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中国革命问题（1926-1940）
被绞杀的革命及其绞刑手
迫切的工作阻止了我，使我不能早些阅读马尔劳的文章，这是他用以反对我的批评，保护共产国际，鲍罗庭，喀林与他自己的。政论家的马尔劳，与无产阶级及革命相去的距离，比艺术家的马尔劳更远。光是这一事实，不能成为这几行文字的理由，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说过，一个有才能的作者必须同时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如果我现在又回来讨论这同一问题，那是为了题材，而不是为了马尔劳的缘故。
我说过，小说中的一些最好人物，达到了社会象征的规模。我一定要添说：鲍罗庭，喀林以及他们所有别的「合作者」，乃是一个象征，代表着假革命的官僚，代表着那个新的「社会型」，其产生一方面由于苏维埃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国际中的某一制度。
我不肯把鲍罗庭归入「职业革命家」之类，有如小说中所形容他的。马尔劳竭力向我指明：喀林有好多官历，足以称得这个名号。说到此地，马尔劳觉得很合适地说上一句：托洛茨基有更多的官历。这不可笑吗？职业革命家绝非某一种理想的形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确定的形态，它具有确定的政治行传与显着的特点。只有俄国在最近的几十年内创造了这个形态；在俄国，这形态中的最完成的一种，是由布尔什维克派造成的。鲍罗庭所属的那一辈代的职业革命家，开始成形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夕，在1905年受了试验，在反革命诸年中经过了煅炼与教育（或腐化）；在1917年经历了最高的试验。与1905年至1918年，即是说，当俄国正在形成职业革命家的整个时期中，鲍罗庭以及成百成千的鲍罗庭们，却落在斗争之外。1918年，当胜利之后，鲍罗庭回来替革命效劳。这是他的荣耀：替无产阶级国家服务总比替资产阶级国家服务值得些。鲍罗庭让自己担任了危险的使命。但资产阶级国家在外国，特别在殖民地国家中的代理人们，也是而且更加常常地，在完成危险的任务。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成了革命者。官僚冒险家型与职业革命家型，在某些时机，由于某些品性，能找出相同之点。但就他们的心理结构及就他们的历史作用说，他们是相反的两种型。
革命同它的阶级一起走它的路程。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力量，如果它是落后的，革命便自限于起码的，耐心的与执拗的工作：建立宣传团体，准备干部。依赖着这最初的干部，革命乃依照了情势，过渡到合法的或非法的群众鼓动。它老是将它的阶级从敌人的阶级分别开来，且只进行着适合其阶级力量与巩固这力量的政策。法国，俄国或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将视中国工人为他自己今天或明天的军队。官僚冒险家，自居于中国民族的一切阶级之上。他自以为自己是预先注定了去统制，去发号，去施令，而无须顾管中国内部诸力量的相互关系的。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今天是弱的，不能担当起指挥的地位，官僚便跟别的阶级调和，携手。他的行为有如全民族的巡按，有如殖民地革命事务的总督。他在保守的资产阶级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拉拢勾结，他为此在仓卒间草成了纲领，他在模棱两可上建立政策，他组成四个阶级的联盟，他吞咽了刀剑，他鄙弃原则。得到什么结果呢？资产阶级是更富有些，更有势力些，更有经验些。官僚冒险家欺骗不了他。但因此却欺骗了那充满反对精神而无经验的工人，将工人们交给了资产阶级之手。这样便是共产国际官僚在中国革命的作用。
马尔劳既认为「革命」官僚自然有权不顾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发号施令，他便告诉我们说：不参加战争便不能参加中国革命，不参加国民党便不能参加战争，等等…说到这里，他又说：与国民党破裂，恴思就是共产党必须转入非法存在。当有人以为这些论据乃综合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哲学时，他就不能自已地说道：诚然，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有时候对组织，对人，对思想开着恶意的玩笑！解决问题是多么地容易呀：为的能够参加敌对阶级所领导的事变而能成功，你就得对那一阶级屈服；为要避免国民党方面来的压迫，你就得装饰成它的颜色！这儿你们得到了鲍罗庭——喀林的秘密。
马尔劳对于局势，对于1925年在中国的可能性与任务所作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它差不多没有达到真实的革命问题所从开始的边界线。对此问题该当说的话，我已在别的地方完全说过了，马尔劳的文章，不足以使我对己说过的话重作一番考察。不过，即使站在马尔劳所作的关于局势的错误估计的立场上，我们也决不能替斯大林——鲍罗庭——喀林的政策辩护。为要在1925年反对这个政策，某些事情是必须预见到的。为要在1931年拥护这个政策，这个人却必须是无可救药地瞎了眼睛的。
共产国际官僚们的战略带给中国无产阶级的，除了屈辱，除了干部被歼灭，尤其除了一种可怕的思想混乱以外，还有别的吗？对国民党的可耻的投降曾使党免于摧残吗？相反的，这政策只累积了与集中了摧残。共产党不是被迫转入于非法状态吗？什么时候转入呢？当革命被扑灭的时候！假使共产党人是以秘密工作开始活动的，在革命高潮的初期，则他们大概会居于群众之首而出现于公开舞台了。在鲍罗庭与喀林这流人的帮助之下，蒋介石抹杀与败坏了共产党，所以后来，当反革命的几年中，他以更大的成功，逼共产党度着非法存在的生活。鲍罗庭与喀林的政策完全替中国资产阶级服了务。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始从头再来，而从头干起又是在这样的舞台上，那里阻塞了废物，充满了成见，不了解的错误，以及前进工人对它的不信任。这些便是结果。
这一整个政策在一些单零的问题上，以特殊的尖锐性表示了出来。马尔劳认为下一事实乃是鲍罗庭及其同类们的功绩，即：他将恐怖主义者交给了资产阶级之手，便是有意将资产阶级的领袖陈达推至恐怖党徒的刀下。这种阴谋诡计只配让的波尔查[1]或波兰「革命的」豪绅与贵族来干的，他们总是愿意躲在人家背后，借他人之手来射击人。不，我们的任务不是在以暗算杀害陈达，而在于准备推翻资产阶级。一个革命党在非杀人不可的时候，那它是公开负责，且以群众所了解的任务与迫切目的的名义来杀的。
革命的道德——不是抽象的康德式的教义，而是一些行为的规律，革命者藉此规律而置身于其阶级的任务与目的的控制之下的。鲍罗庭与喀林和群众没有联系，他们不具有对群众的责任精神。他们是官僚的超人，他们以为「一切事情都可允许的」……只叫不越出那从上面接受下来的委任状的范围以外。这种人的活动，在某些时候也许会是有效的，然归根结蒂说，这是反对革命利益的。
借洪的手杀死了陈达以后，鲍罗庭与喀林便将洪及其一派交给了刽子手。这在他们的整个政策上盖上了该因[2]的记印。马尔劳在这里也以辩护人的资格出场。用什么论据呢？列宁与托洛茨基也曾惩办过无政府主义者。这话是一个走近过革命，即令在一时间走近过的人所说，简直难于相信。马尔劳忘记或者不懂，革命是以一阶级统治另一阶级的名义而举行的，革命者只有从这一个任务上得出使用暴力的权利来。资产阶级消灭革命者，有时候也消灭无政府主义者（这事现在是愈来愈少见了，因为他们愈来愈顺从了），用的名义是确保剥削与卑贱的政制。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布尔什维克派时常保护无政府主义者而反对凯亚泼们[3]。布尔什维克派取得政权之后，曾竭尽一切力量吸引无政府主义者到无产阶级专政一边来。他们确曾吸引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后面。是的，布尔什维克派严厉地处罚了那些掘毁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时我们是对的呢还是错的？这要看他如何估计我们的革命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政制而定。但是在里伏夫亲王或在克伦斯基资产阶级的政制之下，人们即使在片刻之间能够想象布尔什维克会做这些统治的代理人去消灭无政府主义者吗？只叫将这问题明白地规定一下，就足令人带着厌恶之心放下它了。正像勃立杜亚松[4]只关心形式而不顾实质一样，那些假革命的官僚及其文学的辩护士只关心于革命的机构，而不问什么阶级与政制他们应该效劳。这里是一条洪沟，它划分着革命者与革命中的官僚。
马尔劳关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话，乃是一个笑谈。据说，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之所以没有应用到中国，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阶级觉悟。如国是如此，那彷佛我们的任务在于唤醒这个阶级觉悟。但马尔劳由此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却是替那反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政策辩解。
另一个论据没有较多的说服力却有较少的趣味性：托洛茨基说革命政治需要马克思主义；但鲍罗庭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吗？还有斯大林，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此说来，这便不是什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了。我反对喀林而卫护革命的学说，正犹之乎我反对巫医而卫护医药科学。巫医替自己辩护，将对我说道，药科大学出身的医生们也时常杀死病人的。这个论据就是略受教育的小市民都不会尊重，不必说革命者了。药非万灵，医生常常看不好病，医生中混着些不学无术之徒，呆子，甚至有下毒者——这是事实，但这事实能够用作论据，以便授权巫医去行医用药吗？这些人从未研究过药物而且否认药物之意义的。
读了马尔劳的文章之后，我必须做一个更正。在我的那篇文章中表示过一个意见：种一下马克思主义痘苗，会有益于喀林的。我如今不再作如是想了。
1931年6月13日于卡迪可伊
[1] Cesar Borgia——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的暴君。——译者
[2] Cain——圣经故事中一个杀弟的人。——译者
[3] Chiapp3-曾任巴黎警察总监，以反对革命者出名。——译者
[4] Brid’oison为Borumarchais所作小说「费迦洛之婚姻」一书中的一位人物，一个可笑的法官，办理案子，专重形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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