啪哒啪哒地跟在他后面走到门口。后来庄稼汉走了。妈妈从磨房里回来，我分辨出了她的声音，并听到拿盘子准备吃午饭的声响，听到了妈妈喊我吃饭……我没有搭腔，继续哭泣。最后，眼泪带来一种甜滋滋的感觉。门开了，妈妈俯下身来问：
“廖瓦奇卡，你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妈妈和爸爸低声说了些什么。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庄稼汉？牛已经还给他了，也没有收他的罚款。”
“我根本不是因为这件事，”我趴在枕头上回答说，并为自己流泪的原因羞愧得要死。
“也没有收他的罚款，”妈妈固执地又说了一遍。
这是爸爸猜到了我难过的原因，告诉了妈妈。爸爸只要随便瞟一眼，就能发现许多问题。
一天，当主人不在家时，来了一个粗鲁、贪婪、无耻的警察，他要求查看工人的身份证。他发现两张身份证已经过期。他马上把身份证的主人从田里召回来，宣布他们已被捕，并将被押解返乡。一个是褐色脖子上布满深深皱纹的老头，另一个是年轻人，他是老头的侄子。他们那枯瘦的双膝跪倒在穿堂屋的土地上，先是老头，年轻人紧随其后在地上磕头，并反复说：“请您行行好，饶了我们吧。”结实的警察满头是汗，他摆弄着他的军刀，喝着给他从地窖里端来的凉牛奶说：“我只在节日里行好，可今天不是节日。”我像是坐到了火盆上一样，声音沙哑地说了几句抗议的话，“小伙子，别多管闲事，”警察斩钉截铁地厉声说。姐姐给我做了个警告的手势。警察把两个雇工带走了。
在假期中我也当当会计，即和哥哥姐姐轮流登记雇用的工人、雇工的条件以及实物和现金的支付。在与工人结算时，我常常给爸爸帮忙。这时我们之间常常爆发小小的冲突，但它们由于工人在场而减弱了。结帐时，我们从来不搞欺骗，但是协议的条件解释得十分严格。工人们，特别是上了岁数的工人，发现小孩在助他们一臂之力，这使父亲十分恼火。
在发生激烈冲突之后，我带着书离开家，有时甚至不回家吃午饭。一次在这样的争吵之后，我在野外遇上了雷雨：雷声隆隆响个不停，草原上的大雨倾盆而下，闪电时而从这边，时而从那边向我袭来。我在雨中走来走去，淋得像只落汤鸡，灌满水的皮鞋吧卿吧卿地作响，戴着一顶像排水管似的帽子。当我回到家里，大家都默默地斜眼看我。姐姐给我拿来了替换衣服和饭。
假期结束后，往往是爸爸送我回敖德萨，这样在换车时，东西就可以自己拿，用不着雇脚夫。爸爸拣重东西拿，我从他的背和伸直的两只胳膊看得出来他很吃力。我可怜爸爸，尽量多拿些东西。如果带有装着送给敖德萨亲属的农村礼品的大箱子时，我们就雇个脚夫。爸爸付钱很抠，脚夫不满意，气得直摇头。看着这些，我心里总不好受。当我独自出门雇用脚夫时，我很快就把衣袋里的零钱都给光了。我总害怕付少了，不安地观察脚夫的眼色。这个习惯我终身未改，它是对双亲悭吝的反动。
在农村和城市，我都生活在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发财。我就是因此放弃了我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学习年代的城市。我一下子就与发财致富的本能、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秩序和视野一刀两断，而且始终没有回头。
在学校和民族领域中，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矛盾，而是相互补充。我们家里不信教。开始时，信教的表现还由惯性支撑着：在重大的宗教节日中，爸爸妈妈乘车去移民区的犹太教堂，每逢星期六妈妈都不做针线活，起码是不公然做。但是，这种表面上的信教也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长大和财富也与之俱增而逐年减弱。爸爸从年轻时就不信上帝，在上了年纪之后则当着妻子和孩子们的面对此直言不讳。妈妈宁愿回避这个问题，而在适当的场合也两眼朝天表现得十分虔诚。
但是当我大约7、8岁时，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官方的普遍信仰。爸爸妈妈像往常一样，对一位客人称赞自己的儿子，叫我把我的画拿给他看，并为他朗诵诗。客人问我：
“上帝是什么？”
“上帝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但是客人摇了摇头说：“上帝不是人。”
“那么上帝到底是什么？”我反问道。因为除了人之外我只知道还有动物和植物。客人、爸爸、妈妈尴尬地微笑着彼此交换了眼色，当孩子们开始撼动最牢固的老生常谈时，大人总是这样。
“上帝是圣灵，”客人说。现在轮到我茫然地笑望着大人，想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在和我开玩笑。但不是，不是开玩笑。只好服从。我很快就习惯了上帝是圣灵。就像一个小野蛮人一样，我把上帝和自己的“神灵”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灵魂，我已经知道灵魂就是呼吸，随死亡而停止。但我那时还不知道，这种学说是万物有灵论。
在头一个假期中，我睡在饭厅的沙发床上，我和大学生З某谈起了上帝，他那时在亚诺夫卡做客，睡在饭厅的长沙发上。那时我对上帝的存在也说不上信，也说不上不信，从来就没有为这个问题费过脑筋，但我并不反对在这方面找出一个可靠的答案。
“人死后灵魂到哪儿去啦？”我躺在床上问。
“当人睡觉时，灵魂又到哪儿去啦？”З某马上回答说。
“可那毕竟……”我克制着睡意反驳说。
“那么马死了，灵魂又到哪去呢？”З反守为攻地问。这个回答使我完全满足。我安然入睡了。
如果不算施宾策尔家的婶婶——一个老太婆在内，那么施宾策尔一家是根本不信教的，何况婶婶不是他家的人。但爸爸希望我能阅读原文的圣经。这是他当父亲的虚荣心的一个支点。于是我在敖德萨私下跟一个非常渊博的老人学圣经。但我们的教学只延续了几个月，并且丝毫没有巩固我对祖先的信仰的信心。我在老师的话里抓住了某种对课文的模棱两可的味道，我小心巧妙地说：“如果像某些人那样认为没有上帝，那么世界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嗯，您完全可以向他本人提这个问题。”老人的话说得就是这么奥妙。我知道，我的神学指导者也不信上帝，于是彻底安心了。
实科学校的学生来自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神学”课根据各自所属教派分别由东正教神父、新教牧师、天主教神父、犹太教宗教课程教师上。牧师是主教的侄子，他颇受女人的宠爱。这是个淡黄头发的年轻人，像是照着耶稣临摹下来的美男子，只不过是被彻底沙龙化了。他戴着金边眼镜，一头浓密的金发，是个令人难以容忍的金玉其表的人物。在上宗教课时，不信东正教的学生要离开教室，有时是在神父的鼻子底下走出去。他看着走出去的人时，总要做出一种特殊的表情，流露出被基督教真正宽容精神所减弱的蔑视。
“您去哪儿？”有时他也问问出走的人。
“我是天主教徒，”那个学生回答说。
“啊，天主教徒，”他摇摇脑袋重复说，“噢，噢，噢……那么您呢？”
“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犹太人，噢，噢，噢，”……
去给天主教徒上课的天主教教士总像一条黑影一闪而过，他来时总贴着墙根走，去时则无影无踪。所以我在上学的这几年中从来没见过他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面庞。给犹太学生上课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姓齐格尔曼。他教我们俄文圣经和犹太民族史。这些课程谁也不认真学。
民族因素在我的心理中没有独立地位，因为在生活中对它没有什么感觉。诚然，在1881年颁布的限制性法令之后，爸爸不能再继续购买土地，他对此事十分热心，而只能遮遮掩掩地租赁土地。但所有这一切与我没有多少关系。一个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的儿子与其说是属于受压迫者之列，不如说是属于特权阶层。在我们家里，用的是俄语和乌克兰语，在入学时对犹太人确实有名额限制（它使我耽误了一年的时间），但在后来的学习中，我总是全班第一，我没有直接感觉过名额限制之苦。在学校里没有直接的民族迫害。学校中的民族成分复杂（不仅是学生，连老师也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点。但是，潜藏的沙文主义总能令人感到，并时而有所表现。历史教师柳比莫夫特别热心地对波兰学生提问，问波兰人是如何迫害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东正教徒的。密茨凯维奇，一个晒得黑黑的、瘦瘦的小男孩，脸色惨白地站在那里，咬紧牙关，一个字没说。“您怎么啦？您怎么不说话呀？”他带着明显的满足鼓励说。一位学生忍不住说：“密茨凯维奇是波兰人，他是天主教徒。”“噢……噢……”柳比莫夫显然是故作惊奇地说，“但在这里我们不做这种区分。”
我同样强烈地感到历史教师对波兰人的经过伪装的卑劣做法，法国人比尔南德对德国人凶狠、吹毛求疵，牧师一听“犹太人”就摇头。民族不平等显然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一个潜在推动因素，但是，这个因素完全消融在社会不公平的其他现象中，它不仅没有起过主要作用，甚至没有起过独立作用。
对一般高于个别，规律高于事实，理论高于个人经验的看法，很早就在我身上产生了，而且逐年增强。在这种看法的形成过程中，城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它成了我的世界观的基础。当学习物理和自然科学的男孩子们说星期一这个日子或遇见横穿马路的牧师不吉利等迷信话时，我感到强烈的愤怒，觉得思想受到了凌辱。为了使他们放弃可耻的迷信，我不惜跟他们吵得面红耳赤。
一次，在亚诺夫卡人们为丈量一块梯形土地的面积绞尽脑汁。我用欧几里得的方式只用两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我得出的数字与据“实践”得出的数字不符，人们不相信我。我拿来了几何课本，用科学的名义起誓，激动万分，还说了些无礼的话，可是我发现我根本无法让他们信服，陷入了绝望之中。
我与我们的乡村机械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不愿放弃制造永动机的幻想。他觉得能量守恒定律是与此事毫无关系的臆想。“那是书本，可这是实践……”他这样说。我觉得人们由于习惯性的迷误和荒唐的幻想而放弃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无法理解和不可忍受的。
后来，一般高于个别的看法成为我的写作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恨迟钝的经验主义，它对事实亦步亦趋，而这事实往往是想象出来的，更多的是被误解了的。我要探索支配事实的规律。这当然不只一次地导致过于匆忙和错误的总结，特别是年轻时代，那时还没有充足的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来进行总结。但是在所有领域中，我觉得我只有在把握了一般的脉络的情况下，才能前进和行动。激进的社会革命是我一生的精神支住。它恰恰是源于我对舍本求末、经验主义、对一切思想上尚未定型、理论上未加归纳的东西的理性的仇恨。
我试图回顾自己的以往。这个男孩无疑自尊心很强、暴躁、还有些孤僻。他在进入实科学校时，未必觉得自己比同龄人优越，的确，在农村时，总是拿他对客人炫耀，不过在那里无人能与自己相比，可是从城里来到亚诺夫卡的男孩们总有无穷无尽的与年龄优势相关的中学生的优越之处，对他们只能仰视。但是，学校是一个残酷的竞争场。自从他成了全班第一而且把第二名落下好远的学生时，这个来自亚诺夫卡的孩子觉得可以希冀更多的东西。那些和他要好的男孩子都管他叫首领。这不能不对性格产生影响。老师们也都赞扬他，而有些老师如克雷扎诺夫斯基甚至处处要突出他。总的来说，老师尽管对他很好，但却是干巴巴的，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分为几类，有赤诚的朋友，但是也有敌对的。这个孩子不乏自我批评精神，或毋宁说他对自己十分苛求。他对自己的知识和性格特征都不满意，而且日益加剧。他狂怒地在自己说谎时抓住自己。他随时因自己没有读过别人有把握地援引的书而自责。这当然是自尊心所致，应该更好、更高、更博学的想法越来越频繁地激动着他的心房。他常常考虑人的使命、特别是他自己的使命。
一天傍晚，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从我身边走过，一本正经地问我：“老弟，你是在思考人生吧？”我的监护人常常使用这种玩笑性的华丽字眼和嘲弄的戏剧腔调。但我就像全身被烫了一下似的。的确，我正是在思索人生，只是不会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对未来的幼稚的担忧。我觉得我的监护人偷听了我的心声。“看来，让我说中了。”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调说，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走回自己屋里。
在施宾策尔家里是否有政治观点呢？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政治观点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他对社会主义的模糊的好感带有民粹派和托尔斯泰主义色彩。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谈过政治话题，特别是当我在场时。这也许是因为担心我会对同学说些多余的话而招灾惹祸。在大人的话里偶然提到革命运动事件，如“那是在亚历山大二世被刺的那一年”，可听起来却显得那么遥远，犹如说这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年似的。围绕着我的环境是非政治的。我在学生年代中不要说有政治观点，甚至连对政治观点的要求都没有。但我的那些无意识的渴望却都是反对派的。我对现存制度的不公正和横行暴虐极端反感。这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的种种现实条件，警察的独断专行、地主的残酷压榨、官吏的贪赃枉法、民族的目光短浅，来自学校和街头的不公平、来自和农民的孩子、女仆和雇工们的紧密关系，来自作坊里的谈话，来自施宾策尔家庭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自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所有其他书籍，来自整个的社会气氛。这些反对派的情绪我是在与两个同班同学——罗泽维奇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谈中突然发现的。
弗拉基米尔·罗泽维奇是上校的儿子，一度是班里的第二名。他坚持要他父母允许他请我在礼拜天到他家玩。他家里人待我很好，但是并不热情，上校和上校夫人只和我试探性地说了几句话。我在罗泽维奇家度过的3、4个小时之内，曾有两次碰上了格格不入、令人不安的、甚至是敌对的东西，这是在话题稍稍涉及到宗教或政权的时候。这个家庭的气氛是保守的、循规蹈矩的，这种气氛使我感到像是胸口挨了一击似的。弗拉基米尔·罗泽维奇的家长不让他到我们家去，我们的关系就破裂了。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黑色百人团①的罗泽维奇在敖德萨极为著名，他大概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①黑色百人团系镇压1905—1907年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武装匪帮。——译注
我和科洛格里沃夫的冲突更加尖锐。他是二年级第二学期时的插班生。他是个瘦高挑，在班上以其不合群著称。他异常勤奋，凡是能背的地方都背了下来，他来了刚刚一个月就被死记硬背搞糊涂了。当地理老师叫他到地图前回答问题时，他没等老师提问，就背开了：“耶稣基督告诫世人……”这是因为地理课之后将是神学课。一次在和这位科洛格里沃夫——他对我这个第一名学生不无敬意——聊天时，我不知是批评了校长还是其他什么人。他带着由衷的愤怒问道：“难道可以这样谈论校长吗？”我更加由衷惊讶地反问说：“为什么不能？”“要知道他是长官。如果长官命令倒立着走，也只能服从，不得说三道四。”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糟糕透顶的公式令我惊讶不已。我当时还没有猜到，这个男孩重复的只是他在他那农奴主家庭中显然听了不只一次的话而已。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我感到有些观点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像我不能吃生了蛆的食品一样。
与对俄国政治体制的暗中不满平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形成的将外国——西欧和美国——理想化，根据支离破碎的材料发挥想象，形成了一种高度发达、恩泽均等地遍及所有人的文化概念。后来，理想的民主制概念又与它联系在一起。这位年轻的纯理性主义者宣称，凡是合理的即能行得通。因此，欧洲还存在着迷信，教会能在这里起重要作用，在美国迫害黑人，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种理想化是从周围的市民——自由主义的环境中吸收来的，后来，当我的头脑中已充满了革命的观点时，它仍持续了一段时间。如果在那几年我听到——如果可能的话戴着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桂冠的德意志共和国能够容忍保皇派，却拒绝给革命者避难权，我当然会惊讶万分。幸运的是，从那时起我对许多事已不再感到大惊小怪。生活打掉了我的纯理性主义并教会我辩证法。甚至米勒①的德国也不能令我吃惊。
①米勒·威廉（1876—1931）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曾任德国外交部长及总理等职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