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十月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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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十月罢工

　　——所以你认为革命正在路上？
　　——在路上！

（1905年5月5日的《新时代报》）

　　——这不是来了嘛！

　　（1905年10月14日的《新时代报》）

一

　　完全自由的人民集会在大学的围墙内举行着，特雷波夫匪徒却在大街上横行霸道。这，就是在1905年革命政治发展期中，那秋天的几个月份里，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某位年老无知的格拉佐夫^[1]将军，不知道为什么竟发现自己担任了教育大臣的职务，他创造了——令他自己也很吃惊的——这些言论自由的避难所。自由派教授抗议说：大学是科学的地盘，在学术中没有街头的位置。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2]亲王死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这一真理。但几个星期以来，大学的大门仍然大开着。“人民”挤满了走廊，教室和大厅。工人们直接从工厂走进大学。当局惊慌失措。只要工人还在家里或者大街上逗留，当局就可以压制、逮捕、踩踏并射杀他们。但是只要工人一越过大学的门槛，他们就立刻变得不可侵犯了。因此，当局得到了一个客观的教训：宪政法律比起专制法律优势何在。
　　9月30日，第一次自由的人民集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举行。官方电报社对聚集在弗拉基米尔大学礼堂的听众感到惊恐。报告中提到，除了学生以外，人群中还饱含大量的“男女无关人员、中学生、来自城镇私立学校的青少年、工人、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和衣衫褴褛者”。
　　革命的话语已不再潜伏于地下，而是走进并挤满了大学的大厅、教师、走廊和庭院。群众贪婪地吸收着这些朴素而又美丽的革命口号。在官僚机构中的蠢货和反动报刊中的骗子们看来，这群无组织、随随便便的人群，就像“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一样，但他们却表现出了甚至连资产阶级记者都感到惊奇的道德纪律和政治敏感性。
　　一位专栏作家在《罗斯》（Русь）中写道：“你知道在大学里的集会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吗？是非凡的、模范的秩序。大厅里刚宣布中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散步去了。大学的走廊颇像一整条街。走廊边上的讲堂里都坐满了人，里面正在开独立的部会。走廊本身就挤满了人，人群在来回走动。其他人则坐在窗台、长椅或柜子上面。他们抽烟。他们低声交谈。人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参加一个招待会，只不过这场招待会比一般常见的那种要更严肃一些。然而，这就是人民——真正的人民，他们的手因辛勤的体力劳动变得粗糙，他们具备那种在封闭、不健康的场所中过日子的人特有的肤色。他们都有雪亮的眼睛，深深地镶嵌在自己的眼眶里……对于这些不高、瘦弱、营养不良的人来说，对于这些从工厂或厂房、从冶炼钢铁或者铸造铁器，高温和烟雾令人窒息的车间来到这里的人来说，大学就像一座庙宇，高大、宽敞、白得耀眼。在这里被提出来的每一句话中，都有着祈祷的声音……他们刚被唤醒的求知欲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任何一种（？）理论。”
　　不，这群受到启发的人并没有吸收一切理论。那些声称在极端政党和群众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团结的反动青年曾试图向这一人群大放厥词，但他们不敢。他们紧紧地坐在自己的反动地洞里，等待着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对过去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但是也不只有他们，甚至连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演说家也没能向这个一望无际、变化无常的听众发表意见。在这里，是革命的演说家在叱咤风云。在这里，是社会民主党人化作不可分割、至关重要的政治纽带，把人民的原子团结起来。在这里，他们把群众伟大的社会激情翻译成了革命口号的完美语言。离开大学的那群人，已经不再是当初进入大学的那群人了……这样的集会每天都在举行。工人们的情绪越发高涨，但党没有发出任何号召。群众的行动预计会在相当晚的时候开始——恰逢一月九日的纪念日，和本该在1月10日就召开的国家杜马正式召开之日。铁路工人工会威胁要拒绝让布雷金的杜马代表进入彼得堡。但是，事态的发展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速。

二

　　9月19日，莫斯科西廷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提出了缩短工作日、提高每1000字母的计件费，且计件费内不能包括标点符号的要求。这个小事件引发了全俄罗斯的政治罢工——罢工的原因是标点符号，终点是打倒专制主义。
　　警察局在自己的通示中控告说，西廷的罢工被一个当局钦定的非法协会——“莫斯科印刷和石印工人联盟”利用了。到24日晚，罢工已经蔓延到50家印刷厂。25日，在一场市行政长官（Градоначальник）允许的会议上，索赔方案被制定了出来。这个方案被市行政长官解释为“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断专行”，并且，这位警察暴君以“工人的个人‘独立性’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蛊惑”为名，试图用他那笨拙的拳头来镇压印刷工人的罢工。
　　但是，因标点符号而引起的这场罢工，已经成功蔓延到其他产业了。莫斯科的面包师罢工了，而且罢工得非常顽强，以至于顿河哥萨克第一团的两个连，不得不以其舍己忘身的勇敢以及其特有的充满荣誉的武器，来猛攻菲利波夫的面包店。10月1日，一封电报从莫斯科方面发出，说工厂和车间里的罢工已经开始平息。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在喘口气罢了。
　　10月2日，彼得堡的印刷业排字工人决定通过三天的罢工来表示其与莫斯科同志的团结。从莫斯科来的电报里提到，莫斯科的工厂“继续罢工”。街头事件没有发生：大雨是法律和秩序最可靠的盟友。
　　将在十月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铁路部门发出了第一个警告。9月30日，政治风波开始在莫斯科—库尔斯克以及莫斯科—喀山两条铁路的机修厂里发酵。这两条铁路已经准备好在10月1日开始运动。他们被铁路工会挡下来了。工会根据2月、4月以及7月各条线路罢工的经验，准备在国家杜马召开的同时举行一次全铁路总罢工；目前它反对零散的行动。但是，这场风波依旧没有停止。在之前的9月20日，在彼得堡就召开了官方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以讨论养老基金的问题。这次会议自发地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并且在整个铁路界的掌声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政治代表大会。各方对大会的问候纷至沓来。风波加剧了。立即举行全铁路总罢工的想法在莫斯科地区得到支持。
　　10月3日，我们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信息，大意是讲工厂和车间的罢工正在逐渐减少。在车间罢工了的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上，明显可以看到支持复工的运动。
　　罢工还没有下定决心。它还在思索和犹豫。
　　来自印刷、机修、细木、烟草等行业的工人代表组成的会议通过了成立莫斯科全体工人总委员会（苏维埃，совет）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似乎一切都在走向平静。里加的罢工结束了。10月4日和5日，莫斯科有许多印刷厂复工了。报纸出现了。就在一天后，萨拉托夫版也在终端一周后出现了：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即将到来的事件。
　　10月5日，在彼得堡的大学里的集会上，一项决议通过了——要求在指定日期前停止“因同情”而开始的罢工。从10月6日开始，彼得堡的排字工人在为期三天的罢工声援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同一天，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已经宣布了关于什利谢利大街的秩序完全恢复以及被莫斯科的新闻打断的全面复工的消息。7日，涅瓦造船厂的一半工人复工了。除了奥布霍夫厂宣布政治罢工持续到10月10日以外，涅夫斯基门外的所有工厂都在运转。
　　平常的日子似乎要回来了——日常生活当然回来了，只不过是革命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好像是罢工做了几次无组织的尝试，放弃了它们，然后离开了……但这只是“看起来”。

三

　　事实上，罢工马力十足，准备就绪。它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工作——以便立即接管铁路。
　　受各条线路，特别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线路上普遍存在的紧张情绪的影响，铁路工人工会中央办公室决定宣布总罢工。他们在这样做决定的时候，只想到了试探性地动员各地的战斗力量；战斗本身还是计划到1月份开始。
　　决定性的一天在10月7日。“心脏的痉挛已经开始了，”《新时代报》如此写道，“莫斯科的铁路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莫斯科俨然化作孤岛。^[3]焦急的电报在电报线上飞奔，一个追赶另一个——下新城（Нижний）^[4]，阿尔扎马斯（Арзамас）^[5]，卡希拉（Кашира）^[6]，梁赞（Рязань）^[7]，韦尼奥夫（Венев）^[8]，都在抱怨铁路停摆。”
　　10月7日，莫斯科—喀山铁路进入罢工状态。下新城的罗莫丹诺夫支线罢工。第二天，罢工蔓延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ь）线、莫斯科—下城^[9]线和莫斯科—库尔斯克线。但其他枢纽地带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10月8日，彼得堡铁路枢纽的职工会议通过了决定，积极着手组织全俄铁路工会（这是在4月的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被首次提出来的），以便随后向政府提交最后通牒，并通过整个铁路网的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然而在这里，罢工也被无限期地推迟到了将来。
　　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以及莫斯科—布列斯特等线路于10月9日罢工。罢工控制住了局势，并感到自己已经稳稳扎根，推翻了一切对它有敌意的、抑制的、拖沓的决定。
　　10月9日，在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彼得堡紧急会议上，制定了铁路罢工的口号，并立即用电报将它们传达到各条线路。它们是：八小时工作日、公民自由、大赦和立宪会议。
　　罢工开始信心满满地接管这个国家。它不再犹豫和彷徨。罢工参与者的自信心与他们的人数同步增长。革命的阶级要求比职业的经济要求更早地提出。罢工无视了地方和行业的界限，开始感到自己是一场革命——因此也获得了空前的胆量。
　　罢工沿着铁轨向前冲去，威严地封锁了经过的所有地方。它通过铁路电报的电线宣布了自己的到来。“罢工吧！”——罢工对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命令道。10月9日，报纸向全俄罗斯通报了一则公告，提到喀山铁路上一位叫别德诺夫的电工被捕。他们还希望通过没收一捆传单来阻止罢工。一群蠢货！工潮仍然向前进发……
　　它遵循着一个雄伟的计划——停止整个国家的工业和商业生活——，它没有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在电报机拒绝为它服务的地方，它用武力斩断了电线，或推倒了电线杆。它使发电站陷入了停顿，而如果这样做太难的话——它就破坏电缆并使火车站陷入黑暗。在遇到顽强抵抗阻碍其计划的地方，它毫不犹豫地破坏线路，毁坏信号，推翻机车，在线路上设置障碍或将铁路车厢放置在桥梁上。它渗透到起降机上，并阻止绞车工作。无论它在哪里看到了货运列车，都会使其停止运行，而客运列车通常会开到最近的枢纽站或其目的地。
　　罢工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允许自己打破雷打不动的誓言。它需要革命的新闻公报时，就会让印刷厂开工；它需要发出罢工指令时，就会启用电报；当车上有罢工者的代表时，它就会放行列车。
　　一切都不能幸免：它关闭了工厂，药房，杂货店，法院。
　　它的注意力会时不时地疲惫，警惕性也时常松懈，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零散的列车会冲过罢工的障碍，——然后，罢工就会出发去追赶列车。这零散的列车就像逃亡的罪犯，在黑暗和空旷的车站里奔跑，接不到任何电报通知，与恐惧和未知相伴前行。但是，最终，工潮最终会追赶上列车，停下机车，赶走司机并放掉蒸汽。
　　它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它呼吁，说服，恳求；它跪下来乞求——这是一位女演说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做的事情；它威胁，恐吓，投掷石块，最后，它还扣下了勃朗宁枪的扳机。它不惜一切代价想达成自己的目的。它压上了太多赌注：父亲的血，儿女的面包，还有自己力量的名誉。整个阶级都服从它；而当这个阶级中被敌对力量腐蚀的一小部分人，挡在它的路上时，罢工粗暴地把障碍物踢到一边——这难道很奇怪吗？

（1905年10月）

四

　　这个国家的运动神经正在逐渐死亡。经济肌体越来越麻木。斯摩棱斯克，基尔萨诺夫，图拉，卢科亚诺夫无助地抱怨铁路的完全罢工。笨拙的铁路营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线路和站点都在反对他们。10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几乎所有线路都闲置了，包括远至特维尔的尼古拉耶夫铁路^[10]——莫斯科就此彻底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心。以莫斯科为枢纽的最后一条铁路——萨维奥洛沃铁路在16日开始了罢工。
　　10日晚，罢工的铁路员工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开会，决心继续罢工，直到其所有要求被满足。
　　铁路罢工从中心出发，跨过高山，越过平原，迈向边境。梁赞—乌拉尔线在8日罢工，波列斯基铁路的布良斯克线和斯摩棱斯克—丹科夫线在9日罢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和叶卡捷琳娜铁路（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ая ж.д.）^[11]以及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所有铁路则在10日罢工。各地的食品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到了11日，莫斯科已经开始抱怨牛奶短缺。
　　当天，铁路罢工进一步蔓延。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12]铁路交通开始停顿。然后是奥廖尔枢纽。西南铁路最大的车站——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克列缅丘格铁路的卡扎京、博祖利和敖德萨也开始了罢工。全天只有三辆列车到达了萨拉托夫，而这三辆列车里除了罢工者选出的代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乘客。电报报道说，这些代表的列车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铁路罢工无情地蔓延，一条线接着一条线，一列接着一列都被卷入进这场罢工。10月11日，库尔兰省^[13]总督发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规定停止铁路上的工作可以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对这一挑战的回复马上就出现了。到了12日，莫斯科到克雷兹堡^[14]之间已经没有列车运行，这条铁路线处于罢工状态，文达瓦^[15]没有列车到达。15日的时候，文达瓦的起重机和商业铁路机构也停止了运作。
　　10月11日至12日夜间，维斯瓦河畔地区^[16]所有支线的交通都已经停止了。早上，前往彼得堡的列车并没有从华沙开出。就在同一天，也就是12日，罢工包围了彼得堡。革命的本能促使罢工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首先唤起各省工人的情绪，然后利用成千上万封惊恐的电报淹没彼得堡，从而制造“心理时刻”，恐吓中央政府，然后才亲临现场，以便打出最后一击。12日上午，以彼得堡为枢纽的所有铁路完全一致地停工。只有一条芬兰线在还在运行，等待整个芬兰的革命动员——这条线路只持续运行了4天，即在16号就停止了。10月13日，十月罢工蔓延到了列威利^[17]、利巴瓦^[18]、里加和布列斯特。彼尔姆站停止了工作。塔什干铁路的一部分停止运行。14日，布列斯特枢纽，外高加索铁路和中亚铁路的阿什哈巴德和新布哈拉站先后开始了罢工。同日，工潮开始席卷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赤塔和伊尔库斯克开始，由东向西移动，于17日到达车里雅宾斯克和库尔干。巴库站于15日罢工，敖德萨于17日罢工。
　　这种运动神经的麻痹伴随着感觉神经的麻痹——11日，哈尔科夫的电报信息中断，13日车里雅宾斯克和伊尔库斯克中断，14日莫斯科中断，15日则是彼得堡中断。
　　由于铁路罢工，邮政系统被迫拒绝所有城市的通信收件。
　　在莫斯科的老公路上，人们一度看到了马拉的三套车。
　　不仅全俄罗斯和波兰的所有铁路，还有弗拉季高加索、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铁路都处于停顿状态。整个铁路大军——75万人，都在罢工。

五

　　面包、商品、肉类、蔬菜、鱼类等交易所开始发出忧虑的公报。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类价格迅速上涨。金融交易所在颤抖——革命一直是其死敌。他们一旦面对面，交易所就失魂落魄。它冲向电报机，可电报机保持着敌意的沉默。邮局也同样拒绝服务。交易所敲开了国家银行的大门，却被告知，银行不能保证在固定的日期内完成转账。铁路和工业的股票就像一群受惊的鸟儿一样离开了栖息地，飞走了——只不过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在证券交易所投机的阴暗王国里充斥着惊慌失措和咬牙切齿。货币流通受阻，各省的付款停止流入两京。以现金方式结算的企业停止了付款。拒付期票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发票人，保证人，付款人和收款人烦躁，辗转反侧并要求违反为他们的用途而制定的法律（Закон），因为她（она）——罢工和革命——违反了经济运转的所有如同法律一般的准则（Закон）。
　　但是罢工并不将自己限于铁路。她要变成总罢工。
　　在放掉了机车里的蒸汽，熄灭了车站里的灯光后，她和铁路工人的人群一起进城，占领了有轨电车；让马车的马停下来并让乘客们不得不下马；关闭商店、餐厅、咖啡馆和酒馆，并自信地靠近工厂的大门。里面已经有人在等待她了。警报哨声响起，工作停止，街上的人潮立马增加。她继续向前走，并已经举起了红色的旗帜。旗帜上面写道，说她想要立宪会议和共和国，她要为社会主义而战。她路过了一家反动派报纸的编辑部，满怀仇恨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受污染的意识形态之源。如果有一块石头碰巧在手，她就会把它扔到窗户上。自由派报刊自以为是在“为人民服务”，派代表接近她，发誓为这可怕的时日带来“和解”并恳求她的宽恕。她丝毫不理睬这些请求。排字字盘被关上，排字工人冲上街来。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了……罢工统治了一切。
　　10月10日，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列威利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11号——斯摩棱斯克、科兹洛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罗兹^[19]。12号——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和波尔塔瓦。13号——彼得堡、奥尔沙^[20]、明斯克、克列缅丘格和辛菲罗波尔^[21]。14号——戈梅利^[18a]、卡利什^[17a]、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第比利斯^[22]和伊尔库斯克。15号——维尔纽斯^[23]、敖德萨和巴统^[24]。16号——奥伦堡。17号——尤里耶夫、维捷布斯克^[18b]和托木斯克。里加、利巴瓦、华沙、普沃茨克^[17b]、比亚韦斯托克^[17c]、考纳斯^[25]、陶格夫匹尔斯^[26]、普斯科夫、波尔塔瓦^[27]、尼古拉耶夫、马里乌波尔^[25a]、喀山、琴斯托霍瓦^[17d]和兹拉托乌斯特等地都发生了罢工。各处的工业都崩溃了，许多地方的商业生活也完全停顿了。教育机关被关闭了。知识分子的“工会”也加入了无产阶级罢工的行列。在许多地方，陪审团拒绝开庭，律师拒绝辩护，医生拒绝看病。调解法官关闭了它们的暗箱。

六

　　罢工组织了巨大的集会。群众的紧张情绪和当局的失望情绪同时增长，相互交织。街道和广场上到处都是骑兵和徒步巡逻队。哥萨克人挑拨罢工以求反击：他们向人群冲锋，抽打着鞭子，用马刀劈砍，从角落毫无预警地开枪。
　　然后，罢工在任何其可以表明的地方表明了一点：它绝不仅仅进行观望的停工，绝不仅仅进行在胸前画十字祈祷的消极抗议。它保卫自己，并在这种保卫之中转入进攻。
　　在南方的一些城镇里，罢工竖起了街垒，夺取了武器店以武装自己，并进行了抵抗——如果抵抗不是胜利的，那也至少是英勇的。
　　10月10日，在哈尔科夫的一次集会后，人群夺取了武器店。11日，工人和学生在大学附近设置了街垒。电报杆被拆掉，横铺在街道上；在上面堆着的，有铁门，百叶窗，格栅，包装箱，木板，原木；所有这些东西都被用电报线捆起来了。有些街垒被建在了石基上；从人行道上挖出来的重石板被堆在了原木上。到下午一点，10个街垒就按照这种简洁而又优雅的建筑风格建好了。大学的窗户和过道也被设置好了障碍物。“在大学所在的区域”，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该地区的权力被托付给某位无疑是英勇的毛（Мау）中将。但是，总督选择了讲和。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体面的投降条件被制定了出来。一支民兵（милиция）被组织了起来，并受到了公民的热烈欢迎。民兵恢复了治安（Порядок）。但是，彼得堡要求武力粉碎这种治安。民兵几乎是刚一成功出现就被驱散了，城市又变成了骑马或步行的流氓的天下。
　　10月11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哥萨克人背信弃义地向和平人群开枪以后，街道上第一次出现了街垒。它们一共有六个。最大的那个被矗立在布良斯克广场上。马车，铁轨，电线杆，以及几十种小物件——正如维克多·雨果说的，革命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向旧秩序的头颅投掷——都被用来建造街垒。街垒的骨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土，两边挖了沟，沟前竖起了铁丝网。从早上开始，每个街垒都驻有几百人。军队的第一次攻击没能奏效；直到下午3点30分，士兵才夺取了第一个街垒。在他们进攻的过程中，有人从屋顶上接连投下两枚炸弹；士兵中也有死伤。傍晚时分，部队夺取了所有街垒。12日，镇上再现死寂。军队在擦拭自己的步枪，而革命在安葬自己的牺牲者。
　　10月16日是敖德萨设置街垒的日子。从早上开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和黎塞留街，有轨电车被掀翻，商店的招牌被取下，树木被砍伐，街边的长椅被集中到一堆。四个由有刺铁丝网组成的街垒和整条街一样宽，拱卫着它。这些街垒在战斗后被士兵们清走，并在清洁工的帮助下撕裂。
　　罢工者和士兵之间的街头冲突，以及设置街垒的尝试在许多其他城镇都有发生。但总的来说，10月的时日仍然是一次政治罢工，是一场革命的演习，是一次对所有战斗力量的同时检阅，但无论如何，都还不算是一次武装起义。

七

　　然而，专制主义却让步了。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紧张局势，从各省传来的压倒性数量的惊慌失措的报告，未来局势的完全不明朗——所有这些都在当局的行列中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慌。他们对军队没有完全的、无条件的信任：集会上出现了士兵；在集会上发言的军官声称，三分之一的军队“和人民站在一起”。此外，铁路罢工在军事镇压面前摆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还有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它明白它在面对的是一场革命，并宣布它不打算再容忍这样的事态。它要求建立秩序和宪法保障。
　　专制主义处于彻底的混乱，开始作出让步。一份宣言被发表了（10月17日）。维特伯爵当上了首相，而且——如果他能否认的话，就让他否认吧——这要感谢革命罢工的胜利，或者更确切的说：要感谢这个胜利的不彻底性。从10月17日夜里开始到18日，人们打着红色的旗帜在大街上游行，要求大赦，在一月大屠杀的发生地高唱《永恒的记忆》^[28]，并在波别多诺斯采夫^[29]和其《新时代报》办公室的窗户前高喊“天杀的（анафема）”……18日上午，宪制时代的第一批血型清场事件开始了。
　　敌人没有被扼杀。他们只是在出人意料的力量面前一时撤退了。十月罢工表明，革命现在能够使整个俄罗斯的城市化地带同时站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当权反动派在对十月的力量考验作出反应时，他们一方面发表了10月17日的宣言，另一方面又动员其的所有战斗部队参加其黑色恐怖的事业，这表现出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正确认识。^[30]

八

　　十年前^[31]，普列汉诺夫在伦敦社会主义大会上说，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取得胜利。
　　1905年1月7日，司徒卢威写道：“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
　　10月17日，专制政府为革命的第一次严肃胜利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个胜利是由无产阶级取得的。那时的普列汉诺夫是对的：革命运动作为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
　　诚然，十月革命的发生，不仅有资产阶级的物质帮助，而且还有自由职业者罢工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工程师、律师、医生的罢工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总罢工的政治意义。因此，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容置辩的无限领导权（гегемония）。自由职业者在1月9日以后采取了彼得堡工人提出的基本民主口号，在10月份甚至也采用了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方法：罢工。知识分子中最革命的那一翼，早已把罢工式的斗争从工厂带到了大学——伴随着整个自由派教授集体的庄严抗议。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进一步发展，使罢工蔓延到了法院、药房、地方自治管理局和城市杜马。
　　十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同时也是农业国中城镇领导权的表现。
　　被民粹运动神化的土地旧势力，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城镇的专制（деспотия）了。
　　城镇左右着局势。它吞噬巨大的财富，它用铁轨把村庄连接在一起——它沿着这些铁轨把所有生活领域中最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矿藏都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它都控制着整个国家。反动派徒劳地计算着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并自我安慰说“俄国仍然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现代城镇的政治作用不能够用居民的数量来衡量，更不能用其经济作用来衡量。面对罢工的城镇，农村的沉默下反动派的退缩就是城镇专政（диктатура）的最好证明。
　　十月的时日表明，革命的领导权属于城镇，而在城镇里则属于无产阶级。但同时也公开暴露了自觉革命的城镇与自发兴奋的农村在政治上的隔绝性（отрезанность）。
　　十月的时日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军队站在谁的一边？他们表明，俄罗斯之自由的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革命的十月时日导致了反动派的十月狂欢。黑恶势力利用了革命的低潮时机并发动了血腥的攻击。这次攻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罢工—革命放下了手中的锤子，却还没有拿起剑。十月的时日用一个可怕的力量向革命表明：革命需要武装。
　　把农村组织起来，把它和自己绑定；与军队建立密切的联系；武装自己——这些都是十月斗争和十月胜利教给无产阶级伟大而又简单的结论。^[32]
　　革命正是建立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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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写于自由主义“春天”时期的纲要《到1月9日以前》中，我们试图描绘出革命关系未来发展的路线。我们尽力强调了^[33]群众的政治罢工是俄国革命的必然方法。某些诚挚的政治家（应该补充说，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指责我们试图为革命开好处方。这些批评者向我们解释说，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有的方法，是不能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起到我们“强加给它”的作用的。事件的发展已经违背了许多深邃的思想家列好的死板公式，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答复这些可敬的批评家^[34]了。与1月9日爆发的悲剧共享同一基础的彼得堡总罢工，是在我们的纲要还没付印的时候发生的：显然，我们的“处方”是从革命的实际发展中简单地剽窃写成的。
　　1905年2月，在彼得堡“流血星期日”直接挑起的混乱、不相配合的罢工此起彼伏时，我们写道：

　　“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唤起一批又一批人投身于地下秘密工作；它现在正在公开并紧急地在自己的战斗连、团、营和师中进行点名。它的军队的主力是无产阶级，而这就导致革命把罢工作为它进行这种点名的手段。”
　　“一行接着一行，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一座城接着另一座城，人们把工作丢到一旁。铁路人员充当了罢工的雷管，而铁路线是罢工‘疫情’的传播媒介。被提出来的经济诉求几乎一下子就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罢工的开始，还是其结束，都并不完全取决于诉求的性质和它们得到满足的形式。罢工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斗争被建立在成型的要求之上；正相反，诉求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必须有罢工。工人必须向自己，向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最后向全部人民展现出自己积累的力量，自己的阶级反应能力，自己的战斗准备情况。以上这些全部都要接受革命的总检阅。罢工者自己和支持他们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的人和憎恨他们的人都意识到或者朦胧地感觉到，这一场罢工风暴，从一个地方席卷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飞起来，向前猛冲去。它不仅仅是为自己出现，而是革命的意志把它派到了这片土地上。”

　　我们并没有搞错。十月大罢工正是根植于九个月的罢工运动准备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对于本质上幼稚的自由派来说，十月罢工就像一月九日那样出人意料。这些事件并没有在他们预设的历史路线图上出现过；它们像楔子一样切入其中，而自由主义思想则后知后觉地接受了这些事件。不仅如此。如果说到十月罢工前，自由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乡绅上，从而轻视了总罢工的想法，那么可以说到10月17日之后，同样的自由派，以其左翼为代表，把希望寄托在罢工的胜利事实上，从而拒绝了其他所有形式的革命斗争。

　　“这次和平的罢工，”普罗科波维奇^[35]先生在《权利》上写道，“所涉及的受害者人数比一月运动要少得多，最终使政变（переворот）发生了，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国体（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的革命。”
　　“历史，”他继续说，“在剥夺无产阶级其中一个争取人民权利的手段——即街头起义和街垒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更为有用的手段，即政治总罢工。^[36]”

　　上述引文表明了，在“激进主义”的普罗科波维奇们还在寄厚望于乡绅反对派的时候，我们给作为俄国革命的必然方法——群众性政治罢工赋予了怎样巨大的意义。但是我们绝不就此认为，总罢工取消或者替代了原先的革命方法。它只是修改和补充了这些方法。同样，无论我们如何高度评价十月罢工的意义，我们也完全不能承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国体”。恰恰相反，所有后来的政治发展都只能用国家体制停滞不前来解释。不仅如此，罢工也不可能实现政变（переворот）。作为一场政治罢工，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把死敌们面对面放在了一起。
　　铁路和电报的罢工无可争议地把极端的无组织状态引入了政府机关。而且，这种无组织状态存在得越久，罢工也就持续得越久。但是，长期的罢工会瓦解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并必然削弱工人自身的力量。归根结底，罢工不可能不告一段落。但是，只要第一台机车又开始冒出蒸汽，第一台莫尔斯电报机又开始咔咔作响，被保持住的权力就能把所有断掉的杠杆都换掉，一般说来，还能对国家机器老旧不再适用的部件进行更新。
　　在斗争中，削弱敌人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罢工完成的工作。同时，罢工还能同时使革命的军队站立起来。但是，这两者本身都不能制造政变（переворот）。
　　权力还是要从旧的持有人手中夺过来，并转交给革命。这是一项根本任务。总罢工只是为它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但完全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本身。
　　旧的国家政权依靠其物质力量，尤其是军队。军队阻碍了真正的，而非纸面上的“政变”。在革命的某一时刻，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士兵是站在他们的同情心一方，还是刺刀？这不是一个可以借助调查表来回答的问题。关于现代城镇的街道宽度和笔直程度，又或者是最新型武器样品的特点等等——调查表可以在这些方面提出许多有用的、适当的意见。但是，这些技术上的考虑都不能取代关于革命接管国家政权的问题。必须克服军队的落后保守。革命，是通过把人民群众与军队对立起来，来克服这种问题的。总罢工为这种对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种严酷的方法，但历史别无抉择。

^[1] 弗拉基米尔·加夫里洛维奇·格拉佐夫（Владимир Гаврилович Глазов，1848年9月12日—1920年？月？日），早年进入俄军服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1—1893年任第一救生团团长。1893—1895年任莫斯科救生团团长。1895—1899年任近卫军参谋长。1899—1901年任芬兰军区参谋长。1904—1905年任公共教育大臣。1909—1918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退役。——中译者注

^[2]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1862年8月4日—1905年10月12日），俄国宗教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8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00—1905年期间出版《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1902年起担任国务委员。1904年起鼓吹政治改革。1905年6月带领一个自由派代表团拜见尼古拉二世，同年10月12日病逝。——中译者注

^[3] 原文直译为:“莫斯科被与全国隔离了。”——中译者注

^[4] 即下诺夫哥罗德，距莫斯科约410公里，在东边。——中译者注

^[5] 在今下诺夫哥罗德州，距莫斯科约400公里。——中译者注

^[6] 在今莫斯科州，莫斯科以南约110公里。——中译者注

^[7] 在今梁赞州，莫斯科东南方向约190公里。——中译者注

^[8] 在今图拉州，莫斯科以南约160公里。——中译者注

^[9] 即下诺夫哥罗德（下新城）在俄语中的另一种拼法（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中译者注

^[10] 即莫斯科—圣彼得堡铁路。——中译者注

^[11] 这是一条横穿南乌克兰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南地区的铁路。——中译者注

^[12] 位于今车里雅宾斯克州。——中译者注

^[13] 在今拉脱维亚西部。——中译者注

^[14] 今拉脱维亚克鲁斯特皮尔斯自治市。——中译者注

^[15] 今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市。——中译者注

^[16] 在今波兰。——中译者注

^[17] ^[17a] ^[17b] ^[17c] ^[17d] 今爱沙尼亚塔林。——中译者注

^[18] ^[18a] ^[18b] 今拉脱维亚利耶帕亚。——中译者注

^[19] 在今波兰。——中译者注

^[20] 在今白俄罗斯。——中译者注

^[21] 在今克里米亚共和国。——中译者注

^[22] 今格鲁吉亚首都。——中译者注

^[23] 今立陶宛首都。——中译者注

^[24] 在今格鲁吉亚。——中译者注

^[25] ^[25a] 在今立陶宛。——中译者注

^[26] 在今拉脱维亚。——中译者注

^[27] 在今乌克兰。——中译者注

^[28] 《Вечная память》，一首东正教圣歌。——中译者注

^[29] 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年11月30日—1907年10月23日），俄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律师、翻译家、历史学家。1860—1865年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授。1861—1865年期间为亚历山大二世的长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教授民法。1865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死后，又为亚历山大三世教授法学。60年代协助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司法改革。1865—1868年任司法部咨询委员。1868—1907年任参议员。1872—1907年任国务院委员。1880—1905年任圣公会首席检察官。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担任其首席顾问，并于1881年4月29日起草了《帝国宣言》，期间推行教区教育改革，并为尼古拉二世教授法学。1905年因反对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而被解职。1907年死于彼得堡。

^[30] 原文直译为“当权反动派评估了这些力量”。——中译者注

^[31] 原文是在1905年写成的。——原注

^[32] 而且，谨记了这一结论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在未来的那个十月里取得了政权。——Uni

^[33] 原文直译为“以最大的能量提出”。——中译者注

^[34] 这里指的是文人—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以及其他一些人。——原注

^[35]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科波维奇（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中译者注

^[36] 摘自《权利》1905年第41期。——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