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 目录页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如果农业工人的平均状况是无从捉摸的，那么，当我们讨论城市工业中的劳工的平均状况时，也并不亚于此。到1830年，典型的产业工人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是（作为工匠或“机工”）在小作坊和自己家里工作，或者（作为劳工）在街道、建筑工地或码头上从事多少带有临时就业性质的工作。1816年，科贝特主办的《政治纪事报》以平民百姓为对象，他所指的平民百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帮工和劳工”。我们将会看到，“工匠”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异，它从富裕的手工业师傅直到整天汗流浃背的穷苦劳工都有，前者自己雇用工人，不依附任何雇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要准确地估计各种不同行业中工匠的人数和地位是困难的。1831年人口普查的职业统计表不加分析地把工匠师傅、独立劳动者和劳工归在同一个项目内。[1]建筑业的人数居农业工人和家庭仆役之后占第三位（1831年列于大不列颠栏下仅女性家仆就有670491人），其人数在1831年大约是35—40万成年和不成年男工。如果不算外作制占优势的纺织业，工匠人数最多的行业是制鞋业，成年男工的人数在1831年约为133000人，其次是成衣业工人，为74000人（这些数字包括雇主、乡村鞋匠或裁缝、外作制工匠、店铺主和真正的城市工匠在内）。多西萝·乔治博士对伦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匠中心所做的估计看来是权威性的，她估计19世纪初那里的各类帮工大 235约为10万人，约翰·克拉潘爵士告诉我们：
19世纪初，技术工匠的工资不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而是取决于声誉或“习惯”。习惯的工资规定可以包含许多东西，从传统形式的农村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到城市中心的复杂的制度规定。工业仍然极其广泛地分散在整个农村，白铁匠、磨刀匠和商贩带着他们的技艺与货物，走乡串户，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大村庄里往往有石匠、盖屋顶者、木匠、车轮匠、鞋匠，还有铁匠的锻炉。小市镇里则有马鞍匠、马具匠、鞣革匠、裁缝、鞋匠、织工，很可能还有当地的特长，诸如马镫匠、枕头花边匠，以及驿站旅店、运送农业产品和煤、碾磨谷物、烤面包等各种行业的活动。这些农村工匠当中有许多人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多方面的技能，自视“高于”城市工人（如织工、织袜工人或矿工），他们进城时会同这些工人接触。他们随身带来了自己的习惯；这些无疑影响到后来发展成城市大工业的建筑业、车辆制造业，甚至机械制造业等等的小市镇手工业中的工资定额和差异。
在许多乡村工业中，制约价格的不是（难以理解的）成本而是习惯，特别是在使用当地原料如木材或石料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铁匠打造一件胚料是收一个英镑，而再加工成精品却只加收一点点费用。乔治·斯图尔特在其经典著作《车轮匠的作坊》中曾经描述过他在1884年接管法纳姆一家家庭工场的时候习惯价格如何占主导地位的，他说：“我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弄明白习惯价格”： 是习惯，特别是在使用当地原料如木材或石料的情况下尤其如此。铁匠打造一件胚料是收一个英镑，而再加工成精品却只加收一点点费用。乔治·斯图尔特在其经典著作《车轮匠的作坊》中曾经描述过他在1884年接管法纳姆一家家庭工场的时候习惯价格如何占主导地位的，他说：“我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弄明白习惯价格”：
利润主要是来自于“加工”和修理工作，至于车辆，“对我来说，赚钱的惟一机会是靠降低产品的质量；而工人的脾气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使其完全不可能。”工人按照工艺要求的速率工作：“他们可能（而且恰到好处地）强调匠人的信誉，强调原料的质地”，就原料而言，“一个惹人讨嫌的工人常常会不肯使用我们提供的材料”。在工人心中“储藏着一个好车轮匠应当干出什么样的活计来的全部当地的知识。”[3]
在一般情况下，工艺的传统习惯总是同“合理”的价格和“公平”的工资的残余观念缠在一起的。社会的和伦理的标准——生存、自尊、对工艺信誉水平的自豪感，对不同程度的技能给予习惯的奖励等等——如同严格的“经济学”观点一样，在早期的工会抗争中一直据有主导地位。斯图尔特所描绘的车轮匠作坊说明许多古老的做法长期保存下来了。农村中的车轮制造业同城市中的车辆制造业的根源相同（在19世纪初），其内部的确有一种等级分类，其工资差别无法用经济学的理由以证明其合理性。1818年出版的一本《英国行业手册》告诉我们，“工资与工作的优劣成正比”，车身匠的工资每周2至3英镑，装饰匠“约两个基尼”，车架匠1至2英镑，铁匠30先令，而漆匠又有自己的等级——花纹漆匠给车身绘制风头十足的大型花纹，3至4英镑，车身漆匠2英镑，帮工漆匠20至30先令。工资上的这些差别证明或反映了社会地位的等级高下：
“（马车）客车匠仁爱会”的活动证实了这些情况，他们在1819年协会总书记及其他20名成员受到结社法的追究时，仍然坚持了下来。但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最早使用了“贵族”一词来指技术工匠。[5]人们往往认为“工人贵族”的现象是同19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工人的工联主义相一致的，或者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事实上，在1800到1850年之间，既有旧的也有新的工人特权阶层存在。旧的特权工人由工匠师傅组成，他们认为自己同业主、店主和专业人员一样“值钱”。[6]（《英国行业手册》照老规矩将药剂师、讼师、眼镜商与木匠、鞣革匠、成衣匠、陶瓷匠相并列）。在某些行业，工匠的特权地位通过习惯势力保存下来，或通过结社和严格的学徒制在作坊或工厂的生产中继续存在，也可能是因为在制作豪华精致的玻璃的、木料的和金属的作品等专门生产奢侈品的行当中需要保持其高超而专门的手艺。新的特权工人是随着冶铁、机械和制造业中新技术的兴起而诞生的。这在机械行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即使在棉纺织业中，我们也必须牢记这样的告诫：“我们根本不是纺纱工人”。因为在1841年的人口普查中例举棉纺织业项目之下有1225个就业工种，其中包括监工、调试和修理机器的各类熟练的“看管工”、印花染织的图案绘制工和各种其他的熟练辅助工匠。他们赚取的工资特别高。
如果说在伦敦的奢侈品行业中，或在大制造业的手艺与技术、管理职能之间的交接点上找得到得天独厚的贵族的话，那么在几乎每一个需要技艺的行业中也可以找到次一等的小工匠贵族或特权工人。我们只要从托马斯·拉奇那双好奇而幽默的双眼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是莱斯特的一名织袜工，1812年他参加一个游说代表团，到伦敦去向议员们游说，要求他们支持有关针织业劳动条件规定的一项议案[7]。这批织袜工人一到伦敦，就立即同伦敦的工联主义者发生联系。织袜工当时还没有永久性的工会组织，只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去推动他们的议案，而伦敦的工会则不顾结社法的限制，已经轻易地在职业介绍所立稳脚跟。托马斯·拉奇在给中西部地区的朋友们回信时说道：
在托马斯·拉奇开列的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的行业。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收入接近每周30先令的特权线，他们面对着伦敦业主的联合力量，经过了特别艰苦的斗争才组织起来。有些技术工人并没有这么幸运。铸字工的联合被破坏了，他们每周的工资在1818年据说平均只有18先令；从239 1790年以来从未增加过。眼镜匠和制管筒的匠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女怪》说，1819年伦敦普通“机械匠”每周的工资大概为25先令，以一年为平均数。[9]可是，到1824年，即结社法废除的那一年，伦敦各个行业的工会公开问世，我们从1825年《行业报》最常见的栏目里常常提到的某些行业中可以了解到所谓“小工人贵族”的情况：在拉奇开列的名单上，我们又可以加上铜匠、造船工、锯木工、填船缝的匠人、金属拉丝工、铸铁工、皮货工人、整皮工、制绳工、铸铜工、染丝工、钟表匠、制革匠等等。这是一份很可观的名单。那些年的伦敦和其他的大城市里，这些人构成了工匠文化和政治运动真正的核心。这些行业享有的特权并不一样，其中一些行业工会的成员在1825年还不足100人，很少有几个是超过500人的。地位特别高的工匠集团之间也有差异，例如家具工（他们通过招收学徒而获得“数量很大的外快”）与濒临危机而且地位正在下降为户外工人地位的鞋匠之间，就有很大的差别。[10]
类似的特权工匠或技术工人组成的重要集团分布各地，不但存在于同一行业中，而且也存在于伦敦所没有的行业中。特别是设菲尔德的刀具行业和伯明翰的小五金行业。直到19世纪很长一段时期以后，后一种行业的小作坊仍然为数极多，使伯明翰成为小业主的都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博尔顿的梭和工厂可算是规模较大的。不过，到18世纪末，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口仍受雇于小作坊，他们或者充当劳动力或者是半独立的手工业者。只要列举出伯明翰的那些产品，就可以记得纷纷纭纭星罗棋布在该地众多的技术工匠，例如各色纽扣、刀具、靴刺、烛台、玩具、枪械、别针纽扣、装饰品、鞭子把柄、咖啡壶、墨水台、铃和钟、马车配件、蒸汽机、鼻烟盒、铅管、珠宝首饰、灯具、厨房用具等。骚塞在1807年写道：“我所碰到的每个人身上都发出一股机油和金刚砂的气味。”[11]
19世纪头30年代，黑乡（the Black Country）的专业化过程趋向于把较简单的程序，如制钉和制链，推向四周的外作工村庄，而伯明翰城市则保留着较高的手艺制作。[12]这些工匠行业内小业主师傅与有技术的帮工之间的差距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经济方面来看都可能比帮工与普通城市工人之间的差距要小一些。只有在这些行业里工作的人，他们的儿子才可能进入这一行业，否则，只有支付高额的学徒费才有可能进入这些行业。他们用行业的行规限制外人进入他们的行业（例如设菲尔德刀具公会的这种行规到1814年才废除），业主们鼓励这种限制，工会也以互助会的名义出现，维持这些行业的规章制度。在19世纪初（正如韦伯夫妇所说的），在这些工匠中间“我们的工业社会依然是在各行业中纵向地划分，而不是横向地分为雇主和工资收入者。”[13]同样，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只有那些有特权的部分工人才有可能成功地限制新工人加入或成功地升高他们的地位。[14]近来对伦敦搬运工人的研究揭示了工人中一个部分——其中包括鱼市搬运工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很容易以为他们是临时工，但实质上他们处于市政当局特殊的监护下，直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非技术工人的海洋中仍然保持着特权地位。在更多的情况下，技术工人或学徒出身的工人与普通劳工之间例如铁匠与他的打铁助手之间，泥瓦匠与他的辅助工之间，以及印花布印花工与他的助手之间等等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亨利·梅休所描绘的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伦敦工匠与劳工之间在地位、组织和经济报酬方面的差别，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差别相比，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至少是同样大的。梅休评论道：“我们从伦敦西区的技术工人当中走到东区的无技术劳工当中，发现道德和知识上的变化太大了，就像来到了一个新大陆，置身于另一个种族之中”，
在南方，正是在工匠中互助会成员人数最多[16]，其工会组织最持久最稳定，教育运动和宗教运动兴盛，欧文主义的影响也植根最深。“流动”寻觅工作的习惯也是在工匠当中最为普遍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称之为“工匠的大旅行”。[17]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自尊心以及对独立的渴求如何为战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增色。如果他们失去了手艺和工会的庇护，这些工匠就会成为梅休笔下伦敦最可怜的一群人。旺兹沃思和克拉潘联合工厂的老板对梅休说：“这些贫穷的机械匠是与一般的游民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的宿舍和“职业介绍所”与流动的劳工及“旅行者”的团体不同。他们只是在绝望以后才到济贫所去：“他们在申请进所之前有时已经把身上的衬衣和马甲全都卖光了。……”这些贫穷的机械匠像迷路的人一样呆在收容所里，惊惶不已。……如果被赶了出去就像没了笼子的鸟，不知道上哪儿去觅食。”[18]
伦敦的工匠很少沦落到如此恶劣的处境，他们走进济贫所的大门之前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他们的经历因行业不同而相去甚大。如果我们离开伦敦到北部和中西部的工业中心去，就会发现另一些类型不同的技术工人和工厂工人，他们都很重要，例如某些煤矿的矿工、棉纺工人、技术建筑工人、冶铁业和其他冶金业工人，他们就是艾什顿教授所说的那种“能够从经济进步中分享好处的人。”其中也包括科贝特于1832年所描述的（桑德兰地区）达勒姆的矿工：
许多地区的矿工几乎是“世袭等级”，其收入相对之高颇有名气：
艾什顿教授认为，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时期的实际工资可能是最高的，仅低于战争年代的最高水平。但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可能是越来越糟了。[20]
许多这类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790至1840年之间有所上升；但是工资上升的幅度并不像有时说的那么顺利，那么持续。这与各个行业中工会的成败有密切关系，失业和淡季缩短的工作时间还应与“乐观派”提出的工资系列数据相抵。不过，若是我们只讨论有固定工作的并“参加了协会”的技术工人，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本来早就可以以乐观派的胜利而告终。
实际上，整个问题极其复杂，难有结果。学生们在教科书中可以读到这样果断的陈述：
学生们读到这句话时，应马上警觉到其中存在着问题。有激烈争论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生活费用指数本身——艾什顿教授自己说他的结论所依据的指数，就像从“糖尿病人”的食谱中抽取的一样。[22]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城市工资的指数主要是依据完全就业的技术工人的工资。于是在这里就出现了一大堆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假设，在人口增长极为迅速的时期，就业的技术工人比失业的贫穷工人所占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大？社会史学家为什么要反复列举证据来试图说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极端痛苦的时期？如果英国的非技术工人在1820到1850年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经过了1850至1880年30多年确凿无疑的发展之后，他们怎么会仍然生活在布思和朗特里揭示的在19世纪90年代那种受到极端剥夺的生活条件之下呢？
19世纪上半叶必须视为就业连年不足的时期。技术工人的行业就像孤零零的岛屿，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技术革新的威胁，受到了非技术工人或少年工人的拥入所造成的威胁，即便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其中也包含着一些强制性的支出，例如机器租金，使用动力的费用，工作时因出现差错或违犯纪律而交纳的罚款，或是其他各种强制性的扣除。矿井、冶铁和制陶业转手承包很盛行，这也在建筑业中相当普遍，就是说，“承包人”亦即“把头”自己又雇用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工；而织工或矿工则要雇用儿童以充当织布厂的接线头工或矿井里的拉煤工。1818年，曼彻斯特的棉纺工人说他们的2英镑3先令4便士工资中要扣除以下几项支出：
第二名接线头工 7先令2便士
第三名接线头工 5先令3便士
蜡烛（冬夏平均每周） 1先令6便士
生病或其他意外支出 1先令6便士
共计 1镑5先令
就是说，他的工资还剩18先令4便士。[23]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子，工人所说的工资数量与雇主所说的工资之间存在着差额。“以物易物”的工资和工厂的“实物工资制”等等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水手和码头工人一直受着特别厉害的敲诈，往往是受酒店老板的敲诈，例如到1843年保护法案通过以前，泰晤士河担煤工只有通过客栈兼酒店老板才能找到就业机会，而客栈兼卖酒的老板只雇用那些把一半工资花费在他酒店里的人。[24]
在技术性较强的行业中，工匠们十分关心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方面戒备非技术工人，同时又对雇主施加压力。1830年以前，既能满足技术工人的要求，同时又能使同业中的非技术工人感到满足的工会极为罕见。在欧文主义极为兴盛的时期，当建筑工人接受建议接纳普通劳工时，差距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但是，我们还必须牢记，在技术革新迅猛进展以及工会的自卫力量还比较弱的时期，许多技术都处在不安全的地位上。发明使旧技术贬值的同时也提高了新技术的价值。这个过程是不平衡的。晚至1818年，《英国行业手册》（主要记载伦敦各门技术行业的手册）上没有列人机械工、蒸汽机制造工和锅炉制造工等行业；旋工大抵仍被视为细木工，而机械工的技术合并于“机匠”——一种掌握多种手艺的多面手师傅，“心灵手巧，有丰富的机械知识”，因此他“需要细木工、铸铜铸铁工、铁匠和旋工在最广大差异上的才能和经验”。仅仅10年以后出版的一本900多页的名叫《操作技工和英国机匠》的书指出，过去统称为机械安装的技术现在已经分为许多不同的技术。新技术的划分还可从那些早期成立的协会亦即工会中看出来，它们后来合并为机械工会：18世纪末组织良好的机械安装工人俱乐部后来发展成翻砂铸铁工人互助会（1809年）、钳工和旋工互助仁爱会（伦敦，1818年），机匠互助联合会组织（布雷德福，1822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利物浦，1824年）和机匠互助同盟（曼彻斯特，1826年）。
不过，从这些协会的发展中我们决不能推论出进步是随着新技术的确立而不停地发展的。相反，机械安装工（至少在伦敦）是属于工人贵族，他们得到自己的组织（此组织曾十分强大，是导致结社法通过的因素之一）[26]以及限制学徒人数的保护，而且在19世纪头几年内，他们把工资保持在两基尼的水平上。但1814年，伊丽莎白工匠法中学徒条款的废除，就使他们面临严重的竞争。1824年，伦敦机械行业的一位主要雇主，原伦敦通讯会的助理书记亚历山大·盖洛维作证说，在废除该项法令之后，“不管是工作过一年、两年、三年的工人，还是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工人，都被允许就业，这给所有的联合会以致命的打击。”旧的安装工人“全被新手顶替；没有他们，但愿我们照样能行。”与此同时，计件工资制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刺激最终造成了工会主义者的彻底失败。“总是嘲弄、看不起机械工”的安装工，认为机械工是低人一等的暴发户，现在却轮到他们自己面临消亡了。没有学徒资格的机械工可以找到每周18先令的工作，自从车床应用自动原理（滑动台架亦即莫兹利发明的“走车”）以后，大批的年轻人和非技术工人拥入机械行业。
然而，即使是这个工业行业（的确是引进新技术的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工匠地位和工资的提高也与技术革新的速度不易相称。相反，它在18世纪末达到极盛时期，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于非技术工人的大批拥入而迅速衰退，接着在这个行业里又出现了新的等级制和新的结社形式。劳动分工的程度很高（反映在早期工会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上），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很难说哪个行业确立了优势。[27]在机器制造业中，由于他的经验难能可贵，因此导致技术机械工的兴起。在早期的机械作坊中，人员变动的情况多得惊人。盖洛维在1824年雇佣了八九十个工人，可是他说12年以来有1000人到1500人在他那儿工作过，变换的人数都比每年劳动力的总数还多。外国雇主的代理人走遍了英国各地，希望引诱技术工人到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去工作。[28]伦敦的雇主自然受损失最大。（盖洛维说）外国代理人“只要站在我的门口，看工人们走进走出并记下最能干的人的名字，许多合同就是这样签订了”。结果，技能最好的工人工资稳步上升，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属于特权工人。英国的第一家纺织机械厂，（奥德姆的）希伯特—普拉特工厂，雇了近2000名工人，技能好的工人工资在30先令以上。（一位卫斯理派工人报怨说），机械工人随意花钱，参加赛马和赛狗赌博，养良种狗，“每天两三餐”吃鲜肉。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倒转过来。）2471824年，盖洛维不得不贿赂手下最好的工人留下来工作，而现在，机械工人的技术已被很多人掌握，因此希伯特—普拉特工厂可以仔细挑选素质最高的工人了。我们那位卫斯理派的教徒回忆说：“我看见许多工人第一天上班就被付了工资后打发走了，有些人的试用期甚至更短”。机械工人已经再也不能凭借技术的紧缺而提高身价了。他不得不回到工会里去，重要的是，希伯特一普拉特厂在1851年机械工人的封厂斗争中正是一个风暴中心。[29]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旧技术的消亡和新技术的兴起是相互重叠的。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业中家庭生产的旧工艺一个接着一个地消亡，例如剪毛工（或称做剪绒工）、手工印花工、手工梳毛工、绒布修剪工等等。不过，也有一些相反的事例表明，家庭工业中一些非常辛苦而报酬却很低的工作有时是由儿童来做的，这些工作由于技术发明而转变为要细心保留下来的工艺了。在呢绒业中，梳理工序要使用皮背板的梳子，皮板上密植数千只细金属丝制成的梳“齿”，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项工作由儿童来做，植入1500到1600根梳齿只能得到半个便士的报酬（我们从约克郡西区的一个纺织村中得知）：“几乎在每个农舍家庭里都有一些年纪小的工人。他们连走动放松一下的时间都少有，一直在做那单调无味的工作，把梳齿植入梳子中，供村庄中的每个居民梳毛之用而且每植一根金属丝，就要叫骂一个人名字来代表这根金属丝。”[30]40多年以后，皮梳植丝机的不断改进使植丝工和机器维修工有了特权地位挤进了呢绒业工人“贵族”的行列，建立了自己小小的行业工会。
不过，当回顾了某些工业部门的历史，并且看到了新技术的248 兴起和旧技术的衰落之后，我们可能会忘记旧技术和新技术几乎总是由技术不同的工人来掌握的。19世纪上半叶，工厂主大力推动每项技术革新，使他们能够减少成年男子技术工人，并用女工和少年工来代替。即使在旧技术被一种需要同等或更高技术的新方法取代的地方，我们都很少看到同一个工人从一种技术转到另一种技术，或从家庭生产转到工厂生产。在机器和发明面前因失去保障而生恨，并不仅仅是偏见或是（如同当时的政府当局所说的）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足够的知识而造成的后果。剪绒工和梳毛工都清楚地知道，新机械有可能为他的儿子或别人的儿子提供技术性的就业机会，但他们自己得不到工作，“进步进展”的果实总还有别人采摘。
我们考查一下卢德运动，就会对此有更清楚的了解。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是刚刚接触到问题的边缘，因为所有这些具体的不安全只不过是那个时期所有的手艺总的不安全的一斑。奇怪的是，整整一代经济史学家如此关心的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竟然对临时工、衰落行业和失业等整个问题却过问得如此之少，近期中惟一试图对这个问题做出评价的霍布斯鲍姆博士指出，约翰·克拉潘爵士在《经济史》中甚至对工业革命期间的失业状况根本未加讨论。不错，“过硬”的经济资料确实非常缺乏，只有某几年或几年中某些时期受救济的贫民数量的大致统计，[31]而且这些数据很不可靠。其他的资料，例如道路上的游民统计，互助会的记录，萧条时期某些工业部门或城镇的失业人数等，固然可以用来弥补不足，但依然不足以反映事实。因为，首先，教区救济亦即讨厌的济贫院（1834年以后）是陷人绝境的人们最后的依靠；第二，固定就业的观点——即在一个劳动场所工作几年，其中的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都是正规的观点，完全是用20世纪的情况去推测19世纪的现实，这是用现在去想象过去，因而是弄错了时代的观点。我们已经看到，农业中的问题是连年出现的半就业问题。大多数工业部门也有同样的问题，城市也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技术工人和出师的徒工有自己的工具，一生都在某个行业中工作，但这种工人的数量很少。众所周知，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发展中的城镇吸引了各种类型离乡背井的移民劳动力，今天的非洲和亚洲仍是这种历程。工人们即使定居下来也在迅速地更换着工作，以技术行业交纳的地方税为根据得来的工资系列统计数据并不能告诉我们失业周期和临时工那种棘手而不可用数字统计出来的实际状况。一位约克郡的宪章派分子回忆他在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他的回忆如下：
有一些证据说明，在整个19世纪二三十年代，直至40年代，问题变得越来越糟。这就是说，就工资相对生活费用来说，虽缓慢地向有利方向发展，但每年不能完全就业的工人所占的比例相对于完全就业的工人来说，却向不利方向发展。亨利·梅休在那部关于伦敦贫民的巨著中，用了整整一节来讨论临时工的问题。他认识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梅休是19世纪中叶无人可比的最了不起的社会调查者。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冷静而超脱并有同情心，他注意到了统计所忽视的细节。在一个事实不断被发现的时代，他努力去寻找被从事调查的统计者所忘记了的事实。他的著作有目的地向当时的权威成果提出了挑战，显示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冷酷“规律”——“低报酬造成了过度的劳动”和“过度劳动造成了低报酬”。他知道，当东风吹临泰晤士河时，20000名码头边的工人立即会失业。他了解木材贸易、制帽业和糕饼业的季节性的淡和旺。他不厌其烦地寻找扫垃圾的工人一年中就业的时间实际上有多少个小时和多少个月。在他所调查的行业中找工人开会，记录了他们的日常活动。如果（如同艾什顿教授所说的）有关生活水平的争论实际上是靠“推测”哪类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最大——哪些人“可以分享经济进步带来的好处”，哪些人“却一无所得”——那么，梅休的推测值得我们注意。
梅休以这样的形式表述他的推测：
但这毕竟还是推测，是对伦敦的复杂阅历做一个统计式的表达。不过，这也是从另一些发现中产生的，特别是“作为一般的规律……每个行业中参加工会的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10”[35]。工会工人的工资是按习惯规定的，并由工会来执行。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则“取决于竞争”。直到19世纪40年代，伦敦同一行业中的工人有“体面”与“不体面”之分，其中最明显的行业是家具制造业、木工和细木工、靴鞋业、裁缝业和所有的服装及建筑行业。“体面”的部分包括生产奢侈品和高质量产品的部门，“不体面”部分则是各种“廉价而肮脏”的部门——做成品服装的，做华而不实的或是简陋的家具的，做花里胡哨的针线盒的，磨制廉价眼镜的，在教堂建筑中（由“小包工头”）做转手承包下来的零碎活的以及承包军队或政府交办的劳务的。
在托马斯·拉奇1812年所列举的组织程度较强、工资较高的一些行业中，工匠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以后的30年中都严重地凋萎下降。行业地位下降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一些迟至19世纪30年代才在激烈的冲突后宣告完成。威廉·洛维特原先在彭赞斯的绳索业中当学徒，1821年来到伦敦，他靠自己原有的行当找不到工作，于是想去当木匠或做家具。在这两个行业中，“体面”和“不体面”的区别不那么明显。他没有经过这类行业的学徒训练，这对他极为不利。但是，经过了在下等作坊中一段不顺利的遭遇以及不得不兜售自己产品的更糟糕的经历之后，他终于在一家大家具作坊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人们发现他没有经过学徒训练，
洛维特对自己的困境做了解释，工人们感到满意，“但条件是我要为他们每个人买酒喝，要向他们学各种活计，加上罚款和店铺里的赊款，往往要花去我每周一基尼工资中的七八个先令。”[36]一二十年以后，他还是应该得不到体面的作坊或工会作坊里的工作职位：当时有势力的家具制造工人协会（洛维特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巩固了会员们在该行业中质量高的部门里的地位，对没有受过学徒训练的工人和半熟练的工人则悄悄地关上了大门。与此同时，不体面的行业也大批涌现出来：[37]中间商设立“屠宰房”即建造大型的家具仓库，伯思纳尔草地和斯皮特菲尔兹穷苦的“亭子间老板“雇用自己家庭的成员和“学徒”制造椅子和以次充好的家具，拿到仓库去削价出售等等。就是不大走运的工人也可以买来或搜集一些木材，制造工具箱或牌桌，拿到街上去兜售，或拿到东区减价商店去出售。
每个行业的历史都不相同，但是可以说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总模式。一般认为在战争年代物价上升的时期，生活水平就下降（普通劳工、织工和完全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不过，战争也刺激了许多工业部门（枢密院反大陆封锁令时期除外），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伦敦的兵工厂、造船坞和码头繁忙起来，生产军装和军事设备的行业得到政府的定货。在大陆封锁政策执行之前，伯明翰也同样地繁荣了。战争晚期，有关学徒的限制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法律条文上，都放松了，最后终于在1814年废除了伊丽莎白工匠法中有关学徒制的条款。工匠们从维护自己的地位出发，对这种威胁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必须记住，当时还没有什么学校教育，既没有技工学校，也没有机械工程学院，行业中的全部技能和“秘密”都是靠在作坊中口授或示范而传授的。工匠们把这些“秘密”看做自己的财产，声称他们对于“保守秘密和独占利用以及享有他们的……手艺和行业”是有无可争议的权利的。结果，法令的废除不仅受到了抵制，在伦敦还成立了“各业初级联合委员会”，他们在全国征集了6万人签名，请愿要求加强学徒制法令。[38]有证据表明，行业俱乐部因受到威胁反而明显地加强了，结果伦敦的许多工匠在战争中相对地加强了他们的地位。
不过，从此，不同行业的历史开始分道扬镳。非技术工人的浪潮造成了压力，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的暴力，叩打着大门，破门而入。在某些行业中，体面部门和不体面部门之间的界线在18世纪已经出现。[39]体面行业仍然维持了地位，虽然也许有若干理由说明那种长期威胁的存在。18世纪许多行业制造奢侈品，它要求高质量的工艺，这些工艺靠血汗劳动是无法学到的。此外，在充分就业的时期，小规模的不体面部门所提供的条件实际上优于参加组织的工人。1818年的《女怪》报在谈到眼镜工匠和铸字工匠时说道，
裁缝有“硬活”、“赖活”之分，鞋匠当中也有战斗性强而且组织较好的做女鞋的鞋匠和做男靴的鞋匠行业之分，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区分的大致界线。不过，这两种鞋匠都最先觉察到“非法”工匠的拥入所造成的全部后果。由于诺桑普顿郡和斯塔福德郡大批人在厂外或在家中从事鞋靴职业的发展，伦敦靴鞋匠的地位削弱了[41]。一位斯彭斯派社会主义者，阿兰·达温波特记载了伦敦靴鞋匠人历史上的一些事：
1813年春天，这个工会举行罢工，支持一份详细的价目表：“工匠的每一项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于是我们都高兴地回去工作”，
鞋匠斗争的艰苦状况，可以从战后那些年份里许多会员成为极端激进主义者的事实中看出来。女鞋鞋匠在1820至1825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但1826年的经济衰退立刻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在组织起来的工匠周围有大批“不体面的”小作坊，在这些小作坊里，靠“冒牌鞋匠”即“仿造匠”制鞋，8便士或1先令做一双。1826年秋，发生长达7周以上的罢工，有一些会员因斗殴和骚乱而受到审判，有一名工会会员据称对一个“工贼”说，“他因为接受低工资，应当把肝脏挖出来”。[43]但是，靴鞋工人还是保持住了某种形式的全国性组织，在1832到1834年的工会大浪潮中，诺桑普顿郡和斯塔福德郡的在厂外的或在家里做鞋的工人加入了同一场争取“平等化”的斗争。[44]直到1834年总工会失败以后，他们才最终失去了工匠的地位。
裁缝的工匠地位保持得更久，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会看做准合法的工匠工会的模型[45]，弗朗西斯·普雷斯于1818年发表的著述，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其行动的最完整记叙。通过有效的联合，伦敦裁缝在整个战争期间施加压力提高了工资，尽管工资的上升仍然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升。（按普雷斯提供的平均数，）他们1795年的工资为25先令，1801年为27先令，1807年为30先令，1810年为33先令，1813年为36先令。每一次增加工资，业主们的抵制就更顽强一次。但“在这个时期如果不用强制的手段，一个先令也休想增加。”在地位高的“硬活”裁缝的许多“职业介绍所”保存着工会会员的名册，业主们实际上把介绍256 所当做他们的雇工代理处。[46]行东们没有征得工会的同意，谁也不能提出就业申请。工作按填表顺序来分配，工会培训“无技能的”人。裁缝要交纳两种费用，大部分保留起来充做福利费，小部分供工会需要时使用。除了充分就业的时期，一般都实行12小时工作制。他们为失业的会员征集资金，有时为准备罢工也可以征收特别费，即使对资金的使用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会员们也不会提出问题。工会的实际领导小心谨慎地避免触犯结社法，每个介绍所设一名代表，是
普雷斯写道：“什么法律也不能压制它，只有工人们自己不再信任它的时候才能中止它。”这些“针线骑士”至少到1826年的经济衰退以前都显得极为强大。他们的组织完全可以描述为“一种军事体制”。不过，在普雷斯的叙述中暗伏着弱点的征兆：
这也许可以看做是试图把下等行业与身份感很强的“硬活裁缝”团结在同一组织内所做的令人难忘的努力，据普雷斯估计，1824年“赖活裁缝”只有“硬活裁缝”的1／3；但是“赖活裁缝”“工作时间长，还需要家庭成员当助手。”到19世纪30年代初，廉价的制成品成衣业已如浪潮无可阻挡。1834年，这些“骑士”终于在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降低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据说当时有2万名工人以“平等化”为口号举行罢工。[47]
约翰·韦德仍然能够说在1833年，伦敦的裁缝“得到的报酬 257比首都一般的劳动人民高得多”。确实，他认为他们是通过联合增强了自己力量的榜样，“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与公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48]但是，梅休在1849年为《晨报》着手调查时，却认为裁缝是生产“价廉质次”的血汗行业中最差的例子之一。梅休估计，伦敦在1849年有23517名裁缝，其中2748人是独立开业的裁缝师傅。其余人中，有3000人是体面的行业工会的会员（而1821年还有5000或6000人），18000人在不体面的行业中工作，制作“现成衣服”，完全是依赖大中间商获得收入。
尽管伦敦是工匠的雅典，但伦敦工匠的状况不能视为特例。值得注意的是，那里存在着一种剥削方式，与以体面行业中有组织的工人工资价格为依据建立的工资统计数据不相吻合。这种形式既冲破了习惯的条件和限制，也冲破了工会的防线。一般说来，“工匠”的行业经历了两个严重的冲突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812到1814年，其间学徒制规定被废除。制鞋工人和裁缝这些已经组织起强大的工会或行业俱乐部的行业，此时尚可通过罢工或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在该项规定废除后在一定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地位，虽然业主们在同一时期也成立了更大的组织。但是，从1815至1830年，封闭而“有组织的”作坊内部的巩固却付出了代价。“非法工人”被排斥在行业中较好的部门以外，这只是使协会以外的无组织“不体面”行业中人数猛增。第二个重要时期是1833到1835年，工会的大浪潮达到顶点，要求达到“平等”的工作条件，缩短体面行业中的工时，禁止不体面的工作。面临着雇主与政府的联合力量，这些要求（尤其是伦敦裁缝）失败了，而且至少造成了“有组织”的工匠地位的暂时下降。经济史学家应当看到，托帕德尔的蒙难事件和1834年大规模的封厂行动正如当时的激进派和工联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对各种等级的工人来说都是这种失败的结果。[49]
不过，工匠与大雇主之间的冲突只表明更普遍的剥削方式的一部分。行业中不体面的部门增加了；大“制造厂”和（雇用家庭手工业者或转手的承包订货的）中介人取代了（雇用几名帮工和学徒的）小业主；（在体面行业的孤岛以外）学徒制等有效的保护措施已经失败，大批的非技术工人、女工和童工拥进各个行业；劳动时间延长了，实行星期日工作制；工资、计件价格和批发价格被压低了。生活状况的恶化在方式上和程度上都与工业的物质条件有直接联系，例如影响到原料成本、工具和有关的技能，对工会组织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影响到市场的性质等等。于是，制木工和鞋匠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原料，拥有自己的工具，因此失业的工匠可以自立为独立的“亭子间老板”或“厢房老板”，全家人一道参加劳动，有时也可以雇用其他儿童，每周工作七天，自定价格兜售产品。木匠需更高的成本支出，因而就沦为“拼命作坊”里的工人，那里在工头巡回监督下以令人生厌的步调干华而不实的活计，谁若落后便被淘汰。无力购买布匹的裁缝，只能完全依赖中介商人，包下中介商的活计但拿的是血汗工钱。女衣业是最辛苦的“血汗”行业，主要由在与大企业订合同的作坊里的针线女工做活（她们往往是来自乡村和小城镇的移民），建筑工人既没有能力自己购买砖石，又不可能把街头教堂的一角拿去叫卖，必须依赖转手同合的包工头；即使是参加“组织”的技术工人，在冬季也只等着被暂时解雇。这两类工人往往都想依靠建筑业对地皮的直接投机来摆脱困境，正如克拉潘所说：“抱着希望租地，靠借债购买材料，用尚未售出或租出的建成一半的房屋作抵押，冒着破产的极大风险。”[50]但是，另一方面，制车匠、造船工人和机械工人，既没有自己的工具，也没有能力购买材料，只因他们工作的性质以及他们的技术奇货可居而处境较好，保持和增强了工会的防卫力。
在外地的旧工业中心，工匠的地位同样也下降了。但是有许多复杂情况和许多的条件，所以差异较大。一方面，斯塔福德和北安普顿郡的靴鞋业早已失去了工匠的特征，以经营家庭的手工业生产为基础，而这时的伦敦鞋匠仍在拼命抗拒沦为不体面行业。另一方面，设菲尔德刀剪业中高度的专业化及工人中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工会传统——（他们是最坚定的雅各宾派）使他们在半独立的朦胧状态下保持了工匠的地位，他们受雇于某个商人（有时也受雇于好几个商人），租一个“公用转轮”作为动力，严格按价格表行事。尽管“设菲尔德刀具匠法”（1814）废除了自由人进入该行业的限制，造成“人人皆可在法定行会中工作和招收学徒而且没有人数和条件的限制”的局面；但工会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它们有时采取“搬走或破坏机器”或别的恫吓手段）足以阻止非熟练工人拥人，虽然他们不断受到来自“小业主”，有时还有“非法”工人和独立帮工的威胁，他们总是想掏空合法的行业。[51]在伯明翰的各行各业中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情况，从大作坊和无数小作坊，到体面或不体面的独立帮工，再到制造铁钉的村庄中衣不蔽体的，处境越来越糟的厂外谋生的劳动者。从沃尔弗汉普顿1819年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亭子间老板”如何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出现的：
在考文垂的织带业中有另一种朦胧状况，他们处于半外作工和半工匠地位：“织工老大”保留着穷工匠的地位，因他们有自己值钱的织机，有时还雇用一名“工匠的帮工”。此时这座城市里的其他织工则受雇于工厂或作坊，工资类同；但是，在北部的纺织村里，有一批半失业的织工，干活的工钱被压得像厂外临时工的工钱一样的低。[53]
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认为真正的外作工业是完全失去工匠地位的行业，在这种行业里，“体面”部门已不复存在了：
克拉潘估计，这是乔治四世时期工业组织的“主导形式”；如果我们在真正的外作工匠（手工织工、制钉匠、大多数梳毛工、锁链匠、一部分靴鞋匠、织袜工、粗布裁剪工、手套制作工、一部分陶工、枕头花边工还有许多其他的工匠）之外，再加上伦敦和其他城市工匠行业中的“不体面”部分，就很可能到1840年以前仍占据主导的地位。
织工，作为外作工匠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以后还要考查。不过，这里需要先讨论与外作工和工匠都有关的一些一般观点。首先，织工或“廉价品”工人的困苦处境，并不能用“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了旧工艺而造成旧工艺的衰落”的解释来开脱。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这就是以轻蔑的口吻认为“收入最低的不是工厂雇的工人，而是保留了18世纪的传统和方法的家庭手工业工人。”[55]这种说法使我们心中联想的是这些状况与工业革命所具有的真正促进作用无关，它们属于前工业的“旧”秩序，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蒸汽、工厂工人和天天吃肉的技工。不过，外作工业中的雇佣人数在1780到1830年之间成倍地大大增加，而蒸汽和工厂往往是造成这一增长的原因。正是工厂纺纱和铸铁厂铸出铁条去制钉子才雇了许多外作工人。意识形态也许想重此轻彼，可是事实却让我们说，这是同一进程中相互补充的因素。这一进程首先造成了手工工人（手工染布匠、织工、粗布剪裁工和梳毛工）的成倍增加，然后，又用新机器灭绝他们的生计。此外，外作工人处境的恶化并不简单地能用“被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一句话说明得了，它完成于一种剥削方法中，这种剥削方法类似于不体面行业中的剥削方法，而且往往发生在机器竞争之前。家庭手工业工人的“传统和方法是18世纪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说18世纪家庭手工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是19世纪半失业无产者外作工的先兆，能证实这一点的惟一一个大群体是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人，因为丝织业的“工业革命”先于棉织业和呢绒业。确实，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血汗外作生产就如同工厂生产和蒸汽一样都是工业革命的本质特色。至于不体面行业中“廉价品”工人的“传统和方法”，在几个世纪里，只要廉价劳动力大量存在，当然就会一直持续着。不过，这显然与18世纪末伦敦工匠的生活状况根本对立。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工匠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在1815至1840年之间受到了威胁，或者正在恶化。技术革新和廉价劳动力的过多的存在，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而国家权力被用来摧毁他们的工会，哪怕这样的使用只是间断性的。梅休明确地指出，（不体面行业中的）低报酬不仅造成了超负荷的劳动，而且使劳动机会全面减少了。正是这样的经历为工匠在政治上的激进转化，尤其是外作工的急剧的激进化，提供了基础。理想和现实不满汇合在他们身上，变成愤怒——他们失去了尊严，经济状况直接恶化，随着手工艺的日渐贬值而丧失自豪感，失去了上升为业主的愿望（哈迪和普雷斯那一代人还有可能上升为业主）。有“组织”的工匠虽然稍为幸运一些，但并不是最不激进的，像威廉·洛维特那样，伦敦和外地工人阶级的许多领袖都产生于这个阶层。他们只有凭借工会的战斗性才有可能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活经历不断教育他们说：竞争是坏的，集体行动是好的。他们亲眼看到不交好运的邻居和作坊里的伙伴（由于事故、酗酒）而下陷得更低。凡是陷落的人最需要政治上的思考；但却最没有时间来思考。
如果说农业工人渴望着获得土地，那么，工匠则渴望着获得“独立”。这种渴望为早期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但是，在伦敦，希望变成小业主的愿望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已经化为了泡影（这种愿望在18世纪90年代仍十分强烈，即使在19世纪30年代的伯明翰也还是强烈的）。因为面对着“厢房老板”或“亭子间老板”的经历，所谓“独立”只不过意味着为货栈或廉价商品作坊整周劳动作奴隶而已。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20年代突然出现了对欧文主义的支持——工会的传统与追求独立的愿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由社会来控制生活资料的理想，这是一种集体的自主独立。[56]当欧文主义者所做的奋斗大多归于失败之后，伦敦的工匠依然为独立而战斗到底：当皮革、木材或布匹都用尽之后，他们便去充实街头的叫卖者，兜售靴带、橘子和核桃。他们主要是一些进人“拼命作坊”的农村工人，伦敦出生的工匠难以跟上这样的发展步调，但他们也不愿成为无产者。
我们也许还没有弄清工资指数的状况，但我们提出了阅读和考证现有指数的方法。我们特别必须随时弄清楚这些数字究竟是来自于有组织的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工人，以及在某个行业中某个已知的时期，这种划分究竟到什么程度。大多数行业或工业部门都存在着一些相同的经历，很少在战后的经济萧条中不受损害。在1820到1825年之间，大多数行业和工业部门出现转机，在这样一个就业比较充分的时期，不体面行业确实可以扩大其范围而很少引人注意，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有组织工人的地位造成威胁。结社法废除后的12个月是转机最旺的时期，当时的普遍的繁荣和咄咄逼人的工联主义同时出现，导致许多工人团体取得相当的进展。1825年夏，《行业报》上刊载了一篇来自制陶区的报告，以当时激进报刊和工人阶级报刊上极其少见的语言，承认他们的状况颇为不凡：“很难说出有哪个时期……除织工以外的工人阶级享受过更大程度的舒适。”在过去的8个月里，制陶区卷入一场真正的罢工浪潮：
这一成果的大部分在1826年失去了，但在以后的3年中又失而复得，30年代初却又失去。在这个涉及面较宽的历史事件中各行各业还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总的说来，在需要较多的资本、技术和机器的行业中，工匠失去一定的独立性，但比较容易成为技术熟练的，甚至有些特权的无产者：水车匠变成机械工亦即金属机械工匠，造船工的技术分割成造船业的各种行业。在那些可以将活计分发出去的工业部门中，或者在可以大量收容非技术工人和少年工的工业中，工匠依然保留了一定的独立，但为此必须付出失去保障及社会地位严重下降的代价。
当回过头来考查战后的政治史时，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工匠们的观点。因此，我们在讨论在他们之下居于更底层的人们时，也许就只能比较凭印象来对待了。实际上，对于19世纪头十年中非技术工人的状况，人们知道得更少，因为他们没有工会，极少能有领头的人物去明白地表达他们的不满，除了公共卫生和住房问题外，就没有议会的各委员会去调查他们的状况[58]。地位下降的工匠很少有体格或能力去从事辛苦的半技术或非技术劳动。这些职业群体要么是只由内部来补充，要么就是由农村移民和爱尔兰移民来扩充。其中有些人干些无规律的不固定的工作，工资并不低——在码头上或当挖土工、铲土工等。这些人渐渐成为“临时工”即临时的劳动力，而完全失业的进城移民，正像威廉·洛维特在年轻时第一次来到伦敦时那样，可能“连续几个星期每天都只吃一便士面包，在最近的水泵旁喝一口水”。他同康沃尔郡来的另一位同胞
但是，这样含辛茹苦地省出最后几个便士的磨炼并不多见。一切社会调查者都知道：时常不稳定的就业使人们难以做出长远的打算，这会产生一种人们所熟悉的循环，即艰苦的生活与有工作时偶尔的挥霍放纵相互交替。与（马夫、清道夫、河边苦力、非技术建筑工人、赶马拉的货车的工人等）劳工不同的是那些街头商贩、乞丐二流子、贫民及偶尔犯罪和职业犯罪者以及军人，对他们来说“碰运气”是他们的谋生之路。有些街头商贩是很有钱的商贩，另一些却是管束不住的小偷；还有一些如沿街叫卖水果或鱼的小贩，唱顺口溜和歌谣的卖艺人，他们对爱德温·查德威克和凯伊博士格言式的论点提出嘲弄式的针锋相对的反诘。人类靠急中生智使自己活下来，如拾狗粪、卖野花或代别人写信，一次可得一两个便士（代写情书“还需要有金边信纸、漂亮的信封和一本字典”）。到19世纪40年代，大多数街头小贩无疑陷人了绝望的贫困。如果深人查看统计数字，我们可以不避毁誉地认为，直到（19世纪30年代末）有效的警察力量建立以前，犯罪（不包括娼妓）的平均生活水平上升了，因为在仓库、市场、运河上的驳船、码头和铁路上行窃的机会成倍增长。许多临时工也许靠这种方式来补充自己的收入。一些天才的职业罪犯或“游客”自称，他们过着极其美妙的生活，他们也许可以算作“乐观派”。除了在兰开郡等一些妇女就业机会比较充分的地区以外，未婚母亲的生活水平也许下降了：她们不仅违背了威尔伯福斯的看法，而且违背了马尔萨斯和政治经济学的规律。
在当时的纺织城镇里，一个有5岁到15岁年龄不等的6个孩子的寡妇可以算是比较幸运的妇女。求乞的盲人是当时流浪者弟兄中的“贵族”。眼睛明亮身体健全的弟兄带着他们四处流浪，以便分享他们讨得的东西。一位叫卖靴带的瞎眼小贩告诉梅休，“盲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人们的指引，因为他们知道，他肯定能得到一点东西。”他从家乡诺森伯兰出发，沿着一个又一个工人宿舍流浪，慢慢想出了乞讨的“花样”。他说：“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快活，我奇怪人们怎么会学别人的样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他说：“当我走在街头时……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带领着街道还是街道带领着我。”[60]
在其他的乐观派当中，还有高度职业化的“二流子”，他们就像能迅速改换节目的演员一样，根据行业状况，假扮出别人的不幸来变换节目（如“体面的破产商人或落难的私掠船长”，“潦倒的机匠”和“运河上的水手”等等）：
骗子们对市场很有研究，他们能很快改造痛苦这种商品的市场供应，以迎合美玉般憨直的人类同情心的滥施；他们生活得比真正的受苦人还好些，后者过于孤傲，或太没有经验，不能把他们的苦难投放于市场而获取最大盈利。到19世纪40年代，骗子的伎俩已被人们熟知；除非人们有狄更斯和梅休那样的知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否则，中等阶级就只会从每一只摊开的手掌上看到懒惰和欺诈的证据。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中心，他们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漫步在超现实的世界上：伸开的手掌可能是一张纳赃的手；衣衫褴褛的人可能在暴风雪中玩弄“瑟缩骗局”（“在险恶的天气下……这可不是个好玩的花招，.……有一个时期曾一天得到两个先令”）；一个穷苦孩子为一包打翻的茶叶哭哭啼啼，或者诉说一个丢掉零用钱的故事，这可能就是他母亲教给他的花招。失去了双臂的煤矿工人是人嫉妒的对象：
最悲惨的受害者并不在这里，他们留在家中，住在斯皮特菲尔兹的亭子间里，或安科茨和利兹南部的地下室里，住在外作工的村庄里。我们充分地相信贫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以前的30年里，人们一直在企图减少济贫税，企图取消户外救济的办法，或创造新济贫院。[63]济贫院并不是查德威克式的“巴士底狱”，而是克雷布在《选邑》一书中（1810）所描写的那种早期的样子：
1834年的法案以及随后由查德威克和凯伊等人建立的管理机构毫不考虑人类的需要，这大概是英国历史上企图强加一种意识形态的最始终如一的努力。假如我们不去考查焦头烂额的济贫法指导委员会贯彻执行查德威克那些不切实际的“指导通报”，取消或严格限制萧条的工业中心地区的户外救济造成了什么后果；假如我们不看一看济贫法助理特派员们如何想把马尔萨斯—边沁主义的原则应用于讲求实际的北部地区，那么，有关1834年以后生活水平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纪律和约束的原则从一开始就重于“不适合居住”的原则。[64]这个最善于标新立异的国家总在费尽心机建立机构，企图把济贫院的条件弄得比亭子间老板、多塞特郡的劳工、织袜工人和制钉工人的状况更糟。心理威慑的政策取代了不切实际的系统的饿馁政策，那是一种“劳动，纪律和约束”的政策。一名助理特派员说过：“我们的意图就是要把济贫院弄得尽可能像监狱一样”。另一名特派员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在里面建立严厉的和令人生畏的纪律，使穷人害怕，阻止他们进来”。凯伊博士心满意足地记载了他在诺福克的成功之举：事实证明，“详尽的日常生活诫律”，宗教仪式，吃饭时不准说话，“坚决服从”，不同的性别完全分开，拆散家庭（即使性别相同），从事劳动和与外界完全隔离等做法，比减少伙食更为有效。他用一种在古怪的仪式中使用的英文（这种英文总有一天会像古代夹手指刑具和足铐一般离奇）记录说：
凯伊博士学着查德威克一样的腔调继续写道，无论是有家的寡妇，还是老弱病残者，都不必为在济贫院而感到耻辱，他们应当为不断地浪费和欺骗而觉得心中不安，应当为他们在有能力活动的年龄就不想去勤奋劳动，……不事节俭……不谨慎……不尽孝道……不像劳动者那样独立地工作而觉得心中不安……。
凯伊博士和普卢姆先生获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啊！12个强壮的女人一举而变得节俭和谨慎了（也许她们还一举从悲观派转变成了乐观派吧？），然而，尽管他们用尽了全部力气，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443个联合济贫院的内容不完全的报告还是证明，1838年的3个月中这些新巴士底狱（尚未将兰开郡和约克郡西区包括在内）中，共有78536名济贫院居民，到184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97179人。关于贫穷达到何种程度的最有力的证据实际上还在于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寄居人。[65]
[1] 梅休后来说这份职业统计表是“粗糙、未经消化、本质上不科学的”，这份文件的“缺陷使国家丢脸，商业阶级和工人阶级全都乱七八槽地混在一起，职业分类的方法连刚入门的生手都感到害羞。”
[2] 关于这些数字，见《议会文件集》（1833），第37卷；克拉潘前引书，尤见第72—74页和第5章；R．M．马丁：《英帝国的税务》（1833），第193、256页。
[3] G．斯图尔特：《车轮匠的作坊》（1923），第10、37章。
[4] W．B．亚当斯：《英国的游乐马车》（1837），转引自霍布斯鲍姆：《19世纪工业中的习俗、工资和工作量》，载布里格斯和萨维尔编：《劳工史论文集》，第16页。
[5] 1939年《警务总监的第一份报告》第134页上也首先使用了这一词。由此可见，这个词在当时已经被普遗使用了。
[6] 关于18世纪的“贵族”，参见乔治前引书，第4章。
[7] 见后文．第535—540页。
[8] 摘自《诺丁汉选邑档案，1800—1835》（1952），第8卷，托马斯·拉奇1812年4月24日致织袜工人委员会信。
[9] 见《女怪》，1818年10月17日、11月21、28日和1819年2月6日、3月20日。
[10] 1825至1826年的《行业报》。
[11] J．A．兰福德：《一个世纪的伯明翰的生活》，第1卷，第272页；C．吉尔：《伯明翰史》，第1卷，第95—98页；骚塞：《英国通信》，第36封。
[12] 见S．蒂明斯编：《伯明翰和中部五金生产区》（1866），第110页及各处；H．D．丰格：《英国工厂制的胜利》（天津，1930年），第165——169页。
[13] 韦伯夫妇：《英国工会史》（1950），第45—46页。
[14] W．M．斯特恩：《伦敦搬运工》（1960）
[15] H．梅休：《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1884），第3卷，第243页。与此相反的是，梅休在书中曾经提到他的一名清洁工人所说的话：“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我是宪章派。”
[16] 关于互助会的社会成份，见P.H.J.H.戈斯登：《英国的互助会》（曼彻斯特，1961），第71页。
[17] E．J．霍布斯鲍姆：《流动工匠》，载《经济史评论》，第2集，第3卷（1950—1951年），第313页。
[18]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351页。
[19] 《乡村游记》，第2卷，第294页。但是R．法因斯的《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矿工》第4—7章以及《技术工人）第2—3章对东北部煤矿区暴风骤雨般的事件——赫普本工会在1830至1832年间的兴衰——所做的描述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0] 见T．S．艾什顿：（18世纪的煤矿工人》，载《经济学杂志》（增刊），第1卷合 （1928），第325、331、334页。
[21] T．S．艾什顿：《工业革命，1760—1830》（1948），第158页。
[22] T．S．艾什顿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的文章，第146页。
[23] 见《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加人疾病保障会（甚或工会）交纳会费是必要的“支出”，这意味着一种生活水平的改善。
[24] 见G．W．希尔顿：《实物工资制》（剑桥，1960），第81——87页。
[25] 《先驱报》，1833年9月。摘自R．波斯特盖特：（建筑工人史）（1923），第93页。
[26] 根据枢密院档案第A．158号“有关机械安装工帮工事实的陈述”，安装工的日工资从1775年的2先令6便士至3先令上升到1799年的4先令6便士。帮工为小业主师傅工作，小业主本人又受雇于“酿酒商、面粉商和其他制造商”，其工作可由任何罢工面陷于停顿。因此，罢工的帮工可以避开自己的主人而直接同厂商签订契约。
[27] 参见盖洛维所提供的证据：“我们的经营范围有6到8个不同的部门；在木工中，我们称为木模工的其中包括高明的家具工、细木工、安装工和其他制木部门的工人；我们有铸铜和铸铁工；有铁匠、司炉工和锻工；……钳工和锉工；铜旋工、铁旋工和木旋工，种类很多。”
[28] 为了保证英国的工业优势，法令禁止许多种类的技术工人出国，违者为非法。
[29] 见《英国行业手册》（1918），第237—241页；J．尼可尔森：《操作技工和英国机匠》（1829）；J．B．杰弗里斯：《机械工人史》（1945），第9—18、35页；《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工匠和机器的第一份报告》（1824），第23—27页；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51—157、550页；托马斯·伍德：《自传》（利兹，1956），第12页各处。又见W．H．Y查洛纳：《饥饿的40年代再考》（历史协会，1957），不过，这本书不明智地认为希伯特一普拉特工厂的技术工人的良好处境在“40年代”比手工织工的悲惨状况更具代表性。
[30] 弗兰克·皮尔：《旧克勒克希顿城》，载《克勒克希顿卫报》，1884年1至4月。
[31] 见《济贫法委员会十周年报告》（1844），第285页。其中的数字说明接受济贫的穷人在1803年为1040716人，在1813年为1426065人，在1815年为1319815人；此后则直到1839年都“没有统计报告”。新济贫法完全实施以后，从1840到1848年，每年有一个季度统计了接受济贫的穷人的数字。这些数字证明，在整个没有饥饿的40年代接受济贫的人数急剧上升，从1840年的1119529人上升到1848年的1876541人。1844年到1846年之间略有回落。
[32] B．威尔逊：《一位老宪章派的斗争》（哈里法克斯，1887），第13页。
[33] 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38页。我在后面几页利用了梅休著作中的部分章节，包括他于1849年在《晨报》上对裁缝和靴鞋匠的描述，及《伦敦工人和伦敦贫民》，第2卷，第335—382页以及第3卷，第231页起。
[34] 梅休前引书，第2卷，第364—365页。又见《机械杂志》，1823年9月6日：“很明显，为什么我们有一半的工人没有工作，那就是因为其他那一半比他应做的多做了一倍工作。”
[35] 根据梅休在其他著作中提供的证据。家具制造工和裁缝的情况显然被夸张了，比较可能的数字也许应当为1／5或1／6。
[36] W．洛维特：《在追求面包、知识和自由过程中的斗争和生活》（1920），第1卷，第31—32页。关于“人伙”的旧风俗（新来的工人或学徒必须为作坊中全体工人买酒），见J．D．伯恩：《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简介》（无出版日期），第39—40页。
[37] 梅休第3卷，第231页。他列举了六七百名协会工人和四五千名非协会工人。
[38] 见T．K．德里：《学徒法令中学徒制条款的废除》，载《经济史评论》，第3卷（1931—1932），第67页。亦见后文，第517页。
[39] 多萝西·乔治博士在《18世纪伦敦的生活》第172—175和197——198页上提到了钟表制造业和制鞋业中的“亭子间老板”和“厢房业主”。又见E.W.吉尔波伊：《18世纪英国的工资）（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1934）。
[40] 见《女怪》，1818年11月21日。
[41] 见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67—170页；M．D．乔治前引书，第195—201页；A．福克斯：（全国靴鞋工会史》（牛津，1958），第12、20—23页。关于1803年的靴鞋匠帮工工会章程，参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80—82页。
[42] 达文波特：《生平》，重刊于《全国合作运动领袖》（1851年）。罗伊登·哈里逊博士帮助我注意到了这份资料，特此致谢。
[43] 《行业报》，1826年9月10日、12月10日。
[44] 关于南特威奇的组织，见下文，第427页。
[45] 普雷斯认为裁缝的结社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当然他的地位特别适合于发现他们的秘密。
[46] 见报纸上的这样一些广告：“凡有能力在建筑业中担任监工者，请到下列介绍所申请……＂（1825年7月17日木工帮工在《行业报》上刊登的广告）。
[47] 《女怪》，1818年9月26日、10月3日和10日；《关于工匠和机械的第一个报告》（1824年），第45—46页；科尔和菲尔森前引书，第106—107页；［T．卡特：］《一个工人的回忆》（1845年），第122—124页。关于1834年的罢工，参见G．D．H．科尔：《为建立总工会而奋斗》（1953）。关于有组织的制帽匠和不体面的“帽工”之间的对立，见J．D．伯恩前引书，第41—42、49—50页。
[48] J．韦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第5版），第293页。
[49] 科尔的《为建立总工会而奋斗》是有关第二个时期的最优秀的著作，虽然仍不够全面。
[50] 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4页。
[51] T．A．沃德：《回顾过去》，A．B．贝尔编（1909年），第216页起。S．波拉德：《设菲尔德劳工史》（利物浦，1959），第2章；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4页。
[52] 《新月刊》，1819年7月1日，摘自S．马可比前引书，第335页；又见T．S．艾什顿：《兰开郡早期工具制造业中的家庭手工业制度》，载《经济杂志》（增刊），1926—1929年，第1卷，第131页。
[53] 见J．普雷斯特：《考文垂的工业革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0），第3.4章中明澈的叙述。
[54] 克拉潘前引书，第1卷，第179页。
[55] F．A．哈耶克和T．S．艾什顿在《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中的论文，第27—28、36页。
[56] 见下文第779—806页关于欧文主义的讨论。
[57] 《行业报》，1825年7月24日。亦见W．H．沃伯顿：《北斯塔福德郡陶业工会组织史》（1931），第28—32页。
[58] 参见下文第429—443页有关爱尔兰劳工的讨论。
[59] 洛维特前引书，第1卷，第25—26页。
[60]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452页。
[61] 同上书，第1卷，第461页。在战后的几年中，退伍水兵在伦敦的乞丐中所占的人数最多。见《消灭行乞协会的第四份报告）（1822），第6页。
[62] 梅休前引书，第1卷，第465页。
[63] 见J．D．马歇尔：《诺丁汉郡的改革派及其对新济贫法的贡献》，载《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13卷（1961年4月3日）。
[64] 1834年以后，济贫院穷人的生活条件比外面处境最差的劳工还要差，这就是“不适合居住”的原则。
[65] 凯伊博士的证词，见G．康沃尔·刘易斯：《关于爱尔兰贫穷调查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1837），第34—35页；关于1838年济贫院穷人的状况，见《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五份报告》（1839），第11、181页；关于查德威克“不切实际”的指示信，其中可作例证的一封是面临工业萧条需要进行户外救济时给曼斯菲尔德几位督导员的信，见《济贫法委员会的第三份年度报告》（1837），第117—119页；《第十份年度报告》（1844），第272页。在有关济贫法的大量著作中，德赖弗的《托利激进派》（1946）第25、26章生动地叙述了北方地区对济贫法的抵制。
感谢 肖弋戈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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