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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尔曼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所作的副报告
第五次会议
主席：哥特瓦尔德和加兰迪
（1931年3月29日晚）
我报告的中心议题是，当今条件下的德国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完全同意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分析，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印度最近进行的阶级搏斗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头等重要的革命意义，这些国家革命的发展使它们远远地超过了德国或波兰。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认定，当今的德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我将在分析当今日趋尖锐的阶级形势和阶级力量的重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衰落、德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德国执行容克计划过程中最近发生事件的基础上论证上述观点。
我们提出报告议题的背景不仅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因为德国共产党所作的努力和它在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在我们对形势作总的评价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我在报告中就不再用详细的资料对危机的一般情况和表现作分析。一方面，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中有几处已涉及当前德国危机的问题，我再重复显得多余。另外，在德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也详细地讨论了当前危机的特点，因此我的报告就着重谈谈革命实践问题，以此作为对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报告的补充。我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1）德国革命时机距现在还有多远；（2）主观因素，即我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制定的正确阶级路线对促进革命时机的成熟起多大作用；（3）我们的政策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意义；（4）我们的政策应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取得的主要成绩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弱点和缺点必须克服。
现在先谈谈德国的形势。在谈这个问题时，我想同志们对德国整个经济状况已经了解，所以只介绍一些新的情况。
今年2月我们已经确认，德国的煤炭储量有新的增加，因此会引发大批解雇工人的现象。3月底鲁尔区新解雇了2万名工人。3月下半月钢铁工业也出现了减产、停工和减少工时的现象。与苏联相比，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德国农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也只利用了33%。去年秋冬，资产阶级期待经济会在今春复苏，现在希望也很渺茫。据官方行情研究所预测，今年建设投资至多为55亿马克，而1930年为70亿马克，1929年为90亿马克。
资本市场更是危难重重。1月份短期贷款年利率为5.1%，而到2月份的最后一周就提高到6.04%，比伦敦高1.6%，比阿姆斯特丹高1.3%，比巴黎高1.9%，比纽约高1.6%。当然，德国在近几个月里可能会发生季节性复苏。不过就连德国行情研究所现在也承认，1931年年平均生产指数和周转指数会更低，而失业率会高于已经发生危机的1930年的同期平均数。即使按资产阶级的计算，要使劳动力市场复苏，就必须减少100万失业者。如此看来，就是依据这种纯粹概念化的计算，我们要想完全摆脱现今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中的一个周期性危机，今年夏天德国也将会产生大约400万失业者。如今德国的危机日趋危重，全世界除少数小国之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实质性复苏的迹象。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群众购买力持续低迷，对于德国资本家来说，国内市场也将持续萎缩。
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危机已经造成周转量缩减，1930年第四季度德国的周转量减少60亿马克，比去年降低18%。甚至资产阶级的行情研究所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这种减少了的消费量还是靠“部分动用存款准备金为代价”来维持的。但在此后这段时间里又新增100万失业者。农民和中层手工业者的生活状况也明显恶化。工资又一次降低。工人每周工作天数不满的现象愈发普遍。显然，所有这些因素必会导致群众购买力继续降低，从而带动国内市场也随之更加萎缩。
德国商品出口的情况如何呢？众所周知，德国的出口量虽有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小。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商品生产是为偿还战争赔款，所以在执行道威斯计划期间德国的出口形势还不错。但是在执行容克计划后，形势就恶化了。近几年来为偿还战争赔款，出口的商品量越来越少。
第二个原因，是德国的出口商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出口法国及其殖民地的，而法国至今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受危机影响最轻的国家。第三个原因与资本主义合理化政策有关。除美国外，德国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效最大，它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头。
最后还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德国工人阶级的极度贫困化和其生活水平的低下，这是德国的资本主义能够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一个原因，使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抛售商品，因而扩大了出口量。将来这种情况会发生变化吗？德国出口的这些有利因素将来会逐渐消失。
现在，法国也被卷到经济危机中来。我们看到，那里已经出现经济危机加剧的一些现象。显然，这会导致德国商品向法国出口量的减少。德国在资本主义合理化中取得的成效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那些晚于其他国家开始实施资本主义合理化政策的国家往往会搞得更好一些。因此，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技术改造、完善合理化方法之后会超过德国在近几年达到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水平。
德国资产阶级为减少生产成本而降低工资的举措是一个信号，它预示着资本主义将要掀起一股新的疯狂侵犯全世界无产阶级，普遍降低工资的恶风。这反而会使德国资本主义失去在这方面所拥有的暂时优势，因为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会开始全方位的侵犯。
因此，说德国的出口形势不会恶化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恰恰相反，可以说，情况恶化不可避免地会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工业危机也必将随之愈演愈烈，而这又会成为危害千百万劳动者的致命社会灾难。我们注意到，资产阶级现在就已经厚颜无耻地提出要把德国工业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农业国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即巴尔干地区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农业工人的水平上。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工厂主的一次代表大会宣称，德国工人的工资应当降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上。今年3月1日出版的《科隆日报》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德国资产阶级要向无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
德国当前农业危机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只举一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布吕宁政府农业部部长兼大地主的头目席勒在一个月前召开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称，1930—1931年，各类化肥的需求量比1929—1930年度下降11%—35%。1930年农业机械的销售量比1927—1928年度下降45%。这些事例就很说明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农业债务利息的负担在持续增长，查封财产、拍卖财产的现象屡见不鲜。大家知道，在德国有几百万小农经济经营者，他们除务农外还要去工厂打工挣钱。现在他们也失业了，丧失了一大部分收入。
另一方面，他们只靠小农经济难以维持生计。缺少土地，又难以支付贷款利息和税赋，这些人的处境可谓雪上加霜。
根据资产阶级的估算，因土壤质量和生产条件的不同，小农和中农每小时工作的平均收入大约在16--60芬尼之间。
农业危机自然同工业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危机会加重工业危机，同时由于工业危机的发展，农业危机也会进一步加深。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萎缩，农产品的销售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德国农业非常落后，这也是造成危机日趋剧烈的一个因素。国内市场的价格政策以及人为保持高物价水平，这些都不利于消除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并阻碍其发展。因此贫农、中农贫困化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结果，我们近来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民陷入贫困。大家知道，即便是资本主义，也想在自己的体制中引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实行的集体化。我们发现，在巴伐利亚和乌尔姆就有这样的实例，有一位博士试图说服整个农业界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集体，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但这只是被农业危机逼出来的资产阶级的痴心妄想。农民也想借此走出困境，然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对小农经济经营者摆脱致命的威胁没有丝毫意义。
在我们召开的会议上，农民代表毅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及其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大计，这甚至出乎党的意料。这种情况最近就发生了几次。经受危机带来苦难的广大中层劳动者和贫农已经不信任资产阶级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了。
现在我来谈谈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危机和加快德国革命时机成熟的问题。去年夏天以来，我们发现德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我们据此完全有理由认定，经济危机已开始转化为革命时机。最近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正确地指出，德国出现了预示革命时机即将到来新征兆，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报告也着重对此进行了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动荡的危机转化为政治上层建筑危机的表现是什么呢？革命高潮的到来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现象。与此相比，我们在对形势进行分析时，德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及其附庸势力的发展只是次要的因素。我们把德国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首先看做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潮的一种历史参照物。这对全会和德国共产党评价德国法西斯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法西斯主义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势力强大或由于无产阶级势力衰败而生成的。诚然，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例外，但德国的情况与意大利全然不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是趁无产阶级失败之机向罗马进军的。奥地利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尽管还不能说那里的无产阶级已遭失败），可以说，奥地利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延误了时机，行动也不够积极、勇猛。
德国的情况与意大利、奥地利和芬兰截然不同，而且又出现了新情况。不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出现一些新的现象，使我们目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显得不够彻底和完善。假如明年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实施更大规模的进攻；假如我们确定，德国资产阶级会推行新的法西斯统治，布吕宁政府会实现法西斯专政；假如我们认为，目前德国法西斯专政尽管还没有成熟但却日臻完备，那么这就产生了一种历史现象：在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反革命活动也会逐步升级。因此，只有当革命战胜反革命势力，革命的力量才能最充分地发展起来。讲到这里，我想起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一文中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79页。——编者注）
这个辩证过程和高涨的革命形势与法西斯化之间的对应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必须首先研究革命形势的高涨及其表现。下面就是德国革命高涨的一些事例。
首先是我们在9月14日的大选中取得胜利。这说明什么呢？那就是阶级力量的重组，原有的资产阶级政党迅速崩溃，社会民主党也日渐衰落——这是它的历史宿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陷人危机之中；共产党的势力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坚人群中进一步扩大；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现在也无力遏制资产阶级的拥护者们众叛亲离，无法阻止他们转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中来。在9月14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中，这些重要的迹象已显示出来，而且此后表现得越来越清晰。大选之后，柏林冶金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继而又有鲁尔工人的斗争和与之相呼应的上西里西亚矿工声援罢工，后者的斗争形式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认为，这是革命运动的又一重大成就。
我们不能因资产阶级在鲁尔斗争之后仍把工人工资降低6%，就对这场斗争产生质疑，就贬低我们进攻的意义。如果这样做，就是否认革命运动在全世界不断高涨的事实，因为几乎所有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在降低工资。这种看待鲁尔斗争的失败主义观点是与列宁主义将之视为一场英勇斗争的观点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竭力削减工资、对工人阶级进行全面的侵害才使得革命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日趋成熟。
我们还看到，反法西斯斗争又掀起新的群众斗争浪潮，这是近来我们党在德国的又一重大作为。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实例：帝国议会大选四天后我们组建了反法西斯斗争联盟，它在过去很短的时间内就吸收了大约10万名盟员。我们还配合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在各地召开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这些都说明无产阶级的反法西斯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另外，在社会民主党的无产阶级拥护者中出现明显的“左倾”迹象，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队伍中的分化现象更加严重。最后一点就是法西斯阵营内部发生了分裂和瓦解，最近几个星期以来这种事件在国家法西斯主义的军队和突击队中屡屡发生。
另一方面，我们的党团组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进步在最近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为掀起德国革命的新高潮提供了重要条件。
与革命高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法西斯化陷人了危机。很多事例可以说明德国的这一历史进程。我只想向全会提起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对德国资产阶级政策的继续发展具有根本性意义。我说的是去年3月资产阶级狠狠踢了赫尔曼·弥勒政府一脚，这一脚结束了社会民主党的全德联盟时代。
大家知道，当时德国共产党对这个事件的表态遭到了包括默克在内的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不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被驱出政府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可以说明许多问题。这首先说明，社会民主党的衰败、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使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基础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与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畅行无阻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由于共产党的努力，社会民主党的势力日渐衰落。这同时还说明，社会民主党正渐渐失去其作为资产阶级结盟伙伴的作用。
其次，还说明，资产阶级企图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公然实行独裁统治。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统治阶级的目的就是，无需通过其走狗社会法西斯分子，直接把政权抓到自己手里。
第三，这还说明，资产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踢社会民主党一脚之际，已经为自己创造轮流利用该党和有众多党员的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党的前提条件。
我们党对这些现象的分析是正确的，与社会民主党把这些现象归结为议会行为不够明智的无稽之谈截然不同。这些分析对正确制定我们今后的政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假如我们当时向诸如默克和他那些持怀疑态度的朋友们妥协，放弃我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能及时实施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政策，就会重犯类似芬兰共产党的错误。
被金融资本推上台的布吕宁政府接替赫尔曼·弥勒政府掌权已经一年。此间我们发现，这个政府的政治手腕在不断变换。
布吕宁政府的政治角色是由阶级斗争尖锐化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形势发展趋势决定的。可以将布吕宁政府的活动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去年3月到议会选举前的9月14日。在这个阶段，布吕宁政府逐渐过渡到公开的独裁统治，发布各种紧急指令。而此时的社会民主党表现出虚伪的反对立场，并施以“左”的伎俩，希望以此来挽回它在群众中已经败坏的名声。
议会选举后到今年1月之前是第二阶段。在这几个月中，资产阶级推行了相当果断的方针，公开招录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进人德国国家政府机构。这就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受到全方位的威胁，而这种威胁首先直指普鲁士联合政府。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布吕宁时代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不允许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议会中担任部长职务，有相当一部分德国资本家至今还青睐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现在非常崇尚“钢盔”，不惜把大笔资金投给法西斯军队，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军队的社会组成既坚强又可靠。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暂时还能够容忍社会民主党留在普鲁士政府中，因为可以利用它在议会内外的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不过资产阶级在推行全德大联合政策上是不会向它作任何让步的。现在的德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领袖对推行法西斯专政表现出一种空前的积极性。他们在所有部门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培植法西斯主义最积极的帮凶。可以说，他们是德国推行法西斯化的先锋队。
试问，9月14日以后，民族社会主义党本已有大好前程，但他们为何仍没能如愿进入政府呢？经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就会清楚。这绝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做了什么工作，尽管它言之凿凿地声称，正是由于它在大选中推行计“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社会法西斯政策，才未能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当选德国政府的部长。恰恰相反，其实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为布吕宁效犬马之劳，尤其是它通过普鲁士政府所效的苦劳，才使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获得了一些从事蛊惑宣传的场所，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使他们得以继续欺骗跟随他们的群众，使群众对其言听计从，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扩充了追随者的队伍。然而，随着9月14日以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群众基础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在几次议会补充选举中得到证实——资产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目就越加起劲地利用政府中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
那么，为什么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放弃这个最有利的机会呢？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现在很有希望进入政府。这里固然有某些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但第一位的原因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势力还未能像德国资本家们那样打进工人阶级队伍内部，而这正是希特勒政党的头目在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于9月14日的大选中取得惊人胜利之后所期待的。
民族社会主义党打入工人阶级内部的阴谋未能得逞，应归功于共产党。这是我们发动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成就。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尽管我们的工作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我们毕竟基本上挫败了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破坏德国无产阶级阵线的活动，遏制了法西斯主义的蔓延。
德国共产党的这些成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未能操掌德国政权的决定性原因。尽管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还在发展，还有相当广泛的活动空间——我们共产党人对他们的动向要时刻保持警觉——但他们毕竟已无力建立起自己的群众基础，更不用说在工人阶级中有什么作为。所以，资产阶级不可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断交，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也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推行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支柱了。
从资本主义的立场看来，这也反映出，在德国这个拥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工业国家，要实现法西斯专政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实行的政策，我们壮大的力量，紧紧地制约着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使他们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上举步维艰。这就是事实。
众所周知，去年12月我们坚持不懈地向群众发出法西斯主义危险性在德国迅速增长的警报。党明确地提醒群众，资产阶级将要实行法西斯政策，它已无所顾忌地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我们就更加坚决地告诫全党，德国无产阶级如果容忍资产阶级通过全面推行法西斯专政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这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等于自杀。当时我们提出开展反对法西斯专政的群众性斗争的任务，不让法西斯专政的任何一个举措得逞，发动人民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法西斯主义。现在我们可以认定，党的这个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轻视法西斯主义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威胁。在现今的德国，作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群众性斗争主要敌人的法西斯主义，仍同过去一样还是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死对头，而社会民主党仍是反对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要障碍和工人阶级阵营中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着力轮番地做瓦解工作，并利用社会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分子这两股资产阶级势力。现在不可笼统地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不宜进入国家政府；也不能笼统地断定，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之后没能进人新一届普鲁士政府（尽管这是很可能发生的情况）。这种情况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我在下面分析党的战略问题时会更加详细地谈谈我们对待阶级敌人阵营中各种力量的态度问题。现在德国形势的发展有哪些特点呢？我认为，德国当前形势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国家未出现过的新情况，这表现在如下方面。
我们正处于金融资本在德国推行法西斯制度之际，但同时，群众性法西斯政党在形式上并没有参与执政，甚至可以说，它被推到一种虚假的反对派立场上。资产阶级力图与当前金融资本专制的重要支柱社会民主党勾结在一起，共同推行反动计划。这就是德国形势的一个新特点。甚至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制定斗争纲领时也未能对法西斯主义发展的这种模式作出淋漓尽致的描述。我们现在看到，在德国除了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政府，还有群众性的法西斯政党，虽然它在德国政府中没有自己正式的代表。
因此，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蔓延向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发出了警示：必须关注法西斯主义这个严重问题，必须比以往更加注重研究这个要害问题。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果断地指出，资产阶级专政向法西斯专政过渡，一是其有机的发展过程，二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内涵没有丝毫的改变。民主与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专政的两种形式。我们举眼前欧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我们觉得，尽管可以确认英国和法国也在朝着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但还不能说它们已经是法西斯国家。我们还可以说这些国家仍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而在另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法西斯专政已被人民的群众运动推翻。但是金融资本专政的阶级内涵并没有改变，只不过统治的手段和形式变得越来越诡异了，而且在初始阶段还披着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我们看到，英国有莫斯利退出工党的实例，他又在一些金融资本代表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英国法西斯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也采取了与德国希特勒政党发展相似的形式。
随着垄断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加深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在许多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在统治形式和管理方法上推行强硬政策。这一点也反映在其对外政策上：其帝国主义侵略性日益明显。这种统治方法的改变就意味着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变，意味着由披着民主议会制外衣的专政转向实行公开的专政。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已经谈到，诸如削减议会之类的国体形式变化不具有任何决定性意义，但我们还是应当对政治反动派对待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方式、对无产阶级政治权利的丧失、对反动派的暴力镇压手段等一些类似情况保持高度的警觉。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引申下去，作如下补充：消弭议会主义、削弱德国议会制、废除所谓市政民主，这都是资产阶级加强镇压工人阶级，加紧剥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举措。如果德国几乎所有工业城市的自治市政机构都在形式上将过去具有的职能丧失殆尽；如果上级委任的城市官员可以独断专行，拒不执行市政会议作出的关于城市财政、税收、开支等一切社会管理政策，那么这就是对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权益的侵害。
当然，过去市政会议运行时，工人们也不能靠议会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当时市政会议中的其他政党还是会考虑到劳动群众中支持者的心情，对劳动群众的盘剥还不至于像当今德国专制制度这样凶残。现在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特点已经暴露出来，共产国际纲领对此作了描述，那就是法西斯统治“并不受制于党派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实施法西斯专政的实践中举出一些实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法西斯上层建筑日益明显地凸显出来。各领域里法西斯主义新形式有哪些表现呢？德国在未来几个月内要推行管理改革，这意味着，国家权力会进一步高度集中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议会制的联邦国家普鲁士，其作用就会被削弱。政府制定这样一个计划，就表明资产阶级意欲限制作为特殊联邦国家的普鲁士。引人注目的是，诸如巴伐利亚这样一些反动的国家，决不会去讨论这类改革问题。那些意欲剥夺公民选举权的措施是朝着加速法西斯化的方向发展的。
法西斯主义发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采用直接的手段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进行压迫和掠夺。在这方面，近些年来法西斯主义又有什么新表现呢？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代表资格被无端地取消。资产阶级还借助社会民主党势力一举取消了共产党人对几百个诉讼案件的表决权。几乎在整个德国都禁止工人举行示威活动，共产党的报纸在一股股查禁恶风中被取缔，一批又一批无辜者被审讯、判刑，充分暴露出法西斯司法制度的蛮横和残酷。一批年轻的审判官和检察官是在革命后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现在却照搬那些反动的法律条文，比过去的同行更加残酷地审理案件。他们作出的判决完全是为加强法西斯专政服务的。普鲁士警察局总监、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泽韦林发布命令，今后对闭门集会也要查禁，如果警察认为它“有破坏秩序之嫌”的话。
布吕宁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政策更鲜明地表现在最近几天德国发生的事件中。兴登堡总统宣布目前实行戒严，签署戒严令，迫使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半公开状态。此后，凡是无产阶级的集会都将被禁止。凡是传单、展板、快报都必须经过审查。
德国立即陷入反动政治的气氛之中，这与危难的战争时期和那时德意志帝国扼杀工人运动时的情景何其相似。当然，这种反动政治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条件下实施的。
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也就是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柏林的办公地，遭到警察和刑侦人员的袭击，已面目全非。为防止无产阶级示威群众的冲击，警察重兵封锁了所有邻近的房间。其实，为了不留下任何武器或会给党造成损失的文件，共产党已经仔细地从阁楼搜到地下室。
尽管柏林社会法西斯警察局总监的代表最终是扫兴而归，但两个小时之后兴登堡还是发布了他和内务部部长维尔特签发的戒严令。我们可以料到，奉行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普鲁士警察总监和柏林警察总监伙同布吕宁政府企图找到有损共产党的材料，借此在兴登堡戒严期间来反对我们的党。然而这个阴谋并没有得逞。
警方搜查过后两小时就发布了戒严令，这更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德国出现的新情况完全验证了我们的观点，也说明我们必须及时向群众揭穿布吕宁政府的法西斯本质。要向群众讲明，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正是依靠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凶手，借助其在普鲁士政府和警署主席团中的社会法西斯分子爪牙试图在德国实施法西斯专政。毋庸置疑，我们遇到的是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法西斯形式的阶级统治，这些形式的特点现在已暴露无遗。
当前的重要问题就是法西斯恐怖和政府机构推行的反动政策协同作恶。
这里充分暴露了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政府积极配合合法的法西斯手段的阴谋，一方面，政府的措施与政府外的群众性法西斯政党的活动相呼应；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还与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活动并举。
近来在汉堡发生的事件就是明证。法西斯分子有计划地精心策划了对德国共产党在汉堡议会中的一名议员亨尼希同志的暗杀行动，这在工人群众乃至中产阶级人士中引起极大愤慨。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不得不假惺惺地对法西斯凶手表示不满。而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作出了什么反应呢？它们查封了共产党的报纸，禁止一切共产党人召集的抗议集会，甚至禁止召开党员的内部会议，驱散参加全厂集会的工人。在亨尼希同志生前长期工作的工厂，警察野蛮地冲散全厂工人的集会。工人们在亨尼希同志葬礼后从墓地返回的途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警察一次次驱赶他们，并向被驱散的人群数次开枪，致使一名工人死亡、三四名工人受重伤。然而政府制裁的不是凶手，不是凶手们的政党，而是被害人的党及其拥护者，他们遭到国家机构及其军队的暴力荼毒。
通过对局势的分析和对其发展前景的描述，我们应当确认，德国的革命时机正在迅速成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法西斯分子为资产阶级效命的角色和活动将不会改变，恰恰相反，他们会更加卖力地对抗革命的阶级阵线。
一旦国内战争的时机成熟，作为德国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和群众运动的法西斯群众性政党，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绝不会就此消沉，恰恰相反，它们只会越发狂热。
下面我们分析在德国的发展现状下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曼努伊尔斯基同志说得对，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的错误是右倾，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原则性的阶级矛盾。应该牢记，两者属同一阶级阵线，是共同为推行法西斯专政效劳的。然而另一种错误也是危险的，那就是把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默克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实行正确的反法西斯和社会法西斯的政策，就必须认清两者之间的区别。
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还是一股强大的群众性运动，他们现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屠杀，实施武装暴力来对付工人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如今赋予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职能。这也必然会引起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阵营内部的异议，对这种情况我以后还要详细谈到。
固然，社会民主党力争在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竞争中胜出，也想在对工人实施武力恐怖中抢个头功，它极力向资产阶级证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德国干的事情它也能干。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军事组织“国旗队”的头领赫青最近在这个群众性军事组织中成立了“保卫同盟”（护卫队），其成员都是社会民主党中的干将，他们的任务是实施武力。这个组织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突击队颇有相似之处。显然，虽然这些军事组织口头上也说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漂亮话，但其宗旨就是准备在国内战争中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实施武力打击。我们发现，波兰也有类似情况。波兰社会党也组建了这种武装近卫队，它打击的并非皮尔苏茨基之流的法西斯分子，而是革命工人，1929年5月1日的事件就是明证。
我始终认为，虽然德国局势的发展在形式上与波兰不同，但赫青的举动已清楚地暴露出他要走波兰反动派老路的苗头。因此，在社会民主党的军事组织中，领导层和群众之间现在已经产生一些分歧。我提醒大家注意下面一个事件。德国2月22日在全国调集护卫队，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在柏林组织反击，与参加国旗队的工人一起同武装的法西斯凶手作斗争。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声称，他们会阻挠护卫队。我们自然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动员革命的工人群众不顾警察的阻止和威胁在路斯特公园举行了示威活动。我们的斗争使国旗队头目们和社会民主党警察总监的计划终告破产，他们仍竭力在共产党人和国旗队队员之间挑起矛盾。这一天，我们通过发动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临时的统一战线。当然，对这次政治上的胜利和对赫青的打击不可评价过高。我在这里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已。
另外，我们不可忽视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能够做到并且已经做到，把自己的拥护者组建成准备打内战的暴力组织，这些组织在关键时刻，会在敌人阵营内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一起并肩与我们作战。我说这个情况的用意是什么呢？我想用这个事实证明，在对待国内战争的态度上，民族社会主义党的拥护者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是不同的。我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应在自己的工作中忽略这一点。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强调指出，实际上解决了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一所有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的德国共产党具有最重要的国际意义。他坚决反对一些共产党人就革命高潮问题提出来的那个著名的放任自流理论（自发论），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工人和党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好像一旦发生危机，出现革命高涨，馅饼就会自动掉到我们的嘴里。说得粗俗一点，似乎一个个苏维埃国家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对这种倾向和观念我们要坚决地给予有力回击。
我们的兄弟党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英勇斗争经验。我们的小兄弟党奥地利共产党在这方面有从实际工作中得到的教训。革命能否掀起高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待群众执行的革命政策正确与否。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我们果断地指出，对在德国所出现的革命形势问题，唯一的列宁主义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德国是否已经具备形成这种革命形势的客观条件？当然已经具备！我们已经确认，危机使资本主义内部困难重重。然而如果我们没有把它置于死地的话，资本主义也并非绝对地走投无路。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有关我们政策的战略问题。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利用有利的客观条件来营造革命形势。而营造革命形势的关键是必须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开展并独立地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的反攻斗争。如果这个观点对于解决革命高涨这一严肃问题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对于革命工作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来说也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四五年前执行的政策与其当前政策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当年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还处于优势——我特意强调这种“优势”是指宣传鼓动上的优势。我们曾竭尽全力地揭露社会民主党的丑恶面目。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及其布尔什维克化水平的提高，我们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由进行政治宣传转而采取实际行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年我们消极无为。我们研究了全世界一大部分共产国际支部的经验，弄清了一些国家各种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实况。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独立地领导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任务比以前更具体、更明确地摆在了我们面前，为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同时开展摧毁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我现在谈谈我们在德国实行的战略中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我们在宣传中惯于把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社会民主党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障碍，称为资产阶级安插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顽强据点。但我们有时会因此而忘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人。诚然，也存在共产党忽视与社会民主党作斗争的现象。这种现象我们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过。我们有些支部就存在这种观念，因此导致实力削弱，使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陷入困境。
毫无疑问，不击溃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消灭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具有历史使命，其本质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是最具进攻性的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对此我们有很明确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全世界千百万受到改良主义欺骗的工人群众，包括德国的工人群众认清了这一点吗？很遗憾，还没有！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群众还没有这种觉悟，否则他们不会还留守在其领袖为工人阶级设置的阵营中。通过我们的努力，德国这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决定性转变。由于我们制定了正确的总路线，在它的指引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具体的措施——这才是我们在政治上取得胜利，尤其是近来取得成果的关键。我们已经学会这样一种本领：我们制定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用我们所有的领导方法、我们所有的行动和我们所有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向群众证明，我们是唯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是唯一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反法西斯力量。我们开展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激烈、决绝、有条不紊的斗争是对敌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党在当代斗争史上的一页，也将被记人未来斗争史册，其意义相当重大。在议会选举时，我们一些持动摇态度的同志曾指责我们，说党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过于激烈，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则过于乏力。我们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我认为，我们有时把斗争的重点忽而转移到社会民主党那里，忽而转到法西斯主义身上，是因为要顾及现实情况，而且这也与我们领导层在无产阶级群众帮助下克服自身弱点的程度有关。然而，如果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起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和该党的拥护者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我们就不能摧毁社会法西斯主义，至少会使这种斗争陷入困境。这个问题在德国这种资产阶级极力要实现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变得异常尖锐。我们在反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应采取明确的进攻立场，而从国际的观点看来，显然还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性。
我们现在来谈谈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的工作有相当多的疏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比如在1929年冬至1930年春法西斯主义泛滥之际，我们只提出“我们对法西斯分子逢见必打”的口号，而没有在法西斯主义形成群众性运动之前实现这个目标。到老牌资产阶级政党陷人崩溃危机之时，法西斯主义发展成群众性运动，此时，这个没有得到灵活运用的、多少有些空泛的口号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政治局对开展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问题作过研究，通过了有关决议，为我们的反法西斯斗争奠定了基础。决议指出，我们应更加紧密地把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与反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结合起来。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我们不仅应给予法西斯主义有力的反击，同时还应进行思想战线上的反法西斯斗争。大力开展思想战线上的反法西斯斗争是反击法西斯主义和积极开展群众性斗争的前提。这样，我们才扭转局面，工人运动和我党的工作才出现巨大的转机。过去，我们很难接近那些民族社会主义党派的拥护者。对法西斯影响扩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蛊惑宣传，这种宣传利用了群众反对德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借助凡尔赛和约和容克计划对人民实施双重盘剥的愤懑情绪，希特勒分子一时间把自己打扮成群众的救星和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勇士。我们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呢？在德国，我们实施的反对可耻的凡尔赛体系的政策永远是唯一一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我们长达12年的斗争始终与德国战争赔款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德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页。我们以1919年为例，当时任何人没有想到会出现民族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斯巴达克同盟已经提出抵制帝国主义战争赔款政策，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德国共产党反对凡尔赛体系的斗争以及在1923年鲁尔失陷期间党的策略和斗争，这些都说明德国共产党有权领导民族解放斗争。但我们没能很好地利用一个事实，那就是苏维埃政府是世界上唯一能在当时、特别是现在与凡尔赛体系抗争的政府。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没有突出这一点，对此宣传得也非常不够。因此我们在反对凡尔赛体系和掠夺性容克计划的斗争中延误了战机，只好在党中央的两次专门会议上转移工作重点，从而把在反对容克计划的斗争中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在对待容克计划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使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赢得了时间，使他们得以大肆进行民族社会主义的蛊惑宣传。这也暂时暴露了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思想认识上的弱点和缺陷。在进行议会选举期间，我们发布了一个解放纲领，印制数百万份并散发到全国各地。只是到这时我们才认清发动群众的巨大威力：这对千百万劳动者产生的影响力堪比炸弹的爆炸力。这个实现德国人民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不仅适用于议会选举前的发动工作，而且现在也仍然是我们所有政策的轴心。
我们借助这一解放纲领全面开辟了反法西斯斗争中思想战线上的战场。不过近几个月以来，在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方面又出现了薄弱环节。在德国的一些地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恐怖行动仍未收敛，这使得革命工人队伍中产生一些动摇和慌舌。我们在组织积极反击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出现重大失误。柏林的例子就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个问题：那里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组织了几起谋杀活动，工人们未能给予法西斯分子以有力的回击，也没有果断地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
党中央的最近一次全会在这方面成了真正的转折点。它指出，当务之急不仅要以战斗的姿态回击法西斯分子（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到），而且还要同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把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争取过来、吸收他们参加到群众性反法西斯的战斗中来。这其实也就是果断自卫和无产阶级积极回击法西斯恐怖和谋杀的问题。在这方面不断壮大的、不畏禁令的德国无产阶级自卫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要。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以及把社会民主党工人争取过来，吸收他们加人反法西斯阵营的工作中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要推行我们社会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这一点在布吕宁政府的对外政策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今天变得更加必要。奥地利和德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对外政策才缔结了关税同盟。库齐乌斯宣布访问英国也是对外政策上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威胁苏联的斗争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把德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作为世界政策问题明确地提出来，应把它与我们党在争取德国的民族解放，使其摆脱帝国主义强盗协定桎梏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与此有关的内容如下：
“我们应向群众揭露德国法西斯分子实行的武力冒险的疯狂政策，揭露其为干涉苏联、为复仇而进行的肆意宣传。我们的党要针锋相对地高举起国际主义的旗帜。要在一切劳动者中切实作好团结波兰和法国工人的宣传。针对法西斯分子沙文主义的蛊惑宣传，我们提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们要使所有民族都免受压迫。我们的党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不靠征战、奴役和威胁其他民族等手段来解决德国乃至国际政治中全部问题的政党。”
这种鲜明的态度和这种坚决反击法西斯复仇的阵线，无疑是全面扩大我们战果的必要保障，也是对我党解放纲领的补充。
现在我来谈谈反法西斯斗争问题的最后一点即推行法西斯专政的问题。去年12月，布吕宁政府“生硬地”采取了一系列法西斯化措施，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我们则实现了战略重点的急速转移，开始向群众全面揭露布吕宁政权的法西斯本质。其实，我们本应更早些做这件事，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们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早就企图欺骗社会民主党工人及其拥护者了。他们称布吕宁政府只是做了“小恶”。作为共产党人，我们就有责任彻底揭露布吕宁政权的法西斯面目，我们应该告诉群众这个政府所走的反动路线。然而，当初我们缺乏这种明确的认识，没有对局势作出正确的分析。但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对所出现的新情况作出了反应，及时地提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党外工人们的热烈讨论。我们在中央一月全会上对局势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分析，消除了一些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达成了下列共识：我们已唤起德国党外千百万无产阶级群众和党的支持者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我们在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假如我们当时犹豫不决；假如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是否应该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举棋不定；假如我们未能及时揭穿布吕宁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真面目，揭穿这个政府的法西斯实质，那么我们就可能重犯意大利、波兰、立陶宛和芬兰共产党曾犯的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西斯主义是如何在意大利，特别是芬兰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才能不给法西斯主义打个措手不及。我们共产党是群众中唯一一支反法西斯的力量，是唯一一个反法西斯的政党，它理应及时发现反动阶级力量在政府统治手段和所有其他形式中的发展。我们及时地参与到各种事件中，这使我们能够充分地发动群众，所以现在我们既没有高估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低估阶级敌人的力量，并且在反对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至于必须彻底揭露布吕宁政府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真面目，我已经在前面谈到了。
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不必要的恐惧和动摇。如果我们向这些人让步，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给社会民主党及其蛊惑宣传敞开了大门。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自己的报刊，虚伪地宣传在德国不存在法西斯化的趋势。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拥护者面前极力为其支持布吕宁政府反动的卑鄙政策进行辩护，他们的托辞是什么呢？社会民主党的头目们解释说，布吕宁政府不过是行“小恶”者，因此应尽力帮助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政府取代它。社会民主党为支持布吕宁政府的卑鄙反动勾当，就在工人群众面前竭尽欺骗之能事，把这个政府描绘成拥有与其真实面目截然不同的良好形象。于是，布吕宁政府较之希特勒和胡根贝格的政府所行之恶就小得多了。这就是社会民主党蛊惑宣传的基本内容。因此，对布吕宁政府奉行的法西斯政策的实质揭露得越透彻，我们就越清晰地向群众证明，这个资产阶级政府原本就是法西斯统治在德国的实施者，在被希特勒或胡根贝格的政府取代之前它自然会实现法西斯专政，我们也就能更加彻底地驳斥并粉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更成功地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从而战胜社会民主党这个法西斯主义的同伙，这个实现法西斯专政的帮凶。只有戳穿社会民主党散布的所谓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的欺人之谈，才能使布吕宁政府的本质清楚彻底地暴露出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这也绝对是政治上的需要。
处处为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辩护的第二国际政策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虚伪政策。我们应彻底揭露法西斯主义与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真正的关系，揭露资产阶级轮番利用这两支增援部队、实施其反对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准确地揭露这个政府的每一桩具体罪行，彻底揭下社会民主党的假面具。我已经说过（这些话对英国和法国的同志们也有很大帮助），法国政府和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正是打着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旗号，而在这两个国家法西斯主义已初露端倪，并大有蔓延之势。
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决议中为布吕宁政府所作的定性表示怀疑。这些同志认为，只有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无产阶级的合法组织被摧垮时，才能够说法西斯主义盛行。这个观点与全部历史经验完全是相悖的，意大利的情况就是例证。在这个国家，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之后，共产党仍然保留合法身份，它在议会中还有发言权。其他法西斯国家也有类似情况，这些事实都很说明问题。因此我们说，共产国际纲领中的有关提法完全是有根据的。
“法西斯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即无产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及其领导骨干。”
这充分说明，摧毁革命组织根本不是实现法西斯统治的前提条件，法西斯主义也不必在摧毁共产党和工人组织后掌握政权，这不过是它的“根本任务”而已。也就是说，这是法西斯统治的目的。难道德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吗？难道德国资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和目的不是摧毁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吗？在德国，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匍匐”的发展过程，但速度却相当快。目前德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巩固和深入，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暴力活动也不断升级，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镇压也愈发残暴，共产党仍在形式上保持合法身份。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我们对布吕宁政府所作定性的借口。
我们对布吕宁政府的定性和发动群众投入推翻法西斯专政、建立苏维埃德国、发起人民革命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警报是绝对必要的，这也是共产党能够在当前反对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一开始我就说过，德国近几周来的形势是，共产党对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的进攻立场越来越明显，法西斯党和社会民主党内也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冲突。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坚决执行我们的政策，从根本上改善并加强我们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以及民族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工作，那么，就会直接使这些党发生危机。改善我们的群众工作，尤其是在职员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工作，就能使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阵营陷人严重的内部危机。
现在我们谈谈有可能导致社会民主党内危机不断加剧的动荡和不满情绪，然后再说说民族社会主义党内危机加剧的问题。民族社会主义党一旦发生危机，其发展速度要比社会民主党危机的发展快得多。民族社会主义党不像社会民主党那样有着坚实的组织机构，它也不具备社会民主党几十年的组织工作经验。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可以从容应对党内冲突。当我们党勇敢地执行群众路线、对这两个政党发起政治攻势时，即使在党内危机重重，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结构仍然是清除社会民主党全部影响的主要障碍。作为资产阶级执政的重要因素，社会民主党仍能够在第一时间摆脱这场日益迫近危机。
相反，在法西斯阵营内，或者最好说，在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阵营内正在酝酿的危机却会给民族社会主义党带来致命的影响，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过去和现在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9月14日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在取得轰动全国的战绩后，拥护他们的人都为之欢呼雀跃。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们也没有像一些劳动者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人那样惊慌失措。即使我们队伍中有些同志担心法西斯主义蔓延，甚至对这种危险性估计过高，我们也没有乱阵脚。我们仍明确而坚定地认为，9月14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希特勒的好日子，但过后就是一天比一天难挨的坏日子。我们对这个政党发展情况的分析果然应验了。9月14日之后又进行了几次地区议会选举，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又在不少地方选举中获胜。因此在9月14日之后的前几个月，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似乎被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肆虐及其取胜的现实泼了一瓢冷水。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刚要弹冠相庆，不料不伦瑞克选举（其实还有汉堡、但泽等地的小规模选举）的结果表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获得的选票数量不再增长，他们恰恰是在这里拥有极大的优势。现在，法西斯分子再也笑不出来了。在他们的队伍中，坚持与执政的资产阶级、人民党以及中间派接近的官方领导层与主张较为激进政策的暴乱派之间发生严重摩擦。这个派别受到柏林斯滕尼厄斯的资助，戈培尔也为他们提供了部分资金。我们了解到，这些资助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集团后来把资助金额减少75%，使民族社会主义党财政紧张，搞得其领导人焦头烂额。
这一丑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民族社会主义党内党员群众的愤懑情绪在不断增长。
我再来谈谈近来在图林根发生的事件和德国人民党对这些事件的态度。近几天来，图林根的群众对该市的法西斯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从不伦瑞克也传来消息，称那里的资产阶级政党内也对政府存有异议，该市的政府很有可能在近期内被替换。
这是民族社会主义党内混乱的外在表现。
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迅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撑腰。首先是老牌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混乱状态采取敌对态度，纷纷投入民族社会主义的怀抱，因此就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这些人，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职员、学生、农民和一小部分工人真心反对资本主义和容克计划。他们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于是便转身投奔高喊建立所谓“第三帝国”口号的民族社会主义党。9月14日议会选举中出现的左倾现象使这些拥护老资产阶级政党的选民转到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方面来。这也是资产阶级政党左倾的主要表现方式。由危机引发的左倾绝没有达到使这些党派立刻转到无产阶级革命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去的程度。的确，大家都知道，无论阶级斗争形势多么严峻，被称为“第三种力量”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摇摆：哪个阶级势力强大，他们就转到哪个阶级。回想一下德国1918—1931年那段历史就足够了。只要社会民主党在政府里还拥有席位，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就会跟着社会民主党和在政府里拥有席位的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走。然而，当阶级力量重新组合、国家统治手段发生变化时，小资产阶级就要寻找其他什么政党作自己新的靠山了，现在，它的新靠山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党。小资产阶级已陷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布下的迷魂阵中，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企图与资产阶级一起把德国近12年来的衰落归罪于马克思主义。
显然，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政策对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直接投人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产生了恶劣影响，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政策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千百万非马克思主义者劳动群众心目中的声誉。于是，千百万劳动者也就成了无耻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和国家法西斯主义蛊惑宣传的牺牲品，这些满怀热情与希望的群众投靠了希特勒党。
希特勒党蛊惑群众，向他们夸下海口，使群众盲目地认为，这个政党一定能把德国的局势扭转过来。然而，希特勒党的行为与它的承诺完全相悖，它执行的政策与他们声称要执行的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这势必在希特勒党的队伍中造成致命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9月14日以来这个法西斯党的政治活动。9月14日这天一过，它在大选前的承诺和花言巧语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它没舍得丢掉的只有它在德国容克政府中所拥有的席位。在议会表决时，希特勒党反对共产党的一切提议，即使通过这些提议也没有超出它自己许诺的范围，但是与金融资本真正要实行的政策相悖。我们曾提议停付容克计划规定的赔款。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这些反容克计划的伪“斗士”却对我们的提案投反对票，其中一个议会党团的领导人竟在该党中央机关报上说，我们的提案是丧失理智的。我们还有个关于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提案，民族社会主义分子也没有投赞成票。共产党人还提议对百万富翁征税，民族社会主义工党就其打着的“招牌”而言理应投票赞成，但这个所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人的党”却厚颜无耻地予以否决。
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不言而喻，希特勒党政治上的龌龊勾当必然使拥护它的群众对其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当然，我们对这个党的真实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根据我们获得的材料和信息判断，特别是在舍林格尔投入我们党的队伍和我们的亨尼希同志在汉堡遭暗杀之后，该党组建的军事突击队陷入恐慌。为说明这个问题，我还要补充一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政策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以至于他们都未能在帝国政府中捞到席位。在9月14日以前，他们在不伦瑞克和图林根还暂时得势了一阵，不过目前，他们在当地政府中的席位也岌岌可危。他们这些对资本家和善又听话的“乖孩子”，对共产党人逞凶的恶棍已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这些招数都不足以使资本主义感动，进而把他们吸纳到国家政府中来。不管他们如何卑躬屈膝地讨好外国，不管希特勒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报刊上如何向国际帝国主义献媚，都无济于事：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席位还是没有捞到手里。
我们应指出的第二点是，拥护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群众已经大失所望。不言而喻，正是这些不安于现状的左倾小资产阶级才希望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那里得到一些特殊的慰藉。民族社会主义党则指望对拥护者进行心理安抚，并谋求把退出议会当做最后的手段。
然而，只是要有议会外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配合，这种狡猾手段才会奏效。民族社会主义党是怎么做的呢？它把退出议会变成一种绝望的、可怜巴巴的戏剧性表演，一个妥协的噱头。甚至在自己的队伍中和对外宣传上，社会民主党在胆怯地退出议会之后也没有任何动员群众进行抗议的行动。我们从一开始就满有把握地断言，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执行的政策使它自己陷人死胡同。它退出议会的目的为了逃避对我们反对容克计划和以容克计划约束德国提案的表决。这就是说，他们害怕自毁其在拥护者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拥护者9月14日对他们是投了赞成票的。因此，现在对任何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很快就会悄无声息地重返议会。不过下一届议会选举到秋天才举行，这件不可避免的政治丑闻要推迟一些时日才发生了。
民族社会主义党政治声誉的败坏引起了该党内群众的不满和人心的涣散，法西斯主义蔓延的趋向现在已得到遏制，并且开始发生逆转。现在，法西斯分子加强了针对个人的暗杀活动，在反对革命工人运动时扮演着议会外禁卫军和金融资本突击队的角色。这一方面说明，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也是他们陷入困境的无奈之举。不过这种白色恐怖和暗杀行动也经常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一些消极情绪。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极端手段使法西斯分子队伍内部困难重重。他们暗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现在这种行为已不是什么军队进攻前的出击，而是被迫仓皇撤退时盲目无奈地放出的几枪。
舍林格尔中尉案件这一重大事件，其他国家的同志们可能知道得不多，其实它标志着法西斯主义开始或已经陷入危机。德国国防军的这位中尉因进行民族社会主义宣传，被送上法庭并被判监禁，到现在已在戈尔诺夫要塞关押9个月。舍林格尔在莱比锡受审时，希特勒亲临法庭，以展示自己政党的合法性，这自然赋予这一案件巨大的政治意义。舍林格尔坚信共产主义思想具有无可否认的正确性，这不仅得益于他每天与一起囚禁在要塞的共产党人交流思想，而且还刻苦学习共产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著作。众所周知，希特勒党的领导人总是在公众面前大骂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们大都没有读过一页马克思的书或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舍林格尔中尉在囚禁期间利用闲暇学习马克思著作。我们还知道，他曾在柏林拜访过戈培尔，几天之后又拜访了希特勒。希特勒一伙也力图阻止他在政治上的转变，因为对此他们早有防备，不过，舍林格尔最终还是加人了共产党！
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个事件的征兆性意义。资产阶级报刊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几十篇文章。《福斯日报》写道，舍林格尔喊出的是“几千名民族社会主义党当选者的心声，可千百万群众却还是朦朦胧胧”。至关重要的是，德国国防军的许多军官至今仍与舍林格尔保持着联系，他在他们中有很高的声誉。由于我们坚持与凡尔赛体系和容克计划作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唯一的途径使德国摆脱危机，因此实现民族解放这个重要问题也更加鲜明地摆在这些军官面前。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舍林格尔案件使民族社会主义军队中人心涣散，将士们比过去更加关注我们的革命政策，并开始讨论这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显然，我们应毫不松懈地坚持进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争取站在他们一边的劳动者，使他们加入到革命阶级的阵营中来。这是法西斯阵营进一步分化直至完全解体的前提条件。
现在我再谈谈社会民主党。我过去曾就我们的群众性反法西斯斗争与统一战线在社会民主党工人的无产阶级中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谈过一些意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反社会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的形势下如何对待社会民主党内工人群众的问题。当然，我们为实现既定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策略性工作就是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个主要支柱的形成还有赖于做好争取社会民主党内工人的工作。
当然，我们进行这项工作时，把争取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问题放到次要位置也是不对的。就人数来说，现在这些没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支庞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和500万受其影响的群众组织以及改良主义工会，是一股强大的思想势力和组织资源，我们要竭尽全力把这些工人争取过来，以此来扩大反法西斯的群众阵线。这在今天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因为现在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进步也反映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仅以英国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英国帝国主义过去可以依靠在殖民地掠夺的财富给本国无产阶级一些小恩小惠，可到现在，由于英国陷入困境，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它再也无力这样做了。英国工党中工人贵族的基础也因此萎缩。在德国，这种局势形成得更快。在最终的经济斗争中已经不会再提过去常提的问题，有专业技能的工人已经享受不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他们只能和没有专业技能的或未经培训的工人一样去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奋力斗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间党和施特格瓦尔德领导的基督教工会在发生经济冲突时具有晴雨表的作用。中间党在政府中担任着资产阶级的领导角色，这不仅是因为它在金融资本阵营中所处的地位，而且还有着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大家早就知道，追随中间党的工人，特别是德国西部工业区的工人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并大都参加了基督教工会。在布吕宁政府和工厂主的影响下，仲裁机关作出的裁决导致专业技术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社会民主党阵营中工人贵族的改良主义基础也越来越萎缩。我们之所以坚持争取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方针，就是因为在该党内有相当大一部分工人具有一定的、尽管不是太高的阶级觉悟，因而他们可能成为革命阶级阵营中--支特别重要的后备力量。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争取未参加组织工人的政治工作，尤其要重视做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工作。争取所有参加组织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争取参加基督教工会和民族社会主义组织的工人对上述问题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又简明扼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诸多有利条件：资本主义危机在不断加深，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精神力量。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执行的残酷政策和理论在其内部不得人心，使得我们的威信日益提高。随着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群众工作方法的不断改善，随着反对社会民主党政策这场事关大是大非问题的斗争不断激化，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化过程也会不断加强。
我认为，现在论证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业已破产已经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只要看看事实，只要看看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为取代马克思主义发明的新理论和除此之外无所作为的现状就足够了。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什么理论呢？近些年来社会民主党重弹的是希法亭的老调，此人在1927年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过渡时期，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时期。”显然，他这个说法的理论根据就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他对工人阶级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叙述如下：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借助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调整，依照资本主义的原则对经济实施组织和领导，使之成为受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经济。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
他从经济角度提出的这个问题自然会促使社会民主党去弄清楚党和工会在这方面的任务。从这一提法出发也就有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会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无政府状态的说法。美国经济“繁荣”的景象似乎就是证明。
希法亭也从社会学角度提出问题。他说，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过渡时期内工人的社会状况会逐步得到改善。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榜样应该是无产阶级拥有优越物质生活的美国，而不是俄国。按照希法亭的话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进行的资本积累“只能是贫困的积累”，马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得一驳，而且早就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推翻。
资本主义合理化理应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为这归根结底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而且，工会组织和全德工会联盟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有计划地迅速推进合理化。在德国，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会逐渐被所谓的塔尔努夫工资即主张实行对资本家有利的高工资理论所替代。提高工资可以扩大商品销售市场，这似乎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有利。实行高工资制同时也可以缓解危机。社会民主党人主张实行经济民主，“工人代表” 参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声称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条途径。当然，此类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需要具备相应的政治基础才能成立。因此，社会民主党力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强加”给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剥削阶级对受剥削者实施压迫的执行机构”（恩格斯语），并让工人阶级相信，不要摧毁民主的国家机构，恰恰相反，要通过议会的途径使之得到改造并为工人阶级所掌控。于是它就提出了一个临时性口号：“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
希法亭在1929年社会民主党召开的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上说：“实行议会制是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并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这是在为社会民主党联合组阁政策辩护）“因此工人阶级极为看重保留议会制，哪怕为此暂时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是他本人阐发的理论引出的结论，在基尔他就已经发展了这个理论。
我就不再叙述这个理论的余毒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原则在当前世界危机的形势下，特别是在美国经济的衰败和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反衬下已彻底破产。以上事实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证明社会民主党理论的彻底破产。德国工人阶级对本国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后果非常清楚。资产阶级对千百万国民生活福利的许诺也流为空谈。实际情况却是群众的贫苦和百万人的失业。对劳动者的剥削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变得更加残酷。资本主义合理化不仅没有缓和危机，反而加剧了这场危机！ 塔尔努夫的工资理论已被抛到脑后，连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研究机构对它也不置一词，再也不说什么提高工资会使经济稳操胜券了。议会制的深重危机使社会民主党内的大部分工人认识到，政府实行联合内阁制貌似对工人阶级有利，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一支毒箭。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不难深人到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中去开展工作了。5月底，社会民主党照例在莱比锡召开代表大会。希法亭在基尔代表大会上提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莱比锡代表大会的第一个议程是全德工会联盟的理论家塔尔努夫作“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和工人阶级”的报告。你们看，在基尔，社会民主党还谈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到了莱比锡又谈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仅在四年间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上层建筑就崩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种理论危机在第二国际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二国际的理论危机及其陷人反革命泥潭的腐朽思想表现在它对苏联坚持的反动立场上。比如考茨基，这位老先生竟然在几个月前写了一本名为《陷入困境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书，而他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密友们早就停止聒噪了。于是，他这本书就成了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武装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唯一利器。考茨基厚颜无耻的行径甚至使孟什维克首领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这样一些恶劣程度绝不比考茨基差的无产阶级死敌、极端反革命分子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站出来反对考茨基的立场。这个事实也说明，苏联轰轰烈烈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工人们心向往之，以至于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们也心旌摇动。
《经济周刊》3月号转载了挑拨武装干涉的考茨基为自己这本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书的英文版和法文版撰写的前言，他在前言中更加起劲地鼓吹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其荒谬程度比原书更甚。他在前言中对苏联的五年计划指手画脚。更滑稽的是，考茨基竟然要充当苏维埃政权的“教师”，向我们苏联的同志和斯大林同志传授实施五年计划的良策。他硬说布尔什维克忘却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有关论述，因而如果他们不及时向他考茨基请教，五年计划的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接着他又把笔锋转向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不赞成他挑拨战争的工人们。他是这样教训这些工人的：
“他们过去未能，而且至今在许多情况下仍然不能领会我的观点，如果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蓄意安排，也是其本能使然，所以他们便沦为反革命分子了。”
我还可以从考茨基的这篇前言中举出许多类似的文字。我在这里只是提示一下就行了。他声称布尔什维克比资本家还坏，称苏维埃俄国即将崩溃，说列宁在1917年之前还有理智，但后来他掌了权，“令其头脑发昏的转化”销蚀了他的理智。不过，我还是要再援引一段考茨基先生的话，我们倒是可以在它下面签字表示赞成的：
“的确，我对自己说过：假如列宁是正确的，那么我一生做的事情就都是徒劳的！”
我再来谈谈最近几周以来社会民主党内部营垒迅疾瓦解的情况。近来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已滑入反革命的泥潭，而这个党内的工人群众左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德国可以举出种种这方面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是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和支持它的工人，甚至该党的工作人员抵制工贼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首领的投降政策，参加了各种经济斗争，他们与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们并肩作战。
第二个事实是社会民主党内的群众自发地投人到反对法西斯暗杀的斗争中来。这种现象在一些小城镇已屡见不鲜。大量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支部与我们的同志和反法西斯斗争同盟的同志们一起反抗法西斯分子。我们还常常看到，在我们发起反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斗争时，大城市的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区域支部以及规模不大的“帝国旗帜联盟”与我们的同志并肩参加示威活动，而且表现很积极。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我们反法西斯的政治战略深得人心，调动了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甚至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也莫能为外。
第三个事实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的初级组织形式已经形成，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而且还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的与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盟首领对抗的工人团体。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队伍中发生的事件，这个组织当前的危机要比社会民主党严重得多。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个组织不仅陷入深重危机，而且它在德国的一些地区处于被消灭的境地。全会应特别关注的是，无产阶级中的青年比以往更坚定、更迅速地走上抵制反革命领导的道路，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会组织中的青年工人则落后了一步，因为他们毕竟在几十年间受到这些组织的熏陶。我认为，德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深重危机必然会对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工人团体发生影响。无论这些团体如何对待青年，它们都要顾及这个青年团体本身的行动和目标。
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分子退出议会，形成了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议会多数，这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揭露无条件为法西斯专政卖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揭下它的假面具，把它在议会中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公众面前。在这里我想起，我们曾就各种重大问题提出过建议，其中一项就是向百万富翁征税的提案。社会民主党在9月14日后对这个提案是表示赞成的，现在却投了反对票。我们还作过停止向图林根和不伦瑞克法西斯政府警察局发放财政补贴的提案。另外，我们提出过通过立法将5月1日确定为全德节日的提案。社会民主党却公然投票，反对把5月1日这个有着几十年斗争传统的日子确定为法定节日的提案。我们还向议会提交了许多令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瞩目的提案。但是在社会民主主义议会党团的干预下均遭到否决，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拥护者的队伍中引起轩然大波。
社会民主党在对待建立装甲部队的态度上在工人队伍中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众所周知，多年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和平主义盛行，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对军事预算的立场，于是他们反对拨款建立装甲部队。议会中有9名被称之为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人士不顾议会社会民主党团中大多数人的反对，对我们反对拨款建立第二装甲部队的提案投了赞成票，这确实具有一种征兆性意义。
社会民主党首领与那些所谓破坏议会党团纪律的议员之间的冲突最终不了了之，因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们迫于其党内群众的情绪不敢对这几个人采取组织处理措施。他们只好把这个问题留到今年5月底召开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去解决。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来看，现在主要的危险是中派组织的形成，布兰德勒之流就是依靠这个组织进行投机活动的。不过在德国，这种危险性还不十分大。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决揭露中派的丑恶嘴脸，积极开展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中出现的中派倾向，尤其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领袖，他们是该党内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务必要戳穿他们的真面目。上面提到的那9名议员即使组建了自己的议会党团，也难以把中派组织培植起来。中派组织现在依靠的是德国那些尚未意识到危机和阶级矛盾严重性的群众。布兰德勒、乌尔班斯和鲁特·费舍之流组建的弱小组织已在两个大规模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化为齑粉。当前阶级关系形势空前严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中派组织断无形成的土壤，当然也不排除它在个别地方零星产生的情况。这只能算例外。不过我认为，布兰德勒之流对形成这种组织的奢望会被革命发展的现实击得粉碎。
针对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过程，我们现在能够说的是，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已对他们的领导人丧失信心。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已下决心参加共产党。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社会民主党工人认为，如果“左”翼社会民主党掌权的话，社会民主党也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些人总是欺骗自己的支持者。
即便如此，我们今后也务必对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及其领导人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觉，务必坚决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如同过去一样，今天仍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德国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变化。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做社会民主党内反对派工人的工作。他们在思想意识上仍然维护着这个党的统一。面临分裂的危局，他们往往会抱以回避问题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也明显地表现了左的倾向，在内心里已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决裂。
现在我来谈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主动进攻精神这个问题的提法。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确认的是一条子虚乌有的由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阵线”。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既然资产阶级确认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阵线”，它自然就会告诉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称最近12年灾祸连连应归罪于马克思主义。我刚才已经提到，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是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不过，尽管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们还没有马克思主义觉悟，还没有完全弄通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会自然地对马克思主义有所感悟。我们要向他们证明，我们党是德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唯一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为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政党，是带领群众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的任务就是全面推进这种斗争。近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一些地方，有大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转到我们共产党这方面来。一些原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加人了德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内的工人们空前踊跃地购买、阅读我们党的文献。我们的攻势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发展。社会民主党即将在5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为我们在大会召开之前这段时间里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攻势提供了新的机遇。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动荡，为革命时机的成熟创造了先决条件，推动了反法西斯斗争和革命斗争，也使我们能够实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战略计划，使他们参加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性革命斗争中来。
（会议闭幕）
第六次会议
主席：加兰迪
（1931年3月30日晨）
现在我来谈一个最重要的联系群众的纽带问题，谈谈如何对待革命的工会反对派问题。对大家已知的事实和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我就不再重复了。在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搞好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化。我之所以要明确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把它变成我们联系社会民主党工人、未参加组织的工人、基督教工会工人乃至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工人的可靠纽带。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深重危机，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把该党内的个别人，甚至把大批反对派工人争取到我们共产党一边来。我们知道，近来该党的一些地方组织连同它的工作人员一起站到共产党方面。深人考察这个情况就会发现，在反对推行法西斯专政的群众性斗争中，配合党作战的主力军是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它具有的特殊意义是：它是经济斗争的独立组织者和直接领导者。我们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提出了任务，但在完成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德国的所谓“自由”工会组织中是根深蒂固的。德国存在着有60年历史的工会。这种传统在群众中形成了一种关于工会的固定观念，一时难以根除。诚然，在冲破众所周知的纯粹的关于工会的固定观念（诸如工会纪律、工会合法性等）和现在群众所面临的工会运动统一化等严峻问题方面，我们已经取得很大成效。近些年来，我们在这个主要的政治问题上有了很大进展，突破了这道顽固的思想防线。但遗憾的是，相当大一部分群众仍保持着这些传统，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阻力，难以立即清除。
独立发起提高工资的斗争关系到工人阶级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信任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确认，工人对德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信任程度。这是显而易见的。革命的工会组织就应该靠自己的实际工作和对群众的具体指导来获得群众的信任，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尽管我们极力推广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这种组织形式，尽管我们党在各个发展阶段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予以大力支持，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还是要靠自己的行动来取得群众的信任，扩大自己的队伍。这在当前尤其重要，因为现在经济罢工方兴未艾，我们必须克服客观存在的许多困难（当然这不能成为我们的借口），比如群众备受工厂主的盘剥，承受由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投降主义工贼政策带来的恶果；千百万群众失业，国家政权在一切经济和政治搏斗中千方百计地为实施进犯的资本家撑腰打气。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鲁尔区的斗争有所不同。如果抽象地从表面上来看这场斗争的发展，就会得出一个幼稚而错误的结论，鲁尔区的斗争似乎证明，无产阶级是失败的。但如果像我们一贯坚持的那样，进行正确的分析，仔细研究其中的客观和主观因素，那么就应该确认，鲁尔斗争是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实施独立领导的又一胜利成果。
我们经历过的大小战役有如下几个阶段：1929年的鲁尔斗争可以看做是第一阶段。当时企业主们宣布同盟歇业。我们试图首开实施独立领导的先河，根据当时的需要发动鲁尔区的冶金工人抵制企业主的歇业。曼斯菲尔德罢工是斗争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场罢工中已经体现出独立的领导，但是为了破坏罢工的统一阵线，改良主义分子也参加了罢工活动。类似的情况还有柏林冶金工人罢工，在这次斗争中我们独立地提出了要求，改良主义分子只好装模作样地参加了罢工。在这次罢工中，我们还第一次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吸纳到罢工斗争的队伍中来。目前我们处于斗争的最新阶段，这个阶段始于最近在鲁尔区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将在德国引发进一步的经济斗争。这个阶段表明，经济和政治斗争已经采取了更高的形式。比如继鲁尔区斗争之后，在德国各地爆发的印刷工人反对改良主义工会领导和印刷厂厂主的斗争。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行动，因为印刷工人几十年来所承担的沉重税赋现在已是尽人皆知。
有什么理由说鲁尔斗争是一种高于曼斯菲尔德罢工和柏林冶金工人罢工的完全新型的斗争呢？鲁尔斗争有什么新特点呢？那就是，尽管工会的官僚们从一开始就对罢工持反对态度，但我们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斗争。在鲁尔斗争中，我们在实施战略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经验。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没有像过去大多数经济斗争那样被动抵抗，而是主动出击，使工厂主和改良主义分子陷入被动。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过去签订的各种长、短期的工资协议到现在大部分都已接近截止日期，往往在这个应该发起新一轮斗争的时候，大家却普遍抱有遵守合同期限的心理。
这次行动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在工资协议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前就已经把矿工发动了起来，投人到革命的工会反对派领导的斗争。这是一种突然进攻的战略，它给工厂主和改良派来了个措手不及。虽然我们没能守住阵地，但这场没有坚持多久的斗争是否取得成效了呢？由于情况有变和种种其他因素，为了把我们队伍中那些支持我们的工人送回企业，不得不中止罢工。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妨以俄国1905年革命和之后几年在这个国家发生的革命事件作为例证。列宁当年多次见微知著，一旦出现革命的苗头时就抓住，在群众中和党内进行罢工动员，为日后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作准备。俄国的斗争经验使我们耳目一新，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斗争。我们的行动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另当别论。而可以认定的是，革命浪潮在一些地方高些，在另一些地方低些，发展得并不平衡，各种经济斗争所采取的阶级阵线战略在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是获得的经验，找到下列问题的答案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问题是：工人阶级是如何评价这场斗争的？在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看来，这场斗争是否确有成效？成效是否充分？我们认为，它大有成效，尽管这种成效还不充分。由于这场斗争，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名声大振。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工会的报刊也不得不对罢工进行报道，并且成了工厂主们议论的话题。这等于给我们加了一个筹码。现在，这对我们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要在短期内加强组织工作，以协助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场斗争中，革命的工会反对派还得到了妇女和青年尤其是失业者的热情支持，而支持的方式较之柏林冶金工人罢工和曼斯菲尔德罢工另有创新。不过我们也发现，这场斗争还存在一些重大的缺点和不足，对此我们已发布了专门的指示。我们的政治准备工作比较薄弱，没有把群众充分动员起来抗击警察的暴行，独立的矿工工会罢工前的组织准备工作也存在漏洞，对做改良主义工会内部的工作不够重视，对罢工骨干和各矿井罢工领导者的培养工作不够得力，缺乏德国其他各地群众的有力配合。其他一些不足之处，我已在刚才提到的专门指示中说过。尽管这场斗争还存在一些疏漏和缺点，我们仍不能否定它取得的成绩。
国际上是如何看待这场斗争的呢？这场斗争开启了革命工会运动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完全符合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比其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更艰巨。因此我们在决议中指出，柏林冶金工人罢工是鲁尔罢工的预演，鲁尔罢工才是工人运动一次新的飞跃。
现在谈谈平行工会组织。我想在全会上引用一段斯大林同志的话，他说这段话时平行工会的问题还不像现在这样显得这么重要。斯大林同志1928年12月19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全会上明确指出，美国以及德国势必会建立红色工会组织，他说：
“既然只有改良主义的工会是群众性的组织，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这些工会中进行工作，我们必须做这些工会的规范和要求的奴隶。既然改良派的领导和资本主义勾结在一起（参看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工人阶级正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么能不能断言，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可以不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现有工会的改良主义范围呢？显然，不陷入机会主义，就不能这样断言。因此，完全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须违反那些卖身于资本家的工会头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我们知道美国已经有了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德国也会这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59页。——编者注）
斯大林同志当时的话不久之后便在德国实现了。我们党内的许多人曾故意贬低斯大林同志的判断。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此进行了辩论，而且一些调和派分子也向我们发问：你们如何对待斯大林同志的判断？我们当时就给出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回答，而在今天，这个答案就更加清晰了。我们当时的回答对当今德国历史的发展仍具有重大意义。在德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们是否能够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建立与党平行的大型中心组织的任务？德国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和强度发展着，我们应紧跟这种形势，在那些已有革命的工会反对派的地区建立与党共存的政治中心组织。
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效和成绩，尤其是那些与我们共存的组织在继续发展中遇到了巨大困难，在它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缺点和弱点，甚至红色工会在领导工作中也犯有严重错误（如柏林冶金工人红色工会）。我们不仅公开承认这些事实，而且还积极地采取补救措施。我提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给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划拨的经费一度超过其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是因为，原工会部的一些同志主动增加了拨款数额，以至高于其实际需要。他们想以此来推动党超前实现扶植革命的反对派组织的任务。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德国的现状。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在几年前就欢迎红色工会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简直是惊喜不已，原来动员大批群众加人包括红色工会在内的革命工会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现在，我们为在各行各业建立起这种新型的工会组织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大家知道，现在柏林已有了冶金工人的红色工会，目前它的会员人数已超过2万名。我们在鲁尔斗争中成立了统一的矿工工会，目前有2.2万名会员。此外，我们还在汉堡成立了海员和港口工人工会。虽然这个工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的会员遍及德国主要的海港城市和国内的河港，因而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现在我们已着手组建铁路工人工会，并且我们在上西里西亚、柯尼斯堡、下莱茵地区和图林根等地拥有最牢固的阵地。我们还应当指出，现在德国的改良主义农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人数锐减。我们建立了红色农业工人工会，在一些重要地区，诸如东普鲁士、柏林-勃兰登堡区、波美拉尼亚和德国中部地区都有了它的基层组织。上述情况证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坚定的，我们紧跟发展的形势，时时刻刻都在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截至目前，德国登记在册的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会员有20多万，其中有6万名是红色工会会员。我在这里还应指出，德国各地对革命的工会反对派会员的登记工作尚处在开始阶段，因此还不能认为现有的数字就是德国红色反对派和正准备加人我们队伍的人的实际人数。毫无疑义，在这个斗争阶段我们以往领导工会分会的方法已经不适应党在这方面的政治要求，我们应当下大力气改造革命工会组织的整个政治生活。原来的工会支部的整个工作已完成改造，红色的反对派组织独立性越来越强，当然它们还处在党经常性的监督之下。红色工会国际各国支部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我们德国的同志正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红色工会反对派的独立性，以激发出他们更多的主动精神。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的工作应与基层的工厂工会委员会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靠旧工会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是不能完成当前任务的。我们要彻底改造自己的工作，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
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已引起我们的重视，它们对我们在红色工会反对派中继续开展工作有很大损害，比如说不顾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提出建立新工会组织的方针。红色工会反对派的政治工作及其队伍的扩大都与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的力度有关：在改良主义工会中，我们对反对派所做的工作还存在严重的失误。今年3月间，改良主义工会会员的失业率为34%，占失业人数的18.6%。这就为我们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大力开展反对派的群众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尽管他们深受极端排外政策的影响。在最近半年里这方面的工作还很落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把500万改良主义工会工人拒之门外，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对他们的工作，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失业者的运动同样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我们今后如何把这些失业者组织起来，这也是其他政党以及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德国失业者运动具有的重大意义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组织工作问题。我们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还很不得力，不能确保把这些失业者团结起来。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把他们按登记地址和居住地址召集起来，召集专门的会议选举自己的代表，组建失业者委员会。这是当今发动失业者运动的组织基础。应当指出的是，这方面工作的进展有些缓慢。1930年2月有失业者委员会800个，1930年12月为1200个，到1931年2月全德国才增加到1400个。当然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因为有些地区没有统计在内。为失业者办报，贯彻有关的方针政策，发表有关的文章，这就是我们继续采取的团结失业者的措施。而我们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当前失业已成了一种持久性现象，几百万人沦为失业者，这就从组织层面上提出一个问题：失业工人和未失业的工人还有多大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应密切注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全德工会联盟最近几个月以来不断讨论改善对失业者的工作方法问题。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去拉拢失业者。全德工会联盟甚至还在那些未参加组织的失业者身上下功夫。加人改良主义工会组织的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及其拥护者均可获得各种救济，对他们的物质待遇比较优厚。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和军队近来也竭力向失业者行善买好。于是团结失业者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和红色反动派组织面前。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失业工人与未失业工人之间的团结。我们共产党时时处处、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地方政府中都要为失业者的利益而斗争。尽管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根本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我们仍坚持不懈地开展群众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裁员和解雇工人的残酷政策。
不言而喻，在失业现象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加紧思想政治工作，失业者运动中就会滋长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悲观情绪。因此，我们要把失业工人和在岗工人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紧密联合在一起。使在同一工会中的失业工人保持与自己同志的组织联系，自然是实现这两部分人团结的最佳方法。
红色工会反对派中的失业者同样要缴纳小额的会费，也持有会员证。他们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和报纸。为活跃红色工会反对派对失业者运动的工作，德国各地举办培训班，准备了一些专门的资料。还采用新的工作形式，以吸引失业者参与革命斗争。近来，我们把失业者的活动与各种政治活动结合起来，与我们提交议会讨论的建议结合起来，与我们一贯提出的要求和具体任务结合起来。我们调动失业者参加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并使之实现革命化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必须使群众认清，在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体制日益衰败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消除大批失业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生活饥寒交迫。他们只有走我们指引的道路，向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已经消灭失业现象的苏联学习，才能告别贫困。
我们在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击毁了社会法西斯分子的立足点。半年前，社会民主党散发了几百万张传单，叫嚣“克里姆林宫墙外饥民遍地”。可是现在，没有一个社会法西斯分子胆敢向失业者散布这种愚蠢的谎言，否则失业者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对他们高喊“打倒社会法西斯主义”。
在结束失业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想再谈一个事实。如果今后我们能进一步发展罢工运动，那么，失业者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将绝不会是次要的。在一些行业中，如在建筑业中失业者的比例占到工人总数的80%。如果这部分人不同在岗的建筑工人联合起来斗争，那么，剩余的20%暂未失业的工人和大部分季节工在反对降低工资的斗争中就会时常受到威胁。因此，几百万失业者在举行示威、罢工和一切政治运动时的作用就举足轻重，失业者运动的意义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低估。我们回顾以往的革命运动史，无论是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英国的宪章运动，还是巴黎公社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大搏斗中都有千百万失业者参加。这支革命的群众力量是引发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重大动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失业工人运动与未失业工人运动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政治联系。
红色工会反对派最大的失误是，它还没有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在反对全德工会联盟斗争中采取应有的策略手段。如：在反法西斯斗争、反对全德工会联盟、改良主义工会以及基督教工会的破坏政策以及系统开展反击这些政策的斗争等方面。改良主义工会的官僚们大耍花招，主张实行每周5天工作日和每天7小时工作制，同时降低工资。我们提出的口号则是实行每天7小时、每周40小时工作制，并全额保留原工资。我们还大力宣传苏联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办法。资本家第二次降低工资的举动本该6月开始，他们采取了新的方式。除直接降低工资外，还把周工资额按每周5个工作日计算，这样就使工资额减少近17%。此外，资本家还向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工资制度开刀。最后还要谈谈大企业中计件工资降低的问题。在这里，红色工会反对派应开始有步骤地工作，组织反攻。我们要努力使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成为有千百万工人参加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成为一支在独立罢工和其他群众性斗争中与党协同作战的积极的政治力量，而独立罢工和群众性斗争是我们日后取得伟大胜利的前提。
还有一些据说不太重要的政策问题，我们没有太重视，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包括一些区委会的领导同志没有及时认识到，其实这些问题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极其重要的。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问题，如洪涝等自然灾害；查禁革命影片；由于实施禁止堕胎的218条法规，大批妇女被捕等问题。
其实，这些都可以成为在德国开展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自己干这些事“有损尊严”，这些事与政治毫不相干。这种轻视态度恰恰表明，他们对群众的疾苦是漠不关心的，这也是一种党内宗派主义的表现。
我们共产党要在人民群众情绪激动或义愤填膺时挺身而出，同时还把所有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不太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革命问题一齐抓好。
在我们党内、在党内生活中最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经济罢工中、在我们对企业和工会的工作中都有这种表现，致使我们在企业主和改良主义官僚的进犯面前节节败退，走上了工会合法性或是与之类似的摇摆不定的机会主义道路。而且，在资产阶级政权或法西斯主义面前步步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我们还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机会主义，对共产国际正确的革命前途表示怀疑。在思想上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分子影响的消极退让也属于这类问题。我们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展彻底清除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斗争。我这里所说的错误倾向不是什么系统性倾向，只是一些具体工作中经常出现的个别现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我们党已经相当坚强，正像默克同志指出的那样，任何企图在我们党内成立小集团的阴谋必定会彻底破产。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党今天所达到的最彻底的统一是德国革命高涨的胜利成果。这种统一是革命阵营中一份子的无产阶级在全德国日益强大在党内的反映。所有反对共产党总路线的人应完全承认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应到党派他们去的地方工作，按党的指示办事。这无疑也说明共产党在政治上不断强壮和取得的巨大胜利。
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列宁所倡导的人民普遍革命的问题。现在，德国共产党面临的不仅是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这个近期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任务。诸如，如何真正实现对全部斗争的独立领导，如何执行积极的人民政策，使我们能够同千百万劳动者一起反击资产阶级的进犯和法西斯的发展计划。所以，我们必须大大向前推进我们的政策，使城市劳动群众和城乡半无产阶级群众更加靠近工人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他们的领导。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一些措施，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在城市中产阶级特别是在农村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紧密结合绝不是次要的事。许多农村和农业区还深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要执行我们的农村政策和针对农民和贫农的革命政策，就需要在这方面采用新的工作方法。近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几次农民代表大会。可惜的是，我们多年来受宗派主义错误观念的影响，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削弱，甚至是倒退了。遗憾的是，我们不愿到土地管理局[1]工作，除少数同志外，几乎所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员都长期固守这种观念。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这些反动组织中也有贫苦的农民，我们应深人到这些组织中开展工作。为了推行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是也到改良主义工会中开展工作了吗？
我们的农村政策应朝什么方向发展呢？目前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专门的农村工作队伍。第一，我们党应采取更积极的农村工作方针，因为严重的农业危机为我们提供了机遇，使我们有可能建立贯彻我们革命政策的农村据点，也就是说，使我们能够把农业工人争取过来，动员他们参加斗争。我们要在这些人中间开展工作，争取在地主庄园里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在各地组织为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的罢工。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当前紧迫的任务是在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建立农业工人的红色工会组织。其次，我们还应密切关注几百万小农经营者和农村中的贫农。这里还包括拥有小块土地的雇农和拥有少量财产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这些人断续地或在农闲季节到企业里打工，只是在傍晚、星期六的午后或星期日在自己的田地里耕作。还有一些经营少量土地的农民，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土地租金和其他提成占到其收入的三至四成或更多。许多中农就受着这样的盘剥，他们现在又备受农业危机的煎熬。另外，还关注只有1一2公顷土地的农民和土地承租者，这些人在德国有几十万，他们可以归人接近无产阶级立场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我们的宣传同样也应关注拥有2-20公顷土地的另一个中农群体，他们身上常常表现出一些不良的本性，或与普通农民格格不人。当前这场农业危机对较殷实的个体农业经营已经产生影响，假如我们党在这方面采取更果敢、积极和完善的措施，就能够深人到几百万贫农和中农中去做工作。
农村中还有一些工匠和小手工业者，我们也不要放弃这方面的工作。如此说来，我们面临的任务相当艰巨，这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实现对各阶层劳动人民的领导。
现在千百万民众动荡不安。在德国，千百万党外群众也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们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然而，他们目前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仍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明白，为什么数百万人投靠了民族社会主义党，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分子向他们许诺，要建立所谓的“第三帝国”。“第三帝国”究竟是什么货色，现在更加清楚了。许多拥护民族社会主义党的人现在已对这个党的政策感到失望，纷纷弃之而去。假如这几百万尚未站到我们一边的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假如群众的对抗（哪怕它暂时还不强烈，还没击中要害，还表现得不明晰）日趋激烈而且是自发的，并且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到那时我们就会幡然醒悟，后悔当时表现得不够积极，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没有及时向千百万劳动者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现今危机的革命道路。对此，我举一个近年来发生的实例加以说明：资产阶级的一些大党和法西斯分子曾蒙骗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广大群众，为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法西斯化涂脂抹粉。各国拥护法西斯主义的人有一种观念，这也是资产阶级政党竭力向群众灌输的观念，认为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由于实行法西斯国家体制，所以没有、也不可能负债。实际上，意大利这个法西斯国家已欠债220亿马克。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容克计划是造成危机加剧的祸根。容克计划与危机加剧的关系问题现在又在民众中引出一个战胜国发展的问题。现在意大利危机蔓延，农民揭竿而起反对法西斯体制，企业工人连连罢工，它只能越来越依靠国际帝国主义势力苟延残喘（尽管墨索里尼还强打精神推行对外侵略的政策）。德国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意识到，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和全世界所作的美化法西斯意大利的宣传纯属荒诞的欺人之谈。社会民主党人简直卑鄙至极，竟然把意大利的法西斯专政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专政”混为一谈。现在我们看到，意大利危机重重，苏联则是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如果我们采取更果敢的措施，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觉悟一定会在我们的帮助下大幅度提高。
群众逐渐认识到，他们的贫穷和苦难应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共产党人应把千百万群众召集在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开展广泛的斗争，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的唯利润经济、容克计划的奴役以及社会法西斯的帮凶警察的镇压。我们共产党要树起为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德国而战的人民革命的大旗！在我们的决议中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在这次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都明确地指出，苏联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世界和日益衰败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世界历史发展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尤其对我们德国来说，苏联英勇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绝好的榜样，是我们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对德国存在无耻的耀武扬威的社会民主党这个现实不能掉以轻心。德国社会法西斯分子不仅插手组建装甲武警，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驱使无产阶级充当炮灰，而且还是制造反苏反共毒气的高手。他们为了剿灭布尔什维主义，编造恶毒的谣言，以此充做反苏的精神武器。在这方面，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比社会民主党略逊一筹。我们以反对所谓“强迫劳动”运动为例。果真存在这种“强迫劳动”吗？在当今实行容克计划的德国，不仅存在强迫劳动，而且还有真正的奴隶劳务输出。各国为法国帝国主义效劳、投人大量兵力组建外国军团的情景以另一种形式在德国重现。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认为，似乎在苏联的木材加工业和一些出口商品的生产中实行的是奴隶式劳动，这纯粹是恶毒的污蔑。其实恰恰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德国，在布吕宁、布朗、格勒纳和泽韦林之流执政期间实行的才是奴隶式劳动和奴隶劳务输出。正是基于此，德国化学工业的领导者博施先生不久前建议德国向法国，首先是向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输出劳动力，在那里进行工业建设。这只是计划吗？不，这种可耻的奴隶输出已经实施：在莱茵区酒店职业介绍所就进行着这种奴隶式交易。德国失业者不得不到法国去打工，在法国当局的监视下从事修建排水系统、采石、挖矿等工作：德国失业者纷纷被赶到法国、荷兰甚至比利时去从事艰苦劳动，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意愿。如果他们违反合同约定的条款或拒绝到国外工作，无异于被判死刑，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被停发原本少得可怜的失业补助金。在这种卑劣的资本主义奴役制度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还胆敢勾结世界上其他资产阶级进行反苏罪恶活动。
德国的工厂主们为讨教本国工业发展之策访问苏联，德国广大工人认为这是优越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却就此对苏联造谣中伤。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柏林召开了一次由韦尔斯主持的旨在为反苏活动助威的会议，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也应邀参加会议。韦尔斯在会议上说：
“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记者无权进入苏联采访，而博尔西希、彭斯根这些威胁德国共产党人的斗士却获得了苏联的签证。”
我们要弄清这种无耻谰言的用意。韦尔斯是想向参加会议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证明，好像苏联给予社会民主党记者的待遇不平等，比如对待博尔西希和彭斯根。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反苏本质，这恰恰证明了韦尔斯对苏联进行的反革命攻击。我完全可以使大家相信，在德国所有职业介绍所里，失业者们正在闹闹嚷嚷，他们怀着另一种情绪。在各种职业介绍所里，失业者为何要登记去苏联？他们说，苏联的法律可以保证到那里的德国工人有工作做，有饭吃。这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具有不断增长的实力，而此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却是每况愈下。
由于工业党案件和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和武装入侵苏联的危险性增大，以及德国资产阶级不顾苏联的反对，在对外政策方面日益向勾结波兰、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法国帝国主义看齐，因此，我们这个唯一实行和平政策的政党，就应当更加鲜明地突出自身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这种性质是与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鼓吹的虚伪的战争和平主义思想完全对立的。这里我举一个有代表性的攻击苏联的实例：对苏联持敌对态度的反动报纸《汉堡消息报》不久前（1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名为《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阴影中》的文章，其中写道：
“德国有了布尔什维主义，这就意味着布尔什维主义要在整个欧洲长期滞留……假如我们在什么地方会完成布尔什维主义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试验，那就是在德国……如果莫斯科成了布尔什维克国家的政治中心，柏林就会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工作中心，那么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会成为一场儿戏……到那时，世界将失去根基，这将是德国人民对凡尔赛的复仇。”
德国纳粹分子的反动报刊就是这么说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舍林格尔中尉，而是苏联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敌 人。他必然会这样写，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知道，现在一些世界资产阶级集团乃至社会民主党集团有时不得不操这种腔调，因为它们回避不了苏联强大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具体的事实和实例对苏联的强盛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这一历史的矛盾更加认真地进行分析。
在国际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尝试把全体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共同的革命解放斗争中当做德国最为突出的问题提出来。我提请大家注意，德国共产党已经与波兰共产党，特别是与上西里西亚和但泽等地区的党组织在斗争中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将共同向皮尔苏茨基政府和兴登堡政府提许多问题。我们还要会见兄弟党的代表，在国际反战争日之际在德国边境一些地区与邻国共同举行示威活动。我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在德国各地散发几十万份加香同志不久前在法国议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此鲜明地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德法两国人民的国际团结。
我们可以把苏联的现状同资本主义国家作个比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里随处可见危机的惨象和失业的人群。苏联的城市则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苏联到处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人们热情洋溢地为实现五年计划工作着。从各种迹象来看，五年计划的实现指日可待。当然，为实现目标还需要苏联付出巨大的努力。千百万苏联人民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奋力拼搏。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群众又是为了谁，为了什么承受如此苦难？特别是那几百万失业者，他们只能领到可怜的几个小钱，有时甚至连这几个小钱也拿不到——难道他们就应为剥削他们的资本主义，为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头目，为法西斯匪徒承受这种牺牲？这个问题是与这两大体系之间矛盾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现在苏联的商品产量成倍地增加，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在近几年社会福利还有望更加优厚，社会文化事业不断繁荣。在苏联城市街道的宣传栏、展板和招贴条幅上，布满了为五年计划鼓劲的标语。
而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无可奈何地承认，本国数百万失业大军的队伍仍在不可遏制地扩大。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政府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仅消灭了失业现象，而且还有200万的劳动力缺口。
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残暴地削减无产阶级的工资。苏联政府今年却普遍把工资提高6%。
我们可以把造成红色东方与资本主义西方之间巨大反差的原因概括为两三句话：在东方，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当家做了主人！在西方，资本家及其走狗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执掌着大权！东方和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千百万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劳动者完全可以在这两个世界中毫无困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摆脱资本主义奴役和它所带来的苦难，奔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的道路。德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即将踏上俄国无产阶级所走过的道路。我在报告开始就说过，德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基于此，我们应得出一个革命的定论：德国无产阶级及其利益的维护者共产党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链条上最坚强的环节之一。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然明确。大量的工作还有待我们去做，我们还要坚持不懈地继续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为争取新的胜利，为迎接伟大的决战，前进！（掌声）
（会议闭幕）
[1] 法西斯纳粹党中央机关在地方的代表机构，对地方行政活动进行监督。——编者注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