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二十二章 总结
苏维埃的历史就是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历史。苏维埃的成立大会于10月13日举行。12月3日，苏维埃的会议被政府军中止了。
数十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而在11月中下旬，代表人数就增长到了562人，其中包括6名女性。他们代表了147家工厂、34个车间和16个职业工会。代表中的绝大多数是金属工人，有351人。他们在苏维埃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纺织业派出了57名代表，印刷业和纸业派出了32名代表，贸易业职工12名代表，而从办公室和药剂行业则出席了7名代表。苏维埃的“内阁”是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0月17日，其中有31人参与：22个代表和9名政党代表（其中6名是从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来的，3名是从社会革命党来的）
这个机构的实质是什么？苏维埃何以能在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苏维埃组织了劳动群众组织，领导了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了工人，在黑帮的屠刀下保护了居民。但是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不是这些因素使苏维埃获得了那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影响力。苏维埃的影响力秘密在于，它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直接掌控的实际机关成长起来的，而且这个机关在事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政权而斗争。互为反面的工人阶级和反动势力都称呼苏维埃为“无产阶级政府”，这恰恰反映了苏维埃实际上是革命政府的胚胎的事实。苏维埃的权力只要得到工人地区革命力量的保证，就能得到实施；只要军事政治君主仍手握大权，苏维埃就依然为政权而斗争。
在苏维埃之前，我们可以发现产业工人之中存在一些革命组织，它们绝大多数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但是，那些组织都是无产阶级之中的组织。他们的直接目的是为影响群众而斗争。而苏维埃则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旨在为革命的政权而斗争。
苏维埃成为了全国所有革命力量的焦点，所以它并没有在革命民主自发里中消解；它在过去和未来一直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有组织的表达。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它采用的方法是由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性质自然决定的：它在生产中的角色，它的数量，它的社会同质性。不仅如此，苏维埃还把其作为所有革命力量的首领的、为政权进行的斗争，与其对工人群众的阶级自主行动的全面领导连结了起来；它不仅协助专业工会组织，还甚至干预了个别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苏维埃这一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民主政府，站在了自己那整个阶级的全部利益的交汇点上，才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面的决定性影响。这个政党，现在一下子有了机会，来实现其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中获取的巨大优势，而且这个党由于能够在巨大的“混沌”之中辨明自己的政治道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非党的正式组织——苏维埃转变为自己影响力的有组织的工具。
苏维埃的主要斗争方法是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的革命力量在于它可以在资本的头顶上行动，使国家政权去组织化。它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越大、越全面，就越接近于胜利。但只有当无政府状态不是由无政府主义的手段造成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点。通过同时停工，使生产机构和政权中枢一起瘫痪，使全国各地互相隔离，造成普遍动摇不定的这个阶级，其本身必须要有足够的组织性，以便使其不成为自己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第一个牺牲者。罢工越是能让政府真空化，罢工组织则越是不得不去承担政府职能。总罢工的条件，其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方法的条件，同样也是使工人代表苏维埃具有巨大意义的条件。
苏维埃通过罢工的压力，实现了出版自由。它组织了街道巡逻队以保证市民的安全。它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邮政、电报和铁路。它以权威的姿态介入了劳资经济冲突。它作出尝试以直接的革命压力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它发动罢工起义，使专制国家的活动瘫痪，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带入了城市劳动居民的生活之中。
1月9日以后，革命表明了它已经掌握了工人群众的意识。6月14日，通过波将金号的起义，革命表明了自己可以转变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十月罢工中，它表明了自己可以瓦解敌人，瘫痪其意志，并使其完全屈服。最后，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工人苏维埃组织，革命表明了自己善于缔造政权。革命的政权只能依靠积极的革命力量。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事实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迄今为止，除了无产阶级之外，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显示出自己能够并且准备好成为革命政权的支柱。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无产阶级与君主制的街头交往（Уличное общение）；而革命的第一个重要胜利，是由无产阶级的纯粹阶级武器——政治罢工取得的；最后，无产阶级代表机构就作为革命政权机关的雏形诞生了。在苏维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新历史的基础——第一次出现了民主权力。苏维埃，是群众对自己个别部分施加的有组织的权力。这是真正的、不未经伪造的民主，没有上下两院，没有专业的官僚，选民在任何时候可以撤换自己的代表。苏维埃通过其成员，通过工人选出来的代表，直接领导整个无产阶级及其个别团体的所有社会表现，组织其行动，并赋予其口号和旗帜。
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彼得堡的“自力更生”居民有约82万人，其中包括43.3万工人和仆人。也就是说，在首都，无产阶级已经达到了人口的53%。如果我们把其中的非自力更生分子包含在内的话，由于无产阶级家庭人口不多，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小的数字——50.8%。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都占彼得堡人口的一半。
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首都全部半百万无产阶级人口的官方代表——它在组织上集结了20万人。其中，工厂工人占主要部分。尽管它的政治影响力（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扩展到了更广大的范围，但无产阶级中非常重要的那几层（建筑工人、仆人、杂工、马车夫）却较少甚至完全没有被争取过来。然而，毫无疑问，苏维埃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尽管在工厂里也有存在所谓的“黑色百人团”分子，他们的人数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减少的。苏维埃的政治统治地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群众中只有朋友，没有敌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那些有特权的奴仆们——对这些官僚机构的高级奴才、大臣的仆夫、股票交易员和名妓来说，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就是一种职业病。
在彼得堡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之中，苏维埃的朋友比敌人多得多。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承认苏维埃的政治领导地位，并热忱地支持它迈出的每一步。有文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除了那些在办公桌前变得无可救药的大腹便便那部分人以外，都站在苏维埃一边——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苏维埃积极支持邮政—电报罢工，吸引了下层公务员的同情与注意。城市中所有被压迫的、一贫如洗的、诚实的、有生命力的人都自觉地或本能地被吸引到了苏维埃。
反对它的都是些什么货色？资本主义掠夺的代表人，趁着价格上涨搞投机的股票交易商，被罢工“毁”掉的承包商、贩子和出口商，金银供应商，彼得堡杜马安身立命的那帮房东，高级官僚，依赖着国家预算的交际花，肩上点缀着星星的人，高薪公务员，秘密警察——所有这些贪婪的、愚蠢的、放荡的、注定灭亡的人就是苏维埃的反对者。
在苏维埃的大军与敌人之间，存在着一群政治上不确定、犹豫不决或不可靠的分子。小市民中最落后的群体，还没被卷入政治，还没来得及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还没来得及明确自己对苏维埃的态度。这些手工业老板惊恐万分。在他们心中，小资产阶级对罢工的厌恶和对美好未来的模糊期望在相互抗衡着。
来自知识圈不安分的职业政治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激进记者、充满怀疑论的民主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劲儿地对苏维埃指指点点，历数苏维埃的错误，并试图让所有人明白：只要他们骑在这个机构的头上，无产阶级就可以永远幸福了。这些先生们的辩解展现了他们的无能。
总之，苏维埃实际上或潜在地成为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机构。如果它那些在首都居民中的敌人没有得到尚存专制的支持，那么这些敌人就不会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尚存的专制，支撑在庄稼人军队中最落后的分子之上。苏维埃的弱点并非特例。这种弱点存在于任何纯粹城市革命当中。
这五十天是革命力量最为强大的五十天。苏维埃是革命为政权而斗争的机构。苏维埃的阶级性是由城市人口的尖锐阶级分化和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政治矛盾决定的，而这一点，即使是在与专制作斗争的历史限定框架下也是如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十月罢工以后便有意识地踩下革命的刹车；而小市民又被证明过于微不足道，无法发挥独立作用；无产阶级在城市革命中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导权，它的阶级组织就是它夺取政权的机关。
随着政府士气的逐渐减弱，苏维埃的力量也越来越大。非无产阶级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同情它，因为旧的国家政权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助、更加迷茫。
大规模政治罢工是苏维埃手中的主要武器。苏维埃因为在无产阶级中的所有团体里建立起了直接的革命联系，并以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威与力量支持所有企业的工人，所以才有可能中止国家经济生活。尽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сред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仍掌握在资本家和政府手中，尽管国家政权仍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但国民生产与通信的实际运行（至少就中断国家经济和生活的正常运行而言）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正是由于这种在实践中被证明了可以瘫痪经济并将无政府状态引入国家生活的能力，所以才成为了苏维埃。鉴于这些条件，在苏维埃与旧政府之间找到一条和解的路就成了最不可能的乌托邦。然而，我们如果把一切对苏维埃战术的批评的真实内容展示出来，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从下面这个奇妙的想法出发的：十月以后，苏维埃应该避免一切进攻行动，而应该集中精力，在已从专制手中赢得的土壤上组织群众。
但是，十月胜利的实质是什么？
毋庸置疑，十月运动导致专制主义在“原则上”否定了自己。但它还并没有真正输掉这场战斗，而只是回避了战斗。它没有认真尝试用它的农村军队来对付造反的、罢工的城镇。自然，它不是看在人性的份上才没有展开攻击，而只不过是大受挫败，失去镇定罢了。官僚机构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在等待机会，在罢工已经开始减弱的时候取得了优势，并发表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原则上地”弃绝了专制主义。但整个政权的物质组织——官僚等级制度、警察、法院、军队都仍然是君主制神圣而不可分割的财产。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维埃的策略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只要有能力）在生产性无产阶级的支撑下，剥夺专制主义运用其政权的物质机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苏维埃的活动意味着“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化。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意味着这一“无政府状态”的巩固。长期的共存是不可能的。未来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十月半胜利的物质内核。
苏维埃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对冲突的不可避免视而不见吗？让人相信它是在为宪政制度而组织群众吗？谁会相信呢？当然，既不是专制，也不是工人阶级。
两次杜马的例子后来告诉我们，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外表的正确性——这一忠诚的空洞形式是多么无用。为了预料到专制国家那“宪政”的虚伪策略，苏维埃不得不“用一种别的发面团来制成自己”，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就像两次杜马的结局一样——破产。
苏维埃别无退路，只能承认：它没法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冲突，并且除了准备起义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策略了。
苏维埃，除了巩固和发展那些可以让自己瘫痪掉国家生活、增强自己力量的长处以外，还能做什么准备工作呢？然而，苏维埃巩固和发展这些长处的自然努力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冲突的到来。
苏维埃越来越注重扩大它对军队和农民的影响。11月，苏维埃呼吁工人积极表达他们与以喀琅施塔得水手为代表的觉醒军队兄弟般的团结。不这么做，就等于拒绝增强苏维埃的力量；而这么做，就是迎面向冲突前进。
也许，还有第三条出路呢？也许，苏维埃可以与自由派一起，向当局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进行呼吁？也许它可以而且应该在民权与君主特权之间划出一条停战线？但是，谁能保证君主制就会严格遵守停战线呢？谁会在中间当起说和人——哪怕只是一时之间的和呢？自由派？苏维埃的一个代表团在10月18日与维特伯爵会面的时候提议，军队可以撤离首都，以其作为和解的标志。大臣回答道：“没水没电也比没有军队强。”很明显，政府并没有打算解除武装。那苏维埃还能怎么做呢？它要么退出，把事情交给调解机构——也就是未来的国家杜马，而这正是自由派真正想要的；要么准备武装起来，以便捍卫十月的一切成果，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发动进一步的攻势。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调解机构变成了新的革命冲突的舞台。因此，前两届杜马发挥的客观作用，只是为了证实无产阶级据以构建其战术的政治预测的正确性。但我们不需要看得那么远。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可以并且应该保证这种“调解机构”（它的命运也不允许它成功调解任何人）的存在？仍然是那个君主制的政治思想？还是它的庄严义务？还是维特伯爵的诚实话语？还是那些在彼得宫城后阶访问的乡绅？又或者是门德尔松的警告声？再或是所谓“事物的自然进程”——自由派把历史所有强加给自己的主动性、智慧和力量上的任务都堆在其肩上的那个“自然进程”？
但是，如果12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造成其失败的原因难道不在于苏维埃的成分吗？有人说，苏维埃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阶级性质。为了成为“国民”（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革命的机关，苏维埃应该扩大它的范围，使居民所有阶层的代表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巩固苏维埃的权威，并增加其力量。事实果真如此吗？
（被告人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夫克森齐耶夫[1]，后来的著名民主反革命活动者）
苏维埃的力量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角色决定的。苏维埃的任务不是把自己建设成议会的模仿品，不是组织不同社会群体的平等的利益代表，而是统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苏维埃手中的主要武器是政治罢工——这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方法，是雇佣劳动阶级的特有方法。苏维埃阶级成分的同一性消除了苏维埃内部的摩擦，赋予它发挥其革命主动性的能力。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扩大苏维埃的组成范围？它可以邀请几个自由派工会的代表；这样一来，苏维埃就会因为吸收了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而变得更加丰富。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将与工会联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成正比——也就是说，会变得无限小。
但是还有哪些社会团体可以派代表出席苏维埃？乡绅大会？贸易—工业组织？
乡绅大会于11月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了与维特内阁进行联系的问题，但却丝毫不曾想与工人苏维埃进行联系。
在这大会的会议期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爆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立即使乡绅右转了，因此，米留可夫先生不得不安抚他们，说什么“感谢上帝”，“起义已经被镇压了”。在这些反革命先生们和向起义者致敬并支持起义者的工人代表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革命合作形式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有一个半真半假的信条——要求军队不干预政治。与此正相反的是，苏维埃竭尽全力地想把军队引向革命政治。还是说，苏维埃也许应该无限信任沙皇的宣言，以至于拱手把军队让给特雷波夫？如果回答“不是”，那么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与自由派合作的基础上，有什么纲领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些先生们除了能给苏维埃的行动带来系统性的反对、无休止的辩论和内部士气低落以外，还能有什么贡献吗？他们除了建议和指示以外（我们光读一下自由派的报刊就能得到这些东西了），还能给我们什么吗？也许，真正的“政治思想”确实是受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支配的；但是，苏维埃可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论战和互相教训的俱乐部。它必须是并且仍然是一个斗争机关。
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能给苏维埃的力量增添些什么呢？他们怎样才能丰富苏维埃的斗争方法呢？只要回忆一下他们在10月、11月和12月起到的作用，只要回忆一下这些人对解散自己的杜马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就足以理解为什么苏维埃可以，也应该保持阶级组织——也就是斗争组织的性质。资产阶级代表可以增加苏维埃人数，但却绝对无法增强其力量。
同样的，我们也拒绝那些纯粹理性主义的、不合历史的指责——它们认为苏维埃不可调和的阶级策略把资产阶级赶回了秩序的营帐。劳动者的罢工，显示出自己是革命的强大武器，也让工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本身就足以使处于反对派立场的资本把国家秩序和资本主义剥削持续性的口号置于所有自由主义口号之上了。
企业主们下定了决心，要让“光荣的”（他们真是这么叫的）十月罢工变成最后一次罢工——然后就组建了反革命的十月十七日同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能有充分的机会在自己的工厂里，发觉到革命的政治成果与巩固工人反对资本的立场是相辅相成的。某些政治人士还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的主要罪责就是造成了反动派的最终分裂，并把资本变成了反革命力量。这些批评者想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动力交给历史支配，而不接受阶级斗争的后果。不言而喻，单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必然会引起企业主的激烈反应。但是，如果以为这场运动不存在，资本家与证券资本的维特当局就不会沆瀣一气，那是非常愚蠢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首，并持续威胁“秩序”——这就完全足以使资本和当局媾和了。
诚然，革命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自发的零星火花之时，受到了自由派的容忍。他们清楚地看到，革命运动动摇了专制的基础，并迫使专制与统治阶级达成了立宪协议。他们容忍了罢工和示威，对革命者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对革命者的批评也仅限于“温和而谨慎”的范围内。到10月17日以后，当立宪协议的条件被写好，似乎只剩下付诸实施的时候，革命的进一步工作显然破坏了自由派和当局签订这种“合同”的可能性。通过十月罢工团结起来、并在内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其自身存在的事实都从那时起使自由派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上。自由主义者抱着这样的念头：“黑鬼”（Негр）[2]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乖乖地回到自己的车床边上了。苏维埃正相反，认为主要斗争还在前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十二月来源于十月，就像结论源于前提。12月冲突的结果并不是由孤立的战术错误来解释的。这只能由一项决定性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反动派的力学力量大于革命。无产阶级在十二月—一月起义中战败不是由于其战术错误，而是因为一个更真实的数量大小——农民军队刺刀数量之多。
不错，自由派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火力不足都可以用跑步速度来弥补——它认为在决定时刻撤退是真正勇敢、成熟、深思熟虑并行之有效的战术。这种自由派的逃兵哲学给某些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文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后知后觉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在12月的失败是由于它的力量不足，那它的错误不正是在于，在自身力量不足以胜利的时候，却接受了战斗？让我们这样说吧：如果只有稳操胜券才能进行斗争，那么整个世界就太平了。预先计算力量不可能在现实中把革命冲突的结果确定下来。如果可以的话，阶级斗争早就被阶级记账本给替代了。某些专业工会的记账员不久之前还为此做白日梦呢。但事实证明，即使最完善的会计制度，也不能拿账本中的数据来说服资本家，而基于数字的论证最终还是要通过罢工的论证进行支持。而且，不管事先的这些计算多么精确，每次罢工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物质和精神事实，而这些事实都是无法预见的，并且最终会决定斗争的结果。现在请您在心底里把这种工会和其精确计算方式抛到脑后，开始想象：罢工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并赋予其一个巨大的政治目标；把无产阶级和国家政权当作直接敌人摆在对立的两面；用现实的、潜在的或者想象的盟友来包围这两者；再加上双方会无情争夺的冷淡人口阶层；再加上那革命羽翼只有在事件之中才会展开的军队；再加上夸大的希望和夸大的恐惧——两者都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因素；再加上证券交易所的阵痛和国际关系的所有复杂影响——然后您就得到了一个革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主观意志，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革命中，有一点比在战争中更重要：战斗的每分每秒与其说是由任何一方的计算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敌对双方各自形势决定的。不错，在战争中，军队由于机械性的纪律，有时可以不战而退[3]；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也一样会问自己：撤退战术是否会减弱我方的士气？避免今天的战斗是否其实是为今后更加灾难性的战斗准备了条件？在这一点上，库罗帕特金[4]将军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在发展中的革命里，有计划的撤退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党在进攻时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不代表它能在进攻中随意地带离群众。不仅仅是党会带领群众，而且群众也会反过来拉着党向前进。这会发生在任何革命中，无论革命组织多么强劲有力。在这种条件下，不战而退意味着党在敌人的炮火下抛弃群众。当然，占据着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可能会拒绝接受反动派在12月的挑战（按照库罗帕特金的表达方式，就是“撤回到先前准备好的位置”），回到地下状态。但是，这样做只会给政府以可乘之机。在没有遭到任何普遍抵抗的情况下，政府会粉碎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是党自己参与了建立的）。这将会是社会民主党为其令人怀疑的特权付出的代价：这种特权以为，党能够置身于革命之外袖手旁观，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指责革命的错误，并制定出无懈可击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唯一缺点就在于，它们在被制定出来时，为时已晚，沦为废纸。不难想象，这将如何有助于巩固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呵！
没有人可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加速了冲突。正好相反，在10月22日，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动倡议，彼得堡代表苏维埃取消了葬礼性示威，以便不首先尝试利用“新制度”的混乱与摇摆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组织工作，来避免引发冲突。当政府过于急切地试图进攻全国，并因此尝试在波兰宣布戒严令的时候，苏维埃保持了纯粹防御性的策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十一月罢工引向公开冲突，而是相反，把罢工变成了抗议活动，并满足于这一活动对军队和波兰工人产生的巨大道德影响。
但是，如果说党因为意识到需要在组织上做好准备，就在10月和11月回避了战斗的话，那么在12月，这点也就不再适用了。这当然不是说党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而是因为政府那边也别无选择地通过摧毁十月和十一月建立的所有革命组织来开启了战斗。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作出决定再次拒绝战斗，即使它甚至能够从公开的决斗场上带离革命群众，也只是在更不利的条件下为直面起义——完全失去同情的报刊和所有群众组织；沉浸在撤退后不可避免的低落的士气之中。
马克思[5]说过：“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卡尔·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三章）
在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著名导言中，他在对立分析军队阶级成分的演变产生的新的胜利的可能性和与起义的军事技术困难（军队的快速铁路运输、现代大炮的破坏力、现代城镇的宽阔街道）时，为严重误解留下了隐患。一方面，恩格斯非常片面地评价了现代技术在革命起义中的意义；另一方面，他认为没有必要或者不方便解释一点，那就是只有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时候，军队的阶级成分演变才会具有政治意义。
现在来稍微讲一下这个问题的两面性。[6]革命的去中心性质使部队必须不断地转移。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铁路，卫戍部队可以在24小时内增加一倍以上。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群众起义不可避免地会以铁路的罢工为前提。政府在能够开始转移其武装力量之前，必须先在与罢工人员的无情战斗中夺取铁路线和车辆，组织交通，恢复被破坏的铁轨和被炸毁的桥梁。最好的步枪和最锋利的刺刀都不足以完成这一切；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使在这一方面取得最低限度的成功，至少也需要远远超过24小时的时间。此外，在着手转移其武装力量之前，政府必须了解国内的局势。电报对信息的加速作用甚至超过了铁路对运输的加速作用，但是，即便是在这里，起义也会以邮政—电报的罢工作为前提，并且也会制造这种罢工。如果起义不能把邮政—电报职员拉到自己的一边来（这一事实将证明革命运动的软弱！），它还有推倒电报杆、剪断电线的能力。虽然这一点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但革命的主要力量绝不在于一个机械运转的组织，它的损失远远小于政府。毫无疑问，铁路也好，电报也罢，都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手中的强大武器。但它们都是双刃剑。而且，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持续劳动，那么，这种依赖性在铁路和邮政—电报事业方面就最能集中体现出来。一旦铁轨和电线拒绝继续工作，政府机器就会被分割成独立的部分，而在这些部分之间就不会有任何运输或通讯手段——甚至连最原始的方法也没有了。既然如此，在当局成功地使一个地方军区的部队数量“翻番”之前，事件可以走得很远。
除此之外，起义还使政府面临着军事物资运输的任务。我们已经知道总罢工在这方面造成的困难了；但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军事物资会被起义者缴获的危险。这一危险越现实，就越能说明革命的去中心性，越能说明被卷入革命的群众之多。我们已经看到过，莫斯科火车站的工人们扣押了正在运往某个遥远展区的武器。类似的行动发生在了许多地方：在库班地区，起义哥萨克拦截了一批步枪的运输队；革命士兵把弹药交给了起义者，等等
当然，一言以蔽之，起义者对政府军的纯粹军事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后者在体力上必然更具优势，而问题始终围绕在士兵的情绪和行为周围。如果街垒两边的大军之间没有阶级上的亲缘关系，以今天的军事技术来看，的确不可能实现革命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军队可以以某种和平、一致的方式“站到人民一边”，那将是一种最危险的幻想。统治阶级在面对自己生死的问题时，绝不会因为有关军队阶级构成的理论考虑而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阵地。军队的政治情绪是所有革命的巨大未知数，只有在士兵和人民之间的冲突进程中才能得到确定。军队转入革命营帐是一个道德过程；但它不能仅仅通过道德手段来实现。不同的潮流和情绪在军队中交织在一起：只有少数人是有意识的革命者，而大部分人则在摇摆，等待着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只有当这个多数人开始相信人民胜利的可能性时，它才能够放下武器，或者甚至把刺刀指向反动派。但这种信念并不是光靠鼓动就能产生的。只有当士兵们确信人民已经走上街头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不是为了示威反对当局，而是为了推翻政府），他们才有可能在心理上“倒戈到人民一边”。因此，起义在实质上与其说是反对军队的斗争，不如说是争取军队的斗争。起义越是顽强、深远和成功，士兵的情绪就越有可能（实际上不可避免）发生根本变化。就像我们在莫斯科看到的那样，在革命罢工基础上的游击战本身不可能导致胜利。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士兵情绪，并且在第一次重大胜利——也就是一部分驻军加入了起义以后，游击战就可以转变为群众性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之中，一部分军队在武装和非武装的居民支持下，将与另一部分军队作战，而这部分军队将发现自己正处于普遍仇恨的包围之下。我们在黑海舰队、喀琅施塔得、西伯利亚、库班地区、斯维亚堡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当军队的阶级和道德—政治异质性导致士兵站到人民一边去之前，首先必须意味着军队内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现代的军国主义武器——步枪、机枪、要塞炮和装甲舰——不仅政府手里有这类武器，而且也有这类武器在为革命服务。
在1905年1月9日彼得堡血腥星期日得到的经验基础上，某位英国记者阿诺德·怀特[7]先生得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结论：如果路易十六手上有几门马克沁枪供他使用，那么法国大革命完全不会发生了。认为革命的历史机遇可以用步枪的口径来衡量——这是多么可悲的迷信啊！俄国革命再度表明，并不是步枪、火炮和战舰支配人，归根结底，是人支配着它们。
12月11日，维特—杜尔诺沃内阁（那时应该叫做杜尔诺沃—维特内阁更为贴切）公布了一项选举法。在“‘陆战’海军上将”杜巴索夫在普列斯尼亚的街道上恢复圣安德烈旗的荣誉之时，政府急忙开辟了一条合法途径，以便在有产者的社会与君主制、官僚制之间实现和解。从那一刻起，争夺权力的斗争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是革命的，但却在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发展。
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以人民的领袖自居。由于除城镇无产阶级以外的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混乱的反对情绪中，同时也由于选举受到了极左政党的抵制，立宪民主党人发现自己主宰了杜马的局势。他们“代表”了整个国家：自由派地主、自由派商人、律师、医生、公务员、店主、店员，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虽然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仍像以前一样掌握在地主、教授和律师手中，但是，在农村的利益和需求压力下，所有其他问题都退居次要地位，使该党左转了。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杜马的解散和《维堡宣言》的发布，它们给自由派闲人带来了许多不眠之夜。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数较少，但正如米留可夫承认的那样，他们现在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不仅得到了不满的普通人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与左边割席的选民的支持——换句话说，他们更自觉地把票投到了反革命的一边去。虽然地主和大资本代表中的主要部分已经跨入了积极反动派的营帐，但城市小市民、商业无产阶级和普通知识分子现在都投票给左派政党了。一部分地主和城市人口的中间阶层则投给立宪民主党。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则站在他们的更左边。
立宪民主党人对政府的征兵计划投了赞成票，并承诺也对预算投赞成票。他们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同意国家发起新的举债计划，以弥补国家赤字，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专制政府的旧债。戈洛文，这个坐在议长席位上的可悲人物，体现了自由派的所有无力与渺小，在杜马解散以后，表达了如此的思想——即政府应该把立宪民主党的行为看作是自己对反对派的胜利。他说得很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杜马的解散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却还是被解散了。这证明了一点：存在一种比自由派的政治论点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革命的内在逻辑。
在立宪民主党人主导的杜马与内阁的斗争中，政府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它认为这个伪议会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挑战，而是一个必须被无害化的政治对手。政府的对手和权力的追求者就好像是那一小撮律师，而对这一小撮律师来说，政治就像是在高等法院提出诉状一样。他们的政治口才在法律的三段论法和伪古典主义用语之间摇摆不定。在关于战地军事法庭的辩论中，两党面对面地交上了火。莫斯科律师马克拉科夫[8]——一个自由派眼中的“未来新人”，对战地军事法庭进行了司法上的控诉，同时也对整个政府政策进行了毁灭性的法律批评。
斯托雷平[9]回答道：“但战地军事法庭本来也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它们是斗争的武器。您想证明这一武器是不合乎法律的吗？那么它就是合乎目的的。法律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当国家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无视法律，利用其权力的物质武器！”
这一回答不仅包含了国家政变的哲学，同时也包含了人民起义的哲学，让自由派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前所未闻的坦诚！——自由派政论家如此喊道，然后第一千零一次再度发誓：权利高于权力。
然而，他们的整个政策都是为了让政府相信与这一发誓相反的事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退缩。为了避免杜马被解散，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权利，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权力比权利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诱惑，继续使用其权力武器，直到最后一刻。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了——作为革命的继承者，十月十七日联盟代表的保守民族自由主义者出现了。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革命任务的继承者，那么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绥靖政策实际上的继承者了。无论立宪民主党人如何对十月党人自我吹捧，后者都从立宪民主党人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了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不能从革命中获得支持，那就必须从斯托雷平的宪政主义中获得支持。
第三届杜马向沙皇政府提供了456535名新兵，尽管直到现在为止，库罗帕特金和施特塞尔[10]的机关作出的所有整个改革也只限于新肩章、新袖章和新军帽。它批准了内务部的预算，而这个内务部把全国70%的地区交给了把紧急状态法当绞刑架用的暴君，以便在剩下30%的地区根据“正常”法律执行绞刑。它接受了政府著名的1906年11月9日的命令的所有基本规定，而这是根据第87条发布的。这第87条的任务就是要从农民中抽出一层坚实的有产者，而把其余所有的群众都留给自然选择（生物学意义上的这个词）处理。与征用地主土地为农民用相反，反动派这次是征用村社农民的土地为富农所用。第三届杜马的一个极端反动分子说过：“在十一月九日法罐子里装的易爆气体足以炸毁整个俄罗斯。”
由于贵族和官僚（他们再次成为局势的无限主宰）不可调和的态度，资产阶级政党被逼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他们正在寻找摆脱其目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方法，而方法正在帝国主义那里。他们在外交事务中寻求对其国内失败的补偿——远东的阿穆尔铁路，波斯和巴尔干。所谓的“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动，使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的爱国主义破喇叭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而立宪民主党——这个过去在所有资本主义政党中声称最反对旧秩序的党，现在却站在了好战的“新斯拉夫主义”前头——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找到完成革命未竟事业的方法。这使得他们事实上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任何想法，也就相当于是放弃了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稳定国内市场的任何希望，而把希望转到了外国市场那里去了。为了在这一方向上获得成功，他们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自由派发现自己不得不积极支持沙皇专制，毕竟它才是政权的真正掌握者。米留可夫那种具有反对派色彩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装饰品，用来掩盖第三届杜马核心中那专制官僚、野蛮地主和寄生资本主义令人反感的混合物。
这一切可能会产生最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对马海峡和奉天平原上葬送了自己力量声誉的那同一个政府，遭受了其冒险主义政策可怕后果的同一个政府，现在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受到了“民族”代表的爱国主义信任。它毫不费力地获得了50万新兵和5亿新军事开支，还得到了杜马对其在远东新冒险的支持。不仅如此，从左从右，从黑色百人团到立宪民主党，所有人都在指责它，指责它的外交政策不够积极。因此，事物的所有逻辑促使政府走上了为恢复其世界地位而战斗的危险道路。谁知道呢？也许，在专制制度的命运最终在彼得堡和华沙的街道上不可逆转地被决定之前，它会先在阿穆尔河畔或黑海沿岸再次受到考验。
[1] 尼古拉·季米特洛维奇·阿夫克森齐耶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年11月16日—1943年3月4日），生于奔萨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05年革命中曾当选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全俄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1917年7月—9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17年10月7日（公历10月20日）—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临时议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白军被粉碎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2] 此处的英译文为“The Moor has done his work, the Moor may go”，来自席勒的《Die Verschwörung des Fiesco zu Genua》，德语原文为“Der Mohr hat seine Arbeit getan, der Mohr kann gehen”。此处托洛茨基在翻译回俄语版的时候并未续用摩尔人的典故，而是直接使用了黑鬼（Nigger）一词的音译。无论是托洛茨基主观如此更改也好，还是并未有这种意图也罢，这里都讽刺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他们虽然在法律意义否定了黑奴制度，但却用“现代化的奴隶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未曾实际改变的种族地位来给黑人套上新的枷锁。——佐仓绫奈、Uni注
[3] 原文直译为“有时可以在不发生任何交战的情况下带领整个部队撤离战场”。——中译者注
[4]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уропаткин，1848年3月29日—1925年1月16日），1864年入伍。1875年参加了浩罕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0—1898年任里海军区司令。1898—1904年任陆军部长。日俄战争期间任满洲军司令。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二月革命后被解职并逮捕。十月革命后获释并退休。——中译者注
[5] 实际上这是恩格斯用马克思的名字写的。——原注
[6] 不过这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中只想到了德国的事务，而我们的这里的描述是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个不太具有说服力的注解纯粹是出于审查原因而在德文本中加入的。——列夫·托洛茨基）
[7] 阿诺德·亨利·怀特（Arnold Henry White，1848年2月1日—1925年2月5日），英国记者、反犹太主义活动家。——中译者注
[8]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69年5月10日—1957年7月5日），俄国自由派律师和外交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0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参与了贝利斯案件。1916年参与暗杀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任俄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此后长期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苏联，一度被纳粹监禁。1957年死于瑞士。——中译者注
[9]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省省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务大臣。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10] 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塞尔（Анат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ссель，1848年7月10日—1915年1月31日），1866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0—1901年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3—1904年任旅顺港要塞司令。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不战而降。1906年被捕。1908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十年监禁。1909年获特赦。1915年死于文尼察。——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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