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1905》
第十七章 庄稼人的造反
这场革命的决定性事件都发生在城镇里。但是，农村并没有默不做声。它开始喧闹地、笨拙地、磕磕绊绊地骚动起来，仿佛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来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这场运动在一开始把统治阶级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场革命的决定性事件都发生在城镇里。但是，农村并没有默不做声。它开始喧闹地、笨拙地、磕磕绊绊地骚动起来，仿佛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来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这场运动在一开始把统治阶级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在革命前的最后两三年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极度恶化了。“争执”不断涌现，一会在这里，一会在那里。从1905年春天开始，农村的浪潮就以一种威胁性的方式高涨起来，在全国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粗略地说来，农民的“革命”有三个主要的集中地：（1）北部，其特点是加工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2）东南部，那里土地相对丰富；（3）中部，那里原本就土地贫乏，因工业的悲惨状况而雪上加霜。反过来，农民运动也同样发展成了四种主要的斗争类型：接管地主的土地，并赶走地主，破坏他们的庄园——这是为了扩大农民自己的土地使用情况；没收面包、家畜、干草并采伐森林，以立即满足饥饿村庄的需要；罢工—抵制运动，旨在降低地租，或者增加工资；最后一种是拒绝提供新兵、拒绝交纳赋税或支付欠款。这些形式的斗争以不同的组合方式，遍布全国，适应每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农民运动最激烈的地方是在不幸的中部，在这里，破坏的毁灭性就像龙卷风一般。在南方进行的，主要是罢工和抵制地主经济。最后，则是运动最弱的北方，砍伐森林是那里最常见的形式。凡是经济上的不满开始与政治上的激进相结合的地方，农民都拒绝承认行政当局并抗税。不过所有的农民运动都是在十月罢工以后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的。
让我们仔细看看庄稼人是怎样进行自己的革命吧。
在萨马拉省，这种混乱蔓延到了四个县。起初，农民来到了个人所有的大庄园，除了家畜的饲料以外，什么也不拿走；然后，对每个农场的家畜数量进行精确统计，留下了喂养牛需要的饲料，然后剩下的全部用自己的大车拉走。农民们安静地行动，没有暴力，试图达成协议，以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们向主人解释说，现在是新时代，人们必须以新的、更公平的方式生活：谁拥有多的东西，就应该跟没有这种东西的人分享……然后，成群结队的“全权代表”就会出现在存放了大量地主家余粮的火车站。他们会确定这些面包的主人，并宣布根据“大众”的决定，带走粮食。“你们说‘带走’是什么意思，兄弟们？”站长开始抗议，“我会被追究责任的……可怜可怜我吧……”令人恐惧的“剥夺者”随后同意说：“那倒是，我们不想欺负你……但是问题在于，火车站比较近，而我们不想大老远跑去农庄，太远了……但是没有办法，看来我们只有去找‘他本人’，直接从他的谷仓里拿了……”储存在车站内的食物保持不动；而大庄园里的粮食则会被公平分配。但很快，关于“新时代”的争论开始对地主失去了作用：他鼓起勇气来，试图赶走农民。然后，善良的农民就会顽强地站起来——连颗石子也没有给人留下……
在赫尔松省，大批的农民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以便取走“被分配”的财产。并没有发生暴力或杀戮，因为受惊的地主和他们的管事的人在一听到农民的要求后，就打开所有的门闩和百叶窗逃走了。就在这同一个省，发生了一场为降低地租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价格由农民协会自己在“公正”的基础上确定。仅仅从贝久科夫修道院，就有15000俄亩的地皮被无偿拿走，理由是“僧侣应该向上帝祈祷，而不是为了利益买卖地皮”。
然而，最激烈的事件发生在1905年底的萨拉托夫省。在被卷入运动的村庄里，没有一个被动的农民。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地主和他们的家人被赶出了庄园，所有可动的财产都被分掉了，牛被牵走，雇农和家仆结算了工资，最后，房子上被放了一只铁公鸡[1]。武装分队带着这些农民“纵队”进行了袭击。村里的县警和卫兵很少，而且，在某些地方，他们还被这些分队逮捕了。地主的建筑物被放火烧毁，以便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自己的土地。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在大庄园被完全摧毁以后，农民就会写一份判决书，说明从第二年春天起，土地将会转到“公众”手里。在农庄办公室、国有酒类商店以及卖酒人那里缴获的钱财将会立即成为公有财产。地方农民委员会或兄弟会负责分配被收缴的物品。这些洗劫几乎从不受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个别关系约束：反动地主的被毁，自由派的也会被毁。政治上的细微差别被等级仇恨的浪潮冲走了……自由派乡绅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古老的乡间别墅及其宝贵的书藏和画廊都被烧掉了，不留任何痕迹。在与某些县里，残存的地主庄园用手指头都能数出来。这场庄稼人的十字军征战的图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一位记者写道：“它开始了，天空被火光照亮了一整夜。这是一幅可怕的画面。早晨，你们能看到长长的三套车队伍，上面坐满了从庄园里逃出来的人。而当夜幕降临时，地平线就像是戴上了一条用火做成的项链。有些夜晚，你们甚至能数出多达16束火光……地主仓皇而逃，恐慌沿着他们的路途四处蔓延。”
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就已经有2000多个地主的庄园被破坏和烧毁，其中仅萨拉托夫省就有272个。根据官方数据，其中损失最严重的10个省，地主的损失达到了2900万卢布——其中光萨拉托夫这一个省就将近1000万了。
如果说阶级斗争的进程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转移的结论是普遍正确的，那么这一真理就三倍适用于农民身上。萨拉托夫的庄稼人当然有充分有力的理由（在他自己的家园、打谷场和村子的范围内的理由）把一捆点燃的稻草扔到贵族的屋顶上。然而，如果完全忽视政治鼓动的影响，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农民起义进行的很混乱，但在它之中已经包含了实现普遍政治化的尝试。这些尝试是由各党派进行的。在这个1905年，即使是自由派乡绅也在试图给农民带来反对派的启蒙教育。在一些地方自治委员会机构中，引入了半官方的农民代表，提出并讨论了一般性质的问题。与此相比，地方自治会里的雇员要比这些有土地的自由派激进的多，比方说——统计员、教师、农艺师、女医师。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属于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社会革命党人；大多数则是无党派的激进分子，而对他们来说，土地私有制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在1905年前的若干年里，社会主义政党通过地方自治会的雇员在农民中间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并传播了非法的文献。1905年，政治鼓动达到了群众化的程度，并不再处于地下状态。2月18日发布的荒唐命令在这一事态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命令规定了类似于请愿权的某种权利。鼓动家们利用了这一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利用了该命令在地方当局中造成的混乱，组织了乡村大会，鼓励农民通过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实行人民代表制的决议。在许多地方，签署了这种协议的农民把自己看作是“农民联盟”的成员，并从自己的行列中选出了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在许多情况下都完全把合法农村政权排挤到了一边。例如，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中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哥萨克的集镇（Станица）里聚集了600—700人。一位鼓动员如此写道：“真是个奇怪的聚会，桌子后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哥萨克首领（атаман）。到处都站着或坐着带马刀或者不带马刀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在自己的会议和集会中，见得多了，他们总是作为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壮丽尾声而出现。当他们慢慢地燃起心中对地主和官员的熊熊怒火之时，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到奇怪。站在队列里的哥萨克和站在犁旁的哥萨克之间的区别是多么不可思议啊！”鼓动员受到了热烈欢迎，一队队哥萨克骑着马在几十俄里之外迎接他们，并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不被警察发现。但在许多的偏远地区，农民对自己的角色只有一个混乱的概念。许多庄稼人在决议上签完名字后会说：“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为我们张罗了土地。”
8月，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举行。来自22个省的100多名代表在一个远离公路的大型谷仓内举行了为期两天天的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首次形成了成立“全俄农民联盟”（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оюз）的想法，而该联盟将联合许多党与非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
十月十七日宣言为农村的政治鼓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甚至连海登[2]伯爵（现已去世），一个及其温和的普斯科夫乡绅，也开始组织各乡的集会，以解释“新制度”。起初，农民们兴趣不大，但最终，他们被唤醒了，并决定把话语变成行动。作为开始，他们决定“罢工”掉一个森林[3]。那个自由派伯爵瞪大了眼睛。因此，拥有土地的自由派在试图根据沙皇的宣言建立等级和谐的过程中烧掉了自己的手指，但革命的知识分子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个别省份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政治鼓动变得热火朝天，革命文献堆积如山，农民联盟的力量和规模都在增长。在偏远的维亚特卡省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召集了200人。当地陆军营里的三个连也派出了代表，表达自己的同情并承诺给予支持。当地的工人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当局大吃一惊，给这些在乡镇和城镇毫无阻碍地组织起来的集会提供了许可。集会在所有的省里都连续举行了两个星期。大会关于停止缴税的决议得到了积极的贯彻……尽管形式多种多样，农民运动还是在整个国家都产生了大规模的现象。在边境附近，它立刻就呈现出了明确的革命性质。立陶宛农民根据2000名代表参加的维尔纽斯大会通过的决议，用革命手段取代了村里的书记（писарь）、乡长和国民小学的老师，赶走了宪兵、地方自治官员并设立了选举法院和乡执行委员会……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农民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形式……
11月6日，农民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而且是公开地举行了。出席会议的有来自27个省的187个代表，其中有105名是由乡和村授予了全权的，而其余的则是由省和县委员会和联盟的地方小组认可的代表。代表中包括145位农民，而剩下的则是靠近农民的知识分子，有男女人民教师，地方自治会雇员，医生等。从民俗学的意义上来讲，这是革命最有趣的一次大会了。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如省里的自然成才者，“自己思考悟出道路”的革命者，具有热情气质和更热情希望但思想相当混乱的乡村政治家。这里就有几张由大会的一位与会者画的轮廓草图：“安东·谢尔巴克，苏梅省的一位‘老爹’，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留着短小的胡子，眼睛炯炯有神，就像是从列宾[4]的《扎波罗热人》的画布里走出来的哥萨克一样。但是，他自称是来自两个半球的农场主，在美国待了二十年，与他的俄罗斯家人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农场……来自沃罗涅日省的代表米列茨基神父提交了五份乡里的‘判决书’。在一次演讲中，他将耶稣基督描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基督如果今天在这里，就会站在我们这边……’两名身穿印花布女短衫、毛织头巾和羊皮鞋子的农妇——作为同一个沃罗涅日省的村庄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别列列申[5]上尉作为同样的沃罗涅日省的工匠代表出席了会议。他穿着军装，拿着马刀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厅里甚至有人喊道：‘打倒警察！’然后，这名军官起身，在普遍的掌声中讲道：‘我是别列列申上尉，沃罗涅日省的代表，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信念，从来公开行动，因此我穿着我的制服前来……’”
讨论的中心是策略问题。一些代表赞成和平的斗争手段：集会、“判决”、“和地平”抵制当局、建立革命自治政府、“和平地”接管地主土地、“和平地”拒缴税并拒送新兵。另一些人，特别是来自萨拉托夫省的人，呼吁进行武装斗争，呼吁立即支持任何起义——无论它们在哪里爆发。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决议指出：“只有将所有的土地转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才能结束人民因土地贫乏而产生的苦难。条件则是，土地只能由那些和他们的家人或集体一起合作耕种的人使用。”公正土地制度的建立被委托给了立宪会议，而立宪会议将在最民主的基础上“不晚于（！）明年二月”召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民联盟将与他们的兄弟——工人，城镇、工厂、车间、铁路以及其他工会，以及其他所有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达成协议……在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联盟将诉诸农业（！）总罢工，也就是说，它将拒绝为所有类型的农场所有人进行劳动，并以此来关停这些农场。至于总罢工的组织问题，将通过与工人阶级的协议来决定。”在进一步决定了停止饮酒以后，大会在决议的最后声明：“根据从俄国各个角落得到的消息，如果人民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麻烦，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遍的农民起义，因为农民的忍耐宛若杯中之水，已经溢出来了。”尽管这项决议中的某些段落很幼稚，但是，它还是表明了进步农民正在采取革命的路线。没收地主土地的幽灵已在政府和贵族的眼前升起了，展现了这个庄稼人议会会议里的所有残酷现实。反动派用力地敲响了警钟——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11月3日，也就是代表大会召开的几天前，政府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逐步取消被分配土地的赎买费，并扩大农业银行的资金规模。宣言表示，希望政府与杜马结盟，以便成功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在不损害任何其他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下。”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似乎并不符合这些希望。但是，“我们心目中那亲爱的农民”在各地的实际做法却更不令人满意。不止是破坏和焚烧，还有“和平地”对私人大地产的接管，以及单方面确定工资和地租的行为，使地主对政府猛烈地施压。要求派遣军队的要求从各地传来。政府振作了起来，意识到多愁善感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时候“做事”了。
农民代表大会在11月12日闭幕了，而14日的时候，“联盟”莫斯科办公室的人员就被逮捕了。两三个星期后，内务大臣在答复有关农潮的询问时，作出了以下指示，我们在这里逐字逐句转载：“应立即用武力剿灭暴动者。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应烧毁其住所。在这一分钟里就必须得一劳永逸地根除任何‘自治’。目前，逮捕是达不到目的的，审判上百上千人是做不到的。部队必须充分理解上述指示。——彼得·杜尔诺沃”这种吃人的命令开启了反革命地狱式狂欢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首先在城镇发展，然后才蔓延到农村。
[1] 就是被放火烧掉的意思。——中译者注
[2]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海登伯爵（Граф 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ейден，1840年10月29日—1907年6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世纪60年代参与了自由主义改革运动。1889年起担任普斯科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890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895—1905年任帝国自由经济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Во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 И. В. Э. О.）主席。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解散后表态支持，同年6月12日另行组建和平革新党（Партия мирного обновления），并于1906—1907年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07年死于莫斯科。——中译者注
[3] 在农民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罢工”成了“革命”的同义词。“罢工”意味着采取任何一种革命行动。“给县警察局局长来次罢工”指的是逮捕或者杀掉这个官。但是，这词的这种奇怪用法，证明了工人巨大的革命影响力和斗争方法。——原注
[4]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1844年8月5日—1930年9月29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5]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别列列申（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релешин，1856年9月4日—1910年4月3日），1878年入伍。1889年以海军二级上尉军衔退役。19世纪90年代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01年起进入科斯特罗马地方自治局工作。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并担任立宪民主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委员。1906年任国务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解散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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