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病中(1923年4月5日在第七次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列宁在病中

(1923年4月5日在第七次全乌克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录）

　　同志们，在今年这一年，我们对我们党的思想的明确性和意志的坚定性作了又一次的检验。这种检验是很沉痛的。因为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即使到现在还仍在使全体党员和广大劳动人民，更确切地说，使我国的以及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的全体劳动人民忧心忡忡。我要谈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当3月初病情恶化的时候，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向党、向国家通告列宁同志健康情况恶化的意见。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可以想到，当我们不得不向党和国家发出这第一号沉痛的、令人忧虑的公报时，政治局会议的情绪该会是怎样的。自然，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仍然是政治家。谁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指责我们。当然，我们考虑的不仅是列宁同志的健康，那时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他的脉搏、他的心脏、他的体温，而且我们同样也考虑到他的心脏跳动的次数将对工人阶级和我们党的政治脉搏产生的影响。我们怀着焦虑的心情，同时也充满着对党的力量的深刻信念，所以我们说，在他出现危险的最紧要时刻需要把危险告诉党和国家。谁也不怀疑，我们的敌人为了搅乱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平静，为了散布令人不安的谣言，他们一定会竭力利用这个消息，然而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连一秒钟也不怀疑，需要立刻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全党，因为把实情说清楚就意味着加强每一个党员的责任感。我们的党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五十万人的大党、大集体，但是，同志们，在这五十万人中列宁处于无可比拟的地位。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历史的过去，都没有人能象他那样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且影响到人类的命运，没有什么样的尺子能供我们来衡量列宁的历史作用。这也就是他长时间离开工作以及他的伤势加重这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深刻的政治不安的原因。当然，当然，当然，我们坚信，工人阶级一定能获得胜利。我们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这只能从最后的历史结局上来说，也就是说，从最终的历史结局上看，即使世界上没有马克思，即使世界上没有乌里杨诺夫－列宁，工人阶级也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工人阶级会产生出它所需要的思想，它所必须的方法，但那要缓慢得多。工人阶级在自己不断发展的两个高峰上涌现出了马克思和列宁这样两个人，这种情况是革命的巨大成就。马克思是指出原则纲领的预言家．而列宁是最伟大的遗训执行者，象马克思一样，他教导的不是无产阶级贵族，而是阶级、是实践中的和处在最艰难的情况下的人民，他不断采取行动，随机应变并获得胜利。今年这一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部分参加下度过。在思想领域，不久以前我们从他那里听到若干足够用很多年的关于农民问题、国家机关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指示和教导……因此我说需要把他的健康恶化情况通告全国。我们带着自然的忧虑自问，非党群众、农民、红军战士会作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因为农民在我们国家机关中首先信任的是列宁。别的不说，伊里奇是国家机关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伟大的精神支柱。农民会不会认为——现在我们中间一些人在自己问自己，——列宁长时间地离开工作会使他的政策发生改变呢？党、工人群众、国家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当第一批令人忧虑的公报发出以后，整个党是紧密团结、同心同德、真诚努力的。当然，同志们，党是由活着的人组成的，人是有缺点，过错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正如德国人所说，他们也有很多“人性的、更甚于人性的东西”，有集团和个人的冲突，包括严重的和轻微的，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为否则一个大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但是决定党的精神力量和政治比重的是在这种悲剧式的震荡中间出现的一些东西，即：统一的意志，纪律或者次要的和个人的、人性的、更甚于人性的东西。同志们，我想我们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作出这个结论；党虽然感觉到长期失去列宁的领导，但是它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排除了一切可能威胁它的思想的明确性、意志的统一性及战斗性的东西。

　　在启程去哈尔科夫之前，我同我们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拉洛夫交谈过，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老党员了，我们谈到了关于列宁的病情在红军战士中的反应。穆拉洛夫对我说：“起初消息传来，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大家悲痛欲绝，而随后则开始更多地和更深刻地思索着列宁。”……是的，同志们，非党的红军战士如今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思索问题了，他们非常深刻地思索着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思索着我们老一辈人在中学生、大学生，或青年工人时期曾在书本里，在监禁、苦役和流放时期研究过的问题，他们在思考和争论着“英雄”与“群氓”、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关系，等等。而如今，即在1923年，我们数十万年轻红军战士都在具体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全俄罗斯，全乌克兰和所有其他地方的亿万农民也都同他们一起思索着列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可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政委、支部书记怎样回答的呢？他们回答说：列宁是一个天才，天才几百年才产生一次，而工人阶级的天才领袖，在世界历史上只有两个，即马克思和列宁。即使按照最强大和最有纪律的党的决议也绝不能创造出一个天才，然而在领袖不在的时候，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设法代替领袖则是可以的，那就是要加强集体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用通俗的形式向非党红军战士阐明的个人和阶级的理论。这也是正确的理论，因为列宁现在不工作了，我们应该加倍齐心协力地工作，加倍注意各种危险，加倍坚决地防止革命出现危险，加倍努力地利用建设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人，从中央委员到每一个非党红军战士，都会做到这点……

　　同志们，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很不全面，尽管计划很大，工作方法也是“平平庸庸”：平衡和计算，粮食税和粮食输出——这一切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一点一滴地做着……这里会不会使党蜕变得只注重小事呢？同样，我们也不能允许象破坏党的积极统一这类的蜕化现象发生，哪怕稍有一点苗头也不行，因为即使目前的时期能“真正地和长久地”持续下去，那也不会是永远如此。甚至也不可能长久。作为欧洲革命的开始，大规模的革命爆发可能出现得比我们很多人现在想象的要早。如果我们从列宁的很多战略教导中应该特别牢记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他所称之为重大转变政策的东西：今天到街垒去，而明天则到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畜圈里去，今天刚号召完世界革命即世界十月革命，而明天则去同屈尔曼和切尔宁谈判，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形势变了，或者我们按新方式考虑形势——向西方进军，“交出华沙”……我们重新考虑了形势——里加和约，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这同样是相当屈辱的和约……而随后——顽强的工作、一点一滴地努力、节俭、精减人员，检查一下：电话员需要五个还是三个，如果三个够了，就不要设五个，因为那样农民又不得不多交几普特粮食，——日常琐碎的工作，可是，看，在那里，鲁尔爆发出革命的火焰；我们看到这一点，能让自己蜕化吗？不能，同志们，不能！我们没有蜕化，我们改变方法和方式，但是党的革命的自我保全对于我们仍然是高于一切的。我们学习平衡，同时也以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西方和东方，我们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件。我们用自我清洗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基础的办法来加强我们自己……我们对农民和小市民进行妥协，容忍耐普曼分子，但不允许耐普曼分子和小市民入党，绝不允许，——我们要用硫酸和赤热的铁水从党内把他们消灭干净。（鼓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十月革命后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为数不多的几次代表大会之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将彼此勉励，我们要在我们的意识里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刻写下主要的座右铭：不要僵化，记住急转弯的艺术，要随机应变，但不要被溶化，要同暂时的或者长期的同盟者实行妥协，但不能让它钻入党内，要始终保持自己的世界革命先锋队的称号。如果从西方响起了警报，——而它是一定会响起的，——那么即使我们那时仍将埋头于计算、平衡和新经济政策，我们也会毫不动摇地和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