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生活水平和经历

1．生活品

如果从探讨那种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的假定的平均工人的工资水平，转向对食品、衣服、住宅等消费品乃至健康和道德状况的注意，那么，有关工业革命期间生活水平的争论也许就会有最高的价值。这场争论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复杂的，这里只想做一件事，就是对无休止的讨论做一个评价。当我们考虑用量化方法来衡量时，1790至1840年之间国民产值的增长大于人口的增长，这似乎没有任何疑问。但是，最困难的问题是讨论国民产值如何进行分配。即使我们将其他的因素（例如，由于不利的贸易条约，国民产值的增长中有多大的比例供出口；其中有多少进入投资，而不是进入个人的消费品等）暂时搁置在一旁，也很难发现人口中的不同部分所分享的份额各占多少。

有关工业革命期间人民的饮食水平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粮食、肉类、土豆、啤酒、糖和茶叶等食品的消费上。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40年，小麦的人均消费量可能有所下降。专门研究土豆的历史学家萨拉曼博士极为详细地叙述了“面包圈之战”，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地主、农场主、教区牧师、工厂主和政府通过“面包圈之战”竭力把小麦从劳工的餐桌上夺走，让土豆变成他们的主食，其中关键的年份是1795年。此后，人们又把战争的需要作为第二条理由来论证让穷人吃廉价的基本食品是大有益处的。战争时期土豆种植面积的增加不能完全归因于小麦短缺。”小麦的短缺确实存在；但是，由于价格的上涨而引起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不平等的承担份额则更是一个潜在因素……英国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北方，到1790年，已从食用粗粮转变为食用小麦，他们自豪地以白面包当作自己社会地位的象征。南方农村的劳动者即使濒临饥饿的边缘，也拒绝放弃以面包和奶酪为主食的饮食习惯。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饮食上的阶级战争不断发生，在南方，土豆渗入了面包，在北方，燕麦和土豆渗入了面包。哈勒维发现卫斯理宗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而萨拉曼博士却发现土豆的作用更为有效。他写道：

营养学专家现在告诫我们，土豆有充分的营养。当生活水平的提高足以使土豆成为辅助食品，使饮食实现多样化时，土豆无疑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用土豆代替面包和燕麦粥却使人们感到是个退步。爱尔兰移民以土豆为主食（埃比尼泽·埃利奥特把他们叫做“爱尔兰吃根的游牧民”）就是有力的证明。许多英国人都同意科贝特的说法，即穷人是一场要把他们降低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上的阴谋的受害者。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面包（和燕麦食品）的价格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第一项指数。1815年通过谷物法时，议会不得不调动军队防备群众。在彼德卢广场，最鲜明的旗帜就是“不要谷物法”；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反谷物法请愿斗争（尤其是在兰开郡），情况仍旧是这样。

像小麦一样，在饮食的价值观念中，肉类也含有社会地位的情结。古老英国的烤牛排可让手工工匠引以为骄傲，也是劳工所期望的。在1790至1840年间，肉类的人均消费量可能也下降了；但在下降的数量上有争论。争论主要集中在伦敦屠宰场宰杀的肉畜的数量和质量上。但是，即使这些数字确定了，我们也无法肯定是哪一部分人吃肉，他们占多大的比例。肉类当然是衡量物质水平的一个敏感的指标，因为实际工资一俟升高，购买的第一批商品中就会有肉类。季节工对52个星期日的主餐并不省俭细算，相反只要他有充分的工作就很会花钱，并在一年的其他时间里寻找机会。有人对亨利·梅休说：

一般说来，伦敦工人的期待值比外省工人高一些。在1812年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一位观察者得到这样的印象：伦敦穷人的日子比北部和西部穷人的日子过得好一些：

当然，那里也会出售各式各样的低档“荤食”，例如熏鲱鱼和熏青鱼、牛蹄、羊脚、猪耳朵、烤肝、牛肚和黑香肠等。兰开郡的农村织工看不起城镇的食物，他们喜欢吃“用刀刚刚割下来的东西。”这句话既反映了他们自己仍在养猪，也反映了他们怀疑城镇的肉染病了。如果不得不在城镇里吃东西，那么“每一口都伴随着痛苦的思考，他在想这四只脚的畜牲活着时是什么东西，它为什么要活生生地死去”。^[4]城镇居民吃的是不洁的掺假的食品，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随着城市工人比例的增长，这种事变得更糟。^[5]

啤酒的人均消费量在1800到1830年之间下降了，茶叶和糖的人均消费量都上升了，这一点没有疑问；而在1820至1840年之间，白酒和威士忌的消费量有显著的增加。再一次证明这既是个饮食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在农业工人，卸煤工人和矿工看来，啤酒是任何重体力劳动者不可缺少的饮料（用来“收收汗的”），在北方一部分地区，啤酒和“饮料”指的是同一回事。家酿酒是家庭经济中的必需品，因此“如果一位青年妇女能烤燕麦饼和酿制好酒，她就会成为一名好妻子”；一些“卫斯理宗小组领导人说，不喝‘一大罐’饮料，他们就无法领导小组”。^[6]啤酒税是造成啤酒消费量降低的主要原因。这种税目最不得人心，当时甚至有人认为这项税收会引起一场革命。1812年，汉普郡的一名牧师兼职地方官说，只要取消啤酒税，

对度数高的啤酒征收的附加税引起了普遍逃税的现象，到处都有“地下酒店”。有一次，塞缪尔·班福德被酒店里的人怀疑是税收官员，几乎把它杀死，幸好有一个酒客认出他是“正在逃亡”的善良的激进派分子。

收税的结果无疑大大地减少了家庭酿酒和家庭饮酒的量，同时也使日常餐桌上的饮料越来越少，酒成了家庭之外活动时的主要饮料。（1830年取消了对度数高的啤酒的征税并通过啤酒法案，5年之内，有35000家啤酒店就像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一样，遍布各地。）饮茶量的增加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代替啤酒或者牛奶，当时有许多人——以科贝特为核心——认为这个现象再一次证明生活水平下降了。茶被看做一种蹩脚的代用品，（与白酒消费量的增加一起）反映了因劳动时间过长和饮食不足而需要刺激物。到1830年，茶叶也被当作生活必需品，穷得买不起茶叶的家庭往往向邻居购买煮过一次的茶叶，甚至把沸水倒入烧焦的干面包来冒充红茶颜色。^[8]

总之，这些记载从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工业革命的50年里，工人阶级从国民产值中分享的份额相对于有产阶级和职业者阶级所享有的份额来说，肯定是下降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种种证据都说明，在国民财富增加了的同时，“平均的”工人却仍然在接近于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生活。财富的大部分明显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又以同样明显的方式落到了雇主的手中。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在人们的感觉中十分酷似生活水平的下降。他们在“经济进步的益处”中所能分享到的东西是更多的土豆，为家庭弄到了一些棉织衣物、肥皂、蜡烛、一些茶叶和糖，还有《经济史评论》上的大量文章。

2．住家

有关城市环境的证据也不太容易讲清楚。18世纪末有一些农场工人全家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房子内，潮湿，地面低于地平面。50年以后，这种情况少了一点。尽管在成长中的工业城镇，人们对事先未经过设计而且往往偷工减料牟取暴利的建筑物议论颇多；但是这些房屋比起许多从农村迁移来的人们原来习惯居住的房屋还是好了一些。但是，随着工业城镇逐渐陈旧，供水、卫生和过分拥挤的问题以及把住宅当做生产场所用的问题都成倍地增加，以致我们最终看到19世纪40年代对住宅和卫生进行的调查揭示了那些令人惊讶的状况。不错，农业村庄和织工村庄的状况可能同普雷斯顿和利兹的状况同样糟糕。但是，大城镇里的问题范围更大，成堆的环境问题加速了疾病的传播。

此外，大城镇的状况——至少令人感到更加讨厌和不方便。村庄从井里打水，井又靠近坟地，可能是不清洁的，但村民们至少可以不必到晚上去取水并到几条街合用的惟一的水压汲水龙头前排队等候；村庄里还不必付水费。工业城镇的居民往往无法避开工业废料臭味和阴沟，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垃圾和阴沟旁边玩耍。北部和中部工业地区的证据说明这种环境毕竟至今仍然存在。

城市环境的恶化是工业革命最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之一，无论是从美学的角度，从社区环境的角度，还是从卫生条件和人口密度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这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感到惊愕，也使我们今天的人感到震惊。此外，在一些“高工资”地区，这样的状况更为严重，而“乐观派”用来证明生活水平有所改善的证据，就是从这些地区汲取的。常理告诉我们应当把这两类证据结合起来考虑。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提出了各式各样令人宽慰的结论。一些主张改良的工厂主对雇工的住宅条件加以关心，这些事例也许会让我们更多地思考人类的本性。但是，这样做仅仅触及了问题的皮毛，就像值得称赞的慈善医院对死亡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一样。从1840年以后或者从1842年以后，1842年关于城镇健康状况的调查引起舆论哗然，1831年和1848年的霍乱又引起舆论的警觉，大多数认真的模范社区的试验（除新拉纳克之外）就是自此以后才开始的。1840年以前的那些试验，如阿什沃恩在图尔顿的试验，则是在自给自足的纺织村庄中进行的。

有人说，正在恶化的环境之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不是谁的过错，尤其不是“资本家”的过错，在这里找不到谁是“坏蛋”。一些质量较差的房屋是由小包工或小投机商人，甚至是由独立经营的建筑工人建造的。设菲尔德的一位调查者谴责了地主、（放高利贷的）小资本家和“只拥有几百英镑”的进行小型投机活动的建筑工人，其中有些人“实际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9]对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的木材、砖、瓦、石板等一直课以关税，艾什顿教授可以为所有这些指责开脱罪责，他说：“应该强调指出：机器、工业革命，甚至投机的砌砖工人和木匠都没有错。”^[10]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就像一句大家知道的谚语所说的：每只跳蚤身上“都有一批小跳蚤在吸它的血”。19世纪20年代当兰开郡许多织工拒付房租时，据说有些农舍的东家也被迫去靠救济生活。在大城镇的贫民窟里，有些酒店老板和小店主往往是人口拥挤的“牲口棚”，即用碾碎的灰浆搭起来的最坏的房屋的主人。但是，这丝毫不能缓和实际的困境，而对于责任由谁分担的争论也不能为某些人掠夺穷人开脱罪责。

另一种比较有价值的说法是，它强调改善的程度：在一些较古老的城镇里，街道、路灯、下水道和清理贫民区可能从18世纪就开始的。但是，拿常提到的伦敦为例，到底市中心的改善是否扩大到了东区和码头地区，到底在战争期间，这样的改善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下去了，却谁都弄不明白。公共卫生改革家索斯伍德·史密斯医生对1839年伦敦的状况所做的报告说：

东区的状况如此有毒有害，以至医生和教区官员们在他们任职期内都冒着生命的危险。此外正像哈蒙德夫妇所指出的，正是在工业革命中繁荣起来的市镇里，环境状况最为糟糕，“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兰开郡经历的痛苦就是当年伦敦（在商业革命中）所经历过的那种痛苦。”^[12]设菲尔德这古老的比较繁荣的城镇，技术工匠占较大人口比例。19世纪上半叶，尽管在那里也建造偷工减料的房屋，但是可以肯定，其住宅状况有所改善。在1840年，每所房屋里平均居住5人；大多数工匠租一幢小住宅，包括一个休息室和两间卧室。而在纺织地区，在像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博尔顿和布雷德福等爱尔兰移民最多的城镇，住房条件极端恶化的证据也最充分，比如，拥挤密度太高，有些人住在地窖里，肮脏得难以言状等等。^[13]

最后，有人唠唠叨叨地反复表示，贫民窟、发臭的河流、自然的破坏以及建筑方面的丑闻都情有可原，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混乱，在人口急剧增加的压力下，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先例可循。“造成苦难的原因往往是无知而不是贪婪。”^[14]实际上，这两种原因同时存在着，事实还证明，这两个原因中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可原谅。这种观点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多数的大城镇里，医生和卫生条件改良家，边沁派和宪章派，都曾反复地为改善环境进行斗争，反对有产者的无动于衷，反对关于所谓“廉洁政府”的纳税人的蛊惑宣传。到这时，工人实际上已被隔离在臭气冲天的圈地上，而中等阶级则尽量远离工业城市，远到马拉交通感到方便的程度，从而反映了他们对工业城镇的真正看法。就是在建筑状况比较好的设菲尔德，

1841年，设菲尔德的66名律师中，有41名居住在乡间，其余的25名律师，有10名是刚进城的新手。在曼彻斯特，穷人住在大院和地下室，

“富人看不见穷人，或者说，只有当流浪者、乞食者和犯罪少年逼上门来，他们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才认识他们。”“有一句谚语说：‘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知道另一半人如何生活。’我们可以把这句谚语改成：‘世界上有一半人不管另一半人如何生活。‘阿德威克人对安柯特斯人的了解并不比对中国人的了解更多一些……”^[15]

当然，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速度和人口在工业区的集中，会给任何社会带来大问题，尤其给那个以追求利润、敌视计划为其理论基础的社会更是如此。我们应当把这些看做是工业化固有的问题，但由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它就变得更加严重。不管对这些问题下什么定义，这些定义都不外乎对同一事实做不同的描述或解释。任何对1800至1840年工业胜地的考察都不会置满目疮痍和破坏自然景观的事实于不顾，到改建巴思的下一个世纪，人们就既不缺乏美感，也不忽视政府的责任了。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在这两点上都退步了，至少留下了一个严峻的教训，即不打算把这些对生活的理想扩大到工人当中去。不管大城镇中穷人的状况在1750年以前是多么地令人心惊，但在先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城镇一般都有某种市政的价值观念和建筑的美，达到了职业、市场和工厂之间的某种平衡，带有多样化的意识。“焦炭区城镇”就是第一批人口超过一万人的市镇，也是专心注重工作和“实情”的市镇。

3．生活

健康和寿命的问题更难讲得明白。直到最近都广为承认，1780至1820年英国人口“爆炸”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医学知识的进步，营养（土豆）、卫生（肥皂和棉布衬衣）、供水或住房状况的改善的结果。但是，这个论点现在完全引起了怀疑。人口“爆炸”可以看做是全欧洲的现象，同时并举地发生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爱尔兰，虽然这些原因在各地发挥作用的程度并不相同。其次，人口学家现在对公认的证据提出抗议，提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论点，强调造成人口“爆炸”的因素主要不是死亡率的下降，而是出生率的上升。^[16]

即使我们接受克劳斯博士的观点，也就是说1781年以后出生率上升了，而1831年以后下降了，而且“死亡率没有重大的变化”，这也并不等于提供了证据来说明工人阶级的健康改善了，寿命提高了。有趣的是，1821年，生育率（每1000名育龄妇女中4岁以下儿童的数目）最高的地区首先是工业革命的腹地（兰开郡、约克郡西区、柴郡、斯塔福德郡），其次是受打击最严重的南方的一些“济贫法郡”。这一事实似乎证实了马尔萨斯的论点：斯品汉姆兰救济制度和工厂就业的机会增多（包括童工）提高了出生率。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却遭到了科贝特的反对。我们不必假定父母在有意地决定多生子女以便增加赚钱的人数或有理由领取济贫金。解释生育率的上升，可以有种种理由，比如社区生活和家庭生活传统方式的崩溃（斯品汉姆兰制度和工厂都可能削弱对早婚和“草率”结婚的禁忌），“寄宿”农场工人和学徒的减少，战争的影响，向新兴市镇的集中，生育力最强者的遗传选择等等。此外，出生率的上升决不能用来当做生活水平提高的证据。^[17]最穷的工人和最“草率”结婚的工人占家庭数量中的大多数，这正是19世纪的观察家大讲特讲的主题。在爱尔兰，大饥荒的残酷经历改变了爱尔兰农民生活中的整个婚姻模式。^[18]

这些讨论太复杂了，最好还是暂时给人口学家去议论。但是，我们已经到了需要用新的观点去看待证据的时候，这些证据习惯上是以假定死亡率下降来解释的。医学的进步似乎在1800年以前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寿命产生太大影响。18世纪中叶，伦敦和其他一些较古老的“工匠”市镇中，死亡率下降，原因是喝酒减少以及早期努力改善卫生条件和开导工作的功效，这却是可能的。“人口爆炸”可能开始于18世纪中叶，主要原因是流行疾病的减少，那是由“人类无法控制的毒性和抗毒性方面发生变化”而造成的。^[19]最初的人口增长是受长期农业丰收和最初的（不是以后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这两者的激励所致。随着工业革命的速度不断加快，随着迅速兴起的大城镇里人口拥挤道德败坏的现象成为典型的现象，而且又加入了大量无家可归的移民，城市人口的健康状况也发生了严重恶化。在19世纪的头三四十年中，新兴工业城镇和农业地区的新生儿死亡率非常高——但有时却比农村更上升一倍之多。利兹的特纳·撒克拉医生说：“大城市的居民当中完全健康的人不到10%^[20]，当时还有大量的文字证据说明工人阶级的疾病发生率、营养不良、新生儿死亡率和职业病的状况，它们有时自相矛盾，特别是关于工厂童工的后果问题。因为鼓吹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潮时，医生们往往是从另一面的陈述加以论证的，不过，“乐观派”历史学家把医生那些有利于改革派要求的证据斥为“有偏见”，同时又把支持雇主一方的医学证据当作“客观”和权威而加以接受。这种倾向现在应当结束了。^[21]

《中央注册处处长的第一份报告》（1839）证明，死亡总人数中的20%是由于肺结核造成的。这种疾病在乡村和城市中都十分流行。在1818至1827年之间，利兹一家呢绒纺织厂中死亡的成年工人和青工为92人，其中至少有52人死于肺结核，或称做“痨病”。其次的两类致死原因为“体力耗尽”或“太老”（9人）和气喘病（7人）。看一看设菲尔德总医院的外科医师霍兰医生提供的更详细的数字就很有趣，它包括从1837至1842年的5年间在设菲尔德户籍区内死亡的原因。在这5年内死亡的11944人（包括婴儿）中，造成死亡人数在百人以上的原因如下表所示：

毋庸赘言，这份证据从诊断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充分的（它没有列出肠胃炎和白喉等疾病）。霍兰医生认为，这份报告“可依赖的程度不高”，所谓“痨病”和许多“气喘病”例实际上就是肺结核。在注册中只有一人死于“缺乏食物”，对此霍兰评论说：

不过，设菲尔德的数字指出，这5年内，生育死亡人数为64人（这里可以说不会有诊断上的错误），这说明在过去的100年里的显著的进步。生育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是产褥热减少，卫生的改善，助产术的进步等等真正的功效。但如果说各个阶级中产妇的死亡率都有下降，那么，工人阶级母亲的存活只是使其生育出更多的子女，而子女的生存机会在工业中心却正在降低，如果婴儿死亡率比较高，那么我们还必须记住，儿童生命的关键时期不是1岁以下，而是5岁以下。由此，在这个时期，设菲尔德总共死亡的11944人中，各种年龄的死亡人数为：

1岁以下　　2983人

1岁　　　　1511人

2—4岁　　1544人

就是说，5岁以下的死亡人数为6038人，其余的5906人死于5岁以上各年龄组。因此，儿童死亡率（1岁以下）约为2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506%。曼彻斯特的情况也大致上相似。（凯伊医生指出，）“穷人家庭一半以上的后代……死于5岁以下”，注册处长的报告（1839）也证明该地5岁以下的年龄组死亡率为517%。不过，这些数字低估了——也许大大地低估了——实际的儿童死亡率，因为工业中心的成年移民不断地猛增。185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了出生地点）证明“在几乎所有的大城镇里，从外地迁入而定居的移民在数量上超过了本城镇出生的人”，移民的死亡不断地掩盖着儿童死亡率的真相。到1840年以前，大城镇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大于农村。如果传统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旧的中心城市和市场村镇，大部分人的健康都能从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对清洁卫生习惯的开导）中有所受益，但创造这些成果的人并未从中得到好处。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在“高工资”的工业中心，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出世，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儿童在不太会说话时就夭折了。而在“低工资”的农村，由于有济贫法的补助，儿童们生存下来了，并到城镇中定居去补充成年劳动力负担沉重的工作。^[22]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工厂成年工人的健康水平低于一般人。有些证据说明成年棉纺工人的健康状况在1810至1830年间改善了，而后来随着对劳动时间的限制，机器罩了外壳，场地空间通风和粉刷等都改善了，他们的健康程度更快地提高了。不过，他们的子女仍同其他劳动力一样受苦。1833年，曼彻斯特的雇主受权进行一项调查，从而发现被调查的已婚纺纱工人共生育3166名子女（平均每个婚姻生4.5个孩子），“其中有1922个子女活下来了，占总数的60.5%。死去的子女为1244名，占39.5%。”^[23]人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这39.5%有可能会上升到50%，因为有些儿童在调查时是婴儿，而等他们达到5岁或还没有达到5岁时，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人们通常认为在工业革命中获利最多的工人的子女也有这样高的死亡率，这可以部分归因于总的环境健康状况太差。也可能因女孩从小就在工厂里做工，造成盆骨的变形和狭小，容易造成流产；母亲临产前一个星期仍然在工厂里劳动，致使新生儿虚弱；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儿童得不到适当的照顾。^[24]母亲因怕失去工作，在产后三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后就回工厂去劳动。19世纪40年代，在兰开郡和约克郡西区的一些城镇里，婴儿被带到工厂里去，以便在吃饭时喂奶。年轻的母亲从八九岁起就开始在工厂工作，从未受过家务的训练，惊人地缺乏医疗知识，父母（有时在教会的鼓励下）成为宿命论迷信的受害者，他们常用麻醉剂，甚至鸦片酊，让哭闹的婴儿安静下来。他们把婴儿和正在学走路的孩子交给亲戚去看管，或交给育儿院的老婆婆看管，或交给因年龄太小无法在工厂找到工作的其他儿童去看管。有的父母给婴儿一个肮脏的布奶头让他们去吸吮，“里面绑上一片用奶和水浸涨的面包”，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两三岁刚学走路的孩子“嘴里含着这些布奶头在工厂周围跑来跑去。”^[25]

但无论是在工厂里面还是在工厂外面，多种工业职业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如果棉纺工人40岁以后很难找到工作（那些找到了工作的人也经过了淘汰弱者的长期选择过程），那么，年老的矿工和刀具工遭遇也一样。撒克拉医生发现，在再生毛织工人和拾破布的人当中，职业病的发病率较高，霍兰医生则写了一篇论文，详细地论述了在设菲尔德磨工当中的疾病和工伤事故。我们已经知道家庭梳毛工恶劣的工作条件，而织工也面临着肢体畸形之虞。蒙迪普斯山的制玻璃工人、烤面包师傅，以及伦敦的许多血汗业工人都面临着这种后果。裁缝由于每天要长时间地”交叉着两腿坐在条板上”，他们的特征是肩膀和胸部都成畸形。

特纳·撒克拉医生看不出最差的家庭劳动与棉纺织厂的劳动有什么差别，他看到的留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厂的儿童……

他把这些人同约克郡西区规模较小的工厂和整布车间中的工人们作对比，“那是些粗壮的漂布工、强壮的粗纺工和面色红润，脏而快乐的接幅工”，而在棉纺织工人中，

他对棉纺织厂雇主们所收集的有关健康状况的证据表示怀疑，因为大多数男工在刚成年时就被解雇了，而且没有力气的棉纺工人在别的行业中将会死去。无论是在新的工厂还是在许多旧式的家庭工业中，老工人“无论在体力还是在外表上，都比老农民差得多”。^[27]

但我们还是看看乘数和积数吧。毫无疑问，有大量的儿童在工厂致残，同时，还应该估计一下在手织工和外作工的孩子中，有多少儿童患了佝偻病。（这两种情况不应混为一谈，工厂致残就是工厂致残，而佝偻病按照利兹医院外科医生史密斯的解释，“一般都始于婴儿期，在儿童达到进工厂的年龄以前，肢体变形已经形成。”）^[28]到1830年，人们普遍认为，“平均的”城市产业工人都属于发育不良，他们由于体力衰弱不适合于从事一向留给爱尔兰穷人干的重体力劳动。棉纺工一旦失去工作就陷入绝境，最佳的情况就是指望被雇去“当听差，招徕顾客，出售发夹和针，沿街卖唱，兜售扁带和花边，橘子，姜饼。”^[29]

只要在人口的基本统计数据上还存在着争论，任何结论都须进行探讨。我们不可低估18世纪初的伦敦在酒精“流行病”时期达到的令人震惊的死亡率。不过，在18世纪下半叶，工匠和一些农业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似乎比19世纪上半叶的工厂工人和外作工人好一些，如果在这个时期里，伦敦和伯明翰的死亡率正在下降，这也许因为它们依然是“工匠”城市，养育子女的水准较高，工作环境还不那么有害于健康。在北方工业地区，在陶瓷业地区和大多数煤田，婴儿死亡率上升，寿命缩短，生活更加悲惨。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饮酒和使用鸦片剂的人增加了，这又加剧了职业病的风险。悲惨景况也许促使生育率的上升，霍兰医生发现设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顾后果的人”是在收入最低和组织性最差的工人中。“从大量的调查中，我们敢说，工匠的生活状况越坏，结婚就越早。”^[30]

即使我们承认全国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在19世纪的前40年里略有下降，我们仍然要对这样的统计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是我们对工资和消费品的统计数提出的问题。我们决不能设想垂死的或生病的儿童会分布得比肉类和衣服更为平均。我们知道，事实绝非如此。奥斯特勒说，有钱的人很少同时穿两件大衣，但是，他的家庭看医生的机会、服药、育儿、饮食、居住面积以及环境的安排等等则胜过穷人10倍以上。根据各个中心地区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在1842年死亡的平均年龄做出的估计如下：

在利兹，这三类社会群体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4岁、27岁、19岁，整个平均年龄为21岁。在哈里法克斯，一个分布很广的教区与比较集中的中心相比死亡率较低，当地的一名医生曾经计算过死亡时的平均年龄：“绅士、厂主及其家庭”55岁，店主24岁，工人22岁。^[31]

人口学家认为这些只是“文字性”的证据而不是统计证据，这是对的。但是，它也表明数百万中等阶级和工人贵族当中婴儿死亡率实实在在地降低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这在全国的平均数中掩盖了工人阶级一般状况的恶化。设菲尔德的霍兰医生早在我们之前就提出了这个看法，他说：

他接着又说，从“粗糙的报告中”，“我们受骗了。”

4．儿童

我们在前面已经接触了童工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个问题居然会引起争论，这是奇怪的。在1780到1840年之间，对童工的剥削程度明显地增强了，熟悉史料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个事实。矿井里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效率低的小型矿井里，通道有时十分狭窄，只有儿童才最容易穿过；在几个较大煤田，随着采煤工作面越来越远离竖井，需要儿童当“运煤工”，或者看管通风口。在纺织厂，童工和少年工的人数逐年增加。在一些外作工业和“不体面”行业中，劳动时间更长，工作更紧张。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争论的呢？

自从哈蒙德时代以来，“乐观派”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说法，简直令人怀疑他们是不是在玩弄什么诡计，以便把童工问题一笔勾销。他们说，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旧”工业的状况同新工业一样糟糕。他们说大多数证词是有偏见和夸大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发出有关童工问题的呼吁之前，事情已经在改善之中。他们说工人自己就是虐待儿童的最坏的犯人。呼声来自各种“利益”方面，即仇视工厂主的地主、要求为自己限制工作时间的成年工会会员，或对这个问题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中等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自相矛盾地）说，这整个问题揭示的根本不是艰苦与麻木不仁，而是雇主阶级不断发展的人性。历史上很少有几个问题是被专门的辩解及空论随心所欲地混合而被搅得如此不清的。

童工现象不是新问题。在1780年以前，儿童本来就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的组成部分，直到学校的建立将他们解救出来为止。扫烟囱的孩子或船上的小勤杂工也许是所有职业中较糟的，但不包括早期工厂中最坏的情况。教区“学徒”出身的孤儿被送给某个彼德·格兰姆斯或一个醉醺醺的煤船水手，关在小小的“白日洞”里，那种孤独可能最使他觉得残酷可怕。^[33]但是，如果从这些极端的例子中就概括出工业革命前的流行态度，那就错了。不管怎么说，彼得·格兰姆斯的故事中的一点是他被渔村的妇女们赶走，他的罪过把他送向他自己的坟墓。

那时最流行的童工形式是在家庭或家庭经济的范围内。刚刚会走路的儿童就要开始工作，要去取东西，运东西。克朗普顿的一个儿子回忆他“一会走路”，就开始工作：

他的另一个儿子回忆说，“我7岁的时候就开始站在凳子上把棉花铺在梳棉机上，作纺纱准备。我哥哥摇着轮子，把机器转动起来。”^[34]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把纱绕在筒管上。到10岁或11岁时，开始纺纱，如果腿长得足够长，够得着踏板的时候，就开始织布了。在纺织业里，童工劳动的历史由来已久，甚至引起那些无法为儿童找到工作来增加家庭收入的其他行业中的工人们的妒嫉；而在毛呢工业中，早期的手工织布“厂”之所以遭到抵制，就是因为它导致了儿童的失业。1806年，有一位证人宣称，如果工厂制将来流行起来，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状况是艰辛，甚至是残忍的。家家户户的女孩都忙于烤面包、酿酒、洒扫洗涤等家务杂活。在农业中，孩子们——往往衣不蔽体——无论什么天气都要到田里和农场去劳动。但是，同工厂制相比较，这种情况却有明显特征。工作有种种变化（对于儿童来说，单调最为残酷）；在正常环境下，劳动是间歇性的，每一个工作之后就是间歇。甚至像按规格作业的绕筒管工作，除特殊情况以外（例如一两个童工为两个织工做助手），也不需要一整天干活。小孩子不必每周6天每天8小时地站在桶里踩棉花。总之，我们可以设想，他们随着能力和年龄的增长，逐步地交待工作，间或去传话，采黑莓，拾柴炭或去玩耍。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父母的照管下在家中从事家庭经济劳动的。不错，父母对待儿童的态度在18世纪确实非常严厉，但根本没有做一件通常意义上的残暴或缺乏父母慈爱的事情。

有两种情况证明这个解释是确凿的。18世纪，仍有各种游戏、跳舞和体育运动。如果儿童的时间全被限定在工厂里劳动，就不可能持续下来了；另外，手工工匠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早期的工厂，就是这个原因；早期的工厂只能雇佣穷人学徒。在1780至1830年之间，童工数量的急剧增加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工厂制造成的首要的事实是专业化本身、经济角色的不断分化以及家庭经济的破坏。其次是18世纪人道主义的破产以及战争期间反对革命的氛围，它们滋氏了雇佣阶级严厉的教条主义。

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第二个原因。先说关于第一个原因，18世纪人所共知的几乎一切恶习在19世纪初的几十年依然存在并且更加泛滥。正如狄更斯所了解的，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在伦敦找到的彼得·格兰姆斯也可以在乔治时代的奥尔德堡找到。1842年儿童就业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表明，在斯塔福德郡、兰开郡和约克郡，新监护委员会仍在强迫穷人家把6岁、7岁和8岁的孩子送到矿工那里去当学徒，给一个几尼“买衣服”。孩子“完全落到了监工的手中”而收入却不到一个便士。哈里法克斯有一个孩子受老板的责打，老板还向他投掷煤块，他逃走了，睡在废弃的矿井里，“吃了好多时候的蜡烛，那是我从坑道里发现的蜡烛，那是矿工们前一天晚上扔在那里的。”^[36]这份简要报告坦然把孩子们的恐怖和注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一个8岁的女孩被雇来开关通气门，每“天”工作13小时。她说：“我扳动着开关，没有一丝光亮，我很害怕……有时，一有亮光，我就唱歌，但在黑暗中我就不唱了，因为我不敢唱歌。”17岁的佩兴斯·克肖在谈论各种工作的优劣时说：

这种情况不过是18世纪最坏的条件的加剧而已。但是，专业化和经济的分化使工厂以外的儿童承担专项的工作，拿计件工资，而这又要求他们每天付出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时间的单调的劳动。我们已经提到了克勒克希顿这个以加工梳毛机为主要职业的村庄，“在那里，年龄仅有4岁的刚会走路的小家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不停做着单调的工作，用他们纤细的手指把铁丝安装在梳毛机上，直至他们的小脑袋昏昏沉沉，眼睛红肿发胀，虚弱一些的孩子弯了腰驼了背。”这种事本来可以在家里做，证据表明，这种类型的血汗童工要是有什么情况，那就是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在大多数的外作工业、农村工业（麦草编结、花边等）和不体面行业里增加了。^[38]工厂制的罪恶就在于它在没有家庭作为补偿的情况下继承了家庭工业制度中最坏的特征，“它使童工劳动系统化——无论他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自由人家的孩子，对其进行同样残酷而长久的剥削……^[39]在家里，儿童的处境因父母或老板的脾气而变换；在某种程度上给他们的工作是根据能力加以斟酌的。而在工厂里，机器支配着劳动的环境、纪律、速度、节奏以及劳动时间，而不管他们是否虚弱或健壮。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叙述从早期工厂中的穷苦学徒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厂法宣传运动之间这样一个漫长而悲惨的童工史。但是，既然使人们感到宽慰的各种论调现在不胫而走，认为当代人和历史学家叙述的历史“夸大”了事实，那么，我们就应当对其中某些说法加以讨论。这里的大多数观点是哈特教授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具有相当大的煽动性，又充满了轻松之感。一勺柠檬汁有时对身体有好处，但我们不能永远靠柠檬汁活下去。这种不足道的没有史料价值而且常常直接把人引入歧途的东西，至今还以脚注形式出现，而且已经重新刊印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一书中。^[40]这篇文章提出的每个论点，在鼓吹十小时工作制的争论中，几乎都被提出来争论过；尤其是约翰·菲尔登写的那篇严谨和史料翔实的《工厂制的灾祸》，这篇著作的重新发表对研究人员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重述所有这些论点是冗长乏味的。不错，18世纪末一些暴虐横加在穷苦学徒身上，而19世纪，教区学徒制日益让位于“自由”劳动。不错——而且令人闻之振奋——有些雇主，像塞缪尔·奥尔德诺和格雷格家族等，公正地为学徒提供了体面的环境。不错，有些改革家查出了一些最恶劣的事例，并在事后的许多年引证了这些事例。但是这决不表明同样的劣迹在19世纪30年代都绝迹了（改革家们要取得当代雇主劣迹确凿的证据常常碰到很大的困难，惟一的原因是工人怕失去工作）。不错，1802和1819年，皮尔的两个法案表明了人道主义的复兴，也表明一部分大工厂主试图把一些规定强加在较小或最不道德的对手头上。不错，到1830年，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以及附近地区的状况有了全面的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并没有扩展到较远的地区、农村地区和棉纺织业以外的工业中去。由于19世纪初的30年中农村纺织厂有了很大的发展，毛纺业也实行了全国的工厂制，且发展到丝织业和亚麻纺织业之中，因此，曼彻斯特所取得的进步就被布雷德福、哈里法克斯、麦克尔斯菲尔德以及兰开郡高地发生的种种劣行抵销了。

不错——而且有一个情况常常被提及——为1832年萨德勒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有党派的偏见，而哈蒙德夫妇、哈钦斯和哈里森等历史学家（不包括菲尔登和恩格斯）在引用这些证据时又丝毫不加批判。在奥斯特勒的帮助下，要求缩短工作时间的工人委员会组织了收集证据的工作——尤其是在约克郡西区收集证据——并向委员会呈交这些证据，委员会的主席迈克尔·萨德勒是十小时工作法案在议会的主要倡导者：而这种证据是在从雇主一方取证之前就公布了。但是，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说萨德勒委员会收到的证据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读过大量这些证据的人都会发现它们具有权威性，不能不相信，虽然仍有必要把不同的证人谨慎地区别开来；还要注意区别小工业中心（例如基利和杜斯伯里）的小工厂里一些最恶劣的状况，它们与大棉纺织城市的大工厂里的情况相比有所不同。哈特教授的断言是没有根据的，他说在工厂主的坚持下在下一年任命的皇家工厂委员会“对于向（萨德勒）委员会提出的几乎所有控告都做出了有效的回答”，说关于一贯虐待儿童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所谓“蓄意虐待儿童之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工人们自己强加于儿童的，是违背老板的意愿和老板不知情的”。提交给皇家委员会的许多证据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此外，当证据互相矛盾时，人们会对要求我们不假思索地偏爱工厂老板（及其工头）提供的证据，而反对雇工提出的证据而感到无所适从。^[41]

哈特教授和斯梅尔泽教授等人抬高皇家工厂委员会（1833）的证据来反对萨德勒委员会的证据，就是犯了哈蒙德夫妇曾经为之受到批评的同样错误。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奥斯特勒和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都认为皇家委员会的任命是在有意地拖延时间，而委员会的成员无异于雇主们的工具。作为政策，十小时工作日委员会拒绝向皇家委员会提交证据。在工业地区，助理特派员的行动受到了密切的注意。人们指责他们与工厂主一道吃吃喝喝，只用了少得可笑的时间去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来到之前，工厂已经被粉刷一新，打扫干净，年龄不足的儿童被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对此，工人们抱以敌视的态度。^[42]皇家委员会的报告受到工人一方的批评，就像萨德勒委员会的报告受到雇主的批评一样。向萨德勒提供证据的一个证人说：“我的一个邻居来问我”，

即使我们把有关虐待狂工头的故事暂且放在一边不说，一群儿童也必须每天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在每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孩子们哭着，或站在地上就睡着了，手掌被纱的“接头”磨出了血，就是他们的父母也会打他们一巴掌，让他们醒来，况且还有手持皮鞭的工头在来回地巡视着。在依靠水力的乡间纺纱厂里，夜班或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是常见的事情，尤其在“涨水的季节”。如果哈特教授不认为这些是“一贯的虐待”，那么费尔登和伍德等仁慈的工厂主却无疑认为这是虐待。

成年工人的态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们当中就有许多是童工的父母或亲戚。斯梅尔泽教授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家庭手工业制度的家庭经济在工厂制里被保留下来了。儿童赚的钱是家庭工资中不可缺少的一份。^[43]在许多场合下，尽管可能不是大多数，成人纺工或工人实际上是为他们劳动的那些儿童的亲人。由于他们是在共同工序中劳动，所以必然在限制童工的工作时间时也限制成年人的工时；如果只限制儿童的工时，就不能防止推诿误工或者不能防止儿童做双班工作（从而也延长了成年工人从的工作日）。只有把工厂里的机器停下来，才能保证实行限制劳动时间。但是，如果成年工人缩短时间中获得好处，那也不意味着他们对人道的考虑漠不关心，而且也不能证明有些人的侮辱性的暗示就有道理，即在19世纪30年代为工厂儿童而做的那些仁慈义举与疾呼抗议完全是伪善之举。

千真万确，父母不仅需要其儿女赚的钱，而且希望他们去工作。有少数工人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粗暴，但证据表明工业地区希望建立起大家都遵守的某些人道主义标准。杜斯伯里的一个纺纱工人因脾气坏，喜欢用粗纱机辊打孩子而远近闻名，所以“在全城都找不到一个孩子来为他工作，他只好搬到别处去……”。父母有时找虐待他们子女的工人去报仇的事屡见不鲜。一位证人对萨德勒委员会叙述他小的时候遭到粗纺工人的痛打：“一个管梳棉机的青年人跑出去，把我的母亲找来。”

一些不负责的说法提到普遍的漠然态度，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两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供的证据都说明，是机器的规则，加上在工头或（小工厂的）老板的逼迫下滥施的纪律，才是虐待儿童行为的根源。硬说虐待儿童的做法在各个行业里都是普遍现象，“是违背老板的意愿和老板不知情的”，这种说法不值一驳。许多父母当然喜欢自己的子女在还没有达到1819和1833年的立法所规定的合法年龄以前就出去工作，但还是多尔蒂以及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中的那些人在十分积极地向工人展开宣传，反对这样的罪恶；多亏了他们去鼓励沉沦的人们提高自己的尊严，并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解释教育的价值。工厂运动还卷进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他们并不是工厂工人，而是些想要“封煞蒸汽怪兽”的织工。这些织工被少年工人顶替进不了工厂，变成了只能依靠自己子女的工资维持生活的父母。1833年，加斯克尔发现工人的不满并不只产生于简单的工资问题，而是产生于

工厂运动在最初阶段上并不说明中等阶级人道主义的成长，而是说明工人自己对人权的一种肯定。

事实上，极少的论点是如此貌似有理的，即认为无限制的儿童劳动在18世纪曾经得到宽容，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它以新的更严酷的形式出现时，就很少得到宽容了，这也是另一个标志，说明这个“时代”的人道主义正在成长。哈耶克教授提过所谓的“社会良知的觉醒”，提到

艾什顿教授用另外的方法来表达了这种相同的论点：19世纪的皇家委员会和议会调查委员会

艾什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为议会调查人员进行辩护。他说：

19世纪的蓝皮书有多种用途，改革在所有这些用途中只处在最末的位置上，议会调查变成了对请愿书的例行公事的反应，成了“处理和沟通”不满情绪，拖延处理或搪塞不问议员们不良行为的一种方法，或纯粹从过分的好管闲事的功利主义出发。爱尔兰在一个接一个的灾难中衰落下去，直到发生似乎无法避免的灭顶大饥馑。在这整个过程中议会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缓解措施，只进行了每年平均5次的议会调查。^[47]手工织工和针织工在挨饿的时候得到及时的调查。在警察制度建立以前的10年中，进行过8次调查。（后面这项调查产生了行动，前面述及的调查却一无结果，这个事实很有启发性。）可以肯定，格拉德格林德先生在1815年以后曾四出进行过各种调查。但是，狄更斯却清楚地知道他进行调查并不是为了“社会良知的觉醒”或“对苦难的一种敏锐的感觉”，而是为了建立有效、廉价的中央政府，确立自由放任主义以及完善的“政治经济学”。

（至少在有关环境卫生的大调查开始以前，）蓝皮书不是“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代人”的成果，而是改革者和阻挠改革者相互厮杀的战场。人道主义的事业屡次三番地被埋葬在这种战场上。至于在上层阶级当中，我们在19世纪30年代看到的并不是新的“良知觉醒”，而是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曾经平寂下来的社会意识在不同地方和不同的人们中像火山一样爆发。这种社会意识在18世纪下半叶的确是明显的。1788年，汉韦参加了保护扫烟囱儿童的运动其结果成了法令，而没有遭到反对。在战争期间，每一项关于劣行的报告以及事后确保新的保护童工立法的努力都遭到直接的反对，并被上院否决——因为如扫烟囱的孩子受保护，勋爵老爷们就不得不设法对他们的烟囱进行改造。^[48]霍华德为囚徒做的一切高尚的工作，没有留下持久的印象，因为他死后情况逆转了。我们已在前面提到阶级仇恨和阶级恐惧的蔓延是如何侵蚀人道主义的良知的。不错，1802年的皮尔法案确实是针对这种阴暗面而提出的，但却界定于对穷人学徒有效，与其说它是新立法的先例，不如说它仅仅试图在新的环境下延续对通常的学徒制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对工厂儿童来说更悲惨的是）乡绅意识的萎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权威或传统的职责来保护穷人。

这种萎缩和各阶级间深远的道德分歧，惟有在真正的“觉醒”到来时才能予以证实。许多乡绅和自由职业者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事业给予过支持。然而在20年代，他们看来虽一直住在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却对离他们大门百余码的各种劣行茫然无知。理查德·奥斯特勒住在哈德斯菲尔德城的附近，但是，直到布雷德福的工厂主约翰·伍德对他谈起儿童劳动状况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当女孩们半裸着身体走出矿井时，当地的头面人物似乎才真正惊讶了：

我们暂且不管这些劣迹在他们说出来以前究竟“不为人们所知地”延续了多久，也不管人们怎能对惨况熟视无睹，直到悲惨的东西忍无可忍。在1790至1830年之间，在“富人”的眼里，廉价的工厂儿童是“忙碌”、“勤劳”和“有用”的人。如果他们产生了困惑，总可用宗教的自责来使其安静，就像在1819年，一位高尚的议员就扫烟囱儿童的问题上说的：“在这个行业中干活的孩子一般不是穷人的孩子，而是富人的孩子，这是他们行为不端惹出来的。”^[50]这倒显示了他对道德规矩的微妙见识和完全没有阶级的偏见！

不过，在这个时期，“富人”的良知是充满复杂性的。有人说，由萨德勒、沙夫茨伯里、奥斯特勒和迪斯累里等人代表的“托利党”在19世纪30年代对工业主义罪恶的激昂攻击只不过是土地所有者对工厂主以及他们的反谷物法同盟的报复，这在“党派政治的”意义上倒是有道理的。确实，对传统主义者而言，技术发明和有钱的中等阶级力量的增长正是他们的不满和不安的深刻根源。但是，我们只要翻一翻《西比尔》、哈蒙德夫妇写的沙夫茨伯里的传记或塞西尔·德赖韦写的奥斯特勒的生动传记就会发现，仅仅从这些措词上去判断一定是肤浅的。我们似乎目睹了一次文化的更迭，或像在18世纪的立宪主义中那样，目睹了一套似乎空洞又陈旧的老花样，它在人们的心中把热情当作了有意识而动感情的信仰。

此外，在托利党家长制论调的陈旧观点中，我们还看到了失望的浪漫主义产生的较新的影响。华滋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等人从启蒙主义退回来，重新肯定传统的尊严，以及“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在回归旧的秩序、权威和责任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卢梭在儿童问题上提出的告诫。华滋华斯在《游记》第8卷中对照过去的农村家庭经济来谴责工厂制：

今天的错误是把家长式的情感想象成公平、宽厚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是炽热的、全心全意的。从华滋华斯和骚塞到卡莱尔乃至其他人一直传下去的这股传统派的社会激进主义潮流，在其开始及发展过程中，都包含着一种辩证逻辑，因而不断地萌发革命性的结论。传统派和雅各宾派的起点是相同的。瑟尔沃尔说：“什么是高大的工厂？不就是一个公共监狱吗？一大批倒霉的民众被判处去从事耗尽精力的强迫劳动，而一个人可以因之大发其财。”^[51]他的同伴，雅各宾派的托马斯·库珀经历过兰开郡早期阶段的工业革命，他声称：

骚塞愤怒地谴责工业“哲学家”安德鲁·尤尔牧师，他甚至痛骂工业制度是“国家身上的毒瘤和多余的真菌。”^[53]尽管雅各宾派和托利党在政治上是对立的两极，但他们之间仍在不断地交流着感情和论证的火花。“向智慧进军”的预言家们，如布鲁厄姆、查德威克和尤尔，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每当传统派的托利党在工厂制的问题上超越了思辩的论证，试图采取行动来发泻泄情感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同工会运动者或工人阶级激进派结成勉为其难的联盟。中等阶级自由派常常以此来证明托利党的虚伪性。1832年，当萨德勒在议会改革法选举中争取当选利兹的议席（但最终失去了这个席位）时，一位小店主在日记中写道：

两年以后，新济贫法以其马尔萨斯和查德威克式的条款激怒了每个“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迫使少数激进的托利党人在等级观念和人道观念之间做出最后的选择。大多数托利党人退缩了，他们只能满足于人道主义的各种改良计划。但是，也有少数托利党人不仅准备同科贝特派联合，而且准备同欧文派、宗教自由派者以及宪章派联合。约瑟夫·雷纳·斯蒂芬斯号召人们去火烧“穷人的巴士底狱”；奥斯特勒煽动进行平和的——有时也煽动非常不平和的——违抗。他以工厂儿童的保护者自诩，甚至呼吁使用工业破坏手段来反对违法工厂主：

奥斯特勒10年来一直处在革命的边缘上，但是他给自己的一份期刊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叫做《家庭、圣坛、王座和农舍》。

我们很难把热情的迸发归之于使斯蒂芬斯受监禁，使奥斯特勒受中伤的“时代”。凡是在早期真正献身于保护工厂儿童的人经受了他们自己阶级的为非作歹和虐待，有时是个人的损失。正如德赖弗博士所说的，奥斯特勒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不是觉悟到童工事实的存在，而是他与激进的工会运动者达成“菲克斯比协约”。无论如何，这样的觉悟不是整个托利党的特征。如果我们想去剖析1800至1830年间托利党的良知，就应当从地主对待自己劳工的态度开始。19世纪30年代的人道主义当然有它的文化渊源，这可以在托利党的家长主义和反对国教的自由派所主张的关于报效和“敬业”的更加驯服的传统中找到。但是，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它只能零零落落地出现在个别的男人和女人身上。菲尔登和加斯克尔夫人不是非国教徒自由良知的代表，奥斯特勒和布尔也不是托利党的代表。

假使托尼是对的，而如何对待儿童和贫困是揭示“社会哲学真正特征”的两个试金石，^[56]那么，正是自由传统和非国教派的传统在1830年在接受这一检验时遭受了最严重的挫败。确实，有一个半信半疑半反国教而不太引人注意的朦胧世界，其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形成了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和精神生活。但同样确实的是，在1790至1830年之间，反国教派的社会良知之衰微令人惊讶。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些著名的非国教派的工厂主以及他们手下的卫斯理宗的工头，他们令人厌恶的名声就在于他们每周6天在强迫儿童推动机器，在工厂里一直工作到星期六的午夜11：55，然后又强迫这些孩子在安息日去上主日学校。

弗朗西丝·特罗洛普在《工厂的孩子迈克尔·阿姆斯特朗》（1840）一书中有一章描绘一种景象：“罗伯特和约瑟夫·托姆林斯先生是两位严厉的绅士，拥有这家工厂。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他们都亲自来监督师傅和儿童把时间花在赚取利润上工这是一个虚构但生动的景象，写的不像是1840年，倒像是1820年；不像是在棉纺织业的大城镇里，倒像是在还保留着教区学徒制的偏僻乡村的工厂里。不过，特罗洛普夫人书中描绘的德比郡的“深谷”景象，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兰开郡和约克郡的奔宁山脚下许多偏僻的乡村里还可以找到。有一位十小时工作制的宣传家曾在考尔德河谷上游四处寻找事实，特别注意当地教士的反应，他的行程证明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出任何带普遍性质的结论都是非常不易的。里本登的国教牧师拒绝给予支持，但卫斯理教会却把教堂租给十小时工作制会议去开会。赫布登桥有一名世俗的卫斯理宗老传教士宣称他常在讲道时对工厂制作反宣传，“他说：'虽然我们在讲道时可以闭口不言，但是，只要允许工厂制还像现在这个样子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他因此引起美索姆罗伊德卫斯理宗工厂主对他的憎恨，每次轮到他讲道的那一天，那里的教堂大门总是锁着。在索尔比桥，布尔大牧师也拒绝给予支持。他是有名的比尔利的布尔牧师（与奥斯特勒一道宣传十小时工作制的著名伙伴）的兄弟，他相信工厂主的仁慈之心“决不可超越”。当一群工人走过工厂主萨克利夫先生建造的卫斯理宗教堂时，他们“用眼睛盯着这座教堂，希望它会沉到地狱里去，萨克利夫先生也跟着一道下地狱去。”

克拉格溪是考尔德河的发源地，这个偏远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深谷”。一位不知道属于哪个教派的牧师曾经说过：

他还叙述了一个他刚刚埋葬的男孩的故事，那男孩手臂里抱了一抱羊毛，站着睡熟了，可是又被揍醒过来。那一天，他已经工作了17个小时，等到父亲把他背回家时，他已经不能吃晚饭了。第二天早晨四点钟，他又醒了。他央求哥哥看着工厂的灯光，因为他怕迟到，然后就死去了（他的弟弟在9岁时就死掉了，他的父亲是主日学校的一位“朴素而勤奋”的教师）。到这时，我们这位英国国教的牧师表示，他将无保留地支持对童工的限制：

由于他的讲道——以及他亲自对工厂主表示抗议——工厂主就在街上咒骂和侮辱他和他的女儿。这些事实被揭发后，河谷里举行了一次抗议集会，以奥斯特勒特有的风格发布的公告说：

奥斯特勒说：“就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开完会回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卫斯理宗的教徒，看看他们为什么要为雇童工当辩护士，而且以此作为自己特殊的使命。^[59]毫无疑问，布尔牧师在攻击雇主这一“类别”时，他心里想到的主要是非国教派的工厂主。

另一方面，当布尔和奥斯特勒以及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的工人们（其中一些是在工厂主自己办的主日学校里第一次学读《圣经》）用《圣经》的教义攻击非国教派，并指出实际上是整个非国教派共同一致地犯罪的时候，他们决不是说国教派在同心协力坚持不懈地保护儿童。确实，从沙夫茨伯里本人那里——如果国教还值得赞誉的话，那就是他带来的——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布尔属于例外，国教的教士”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做什么事。”^[61]

因此，关于普遍的“良知觉醒”之说乃是哄骗。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缩小那确实存在的愤怒的同情心，正是这种同情心推动了北方几十个自由职业者承担了保护儿童的事业，他们遇到的猛烈反对有时把他们推到了革命的边缘上。此外，正如一些人道主义历史学家喜欢做的那样，它还贬低了约翰·多尔蒂等人以及工人自己组织的十小时工作制委员会在20多年来紧张而热烈的鼓动和宣传中所起的作用。近年来，有一位作者用一种厌烦的口气讨论了这个问题，其气度完全适合于原子时代那种豁达的意识。他说，现代读者“已经训练得对集中营的情况相当熟悉”，因此对童工的状况“比较无动于衷了”。^[62]也许，可以让我们来重申一下这种更为传统的观点：对儿童如此规模和如此程度的剥削是我们历史上最可耻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