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台尔曼
我加入德国共产党之前的经历[1]
恩斯特·台尔曼
1933年5月23日——1934年6月之间
一八八六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汉堡布罗丁斯市场附近的阿尔滕瓦尔街六十八号一个马车夫的家里。
我父亲于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州的韦德恩，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世。
我母亲生于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八日，死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她的出生地是菲尔兰德的佐伦施皮克附近的基尔希韦德。她生前曾多年在霍普芬市场上卖裁菜和水果；这些货物是她从菲尔兰德的亲戚家以及其他菜农那儿贩来的。我父亲长期在“胡瓦克”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汉堡运输股份公司”担任领班。
我妻子于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荷尔斯泰因州的巴格特海德附近的巴格费尔德。她的父亲是一位为人正直的鞋匠师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在巴格费尔德这个地方干了三十到三十五年的修鞋活。后来，由于挣钱糊口不易，被迫停业。我们把他接到汉堡，住在我们家里，此后就一直由我们赡养。他有八个孩子。我的父母后来放弃了卖菜、卖煤和赶车运货的营业。母亲去世后不久，父亲也一直由我们赡养。
我妹妹弗里达已经结婚。妹夫起先是园丁，后来夫妻俩在巴姆贝克开一家小煤铺。现在又靠卖菜为生。
我是在汉堡上小学的，毕业于优选班。童年时代，我有过异常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在求学期间，我一直要帮助父母料理店内（指在埃尔贝克卖菜、卖煤和承包运输的小店）的杂务。在学校里，我学习极为勤奋。但是，由于父母经常要我帮忙照料店务，工作异常忙碌，以致严重地影响了我学业的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虽然只能在清晨上学之前匆匆赶做功课，但我还是以成绩优异出名，受到老师们的重视。在学校里，我最喜欢历史、自然史、民俗学、数学和体育运动；我对神学课最不喜欢，或者说根本不感兴趣。
在求学时代的最后三年中，我已能区别各个老师在教学方法上的不同之处。个别老师的自由思想，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在父亲的铺子里帮忙，使我很早（也许是太早了）就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是在不打算有意识地去研究人的情况下研究了各种人。我跟车去霍普芬市场、货站、港口和码头，以及煤厂等地，帮助运输家具；陪父亲到汉堡郊区的农民家里去买土豆和粮食。当我还是个学生时，就和父亲上啤酒馆，在那里好奇地倾听人们的各种谈论。顾客到铺子里来买东西，我就看得出人们生活中的社会差别：工人的妻子因生活贫困和艰苦，她们的孩子有时还要挨饿，东西买得少，而富裕的顾客买东西就比较多等等。学校里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上学带的面包里夹着香肠之类，足够吃饱，而有些工人的孩子却只好默默地挨饿（我经常把面包片分给那些没有面包或者挨饿的孩子们吃）。
那些穷人到铺子里来买东西的样子实在可怜，我小时候就对此深有感触。我常常对父母和妹妹谈起这些事情，但总是解不开这个谜。母亲是个虔诚的教徒，每天都祷告上帝（我父亲正好相反，但他不是个无神论者）。我常常很认真地问我母亲，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不帮助这些穷人。这个问题使我母亲也感到为难；她的回答是：这些人命该忍受牺牲。因为她总是这样回答我，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这种回答站不住脚。我对于人们备加赞颂的万能上帝的公正和他对人类的慈爱，以及用“来世”这个我难以捉摸的东西来自我安慰，统统表示怀疑，因为我每天都看到富人和穷人、有钱的和没钱的、银行家和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差别。母亲说，穷人只有向万能的上帝祷告和祈求，才能得到上帝的救助。这种说法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我知道，有些工人家庭曾经认认真真地祈祷了，可是他们的困苦并没有减轻。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严肃地怀疑万能上帝的公正，怀疑人们可以“来世”得到永生的信仰。但是我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刨根问底。我自问，人类生活中究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不公正，为什么一定要用“来世”作为安慰？ 一方面，我怀疑世界上有什么超自然的、不可感知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更怀疑社会还有什么公理。
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动有力的直观教育，迫使我把一般的经验同已领会到的真实看法联系起来。因此，我也更加注意学校老师在教课方面的差异，同样，也非常注意我们家庭里父母之间、兄妹之间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没有妨碍家庭的和睦生活或者使大家感到不快）。我继续听啤酒店里各色人等的谈论，终于了解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明显矛盾。此外，历史事件和经历对我的早熟以及观点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一八九六年汉堡爆发码头工人罢工时，我刚好十岁。一年以后，法国审讯德雷福斯[2]。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二零年，爆发了布尔战争[3]。这些重大事件引起我巨大的、几乎是强烈的兴趣。就象童年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使我有所感触那样，这些重大而生动的事件使我感觉到了世界上的不公正。此外，我在学生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所经历的一些新事情，使我更加怀疑人类究竟还有没有正义。这些新的经历从思想上丰富了我的想象，突然点燃了我那一触即发的思想火焰，使我摆脱了犹豫，比过去更明确地认识到，丹麦国内一定有些腐败的事情。[4]
此外，学生们还在汉堡诸剧院里集体看戏。我 相继看了《霍姆堡王子》、《玛丽亚·斯图亚特》 《瓦伦斯坦的军营》《皮科洛米尼》《瓦伦斯坦之死》、《唐·卡洛斯》《强盗》、《哥茨·冯・贝利兴根》等剧目，而话剧《威廉·退尔》最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激动不已。席勒写的这出歌颂自由的话剧，一下子消除了我的种种怀疑。这时，我的思想更自由得多，更自觉得多地向“社会主义”发展了，但是并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是什么。我这经历丰富的童年时代和严峻艰难的学生生活结束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在这个阶段里，我作了一些研究；是这些研究影响了我的思想和观念，后来又使我很快具有了社会主义观点。
在简述我的斗争生活第二阶段之前，我不愿避而不谈对我的教育和成长有影响的一个明显事例，以证实那种认为人类只是受了犹太人的影响才会有马克思生义、共产主义观点的说法多么荒谬，这些谬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值一驳的。
我们让事实和实际情况来说话吧。我的教育并没有受犹太文学家、犹太教师或者甚至是犹太上层社会人士的影响，他们的精神力量也没有对我起作用。同样，我在家里和学校里所受的教育，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几乎有理由说，我所受的甚至是与此此相反的教育。也许可以看出，我与其他工人的孩子们所受的教育有某些不同；童年时代的影响，曾有助于使我具有某种特性：这种影响以及迫不得已的自学，曾对我起了比对其他普通孩子更有决定意义的作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自觉地发奋努力，进行自学和深造。父母操劳过重，对我的学业几乎没有进行过什么辅导，或者给过什么鼓励。我在这方面已能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家庭一般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我之所以不能去求助于别人，是因为我必须在上学之前、在清晨做我的作业……。
我的这种渐渐提高的自觉性，思想上要自学和上进的主动性，总想不断看新书的渴望，都惹恼了严厉的父亲：他痛打了我几顿。后来，我躲到隐蔽的地方去看书，为了不致在看书时被他抓住。可是，我那时看的既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文献，而是席勒、克莱斯特、赫德尔和歌德的书，尤其是日耳曼人及其斗争的历史书；还看关于卡罗林、萨克森、法兰克和霍亨斯陶芬皇帝的历史书。维金和汉撒同盟时代的历史，使我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施特尔特贝克尔的《海上生活和强盗生活》、小说《尼伯龙根的传说》、《安德烈斯·霍弗尔》、《阿西巴尔德·道格拉斯》、《赫尔曼战役》尤其使我不忍释卷、十分爱读。
我父母的观点是非社会主义的。他们本来会用他们的观点对我进行教育，施加影响，但未能奏效。经验、阅历、人民日常生活的现实，使我形成并且越来越牢固地加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如下这种奇谈怪论，现在又流行起来和变得时髦了：即认为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是建立在另外一种动机上的。但是这种奇谈怪论对我以及其他德国男女工人都不适用……
谁是对我的教育产生影响的所谓犹太人呢？ 他们是德国剧作家、德国诗人，而且不是一些无名之辈；德国历史，童年时代的磨炼，对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唯有这些才是我的导师。父亲在波茨坦第一步兵近卫团当过兵，参加过各种社会团体和军人社团，只是在我毕业后才拥护自由思想；从通货膨胀时期起，他才逐渐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儿出现了与众不同的情况：在青年时代，父亲未能说服儿子；是儿子（不是犹太人）和事实，渐渐说服了父亲，使他信仰了共产主义。母亲从来不过问政治，始终虔诚地信仰宗教，而且带着宗教信仰进了坟墓。我还想强调的是，我曾当过五至六年德国体操协会少年组的组员，在那儿也受到一定的教育。
物质利益并没有影响我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后来的生活历程足以证明这一点：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思想上的兴趣。我曾多次表示过这样的希望：毕业后一定要学点东西，若不是学一门手艺，就是当教师等等。遗憾的是，父母没有满足我的愿望。他们肯定是供得起我学习的，但父亲坚持认为，留在他当时生意兴隆的铺子里，同学手艺和上学一样，对我是有好处的，以后可以继承这家生意兴隆的铺子，能够自立。即使是这些刺激，也打动不了我的心，因为我对物质利益不感兴趣，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都没有对我发生影响。我最苦恼的是什么也没有学会，或者什么东西也不让我学。这种苦恼长期困扰着我，只是在我多次提出上职业学校的要求后，我的父母才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那时，也不管这实际上是否有助于我在父母的铺子里未经训练的职业，我暂时还是对此心满意足的。
我毕业后不久，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情对我的思想和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墙上贴着一大张红色海报，号召全汉堡的毕业青年参加在工会大楼礼堂举行的毕业联欢大会。大会在星期天下午举行。我独自去了。这是下午两点钟。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我感到惊奇，而且非常激动。都是象我一样的青年人呵！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呀，多么朝气蓬勃，多么热情奔放，多么兴高采烈！几千人唱起歌来，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啊；它使我多么高兴，产生多么和谐的感觉啊！相形之下，爱尔贝克的鲁克特谢尔教堂里举行的坚信礼仪式显得多么渺小！现在，对我来说，这才是一次伟大的经历。会议的演讲人出现了，全体青年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演讲人开始演说，他讲了资本主义，以及工人们的孩子和父母的悲惨命运；讲了我们青年时代的意义，扼要地谈了政治形势和青年工人的任务。他说，你们的生活现在开始变得更加严峻了；单枪匹马地干，你们就会无所作为，但是如果紧密地团结起来，你们就会所向无敌！跟随着自由的红旗、跟随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大旗前进吧！你们要团结在这面自由大旗的周围，为争取真理和权利而战，做一个为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战士吧！
青年同志们，你们出生在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时期。你们的父辈，有些受过国家暴力的压迫和迫害。他们一再进行反抗，一再英勇地举起社会主义红旗，直至终于胜利地粉碎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令”你们出生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斗争时代，你们的父母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将永远激励你们，成为你们为解放、为目前和将来新的社会主义任务和目标而斗争的榜样！
青年同志们，你们今天是自豪的劳动青年，将来是不断成长的男子汉。你们是未来的自由战士。你们要继承父辈的神圣社会主义事业！你们要当之无愧，在面临的一切斗争中，发扬光荣传统，学习你们前辈的优秀品质，忠诚而坚定地高举鲜红的大旗，在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 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为全体劳动青年的斗争中，要不怕牺牲，不辞劳苦和艰辛。把那些胸无大志、虚度年华的青年唤醒和团结起来，同你们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处处都要履行你们的义务，和久经考验的战士们并肩战斗；认清正在迅猛发展的社会主义赋于你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因为你们肩负着并掌握着劳动人民的未来，你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
演说人结束了讲话，暴风雨般的掌声响了数分钟之久。劳动青年们都象着了迷似的。他们感到，只有团结起来，携起手来结成坚固的阵线，他们才是有力和强大的。我看到了这种威力无比的、 正在兴起的伟大力量。我正是这数千人当中的一个。……乐曲的声音响起了。大厅里齐声高唱：“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我站在那儿，思潮澎湃。……大会结束了。人群拥向出口。我向会场里的书摊走去。一本小册子马上落入我的眼帘《我怎样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士？》我立即花了二十芬尼买了一本。在浮想联翩中，演说人的话又在我的脑际盘旋：“你们肩负着人类的未来！ ”我独自来到街上。脑海里涌起了种种联想，路在那儿？我能出点什么力？我应当做什么？应当采取什么步骤？ 我信步向码头走去，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来。回想起在家里的劳动。难道就在家里消磨掉一生，难道我永远不能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人类世界，难道永远只能片面地观察人们的心灵深处？……
我的求知欲望必须在某处找到一条出路。我感到家里的天地太狭窄了，而且毫无战斗气息，但要改变这一点，应当做些什么呢，摆脱这种境况的出路又在那儿呢？就这样，我在码头上坐着，探索今后的命运和未来。我如饥似渴地一直把小册子看完，思绪集中在社会主义思想上。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目标，没有找到一项摆脱这种境况的计划。而要找到这样的计划，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不知所措地、下意识地站了起来。这时，天差不多黑了，我开始踏上归途，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念头和联想。第二天一早，我继续在家里做我那老一套的活计。
就这样大约又过了一年。我快十六岁了，同时也更成熟、更自觉了。除了妹妹和我在家里劳动外，还有搞各种辅助劳动的人手和临时工。妹妹负责内务，我大多跑外勤，也就是跟车或在其他地方干活。每周，我得到一两个马克的零用钱，另外还有少量的小费。对于我那些青年朋友们来说，我是个好同伴，而且星期天外出和娱乐时也慷慨解囊，因此可以理解，在我劳动时间比较长，强度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点可怜的零用钱是不够的。我有可能通过各种方法搞到分外的钱，但这总会使我父母受损失。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来搞钱，尽管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我决定找父亲谈谈，要求增加我那少得可怜的零用钱。父亲好几次都不同意给我补贴：他用他认为适当的理由说，我在星期天会把一切都给同伴们的，这倒完全是事实。而他自己也不是个讲究吃喝的人，有时晚上到酒馆去，打八到十局纸牌，替大家付一两次饮料和啤酒钱；另外，他也不是个吝啬人，在付给铺子里卖煤、卖土豆和运家俱的工人工资时，每天总是多给一两个马克。我也干同样的活，有时干得比工人们还多，但却得不到他的补贴。在这种候，他总是要我用将来安慰自己：将来，整个铺子都会由我接管。即使在星期天我一直干到下午，也得不到钱或其他酬劳。我该怎么办呢？若不在家这样干下去，只有干脆离开这个家。
我于是下了决心，终于向父亲提出意见，建议每周给我六马克的固定零用钱。最后我们讲妥了，每周四马克，每星期天给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三个或者四个星期，可是后来父亲问我，是否想过把钱存起来。我自然是一个钱也没有存下。星期天外出，难道还会把那几个钱藏在袜筒里，当一个吝啬鬼到处游逛吗？这不是我的为人。再说，我父亲也不是那样的人……
尽管作为认真的人[5]一周的生活和劳动是很认真的，但我在星期天还是玩得很轻松愉快；我享受了青年的生活乐趣，或者说换一个法儿来体会特泽尔[6]的悔罪信条：“钱在箱子里叮喈响，灵魂却跳出了涤罪所。”这就是说，谁有钱，谁就没良心……
最后，由我亲爱的母亲出面来劝我。她先是对我作一番心平气和的规劝，然后威胁说，如果我不改变星期天花钱的习惯，就少给我。我却警告妈妈不得采取这个步骤，而且还特别提醒她说，别忘了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个爱花钱的角色。当父亲和母亲看到劝说和威胁都不起作用时，他们就打算星期天把我关在家里，不给我一周的工钱。他们安慰我说，这样，我以后会在储蓄所里有户头，有一本存款折。
下一次，他们只给了我四个马克。我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家。我的决心还受了思想观点上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担心在家里受到的教育太片面了。我进而感到，这种情况将有害于我今后的生活。我有了解人们差别的渴望和意志，而且坚信，暂时变换一下工作，到陌生人那儿去学习学习，这对我今后的成长只会有好处。我现有的这种家庭环境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不能使我思想上得到锻炼，获得进一步发展。什么东西也学不到的苦恼仍然存在。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自己也心中无数。
有一天，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遭到父亲一顿痛打，因为马儿惊车了，载着我在街道上乱冲，造成了损失，但这并不是我的过错。第二天，趁父亲外出未归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到哪里去呢？茫无目的。我和母亲告别，表示了坚决的意志：即使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也不回来。但是，我永远热爱父亲和母亲，永远不愿意让他们为唯一的儿子担心。我穿着普通的工作服，也没有带任何行李，口袋里装着母亲给的三个马克零用钱，在作出决定几分钟后就离开了家，在母亲吃惊的视野里消失了。
我无精打彩地步行到圣保利区，在那里的慈善院（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里过了几夜。我没有钱，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只是孤身一人，到处徘徊，寻找工作。这时我才认识到，为了不增加父母和其他人的负担，自己挣饭吃确实不易。我同痛苦、同饥饿作了斗争，并多次经受了考验：我从未走入歧途，是诚实地在世间漂泊的。
我偶然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圣保利区一家专用北德方言演剧的恩斯特—德鲁克剧院的导演。有一次，我饿着肚子到处徘徊，他对我产生了同情。他问他那已经七十八岁的老母，可否让我在她那儿过夜。这是阿尔托纳区瓦塞小街上一套地下室，只有两间房和一间厨房。七十八岁的母亲给我安排了一块地方，但没有床。她知道我身无分文，其他也一无所有。但是，在她听了我叙述的生活状况，知道我不愿在收容所里过夜之后，她心软了。在她那里，我每周要付二个或二个半马克的房钱。可是，我第一周没有找到工作，因而付不起房钱。她是个好心肠的母亲，富于同情心，充满了对人的爱。她自己一贫如洗，但她让我住着，而且清晨给我端来咖啡和早餐。
这充满自我牺牲的事例，这对我实行人道主义的待遇，给我留下了深别的印象：这位年老而贫困的妇女能立即帮助我，并且继续帮助我；她相信我的诺言：以后会把一切欠账付清，并向她表示感谢。那几个星期里，我经常这样想，有钱人是肯定不会给我一个住处的。
我尽管努了很大的力，头几个星期还是没有 找到工作。因此，我到恩斯特—德鲁克剧院去找她的儿子，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之久，没有拿到任何钱。我自愿帮助舞台工人做一些安装布景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剧院里看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恩斯特—德鲁克剧院是一座大众化的、以工人观众为主的剧院。那里的演员每天用地道的北德方言演出，如实地揭示汉堡人民生活中的社会差别。一般来说，这些演员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的薪金特别低。我从他们彼此的谈话中知道，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负了债，生活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们仍喜欢给我一些零用钱，月初时尤其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维持生活的。
我渐渐我到一些去汉堡港工作的机会，并同那里有了联系。
以后，我每天清晨按时去汉堡自由港，看看能不能找点临时工作。我的运气很快就来了，每周能在货栈、仓库以及工厂企业里临时做几天工。这些地方都以工资低和对汉堡码头工人剥削过重出名。工人们骂它们是“敲骨吸髓厂”，而我却感到高兴，因为几周来挨够了饿，现在终于能够吃上一顿热乎乎的午饭了。另外，我还指望，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地实践我向房东老太太许下的诺言。
我在其中工作的第一批港口工厂，其实都是犹太资本家开的（虽然在外表上看不出来）。起初在纳坦·菲利普·格拉斯布洛克货栈一仓库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剥削最厉害的公司步以汉堡港区工资最低的公司之一而著称。后来，我在希尔施费尔德区或者叫希尔施贝格区工作了几天，进了那里以格拉纳命名的一家鸟粪厂和一家鱼粉厂，它们都是设在赖尔施蒂克的。在汉堡港口工人中，都以这些工厂“敲骨吸髓”而怨声载道。在这里，我还没有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就受到有关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其方法的初步的、彻底的直观教育。青年工人们在这些工厂以及其他一些港口工厂里（例如库韦德尔区的碾米厂、汉堡至美国的邮船、一些工场等等)得到微薄的日工资。就这样，我慢慢熟悉了汉堡工人们的一般情况。
我对各种问题都进行研究；研究的范围很广。首先，我立即觉察到，青年工人与年纪大一些的工人相比，待遇就不一样。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干同样的活，但青年工人得到的工资要少得多（有些公司就专会雇用青年来赚取利润）。此外，我所说的那些港口工厂所付的日工资，要比多数通常订工资合同的工厂所付的日工资少得多。而我也越来越明白，这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对比，而是一种与荣誉感相联系的思想观点。在订工资合同的工厂中工作的，多数是有组织的工人，也就是加入了工会的工人。在我最初工作的工厂里，也就是找上门去的那些工厂里工作的，全都是些“野”工人，或者 “蓝色”工人（专给那些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称呼）。在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虽然其中有些也已参加工会)通常会受到码头工人的嘲笑和轻视。不参加工会的人，被看作“野人”，“蓝色人”得不到码头工人的尊重。事情很明显，就象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这种情况使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一九〇三年五月十五日，我加入了汉堡的社会民主党；—九〇四年二月一日，加入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7]汉堡分会。在此之前，我曾多次参加工人青年团的小组会和分部会议，但是没有立即下决心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经过一定程度的观察和坚信不疑之后，我先加入社民党，后来才参加工会。我先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七个月之后才成为自由工会会员（尽管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参加后者或许更方便些），这一事实说明，思想方面的因素当时对我有着强烈的、甚至最强烈的影响。现在，在我的人生斗争战场上，开始有了政治生命。
我加入政治组织和自由工会时，年龄是十七岁。直到我被捕并被工会开除，共当了二十七年的工会会员。我首次参加的罢工，是一九〇四年夏天酿酒工人的罢工。当时，我在汉堡罗森街扬森酿造厂当运送啤酒的卡车司机的助手。我认为自己不是那种迫不得已才加入工会的人：我加入工会，是出于我思想上的信念；我承担了义务，我立即就愿意尽心竭力地履行这种义务。
怎样才能帮助改变这种现实状况呢？在考虑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青年工人。他们就在我的身旁，我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和职业情况。青年工人还没有怎么组织起来，汉堡港地区的组织工作尤其薄弱。我脑子里翻腾着这样一些问题：能为青年工人们做点什么呢？他们怎样才能最适宜地保卫和改善自己的权利呢？他们怎样才能成为劳动人民生活中一种共同的决定因素呢？开始就用罢工的方法，准备在一些工厂 和行业中举行罢工，那是行不通的，因为青年工人参加工会的很少，老工人又不愿再参加罢工。而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只要青年人不动肝火，不闹事，那就再好也不过了。如此看来，一切都必须从头做起，必须设法说服工会的领导，使他们相信青年工作是必要的，他们必须支持这种工作。可是我的努力却白费了。
我到工会办公室，谈了我的想法，说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们答应帮忙，但又说这个问题必须先研究一下：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并没有得到他们足够的同情和支持，反响不大。我这个人不是个傻瓜，而是个实干的人，因此过了不久，我又去工会办公室，想了解一下这件事究竟进行得怎样了。谁知道这些头头象老奶奶一样地坐着，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指责为什么毫无行动。现在，我开始不信任这些头头了。我深深感到，他们只想平静无事，保住自己的地位。必须另想其他办法，才能使人们听取我的那些想法和见解。
此时，我已经找到另外两位既勤奋又有志气的青年同志，并向他们谈了我的计划。我们本身的力量还太弱，也缺乏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和激励青年的经验。我们向一些年纪较大的工会同事请教，向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全会上有经验的会员请教。可是，他们对我们的立场也很有保留，并不热心。这就迫使我们依靠自己，自己动手干。
我们制订了一项计划，首先要加强青年运输工人在全会中的地位，从而使我们的要求和提议更有分量。我们这三人小组已考虑了一切途径和方法，以便向这些头头们表明，他们不愿意干，我们没有他们也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的码头工人中，大约有三百名青年工人已经加入工会，但他们分散在各个工厂里，这是有觉悟的青年码头工人的不利因素。我们向工会委员会建议，要求立即召开一次群众性的全汉堡港青年工人大会；为此，我们可以帮助做一切能想到的宣传上的准备工作。工会头头们推托说，召齐大会为时过早也过于仓促，用表示遗憾来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且还安慰我们说，过两三个月就举行这样的大会。
我们继续准备，并开始把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见诸行动。首先，建立一个互助基金会，把我们每周工资的一部分，汇集为互助基金。不久，就得到青年朋友和工人们的支持，同时，积极的青年和工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在很短的时期内，我们就筹集了二百马克。现在没有这些工会头头们的任何帮助，我们也能更大规模地实现我们第一次最艰巨的计划了，而且是有利于工会工作的。尽管我们三人满怀成功的希望，但事先谁也不能预料，这项计划是否能获得成果。我们决定在工会 大楼召开群众大会，并用传单和海报向汉堡港全体青年工人发出了颇有吸引力的号召。海报的主要内容是：
“号外！！ 号外！！
全汉堡港地区的青年工人们！
你们提出了十二个问题。你们的问题将得到回答！五百青年工人——港口各工厂的工人兄弟，将在那里亲自回答你们的问题。快来参加吧，——你一定要来听一听五百青年工人的誓言！”
大会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六百五十到七百名青年出席了在工会大楼的大厅里举行的大会。我们的工作取得了成果。两百人被吸收参加了工会组织，另外还接收了一些青年参加党的青年组织。我们记下了所有新会员的名字，对他们进行了家访，按地区把他们组织起来，把大部分人逐步培养成积极的战士。半年之内，参加工会的青年工人从三百名跃增到近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名。参加下一次全会的，大多数是青年。老会员们感到惊异，部分人对出现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感到高兴。工会头头们觉察到他们面临一种危险。关于成立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青年分会的提案，以大多数票获得通过；全会责成汉堡的工会委员会立即执行上述决议。
当时，我一直还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由于这第一次巨大的，决定性胜利的鼓舞，我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至于进一步发展的细节，我在这里不一一叙述了。我想强调的只是，随着政治和社会生活情况的逐渐发展，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和社会状况，我的政治观点起了变化，得到促进，从而使我牢固地树立起社会主义世界观；在我的人生斗争进程中，这种世界观激励着我，使我怀有巨大的热情，鼓舞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战无不胜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的目标并不是在工人运动中争取一个领薪水的职务。我认为，尤其是在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内一般也这样认为，那些现在身居领导地位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劳动群众的生活愿望，劳动人民的斗争精神，才始终是他们争取摆脱资本主义社会枷锁的鼓舞力量和榜样。
历史证明，我这种很早就牢固树立的意识是正确的。一九二一年，我首次到苏联去访问，在那里呆了十二到十四个星期，在事先没有大事张扬的情况下，参观了许多地区。尽管苏联还处于相当困难的时期，我还是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事实。这时我才明确地认识到，工人运动中是有这么一些真心诚意和自觉自愿地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领导人的。
我二十岁时，被征召入伍（我将口述其详情）退伍以后不久，在“亚美利加”号船上当搬运工，参加过三次航行。我觉得海员的生活太粗野放荡了，不想干下去。在美国逗留的那些日子，使我大开眼界。那里是一个具有先进技术的新世界，有着与德国不同的社会生活。在那里一眼就可看出的妇女享有高于男子的特权，我感到几乎是不自然的。生活条件也完全不同，比德国好得多（当时还有巨大的差别）。后来，我继续在汉堡港当临时工人，在运煤码头当码头工人，也在家俱运输工业和建筑业里做工。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家比较大的叫古斯塔夫，韦尔塞洗衣厂里当马车工人；最后，在那里当办事员。老板曾经提议，聘请我为他的管事，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我放弃迄今在厂里所搞的工会和政治活动。他为我提供了一个最高的职位，但我思想上的正直感不允许我这样做；我不能为了一个领导职位而放弃我的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在当时情况下，两者必居其一：若不接受这项提议，我就必须离开这家经我努力而扩大了的洗衣厂。
由于我坚持不懈的活动，该厂所有男女工人和马车工人，百分之百地都参加了工会。这家工厂成了汉堡市的模范工厂，成了众所周知的榜样。所有男女工人、马车工人和跟车工人，都有假期。工厂支付的工资，在汉堡是最高的。所有在工厂工作的人，都有固定的带薪的假期。由于我是全厂劳动委员会（男女工人、机务人员、马车工人和饲养员）的主席，我无论是当马车工人还是后来当办事员，都和厂主有一定的分歧，尤其在谈判保持和提高工资以及在商定新的工资合同时，更不免有许多分歧。
举行谈判时我更加看清了，那些身居工会要职的头头们显然是资本家的奴才。在进行有争议的、特别是争论很激烈的谈判时，就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全体职工或个别工人是有理的，我总是无拘无束、毫无畏惧，毫不顾及我本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利益进行斗争。我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种情况下态度坚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业务上已为厂主做了许多大事和好事。厂主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管事，但要我立即放弃受到职工们信任的地位，这时，他明显地表现出企业主的立场。尽管谈话是客气和坦率的，但双方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我拒绝了他的提议。我认为，忠于信念比在他的工厂和商店里获得优厚待遇、甚至最高职位更为神圣，更有价值。我表示在两个月内将自愿提出辞呈，离开他的工厂。后来，我随即在另一家叫做 “妇女赞”的洗衣厂里当了马车工人。我在这里认识了亲爱的罗莎，她以后成了我的妻子。这真是 “因祸得福”，不然的话，也许就没有这桩幸事了。 当“妇女赞”洗衣厂的另一个股东开办一家新的 “王牌”洗衣厂时，我去那里当了马车工人，罗莎则在那里担任主事。战争爆发以后不久，这家工厂就关闭了。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五日，我作为预备役军人应征入伍，不久就上了前线。从十六岁到上前线当兵这段短暂的时间里，我曾多次失业，找不到工作。除了做临时工作外，有时也当运货的马车工人，还暂时在于尔根斯酒馆干了一个夏天。至今还很有趣的是，我离开父母大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去看望他们。他们向我提供一间住房，象在别处一样，我每星期都付房钱。我有时也在父亲那儿临时帮忙，也象其他人一样，他每天给我工钱。那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看来也好不到那儿去了。但我也从来没有因为受到这种对待而感到遗憾。从十六岁到战争爆发这段时间里，我在工会里和政治上都十分积极，浙渐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我只是简要地说一说事态发展的情况吧。我在工会中，有下列不领薪水的职务，青年组组长，各行业工会马车工人分会书记，汉堡工会联合会代表，码头工人分会副主席，汉堡马车工人分会主席，最后是各行业马车工人分会主席。我二十二岁时，就被汉堡德国运输工入联合会代表大会选举参加地区委员会（从大约二千名代表中每年选出十七人参加地区委员会，其中有八名不领薪水的成员，每月开一次会)。我曾多年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
在社会民主党内，我是市区领导人，曾短期担任会计、州委组织代表和区委书记。后来，我参加了汉堡—阿尔托纳区和万茨贝克区的报告人委员会。我担任这些职务，都是不领薪水的，而这些职务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以致我每天晚上都到处奔波，或忙于政治工作，很少例外。
一九一五年初，就在我应征入伍之前不久，我与亲爱的罗莎结婚。我和她相识已有五、六年了。
然后是战争时期（我将口述这方面的重要情况）。这里只讲一些主要事实。起先，我来到亚尔萨斯的诺伊布雷萨赫驻军第二十步炮团的补充营，此后不久就开往西线。在此期间，我曾两次回到德国，住在科隆和拜罗伊特的野战医院里，都只 在留守处住了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不是个胆小鬼或怕死鬼；住在后方，我总不安心，也不满意。我在西线参加过下列战役和战斗：索姆河战役(一九一六年），香巴尼战役（一九一五年——九一六年），埃纳战役和苏瓦松战役，向康布雷进军（一九一七年），阿拉斯战役；后来，我在阿尔贡森林、切明德斯达默斯（温特贝格）、兰斯、圣昆廷、哈特曼斯魏勒科普夫等前线，曾参加在拉法拉（兴登堡线、西格弗里德阵地）附近的撤退，以及凡尔登和梅茨之间的撤退（一九一八年），还在前线的另外一些地方驻守过。我受过三次伤（实际上是四次），其中一次是重伤（在索姆河边一尊大炮旁被砸伤）。我作为一名普逋的炮手应征入伍，又作为一 名普通的炮手退伍。得过铁十字勋章，汉撒十字勋章和伤员纪念章。
签订和约以后，我没有一直跟随部队重新返回驻地，就回家了。我认为，和约签订以后，这场屠杀性战争也就结束了。妻子已经在埃彭多夫租了一套有两间房间的住宅，我这个退伍战士搬进了新居。我回来后，立即退出了社会民主党，改而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那几个月里，我很少关心已经失去作用的工人一士兵委员会运动，也不参加它的任何活动。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运动是注定要消亡的，因为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既不是半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全社会主义的。我在汉堡立即参加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作为该党的党员，进入了汉堡市议会；一九一九年五月，我当选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地区组织的主席（无薪的）。
我的职业工作还是当临时工人（也到我父亲那儿干活儿）。一九一九年，我几乎全年都作为被救济的失业者，在市公园劳动。后来，我被调到劳动局当职员，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九二一年爆发三月行动时[8]为止。当时党组织决定，在那几天内所有党员都要停止工作，我在劳动局的好差事因而立即丧失了。
在此期间，我在汉堡公众中越来越出了名，因此根本就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我长期失业；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国会选举（我这时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段时间里，除了做临时工作外，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在汉堡一家造船厂和油港 （属德国石油公司）工作。我的政治活动完全集中在政治方面，而不是象战前那样，主要搞工会运动。我还想补充的是，一九一一年或者一九一二年，我曾作为汉堡的代表，参加德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在布雷斯劳举行的代表大会。世界大战以后，我曾作为代表，参加该联合会在斯图加特举行的大会（一九一九年），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联合会大会（一九二二年）。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以汉堡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召开的党代会。一九二〇年十月，又以汉堡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哈雷，我赞成左派的纲领，赞成参加共产国际（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讲了话）。独立社会民主党汉堡组织的党员百分之九十八都支持我，而当时在其它大城市，独立社会民主党已陷于分裂，对比起来，汉堡的情况是唯一的例外。一九二〇年底，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或者确切地说，第三（共产）国际的支持者和以前的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举行联合党代会，德国共产党首次作为群众性的政党诞生了。
此后召开的德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我都一次不漏地参加了。尽管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雷发生了分裂，但对汉堡的组织来说，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参加了在联合党代会上成立的德国统一共产党。
我仍然担任德国共产党汉堡地区组织的主席 (无薪的），几乎一直到我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的时候为止。
[1] 这是台尔曼为在法庭上质对而写的一份简历。由于他处在单独监禁的严酷条件下，文字上未能作认真的修饰。——译者注
[2]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8-1935） 犹太人，法国总参谋部军官。 一八九四年法国反动军人诬告他犯叛国罪，被开除军籍，判处终身流放。法国进步人士利用此案与反动派开展斗争，要求重新处理。在舆论压力下，德雷福斯获得赦免，恢复名誉，并于 1906年复职。——译者注
[3] 英国人与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之间进行的战争 （1899-1902）。结果布尔人失败，他们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德兰士瓦和橘河自由邦被英国人并入南非联邦。——译者注
[4] 这最后一句是台尔曼引用《哈姆雷特》中的台词，实际上指德国，不是指丹麦而言。——译者注
[5] 台尔曼的名字Ernst，原意是“认真”——译者注
[6] 特泽尔（约1465—1519）为多米尼克派僧侣，1516年起任美因兹大主教出售免罪符的特使。他在德国中部地区进行的无耻宣传引起了胡时反天主教情绪高涨的广大群众的愤怒，因而导致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的讲演，捍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序幕。——译者注
[7] 该联合会当时的全称是“德国贸易运输交通工人中央联合会”。
[8] 一九二一年三月，汉堡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反对反动派用暂时停工停业来解雇三万五千名工人。许多德国共产党党员和干部被捕和被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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