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
——给中国同志的信——
中国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两个重要的革命问题——民族问题与土地问题——有了新的紧张。慢性的，蔓延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胜利的农民战争，证明了国民党的专政绝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绝不能摄服农民。日本的侵犯上海和实际地占领满洲，表示出国民党专政之军事的薄弱。实际上，还为坍台的政权的危险，在最近几年来，必然的深刻；军阀的混乱，破坏了国内畸形的统一。
如果农民战争使那和乡村有关系的知识分子激烈化，那末，日本的侵略，在政治上是推动了城市的小资产阶级，这更使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加深。甚至一部份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正在得出国民党是取得太多做得太少的结论。他们的结束国民党训政的要求，就是从军事独裁过渡到议会制度的要求。
在左派反对派刊物上，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有时候说做是法西斯的。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在中国和在意大利一样，军事的警察的政权，集中在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手里，一切其它的政党尤其是工人团体都是被屏除于法律之外的。但是，近几年来有了斯大林对于法西斯的混乱概念的经验之后[注一]，如果再把国民党独裁和法西斯看做是一样的东西，这是错误的见解。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一样，他们所依赖的首先是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法西斯的实质就在于此。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基础的。同时在德国，农民是跟着希特勒跑，他们也间接地拥护巴本[注二]，在中国，农民进行反蒋介石的剧烈斗争。
在国民党统治中所含的拿破仑主义[注三]的成分比法西斯的成分要多：国民党没有如何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所以能够存在，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与革命的民众运动之间的对抗。拿破仑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只有在农民的土地的饿壑得到满足之后。但是这在中国连想象都没有可能。因此军事独裁是无力的，它只有在它的敌人处在涣散的情形之下，得以生存。但是在革命农民的继续增加的压迫之下，它自己反开始涣散了。
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受到精神的和物质的打击最是厉害。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工人斗争现在落在其它的阶级后面，不仅仅落后于以学生为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落后于农民。另方面，很明显地，在工人阶级重新走上斗争舞台之前，中国第三次革命不但不能胜利而且不能到来。
再没有比革命的民主口号适合于中国革命前夜的政治形势了。
无论农民打起的是什么旗帜，但他们所执行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土地的民主任务，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再无需来证明了。中国独立的口号，经过了这次日本侵略的证明，乃是民族的民主口号。军事独裁的无力与军阀集团的分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了政治的民主口号。
学生们呼喊：『打倒国民党政府！』先进的工人是拥护这一呼声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实行宪政。农民暴动，反对土地的束缚，反对军事的官僚的压迫和反对高利贷。在这些条件之下，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口号来，除了国民会议。
这就是说——你们问——我们向现在的政府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吗？或者是我们自动召集呢？在现阶段中这样提出问题，至少是太形式的。俄国革命在许多过程当中，是汇合了两个口号：『打倒沙皇！』与『立宪会议万岁！』关于谁召集立宪会议这问题，我们在很长的时期中是这样地答复的：将来会实现出来的，就是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中会实现出来。对于中国，这样的观察问题也是正确的。国民党政府在其崩溃以前，是否会尝试召集某种形式的代表会议？我们对于这一种尝试态度如何？就是说，我们是否要利用它来增进革命的利益？抵制呢还是参加选举？革命的民众能否胜利的提出独立的政府机关，把召集国民会议的事件拿在自己手里？在为民族口号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否创造自己的苏维埃？苏维埃是否召集多余的国民会议？这一切现在都不能预言。而我们的任务，也不在于作日历式的预言，而在于动员工人团结在由政治环境中所产生的政治口号的周围。我们的战略是革命行动的战略，不是抽象的猜测。
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行。我们向群众解释：蒋介石的独裁是走上国民会议的主要的障碍物，把中国从军阀集团下解放出来，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可能。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之口头的与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
为要达到真正的民族解放必须推翻国民党。但这不是说，我们把反帝斗争放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愈扩大，则国民党愈困难。我们愈使民众反对国民党，则反帝斗争愈扩大。
在日本侵略的最紧张时期，工人与学生要求武装。向谁要求呢？还是向国民党要求。以我们要推翻国民党为根据，而反对这种要求，这是教派式的盲目。要推翻，但尚未推翻，愈热烈地要求工人武装，愈快地推翻了它。
中国正式党虽然是极左的，但提出了『恢复中苏邦交』的要求；同时这个口号是向着国民党政府提出来的。提出这种要求，绝不是说『信任』国民党，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使国民党在民众面前处于困难的地位。国民党个别的领袖已经表示出不得不申说恢复中苏邦交的理由。我们知道这些先生们的话离事实还很远。但这里和一切其它的问题一样，首先是归结于民众压迫的力量。
如果在革命民众的鞭策之下，国民党政府在土地问题中采取局部的让步，尝试召集类似的国民会议，迫不得已而武装工人，或者恢复中苏邦交，不消说，我们马上利用这个让步，紧紧地抓住它，同时彻头彻尾地证明它的不够，变国民党的让步为推翻它的工具之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策之革命的与改良的一般的相互关系。
农民战争的发展，是不是说在中国已经没有提出议会民主口号和任务的时间与空间？我们再转来说这一问题。
如果中国的革命农民称自己的战斗机关为『苏维埃』，则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们以此称呼。不过只是不要为名词所迷醉。认为在纯粹农村中的苏维埃政权能够是彻底革命的和巩固的，这就是最大的轻率的表现。我们不能够轻视苏维埃政权真正胜利的唯一的国家的经验。虽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它的工业区，苏维埃政权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便经常地稳固地存在，但在其广大的周围（乌克兰、北高加索、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西亚等处），苏维埃政权几次发生，几次失败；这不仅是由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而且是由于内部暴动的结果。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是纯粹农民的，纯粹在城市圈之外的，它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基础。因此，它很少有巩固性和可靠性，它很少有苏维埃的政权性。
按照德国《红色建设》杂志上郭林（中国人名译音）君的一篇文章中说，似乎在红军的成份中，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六，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七，知识分子占百分之七。我相信这个数目字使我产生了很大的疑心。如果这种比率对于所有暴动的武装力量（依著者的意见现在有三十五万人）的红军兵士当中，工人就有五万多。是这样吗？再则，这是甚么工人？他们从前参加过职工会、党、革命的斗争吗？但是这还不能够解决问题。在工业区域中，缺乏有力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条件之下，革命的工人缺乏经验，或者仅有很少的经验，大多数难免要溶化于农民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中。
在今年初，《共产国际》上发表的王明[注四]的一篇文章中，我认为是大大地夸张了城市运动的发展，并夸张了在这运动中工人的独立和共产党的影响。最不幸地是现在的官式刊物无情地修改事实，以维持他们的一派利益。但是在王明的文章中，也不难看出；去年秋季开始的运动当中领导权是属于学生的。大学生的罢课比工厂中工人的罢工所发生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提醒工人，增大他们的力量，使他们有可能抓住民族的和土地的运动，因以领导这两种运动，这是无产阶级的直接要求的任务，如像工作时间、工资、组织，应该成为我们煽动的基础。但是仅仅这一点还不够，要提高工人阶级到民族的领导地位的作用，现在有三个口号：民族独立，土地归贫农，国民会议。
斯大林派认为暴动的农民既然称自己的组织为苏维埃，这就是表示革命的议会制度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这是很大的错误。暴动的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支柱，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只有无产阶级在事实上证明给农民看他们能够领导农民。
国民会议，因其集中的意义，遂成了土地革命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农民『苏维埃』与『红军』的存在，只是帮助选举革命的代表。只有这样，才能在现阶段中把农民运动同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政治上联系起来。
中国共产党宣布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其现在『主要的和中心的』口号（见『共产国际』一九三二年第一期王明的文章）。这是片面的而且是冒险的提出问题。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重要任务的反帝斗争之彻底胜利，毫无疑义地只有暴动和革命的战争，再无别的方法。但是绝不能由此即得出对日宣战是现在的中心口号。这一问题须由国际的观点下来解决。
在今年之初，共产国际认为日本所开始了的压迫中国的军事行动，必然要马上转变为反苏联战争。当时我曾说，东京政府在其满洲地位未得到相当的巩固之前，而行反苏联战争的冒险，是完全丧失了头脑。对于我这种估计的回答，美国的最愚蠢的——愚蠢中的最愚蠢的——斯大林派说我是为日本参谋部的利益服务……但是最近几月来的事变告诉了什么呢？日本的统治阶级的惊慌，反对军事冒险的结果，大大地增加了。日本军人不得不派遣人到Paratu去提醒天皇政府执行占领满洲到底。毫无疑义的，反苏联战争在现在还是很现实的前途。但是在政治上，时间是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苏联政府承认同日本战争现在乃是不能避免的，那末它便没有权利，便没有可能进行和平政策，即鸵鸟政策。实际上，苏联政府在这一年当中，同日本缔结了渔业协议，提出了供给日本战舰的煤油协议问题。如果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供给日本煤油，便即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叛变。在这里我们将不来讨论苏联政府所采取的实际步骤和声明是如何的正确。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一点：莫斯科的斯大林派和美国的斯大林派是正相反的，他们采取了对日本的和平政策而不是战争的政策。
九月二十四日的『真理报』说，『世界资产阶级以最大耐心等待着日俄战争……但是苏联在中日纠纷的严格的中立与坚决的和平政策，战胜了这种冲突。』如果美国及其它各国的咆哮之徒的态度，是有某种实际的意义，那末它只有这一意义：即他们是推动苏联走上世界资产阶级所希望苏联走的道路。我们绝不愿意这样说，他们是自觉地为日本参谋本部服务。但他们之不能自觉地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总是明显的了。
中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上所写的不只是恢复中俄邦交，而且是同它订立进攻的和防守的密切联盟。这是说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策是关系于国际的环境，首先是关于苏联政策的表现。如果日本今天开始了反苏联战争，率引中国到这个战争中来，这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是生死的问题。但是国际的环境和内部的条件迫得苏联在远东采取很审慎的让步，以避免战争，就是说尽可能地拖延战争，而日本表示出没有力量开始敌对行动，则对日宣战的口号，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的战斗口号。
王明引证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下面几个口号：『恢复民众运动』，『召集国民会议』，『恢复中苏邦交』。他因为这些口号是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合法机关报上所说出来的，所以是坏的，王明就称中国左派反对派为『托陈反革命集团』。
退一步说，就使这些革命的口号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但也不能说这些口号的本身和提出这些口号的组织之本身是反革命的。而王明一定要说它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
斯大林派对于我们——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二年间中国事变过程中所证明为正确的左派反对派——特别地严厉，而对他们自己，就是对他们的不断的错误，则特别地宽宥。
在日本进攻上海的事件上，国民党提出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是著名的斯大林和马丁诺夫的『四个阶级联盟』。从第二次革命时起，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加紧了。中国的发展同帝国主义统治之间的矛盾，也增加了；因此斯大林的旧的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又得到了加倍的力量。同时斯大林派解释国民党的提议，说是新的欺骗民众。对呀！但是他们忘记了说明，为什么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当中共产国际的领导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实行欺骗到底？为什么服务于国民党的哲学，在共产国际纲领中写了下来？
不消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提出地方的民主，地方的自治，官吏民选等等口号。民主纲领对于军事独裁的统治来说，乃是一很大的进步，只是必须把个别的与局部的民主口号，每次都要归结到主要的口号，并且同革命的团结及工人的武装任务连系起来。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如在你们信中有些其它的问题一样，名词方面比内容注意得多。布尔什维克以革命的方法拥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用其全力来援助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反对民族主义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如国民党是。我们能不能把已经被奸污的『爱国主义』这名词来利用？我是怀疑的。在这一企图中，是否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名词的倾向呢？这样的倾向，如果它是在我们的队伍中真正发现时，应该给以无情的打击[注五]。
许多战略和策略问题，如果形式的提出它们来，便不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辨证的即从实际斗争，阶级，和党的前途上去提出来，那末它便马上会得到解决。革命的辩证法在实际行动中最好领会。我完全相信，我们中国的同情者，朋友，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不仅仅热烈地讨论复杂的中国革命问题，而且热烈地参加扩大的斗争。我们应该拥护行动的战略，而非揣测。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于普林基博
[注一] 自从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派走上了所谓『第三时期』，即极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以后，便称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此外，复将一切专制政权，或甚至为斯大林派所不悦的一切团体，一律称之为『法西斯』。结果混淆了科学的名词还在其次，实际的政治上因为分不清仇友，以致往往打击了可能的或暂时的朋友，而帮助了真正的敌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校者
[注二] Von.Papen——德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希特勒上台之前曾任内阁总理，表面上反对纳粹主义，实际上与希特勒勾结，希特勒上台后，任德驻土大使，战败后，被列入战犯。——校者
[注三] Bonapartism——因拿破仑.邦那帕特，即拿破仑第三而得名，但不一定指法国拿破仑政制。在马克思主义术语中，凡因国内阶级斗争势均力敌不能解决时候，军人便以各阶级之上的仲裁者姿态操持政权，但根本还是代表统治阶级的，这种政制使称为『拿破仑主义』。——校者
[注四] 王明，本名陈绍禹，留俄学生，以巴结米夫而入斯大林派之中心小组，完全藉莫斯科力量而当中共政治局委员，典型的斯大林派官僚。——校者
[注五] 托洛茨基本人有时亦用殖民地的爱国主义来指民族解放运动，如见本书卷四中的『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但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毕竟不是『爱国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此处所说，应该是最完全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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