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十月的教训》（1924.9.15） 关于本书的两句话 “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二月革命到四月危机，以及五月六日通过建立有孟什维克和民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的方法对此危机的解决。整个第一阶段的工作，本书作者都没有参加，因为，在五月五日，即联合政府成立前夕，本书作者才回到彼得格勒。关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及其前途，我在美国所写的论文中有所阐述。我认为，这些论文在所有主要的论点上完全符合列宁在其《远方来信》中对革命所做的分析。 自从回到彼得格勒第一天起，我的工作就完全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相符合。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路线，我当然是完全并且充分支持的。关于农民问题，我同列宁之间连一点分歧的影子也没有，当时列宁正处在完成反对布尔什维克右派的斗争的第一阶段，反对他们那个“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在我正式入党以前，我就参加拟订了一些以党的名义提出和发出的决议和文件。我推迟三个月入党的唯一理由是，我想使区联派组织中的优秀分子和一般来说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布尔什维克赶快合并到一起。我实行这项政策，也是列宁完全同意的。 本书的编者要我注意，在我当时所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会为了团结，指出过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有“小组习气”。别有用心的祭司，像索林同志之流，当然要急忙把这句话直接拉扯到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上面去。当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实际的和巨大的组织上的错误以后，我以为没有必要再为这件事去争论了。但是，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我在最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的表示，有些受坏影响较少的读者会找到十分简单而直接的解释。在区联派的工人之中，还存在有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对于彼得格勒委员会组织改策的很严重的不信任心理。在区联派里面很盛行“小组习气”的议论，他们在这样做时总是借口一切“不公平现象”，这在类此场合下是常有的事。我在论文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小组习气是存在的，它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是，为了使它减小，区联派必须停止独立存在。 我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由十二个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的那个纯粹论战性的“建议”，被有的人——大概是苏汉诺夫——说成是好像我个人对贝舍霍诺夫献殷勤，要么就好像是一种不同于列宁的特殊路线。这当然是最露骨的奇谈。当我们党要求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也就等于“要求”由若干贝舍霍诺夫组成政府了。因为，归根结底，在贝舍霍诺夫、切尔诺夫和唐恩之间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别，而为了使政权易于由资产阶级转入无产阶级，他们几个人是同样可用的。贝舍霍诺夫不过对统计知道得多一些，比起策烈挟里或切尔诺夫来，能使人产生一种稍微精干一些的印象而巳。一打贝舍霍诺夫等于是由一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组成的政府来代替联合政府。当我们党所领导的彼得格勒群众提出了“打倒十个资本家总长”这一口号的时候，就是要求由孟什维克和民粹派来占有这些总长的位置。“资产阶级民主派先生们，把那些立宪民主党人赶出去吧，把政权拿在你们手里吧。把十二名(多少随便吧)贝舍霍诺夫安置在政府里面吧。我们答应你们，将来到时候，我们一定尽可能‘和平地’罢免你们。这时候很快就要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特殊路线。这是列宁不止一次提出来的路线。 我认为必须特别强调本书的编者连茨涅尔同志所提出的警告：本书引用的大部分讲话，不是根据速记记录(哪怕是不完整的速记记录)，而是根据妥协派报纸一半是无知，一半是出于居心叵测的记者的报道。当我匆匆地翻阅了几篇这类文件之后，我就打消了原来想要对这些文件多少加以删改和补充的计划。让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存在着吧。它们也是一种时代的文件，哪怕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对本书作了许多注释，由于连茨涅尔同志和他的助手盖列尔同志、克雷让诺夫斯基同志、罗文斯卡娅同志和伊·鲁米尔同志为本书作了许多细致的工作，本书才能得以出版。 在这里，我向他们致以同志的谢意。 我要特别谈谈我的亲密的同事姆·斯·格拉兹曼，他为这本书所作的巨大的准备工作，就像为我的其它几本书所作的准备工作一样。在我写这几行的时候，我对这位卓越的同志、工作人员和卓越的人的不幸逝世，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 列·托洛茨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