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英国往何处去？》（1925） 第一章 英国的衰落 资本主义的英国诞生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政治革命和十八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之中。从内战的炮火和克伦威尔（Cromwell）的专政中诞生的英国，还是个只有约一百五十万户家庭的小国家。到一九一四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囊括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帝国了。 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激进派和清教主义，教育并动员了英国人民──尤其是资产阶级，为他们后来得到世界霸权做好了准备。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它统治着整个大洋，并且正在创造国际市场。 一八二六年，一位英国保守党的政论家这样描述工业时代： “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时代将是工业的时代……以后，工业将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英国的景况几乎超出我们能想到的一切；而且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先例……大体算下来，英国制造业的产能约是其它各洲总和的四倍，十六个欧洲造出的棉花也不如英国的多……”。
英国庞大的工业牢牢地支配了欧洲各国和全世界，这是它富足的原因，也是它在世界上所占的那空前的地位的基础。所以工业时代同时也是大不列颠掌握世界霸权的时代。从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八〇年之间，英国是欧洲和美洲工业的学校。但是这种情形正是使它失去它垄断地位的原因。一八八〇年以后，英国便显然的开始衰落起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走入了世界的角斗场。同时英国资本主义渐渐的露出它的缺点和保守的方面。自由贸易的学说遭到了德国竞争的猛烈打击。 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英国显然被人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挤了下来：这在二十世纪初引起了英国上层阶级内部的不安和骚乱，也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本质上来说具有革命的性质。位于这些变化中央的便是劳资间剧烈的冲突。不但英国工业在世界上所占的特殊地位因此动摇，连劳动界领袖们在英国的优越地位也不稳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三年，煤矿工人，铁路工人以及运输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发动了规模庞大的阶级战争。一九一一年八月，一场铁路罢工发展成了全国总罢工，革命的幽灵在英国上空徘徊。领袖们尽自己一切所能，想方设法地瘫痪总罢工。他们的动机是“爱国主义”：总罢工是在阿加迪尔事件（Agadir incident）发生的时候举行的，那时英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的首相鲍德温先生将劳工领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号召他们“拯救祖国”。这些领袖人物竭尽他们所能，巩固资产阶级的势力，为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作准备。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间的战争似乎暂时打断了革命的进程。它阻止了罢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从表面上看，英国似乎通过在战争中击溃德国，重新恢复了它世界霸主地位。然而事实很快就证明，战争在暂时抑制住英国衰败颓势的同时，也使它更加的严重了。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英国劳工运动以狂风暴雨之势卷土重来。各地罢工事件不计其数。麦克唐纳（MacDonald）之前还敢在罢工宣言上签名，现在他已经被来势汹汹的工潮吓得半死了。一直到一九二〇年末，到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领袖的三角同盟背叛了总罢工的“黑色星期五”后，运动才逐渐变得能够控制。经济斗争的门路被堵上了，群众的能量便转而涌向政治斗争的方向。这就是工党（Labor Party）突然取得成功的原因。 是什么东西导致了大不列颠外部和内部局势的转变呢？ 美国在世界大战中充分彻底地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个处于大洋另一端的偏僻国家一跃而起，把英国挤到第二的位置上。 英国还在持续衰退的过程中，它与美国进行的和平“合作”只是暂时的。 这种“合作”也许在某个时期会被用来对抗某个第三势力。但是，世界上最根本的斗争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斗争。必须以英美间的斗争为基础，才能理解和估计那些在特定条件下，显得更加激烈、更具威胁性的冲突。 如同改革是革命的先声，英美的“合作”则是未来战争的先声。走在“改革”（即，被迫与美国进行各种“交易”）路上的英国将一步步的放弃自己的地位，直到最后它不得不抵制大不列颠的生产力，尤其是它活生生的生产力——无产阶级。英国的生产力不再适合于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严重的失业问题便出现了。过去，繁荣的商业和工业（还有强大的军队，尤其是海军），维持着帝国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早在十九世纪末，新西兰总理里夫斯（Reeves）曾写到：“现在，两件事情维系着英国与各殖民地的关系：第一，各殖民地相信英国政策的用意主要是和平的；第二，它们相信英国能牢牢地掌控整个大洋。”当然，第二个原因才是最主要的。英国海上霸权的逐渐削弱，增强了帝国内部分离的势力。帝国各部分的利害与本土不再紧密相连，殖民地不断爆发解放斗争，大英帝国的统一受到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军事技术的进步让英伦三岛不再安全。航空技术和枪炮的发展，让英国失去了它过去在历史上拥有的巨大地理优势。美国，这个被两大洋包裹的巨大“岛屿”，极难受到外国的侵犯。但对英国而言，它人口最多的几个中心都会，尤其是伦敦，离欧洲大陆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极易受到轰炸。 由于失去了岛国的地利，英国政府只好越来越多的介入欧洲大陆的问题，参加各种大陆军事协议。这种政策对于英国的海外属地和自治殖民地是无关痛痒的。它们关心的是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一部分，而不是那狭窄的英吉利海峡（British Channel）。一旦爆发冲突，这种因利益不同导致的裂缝马上就会变成无底深渊，彻底粉碎大英帝国与各殖民地的联系。尽管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但大不列颠的日常政治活动被国内冲突瘫痪了，因此它不得不采取消极的政策，结果进一步损害了大英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英国的军费开支在已经缩水了的国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 英美“合作”的条件之一，是英国要偿还它欠美国的巨额债务，但英国却不可能收回它在大陆各国的债。于是经济力量的平衡更加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 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从百分之三提高至百分之三点五，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便紧接着采取同样的行动，将贴现率从百分之四涨至百分之五。这件事情提醒着伦敦人，英国经济依赖于美国这一让人深感惋惜的事实。但是他们除了这么办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存有的黄金价值约为四百五十亿元，而英国则不过七十五亿元，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美国有金本位，而英国则在孤注一掷地试图重建自己的金本位。毋庸置疑，美国若将贴现率从百分之三涨至百分之三点五，英国便不得不将贴现率从百分之四涨至百分之五。这种措施使基本原料的价格上升，打击了英国的商业和工业。由此看来，美国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对英国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以银行业务逼迫英国，它无时无刻不在向英国展现它巨大的经济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压迫着英国。[1] 与此同时，英国出版物警惕的指出德国工业在各方面——尤其是德国造船业——“进步神速”。三月十日的《泰晤士报》写道： “德国船厂之所以能与我们竞争，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原料的完全“托拉斯化”。在德国，从矿山到钢板，从融资银行到门票的出售，全都“托拉斯化”了。这种托拉斯体系对于工资和生活开支不可能没有影响。当所有的这些力量都为同一个目标组织起来，成本降低带来的利润便非常可观了。”
换句话说，《泰晤士报》在说，一旦其他国家给德国任何恢复生机的机会，它马上就会再一次证明自己先进工业系统的优越性。有迹象表明，这是真的，向德国汉堡船厂下船只订单是为了威胁工会，籍此向它们为减少工资、增加工时做准备。不用说，资方很有可能采取这种手段。但是这并不足以反证我们的见解，英国工业荒谬的组织和因此耗去的额外费用依然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自从上次英国官方注册的失业人数跌破一百一十三万五千已经有四年了；这段时间里，失业人数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五万之间浮动。长期性失业是工业系统失灵最明显的表现；也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一九二〇年生效的失业保险条例，本来用于针对人们认为很快就会过去的艰难时期。但是失业却是长期的；保险后来便不再是保险了，因为募捐而来的资金不足以支付失业救济。英国的失业者已经不能被看成一个“通常的”预备队，一个人数不定、构成随时会发生变化的人群了；而应该将他们视为固定的社会阶层，工业景气时他们以劳动为生，不景气的时候，他们便失去立足之地。这个阶层是社会组织新陈代谢不良造成的肿块。 英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会长，威利（Willey）上校，在四月初时宣称，过去两年投资工业的回报过少，资本家不愿意去经营工业。工厂所得的利息并不比固定利息的各种债券（如国家公债等）多。“我们国家的问题不是生产的问题而是销售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销售问题呢？不用说，要生产成本比别人低才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需彻底改组工业，或是减低赋税，或是减低工资，或是三样一起实行。削减工资的方法，实际上不能降低多少生产成本，而且一定会遭到工人们坚决的抵抗，因为他们此时正在争取更高的工资。减低赋税也做不到，因为英国不但要还债，而且要恢复金本位，还要维持国家机器，除此以外当局必须得供养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 所有这些费用都要归入工业生产的成本中。如果想要改组工业，必须要有新的投资；但现在工业的低利润率让自由资本都流到政府公债及其它贷款方面去了。 斯坦利·梅钦（Stanley Machin），英国商会联合会会长，近日表示，英国可以通过移民来解决失业问题。慈爱的的祖国对它一百多万劳动者——算上他们的家属就有数百万人——说，“收好东西赶紧滚蛋！”这等于是在承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 我们必须以大不列颠的世界地位正飞速下降这一事实为出发点，来研究现在英国的内部情形。表面上英国仍然维持着全盛时期的传统，和在世界各处的殖民地及统治机关，但实际上它的地位正一日不如一日。 自由党（Liberal Party）的垮台标志着历经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走到了尽头。丧失世界霸权给英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英国各方面的工业都走入了死胡同，许多独立的工业和小商业资本──它们是自由主义的基础──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自由贸易从此便一厥不振。 过去，一盘散沙的劳工大众和各司其职的保守党与自由党，确保了资本主义稳固的统治。自由主义的破产让资产阶级英国在其世界地位上一切的矛盾浮出水面，并且暴露了它内部的统治危机。工党上层的圈子在政治上十分接近自由主义，但是它没有重新巩固英国议会制度的能力，因为现在的工党只不过代表着工人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临时阶段罢了，麦克唐纳的位子甚至比劳合·乔治（Lloyd George）的还要不稳。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马克思认为，保守党将会很快离开政治舞台，以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将贯穿整个政治发展的脉络。马克思预言的前提是无产阶级革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和欧洲大陆能够迅速发展，并最终向资本主义发动猛攻：正如后来的俄国立宪民主党（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在革命的压迫之下成为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唯一政党一样，英国自由党会吞并保守党，成为英国资本的唯一代表。但是马克思作上项推测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期（一八五一至一八七三年）的前夕。此时宪章运动业已结束。工人运动采取的是工团主义路线。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能够以自由和保守两党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议会的钟摆左右来回摆动，在这里，资产阶级找到了一个发泄工人群众不满情绪的窗口。 德国的竞争第一次威胁到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且予以首次沉重的打击。自由贸易遭遇了德国先进的技术和组织。英国的自由主义是自由贸易在政治方面的推广。自一八三二年资产阶级的选举改良案时代和一八四六年谷物条例废除（Corn Laws）之后，曼彻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从那时候起的五十余年中，自由贸易的原则都是不变的真理。因此，自由党坐拥领袖的交椅，工人只得尾随其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这一模式被推翻了：自由贸易信用扫地；贸易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资产阶级越来越趋向于帝国主义。早在格莱斯顿（Gladstone）时代，张伯伦（Chamberlain）领导着的一批自由党人和激进分子举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加入了保守党，那时候自由党就已经显露出败相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商业情况有所好转。英国的政治改革因此暂时中断。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代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已经瓦解了。该党的领袖，罗斯伯里（Roseberry）爵士已经公开站在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不过自由党在它退场之前，注定还有一个得势的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英国资本主义的显著衰落，和俄国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两方面的影响，在政治上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在他们致力于创建议会工党的同时，有不少人涌入处于反对派立场的自由主义阵营中。所以一九〇六年，自由党重新成为执政党。于是才有一九〇六年自由党之得势。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自由党的成功维持不了多久。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使工党更进一步的发展。一九〇六年以前，工党在议会获得席位数的增长速度与自由党差不多持平。一九〇六年以后，工人逐渐离开自由党，工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在表面上说，战争是自由党——通过劳合·乔治——发动的。事实上，世界大战肯定会巩固作为帝国主义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保守党——的势力。不管怎么说，即便是神圣的自由贸易教条也不可能拯救英国。于是，工党登场的条件终于都准备好了。 当工党的机关报《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在失业问题上止步不前的时候，英国工人已经无路可走了——除非他们推翻资本家，自己接管生产。它从我们前面也引用过的资本家的话中得出结论：英国资本家宁愿将钱贷给外国政府，也不愿在国内工业的扩张上花一毛钱。《先驱报》的结论大体上是对的。但它的脑子里只有督促资本家“努力进取”的昏聩想法，从来都不敢去激励工人去推翻资本家。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整个工党的政策都是这样的。韦布夫妇（Webbs）所有的著作，麦克唐纳的演说，还有《每日先驱报》编辑们的每日评论，都超不出“督促资本家”的范围。如果这种可悲的督促能对资本家起什么作用，那也都是反作用。凡是头脑清醒的英国资产阶级都知道，在工党领袖们虚伪的威胁后面，藏着已经活跃起来的工人群众。他们深知其中的危险性，革命随时都会取走他们全部的家当。因此，敏锐的资产阶级决对不可能再往工业里面投资了。 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不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能成为「进步”因素的。比如，英国的经济无疑能从与俄国的合作中得到巨大的好处。但是要想做到这步，预先要有周密的计划和大量的信用，而且要将英国工业的一部分进行改组以供俄国需要。然而，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恐惧和他们对于未来命运的不安阻碍了这个极富价值的合作。 此前，革命的威胁之所以能让英国资本家趋向于改良和让步，是因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利润看起来是无限的。欧洲大陆的革命对于英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显而易见。英国的资产阶级只要还拥有世界领袖的地位，只要手中还握有庞大的资源供其调遣，大陆上爆发的革命就能促使他们进行改良。他们可以使工会合法化，取消谷物条例，增加工资，扩大选举权，通过一些社会改良法案等等。但是现在，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革命的威胁再也不能促使资产阶级前进了。相反，它消灭了他们仅存的一点从事工业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革命的威胁，而革命本身。 上述的各种因素决不是偶然的或暂时的。它们都在向同一个发展，系统性的恶化着英国在国际地位和国内局势，并让这种恶化的趋势成为历史的必然。 斗争将不可避免的加剧，并且进一步破坏英国社会组织。我们并不打算预测这一过程到底要花多久，但它在五年之内肯定会完成。“能否组织起一个和群众紧密相连的强大的英国共产党，在关节时刻提出解决目前深刻危机造成一切问题的必要结论？”这是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英国未来的命运。 （1）作者写了以上的几段之后，英国内阁采取了几种立法和财政性质的办法，确定金本位之恢复，据说这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大胜利”。但就实际而论，这种财政上的成功之表现英国的衰败真是再明显没有的了。英国之所以不惜费那么大的代价来达到这种目的，一方面是受美国那稳定的金元的压迫，一方面是受它自己的自治殖民地财政政策的压迫──各自治殖民地处理它们的财政问题，都越来越以金元为标准，对于英镑渐渐地忽视了。英国要想一下子恢复金本位便非借助于美国巨额的经济“援助”不可，这就是说英镑的命运直接地依靠纽约。于是美国便找到了一个有力的剥夺的来源。英国对于这种借款必须付很高的利息，这些利息又只好从它那业已受了打击的工业上榨取。英国为防止现金出口，只得减少货物的出口。但是英国现在如不急于改作金本位，便非在财政的世界市场上促成它自己的衰败不可。这些不幸的情形凑合起来，造成一种极为难的境地。于是英国统治阶级的人们便发生许多极不安的感觉，保守党的报纸里常用忿恨而无力的呼声将这种难境表现出来。《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说：“英国政府恢复金本位之举，实使联合银行（事实上受美国政府的支配）随时可以在英国引起金融危机……英国政府实不啻将本国的财政政策完全附属于别国之下……大英帝国简直就是扺押给美国了”。保守党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说：“多谢丘吉尔（Churchill）的功劳吧，英国倒在美国银行家的铁蹄下了。”还有《每日记事报》（Daily Chronicle）关于这件事评论骂得更加厉害了，它说：“英国简直就弄得无异于一个美国的第四十九州岛。”这句话真是说得再明显没有的啊！这一类的猛列攻击都无非表示前途没有希望，财政大臣丘吉尔对于这些话所给的回答，便是说英国除了使它的财政计划与“实际”相符而外，别无办法。丘吉尔的意思便是：“我们一天比一天穷，已经穷得不堪了，美国却比以前富得不知那里去了；我们惟有和美国奋斗或是屈服于它；我们现在使英镑的命运仰仗美国银行，不过是在金本位这一方面表现我们这一般的经济裂痕；要知道水是不会高出水平线的；我们也只好‘和实际相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