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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俄国的资本主义
在国家的巧取豪夺之下，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并没有为剩余的积累、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留有余地。手工业既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没有集中在大城市，而是仍然分散在全国的乡村居民手中。正是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质，家庭工匠（Кустарь）不能像欧洲城镇中的手工业者那样按订单生产，而是靠偶然的销售机会生活。商贩（Купец）或旅行者（Гость）在分散的生产者与分散的消费者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样一来，人烟稀少与贫穷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城镇的碎片化，使得商业资本在旧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1]国民经济组织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即便是这种商业资本，也依然是分散的，创造不出任何大的商业中心。
最终，既不是农村的工匠，甚至也不是富商，而是国家自身感到有必要建立大工业。瑞典人逼迫彼得建立自己的海军和新式军队。但是在使自己的军队组织更加复杂化后，彼得的国家不得不直接依赖于汉萨同盟、荷兰和英国的工厂。因此，建立“祖国”自己的制造业，以服务于陆军和海军——这就成了国防的重要任务了。在彼得一世之前，从未有人建议过进行工厂生产。而在他去世的时候，俄国已经有233家大规模的官办或者私营企业：矿山、军械厂、呢厂、亚麻布厂还有帆布厂，等等。这些新式工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来自国家财政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商业资本。除此之外，新的工业部门经常与欧洲资本同时被引进俄国，而这些资本会在若干年内享有相应的特权。
在西欧，商业资本在建立大生产的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那里的制造业，是在手工业的腐尸上成长起来的，而以前自给自足的手工业者转变成了雇佣产业工人。而在莫斯科，从西方引进的制造业根本无法招募自由的手工业者，因此也就不得不利用农奴的劳动力了。
所以，18世纪的俄国工厂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来自城市手工业的任何竞争。农村家庭工匠可不是它的对手：他们服务于大众消费者的需求，而被从头到脚管制的俄国工厂则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高等人[2]。
19世纪上半叶，纺织业打破了农奴劳动和国家管制的怪圈。植根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当然是尼古拉俄国的社会关系的死敌。为此，农奴主贵族完全接受了自由贸易主义（Фритрэдерский）。尼古拉基于同情心也完全站在这一边。但是，尽管如此，包含财政利益在内的国家需求还是迫使他采取了禁止性税收和对工厂主进行财政补贴的政策。在对英国机器的禁运解除以后，俄国的纺织业就全然按照英国模式建成了。在40—50年代左右，德国人克诺普[3]从英国一枚钉子不剩地迁移了122家纺纱厂。在纺织领域，曾经有一句谚语：“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神父；哪里有工厂，哪里就有克诺普。”（где церковь-там поп, где фабрика-там Кнопп）由于纺织业是为市场服务的，所以，哪怕农奴制还没被废除，它就已经顶着熟练和自由工人的不足，让俄罗斯的纱锭产量位居世界第五。但是其他的工业部门，尤其是炼铁业（железоделательная），在彼得死后几乎停滞不前。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奴隶劳动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如果说廉价的印花布是为满足农奴自身的需求而纺织出来的，那么钢铁就得供给发达的工业、城市、铁路和轮船。然而上述的这些事物不可能以农奴制为基础。农奴制的存续也阻碍了农业本身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农业越来越为外国市场服务。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但谁来落实这项政策呢？贵族根本对此置若罔闻。资产阶级力量尚弱，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来落实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也完全不能与德国农民战争或是法国札克雷（Grande Jacquerie）暴动相比——它们只是星星之火，也没法在城市里找到领导者。它们本身又太弱了，没法摧毁地主的势力。所以，此时只有国家才能一锤定音了。沙皇专制必须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残酷的军事失败，然后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在1861年通过半解放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
这标志着国内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就在于：“自由”劳动力的迅速聚集、铁路网的疯狂扩张、港口的设立、欧洲资本和工业技术源源不断的流入、更加唾手可得的低息贷款、股份制有限公司数量的增长、金本位货币的引入、凶猛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债的爆炸式增长。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1881—1894），俄罗斯民族自成一体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从革命阴谋家的藏身处（民粹党人）到沙皇陛下的枢密院（官方的所谓“民族性”）的整个俄国社会意识。这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关系中发生无情革命的时代。欧洲资本通过建立大工业，将俄国庄稼汉无产阶级化，自动地破坏了“亚细亚—莫斯科”自成一体的深厚基础。
铁路是国家工业化的有力杠杆。不过主动建设铁路的权利当然在国家手里。俄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51年开通的莫斯科—彼得堡铁路。[4]在克里米亚的“灾难”发生以后，政府将铁路的建设权让渡给了私人企业。但是，国家仍然像一个不知疲惫的守护天使，紧紧地跟在铁路企业家之后：它帮助企业家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保证资本的利润，并让股东享尽优惠和福利。在农奴制改革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俄国建成了7000俄里[5]的铁路；第二个十年修建了12000俄里；第三个十年修建了6000俄里；而在第四个十年，光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就已经修建了超过20000俄里的铁路，而在整个帝国内则修建了将近30000俄里。
在8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当维特[6]——专制—警察资本主义思想的先驱上台时，铁路就又重新集中到了财政部门[7]手中。就像在发展信贷的过程中，维特看到了财政部长手中把握着“引导民族工业指哪打哪”的武器一样——他的那颗官僚脑袋告诉他，国有铁道是“控制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他是个股票经纪人和政治白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聚集革命的力量，磨练革命的武器。到1894年，俄国的铁路总长度达到31800俄里，而其中有17000俄里的国营铁路。在革命的1905年里，有667000名铁路人员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俄国政府的关税政策结合了贪婪的财政政策与盲目的保护主义。它几乎彻底把欧洲商品彻底隔离在外。西方资本被剥夺了向俄国倾销其产品的可能性，于是他们便以其最无懈可击、最具吸引力的伪装形式——货币的姿态跨过了他们的东方边境。俄国金融市场上的任何活动都是由国外的新借款协议决定的。同时，欧洲企业家直接控制了俄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欧洲的金融资本张开血盆大口，吸收俄国国家预算的最大最好那一份，然后再以工业资本的形式将其中一部分返还给俄国。这就使它能够借助沙皇的财政制度当中介人，不光耗尽俄国庄稼人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利用俄国无产阶级的劳动能力。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特别是在1897年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后，流入俄国的境外工业资本就不下15亿卢布。而到1892年为止的40年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本只增加了9.19亿卢布，但仅在随后的十年里，它就又增加了21亿卢布。
通过下述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的“黄金洪流”对俄国工业有着怎样的意义：1890年我国的所有工厂的生产总值为15亿卢布，而到了190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25—30亿了。与此同时，工厂和车间工人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也从140万增长到了240万人。
如果说俄国经济就像其政治一样，是在欧洲的直接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压力）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影响的形式和深度，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不断变化的。在西方手工业—作坊制造业生产时期，俄国借用了西方的技术员、建筑师、工匠以及各种熟练工。而当工厂代替这些作坊制造业时，机械就成了模仿和进口的主要对象。最后，当农奴制为了国家需要而被废除，让位于所谓的“自由”劳动时，俄国为工业资本的直接影响打开了方便之大门，而国家贷款则为此扫清了道路。
编年史告诉我们，在9世纪时，我们从海对面召唤了瓦良格人来帮忙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是瑞典人，他们教会了我们欧洲的战争艺术。随后，托马斯和克诺普教会了我们纺织业。英国人休斯[8]为我们带来了冶金工业，诺贝尔和罗斯柴尔德把外高加索变成了石油的喷泉。也就是在那时，维京人中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门德尔松把俄国带入了证券交易所的领域。
虽然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还只是被限制在进口欧洲师傅和机器，甚至只到借债以用于生产目的的程度，但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让俄国民族工业的机体消化并吸收欧洲生产的各种元素的问题。但是，当自由的境外资本在追求高额利益的竞赛中，在向中国长城一样的关税保护下，扑向俄国领土时，把俄国的全部经济都灌输进欧洲产业资本主义的机体就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在最近的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程序。
在俄罗斯现有工业企业中，只有15%是在1861年前成立的；从1861年到1880年，诞生了23.5%的企业；而从1881年到1900年，诞生了超过61%的企业。在其中，仅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就产生了40%的现有企业。
在1767年，俄国冶炼了1000万普特[9]生铁。而到了1866年（请读者注意，这都已经是一百年后了！），这个产量翻了一倍，达到了1900万普特。1896年的产量已经达到了9800万普特，而1904年都1.8亿普特了。此外，虽然在1890年的时候，南方的生铁冶炼量只占全部的1/5，但仅仅过了十年，那儿的冶炼量已经占全国的一半了。高加索的石油工业也是以这样的速率增长的。60年代，石油产量还不到100万普特；而到了1870年，就已经能生产出2150万普特的石油了。到80年代中期，境外资本进入了这个领域，占据了从巴库到巴图姆的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并开展了面向世界市场的业务。石油产量到1890年就已经上升到2.429亿普特，而1896年的时候就又上升到4.299亿普特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南部地区的铁路、煤矿和石油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以至于国家的经济重心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这里，而此时这里的工业才只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这里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美国特色。在短短的几年里，法国—比利时的资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原各省的面貌，使其遍布了在西欧几乎无人知晓的巨大企业。达成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欧美的技术和俄国的国家预算。南方的所有冶金厂，从肉眼可见之处到细微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从美国订购漂洋过海而来的！是政府的订单保证了它们能活过投产的最初几年。乌拉尔地区的族长—半农奴秩序（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полу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以及“民族资本”仍然非常落后，直到最近，英国资本才开始铲除这里的野蛮自足性。
俄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条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俄国工业还相对年轻，但无论是小规模还是中等规模的生产都无足轻重。在俄国，大工厂生产并不是以任何“自然”或有机的方式从手工业和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的。因为，手工业本身就没能从家庭工匠中发展起来，甚至在它能够诞生之前，就注定要在经济上被境外资本和境外技术扼杀。棉纺厂没有必要与手工业进行任何斗争；相反，正是棉纺厂自身催生了农村的家庭制棉手工业。同样，南方的炼铁业和高加索的石油业也没有吞噬任何小企业；相反，小企业被它们召唤了出来，以充实一系列辅助性和服务性的经济部门。
由于我国的工业统计状况很差，因此，我们完全没法用准确的数据来说明俄国小生产与大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的这一表格只能反应大致的真实情况，因为前两类工厂，也就是工人数不足50人的企业的数量是根据极其不完整的材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据偶然得到的材料得出的。
| 采矿与工业企业的工人数 | 企业数 |
工人数（千人） | 工人数占的百分比 |
| ≤10 | 17, 436 | 65 |
2.5 |
| 10—49 | 10, 586 | 236.5 |
9.2 |
| 50—99 | 2,551 | 175.2 |
6.8 |
| 100—499 | 2,779 | 608 |
23.8 |
| 500—999 | 556 | 381.1 |
14.9 |
| ≥1000 | 453 | 1,097 |
42.8 |
| 总数 | 34,361 |
2,562.8 |
100 |
比较俄国不同类别的工商业企业所获的利润，就能生动地说明同样的问题：
| 单个企业利润 | 企业数量/占比 |
该类别企业利润总额
（按百万卢布计）/占比 |
| 1000到2000卢布 | 37,000 / 44.5% |
56 / 8.6% |
| 大于50000卢布 | 1,400 / 1.7% |
201 / 45.0% |
换句话说，将近一半（44.5%）的企业得到的利润加一起也占不到全部利润的十分之一（8.6%），而六十分之一的企业（1.7%）得到的利润却有剩余部分将近一半（45%）。此外，毫无疑问的是，表中列出的大企业利润被大大低估了。为了表明俄罗斯工业异常的集中程度，我们在下面的表格中转载了德国和比利时的可比数据（不包括采矿企业）。
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上面的第一个表格包含的数据不够完整，但它已经能使我们得出以下无可争议的结论：（1）在同质分类中，俄国企业平均雇佣的工人人数比德国企业的这一数字还要多得多；（2）在俄国，大型（51—1000名工人）和特大型（1000名工人以上）企业集中了大量的工人，使得它们在俄国企业中的占比比德国的同质企业在德国的占比高得多。而在最后一组中，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相对的，而且具有绝对属性。第二个表格对俄国和比利时进行了比较，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将会进一步看到俄国工业的这一高度集中的特性，对俄国革命进程以及整体政治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
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性质同样重要的情况：这种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只涉及到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农民则在等级奴役与极端贫困织成的网下继续挣扎。这一事实又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限定了狭小的范围。
表一：德国和俄国的比较
| 工厂人数 | 德国（1895年统计数据） |
俄国（1902年统计数据） |
| 企业数 | 工人数
（千人） | 工人数占比 | 平均工人数 |
企业数 | 工人数
（千人） | 工人数占比 | 平均工人数 |
| 6—50 | 191,101 | 2,454.3 |
44% | 13 | 14,189 |
234.5 | 12.5% | 16.5 |
| 51—1000 | 18,698 | 2,595.5 |
46% | 139 | 4,722 |
918.5 | 49.0% | 195.0 |
| ≥1000 | 296 | 562.6 |
10% | 1,900 | 302 |
710.2 | 38.5% | 2,351.0 |
| 总计 | 210,095 | 5,612.4 |
100% | | 19,213 |
1,863.2 | 100% | |
表二：比利时和俄国的比较
| 工厂人数 | 比利时（1896年统计数据） |
俄国（同上） |
| 企业数 | 工人数
（千人） | 工人数占比 | 平均工人数 |
企业数 | 工人数
（千人） | 工人数占比 | 平均工人数 |
| 5—49 | 13,000 | 162 |
28.3% | 12.5 | 14,189 |
234.5 | 12.6% | 16.5 |
| 50—499 | 1,446 | 250 |
43.7% | 170.0 | 4,289 |
628.9 | 33.8% | 146.3 |
| ≥500 | 184 | 160 |
28.0% | 869.0 | 726 |
999.8 | 53.6% | 1,377.0 |
| 总计 | 14,650 | 572 |
100% | | 19,213 |
1,863.2 | 100% | |
而接下来的表格，将会分别列出俄国与美国的按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区分的产业活动人口：
| | 俄国（1897年统计数据） |
美国（1900年统计数据） |
| | 人数（千人） | 占比 |
人数（千人） | 占比 |
| 第一产业从业者[10] | 18,653 | 60.8% |
10,450 | 35.9% |
| 第二产业从业者[11] | 12,040 | 39.2% |
18,623 | 64.1% |
| 总计 | 30,693 |
100% |
29,073 | 100% |
在俄国的1.28亿人口中，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3060万）比美国2900万多不了多少（他们只有7600万人口）。这是国家经济的普遍落后导致的农业人口大大超过非农业人口（60.8%与39.2%）的结果。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
在1900年，美国的工厂和大型制造企业生产了价值250亿卢布的商品，而俄国的相应数字却只有它的10%—25亿卢布。这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同年，一些国家的煤炭开采量如下——俄国10亿普特，法国10亿普特，德国50亿普特，英国130亿普特。而铁产量的数字则为：俄国每个工人1.4普特，法国每个工人4.3普特，德国和英国则分别为9普特和13.5普特。门捷列夫[12]说：“然而，我们可以向全世界供应我们的极其廉价的生铁、熟铁和钢。我们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土地里的财富几乎都没有被开发。”但是，如果国内市场没有扩大，居民的购买力没有提高，或者说，如果农民群众的经济没有改善，那么不可想象工业能发展到与这种财富相对应的程度。
此处，土地问题对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决定性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1] 这里指的是彼得一世迁都至圣彼得堡之前的俄罗斯。——中译者注
[2] 原文直译为“上层阶级”。——中译者注
[3] 约翰·路德维希·克诺普（Johann Ludwig Knoop，1821年5月15日—1894年8月14日），德国棉花贸易商，曾在俄国开办了多家纺织厂，是19世纪最成功的资本家之一。——中译者注
[4] 事实上，书中提到的这条铁路是俄罗斯的第二条铁路，第一条铁路是皇村（现普希金）到巴甫洛夫斯克的皇村铁路，于1837年通车。但本线路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只是为输送度假的贵族而设。——中译者注
[5] 1俄里约等于1.0668公里。——中译者注
[6]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俄语：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年6月29日—1915年3月13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曾任俄罗斯帝国交通大臣（1892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892年—1903年）、俄罗斯帝国大臣委员会主席（宰相职务，1903年—1905年）和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首相职务，1905年—1906年）。——中译者注
[7] 原文直译为“国库”。——中译者注
[8] 约翰·休斯（John Hughes，1815年6月25日—1889年6月17日），英国煤矿资本家。1869年赴俄国购买土地，用于建造冶金厂，参与创建了顿涅茨克市。1889年死于圣彼得堡。——中译者注
[9] 1普特合16.38公斤。——中译者注
[10] 这里的第一产业从业者是指农林产业以及其余类似产业。——中译者注
[11] 这里的第二产业从业者是指采矿与矿加工、商业、运输、“自由”职业者和仆人。——中译者注
[12] 帕维尔·巴甫洛维奇·门捷列夫（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Менделеев，1863年12月31日—1951年7月2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85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国务院工作。1887—1889年任参议院刑事上诉司司长。1889—1894年任司法部第一司司长。1900年起任国务委员。1904—1909年任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1909年以枢密院议员的头衔退休。1909—1917年任特维尔和图拉省地方自治局议员。1915年起任国务院委员。十月革命后逃往乌克兰。1918年参加“俄罗斯国家统一委员会”（Сов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России）。1919年流亡英国。1920年流亡法国。1920—1921年任俄罗斯主要难民委员会书记。1921—1931年任俄罗斯地方自治局援助海外俄罗斯公民委员会书记。1926—1939年任俄罗斯贵族联盟副主席。1939—1949年任俄罗斯贵族联盟主席，1949年起改任名誉主席。1951年死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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