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一章 力量对比
在批评俄国苏维埃制度的那些老生常谈中，尤其是在批评其他国家向苏维埃制度过渡的革命尝试时，总是会出现力量对比的论据。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不符合力量对比”。落后的俄国不能为自己设下只有先进的德国才能完成的任务。而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掌握政治权力也将是疯狂的行动，因为“现在”这么做将会打破力量对比。国际联盟[1]虽然并不完美，但它符合力量对比。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进行的斗争也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因为力量对比是符合修改《凡尔赛条约》[2]的要求的。龙格如果跟在威尔逊[3]之后磕磕撞撞，那并不是因为在政治上变得软弱了，而是为了力量对比规律的荣耀才这么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奥地利总统塞茨[4]和总理伦纳[5]必须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枢岗位上展现自己的小市民庸俗性，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打破力量对比。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年前，当时还不是总理，而是“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倡导者卡尔·伦纳向我解释说，六三体制[6]——即加冕了君主制的地主与资本家的联盟必然会在俄罗斯持续一整个历史时代，因为如此便符合力量对比。
这种力量对比到底是什么，是一条应该用于定义、引导或解释整个历史进程的、可以批发或零售的神圣公式吗？为什么现在考茨基学派总是拿这样的力量对比公式去为摇摆、懒惰、懦弱、背叛和出卖找借口？
按他们的理解，力量对比包罗万象：目前达到的生产水平、阶级分化的程度、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数量、工会手上的现金，有时还指最近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经常也指内阁的让步程度或金融寡头的无耻程度；不过，这个词最常见的意义，还是由半瞎的学究或所谓的“真正的政治家”制造的简略政治印象——他们虽然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措辞，但实际上却是被庸俗的花招、小人的偏见和议会的“预兆”引导……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客在与警察局长在他不久前的美好时光里小声嘀咕以后，总是能准确地知道维也纳的“力量对比”是否允许五一节期间举行的和平的街头示威。而对艾伯特[7]们、谢德曼们、大卫[8]们来说，力量对比在不久以前还完全可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9]或鲁登道夫[10]本人在帝国议会向他们伸出的手指数量为基准。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在奥地利建立苏维埃专政将会破坏力量对比：协约国将会使奥地利陷入饥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7月的苏维埃大会上提到了匈牙利，当时匈牙利的伦纳们还没有在匈牙利阿德勒们的帮助下成功推翻苏维埃。乍一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对匈牙利的看法看上去可能确实是正确的：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动分子弗里德里希的内阁[11]。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问，这符合了力量对比的最后要求了吗？无论如何，如果不是拜罗马尼亚军队所赐，弗里德里希和他的骠骑兵[12]甚至都不可能暂时掌权。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解释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命运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力量对比”，至少也应该考虑两个国家内部的“力量对比”：匈牙利自身和邻国罗马尼亚。但是不难理解，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倘若在匈牙利的危机逼近以前奥地利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专政的话，那么推翻布达佩斯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将会变得无比艰巨。因此，我们必须把奥地利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背信弃义的政策一起纳入力量对比中，而这种力量对比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在匈牙利的一时失败。
而是在西方，在克里蒙梭[13]和劳合·乔治所在的国家那里寻求关键：他们手中有面包和煤炭，而这两样东西，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力量对比机制中的重要地位，就相当于大炮在拉萨尔[14]宪政中的重要地位。从高处看，阿德勒认为，只要克里蒙梭（或米勒兰[15]，这个低配版的克里蒙梭）还没同意，奥地利无产阶级就不应该夺取政权。
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反问一句：克里蒙梭自己的政策是否就符合了真正的力量对比？乍一看，足够符合了——如果没法证明足够符合，那就让克里蒙梭的宪兵来保证这点吧：他们会驱散工人的集会，逮捕并枪毙共产主义者。但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想起一点，那就是苏维埃的恐怖措施——同样的搜查，同样的逮捕，同样的枪毙，只不过是针对反革命分子，就被某些人说成是苏维埃政权不符合力量对比的证据了。然而，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在全世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一个不会为了维系自己采取严厉的大规模镇压手段的政权。这意味着，互相敌对的阶级的力量在打破了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一切外壳之后，将会力图走无情斗争的道路来确定自己新的对比。
当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制度时，不仅资本主义政客，各国的社会机会主义者也都宣布它放肆地挑战了力量对比。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哈布斯堡的伯爵切尔宁[16]还有保加利亚首相拉多斯拉沃夫[17]都达成了共识。从那时开始，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制覆灭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国主义也崩溃了。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得胜的协约国进行了动员，投入了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来对付它。苏维埃政权坚持了下来。倘若考茨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或奥托·鲍威尔[18]在两年前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会在俄国坚持下来，先是会抵御德国的帝国主义进攻，然后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持续作战的话，那么第二国际的“智者”就会认为这种预言反映了他们对“力量对比”令人可笑的无知。
在任何时候，政治力量的对比都是在不同程度的基本要素和衍生要素的影响下促成的，仅深刻地被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人民的社会结构极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尤其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方法被社会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抛弃并判决有罪后，也仍然长期保持着自己的存在。群众的意识又极度落后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旧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落后于群众的情绪整整一个时代；而旧议会和工联主义领袖的意识比他们的政党的意识还要更加反动——这是一个僵化的肿块，至今未能被历史祛除或挤破。在一个和平的议会时代，社会关系稳定的情况下，（没有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心理因素对当时的所有计算都是忠诚的：议会选举被认为充分完整地反映了力量对比。帝国主义战争打破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平衡，暴露了旧有标准的不适用，这些标准完全不受深刻的历史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在前一个时代逐渐积累起来，而现在猛然迸发，决定了历史的运动。
政治上的腐儒理解不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其内在的失配性和矛盾性。他们想象历史会全方位同时地、系统地准备好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也认为生产的集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产主义道德会与电犁和议会的大多数人同时成熟。所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客以纯粹机械的态度对待代议制，认为它像压力计显示蒸汽压力的强度那样，准确无误地显示了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在这里，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社会关系发展的机械主义观点更无意义的了。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生产基础开始，通过阶级、国家、法律、政党等上层建筑逐级向上看，我们就可以发现，每提升一层，僵化不是在简单叠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前面每层僵化的乘积。结果就是这一长期以来自诩“最先进”的群体的政治意识在关键时刻终于暴露出来，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巨大阻力。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最关键的时刻，处于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第二国际各个政党，不敢、不能也不想掌握政权，而是把无产阶级引向了帝国主义互相残杀的道路上，证明了自己是反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强大的生产力——历史运动的打击因素，在那些落后的上层建筑机关（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中窒息，而这些上层建筑机关则被过去的发展限制着。在资本主义的培养下，生产力正在撞击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每一堵墙，要求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来解放自己。社会集团、政治力量的惰性被证明无法打破旧的阶级集团；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守旧、愚蠢和背叛，充当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实际保护人——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以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出现的生产力的自发骚动。人类技术是最具革命性的历史因素，它以其数十年积累的力量揭竿而起，强烈反对谢德曼、考茨基、雷诺德尔、王德威尔德和龙格那令人厌恶的保守主义和卑鄙的愚蠢，并以其榴弹炮、迫击炮、无畏舰和飞机对人类文明进行了一场无情的大屠杀。
因此，人类现在经历的苦难，究其本源恰恰在于人类利用自然界的技术力量早已发展成熟，成熟到足以使经济社会化——无产阶级在生产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完全保证了它的专政；而历史上最自觉的力量——政党及其领导人却还未摆脱陈旧偏见的桎梏，只能培养群众对自己的不信任。近年来考茨基明白了这点。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19]中写道：“无产阶级现在太强大了，因而可以非常平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战争。当无产阶级已经从这样的国家基础中汲取了尽可能多的力量，当它的重建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崛起的条件时，过早的革命就不再是空话了。”从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框架，并使人类陷入了一个危机与动荡的时代起，群众的意识在严酷的震荡下，已经被打出前一个时代的相对平衡了。生活方式的常规与惰性、和平的合法性的催眠术已经耗尽了对无产阶级支配。但它还没有自觉地、奋不顾身地走上公开革命斗争的道路。它正摇摆不定，经历着不稳定平衡的最后一刻。在这一心理转变的时刻，上层分子的角色（一方面是指国家政权，另一方面是指革命政党）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一次来自左或右的决定性推力，就足以使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向左或向右走。我们在1914年已经见识过这一点了——当时帝国主义政府和社会爱国主义政党的联合压力立即使工人阶级失去了平衡，把他们推向了帝国主义道路。在这之后，我们见证了战争的试炼、它的结果与一开始的口号的反差是如何革命地震撼群众的，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能够公开起义对抗资本。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存在一个能清楚地意识到当前时代的驱动力并了解革命阶级在其中的特殊地位的革命政党，一个能知道这个阶级不竭的潜力，相信这个阶级，相信自己，知道革命方法在一切社会关系不稳定的时代下的力量，并准备运用这种方法并将其进行到底的革命政党，那么这种政党的存在就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的事实。
相反，一个传统上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不了解革命形势因而也找不到开启革命大门的钥匙，既不相信无产阶级，也不相信自己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党就是我们时代最有害的历史刹车，是混乱的根源。
这就是考茨基和他的同伙今天扮演的角色。他们教导无产阶级不要相信自己，而是应该相信他们在民主这面哈哈镜上的投影——而这面镜子却已经被军国主义的皮靴踩得粉碎。在他们眼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该是国际形势，不该是资本主义事实上的崩溃，不该是它引起的社会解体，不该是那从资本主义文明的残垣断壁中发出的对工人阶级统治的客观需要的怒吼——这一切都不应该决定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政策，而是资本主义代议制的记录员正在统计的票数。再重复一遍，就在几年前，考茨基似乎还能理解革命问题的真正实质。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写道：“既然无产阶级成为了国民当中唯一革命的阶级，那么，现代秩序的每一次崩溃——不管它是精神上的、财政上的还是军事上的崩溃，都意味着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破产。打破由此产生的僵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而现在那消沉、懦弱的党，考茨基的党，则对工人阶级说道：“问题不在于你们现在是不是唯一的具有创造性的历史力量，不在于你们能不能彻底扫除有产阶级堕落成的那群当权强盗；问题不在于这是一个没有人能替你们完成的任务；问题不在于历史没有给你们缓期，因为目前的血腥混乱状态有可能将你们埋葬在资本主义的最后碎片之下。实际上问题在于，当权帝国主义强盗在昨天或者今天成功欺骗、强奸并拐走了民意，获得了51%的选票，而你们却只有49%。愿世界灭亡，议会多数万岁！”
注释：
[1] 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尔逊的影响下，1919年凡尔赛会议上战胜国的代表建立了国际联盟。国联章程的导言部分规定了国联的主要目标：“促进各国人民的合作，实现全世界和平。”此外，其职责包括保护劳工（第23条）、优待殖民地人民（第22条）、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等。
国联的建立是凡尔赛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组织打着和平的幌子，行英法帝国主义之实。签署凡尔赛条约的美国前国务卿蓝辛在其回忆录《和平和谈判》中写道：“必须坦率承认，国联是最强者手中用来反对战败国民族意愿和希望的工具。”国际联盟自成立以来的活动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种令人讨厌的特征。在和德国的关系上，国联充当了国际密探的角色，监督着凡尔赛条约落实的每一步。此外，对于被占领的萨尔煤区，国际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是最高管理机构。国联决定了和决定着所有问题，包括：被比利时吞并的奥伊彭—马尔默迪地区、但泽问题和奥德关系。
国际联盟的组成及其组织最能说明其强权性质。形式上，它包括大多数欧洲国家，大约50个（除了德国、俄罗斯和从国际联盟脱离出来的美国）；事实上，它只是协约国的一个机构。根据国际联盟章程，实际的管理和负责机构不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体大会，而是负责所有当前事务的理事会。理事会享有很大的职权：如果认为国联成员没有履行其义务，则有权驱逐成员国。但是，如果认为在理事会这个帝国主义的巢穴里能达成国联事务的共识，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四分五裂的经济矛盾，协约国在理事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英国对德国和俄国的经济复兴感兴趣，奉行与这些国家和解并接纳它们加入国际联盟的政策，而法国恰恰相反，一直试图利用国联奴役德国和孤立苏俄。
国际联盟过去一段时间的活动表明该组织是完全徒劳的。战争可能性的问题不仅没有变得不那么尖锐，反而成为当今欧洲政治最迫切的问题。以和平方式复兴欧洲的经济问题也处于同样的境地。
第二国际的妥协分子为威尔逊十四条祈祷。他们认为威尔逊十四条是国联最重要的制度。但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找到论据为这团浸透了侵略精神的浆糊辩护和解释。这团浆糊就是威尔逊的腹中死胎。——俄文版编者注
[2] 凡尔赛指的是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和德国之间在凡尔赛签署的和平条约。该条约在外交上巩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血腥结果。该条约的奴役性和掠夺性远超《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德国失去了其在欧洲的大量领土，失去了它在摩洛哥、暹罗、利比里亚等地的殖民地和特权。德国割让给协约国煤矿、超过四分之三的铁矿和大片耕地。这一切使德国工业陷入萧条，人民食不果腹。最后，战胜国控制了德国主要的生产部门、水陆交通以及对外贸易，把德国实际上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我们甚至没有谈论对德国海、空军的毁灭以及为了补偿协约国的战争损失而欠下的巨额赔款。
除此以外，前奥匈帝国遭到了大片的领土分裂，转变成了一组在国联脚下的独立国家。〔中译者注：虽然同为巴黎和会的一部分，但协约国同奥地利及匈牙利的和平条约并非是凡尔赛条约，与两者的和约分别是《圣日耳曼条约》及《特里亚农条约》。〕
甚至包括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凡尔赛条约签署之时都证明了这份条约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切实际、极为致命。1923年1月，法国不得不通过武力解决其赔偿问题，占领鲁尔区。这件事比任何抽象理论都能证明在帝国主义战争后形成的、在罪恶的《凡尔赛条约》影响下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有多么强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逻辑学家。
[3] 威尔逊，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和平主义的传教士。他在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阐述了他主要的和平主义思想，这一度成为被愚弄的小资产阶级和部分无产阶级群众的信仰象征。国际联盟的发起者和创建者。在战争期间，他是交战国之间的调解人。不用说，他的想法只是美好的愿望，而一切资产阶级政府会拿这种想法去欺骗劳动群众。——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09年当选为新泽西州州长。1912—1920年任美国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 奥地利总统塞茨是一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他出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统。——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卡尔·约瑟夫·塞茨（Karl Josef Seitz，1869年9月4日—1950年2月3日），1901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2年当选为下奥地利州议会议员。1915年公开鼓吹反对战争。1918年当选为奥地利制宪国民议会议员。1918—1934年任社民党主席兼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0年任总统。1923—1934年任维也纳市长。1934年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44年“七·二〇事变”后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1945年获释。1945—1950年再次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46—1950年任社民党终身名誉主席。1950年病逝。
[5] 伦纳总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支柱，理论作家，主要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其著作有《国家与民族》（Staat und Nation）《民族问题》《奥地利民族为国家而斗争》（Der Kampf der oesterreichischen Nationen um den Staat）等。战争期间是一名社会爱国主义者。1918 年十一月革命后，出任革命后第一届奥地利政府总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年12月14日—1950年12月31日），早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11年当选为奥地利消费合作总社中央理事会主席。一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1918—1920年任奥地利总理。1920—1934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1—1933年任国民议会主席。1938年支持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1945—1950年任奥地利总统。1950年逝世。
[6] 俄国六三体制。笔者在这里指的是1905年革命后俄国反动派的最终胜利。1907年6月3日有关国家杜马选举的法律剥夺了大多数居民群众的选举权，使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在杜马中占了优势。这项法律公布后不久，时任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构思出了一整套惩罚性措施。在该法公布的同时，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也开始了，革命自由的最后残余被摧毁殆尽。从此，这一日期变成了政变与黑暗反动的同义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注：请参阅列夫·托洛茨基《1905》。]
[7]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年2月4日—1925年2月28日），生于裁缝家庭，1889年参加社民党，1905年当选社民党总书记，1912年当选国会议员。在一战中积极配合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11月8日担任总理，1919年2月11日担任总统，镇压了十一月革命。——中译者注
[8] 大卫是著名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代表社会民主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派系。在20世纪初，大卫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引起了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极大同情（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第四卷有一篇文章《智者所见略同》）[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7卷第187—191页，原始标题为《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卫是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支柱之一，热心鼓吹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派别，批评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社民党应当是全民性的。战争时期，大卫毫无疑问地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者，直到战争胜利前都极度狂热地鼓吹战争。1915 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世界大战中的社会民主党》（Die Sozialdemokratie im Weltkrieg）的巨著（关于它，参见《真理报》1924年第169期的列宁的文章）[中译者注：指列宁《德国机会主义论战争的一本主要著作》，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26卷第289—293页，原文原载于1924年7月27日《真理报》]，在这本书中他从理论角度论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护国主义立场。革命后，大卫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行政职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Eduard Heinrich Rudolph David，1863年6月11日—1930年12月2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创办人之一。 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之间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9] 贝特曼—霍尔维格是威廉王朝的重要人物。战争期间任德意志第二帝国总理，容克贵族和金融资本的傀儡。1914—1918年间屠杀的鼓动者和组织者之一。[中译者注：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1856年11月29日—1921年1月1日），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国首相。
[10] 鲁登道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使自己扬名于世的德国将军之一，多次打败了同盟国。他是当今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最突出的领导人之一，经常参加民族主义游行，自我标榜为君主主义者，支持霍亨索伦王朝复辟。——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年4月9日—1937年12月20日），出身于地主家庭，1882年参军，1894年起在德军总参谋部工作，190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处工作，参与了施里芬（Shliefen）计划的制定。一战爆发后任德军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对比利时的侵略，1914年8月底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1916年8月任军需总监。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与苏维埃俄国政府的谈判。1923年参加了纳粹党的“啤酒馆暴动”，1925年被纳粹党和德国人民自由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败给了兴登堡。此后逐渐与纳粹党疏远。1937年在慕尼黑逝世。
[11] 弗里德里希政府。1919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反动的弗里德里希政府成立。——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伊什特万·弗里德里希（István Friedrich，1883年7月1日—1951年11月25日），匈牙利政客。早年担任足球运动员，退役后短暂担任过裁判。1912年加入共济会和独立与48党（Függetlenségi és Negyvennyolcas Párt）。一战期间短暂服役。1918—1919年任国防部政治事务国务秘书。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短暂被捕，获释后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于1919年8月7日至11月24日任匈牙利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1919—1920年任国防部长。1922—1924年任匈牙利足协主席。1920—1922年、1926—1939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领导基督教民族党（Keresztény Nemzeti Párt）。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1年7月被捕，同年8月被判处15年徒刑，11月25日死于狱中。
[12] 这里指的是弗里德里希内阁中的一个反动匈牙利大臣。——俄文版编者注
[13] 克里蒙梭，年轻时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法国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凡尔赛会议和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他是法国总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乔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学生时代起便在报上撰写政治评论和文艺评论，并积极参加反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活动。1870年任蒙马特尔区区长。1871年2月当选为激进派议员。同情巴黎公社。1875年任巴黎市议会议长。1876—1893年任众议员，不久便成为激进派领袖。他一贯拥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1897年开始为《震旦报》撰写社论。1900至1902年创办《集团》周刊。1903年6月主持《震旦报》报社工作。积极参与德雷福斯案件。1902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参议院中左翼联盟的领袖。1906年10月出任总理兼内政部长。1911年再度当选为参议员，担任外交和陆军委员会委员。一战时持沙文主义立场。1917—1919年任总理兼陆军部长。1920年总统选举失利后退出政坛。
[14] 拉萨尔（1825—1864），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拉萨尔的历史功绩及其政治活动的主要成果在于，他能够将德国工人群众从1848年革命后陷入的冬眠中唤醒。拉萨尔与试图影响工人的自由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积极推动工人组织了一个独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3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的领导下创建起来，拉萨尔是终身主席。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活动纲领方面，拉萨尔虽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但与他们的世界观有很大的偏差。他误解了调节工人工资的规律，认为工人最低工资一成不变，因此提出了由国家补贴的生产性工人协会，以此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拉萨尔夸大了普选权，为了实施普选权，陷入了和俾斯麦之间稀里糊涂的政治关系之中。拉萨尔身后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和发表的演讲。比如说他的《赫拉克利特》——希腊哲学领域的研究、《既得权利体系》——哲学和法律研究、《巴斯蒂亚—舒尔茨》——经济研究，最后还有他的演讲——《宪法的本质》和《工人纲领》，至今仍没有失去科学和文学优点。拉萨尔死后，他的追随者拉萨尔派于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与爱森纳赫马克思主义者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
[15] 米勒兰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是反动民族集团的策动者之一。米勒兰像法国资产阶级的其他现任领导人一样，最初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开启了政治生涯，与饶勒斯共过事。但早在1899年，他就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露出了真面目。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曾围绕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米勒兰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中机会主义和部长主义的常用名词。[中译者注：部长主义指社会主义领导人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形式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米勒兰逐渐右转，终于顺利成为了法国反动派领袖。然而最近所谓“左翼集团”的胜利动摇了他的地位。1924年6月，他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总统。
[16] 切尔宁伯爵，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托卡尔·切尔宁伯爵（Ottokar Graf Czernin，1872年9月26日—1932年4月4日），奥匈帝国贵族，曾长期在外交界工作，1916年12月至1918年4月间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其间曾作为奥匈帝国代表参加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
[17] 巴西尔·赫里斯多夫·拉多斯拉沃夫（Васил Христов Радославов，1854年7月27日—1929年10月21日），保加利亚政治家。1882年加入保加利亚自由党。1884—1886年、1894年任司法部长。1886—1887年任财政部长。1886—1887年、1913—1918年任总理。1887年、任内政部长。1894年任公共教育部长。1913—1918年任外交部长。一战战败后流亡德国。1929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18] 奥托·鲍威尔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杰出理论家。在战前的几年里，鲍威尔是奥地利议会的社会民主党团的秘书。作为理论家，鲍威尔当时因其文化民族自治理论而闻名，该理论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依赖执政的奥地利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战争年代，鲍威尔采取了考茨基主义的立场，这在奥地利的条件下意味着最纯粹的防御主义。俄国革命时他刚好是俄国战俘。由于无法公开发言，鲍威尔以各种化名捍卫李伯尔—唐恩执行委员会的路线。鲍威尔以行动从意识形态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1918年他成为了革命后的社会民主党伦纳政府的外交部长。1920 年，已经退休的部长鲍威尔与阿德勒一起领导了第二半国际的创建工作。1921年，新经济政策出台后，鲍威尔开始预言性地宣称俄共（布）正在带领俄国走向最纯粹的资本主义。1922年汉堡的合并会议后，鲍威尔成为联合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中译者注：原文有误，汉堡会议在1923年5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Михаил Иса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年5月24日—1937年10月4日），原姓戈尔德曼（Гольдман）。生于维尔纳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96年参加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1897年参与创立犹太工人总同盟（即“崩得”）。1898年代表崩得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支持孟什维克，此后成为崩得和孟什维克主要领袖。在1905年革命期间当选为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取消派”。一战爆发后，起先支持战争，后来又转到“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到萨马拉省。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支持临时政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在七月事变中，他支持临时政府镇压革命工人。十月革命爆发后，积极反对十月革命。内战期间居住在乌克兰，1920年迁往莫斯科。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
[19] 这里是中译者自行翻译的，引用部分下同。——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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