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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尔曼同志的结束语
1929年7月19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我们一般讨论中的若干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一个积极因素是在进行革命工会工作过程中我们各党均有发展，我们看到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对经济斗争的领导了解更多了，这方面的独立性更大了，并且各党都在有效地运用新的策略方法。遗憾的是，在讨论中对斗争机构问题注意得太少，对开展罢工斗争和把罢工斗争变成政治斗争的问题注意得太少。后来我们对工会运动中革命工作最重要方面的决议的具体化也做得不够。
现在我来谈谈应当怎样使一般决议具体化的问题。埃尔科利同志说：提纲草案，乃至个别代表团和工会委员会对它作的一些修正，太德国化了。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一些报告人，尤其是我，比在应有的程度上更多地期望于德国的方法。这使我想起了从前对俄国方法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作中指导作用的异议。使用“德国方法”这个术语是不正确的：可以讲在根据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实现新策略过程中在德国运用的方法。在所有各国实行新策略时，这些方法是绝对必需的。可是，这绝不是说，不管形势如何，不管党的力量和影响如何，这种策略可以在同样程度上运用于一切国家。但是，在德国运用这一新策略的基本倾向和方针也是其他国家运用新策略方法的出发点。这里什么是在一切国家都可以运用的呢？第一，是领导经济斗争的独立性，第二，是在某种形势下独立的斗争机构和统一战线机构的形成，第三，是借用这种战略把组织起来的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同时动员起来。埃尔科利同志在他的发言中从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角度阐述了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同志们的大量革命工作方面帮助他们，我们就应当对所有各国阐明这一问题。同志们，在德国和法国解决这一问题时，难道组织起来的工人与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相互之间的百分比有决定意义吗？无论如何也没有。当然，这起一些作用：在法国，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占90%，而在德国仅占72%。但是从政治问题的观点来说，数量的比例就不起这么大的作用了——有决定意义的将是，为了革命的阶级斗争，我们能使多少名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从这种观点来看，在德国和在法国运用我们策略的条件是一样的，因为变化不大。拿德国来说，在那里，我们有改良主义工会。在这些工会里，革命的反对派是真正革命的联络组，同时又是要把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权——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掌握到自己手中的组织核心。在法国，对经济斗争的这种领导，除党以外，是由红色工会实现的。虽然红色工会是独立的组织，而革命工会反对派只在改良主义工会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机构，但是在思想和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方面，这两种政治因素之间没有重大差别。埃尔科利同志错误地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关于斗争委员会是否具有暂时的性质、它们能否代替工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是明确的。用斗争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去代替工会，这是根本不允许的。甚至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加紧执行残酷镇压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允许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埃尔科利说过：
“决议中是怎么提的呢？决议中说：（1）斗争委员会不能代替工会；（2）斗争委员会是过渡性的机构。同志们，我们曾经总是按照稍微不同的方针工作的，我们总是竭力使斗争委员会具有斗争的性质、永久的性质，并且在有可能的时候，我们总是加给斗争委员会一些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它们代替了工会。”
这是完全错误的。斗争委员会是在斗争中产生的组织，是在斗争过程中产生的，是在民主基础上在企业中选举出来的非党群众、组织起来的群众、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和共产党员建立的统一战线机构。这样的斗争委员会违反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意志而引导着罢工。我不打算评价，对于工厂委员会运动来说，将来这些斗争委员会在多大程度上或许可以利用，特别是在像法国等这样一些国家里。毫无疑问，这些临时性的、暂时性的统一战线机构，正如罢工一样，对于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开展和形成来说或许可以利用。但是，像埃尔科利同志那样，断言它们应当去揽工会的任务，它们具有非临时性质，这就意味着不理解工会决议的方针和新策略的运用。
在策略属性的第二个问题上，埃尔科利同志是在斗争委员会和发起委员会的职能之间画等号的。什么是发起委员会呢？
（洛佐夫斯基同志：“是为了准备罢工在罢工前夕形成的委员会。”）
在过去的工会工作中我们或许犯了错误，但是我们曾经总是竭力使斗争委员会具有永久性质。首先，在斗争开始之前我们已经建立了斗争委员会。在提纲里，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冲突前夕建议在工厂里建立的不是斗争委员会，而是发起委员会。名称改变了，但实质是一样的。
埃尔科利无论如何也不对。在任何经济斗争中，在党、红色工会和工会反对派有足够的力量时，总要成立准备委员会——为了组织和准备运动。但是斗争委员会本身仅仅是在斗争时候才形成的，它是在企业中选举出来的并且与准备委员会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埃尔科利同志是把职能弄混了。
第三个问题，埃尔科利同志说：
“谁讲我们是以时间和情况为转移而赋予斗争委员会以有限的任务，那就意味着玩弄辞藻。为了使这种组织不退出舞台，就必须加给它这些职能，因为在法国这种任务在加倍的程度上摆在我们面前，在那里我们在统一总工会中的同志们正在建立工厂委员会。我相信，统一总工会和法国党解决建立工厂委员会的问题时，不会不把这一问题同建立常设的斗争委员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工厂委员会就是这样的委员会。”
斗争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也不应该把它们的职能混为一谈。不论是工厂委员会根据法律而存在，像我们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或奥地利所看到的那样，或者它在现行立法中没有根据，而由于我们的斗争，由于在我们的支部、斗争机构或红色工会领导下产生的革命主动性而选举出来，正如我们在法国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那样，工厂委员会有着工会决议中所说的职能。把斗争委员会的职能与工厂委员会的职能混为一谈，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最后，埃尔科利同志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工厂委员会能代替工会。例如，埃尔科利同志把签订工资合同的任务加给工厂委员会。我以为，在这方面应当帮助我们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同志；与德国不同，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这项任务。在这些国家成立工厂委员会是异常困难的。因此，在有关非永久性机构——斗争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和其他的委员会以及取消这些委员会的问题上，我们应当非常慎重。在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但是不能讲在什么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拿工厂委员会或斗争委员会去代替工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建立斗争委员会的任务，是一个不仅把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起来而且使企业里组织起来的群众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一个独立领导经济斗争并将这种斗争变为政治斗争的问题。关于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问题不能局限于把他们吸收到工会中去的任务，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意义。基本任务是能够把广大群众也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组织在一起，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独立领导下，在我们的口号下把他们吸引到政治斗争中来，在这里，斗争委员会具有极大的意义。它是阶级团结的机构，是组织起来的群众和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统一战线机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代替工会——无论是改良主义的工会，也无论是革命的工会。关于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与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斯莫良斯基同志讲得不错，但是他所引用的数字不符合实际。例如，德国矿业企业中组织起来的人们的百分比不是75%，而至多是30%。现在我们来看看军需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最重要的部门以及冶金工业。可以认为有这样一个完全判明的事实：在鲁尔斗争中，在这一斗争的所有参加者中间，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占75%。在最重要的大企业，特别是在军需工业，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占绝大多数。
与此相联系，我想在这里纠正对事情的两种错误态度。莱纳同志声称：“斗争委员会不能够看成是工厂委员会的萌芽形式。”（莱纳：“这不对。”）在速记记录上是这样写着的，这不正确，可这是速记记录有的。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在联系到埃尔科利同志的发言时我已经谈到这一点。
第二种错误态度是戈西普同志的态度，他反对把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选入斗争委员会。这种态度是与我们的原则路线根本矛盾的。在坚决否定和反对这种态度之前，英国党和少数派运动迁延得太久了。这也证明对于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新策略理解得不够。
现在讲一下成立新工会的问题。如果埃尔科利同志以为我否认成立新工会是一项紧迫任务，那他就是没有理解我。我只是谈到德国目前形势时才这样说过，因为实际上新工会的成立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呼声：“正确。”）
格伊同志也不对，因为他说成立新工会问题我们只是放到一般政治方面，而不是组织方面。即使在美国，难道关于成立新工会的问题我们没有放到组织方面吗？放到了。而对于波兰呢？当然也是这样。但是格伊同志要求我们把成立新工会的问题放到组织方面，像通常那样；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扩大我们的任务范围。实际上，关于成立新工会问题的提出，是以一般政治情况和其他一系列因素为转移的。斯大林曾说我们决不是根本反对成立新工会的人。他的这一论点现在也还是有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一切国家，成立新工会的任务都作为具体的组织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例如在德国，矿工工会里的情况就很严重，许多支付单位已被社会法西斯分子开除；在柏林，管道敷设工、镞工、钳工已经相继被开除；在哈雷，改良主义分子正在分裂五金工人组织。继续收取会费，在工会群众选出的革命领导机构的帮助下把这些生产小组和支付单位联合起来的重大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在德国，以个别形式被开除的人数现在达到1500—1700名，我们还是不应在那里建立新工会。对于革命工会工作中这样严肃的问题，不应超越阶段。在工会运动方面运用我们的革命策略时，我们应当发展机动能力、革命的智慧和灵活性，为的是让无产阶级理解，凡是感到有阶级斗争的地方，我们都在为工会运动的革命统一而进行着斗争。
现在谈一下保证书问题。即使这样简单的问题，在全会上也有许多人并不清楚。莱纳同志坚持任何保证书都不能签订的意见。
（莱纳：“这是荒谬的——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
但是这是速记记录上写的，至少没有修改过。我引证如下：
“我觉得台尔曼同志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签订保证书。”
（莱纳：“这是荒谬的。”）
完全正确——这是荒谬的。但在速记记录上是这样写的。同意这是荒谬的。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对这一问题采取另外的态度。他说：能够造成可以签订保证书的情势。这是正确的。但是后来他犯了错误，因为他说要求皮克同志签订保证书是不可能的，而要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在某些情况下签订是可能的。难道说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认为，革命工人或共产党是在他不受欢迎时就应排除在外？在多数场合可以断言：改良主义工会官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寻找机会要把他们排除于保证书之外的一切革命工人和共产党员，是都有成百成千工人追随的。领导着党的同志，与站在工会或企业任何岗位上的同志之间，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丝毫差别。
问题应当根据保证书的内容来解决。如果签订保证书等于拒绝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如果保证书规定签订保证书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那么在此情况下就不能签订保证书。如果在革命反对派与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过程中，在工会法西斯化过程中，向我们提出的保证书不会妨碍革命工作，那么我们就签订。但如果这些保证书会使我们无法在工会中进行革命工作，我们就不要签订。问题只能这样处理。
现在来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争取工会的问题。应当怎样对待这一问题呢？能否把无论任何地方的工会运动都作一样的评价呢？不能。各个地方的工会法西斯化过程并不相同。当然，由于工会法西斯化，争取工会群众的问题起着巨大作用。共产国际中的某些同志不久前还对争取甚至中央范围内工会机构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在德国，不仅争取中央工会机构而且争取下层工会机构都不可能。现在拿英国来说，那里的情况有些不同，那里的可能性就不同，这是由于我们在少数派运动方面的工作，由于群众的压力，我们能够争取一些地方工会机构。我要强调，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有这种可能。现在来看一下法国的情况。在法国，问题完全不同。在那里我们执行了已经保证我们能够在许多罢工中获得成功的正确英明的策略，我们正在竭力加强革命工会，办法是在斗争和罢工高潮时解散地方改良主义组织或者把它们改变成革命工会。从上述三个例子——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我们可以看出，提出争取工会问题的不同时机是如何显露出来的。一般地说，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不应当对于即使在遥远的将来争取中央工会机构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当然，同时也不应当忽视偶尔争取微小工会阵地的可能性。最重要的问题是争取工会负责机构和企业里工厂委员会革命成员的问题。争取企业罢工的负责机构，可以为更加有力地动员群众、为压制特别是地方支付单位和各种生产联合会周围的组织、为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执行开除和分裂政策创造一定的前提。在这方面，工会委员会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为了反对共产国际中暴露出来的各种倾向，它通过了这样的条文：
“同时如果认为在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争取改良主义工会机构——甚至在它后面还有工会会员群众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幻想。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在工会领导的选举中共产党员和革命反对派可以消极。相反，为了从工会中驱逐一切官僚和资本家代理人而进行的斗争，为了工会的每一个选任职位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为了基层工会全权代表而进行的斗争，应当成为我们掌握的揭露社会法西斯工会官僚的作用和反对这些官僚的强大武器。”
（斯莫良斯基：“我还要添上'一些斗争'。”）
这一条文一致通过。我们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方针就是如此。
目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到处都有小型战斗和局部战斗。但是这种状况会迅速改变，因为在资本主义合理化条件下采用了骇人听闻的剥削方法，因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相互疯狂地竞争和角逐，最后，还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发展。这样一来，战斗便具有日益尖锐的性质，罢工的规模在扩大，并且变为政治斗争，因而就向我们各个党，至少是向那些或多或少切实扎根于群众的党，提出一项基本任务，那就是要加大鼓励局部战斗，着意把它们变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战斗。同时，我们不应忽视阶级敌人的策略。阶级敌人会企图竭力分裂我们的力量并在小型战斗中把我们的力量消灭。
在这种发展情况下，也可能出现倒退倾向。并非一切罢工都会以胜利而告终。但是，一般说来，应当执行加强战斗的方针，首先应当按各地区提出问题。在具有良好前提条件的地方——在最重要工业部门——我们应当向那里派遣我们的精锐部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新的战斗。每一次多少大些的斗争都等于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松垮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合理化方面采取的全部措施的受阻。
该不该说，我们应当为独立领导经济斗争提出一定的策略任务？例如在法国，经济斗争的发生有一半使革命工会感到非常突然。对斗争形势过迟干预，从纯策略观点来说，就等于巨大疏忽。我们各个党都应当重新学习，都应当彻底重新布置。同志们，敌人正在集中全力对付我们，他在随着我们攻击的加强而加强自己的攻击。在一切经济和政治斗争领域，我们都应当以我们革命力量的集中来反对敌人的反动力量的集中。举国际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在工厂委员会运动现在已经具有革命性质的德国，资产阶级正改变他们对付工厂委员会的策略。毫无真正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捍卫了工人的利益，资产阶级便根据劳动案件法庭非常令人难以置信的裁决，在很短时间内作出从企业永远开除8—10名工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反动派进攻的下一步措施会是取缔罢工委员会和斗争委员会并逮捕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假如我们不得不秘密地选举他们，那他们就会被捕入狱，就像现在一些法西斯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一样。正如在法国已经进行准备和蒙穆索同志在这里十分正确地提醒的，资产阶级进攻的另一种办法是封闭革命工会。在一切方面转入进攻的反动势力现在已经在进行总集中。我们也应当在最大程度上把我们的力量动员起来，使之积极起来，在我们已有所谓统一工会运动的，也就是说，存在改良主义工会而没有革命工会的那些国家，我们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大量工人吸引到这条战线上的办法，来加强和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在红色工会已经存在的那些国家，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在组织上加强革命工会，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方面把更大的主动精神调动起来。在国际范围内：加强红色工会国际——不仅是组织上的加强，而且是共产国际及其一切支部在所有各个领域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它。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红色工会国际需要得到比较目前所得到的更重大更有力得多的支持。
由于工会的法西斯化和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变化，我应当再讲一个问题。我认为，还必须更加有力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反革命实质。在这方面我们都做到了吗？对于工会法西斯化的速度问题，我们的队伍都很清楚明白了吗？我们是否已在应有程度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去反对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反革命领导？在没有革命工会的国家里，我们能否把斗争局限于只是反对改良主义官僚、反对对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无论如何也不能。我们应当处处，即是说在全世界，去揭露阿姆斯特丹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同流合污。
在动员、教育群众和使他们参加政治生活的问题上，我们各国党没有做完必须做的工作。拿不久前公布的、在布拉格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经济纲领来说，这个纲领中只字未提阶级斗争，只字未提社会主义。这些阿姆斯特丹国际的人们不讲阶级斗争，却在鼓吹自然而然的发展，和为了保持竞争能力去争取降低成本。他们不讲社会主义，却鼓吹什么“公正的经济制度”。这个纲领十分明确地赞成世界资产阶级和个别国家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在经济纲领——第2部分——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些要求中写道：
“（1）建立防止合理化被滥用的保证。工会应当有助于工业的有计划发展、工业合理地联合为更大的单位，有助于财务集中以及陈旧的机器和技术方法代之以新的设备和技术方法。重要的是，与此同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来对付对工人的剥削，使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率增长而相应地提高。”
如果不是阿姆斯特丹国际支持资本主义合理化和世界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不仅在国际规模上，而且从各国利益的角度，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向资产阶级提出了什么社会要求呢？在没有疏忽“全民利益”时，他们提出了关于劳动保护、关于提高实际工资、关于缩短工作时间等，关于把失业者调到另外一些工业部门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反对为实现这些社会要求而进行的阶级斗争。
什么是这一纲领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呢？任何时候也还没有像在这一纲领中对工会与金融资本和与国家机构的结合如此毫不掩饰和恬不知耻地加以认证。作为最近的一项措施，要求在一切国家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是阿姆斯特丹国际所鼓吹的整个法西斯化纲领的最为突出之处。
纲领中说：
“重要的是，在还没有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地方，建立一个有工会代表参加的这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执行计划经济政策，关心将全部国际经济协定和协议作必要的公布，对政府施加相应的影响，以便这些协定和协议能够真正实现。建议各个工会中央联合会在还没有这种机构的地方，把建立这种机构放在其经济纲领的首位。”
这样一来，纲领中便提出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要求，也就是工会在一切领域绝对同化于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也就是工会与金融资本加速结合的要求，正如在这一条文中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
这样一来，就超过了经济民主的政治口号（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口号）。在纲领中还有控制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生产的要求，也有白里安提出的泛欧口号，也有同国联及国际金融资本的其他国际联合组织的合作。为什么我要稍微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经济纲领将要在个别工会、工会组织的分支机构和工厂委员会方针中起些作用；它将会给确定方向定调子并影响国际范围内工会群众的思想。
应当用什么来对抗阿姆斯特丹国际提出的这个法西斯化的纲领呢？我们应当拿出由红色工会国际提出的进行不调和阶级斗争的纲领来与它相对抗。这是一个不仅要争取提高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而且要争取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纲领。在当前形势下，能否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纲领呢？我认为，发展是这样的迅速，以致红色工会国际不能提出专门的行动纲领。这并不是说，为了争取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为了改善劳动条件，为了把经济斗争变为群众性政治斗争，我们不应在个别国家提出局部的要求和某些特定的政治口号。但是在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我们争取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和一切最切身的要求时，应当与此同时宣传我们的最终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并确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用这个纲领来对抗阿姆斯特丹国际的经济纲领。
当然，革命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只有与各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并在它们的领导之下，才能够进行这种斗争。
至于说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国家还不够协调，我并不是要断言，在个别国家这种关系很不协调，以致不得不作出完全另样的政治结论。但是，甚至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也出现了工联主义倾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上层内反对党的路线时，托姆斯基及其一伙必然要弄到使工会对抗党的地步。党和广大的工会积极分子群众曾给予工联主义倾向以应有的回击。现在，对工会的领导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时期党和工会一致完成各项重大任务的保证。
在法国革命工会上层，也有许多领导成员不相信新策略的正确性，也不表示执行新策略，这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当彻底铲除一切工会中立主义或者革命运动两个中心的理论。在这方面有着良好客观条件的一切地方，在尚未形成改良主义工会运动传统的一切地方，比如说殖民地国家，我们应当为工会奠定革命基础，并使工会同党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工会需要得到比过去更大得多的支持。我们的任务是，不仅要更强有力地更积极地支持殖民地的工作，不仅批评红色工会的工作，而且尤其是要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党的方面支持、帮助这一工作，并对这些国家的革命工会工作表现出很大的主动精神。
当一些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往往把旧问题忘得一干二净。在讨论中几乎没有谁提出过失业问题。当我们在决议中确认世界上有1300万失业者时，这一经常大量失业时期便向我们提出，除了正在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之外，把失业者吸引到阶级阵线上的问题，并且这一问题显得异常重要。法西斯分子也在碰运气，要把失业者拉到他们的思想体系那一—边。
我使全会特别注意在许多大企业明显出现工厂法西斯主义的情况。除了社会法西斯组织之外，除了社会法西斯思想体系之外，法西斯分子，尤其是德国的民族法西斯分子，为了争取工人，也企图在企业里采取新的政治和组织办法。在参与工厂法西斯主义、工厂狂热运动和工厂合作方面，他们异常积极。
由于失业问题，我们认为，正在从事生产的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组织上和政治上的联系应当格外紧密和巩固，尤其是在失业工人数以百万计的国家，更应如此。
最后，我认为，全会在使革命工会工作具体化部分做了大量工作。自从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来，在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的决议方面我们前进了一大步。许多糊涂观念消除了，许多问题阐述得更加明晰了。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革命工作来说，也还有不少的缺点、漏洞和错误。几乎在世界各国，我们的工会工作已成为全党的事业。红色工会和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工作，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还是更加扎实了。我们上了一所良好的工作学校，我们的新策略就是一所列宁主义的认真的学校，在运用列宁主义策略制定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我们的革命工作有了更深更广的发展。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应当更加毫不调和地进攻社会法西斯主义，更加积极有力地继续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反对资产阶级。如果我们善于利用罢工浪潮，将罢工提高到更高政治水平，将更多雇农更多后备军吸收到我们所领导的革命阶级阵线中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胜利，就会成为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的革命发展速度加快的前提。受这种思想所鼓舞，我们正在向着伟大的目标前进。（暴风雨般的掌声）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