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我认为查个人历史并不能使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作决定。我确实在许多问题上犯过错误，特别是在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期间。但是，不能从此得出结论，政治问题不应当按照它的内容，而是按照个人历史加以审查。否则，我们就必须要求公布全体代表的个人历史。^[77]我已经声明过许多次，在我同布尔什维主义有分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错误在我这方面。为了把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以前那些分歧的性质和程度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我要这么说：

　　当我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外的时期，当我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我同列宁观点之间的距离也从来没有像现在斯大林——布哈林的立场同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基础之间的距离那样大。

　　党和革命发展中的每一个新阶段，每一本新书，每一种新的流行的学说都引起布哈林那方面的新摇摆和新错误。他的全部理论和政治历史是一长串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形式上的圈子内所犯的错误。自从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的错误的程度，特别是它们的政治后果，都远远超过他以前的错误。这位训诂学者挖空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现实内容，把它变成了儿童的概念游戏，变成了仅仅是口头上的诡辩，这样的训诂学者在党领导从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滑到小资产阶级的轨道上的时期，自然是最合适的“理论家”了。没有诡辩是不能滑过去的。这就是目前布哈林在“理论”上的作用。

　　在所有那些（也有限）问题上，凡是斯大林企图持独立立场，或者仅仅企图在没有列宁及时指导的情况下独自回答重大问题时，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可以说本能地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

　　斯大林在流放中对列宁反对孟什维主义、反对前进派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加以攻击，说它是侨民的“杯水风浪”。^[78]

　　就我所知，除了一篇多少有些正确但充满学生腔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外，关于斯大林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思想情况，再没有其他政治文献了。

　　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独立立场（列宁回国以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立场。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整个渗透着袖手旁观和妥协精神。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独立立场不过是一九〇三到一九〇五年间的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主义的廉价翻版。

　　斯大林在英国工人运动问题上的独立立场是一次中派主义向孟什维主义的投降。

　　你们在引证的时候可以偷天换日，隐藏你们自己讲话的记录，禁止发表列宁的信件和文章，大量制造不正直地挑选出来的引语。你们可以扣压、隐藏、烧毁历史文件。你俩可以把你们的审查制度扩展到记录革命重大事件的像片和电影方面去。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正在做的。但是结果并不能符合他的希望。只有像斯大林这样思想狭隘的人才会认为这些可怜的阴谋诡计使人们忘记现代史的重大事件。

　　正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九一八年的时候，在斯大林反对我的运动的最初阶段，他觉得有必要写出下面这些话来：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确定地说，卫戍部队迅速转到苏维埃方面，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的出色执行，党应该把这些功劳主要地和首先归于托洛茨基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