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
致『我们的话』派
（1930年8月22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一、收到你们六月十七日署名彼得的来信。你们问我是否能充分明白你们写的英文。完全明白。你们的英文比我的英文不知道要好多少。简直不能比。因此我用俄文给你们回信。
二、今天我手里拿了铅笔，仔仔细细读完了三个文件：第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写的公开信（注①）；第二，一九三零年一月刘仁静写的公开信，以及第三，你们附有对刘仁静批评的来信。我的一般结论是：没有倾向上的分歧，也没有战略上的分歧。有之，只是一些细微的分歧，其中一些带有学院性质，一部分带有策略性质。你们和刘仁静却把这些分歧的色彩极度夸大了。在所有这三派之间，我根本看不出有分别存在的基础。
三、你们在统一问题上的组织立场，我绝对不能同意。你们将统一问题归结到这一点，别的二派先得在你们面前承认错误，然后才能让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过早地模仿斯大林的机关“作风”了。在政治方面，问题是要这样提出来的：是思想上的相同者呢，还是思想上的敌对者，那根本谈不上统一。如果是志同道合者，那么要在与他们统一之前将他们屈辱一番，是不是允许与不足为训的。此种“威望”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的特征。谁想将这些移植到左派反对派的队伍中来，谁就是用最坏的毒药把反对派从他的童年时候起便加以毒害了。
四、很可惜，你们信上丝毫不曾具体地谈到你们与陈独秀派的未来关系。他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是一个精采之至的政治文件。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为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你们可以反驳道：在他的经验里含有大量错误。这一点无可争辩。但是自己清楚懂得这些错误而又公然承认了它们，那么这个经验便成了可贵的政治经验了，它将帮助我们将来不致重犯这些错误。
注：我说承认错误，指的是那些带纲领性的与战略性的、在革命事变中犯下的错误。这一类必须公开承认，公开解释。但这与你们要求与刘仁静的，要他向你们承认自己错误这种做法，无丝毫共同之点。
五、你们三排都只是弱小的宣传组织。廿五个成员，一百个成员或三百个成员，这中间的差别当然有的；但这里的数量之差终究还不曾转变成质量之差。而且既然有了三个组织的存在，就势必要寻找出一些不同意见，籍以证明分裂之合理，这情况却是反对派发展途上的最大障碍，因为这会使工人们感到迷惘。
统一时必然要实行的。它可以由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大家一起草拟一个短短的统一政纲，然后根据各派人数推派代表，召开统一大会。如果与我们的期望相反，草拟政纲时候你们遇到了困难，国际局会来帮助你们。这是唯一正确与可行的统一道路。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不是一个宣传团体，而是一个有长久历史的巨大力量了；可是它却以此种方式与全国各地的某几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组织统一起来。当时谁也不要谁表示悔过，谁也不叫谁蒙受屈辱。这些不足为训的作风是一九二三年以后齐诺维耶夫与斯大林开始采取的。
六、你们收到俄文的《公报》吗？最近一期《公报》将主要讨论关于中国的事情。你们答应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你们对中国与中共的情形的看法，我急不及待地等候它的到来。
左派反对派必须对目前的农民（『苏维埃』）运动采取一个正确立场，这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
农民战争现在有与工人运动衔接起来的希望吗？这是一个异常重要问题。理论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在农民暴动的影响下，城市里的革命运动会加速高涨。如果发生了这个情况，那么农民暴动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客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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