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不断革命论》（1928）（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 译） 第八章 从马克思主义到和平主义 在拉狄克的论文中，有一段话是一种最使人感到忧虑不安的征兆。尽管这段话好像同我们感兴趣的中心主题不相干，但是由于拉狄克倾向于同当今中派主义理论家统一观点，所以这一段话实际上同中心主题还是有联系的。这里说的是他关于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多少有些隐蔽的进展。这一点必须着重地谈一谈，因为拉狄克的这条“次要”的错误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超越所有的其它意见分歧，表明拉狄克的错误已经确实无疑地从量变转到了质变。 当谈到来自外部对革命构成威胁的危险时，拉狄克写道，列宁“意识到在1905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才能维持下去”。（黑体是我标的——列．托） 这是错上加错。首先，这是粗暴地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前景。事实上，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的民主专政（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无法维持下去。这种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所发表的全部论文和演讲（关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国有化问题，等等）之中。在这一段时期，列宁根本没有提出过在西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就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在1905年俄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什么意思呢？那么1917年的水平又是怎样的呢？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之上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共产国际的纲领将整个世界划成方格，分成经济水平上“足以”与“不足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区域，这样就为革命的战略筑造了一系列毫无指望的绝路。经济水平的区别无疑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会其有决定性的意义。在1905年，我们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实我们也不能建立民主专政。在1917年，我们建立了将民主专政吞并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191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雷同于1905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在西欧无产阶级的及时帮助下，这次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挺住，并发展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及时性”不是事先计算好的，它是在发展和斗争的进程中形成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而1905年和1917年俄国发展水平的差别，不管本身有多么重要，事实上仅处于次要地位。 但是，拉狄克不满足于就水平差别所援引的模棱两可的话。在指出列宁理解革命的内部问题和世界问题之间的联系（哦，可不是吗！）后，拉狄克补充说： “列宁没有单独把在俄国保持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之间的这种联繁的概念尖锐化，而托洛茨基的表述走过分尖锐化的，也就是说，这种援助必须是已经取得胜利的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黑体是我标的。——列．托）
老实说，当我读到这几句话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拉狄克要从不肖门徒的武库中捡取这种不中用的武器？要知道，这是在重复我们经常有充分理由加以嘲笑的斯大林主义的陈腔滥调。其它问题姑且不说，仅这段引语就表明，拉狄克对列宁道路上的主要里程碑的想象实在太糟了。列宁不仅从来没有像斯大林说的那样，将欧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加的压力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对立起来，相反，他在论述来自外部的革命援助问题上比我更为尖锐。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列宁不断地重复说，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就不能保持民主制（甚至连民主制也不能保持！）。从总体上说，在1917年至1918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列宁除了将我们的革命同欧洲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考虑和估计我们的革命命运之外，没有运用过其它方式。例如，他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德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就注定要失败。”他是在1918年说这句话的，并不是根据1905年的“经济水平”。当时他考虑的不是将来几十年的事，而是在近期内，如果这个时期不是几个月的话，也只不过是几年内的事。列宁曾多次解释道：如果我们挺住了，“那是因为当时有幸在短期内（在短期内！——列．托）形成的一种特别条件使我们免遭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他接着又说：“无论如何，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国际帝国主义……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他是否对无产阶级的“压力”和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抱有和平主义的期望呢？不是的，他的结论是：“在这里，俄国最大的困难……必须唤起国际革命。”这些话是什么时候说的，什么时候写的呢？不是在1905年，当时尼古拉二世正在就镇压革命问题同威廉二世谈判。我提出的“尖锐的公式”是在1918年、1919年以及随后的几年。 回顾往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是这样说的： “我们清楚地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列．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革命以前，甚至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我们这样想，但我们还是尽一切可能，要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已，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来说，这是正确的。可是，实际上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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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开始，运动就不像我和列宁在1917年至1919年（而不仅仅是在1905年）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发展了。但是，运动一直是沿着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不妥协地对抗的路线发展的。二者中必有一者败北。只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发展才能使工人国家摆脱致命的危险，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还包括经济上的危险。企图在这个问题上寻找出两种立场，即列宁的立场和我的立场，那就是理论上最偷懒的做法。请至少再读一遍列宁的著作，不要诽谤他，不要让我们吃大量的斯大林主义的残羹剩汤。但是，这种堕落并没有到此为止。拉狄克说，列宁似乎承认世界无产阶级的“简单的”（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柏塞尔式的）援助就足够了，而托洛茨基怎么“夸大地要求”必须是国家的援助，即革命的援助。拉狄克在捏造了上面一段故事之后继续说： “经验证明，在这一点上，列宁同样是正确的。欧洲无产阶级尚无力夺取政权，但是已经强大到足以来阻止世界资产阶级在干涉时期投入大批力量来反对我们。因此，它帮助我们保卫了苏维埃政权。还有一股主要力量同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种种矛盾并存，它使我们在干涉结束后连续八年中的和平得到保证，那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对劳工运动的恐惧。”
这一段话，尽管作为当代官方文人的作业来看并无新意，但是毕竟引人注目──一份混淆历史，政治上杂乱无章，有重大原则错误的大杂烩。从拉狄克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列宁在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两种策略》中（拉狄克仅仅提到这本著作）预言，在1917年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将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我们的大规模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与此相反，托洛茨基在1905年没有预见到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必然会形成的那种局势，而只重视当时的一些现象，诸如强大的霍亨索伦军队、极其强盛的哈布斯堡军队、有巨大影响的法国交易所等等。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时代混乱，这种混乱因其可笑的内在矛盾而变得更加复杂。根据拉狄克的说法，我的根本错误在于我仅仅是以“1905年的水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现在第二个“错误”也找到了，即我为什么没有将我在1905年革命前夜所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景，置于直到1917年以后才出现的国际形势中去考虑。如果斯大林通常提出的证据就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不会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对于他的1917年和1928年的“发展水平”实在太了解了。但是，拉狄克是怎么样陷入这一伙的呢？ 然而还有更糟的情况。拉狄克跳过了区别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界限，跳过了区别革命立场和和平主义立场的界限。这完全是一个用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和制止战争，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施加压力呢？还是通过国内战争来推翻资产阶级呢？拉狄克在无意中将无产阶级政策的根本问题扯进了我们之间的争论中来了。拉狄克是否想说，我不仅完全“忽视”了农民，而且“忽视”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所施加的压力，而仅仅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呢？很难设想他会为台尔曼、塞玛尔或者是蒙穆索之流的无稽之谈辩护吧！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时的极左派（季诺维也夫、塔尔海默、台尔曼、贝拉．库恩等等）为在西方采取盲动主义的策略辩解，认为这是挽救苏联的一条出路。我同列宁一起尽可能通俗地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有系统、有计划地巩固自己的阵地，为夺取政权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了我们而匆匆地进行革命冒险，这就是对我们最有力的帮助了。可惜，当时的拉狄克不是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边，而是站在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一边。但是，拉狄克一定记得──无论如何，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纪录记得──列宁和我的论据的要点正是针对极左派荒谬的“尖锐表述”的。然而，在我们向他们说明了加强党的力量和增强无产阶级的压力是国内和国际关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之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还应补充一点：“压力”只是为夺取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功能，它完全取决于这一斗争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列宁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在代表们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讲。这篇演讲的目的是反对消极等待的倾向，他大致上是以提出下述的告诫来结束这篇演讲的：不要冒险，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还是要马不停蹄，因为单靠“压力”，我们是不能坚持多久的。 拉狄克提出，欧洲无产阶级在战后不能取得政权，但是却阻止了资产阶级想要摧毁我们的企图。有关这一点，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然而，欧洲无产阶级之所以能使我们免遭毁灭，只不过是因为同无产阶级压力并存的，还有帝国主义战争在客观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以及因这场战争而更加尖锐化的世界冲突。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斗争、经济崩溃或者无产阶级的压力这些因素中，很难回答究竟哪一种因素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确实也不能这样提出。但是，仅靠和平压力是不够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有什么“压力”，这场战争毕竟还是爆发了。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如果说无产阶级压力在苏维埃共和国初创后最关键的几年内证明是有效的话，那只是因为，对于当时欧洲的工人来说不是施加压力的问题，而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斗争，而且这个斗争不只一次地采用了内战的形式。 1905年的欧洲既没有战争也没有经济崩溃，只有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疯狂暴行的血腥味。当时社会革命党人的“压力”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止威廉二世或者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兰王国的讨伐，也完全不能阻止他们对沙皇的援助。而在1918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压力也不能阻止霍亨索伦占领波罗的海诸省和乌克兰，如果说当时他未能远征到莫斯科，那只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签订布雷斯特和约呢？人们对昨天的事为何如此健忘！列宁并不使自己局限于对无产阶级“压力”的期望，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没有德国革命，我们无疑会毁灭。虽然漫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但是从事情的本质来说，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不要有幻想，我们已经接到一份没有表明日期的延期支付通知书。我们现在与过去一样生活在一个有“喘息机会”的条件之下。 当无产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时，却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动战争，这是不稳定的阶级均衡得到最高形式表现的一种状态。为什么要称它为不稳定的均衡呢？因为它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它必然会倾向这一边或者那一边。或者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或者是资产阶级用一系列的打击来削弱革命的压力，以使自己重新获得足够的行动自由，首先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行动自由。 只有改良主义者才会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看成是一种不断增长着的因素和免遭干涉的保证。正是从这个概念里产生了在世界资产阶级处于中立化的条件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就像猫头鹰在暮色降临时才起飞一样，斯大林关于在无产阶级压力下资产阶级中立化的理论，也只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开始消失时才提出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被曲解了的战后经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希望，即在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时，只要有一般的“支持”，我们也就能应付下去了。就在这一时期，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无产阶级的失败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开辟了道路。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崩溃已经被克服。没有尝过帝国主义屠杀的恐怖滋味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其结果是，现在资产阶级可比五年或者八年以前更为自由地操纵它的战争机器了。 工人大众在其自身进一步发展中的向左转，无疑会重新加强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弊各半的因素。也就是说，来自工人大众一方的日益增长的危险，会促使资产阶级在以后的一个阶段里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力图摧毁传染病的主要病灶──苏维埃共和国，来表明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反对战争的斗争不取决于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而仅仅取决于为争取政权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和平主义”的效果就像它的改良主义的效果一样，仅仅是为取得政权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附属产品；力量有限，却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也就是说，促使资产阶级走上战争之路。拉狄克片面地提到，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恐惧是一切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根本希望。但是，仅仅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这算不了什么，只有革命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在1905年说，反对君主制度复辟（在1918年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保证不是无产阶级的压力，而是无产阶级在欧洲的胜利。这是一种对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提法。尽管一个“喘息机会”是漫长的，列宁的提法至今仍然有效。我也以同样的方式阐述了这一问题。1906年，我在我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写道： “正是由于对无产阶级起义的恐惧，迫使资产阶级政党在投票赞成拨付巨额军费时，还庄严地宣称赞成和平、梦想有国际仲裁法庭、甚至梦想组织欧洲联邦──这份可悲的宣言，既不能消除国家间的任何对抗，也不能消除任何武装突冲”。（《总结与展望》，第283页《我们的革命》）
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根本错误在于，为了挽救斯大林──布哈林的和平主义和民族改良主义的前途，采用了一些革命的技术处方来对付战争的威胁，结果把反战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分割开来了。从本质上来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鼓动者们是恐惶不安的和平主义者，惊慌失措的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论者，他们企图借助于加紧施加“压力”的办法使资产阶级的“中立化”永久不变。因为，他们不能不意识到，他们以前的领导导致了一系列国家的革命遭到失败，而且将国际无产阶级的先锋从远远地抛在后面，于是他们首先便匆匆地摆脱把战争问题同革命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尖锐的表述”。他们把反战斗争转化为一项能独立完成的任务。为了使本国的政党不错过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他们宣布战争的危险是永恒的、紧迫的和迫在眉睫的。世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战争而发生的。现在，战争不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工具，相反，倒是资产阶级政体成了战争的工具。结果，共产国际的反战斗争变成了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在每一种场合都自动地重复一次，于是便因失效而消除了。斯大林主义的民族社会主义就倾向于将共产国际变为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辅助工具。拉狄克用其匆匆忙忙的、草率的和未经充分考虑的批评来助长了这种倾向，而不是助长马克思主义。他失去了指南针，被卷入了一股奇特的潮流，这股潮流会把他带到完全陌生的彼岸。 1928年10月于阿拉木图 注释： [1]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 [2]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