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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
“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给不太发达的国家所显示出的，只是后者自己未来的形象”。马克思的这个论点，在方法论上不是以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为出发点，而是以作为典型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出发点得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涵盖所有的国家——不管它们过去的命运和工业水平怎样——，这个论点已经不适用了。强盛时代的英国曾经展示了法国的未来，对于德国就展示得很少，而对于俄国和印度则根本没有展示。但是，马克思这个有条件的论点，却被俄国的孟什维克无条件地接受了。他们说，落后的俄国不应当跳跃式地发展，而应当专心仿效现成的榜样。这种“马克思主义”，连自由派也赞成。
马克思的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点，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则恰好相反，它不是以单独一国为出发点，而是以全世界的各种社会制度（奴隶制、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的更替为出发点的。但是，孟什维克却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它，从而得出了在达到欧洲或美国的水平以前，俄国资本主义仍要经历一段漫长道路的结论。可是，生产力并非在真空内发展的！你不能谈论一国资本主义的潜力，而一方面忽视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忽视它对国际条件的依赖性。俄国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推翻，是拜它与生俱来的种种矛盾所赐，这就一笔勾销了俄国资本主义的抽象经济潜力。俄国经济结构的形成和阶级斗争性质，同时代的各种国际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它再也不能证明它的生产资用是合理的了（不是从商业意义上，而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理解）。关税、军国主义、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和其它灾祸等等，正在吞噬和消耗如此巨大的创造力，以致尽管在技术方面取得许许多多的成就，人们还是无法促进生活水平与文化的进一步提高。
为世界性制度的罪恶而遭灾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个似乎古怪的事实实际上是完全符合事物的规律的。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早已对这点作过解释：“猛烈的爆炸先发生于资产阶级肌体的四肢，然后才及于心脏，因为在心脏处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比边缘部位大。”一个还没有积累巨额民族资本的国家，世界竞争又没有给它提供特殊优待，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下是必然要首先垮台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一种局部瓦解，所以列宁说：“只有从国际的观点才能正确评价我国革命。”
总之，我们没有把十月革命归因于俄国的落后，而把它归因于综合发展的规律，历史的辩证法既不知道有赤裸裸的落后，也不知道有化学药剂般纯粹的进步，这完全是一个具体的、相互关联而又互相影响的问题。人类当前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古怪现象”，它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像在落后国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那样有意义，可是属于同一历史典型。落后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正在热烈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而文明英国的工人领袖却相信教会的经咒魔力，这个事实无疑证明，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从中国工人对麦克唐纳那种中世纪式愚蠢的鄙视，不能得出中国在一般发展上已经超过大不列颠的推论。英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是能用准确数字表明的，这些数字尽管生动有力，却不能排除中国工人先于英国工人取得政权的可能性。而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专政，也决不意味着躲在万里长城后面建设社会主义。学究式的和迂腐片面的标准，或者过于近视的民族标准都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正是世界的发展，迫使俄国摆脱了落后地位和亚洲式状态。离开这种不断发展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俄国未来的命运是无法理解的。
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既反对封建所有制关系，又反对地方割据的局面。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解放旗帜上，并排地写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当代西方社会早已穿破这种童鞋了。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不仅突破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形式，而且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已成为束缚世界经济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既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反对世界经济的民族分裂状态。东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包含在这个世界过程之中，而且必然要同这个过程汇合起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这样一个目的能够实现的话——意味着人类经济力量的大倒退。正因为如此，它恰恰是不能实现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经济事实的表现。正如过去自由主义是民族的一样，社会主义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从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出发，使国际间的货物交换和互相服务得到最高限度的发展。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完全符合革命参加者原来的想法，它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虽然如此，斗争参加者的思想和目标却是革命的重要组成因素。对十月革命来说，这尤其正确，因为过去革命者心目中的革命理想，从来没有像一九一七年那样与事变的实际内容如此密切相近。
党在事变高潮中，怎样设想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呢？党对它抱着什么希望呢？——一部研究十月革命的著作，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尽可能符合历史真实的回答，就仍然是一部不成功的著作。逝去的岁月愈是被新的利益所蒙蔽，这个问题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愈加伟大。各种政策总是要向过去寻找支持的，如果它们不能像获得礼物一样得到这种支持，往往就用强力去夺取它。现在苏联官方政策的理论根据，是硬被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传统观点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不仅共产国际的工作班子，而且所有共产党的年青后辈们，都在受这样一种信念的教育：过去成立苏维埃政权，是为了要在俄国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真实与这种神话毫无共同之处。直到一九一七年，党甚至从来没有容许过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能比西方先取得胜利。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在当时极为明朗的局势的压力下，党才第一次承认自己的任务是夺取政权。这种承认虽然在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上褐开了新的一章，但与“一国社会主义论”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当孟什维克恶意地声称，列宁派要在一个落后国家建立“农民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把这当作一种讽刺而坚决加以驳斥。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西方革命的桥梁。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被宣布为本质上是国际性的。
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在一九二四年才发生了变化。那时有人第一次宣布：不管人类的其它部分如何演变，只要帝国主义者不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在苏联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个新理论立即获得了回溯到既往的效力。不肖后辈们宣称，如果一九一七年党不相信在俄国能够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当时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在一九二六年，共产国际正式谴责不接受单独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们，而且用秋后算帐的手法，炮制了所谓从一九○五年就开始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神话。
从此以后，有三种思想被宣布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一）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支持下去的可能性（武装干涉问题），（二）否认苏联用本国力量、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克服城乡矛盾的可能性（经济落后问题和农业问题）；（三）否认能够建立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社会（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问题）。按照官方新学派的说法，即使其它国家不发生革命，只要 “使资产阶级中立”，就可以保障苏联不受侵犯；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合作被认为是必然的和可靠的；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已经被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经济成就消除了。拒绝接受这三个论点，就是“托洛茨基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一种学说。
在这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恢复一种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他必须把一个革命政党的真正观点和目的，从后来的政治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尽管这些时期彼此相隔很短，这个任务却很像辨读在刮过的羊皮纸上重写的古书一般。如果说为了伪造神学，七、八世纪的僧侣毁坏了用羊皮纸和草纸写成的古典著作，那么不肖后辈的手法，也并不高明到哪儿去。
一般地说，我们在这本书中始终避免旁征博引。但是，现在这篇文章由于任务重大，不得不向读者提供很多原文，而且要大段大段地引用，以便消除认为它们是被人为地挑选过的那种成见。我们必须让布尔什维主义用它自己的话言说话。在斯大林官僚制度的统治下，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
布尔什维克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那时它认为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被推到了非常遥远的未来，至少是不确定的未来。只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这一革命才能被提上日程，这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上述论点，是在反对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多年斗争中，俄国马克思主义总结出来的，是党最宝贵的财富之一。由此就产生一种思路，如果民主革命在俄国进行的极其彻底，它就能直接推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的新生力量又倒流到俄国，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更快取得政权。即使万事如意，总的历史前途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发展进程加速了和期限提前了。
正是按照这些观点的精神，列宁在一九○五年九月写道，“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当斯大林证明党对一九一七年事变实际进程早有预测，他用的就是这段引文。不过仍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当时党的干部，被列宁的“四月提纲”弄得大吃一惊呢？
实际上，按照旧的概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内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才能开展起来。困难在于，农民在满足了自己所渴望的土地要求以后，就会失去支持新革命的热情，而在国内明显居于少数的俄国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夺取政权。所以列宁一贯认为，在西方无产阶级胜利以前，谈不上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道，“现在这场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也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令天的农民要求一得到满足，反动势力一被完全粉碎，民主共和制度一争得，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会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斗争就会开始。”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而言。
在这种条件下，“不断”革命的口号是从哪里来的呢？列宁的回答是，俄国革命家，由于具有许多欧洲老前辈的经验，有权利“梦想”“空前完满地实现一切民主主义改造，实现我们的全部最低纲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点燃欧洲……欧洲工人也会动员起来，并向我们示范'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俄国革命的独立内容——即使它发展到最高限度——，也不会超出资产级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也只有西方胜利的革命才能够开辟一个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代。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这种观点在党内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抛开成堆的插话，论战中的种种夸大和一些个人的错误；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七年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的争论实质，并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能否建立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失口提到过——。当时争论的，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否仍然有可能真正解决土地问题，还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修改了他早期观点的哪些部分呢？他从来连一分钟也没有否认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以及落后的俄国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的直接协助之下，才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但就是在这里，列宁第一次宣布，正是由于本国的条件很落后，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日掌握政权。
二月革命既未能解决土地问题，也未能解决民族问题。俄国的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在争取实现民主目标的斗争中，不能不支持十月革命。只是因为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力完成他们的西方前辈己经实现的历史任务，俄国无产阶级才得到了比西方无产阶级早取得政权的机会。一九○五年，布尔什维主义企图在完成民主任务以后，才过渡到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一九一七年，在没有完成民主任务的基础上，却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质还不止于此。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之间的分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只是在那样的条件下——革命的民主改革必然要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改造，尽管欧洲工人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东西方的革命浪潮在顺序上的变化，尽管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命运都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毕竟带有历史局限性。不论俄国革命向前跃进得多么远，它对世界革命的依赖性既没有消除，甚至也没有减少。民主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是直接由国内条件的综合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但是归根到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极限，取决于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这个国家的冲力不论多大，它总不可能跳出地球。
共产国际在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时，特别大肆攻击这样一种见解：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而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即使你们认为历史进程已经完全驳倒了这个预测（是由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作的，现在批评他的官方人士，当时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即使如此，我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在内，当时都把农民看作是一个不可靠的、有叛卖可能的盟友，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布尔什维主义的真实传统，与认为工农利益“预先注定会协调一致”的说法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粹主义者的长期斗争中，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列宁在一九○五年写道：“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一旦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统一'……那就是可笑的了。”“农民是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在这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托注）斗争中，也会象现在资产阶级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一样，扮演叛卖的、不稳定的角色。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社会主义，就是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和任务问题上自欺欺人。”
一九○五年，在拟订关于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提纲中，列宁用以下的一段话，论述了地主所有制消灭以后必然出现的形势：“为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开始进行保持民主主义成果的斗争。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我们的帮助，那末，这场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在这个阶段里，自由资产阶级和富农（加上一部分中农）组成反革命阵营，俄国无产阶级与欧洲无产阶级则组成革命阵营。在这些条件下，事业已经不是没有希望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取得第二次胜利。第二次胜利将是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欧洲的工人会告诉我们'怎样干'，那时我们就与他们一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大约同在这几天之内，托洛茨基写道：“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内在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后来，这几句话被斯大林说成是“横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托洛茨基理论之间的鸿沟”。然而，上述引文证明，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观点之间，当时尽管有无可怀疑的分歧，但在农民的“不可靠”和“叛卖”角色这个问题上，早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观点实质上已经一致了。
列宁在一九○六年二月写道：“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定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一九○六年四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不能一味挖掘自身潜力，它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帮助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在整个反动年代和战争年代中，这些思想始终贯彻在列宁派的观点中，虽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上没有改变。这用不着多举例子。在革命事变高潮中，党的革命观点理应得到最完整和最明确的表现。如果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家在革命以前就已经倾向“一国社会主义论”，那末在直接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这一理论就必然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事实真是这样吗？一九一七年将作出回答。
列宁在二月革命后启程回俄国时，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四月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列宁决议草案指出，“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在小农的汪洋大海中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虽然决议的开头这几句话坚持了党的理论传统，但它向新的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它宣布：在农民的俄国不可能进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我们无权因此拒绝夺取政权。我们夺取政权不仅是为了落实民主任务，而且要“实行若干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比如土地国有化、对银行实行监督等等。而由于“在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中……”已经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这些反资本主义措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应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他的演说中解释说：“只谈到俄国的条件，这是错误的……全世界运动的综合发展，使我们面临着社会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决议里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显然，在列宁战胜了“老布尔什维克”对民主革命的狭隘理解以后，党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采取的新出发点，同一国社会主义论有天渊之别！
从此以后，不论是在首都的还是在外省的一切党组织中，我们都碰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同提法：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记住，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它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这种提法没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对，相反，它是大家一致承认的主张，是进行一切争论的前提。
一位与列宁共同回国的布尔什维克，名叫哈利东诺夫，曾在七月十六日彼得格勒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我们正在到处宣传这样的观点：没有西方革命，我们的事业就会失败。”。哈利东诺夫不是什么理论家，而是党的中层宣传干部。在那次代表会议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读到：“巴甫洛夫号召大家重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原则性意见，即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而且只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之下，俄国革命才能蓬勃发展。”。那时，千百个哈利东诺夫和巴甫洛夫正在发挥四月代表会议的这个基本思想。从来就没有人想要反对或者修改这个观点。
七月底举行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澄清了一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只有这些阶级才能……促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个革命不仅应消灭世界大战，而且应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度”。布哈林的演说所根据的思想是，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现存局势的唯一出路。“如果俄国革命在西方革命爆发以前取得胜利，我们就必须……燃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当时斯大林被迫用十分相似的说法提出这个问题：“终究会有一天，工人阶级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 。
在八月初召开的莫斯科地区代表会议，使我们可以再好不过地看清党内思想状况。在解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重要报告中，中央委员索柯尔尼柯夫说：“必须说明，俄国革命一定要向世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否则，它就会被帝国主义消灭或者扼杀”。许多代表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维托林说：“我们必须准备一次社会革命，它将推动西欧社会革命的发展”。代表别林斯基说，“如果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出路。索柯尔尼柯夫说得对，俄国革命只有作为一种国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是，如果欧洲开始了革命，我们就要跟着西欧走”。斯图柯夫说：“只有作为国际革命，俄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的见解，是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是可能的”。
全体代表都同意下列三个基本见解：西方帝国主义如果没有推翻，工人国家就站不住脚；在俄国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实质上是国际性的。除了近几年来被谴责为异端邪说的这几个观点以外，如果党内当时还有目前被认为是正统和传统的其它观点，它们就一定会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和在此以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反映出来。但是，不论是主要报告人，还是辩论参加者，或者是新闻报导，都没有一句话提到党内有一种正统观点是与这些“托派”观点相对立的。
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召开的基辅全市代表会议上，主要报告人哥罗维茨说道：“拯救我国革命的斗争只能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前途，如果革命胜利，我们一定能建立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一定会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武力下垮台”。党代表大会以后，八月初，皮达可夫在基辅的另一次代表会议上说：“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说过，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不断革命的阶段”。在评价皮达可夫的报告时，我们已经熟悉的那位哥罗维茨说：“我完全同意皮达可夫关于我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说法”。皮达可夫说：“……唯一可能拯救俄国革命的道路是世界革命，它将为社会变革奠定基础”。也许，这两位发言人是代表少数吧？不，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没有人反对他们。在选举基辅委员会时，这两个人得票最多。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后来被宣布为与布尔什维主义不兼容的那些观点，在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七月的党代表大会以及在被得格勒、莫斯科、基辅的会议上，已经被阐述得请请楚楚，而且由表决所肯定了。不仅如此，党内没有一次发言可以用来解释为未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先声，哪伯就像在戴维王的圣诗中发现基督福音的预兆一样。
八月十三日，党的中央机关报说：“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的话，虽然还不就是'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它已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能够（依靠现有的生产力和西方的形势而定）引导和改造经济生活，为劳动群众谋福利。革命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政权的枷锁后，就会成为不间断的，即不停顿的革命。就会利用国家政权，以便废除而不是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革命在这条道路上的最后胜利，就要取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就是过去和现在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唯一现实的前途”。这篇文章是托洛茨基写的，他正被囚禁在克烈斯特监狱里。发表这篇文章的报纸编辑是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用“不断革命”这个术语来专指托洛茨基的观点，仅仅根据这样一件事，就已经说明了这段引文的意义。几年以后，斯大林宣布说：“列宁生前一直是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本人没有反对过，因为发表这篇文章时，什么编者按语也没有加。
十天以后，托洛茨基又在这家报纸上写道：“对我们来说，国际主义并不是……抽象思想，而是直接指导行动的、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原则。没有欧洲的革命，我们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又未加以反对。并且，两天以后，他自己也照样说：“让他们（工人和士兵——托注）知道，只有同西方的工人结成联盟，只有动摇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才能指望俄国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胜利”不是指建立社会主义——当时还根本没有谈到这一点——，而是指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而言。
列宁在九月间说过，“资产者叫喊道，即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俄国公社的失败，即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我们决不要被这种叫喊所吓倒。“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完全可能把它保持住，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革命的前途，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确：保持政权一直到欧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公式并不是仓促提出来的，因为列宁经常反复提到它。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篇纲领性文章里，他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总结：“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被别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它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的右派要求与妥协派联合，认为布尔什维克“单打独斗”不能保持政权。在十一月一日，即革命以后，列宁答复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单打独斗一定不能保持政权，等等。但是，我们并不孤独，在我们面前有整个欧洲。我们有责任打响社会主义革命的头一炮”。从列宁同右派的这次争论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在俄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甚至从来没有在争论者的头脑中出现过。
约翰·里德讲到一个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在彼得格勒奥布霍夫工厂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他怎样大声叫喊：“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撑到全世界各国人民起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这个公式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这位无名士兵或者里德发明出来的。这是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工人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的。这位从罗马尼亚前线回来的士兵所发出的呼声，就是党的呼声，就是十月革命的呼声。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用苏维埃政权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的国家基本纲领）宣布，新制度的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社会生活，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国际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起义获得最后胜利”。列宁的这个《权利宣言》，直到令天还没有正式宣告作废，它把不断革命变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的一条基本法律。
当时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罗莎·卢森堡，以热烈和羡慕的心情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言论。如果她发现其中有“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一点影子，一定会立即提出警告。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非常严厉地（实质上是错误地）批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但是她没有提出警告。这里是她关于党的总路线所说的话：“在自己的政策中，布尔什维克已经确定了坚决朝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前进的方针。这一事实光辉地证明，他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坚定的原则性和豪迈的政治气魄”。
这些由列宁一天天加以发展的观点，这些斯大林主编的中央机关报宣传过的观点，这些曾经鼓舞过大批宣传人员的观点，这些被遥远的前线士兵也一再跟着说的观点，这些被罗莎·卢森堡认为是最有力地证明布尔什维克远大政治眼光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在一九二六年受到了共产国际当权派的谴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的一纸决议声称：“在我国革命性质和前途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及其同道的观点，是和我们党的观点、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样，布尔什维主义的这帮败家子在精神上扼杀了党的过去。
如果一九一七年有人真正反对过不断革命论，这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里的妥协分子。他们大喊大叫，说“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是一九○五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妥协派领袖齐赫泽在民主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大骂有人企图“用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办法，来扑灭资本主义战火”。十月十三日，克伦斯基在预备国会上说：“现在，对于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全部果实来说，再没有比这帮家伙更加危险的敌人了。在‘深化革命’和‘变革命为不断的社会革命’的幌子下，他们正在把群众引人迷途，而且看来已经把群众引入迷途”。齐赫泽和克伦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是不断革命的敌人。
在苏维埃第二大代表大会上，即在取得政权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过：“如果欧洲人民不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就会被打倒，这是肯定无疑的。要么俄国革命在西方掀起斗争的旋风，要么各国资本家扼杀掉我国的革命”。当时会议席上有人喊道：“还有第三条道路！”。也许，这是斯大林的喊声吧？不是，这是一个孟什维克的喊声。这是在列宁死后的当权派发现那个“第三条道路”以前若干年的事。
由于苏联堕落官僚无数次的反复宣传，在全世界许多不同的政治圈子里，差不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基础是两种观念。一种观念的出发点是我们不仅能够支持下去，而且能够依靠俄国的内部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另一种观念是把希望全寄托在欧洲发生起义上面。实际上，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在几年以后捏造出来的，捏造者没有费心做到使自己的发明哪怕是非常表面地符合历史文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在布雷斯特时期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不在最近的将来爆发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就注定要灭亡。有些人估计是几个星期的事，另一些人估计是几个月的事，估计为几年的人压根儿没有。
布哈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写道：“俄国革命刚一开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曾宣布：不是由俄国革命发动的国际革命消灭战争和资本，就是国际资本消灭俄国革命”。当时，作为主张向德国进行革命战争的主战派，狂热的布哈林是不是有意无意把自己那一派的观点说成是全党观点呢？这种假定听上去有点象是真的，却被文献驳得体无完肤。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初的中央委员会记录（一九二九年发表），尽管经过删节和带倾向性的编撰，也给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一日会议上，谢尔盖耶夫（党内代号阿尔焦姆）同志指出，所有发言人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西方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毁灭的危险。”谢尔盖耶夫拥护列宁的立场，即赞成签订和约。没有一个人反驳谢尔盖耶夫。所有三个进行激烈争论的派别，都竞相引用同一个共同的前提：没有世界革命，我们就无法脱离险境。
固然，斯大林在争论中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论点。他主张必须签订单独和约的根据是：“西方没有革命运动，不存在革命运动的事实，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他虽然离一国社会主义论还很远，但在这些话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对国际运动向来缺乏信心：“我们不能依靠可能性”。列宁立即表示“在某些部分”不同意他的支持者斯大林的见解。他说：“西方革命还没有开始，这是事实，但是如果由于这一点我们就改变自己的策略，那末我们就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叛徒”。如果说列宁主张立即单独媾和，这不是由于他不相信西方的革命运动，更不是由于他相信孤立的俄国革命的生存能力，而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出现以前撑下去，而我们只有缔结和约才能做到这一点”。在列宁看来，布雷斯特投降的意义就概括在“喘息时机”这个字眼里面。
记录证明，斯大林在列宁的警告以后，找了一个机会来纠正。“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斯大林同志：……我们也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但你们希望在几个星期内，而我们是估计在几个月内就发生革命”。在这里，斯大林逐字逐句复述列宁的公式。在世界革命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两派之间的距离是几星期与几个月之间的距离。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为签订布雷斯特和约进行辩护时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其它遥远的荒凉外省，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然而，这不仅是德国的问题。“国际帝国主义拥有极雄厚的资本……无论如何……它不会和苏维埃共和国和平共处……在这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在党代会上通过的一项秘密决议中，我们看到：“代表大会认为，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巩固我们的革命最可靠的保证”。
几天之后，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不能并存的”。四月二十三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说：“俄国的落后鞭策我们前进，如果不能坚持到其它各国工人起来大力支持我们，我们就一定会灭亡”。一九一八年五月问他写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甚至要做退却到乌拉尔去的准备，因为这是赢得时间等待西方革命成熟的唯一机会……”。
列宁很明白，布雷斯特谈判拖延下去将使和平条件更加苛刻。但他把国际革命任务置于“民族”任务之上。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列宁在签订和约问题上虽与托洛茨基有一定的意见分歧，但他仍然在莫斯科工会会议上说，“布雷斯特条约谈判开始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使敌对国家在战争期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这难道不是我们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吗？”。一星期之后，在人民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他又谈及这个问题：“通过以托洛茨基同志为首的布雷斯特代表团……我们履行了对各国人民所负的义务”。一年之后，列宁又提起这件事：“在布雷斯特和约时期，……苏维埃政权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全世界的革命看得高于一切民族牺性（不管这种牺牲是如何沉重）……”。
后来，当时间已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这并本来就不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时，斯大林却问道：“托洛茨基关于革命的俄罗斯不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只能有一个意义：托洛茨基感觉不到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
事实上，当时全党都一致确信，“在保守的欧洲面前”苏维埃共和国不可能支持下去。但这只不过是在革命的俄国面前，保守的欧洲不可能支持下去这种信念的反面而已。它通过一种否定的形式表现了对于俄国革命的国际后劲的坚定信心。基本上党并没有错。无论如何，保守的欧洲并没有原封不动地支持下来。德国的革命尽管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但仍有足够的力量剪除君主制的爪子。倘若没有这一行动，苏维埃共和国恐怕是不能免于灭亡的。
即使在德国军国主义失败之后，对国际形势的总的估计并没有改变。一九一八年七月底，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努力必然会导致世界革命”，“现在的情况是，从一方面，我们摆脱了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立刻又遭到别的帝国主义联盟进攻。”。八月间，正当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在伏尔加河流域发动叛乱，内战蔓延开来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的一个集会上说：“我们的革命是作为世界革命而开始的……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战胜叛乱，并能支持到爆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止。”一直坚持到西方爆发革命——同以前一样，这就是党的中心口号。
就在那几天，列宁写信给美国工人说：“只要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它队伍没有来援助我们，我们就好像被围困在碉堡里面。”十一月间，他表示得更加坚决：“……世界历史……表明，把俄国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冒险，而是一种必然，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取得胜利，英法和美帝国主义必然会摧毁俄国的独立和自由”。拿斯大林的话来说，列宁显然感觉不到“我们的革命的内部力量”。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一年，党有了一定的时间来回顾、总结，看看周围的形势。然而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列宁在向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宣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孤零零的国家里，而是生活在世界范围的国家系统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并存的结局不是它死就是我亡”。在革命三周年纪念日，白匪正全线溃败，在那天，列宁又回忆并且总结说：“如果在革命的那天晚上，有人对我们说，再过三年就会有令天这个局面，就会取得我们现在这样的胜利，那是任何人甚至极端的乐观主义者都不会相信的。那时我们知道，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会巩固，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再也不能举出更加无可辩驳的证据了。十月革命的时候，“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不仅不敢梦想建立一国社会主义，而且也不相信在无直接外援的条件下能保卫住革命！“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为了保证在三年的斗争中战胜敌人，无论是党或红军都不需要在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神话。
世界形势表现得比人们原来预期的更好。为了梦想的新生活，群众表现出巨大的牺牲精神。在最初的和最困难的时期，革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的种种内部矛盾。结果，革命成果的稳定性，比“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所预料的更大。但是尽管如此，从国际角度看社会主义前景的立场，仍旧被党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一九一八年一月间，列宁解释道：“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联合起来，以便对付我们。”。他在第七次党大会上问道：“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我们能够如此容易地节节取得胜利呢？……只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帮我们抵挡了帝国主义。”。四月间，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之所以获得喘息时机，只是因为帝国主义内部的厮杀还在西方继续进行，而在远东，帝国主义的竞争日益激烈——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之所以能够生存的原因。”。
然而，多种异乎寻常的客观因素的组合，不能永久存在下去。在一九二○年，列宁说：“苏维埃国家现在已由战争阶段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战争还会死灰复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我们胜利，就是他们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总决战只是被暂时延期而已。”
这个“喘息时机”本来很短，它之所以能够变成不稳定均衡的较长阶段，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且得益于国际革命运动。德国十一月革命的成功，迫使德军放弃了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驻在俄国南北海岸的协约国干涉军，叛乱的风潮不断扩大，迫使西方政府作出撤军的决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未曾取得胜利，但是在好几年的革命高涨时期，西方无产阶级保卫了苏维埃国家。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列宁总结了当时的形势：“……这样，就形成了目前这种虽然极不坚固、极不稳定，但总还是一种均衡的状态，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生存下来了，当然不是长期的”。这样，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党才逐步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工人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当然不是长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和平地继续生存下去。
由以上引证的材料，可以绝对无疑地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如果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一般信念，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苏维埃国家便不能维持长久，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一笔勾消了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问题甚至连想都不必去想。
苏联蜕化变质的官僚层近年来企图翻案，硬说当时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障碍，就是外部干涉军；他们声称，这是党一贯的立场。完全错误！当时武装干涉的威胁的确很现实，所以它曾被我们列为头号问题，但是干涉危险本身，只不过是西方技术和工业的优越地位最锋芒毕露的表现而已。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危机，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它的孤立地位和落后状态。
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进行有计划的、和谐的社会生产的组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在法律上的先决条件而已。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生产力实质上是世界性的。单独一个国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已经是过分狭小，更不用说以此为基础，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此外，一个革命国家的种种落后条件，大大增加了它倒退回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拒绝考虑孤立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主要不是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本身，而是由于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国际经济基础，迫使他们这样做的。
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说道：“如果说，现在苏俄作为一个国家正从'提尔西特和约'阶段走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某种程度的巩固……那末这种巩固的最终结局不是过渡到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过渡到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国际革命，要么退回到资本主义。没有一国社会主义容身之地。“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真正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
同年四月，在号召改进实际工作时，列宁写道；“对于西欧的因为种种原因而迟迟尚未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究竟能给予何种重大协助，全看我们解决面前的组织任务的程度如何而定。”。进行经济建设的这一初步尝试，立即被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下考虑：这是“协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不是在东方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主义“天国”的问题。
针对面临的饥荒问题，列宁对莫斯科工人们说：“我们……在自己的一切鼓动和宣传中都要……说明：我们遭到的灾难，是国际性的灾难；要摆脱这一灾难，除了举行国际性的革命以外，是没有其它出路的。”列宁说：要克服饥荒，我们必须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肖后辈回答说；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只消某个单独国家的革命成功就够了。这两种意见真是有天壤之别！谁是对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尽管苏联的工业化获得成功，饥荒至今尚未克服。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用以下的一段话，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书：“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正在变为历史的必然……这既决定着全世界的社会发展，也决定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在其它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形式，会使得在各国之间建立最密切的经济关系，在生产上实行国际分工，最后，使得组织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管理机关成为可能。”国家高级机构所举行的一次研究纯粹实际问题（比如煤炭、燃料、糖萝卜等）的代表大会，竟然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在那个时期内，不断革命的前途紧紧地支配着党的意议。
一本多次再版的官方教科书《共产主义ABC》（作者是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获得胜利……当工人仅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经济建设要碰到很大的困难……为了共产主义胜利，必需要有世界革命的胜利”。
在一本由党多次发行，而且译成了几种外文的通俗小册子中，布哈林又以同样的观点写道：“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提出了国际革命的问题……俄国的不断革命就发展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
斯切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的名著《电气化》，是由列宁主编并且作序而出版的。在列宁非常热情地介绍给读者的其中一章中说：“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从纯理论角度说，如果小资产阶级在某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上占优势，建立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能的；当然，这种制度会设法同外界隔绝开来，以便巩固它的被新技术和新经济变得极不稳定了的经济形式。”这些无疑是经列宁审编过的精采段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不肖后辈最近的变化！
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列宁提出，超出民族斗争阶段后，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对由各国无产阶级调整、制定一个总计划，建立统一而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样一种趋势，要充分估计到；这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继续发展而臻于完善。”对于这个自然和进步的趋势来说，单独一国连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是反动的。
产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是不相同的，不相似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对立的。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取得政权的事实，决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地第一个走到社会主义。引发十月革命的那种矛盾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并没有随着革命成功而消失。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基础里，它继续存在着。
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个观点贯穿在列宁历年的计多演说和文章中。同年五月间，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而西方的革命是开头困难，继续容易”。十二月间，对着一群最难以把眼界扩展到国境以外的农民听众，列宁又发挥了同样的思想：“在那里（西方），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会比我国迅速些，容易些……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定会克服一切灾难”。一九一九年他又说：“与各先进国家相此，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就比较困难了。”一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列宁又坚持说：“俄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比欧洲各国困难。我早在一九一八年初就已经指出了这个情况，在这以后的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
千百年来历史的发展，在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文化中保留了自己的遗迹。水平落后的文化要超越过去，是需要时间的，但是不需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够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列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的下一代会更发达一些，但也不见得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约两年之后，在农村公社运动的代表大会上，他把期限推迟得更远了：“我们现在还不能实行充分的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子-也许孙子-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也就好了。”俄国工人比其它国家工人动身得要早，但却比他们更迟到达目的地。这并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历史现实主义。
一九一八年五月，列宁写道：“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方面……比什么英国德国都要先进……但……在'施行'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生产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他又通过两个国家的对比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九一八年的德国和俄国，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前者代表了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后者代表了政治条件”。可以说，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是分散的。把这些因素聚集和互相结合起来，这便是一系列的国家革命（它们构成总的世界革命）的任务。
列宁预先嘲笑了关于苏维埃经济自给自足性的观念。一九二○年十二月他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发出警告说，我们面临着“俄国和国际市场举行的考试，我们依靠这个市场，同它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这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因为在这场考试中人家可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把我们打垮。”
现在，共产国际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依赖世界经济的这种思想，看成是“反革命的”。社会主义不能依赖资本主义！不肖后辈聪明得忘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以世界分工为基础，这种分工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最高程度的发展。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内的经济建设，无论其本身如何重要，终归是残缺的、狭隘的和矛盾的，它总不能达到一个和谐的新社会的高度。
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写道：“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大发展，只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现在这些话竟然成了他的罪过；然而当时它们却表达了全党的共同思想。一九一九年，列宁说过：“建设工作完全要看革命是否在欧洲最主要国家中迅速取得胜利。只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地抓建设事业。”这些话不是说明他对俄国革命缺乏信心，而是说明他深信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甚至现在，当苏联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大发展”只是在国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这种看法，仍然是正确的。
过去，党也是以同样的观点来观察农业集体化问题。无产阶级若不通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引导农民到达社会主义，便不能建设新社会，因为农民在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好多国家中占绝大部分——，而且在全世界也占很大的多数。一切问题当中，这个问题是最困难的，它的解决，归根到底依赖于工农业之间的量和质的对比关系。城市越是能够卓有成效地使农民的经济和文化繁荣起来，农民就会越自觉自愿地和成功地走上集体化道路。
然而，苏联有没有足够的工业来改造农村呢？列宁又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国境之外。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道：“就世界范围来说，能够给全世界供给一切产品的发达大工业是有的……这是我们估计前景的根据。”俄国的工农业之间的对比关系，比西方国家的要不相适应得多，这种比例失调，至今仍是暗藏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基础，在某些时刻它们会威胁到苏维埃制度的稳定。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决不是以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为基础的。惟有嘲弄苏维埃政权的孟什维克才把这样的计划算在它的账上。在列宁派看来，“战时共产主义”，是因经济破坏和内战而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它的未来命运，直接依赖于西方革命的发展。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值战时共产主义处在高潮的时候，列宁说过：“我们还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共产主义粮食政策的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坚决贯彻下去，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那时列宁和全党都错了。后来我们不得不修改粮食政策。现在我们可以断定，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头两三年内，欧洲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后退仍是不可避免的。可是如果回顾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阶段，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方法及其幻想，同不断革命的前途是多么紧密地互相交织在一起。
三年内战结束时，苏俄发生了深刻的内部危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党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危险，从根本上重新审查苏维埃政权所采用的方法，就成为必要的了。列宁解释说：“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实行商品流通自由，否则，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在俄国要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国内任务和国际任务之间的联系会不会根本破裂呢？
在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写的提纲中，列宁对那时正在开始的新阶段作了一个总的估计：“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的观点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要在实际上考验和检验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考验它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他对新经济政策的轮廓所下的定义本身，就把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一笔勾销了。
在讨论和草拟工业中的一些新方法那些日子里，列宁为自己所作的一些笔记，也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只要在十到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有所延迟的情况下）”。
目标确定了：这就是要使我们自己适应于一个新的更长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西方革命成熟所必需的。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表示确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说关于国际革命的思想根本没有改变，是太简单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在第十大党大会上，列宁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地位时说，“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有在几十年当中形成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只有在那些这一阶级相当发达的国家里，才能够从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演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面，都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绝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对它的及时支持……
“另一个条件，就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合作……
“……在其它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时，只有同农民合作，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一切因素在这里被集合为一点。同农民的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本身所必需的；但这不能代替国际革命，惟有国际革命能够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同一个第十次大会上，因西方革命的推迟，提出了一个关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特别报告。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的是加米涅夫。他十分肯定地说：“要在一个孤独的国家内建成共产主义制度的任务，我们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可是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我们必须保持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即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四面八方包围着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我们能否解决这个任务呢？我认为孤立地提这个问题，是不科学的，对于用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是这样：在现今的关系之下怎样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并且一直保持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援助我们的时刻？”报告人的提纲无疑经过列宁审查过不上一次，如果他的思想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有矛盾，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抗议呢？怎么竟没有一个代表指出加米涅夫在关于革命的最根本问题上，发展了一些与布尔什维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呢？怎么全党内竟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异端邪说呢？
斯大林说：“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对于这种臆造出来的对立观念，正如对许多其它的“对立观念”一样，列宁曾预先作了回答。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说：“我们一直这样说，我们没有忘记，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其它队伍相比，俄国工人阶级要薄弱一些……在我们的盟军——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时候，列宁肯定说：“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始终强调说，在一个国家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二年二月间，在缝纫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至少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不，列宁已经被他顽固地一心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寻求力量的事实弄得“声名狼藉”了，谁也不可能替他洗刷干净了。
正如托洛茨基被人弄得同列宁“对立”起来一样，列宁自己也被人弄得同马克思对立起来——而且也是用同样的根据。马克思曾经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法国开始，而只能在英国完成；据斯大林说，这是因为马克思那时“还不知道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实际上，马克思拿开始革命的国家同完成社会革命的国家进行对比的这种预测，完全是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根据。列宁是不允许在大问题上含糊其辞的；他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在革命的国际性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意见。恰恰相反！列宁在苏维埃第三大代表大会上说，如果“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那仅仅是由于各国后来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事变的过程斌予了俄国无产阶级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有人又拿出一个“国家威望”的论据来说服我们。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否认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会“导致我们的国家威信扫地”。仅仅这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听来是非常刺耳的——就暴露了他与布尔什维主义传统己经彻底决裂。列宁所害怕的不是“威信扫地”，而是盲目自信。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莫斯科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列宁教导说：“我们是一支工人阶级的革命队伍，我们之所以走在前面，不是因为我们比其它国家的工人能干……而仅仅是因为我国过去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只有同世界各国的工人一道才能取得胜利。”
号召作清醒的自我评价，成了列宁许多演说的主题。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他说：“这个革命的爆发决不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功劳，而是由于历史事变的总进程，由于历史的意志暂时把俄国无产阶级推到第一位，使它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上说：“俄国无产阶级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所以起了先导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俄国的经济发达。恰恰相反，由于俄国落后……俄国无产阶级……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或某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联合发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十月革命自然不仅是由于俄国的落后所引起的，这一点列宁了解得很清楚。但是他故意言过其实矫枉过正。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专门设立的机关——的代表大会上：“我们并非闭眼不看这个基本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甚至远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这里，他好像预见到了未来的官僚层的盲目自信一样，所以解释说：“这也不会在我们中间引起丝毫的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世界性、历史性的困难任务”。
十一月八日，列宁在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它至少需要几个先进国家（我们还不能把俄国列为先进国家）最积极的合作。”列宁不仅否认俄国有权关起门来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而且明确地指出，在与其它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俄国只占次要的地位。把我国搞得“威信扫地”，这是多大的罪过呀！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告诫那些太性急的人说：“我们仅仅是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在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特殊关系的国家里，我们实现了一些摧毁资本主义的初步措施，如此而已。如果我们自充好汉，吹牛夸大，我们就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成为纯粹的吹牛家。”这些话也许会使得有的人感到难听吧？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列宁说道：“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一九二○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他又提醒他的听众说，布尔什维克既不期望也不梦想“用俄国一国的力量来改造全世界……我们从来没有疯狂到这种地步，我们总是说，只有在得到全世界工人支持的时候，我们的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一九二二年初，他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并且百般仇视我们，它的力量，还有可能把革命的成果夺回去。必须明确地认议到进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错觉（和冲昏头脑，而我们的事业已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即使一点点灰心也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我们始终宣扬，并一再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起码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几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努力。”
两年多一点似后，斯大林要求人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抛弃马克思主义。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当时马克思还不知道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就是说，还不知道自然界和社会的最基本的辩证规律。据斯大林说，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经验，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不平衡规律。可是，列宁却在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条最起码的真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
根据共产国际的控诉状和判决书：“托洛茨基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这样一个论点出发，即，我国的革命本身（！）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仅仅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推动力和出发点。”一国革命的蜕化，在这里以纯粹的烦琐哲学掩盖起来了。光秃秃的十月革命是不存在的。若没有欧洲以往的全部斗争历史，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若不在欧洲及全世界继续发展，更是没有希望的。“俄国革命仅仅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列宁语）。它的力量，恰好在于不肖后辈认为是它“威信扫地”之处。正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独个体，而是一个“信号”，“推动力”，“出发点”，“环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获得了社会主义性质。
一九一八年二月，在苏维埃第三大代表大会上，列宁说：“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其它的某种事情却是可能的，即：“在某个国家无产阶级着手行动，成为活榜样……这就是使各国劳动群众精神奋发的原因。”七月间，在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保持住这只社会主义的火炬，使它不断地迸发出更多的火花，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个月以后，在一个工人大会上说：“它（欧洲革命）在逐渐成熟……我们必须把苏维埃政权保持到西方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错误应当成为西欧无产阶级的教训”。几天之后，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许多国家都要发生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党代表大会上说：“俄国革命实质上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演习”。不是“孤独自在的”革命，而是一个火炬，一个教训，只是一个榜样，只是第一步，只是一个环节！不是独立的演出，而只是一次总演习！多么刚愎固执和残酷无情的“威信扫地”呀！
但是列宁甚至还不停留在这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他说：“假使我们突然被消灭了……我们可以毫不掩饰错误地说，命运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被我们完全用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了”。在思想方法和政治心理上，列宁与那些自认为是地球的永恒中心的不肖后辈，是多么遥远！
不是别的，而是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促使官僚层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撒谎，并坚持这种谎言。而这种谎言又会连带出无数的其它错误，而且逐渐改变人的思想和思维能力。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说：“我们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它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会使我们党放弃政权，使我们党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共产国际在某个决议中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说：左翼反对派否认这种可能性（在单独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就是否认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革命的”前提“竟然不是世界经济的一般条件，不是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不是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而是预先提供的可以在一个单独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
对不肖后辈在一九二六年秋天提出的这个论据，可以拿我们在一九○五年春天驳斥孟什维克时所持的理由来回答：”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一旦使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某个时刻面临两种抉择——要么负起执掌国家政权的权利和义务，要么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时，社会民主党会把夺取政权的任务提上日程。它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也不会漠视更深刻的客观发展过程，生产增长和集中的过程。但是它说：归根到底，依赖于经济发展进程的阶级斗争逻辑，迫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完成其经济使命以前就去夺取专政……这只不过是表示历史已经把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加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会在这场斗争中搞得精疲力竭，也许会被斗争的重担所压倒。但不能因为害怕本阶级在斗争中的退化、害怕使全国处于内战和大破坏状态，无产阶级就拒绝这些任务。“，对此我们现在不能作任何补充。
一九一八年五月间，列宁写道：”如果说，我们既然承认我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适应，'因而'就不应当夺取政权，那就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就是这样推断的，他们忘记了，绝对的'适应'是永远不会有的，无论在自然界发展中或在社会发展中，这样的适应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尝试，如果孤立地看，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毛病——才能从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设起完整的社会主义“。要克服国际革命的困难，不能依靠消极适应，依靠拒绝夺取政权，依靠坐等世界起义，而是依靠积极行动，依靠克服各种矛盾，依靠斗争的动力和扩大斗争的范围。如果把不肖后辈的历史哲学真当一回事，则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应当预先知道：他们将要抵御许多敌人，将要由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建立他们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总之，在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就应当把算盘打得请请楚楚，准保赚钱。可是，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同这种小学生作文式的“理论”风马牛不相反。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在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往往不得不摸索前进……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这个事实最惹人注目。但甚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解决夺取政权问题的时候，这丝毫也没有使我们动摇过。我们没有怀疑，我们必须，用托洛茨基同志的话来说，进行试验，做实验。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谁也没有这样大规模进行过的事业。”往下又说：“好像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可以预先知道怎样把它进行到底似的！好像这种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得来似的！不，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从群众的经验中产生”。
过去，布尔什维克根本没有寻求过肯定俄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他们无需这种保证。他们有了这种保证也无用处，这种保证是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学到的一切相矛盾的。列宁反对考茨基时写道：“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唯一从国际主义立场出发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已经做了一个国家所能做到的一切”。运用这样的策略，自然不能预先指出一条绝对不犯错误的康庄大道，同时也难以保证一国的胜利。但是，列宁派知道，危险本身也是革命的元素之一，正如它是战争的元素之一一样。他们睁大眼睛去迎接危险。
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敢于大胆冒战争危险的态度，被列宁拿来给世界无产阶级作实例和训戒，同时他痛骂某些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除非取得轻松获胜的'保证'，就不敢开始战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某些鼠辈，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对这些资产阶级道德的奴仆，应当给以三倍的鄙视。”大家知道，列宁气愤起来的时候，是不选择字眼的。
斯大林再三问道：“如果国际革命来迟了，那怎么办呢？我国革命有没有什么光明的前途呢？托洛茨基认为没有任何光明的前途”。这等于要求让俄国无产阶级享有历史特权，似乎应当有一条阳关大道摆在它面前，可以笔直朝着社会主义迈进，不管世界上别人发生什么事情。可惜历史没有准备好这样的阳关大道。列宁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即使这样，俄国革命也不会是徒劳无功的。一九一九年五月间，列宁在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说：“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政权而后悔。任何一个……觉悟工人都不会为这一点而后悔，都不会怀疑我们的革命毕竟是胜利了的”。因为列宁是这样来考虑胜利的：革命是在斗争中发展并将在国际上继续下去。“新社会……是一种抽象物，它只有一条取得血肉之躯的途径：通过系列各具形态的、不完美的具体尝试去建立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引文中）对“新社会”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清晰界定、乃至某种意义上的对立，给了我们关键的破解钥匙：破解御用秀才对列宁文本的无数肆意歪曲的钥匙。 【文库注：本句译文由张长海根据俄原文本修订，英译本有错误。】
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五年末，列宁非常简要地解释了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意义。“我们开始国际革命，并不是由于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于许多客观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它。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它对革命事业还是有贡献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功于其它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它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及在签订布雷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一再表达了这种信念。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时过境迁，事态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出乎原来的料想，但是基本方向仍旧没有政变。
对于这些话还能添加什么呢？“我们开始国际革命……”布尔什维克当时认为，如果西方不“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我们非失败不可。”但即使如此，夺取政权仍然是对的：因为别人可以从失败者的经验当中吸取教训。“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列宁向共产国际详尽地问述了这些充满着国际主义的思想，当时有任何人反驳过他吗？有任何人暗示过一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吗？没有任何人。没有说过一句话！
五年之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与此恰恰相反的思想。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思想了：如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缺乏信心”，我们党就应当“由执政党的地位转到在野党的地位。”在夺取政权以前我们应该事先有成功的保证，因为可以允许仅仅在一国的条件之下去寻求这种保证；我们应该有可以在农民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于是，即使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信心，我们也能够安之若素地过下去。这种推理链条中每一个环节，都在给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打耳光！
为了掩盖他们与革命传统的决裂，斯大林派力图利用看来还相当适合的一些列宁语录。一九一五年列宁写的一篇文章《论欧洲联邦》顺便提到，每个单独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必等待别人。如果在这几行无可置疑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那么在以后几年中，列宁怎么会这样彻底地把它忘记了，而且老是固执地同它相矛盾呢？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直接的证据，就无需求助于间接的推理了，同年，即一九一五年，列宁起草的纲领式文件，精确而且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两个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它的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却是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能要求说得更加明确了。
引证列宁的第二个尝试，也没有更好的根据。在一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他说，在苏维埃共和国之内我们拥有“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以便在无需新的革命的条件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原文讲得十分清楚，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前提的问题。作者没有忘记叫读者注意到生产和文化前提都还不够。总之，列宁曾多次表示过这个思想。他在同一时期，即一九二三年初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在这里以及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列宁都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即：西方无产阶级将同俄国无产阶级一道而且率领它走向社会主义。论合作社的那篇文章，根本没有暗示不通过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对抗性的革命发展过程、苏维埃共和国就可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和谐地建立独门独户的一国社会主义。这两段引证虽然被写进了共产国际纲领，却早已被我们在《纲领批判》一文中解释清楚了，我们的论敌一次也没有打算替他们的种种歪曲和错误辩护，即使打算也会毫无希望。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即在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后时期写道：“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小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撑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至此，我们又看到，时过境迁了，事变的情况改变了，但列宁政策的国际基础仍然没有动摇。对于国际革命的信心——按照斯大林的话说，是“对于俄国革命的内部力量缺乏信心”——一直陪伴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直至他的坟墓。只有把列宁放进陵墓之后，不肖后辈才能够硬把他的思想装进一国社会主义的箩筐里去。
由于世界性的分工，由于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由于各国文化的各个方面的不平衡性，由于当代生产力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结构，只有通过经济螺旋体系统，通过把单独国家的各种内部的不协调交给许多国家来共同解决，通过各国问的互相服务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的相互补充，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只有在世界范围之内才能建立起来。
一九○三年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旧党纲，是以如下几句话开始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在文明世界各国问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伟大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定会成为而且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无产阶级为到来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准备工作，被规定为“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但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走向这一（共同）目的的道路上，必须各自提出不同的最近的任务”。在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这样的任务。所以，民主革命预先就被认为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民族的阶段。
这一观念也是夺取政权后所通过的新党纲的基础。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党的领袖之一米柳金提议把列宁的原草案修改一下。他说：“我提议在谈'业已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的那个地方加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字样……我认为这无需说明理由…我们的社会革命只有作为国际革命才能得到胜利。它不能只是在俄国获得胜利，而让资产阶级制度仍然存在于周围的各个国家中……我提议：为了避免种种误会，把这一点加上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说：“列宁同志接受这条修正，所以就用不着付表决了。”这类议会技术上的小插曲（“无须说明理由”和“用不着付表决”），就驳斥了不肖后辈篡改历史的手法，这也许比最煞费苦心的研究论文还更加具有说服力！同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斯克沃尔佐夫一斯切潘诺夫以及其它数以千百计的人一样，不久之后，米柳金谴责自己的观点是“托洛茨基主义”，这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性质。历史的洪流比人类的脊梁更加有力。运动的涨潮把一辈辈的政治人物推上来，而退潮又把他们席卷而去。可是，另一方面，思想，即使在它的代表者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死去之后，仍然能够存在下去。一年之后，在通过新党纲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引起了列宁和波德别尔斯基之间的热烈争论。这位莫斯科代表抗议在十月革命之后纲领仍然用未来式谈社会革命。列宁说，“纲领的一条中谈到了行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这一点也受到了波德别尔斯基同志的攻击……这个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的纲领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党的历史真是没有给不肖后辈留下一个阴暗的角落作为藏身之所！
在一九二一年通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纲领中，这个问题又以一种特别通俗而简单的形式提出来。其中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然而在工业上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占多数。它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已进入了发展世界革命的时代。”这个纲领当时经过政治局批准，签字批准的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而且有斯大林，一九二六年秋，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把拒绝承认一国社会主义算作是该死的罪过时，它仍然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以后的两年当中，不肖后辈却不得不把列宁时代的许多纲领性文件收到档案里去，他们把自己的一个七拼八凑的新文件叫做《共产国际纲领》。如果说列宁的“俄国”纲领中讲的是国际革命，那么不肖后辈的国际纲领内讲的就是“俄国”社会主义了。
与革命传统的决裂，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然暴露出来、并且是怎样暴露出来的呢？这个历史日期是不难指出的，因为它与斯大林生平中的一个转折点相一致。迟至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逝世后三个月，斯大林还在谨慎地发挥党的传统观点。他在自己的《列宁主义问题》中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岸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斯大林以下面的话来总括他对这些思想的阐述，“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大体上就是这样。”同年秋天，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影响之下，他忽然发现：俄国是一个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国家，若不是武装干涉的妨碍，它就能够以本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在同一著作的新版本中写道：“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它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而且应当；不过要“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获得胜利”。“世界无产阶级是苏俄边防军”的这个新观念，也是以同样的话而结束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在一年当中，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根本问题的两种直接对立的观点，而两种都是“列宁主义”。
在一九二七年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谈到斯大林的这两种矛盾的见解说：“你可以说斯大林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自己纠正了，但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一个错误呢？假使真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就已提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完全不是真的），假使真的后来列宁只不过是巩固和发展了这个观点而已（这完全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要问：当列宁在世时，在列宁生活的最后时期中，对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怎么会表现出在他一九二四年的引文中的那种见解呢？看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斯大林一直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到一九二四年之后他才不是了，要是斯大林能够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至少找出一段，来证明他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曾说过关于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好了，他找不出！”这个挑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不过我们不应当夸大斯大林有什么实在的深刻转变。正如同在战争问题、我们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或民族问题上一样，在革命的总前途问题上，斯大林也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独立的，他自己所固有的，并非时时表露出来的，或者至少从来没有彻底表露出来的；另一种则是半真半假的，口头上的，从列宁那里剽窃来的。可以说，在属于同一个党的两人之间，没有比斯大林同列宁之间在关于革命的几大根本问题上以及在政治心理上的更深刻的鸿沟了，现在，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本性，被他的政权是依靠着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遮盖起来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七年三月间所持的独立立场，资产阶级革命己经成功之后，他给党提出的任务，是要“制止资产阶级分裂出去”，这就是说，是要阻止无产阶级革命。如果说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成功了，那并不是他的过错。可是斯大林，同所有的官僚一起，拿既成事实作了自己立足的基础，然后想当然地提出既然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应当有社会主义。斯大林把孟什维克派反对在俄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翻转过来，提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挺身出来反对国际革命。因为他从来没有彻底思考过任何原则问题，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就只能是，“基本上”他向来同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想法一样，又因为他从不同党内流行的意见相对立，所以在他看来，情形只能是，“基本上”党也同他的想法一样。
起初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不是有意识的。那不是歪曲捏造的问题，而是理论上失足的问题，然而，一国社会主义的教义越是需要对付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当权派就越需要运用组织手段、所谓“外科手术”的干涉，于是，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用命令形式颁布了。它用势不两立的办法，即逮捕那些异议者的办法来加以证明，同时开辟了系统地篡改党的过去的时代，党的历史变成了刮后重写的羊皮书。刮羊皮的勾当仍在继续着，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
然而，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却不是镇压，也不是伪造历史，同官僚们的地位和利益相一致的新观点的胜利，有暂时性的但非常有力的客观情况为基础。苏维埃共和国在国际和国内政策方面起的作用，已经是革命前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到的。这个孤立的工人国家不仅在无数敌人的包围之中屹立着，而且在经济上已经抬起头来，这一有力的事实构成了年青一代左派的思想框架，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历史地进行思考，也就是说，还没有学会进行比较和预见。
欧洲资产阶级在上次大战中吃够了苦头，不肯轻易发动另一次战争。对革命后果的恐惧，到现在为止还麻痹着种种武装干涉的计划。但是恐惧的因素是不稳定的。革命的威胁还没变成革命本身，一个危机如果迟迟不实现，便失去它的效力。同时，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正在日趋表面化。近来的种种事变己经雄辩地说明，要使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大功告成的这一希望，已经被现在的苏联当权派抛弃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走向了过去政策的反面。
苏联在这些和平年代里所取得的工业成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性。这一事实与革命的国际性毫无矛盾之处：如果各个单独国家没有准备好社会主义的元素和支撑点，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恰恰是实现工业化、五年计划以及集体化的主角，这绝不是偶然的，拉柯夫斯基以及成千的其它布尔什维克，由于为实现一个大胆的工业化蓝图而斗争，现在正在遭受几年的流放和监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首先起来反对过高地估计己经取得的成绩，反对自满自足。反之，那些顾虑重重和目光短浅的“实干家”，以前认为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既得政权后又否认实现大规模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后来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极端立场。已获得的成就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为了“乘胜前进”，他们就胡乱地倍乘出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来，以乘法表代替历史远景。这便是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事实上，目前苏维埃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一个矛盾地过程。经济的成就虽然巩固了工人国家，但决不自动地导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相反地，正是新近的成就，使得孤立的社会主义结构的种种内在矛盾尖锐化了，虽然是在更高水平上发生的。同过去一样，农村占优势的俄国需要一个与城市欧洲的共同工业计划。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不容反驳地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它部分发展之外，反而使俄国同他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了。俄国既不是未开化之邦，但也还不是社会主义乐土。它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最强的国家。“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世界经济的现状使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资本主义离无产阶级革命，比苏联离社会主义要近得多。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命运，是同西方和东方解放运动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个大问题需要单独研究。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来讨论它。
（杨彦君、吴明译自《俄国革命史》伦敦1936年版第1219-1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