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六章 马克思和……考茨基
考茨基傲慢地否定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1]上发表过的关于恐怖的观点，原因是当时的马克思还很“年轻”，也就是说，他的眼界还没有成功达到那种全面的衰弱的状态，而这种衰弱状态在某些理论家奔七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与1848—1849年间青年马克思（这个时候的马克思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相对立，考茨基引用了巴黎公社时期成熟马克思的文字——后者在考茨基的笔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掉光了灰色狮子般的鬃毛，以一个德高望重的说教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民主的神圣性面前毕恭毕敬，嘴里念叨着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在谢德曼、王德威尔德以及他的血亲外孙让·龙格的政治魔力面前肃然起敬。用一句话来说，充满了生活智慧的马克思原来是正派的考茨基主义者。
从不朽名著《（法兰西）内战》——充满着我们这一时代全新紧张生活的著作，考茨基只为自己摘取了只言片语，在这几句话中，正值壮年的社会革命理论家将公社社员的慷慨激昂与凡尔赛资产阶级的血腥残暴进行了对比。这几句话被考茨基变成了陈词滥调。马克思——被描绘成抽象人道主义的布道者、博爱主义的传教士！毋宁说，这应该是在描述佛陀或者列夫·托尔斯泰……国际上有人造谣说男公社社员都是些皮条客，女公社社员都是妓女；而胜利资产阶级也来意淫公社，散布无比恶毒且卑鄙的谣言，认定那些被打败的战士们“犯下兽行”；为了反对这些中伤与诽谤，马克思指出并强调了他们温柔且优美的一面，而这些特征与优柔寡断往往是一体两面——这一点太清楚了，马克思毕竟是马克思。他既不是一个庸俗的腐儒，更不是革命的检察官——既科学地分析公社，又为革命辩护。他不仅解释并批判，他还会辩护并斗争。但是，马克思在指出失败公社温柔之处的同时，也对公社为了不失败而应该采取的措施不抱疑问。
《（法兰西）内战》的作者指责中央委员会，也就是当时的国民自卫军代表苏维埃，过于草率地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了选出来的公社。考茨基“不理解”这种指责的缘由。这一诚挚的不理解，局部反映了考茨基在革命的一般问题方面上大脑迟钝。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首要地位应该由一个纯粹战斗性的机构、一个反对凡尔赛叛乱与军事行动的中央来占据，而不是工人民主的自我管理组织。后者只应当在晚些时候出现。
马克思指责公社没有立即进攻凡尔赛匪帮，而是采取貌似“更人道”的防御形式，这种形式容易让人高呼道德法则和人生命的神圣性，但却永远不会带领人们在内战中胜利。马克思的首要愿望也是让革命胜利。他在任何地方都没说过民主在原则上高于阶级斗争。正好相反，马克思——不是《莱茵报》的那个年轻编辑，而是《资本论》的成熟作者，我们真正的马克思，有着还没被考茨基之徒的理发师修理过的茂盛狮子鬃毛，以高浓度的蔑视讲述了“代议制的人造气氛”，而在这种气氛中，连梯也尔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矮子也变成了巨人！考茨基的那本学究式的小册子，又贫瘠又干燥，通篇充斥着诽谤，而《（法兰西）内战》宛若甘霖。
与考茨基进行的诽谤相反，马克思与那种将民主看作是历史最后的、无条件的、至高无上的词语的观点毫无关系。资产阶级社会虽然产生了现代民主制，但其发展也绝不像战前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幻想家让·饶勒斯[2]和现在腐儒中最博学的卡尔·考茨基梦想的那样是一种渐进民主化的过程。在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中，马克思看到了“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3]。因此，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政权的最终形式不是民主，而是波拿巴主义。经院哲学家们可能会说：马克思错了，因为波拿巴主义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被“民主共和国”取代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犯错，反而说到点子上了。第三共和国就是一个民主制完全腐烂的时代。与第二帝国相比，波拿巴主义在庞加莱—克里蒙梭的交易所共和国中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达。不错，第三共和国没有头顶王冠的皇帝；但在其上空，沙皇阴魂重重。
在对公社的评价中，马克思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那些被民主话术褪去光芒的文字。他写道：“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4]首先，马克思指出的不是公社那种有条件民主的形式，而是它的阶级本质。正如我们所知，公社摧毁了正规军、警察，并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它是通过巴黎革命专政的权利来达成这一点的，并没有得到全国范围内民主的许可，而这种民主在当时梯也尔的国民议会中得到了更加“合法”的表达。但革命并不是由投票来决定的。马克思说，“……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5]这与形式民主制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马克思说过：“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6]因此，马克思认为，革命巴黎的任务并不是从自己的胜利中诉诸立宪会议[7]摇摆不定的意志，而是要用一个集中的公社组织来覆盖整个法国，这种公社组织并不依赖于外部的民主原则，而是植根于生产者的真正自治。
考茨基将苏维埃宪法当成是选举的多层次性的过错，而这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规定是矛盾的。马克思用下面这句话描述了法国工人形成的结构，他说：“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8]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丝毫没有为选举的多层次性感到难为情，因为问题关乎无产阶级本身的国家组织。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下，选举的多层次性掩盖了政党间和阶级间的分界线。然而，在“生产者自治”，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之中，选举的多层次性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自治技术上的问题，而且，在一定范围内，它可以表现出它在工会组织领域中含有的相同优势。
民主庸人对苏维埃宪法中表达的城市与乡村革命作用的差异中反映出来的工人与农民在代表权方面的不平等感到震怒。马克思写道：“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9]任务并不是在纸面上把农民提高到与工人等同的地位，而是要在精神上把农民提高到与工人相同的水平。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国家的所有问题都放在活生生力量的革命动态之中考虑，而不是放在代议制集市般的帷幕的阴影之上。
为了达到其精神衰退的最终极限，考茨基否认了工人苏维埃的国家合法性，理由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边界线。考茨基在社会分界线未定型这里看到了苏维埃专政横行霸道的根源。马克思对此说的正好相反：“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0]公社的秘密在于，其实质乃是工人政权。马克思明明讲清了这一点，但这对考茨基来说仍是天书。
民主伪君子义愤填膺地讨论苏维埃政权的镇压，讨论报纸的关闭，讨论逮捕与枪决。马克思是这样回答“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和“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对公社进行的镇压的指责的：“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11]也就是说，考茨基以神圣的民主基础的名义要求的那些东西，早已被马克思打上了“背叛使命”的印记。
对于那些过去归咎于公社就像现在归咎于苏维埃政权那样的破坏，马克思将其称作“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12]。破坏与残酷在任何战争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马屁精才会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马克思语）认为它们是罪行。与此同时，我们的严酷指控者考茨基在他的整本书中，却对我们处于持续的革命防御状态、正在对世界奴役者发动一场激烈的战争——“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这一事实不予置评。
考茨基不止一次地为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使用了劫持人质的严酷手段而自我打脸。他又一次荒谬地比较残酷的苏维埃政权和人道的公社，依旧牵强附会。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明确而清晰：“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13]的御用军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14]我们与马克思一道想问一下，在内战的条件下，当反革命占领了同一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在所有可行的地方大肆抓捕并枪杀了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们的妻子和母亲时，还能怎样行动呢？除了把受资产阶级宠爱或信任的人当作人质，从而在整个资产阶级上空悬着连环互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之外，还能怎样行动呢？从日复一日的内战史中不难看出，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所有残酷行为都是革命自卫的强制措施。我们不在此详述。但是，为了至少给评估斗争条件提供一个部分的标准，让我们回顾这样一点：当白卫军和他们的英法盟友一起，残杀每一个被他们俘虏的共产主义者时，红军却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囚犯——包括最高级的军官都留了情。
马克思这样写道：“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15]
即使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有时会以第二国际落后理论家的面貌出现，这也丝毫不剥夺这一胡言乱语的等级继续胡言乱语的权利。
注释：
[1]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著名的革命机关报，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报纸的主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考虑到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仅仅是初步打击了专制主义，认为革命者接下来的任务是支持资产阶级的进步团体并齐心协力赢得政变的最大胜利。《新莱茵报》准备好了这项任务。然而，反动愈演愈烈，侵蚀了 1848 年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就，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呼吁民众发动武装起义并建立公社委员会。1849 年，该报因其极具革命性而被停刊。——俄文版编者注
[2] 让·饶勒斯（1859—1914）是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和杰出的演说家。饶勒斯在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演进。饶勒斯一开始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一员，1885年他们把他选进了众议院。1892年他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并从工人中进入众议院。自1902 年以来，他一直是法国社会党的成员，并且是其议会派系的领导人。饶勒斯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经常走机会主义路线。他支持米勒兰，尤为表现了机会主义倾向。米勒兰违背社会主义传统，冒着风险于 1899 年加入瓦尔德克—卢梭资产阶级政府。饶勒斯相信资产阶级社会逐渐民主化，赞同主要的改良主义思想。1904 年，饶勒斯成为法国社会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的编辑，直到去世。饶勒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斗争，为法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做出了杰出贡献。饶勒斯热切地寻求用民兵取代常备军并缩短兵役期限。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饶勒斯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来阻止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与资本主义政府谈判，利用宣传和公众舆论压力。世界大战前夕，他被一名政府特工残酷杀害，后者害怕饶勒斯煽动反战情绪。饶勒斯在法国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古斯特·马里·约瑟夫·让·利昂·饶勒斯（Auguste Marie Joseph Jean Léon Jaurès，1859年9月3日—1914年7月31日），法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02年参加了由可能派和阿勒芒派合并而成的法国社会党，1904年创办社会主义报纸《人道报》（L'Humanité），1905年法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合并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ç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SFIO）后，饶勒斯和盖德一起领导工人国际法国支部。饶勒斯在一战爆发前坚持和平主义立场，并试图组织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进行总罢工，以此阻止战争爆发，最后于1914年7月31日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拉乌尔·维郎（Raoul Villain，1885—1936）暗杀。
〔中译者补注2〕德雷福斯事件是指1894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上台后，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1906年7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中译者补注3〕皮埃尔·马里·勒内·恩斯特·瓦尔德克—卢梭（Pierre Marie René Ernest Waldeck-Rousseau，1846年12月2日——1904年8月10日），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政治家。出身于律师家庭。1881—1882年任内政部长。1883—1885年第一次担任内政和宗教部长。1884年参与起草《瓦尔德克—卢梭法》，推动工会合法化。1885年暂时脱离政治活动。1886—1894年期间从事律师工作。1894年在补选中当选为参议员。1895年参加总统大选，但在第一轮选举中败选。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于1899—1902年任总理兼内政和宗教部长，在任期间下令重审德雷福斯案件，支持通过《结社法》，同时又积极镇压罢工，1900年出兵中国，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1901年镇压了阿尔及利亚人起义。1902年因病辞职。1904年去世。
[3]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注
[4] 同上，第154页。——中译者注
[5] 同上，第143页。——中译者注
[6] 同上，第155页。——中译者注
[7] 原文如此。——中译者注
[8]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注
[9] 同上，第157页。——中译者注
[10] 同上，第158页。——中译者注
[11] 同上，第164页。——中译者注
[12] 同上，第177页。——中译者注
[13] 玛利·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德·麦克马洪，马坚塔公爵（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de Mac-Mahon，Duc de Magenta，1808年7月13日—1893年10月16日），法国军事家。1827年入伍。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参加意大利第二次独立战争。1864—1870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70年参加普法战争，在色当战役中重伤被俘。1871年获释后任法军总司令，并于同年5月率军镇压了巴黎公社。1873—1878年任总统。1878年被迫辞职，旋即退休。——中译者注
[14]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者注
[15] 同上，第159页。——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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