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他的房间里召见我，谈到官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的惊人发展，同时谈到必须寻找一个杠杆来触动这个问题。他提议设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并且邀我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我回答他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按照我的判断，目前同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斗争中，我们必须不要忘记，无论在外省或者在中央，围绕着某些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在省里、区里、党支部里，在中央，这就是说中央委员会——有一批特选的干部和专家，党的，非党的和半党的专家。你要攻击苏维埃的干部，就会碰到党的领导人。专家也是他的随从中的一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担任这项工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了一会，然后说道（我在这里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他的原话）：‘这就是说，我提议和苏维埃的官僚主义斗争，而你要加上党的组织局^[71]的官僚主义。’

　　“我因为这句话的出乎意外而笑起来，我的头脑中还没有这样成熟的观念。

　　“我回答道：‘我想是这样。’

　　“然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那么，好的，我提议组织一个集团。’

　　“我说：‘我总是愿意和一位好人组织集团的。’

　　“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将要提议由中央委员会建立一个和‘一般’官僚主义斗争的委员会，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触及党的组织局。他答应‘进一步’考虑组织方面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们就分手了。以后我有两个星期等着他召见，但是伊里奇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不久就卧床了。这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他关于民族问题的信通过他的秘书送交给我。这样，那项工作就再也没有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