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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斗争与共产党的任务
（1929年7月15日上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第十七次会议）
在这次全会上讨论经济斗争与党的任务这个问题时，我们，洛佐夫斯基同志和我，远没有能够详谈有关这方面的全部问题。不言而喻，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专门阐明各个党在它们执行自己的策略时所贯彻的具体方针。在我的报告里，我们集中谈以下几个问题：（1）总体形势的变化和由此而引起的阶级斗争的进展；（2）工会的法西斯化，工会与国家机关和金融资本的结合；（3）我们党的新策略和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4）与革命代表制度相联系的经济罢工和群众性政治斗争；（5）共产党最重要的国际任务。
总体形势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进展
在阐明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应当以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所规定的政治方针为依据。我们应当肯定，在执行这些决议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党虽然有过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但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凡是在我们努力贯彻执行我们策略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真正巨大的成绩。而在党的行动迟缓的地方，在利用形势不够迅速、采取新策略不够迅速的地方，结果大都不能令人满意。在整个的形势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了。群众发挥创造精神建立了一些新的组织，采取了一些新的阶级斗争形式。我们看到，广大群众不仅对共产国际而且对红色工会国际的信任有了增长。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特别是也出现在近几年开始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时期，中国大革命尚未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方面的充分援助，而在第三时期，在欧美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和革命支援同时高涨的情况下，殖民地革命运动一定会有新的高涨。毫无疑问，这对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今后的发展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和调和派认为，企业主的进攻是目前形势发展中的最重要之点。毫无疑问，现在，资本是正在激烈进攻，并且采取着日益尖锐的形式。我们可以断定，这种进攻会具有比在第二时期更大的规模。
但是，在目前形势中的新奇之处并非是资本的进攻，而是无产阶级怎样来回答这种进攻。以从1924年起的德国为例。在合理化的第一个浪潮时期，资产阶级在社会和技术方面采取过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方法：取消八小时工作制，使生活条件极端恶化，大大加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等等——这一切我们都已知道。虽然有这样的发展变化，但在1924—1928年生产过程进行巨大技术变革与随之而来的用各种骇人听闻的方法剥削无产阶级的时期，也没有充满群众性的经济斗争。那时爆发的无产阶级的小规模斗争带有防御性质。群众没有用反攻来回答资本的进攻，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
相反，1928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国家，我们看到了革命的高涨。
在德国钢铁工业中，大规模的鲁尔同盟歇业就是这种例子。那里成千上万的工人多年来第一次奋起积极斗争，来反对企业主采取大批解雇工人的办法，并且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冲破了工会合法主义的框框。此后，我们看到在一系列国家——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各国，其次在美国、印度，都有大规模战斗，现在甚至在英国也有一些局部罢工。此外，目前在中国我们也看到罢工的巨大高涨和新浪潮。这些为数不多的事实已经表明，无产阶级从防御转入了反攻和向企业主发动进攻。
但是，在讨论议程的第一点时，各个不同发言者已经指出，这种一般的迅猛发展，不仅表现为争取局部经济要求的斗争，而且也表现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改良主义的政治冲突。孟买的革命事件、罗兹的纺织工人的英勇罢工和不久前柏林的五一事件，都是工人阶级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标志。
还必须从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的角度来估计这一斗争；必须明确认识，这些战斗对于加强反对资产阶级准备反苏世界战争的反帝阵线，有着越来越大的意义。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一斗争中阶级阵线双方的斗争，其残酷程度会更加增长。在许多国家里，托拉斯化的资产阶级正在非常猛烈、非常残酷地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正在采取一切办法来最大限度地加强压迫革命无产阶级的手段，来无情地消灭一切反抗和障碍。资产阶级具有如此强烈的侵略性，它必定企图粉碎无产阶级的反抗，以便在爆发世界战争时，不会面对如此强大的“内部敌人”。但是，同志们，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产阶级正在转入反攻。可以说，在我们看来，现在的经济战是伟大决战前夕的前卫战。罢工战略和目前我们对罢工进行的独立领导，这一切合在一起，是为了未来而进行的重大反战工作。这意味着，在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增长的这个时期，我们已经正在积聚力量并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社会法西斯同盟者。近来我们从一系列的例子中看出，改良主义工会是拒绝进行经济战的。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切实合作和工业中和平的办法。一方面，虽然在英国召开蒙德代表会议，同时另一方面，又在斯旺西和汉堡举行工会代表会议。从这里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企业主同工会在结成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充分协商的倾向。阿姆斯特丹工会，从它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和工业中的和平出发，正在为自己的反革命实践活动制定原则路线。但是，事实比改良主义者的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我们知道，虽然开了上述代表会议，但是不仅谈不上工业中的和平，而且在许多国家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最激烈的经济战。
第二个事实是工人阶级中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是随着无产阶级结构因资本主义合理化而变化的程度发生的。一方面是妇女、青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另一方面是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改良派和企业主同一步调的工人贵族。列宁曾经讲过的关于改良派分裂工人阶级、关于资产阶级扶植与无产阶级中备受压迫的下层相对立的上层的话，对于今天的情况是再适合不过了。
在评价战斗的性质和一般状况时，在群众组织中而特别是在工会中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这当然不仅是政治教育、一般的群众革命动员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更大得多、更高得多的任务。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阶级阵线正在相互对立着——一方是在苏联日益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以共产国际为首的无产阶级的伟大世界组织，另一方是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支持的资本主义世界阵线。
当然，这两大世界阵线是随着各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这些力量的对比时而变化得迅速，时而变化得比较复杂、比较缓慢。但是，无可辩驳的一个事实是，它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营垒的一方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另一方——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
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看见的这两个阶级阵线，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彼此尖锐地对立着，相互不可调和地敌对着。这一点以组织分裂的形式表现在一些工会运动中，在所谓“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还存在的地方也是这样。在当前政治的基本问题上和自己的原则方针上，这两股世界力量都在争取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我们的勇气和乐观足以使我们在第十次全会上来讲一讲在无产阶级内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正在群众中努力争取保留、维护和支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它们正在帮助准备反对无产阶级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则正在为维护苏联，也就是说，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掠夺制度而斗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正在支持和吹捧国际联盟，说它是和平工具。我们则正在揭穿这种无耻的欺骗，认为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背叛。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支持血腥镇压殖民地人民英勇斗争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们则在为殖民地革命运动的胜利而斗争，因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领袖，因为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以此来结束整个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在当前政治的另一个基本问题上——杨格计划赔偿问题——这两个世界阵线又是相互对立，有着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矛盾。在这一世界政策范围内，在这一时期利用一切冲突和矛盾的过程中，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之间爆发了争夺对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斗争。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这一伟大的世界革命斗争，要求我们所有各个政党都密切注意在一切群众组织特别是在工会中顽强地、孜孜不倦地工作。最近，在许多大的群众组织中——体育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及其他组织，我们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加强我们最困难的工作——在工会中的革命工作。在第十次全会上，一如既往，我们应当提出关于工会对革命阶级斗争起什么作用，对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剥削和压迫方法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当然，这样提问题可能会使人觉得太概括了：要知道，在工会内部也有两个阵线，它们之中的每一方都竭力动员工人群众并使其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认为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资本主义的目的正在用一切办法来抓住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这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们拿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做例子。在德国，合理化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合理化的第二个浪潮中正出现崭新的剥削方法。现在我们提出战争问题。为了军国主义化，工会可以利用它们的会员。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工会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机关日益结合的时刻，在改良主义官僚们无条件地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刻，在从各个方面加紧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刻，在工会变成国家机关的时刻，正如改良主义官僚们希望的，改良主义工会军国主义化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到那些就此问题完全公开表示意见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各种行动。可是，同志们，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掌握在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手里的工会，对革命无产阶级来说，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在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的情况下，这种危险就更加严重。而如果我们能够在工会中扩大我们的影响：第一，在反对一般的资本进攻方面；第二，在反对针对无产阶级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压迫方面，在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反苏战争准备方面；第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总任务方面，工会对无产阶级、对革命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只有从数量上说明世界工会运动力量的大概的资料。1929年1月1日阿姆斯特丹国际发表的数字，不用说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料说明红色工会国际在它的百分比增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阿姆斯特丹国际施展了各种欺骗伎俩，尽管它反对红色工会国际，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红色工会国际的这种巨大增长。阿姆斯特丹国际组织了约1300万工人，红色工会国际组织了约1500万工人。对于这种统计，应当考虑到，一切革命的和在组织上归到阿姆斯特丹国际但同情我们的分子都被列入改良主义工会运动所包括的1300万人中了。除德国以外，在所有的地方，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人数都在下降，而在德国，只是由于对革命工会反对派和共产党员的大力招募工作，改良主义工会才有所发展（关于这一问题我以后还要回头来讲），这一事实本身就向我们说明革命工会运动在不断发展。
各基督教工会组织了约有210万工人。
全世界工会运动包括的这千千万万群众，对于我们的革命阶级斗争任务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不应低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方面的伟大革命工作。比如说，让我们回忆一下，不久前，在共产国际的许多党内还有一些同志认为红色工会国际应当被消灭。这表明，在有这种倾向的地方，那里的同志低估了，或者往往根本不了解在党组织和动员无产阶级方面，红色工会国际的巨大意义和重要性。同志们，对于红色工会的工作，我们应当估计得更高，支持得更加有力，因为革命工会正在为我们发展我们的革命力量创造良机，并使我们有可能让新的千百万群众支持我们的政策。
资产阶级疯狂地武装反对苏联。只有在残酷镇压无产阶级和在“工业中和平”与“切实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阵线”条件下，资产阶级才能实现这种战争准备。在“经济民主”，或者像在英国所说的“工业中和平”的欺骗的帮助下，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正在支持这种政策。
改良派能够高谈阔论工会中立，说什么政治斗争是“党的事情”的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阶级斗争的性质是如此残酷无情，以致使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再也不能用这种欺骗的方式来回避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苏联工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在那里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阶级所占比重最高。在苏联，无产阶级中参加工会组织的占90%—92%。这一点最好不过地推翻了改良主义者（在全世界的和德国的）关于我们是“无组织者政党”的武断。
在意大利，在法西斯制度下，工会组织变成了国家组织，在执行墨索里尼的政策时被用来镇压革命无产阶级并全力支持金融资本。同志们，我们不应忘记，在弥勒-斯特来斯曼政府的政策中，随后在麦克唐纳政府的政策中，在广泛实行社会法西斯独裁时，工会的法西斯化也将起非常大的作用。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与客观形势、与相互冲突并进行激烈斗争的阶级阵线相联系发展起来的。
工会的法西斯化，工会与国家机关和与金融资本的结合
德国工会是工会法西斯化的鲜明例证。只有当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帮助下完成急剧转变转向其统治方法的法西斯化时，资本的进攻才能取得成功。随着资产阶级的民主手段已经显得不足以镇压和剥削无产阶级，随着资产阶级的独裁和社会法西斯方法变本加厉，工会民主便渐渐地被取消，工会官僚便对革命阵线越来越怀有敌意，并使工会变得强烈的法西斯化。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结合得越紧密，革命的工会反对派对这一制度攻击得越厉害，革命的反对派越是独立地、积极地、有力地提出并执行自己的任务，社会法西斯主义对革命阵线的进攻就越激烈。五一节全德工会联合会的立场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在五一节前夕，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全德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官僚曾同柏林警察局长进行商谈，这些商谈对五一节以后的政治进程也发生了一些作用，甚至在资产阶级法庭面前也不能否认上述事实。在德国，正是全德工会联合会的领袖们主张无论如何也要禁止五一游行示威，而另一方面，一些社会民主党首领则倾向于要给予五一节上街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事实证明，在全德工会联合会领导中存在着强烈的社会法西斯倾向。
对我们来说有意义的，不仅是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的结合，而且还有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派的工会领袖和组织与金融资本的紧密联系。这种结合，也许超出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一切。近来，工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利用它们收集的工会资金同金融资本共同进行经济活动。它们竭力按照私营经济积累原则而利用入会费和会员费。1905年，工会曾用它们拥有现款的41%支援罢工和经济斗争。1924年——用了24%，而1927年——仅用了9%。这些数字很能说明工会内部的变动：丝毫不是以支持在经济战斗中斗争的群众为目标，而是以同金融资本结合为目的。工人银行是汉诺威土地抵押贷款银行的一个股东，站在该贷款银行背后的是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鲁尔区的资本。全德工会联合会工人银行近来致力于整顿类似自行车厂林德伯夫股份公司的经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全德工会联合会主席莱佩特生日送给他一座别墅——关于这一事实我们只要顺便提一下，虽然他也对有受贿的情况作了补充。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生过这种事情。比利时就是一个例子。比利时工人银行向比利时各殖民地的许多股份公司提供资金，控制着丝纺厂、棉纺厂、麻纺厂、印染厂、织布厂、织袜厂、人造丝厂、比利时最大的鱼品工业企业、啤酒厂、冶金厂、冷藏库和各种银行企业。社会民主党的鲁吉茨公司在刚果拥有棉花、金属矿产租让企业。去年在那里有3万黑人死于饥饿，并且这应当记在这个公司的账上。社会民主党关于使土著人养成劳动习惯的著名理论就是这样实现的。
还有奥地利的一个例子。在通货膨胀后破产的社会民主党商业企业，是由金融巨头博泽尔进行整顿的，而他支持和供应维也纳警察局。在美国，工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进行得最快。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考虑抵制这种发展的力量。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作为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越是使自己的活动服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会的法西斯化就进行得越快、越明显。但是，工会的法西斯化正遭到工会组织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强烈抵制。当然，官僚们在打击和粉碎这种抵制。但是，由于工会承认仲裁，由于想要签订长期工资合同的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方法，由于这些官僚忽视罢工和反对组织与支持罢工的各种尝试的倾向，无产阶级群众的这种抵抗程度大大增长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工会反对派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之间最激烈的冲突。这里，争取工会中大多数会员群众的斗争便开始进入决定阶段。广大群众被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这种情况迫使我们要去把这些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在工会中非常坚决地继续同改良主义官僚作斗争。以群众组织比如说德国的体育组织为例。如果说在这些组织中改良主义官僚不竭力排除很大一部分会员，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在最近的中央代表大会上，如果选举在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来进行，那么，对工人体育运动的中央领导权就会转入我们手中。在这些组织中，改良主义官僚修改了章程，并且完全非法地撤销了很大一部分代表的证书。如果不是用这种行动方式，对自由主义者工会的领导权也会转到我们手里。
改良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到处都在扼杀无产阶级民主，剥夺群众在这些组织里的表决权，在德国的体育组织和自由主义者工会中已经发生分裂，在工会运动中也正在发生分裂。革命工会反对派越自觉越积极地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团结在革命工会反对派周围的群众越多，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们就越猖狂地、露骨地使用开除和分裂的办法。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退却的倾向；一些担任职务的人在向改良派投降。工会中的斗争要求我们有极大的坚毅、革命的冷静，有能力使群众相信分裂工会运动的不是我们，而是改良派。
当然，我们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不同于右派和调和派对它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不是争取“无论如何要统一”的斗争，而是争取革命的阶级路线、争取革命的统一以反对那些瓦解工会的法西斯分裂派的斗争。
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在夺取工会问题上也不应当产生什么幻想。在一些党内，有人想把夺取工会的问题放在“夺取工会机关”方面。但是，提出“夺取工会机关”的问题，意味着完全忽视工会机关法西斯化的事实和改良主义官僚的法西斯办法，这种办法有可能使这个机关违背工会群众的意志行事。夺取工会机关的问题已经不像在过去的第二时期那样，在我们经历的第三时期，阶级搏斗尖锐化的时期，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斗争正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争取工会群众的问题，像过去一样依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产生任何幻想，必须清楚地了解，第一次新的阶级斗争，对经济斗争的任何独立的领导，都要求作出巨大牺牲。在德国，自从在经济斗争和工厂委员会选举中执行我们的策略时起，我们被开除过1500—1700人次。此外，还有许多地方组织被开除：许多组织被从矿工工会开除，管道敷设工被从柏林冶金工人工会开除，并且完全公开地提出了开除钳工和镞工的问题。
但是，如果改良派实行这样的决裂，那是不是说，我们就应当改变我们基本的革命策略？绝对不是。我们应当继续领导被开除的组织，收取会费，并且工会基层委员会要为被开除者恢复会籍而进行顽强不息的斗争。如果继续进行这种斗争，如果不把开除问题解释成工会运动的基本问题，而仅是局部问题，如果在这方面真正加强我们的革命工作，那么，在发展过程中，在阶级搏斗尖锐化的过程中，在我们总的工作加强的时候，就有可能用革命工会运动的新力量来填补改良主义在我们队伍中打开的那些缺口。我再一次强调，在有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的国家里，我们的策略没有改变。我认为，成立新的革命工会目前还未提上日程。
在那些因工会里反对派的加强而改良派正在分裂最重要工会组织的地方，我们预见到了这种发展。但是，正是由改良主义官僚的行为所造成的这种发展，要求我们的队伍在此时此刻要用极大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奋发的精神来争取革命工会组织的阶级团结。我们知道，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会暴露出那种认为革命工会工作是多余的这类错误和非常有害的观点。为了不给这种倾向提供场所，我们应当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思想和组织的方法，在这方面巩固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方针。究竟为什么我们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呢？因为虽然社会法西斯分子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了极大障碍，他们执行反动方针，但是我们也有很大可能把群众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面临日益加深的帝国主义战争危险，由于业已造成的严重局势，十分清楚，为了把没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在发生战争时，最重要工会组织和改良主义工会都将起很大作用，所以现在就特别需要坚决反对我们队伍里自动脱离工会的一切倾向，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就已经到了成立和发展新工会的时候的人们。被开除的问题，不仅摆在德国党的面前。它不仅是德国革命工会工作的问题，在其他一些国家它也提上了日程。例如在波兰，许多革命工人其中包括工厂委员会委员，被从冶金工人工会、从矿工工会、从纺织工人工会等开除了。近来，许多地方组织被从改良主义工会开除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近来被从改良主义工会开除的次数增多了。过去这种事情是稀少的。在英国，在运动中我们虽居少数并且非常软弱，但是改良派也采取这种无耻的分裂方法。在缝纫工人工联中出现的事实，伦敦机器制造工人工联方面的行动和其他许多事实，都预示着改良派的这种国际规模的新的侵略性。
同志们，在还存在着统一的改良主义工会的那些国家里，应当怎样解决开除问题呢？怎样从组织上把被开除的人联合起来呢？
在普遍加强我们的革命工会工作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这种工作至今在德国也只是一纸空文，仅在少数工会中为革命工会反对派真正进行了组织工作。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没有重大进展和组织上政治上的转变，那么，被开除者加入革命工会反对派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完成这方面的急剧转变，以便全党振作起来并且去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
被开除者——党员和同情者——达到近1700人。近几个月来，这个数字还在成百地增加。他们是在工厂委员会选举中、在经济斗争中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方面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优秀分子。十分清楚，这些革命的阶级战士感到需要与组织联系，因为他们在组织中待了几十年。但是，这种心情对于我们的政策不会有决定意义。如果我们向被开除者收费并竭力将他们联合成新的组织或在使他们作为分部加入其他群众组织，那么，其他优秀的革命阶级战士便会与自己的阶级同志联合起来，脱离改良主义工会并且毫不在乎地放弃在其中的工作。这种心情不应低估，尤其是由于改良主义官僚的叛卖行为。因此，我们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认为，必须使被开除者与该工会的工会反对派牢固地联系起来。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被开除者争取恢复工会会籍，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一斗争给予财政支持，这要以每一个别组织的情况为转移。我认为，应当降低这些人的工会会费数，这样来把争取恢复工会会籍的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虽然这一物质方面的措施也起一些作用，但是，不能够把这一点作为征收特殊费或把被开除者另外组织起来的充分根据。对待被开除的同志，应当像对待在我们重大斗争中的全体阶级战士一样，并且在自己的斗争中他们定将得到全体工人一致的支持。
在这方面，提出另一个问题——关于保证书的问题。随着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关于签署保证书的问题开始起着与前些年即第二时期完全不同的作用。在第二时期，保证书还常常是按照我们能够签署的那样制作的。但是，在工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时候，现在给我们送来的保证书，在大多数场合，我们是不能签署的，因为签署就无异于拒绝执行工会反对派的革命路线。我们将不签署反共产主义保证书。假如我们的同志签署这种保证书，就是不了解同情我们的革命工人，也不了解我们的共产党员。我认为，关于保证书的问题只能按这种观点来解决。
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工会运动中的所谓“左的改良主义者”的问题。库西宁同志在自己报告中说过，对于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来说，左倾社会民主党是需要的。不言而喻，如果是这样，而且正是这样，那么，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工会中发展将意味着，“左派”在工会运动中起着在社会民主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在这里应当特别考察一个问题：在第二时期我们对待库克、佩尔塞利等的策略是正确的，并且这一策略在这个阶段上对我们有很大帮助。那时候的局势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处处带有防御性质——在1923年德国工人阶级失败之后。那时候，将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策略与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策略结合起来，对于组织群众，尤其是在英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后来，就有了急剧改变策略以揭露改良主义分子的必要性。在英国矿工罢工期间，佩尔塞利之流便公开地转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阶级敌人方面。我想，几年以前我们采取的这类策略，现在就不再需要了。如果再继续使用那些策略，那就是错误的、愚蠢的和机会主义的了。库克曾经公开反对共产主义，他在今年5月的一次发言中说：
“由于亲王发表了对矿工有利的演说，关于君主专制的问题，对于大不列颠工人运动来说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在理论上，我仍然是一个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但已经不是很热烈的拥护者了。我认为，我们今天的威尔士亲王是英国社会改革的第一个捍卫者……我放弃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革命观点，因为亲王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的国王陛下了。”
他又继续说道：
“可能，我同威尔士亲王的相互握手使我憎恨俄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了。但是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感到遗憾。”
同志们，库克的这个发言证明（呼声：“最充分的自我暴露。”）不仅是最充分的自我暴露，而且是国际工会运动中“左派”急剧的政策变动，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恬不知耻的、厚颜无耻的叛卖。应当说，在总委员会和对它支持的问题上，英国共产党已经摇摆很久了。
我们党的新策略和对经济斗争的独立领导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新策略，是从我们对不久前发展情况的估计得出的。在第九次全会上我们就完成了转变。在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对全世界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分析，我们制定了新的罢工策略，拟定出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斗争方法。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阐明了这一转变的整个原则意义，为转变的圆满实现奠定了基础。
与从前的方法相比，斗争形式中新的地方是什么呢？首要的是，在共产国际和全世界的某些党内采取了同前几年具有不同基础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然后是，对斗争的独立领导。这不仅是工会工作的新形式，不仅是特定的罢工策略，不仅是革命群众工作的新方法，而且是国际范围内革命群众斗争的新阶段——布尔什维主义的新的革命战略。对新策略的采用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表现在对鲁尔区冶金工人的斗争和世界所有各个地区的各种战斗的领导上；其次，是表现在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上；第三，是表现在，不仅从德国事件的角度，而且从国际的角度提出五一节的问题——在世界各国，我们在共产国际五一革命口号下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改良主义的群众示威游行；第四，是表现在第九次全会为德国和英国制定的“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上；第五，是表现在一般的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新的形式和组织方法上。
在采用新策略的这些基本问题上，我们不得不同我们自己队伍中的取消派和调和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在讨论日程的第一点时，在分析世界形势和我们的政治任务时，已经得到了实际证据证明，我们党内的调和派扮演了右派角色。
调和派对待关于未参加工会组织者的问题的分析，特别明显地暴露出他们观点的荒谬。他们否认和贬低千百万未参加工会组织工人的革命作用、其日益提高的积极性以及日益广泛参加无产阶级一切战斗的事实。他们咒骂我们是“没有组织的政党”，因为我们不仅吸收这千百万群众参加一切无产阶级战斗，而且还让他们的代表参加群众斗争的一切领导机关——参加罢工委员会，参加红色工厂委员会等。调和派对于未参加工会组织者问题的观点，暴露出最恶劣的行会贵族局限性。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经历了罢工的强大浪潮。现在我只谈德国的两点：1926年罢工日数是150万，1927年是600万，1928年是1050万。诚然，这些罢工日的大多数是由同盟歇业引起的，但是，如果像调和派那样，认为无产阶级是处于守势，那就错了。在德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指出，在革命斗争普遍向前发展的情况下，也有后退的趋势。发展并非在所有地方都是平衡的。在一些国家发1920—1921—1922年从未参加过斗争的一些新工业部门吸引到斗争方面来了；罢工波及国家军事工业部门；在一些工业部门罢工持续的时间空前长久（在阿洛讷工人罢工7个月）；一个重要的国际事实是，在法国的这条罢工前线上吸引了非洲、西班牙和波兰的无数工人群众；罢工扩展到了最不同的区段；企业主招来的士兵与罢工者和好言欢；最后，对于我们的整个政策和方针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战斗的政治性质，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回过头来再讲。
在这种巨大的罢工浪潮时期，也暴露出了党的弱点。例如，法国共产党给联合工会各派的指示往往不能实现。我们看到来自革命工会领导方面的反对，这些领导对战斗缺少准备，因而在群众罢工之前和罢工期间红色工会总是跟在后面。如果认为红色工会将来是除了共产党之外的巨大革命领导组织——我们就是应当这样看待它们——那么，在这样的红色工会存在的一切国家，在这方面，就必须做大量的工作。
现在，谈几句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在纺织工人罢工的时候，当时还处于党内并掌握着斗争领导权的取消派对罢工未做丝毫准备。一部分领袖普遍怀疑存在着准备开展纺织工人罢工的前提条件。在党和革命工会行动起来之前，群众就掀起了罢工。
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斗争的创始人不是革命工会会员，而是还未找到参加组织途径的、没有组织起来的女工和童工。也有这样的情况（捷克斯洛伐克的40000名纺织工人中，只有8000人参加了罢工），一个有1300名工人的企业，其中1000人参加了红色工会，但这个企业没有参与罢工。你们想想，一个企业的全体工人都服从革命工会的领导而没有去参加罢工。还有比这更坏的，那就是革命工会的一些会员在警察保护下被送往企业并且当了工贼。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前所未闻的例子，是因为它们证明在执行我们的新策略时，红色工会里还存在思想上的巨大的弱点和完全的误解。在已经带有较多政治性质的农业工人罢工中，曾有过以下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被派遣到罢工事发地执行破坏罢工工作的两队士兵哗变了，并且拒绝进攻农业工人。当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逮捕了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党没有准备，没有进行充分的秘密准备，而突然遭到袭击，尽管曾经有过五一节的教训。罢工委员会全体人员被捕了，这次罢工的领导因遭到镇压而暂时脱离了群众。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经济战斗中占首位的，无疑是孟买无产阶级的伟大英勇的斗争。关于这次斗争，在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已经屡次提到过。为什么这次斗争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呢？因为正如统计所指出的，1928年在孟买有3100万个罢工日，这比过去五年的还多。然后，印度纺织工人的这次经济斗争表明，在这些战斗中，工人阶级转而进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进攻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民族资产阶级，表明工人阶级认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卖作用并起来同它进行斗争。在分析印度革命的发展情况时，之所以我们要指出它对世界革命斗争的巨大意义，孟买的斗争更强烈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中可能提出的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
以上就是从这次斗争中得出的一大教训。它对于未来的战斗和对于与农民的联盟来说都将有重大意义。然后，我想指出不久前在上海爆发的纺织工人罢工，那里虽有白色恐怖，无产阶级还是恢复了1927年大革命时的战斗传统，并且展开了新的战斗；我想指出不久前在法西斯恐怖环境下在保加利亚进行的罢工，澳大利亚的总罢工，被粗暴镇压的日本的经济斗争。然后，我想指出不久前在法属刚果爆发的群众起义，那里数以千计的黑人被枪杀和受重伤，数以百计的村庄被焚毁。当我们的第十次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四面八方又爆发了罢工和群众斗争。
在德国，由于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会反对派进行工作，在战斗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现象。我指的是预先的经济战斗，也就是说，在许多工业部门签订工资合同之前的经济战斗。这是反对长期工资合同、反对仲裁和压迫无产阶级的一切办法的群众斗争的崭新方式。
在“稳定的美洲”，我们看到了具有真正政治性质的新的大规模的经济罢工。这就是新奥尔良电车工人的群众性罢工。在那里，我们党的力量很薄弱，群众自己进行斗争，同时与国家政权发生了冲突。妇女在这次斗争中起了特别大的作用。在法国最近的斗争中妇女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英国正在形成50万纺织工人的新的运动，他们打算从8月1日起宣布反对降低工资12%—13%的罢工。
看来我们应当从中吸取最大教训的最近一次战斗，是著名的罗兹罢工。
大概任何时候也没有像我们小小的罗兹党组织在这次罢工准备方面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了。
集体合同9月到期，但是我们的党组织从6月初就开始准备斗争了；它没有犯错误，也没有在事前提出到9月才能“成熟的”口号；整个运动是逐步加强的。我们的党努力向群众说明，罢工不仅是争取经济要求，而且是反对波兰社会党及其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政策的斗争。不仅提出了给青工和女工增加25%—30%工资的要求，不仅提出了反对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其他要求——保证工厂代表不受侵犯，罢工期间工资照付。事先声明，集体合同延期是根本谈不上的。可是，在这种积极地有步骤地准备之后，却犯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错误，它带有并非偶然的性质。当要选举由22名工人组成的罢工委员的时候，在具备了为进行罢工所需的一切前提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犯了重大错误，那就是他们向工会组织提出批准罢工的意见。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利用这一点耍了手腕。为了彻底消除对群众的影响，他们不得不这么干。当时我们的同志犯了第二个错误：他们这样“谦恭”，以致使改良派有可能把自己的代表派进罢工委员会。在我们的22位同志之外，改良派派到罢工委员会18名代表。这18个人像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样——他们是起领导作用的改良派，是工人贵族。这就预先注定了罢工的失败。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没有打破工会合法主义框框的能力；在这里清楚地暴露出，当运用罢工战略时，重要的不仅是积极准备，提出正确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而且还要有独立领导战斗的策略。在罗兹罢工中，没有运用这种策略是一个错误，并且这个教训对全世界的经济战斗来说有着巨大意义。
我们在目前战斗中的方针与我们在过去战斗中的方针有什么区别呢？从前是对工会合法主义“恭恭敬敬”——为的是不说得更加刺耳——给改良主义让出阵地。两年前我们执行了“逼迫工会官僚进行斗争”、“全德工会联合会（或其他改良主义组织）应当进行战斗”的根本错误的策略。这种策略熄灭了斗志，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发展。当然，我们工会政策的其他基本因素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遵守的是今天看来与资本主义纪律相同的工会纪律，因为工会机关与国家机关结合在一起，导致屈从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政策。取消派完全公开鼓吹改良主义，跟在他们之后，调和派有时也公开鼓吹改良主义，在当前形势下，对此投降就等于背叛共产主义。在这种总的发展情况下，在工会向社会法西斯发展的情况下，调和派担心新策略似乎会使我们脱离群众而提出荒谬的警告。这无非是企图麻痹作为阶级斗争推动因素的共产国际和党。
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工会纪律，而是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纪律。
在工会向国家机关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工会合法主义无异于国家合法主义。工会机关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与国家机关结合起来，因此，在继续发展过程中与工会合法主义决裂就无异于使国家合法主义出现裂口，就等于违犯国家政权维护的法律。
也必须密切注意我们的阶级敌人。现在他们正在详细研究革命的发展状况，正在使用新的方法来反对我们，为的是阻止革命发展。最近颁布的国家法律，等于是对奋起反抗的群众进行更加严厉的镇压，等于是采取更加凶恶的办法进行统治和使无产阶级服从那种给他们带来剥削和压迫的资本政策。
我来引证一些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国际上的例子：德国的仲裁制度，近两年使仲裁决定具有强制性质，法国对强制仲裁法的准备，许多国家禁止罢工，英国的工会法案，挪威的反工会法，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日本革命工会的被解散，美国在罢工时国家检察官发出同类传票，在所有各国都禁止罢工并随意逮捕罢工委员会委员——这一切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权采用的政治斗争方法。我们的新的斗争形式和战斗组织，我们的罢工委员会和斗争委员会，即正在进行斗争的群众的阶级机构，由各个企业的代表组成的机构，已经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孕育着巨大危险，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都正在竭尽全力，特别是在企业里，要打败我们并把我们连根拔掉。因此，我们应当大大改变我们在企业里进行合法工作的方法，并极其认真地在最短期间探寻出和实行秘密工作的新方法，以便给我们在企业里的广大干部以革命的保护。不应怀疑，社会民主党向法西斯主义发展，正在促使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冲突激化。随着经济斗争的尖锐化，反对国家政权和工会机关的政治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
如果正确地估计我们的阶级敌人，看到他们正在采取新办法来反对我们，考虑到进行的斗争的复杂性，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新的革命战略要求我们的队伍内部要有最大的一致和团结，要求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会反对派和红色工会要有坚定性和果敢精神。要知道，实行我们的新战略就等于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胜利。这不仅意味着政治方针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根据某种形势同时使我们在战斗中的整个组织工作的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表现在，它动员群众并在准备斗争的过程中走在群众的前头。因此，在第三时期我们要采取崭新的斗争形式。我们有统一战线机构，罢工委员会，斗争委员会，五一委员会，代表团，反战委员会，自卫机构等。这种现象不是出现在某一个别国家，它具有也应当具有国际性质。
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切实认真地准备我们的战斗。我们工作发展中的最大弱点是对战斗的准备不够注意。在一切国家，其中也包括德国，我们常常“遭到群众的突然袭击”。往往是群众已经宣布罢工，而革命的工会反对派才跟在后面着手进行准备。
在这方面，有重要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在准备过程中在某个企业成立的委员会，应当在开展斗争方面表现出主动精神。它应当把本工业部门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它应当动员整个本工业部门的工人去反击企业主。在我们拥有力量的5—6个企业里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这对于其他企业里发动斗争会有推动作用。在德国，可以用这种办法发动争取提高工资直至签订新集体合同的斗争。在一切大型和中等企业里，我们必须有积极的生产支部，领导一切工段很好发挥职能的生产支部。不必局限于准备经济斗争，支部应当把工厂生活中的一切日常问题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在德国的一些企业里，我们在午休时常与工人交谈当前的问题。如果不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不把日常阶级斗争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党的领导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党的领导应当是与大型企业工人的生活、与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
与群众革命斗争的新方法相联系，自下而上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起着巨大作用。统一战线的临时性机构有：斗争委员会，罢工委员会，经济战斗委员会，女工、男工和青工代表会议，行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自卫机构，五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和最近成立的其他机构。不言而喻，革命工会反对派应当把这些机构联合起来。除了使革命工会反对派固定下来之外，还必须能通过宣传材料和专门的工厂报纸让群众充分了解我们的政策。
同志们，革命的工厂委员会、革命代表干部或在其他国家所说的工厂代表团，作为组织联络环节和常设组织，是值得注意的。不言而喻，我们的生产支部因受政治中心领导并负责监督政策执行情况，它也是这种组织联络的环节。为了独立领导经济战斗，不仅需要组织革命反对派，而且需要有对抗改良派和改良主义组织破坏罢工政策的机构，需要组织筹集斗争所需的基金，以便在急需的时候，依靠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来支持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阶层。同志们，法国的同志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真正值得仿效的榜样，近3—4个月他们筹集了200万法郎的战斗基金来支援罢工。在德国，在这个阶段，国际工人援助会对于同组织起来的工人并肩战斗的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提供了财政援助；现在它还正在那里筹集基金。我是为了避免产生任何幻想而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未来的发展将迫使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运动不以现金支持、不以财政方面的绝对保证为转移而提出罢工斗争的问题。也应当向工人表明经济战斗对他们的真正好处，必须向他们说明这种战斗具有反企业主、反国家政权和反改良主义的性质。当然，这本身会有很大的困难。
同志们，在我的报告中，我不能详谈准备和进行经济战斗的全部细节。我只谈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为了准备经济战斗，必须在成立、发展和加强我们的生产支部方面做大量的革命工作。
第二，前提条件是同社会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
第三，为适应某些战斗，对党作组织内部的调整。例如，当鲁尔斗争和法国罢工这样一些战斗爆发时，应该把我们的优秀分子从政治局调到罢工地区，以便尽可能提高那里的工作。
在宣传鼓动方面，重要的是采取适合当前运动的方针。为了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首先阐明企业的工作条件，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条件。无论在斗争开展或斗争终止时，都必须有随机应变的策略。最后，比如说我们的队伍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会减少。如果在进行罢工和政治运动时过度抢先而不抓住发展的正确环节，那么，很显然这将使我们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我们将遭到可能是不必要的牺牲。在一般斗争和罢工激烈进行时，增加新的后备力量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任何一次经济斗争，我们都不应该局限于个别企业和罢工者本身，我们应当把我们全部的政治工作集中于下一步运动，竭力包括该国的整个无产阶级。当然，并不是在任何罢工的情况下都能够这样，但是如果罢工具有广泛规模或包括大量罢工者，就必须采取上述办法。
妇女代表会议可以加强罢工工人与无产阶级妇女的战斗同盟，这些妇女并不是始终充分理解，为了实现各种要求还需要把罢工坚持许多星期。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不应局限于经济要求，而应当同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反对社会民主党、反对企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提出反对与企业主和国家政权协同动作的社会法西斯组织的问题，为了动员群众，必须安排整个无产阶级的群众示威，并使罢工者和整个无产阶级执行当前斗争的方针。这一点对罢工的政治化特别必要，为的是让工人了解斗争的政治意义。
库西宁同志在他的结束语中指出，罗兹纺织工人的大规模斗争，以及慕尼黑-格拉德巴赫和法国北部的纺织工人的大规模战斗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这时罢工工人之间没有建立丝毫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什么呢？这里需要红色工会国际采取行动。它应当关心向斗争地区派遣代表团，以利用加强国际团结的经验，并使群众的斗争勇气在全世界得到发展。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对待工厂委员会选举的策略和有关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问题。在经济斗争时期执行我们的策略，曾遇到一些困难，而在执行我们有关工厂委员会选举的新策略时，遇到的困难会更大。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自1924年起的发展情况。在这些年份里，情况是这样的：工厂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提出，除少数的例外，仅是按照工会的名单进行的，也就是说，只有工会会员，并且主要是改良主义者才能被列入名单。在当今工会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让这种办法持续下去，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落到社会民主党的后面了。在反对改良主义者的斗争中，我们没有发挥勇敢战斗精神和坚强毅力。如果我们不及时实行新的策略，我们所处的状况就会对整个无产阶级孕育巨大的危险。
应当说，在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对于选举工厂委员会的策略问题，德国代表团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同旧策略断绝关系的坚决性，共产国际与德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起，不得不极力设法贯彻执行新的策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那种提出一批政治口号的坚决果断性。在1929年共产国际一月决议中，关于工厂委员会选举时我们的策略问题，就提得尖锐得多了；工厂委员会被看做指挥战斗、执行革命政策的机构。为了开始执行新的策略，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需要做大量思想准备工作，以便根除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党残余。只有依靠最坚决的政治论据才能使全党相信，必须改变在工厂委员选举上的策略，必须关注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产物的新阶层，以及从这种合理化中成长起来的女工和大批青工。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没有在应有程度上意识到这种发展。许多同志宁肯与改良主义分子作交易，以便把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代表包括到工厂委员会委员的统一名单中，而不肯提出自己的名单。这种政策等于是放弃革命的群众工作，放弃同改良主义作原则斗争。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近几年来——直至过渡到新的策略——工厂委员会选举，在较小程度上是在政治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现在，凡是在执行我们策略的地方，在选举中都广泛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问题。此外，在企业中我们有了加强和巩固我们组织阵地的可能。同志们，如果在德国我们到处都执行了这种策略，那么，我们的成绩就会大得多。但是在许多地区的许多企业里，我们没有能够执行新的策略，因为做好整个政治准备的时间仍然太少，而一些党内对新策略的反对又极其强烈，以致我们最强的战斗力量还不足以迅速地摧毁这种反对。但是，许多地区的积极成果，毕竟还是非常清楚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策略的正确性。
同志们，我们有过许多漏洞，对于在职员那里进行选举，我们缺乏足够的注意，在准备和进行选举的过程中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动员群众，没有为了准备整个选举来关心选举委员会的组成，等等。虽然有这些漏洞，但结果还是了不起的，惊人的。
假定说，虽有一切漏洞、过失、疏忽和内部矛盾，我们还是取得这样的成果，那么，可以感觉到，为了阶级斗争，为了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在这方面，我们最近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如果在德国，我们的红色工厂委员会不去坚决地公开地在企业中执行比改良派的政策更加符合工人利益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不相信我们。（诺伊曼：“柏林工人的联系。”）比如说在柏林，我们有同工人联系的坏经验：在那里，我们的工厂委员会对经理处的态度不够强硬，在五一节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在德国，我们被迫不仅传授每一个工厂委员会委员应当知道的工作范围内的初级课程，而且进行政治教育，为的是让工厂委员会把自己在企业的工作同整个无产阶级的总任务联系起来。
使工厂委员会与企业内统一战线的其他机构、与群众紧密地结合起来，培养工会工作人员和工厂委员会委员，经常捍卫企业工人的利益，成立革命代表团，召开工厂委员会的地方代表会议和小组代表会议——这些就是我们最近的任务。为了领导企业中的政治斗争，工厂委员会应当教育工厂委员会中的各派，必须不仅在地方和小组而且在中央的规模上联合起来。
现在，我来谈一下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工厂委员会选举时的经验。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是否恰当地执行了我们的策略呢？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差。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对这个问题完全是从工会的角度，而不是从革命群众工作的角度加以阐明的。
关于工厂委员会，在我们队伍内还存在许多幻想。在法国党内，个别同志认为，必须让资产阶级来批准工厂委员会的成立和组织。据我所知，在法国党内还有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必须把有关工厂委员会发展状况的法案提交议会。在法国党内也还有将工厂委员会运动同监督生产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趋势。
资产阶级对待工厂委员会，完全像对待那些能够帮助它在“工业中的和平”方面推行自己的政策和措施的组织一样。工厂委员会的职能由法律规定。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竭力利用各个工厂委员会为自己谋福利，那么，我们就要利用工厂委员会来达到革命的目的，竭力使它们服从我们的影响，并成为我们在企业中推行我们革命政策和工作的据点。我们正在利用各个工厂委员会作为反帝斗争阵线的和反对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辅助手段。
同志们，在工厂委员会选举时我们执行的策略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成绩是，新的阶层、无产阶级中最受压迫的阶层、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在这一斗争中首次起了巨大作用。
这个重大问题——吸引群众——对于发展和对于我们党争取在无产阶级中的领导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同所有各代表团进行座谈时，我都竭力说明，组织起来的人们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人们在该国无产阶级中所占的百分比。按这两个指标来说，对比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约占65%，在英国约占70%，在德国约占72%，在美国约占90%，在法国约占91%，而在波兰甚至占95%。由于资本主义合理化，由于无产阶级的贵族集团中组织起来的人所占比例较高，并且百分比因不同职业类别而变化（例如印刷工人100%地被组织起来了，而在其他生产类别中，组织起来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非常低），所以判明数字比例有着重大意义。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主要集中在大中企业，而在小企业中，他们人数很少。在当前的战斗中，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起过巨大作用。他们往往比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表现得更加革命。关于这一点，也是有十分充分的原因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工人群众的结构在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新的剥削方法，它把新的阶层特别是妇女和青年吸引到生产中了。在工人贵族分子、特权阶层与无产阶级下层的工资之间的差别不断扩大：这些下层所受压迫越来越重，就各个最重要工业部门来说，工资在不断下降。这在工会构成的变化方面也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
在世界各地，改良派总是企图阻止无产阶级的下层加入工会。我们知道，在美国就有这方面的例子。那里工会会费非常之高，以致许多工人无力参加工会。在德国，工会不接受失业工人参加。甚至在鲁尔同盟歇业期间，无产者很想参加工会来支持革命工会反对派的时候，工会贵族也不接受他们参加工会组织。在港口工人罢工时也有过这种情况。由于工会的这种发展趋势，无产阶级的上层便开始在工会中逐渐占据优势。下面引用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工会会费统计表，十分清楚地证明了改良主义工会社会构成的变化。
1924年，交纳会费10.40马克以下者占会员总数的10.8%，1927年，下降到5.2%。
1924年，一年交纳会费10.41马克至26马克者占会员总数的39.2%，1927年，下降到17.2%。
1924年，一年交纳会费26马克至52马克者占会员总数的45.3%，1927年，占57%，即是说增加了。
1924年，一年交纳会费52马克以上者占会员总数的4.3%，1927年，占20.6%，也就是说，增加了。
可见，交纳较高会费的会员所占百分比显著增加了，这无疑表明，改良主义官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着无产阶级中收入较高的阶层，并阻碍下层加入工会。未参加工会组织的绝大部分人是女工和青工。
尽管有工会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方针，尽管有工会的带有威胁性规模的这种发展，如何征求这些来参加组织的群众加入工会，并把他们吸引到工会反对派的斗争中来的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
劝说群众加入工会，当然是困难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吸引尚未参加工会组织的人们加入工会组织。为什么？因为工会组织无论如何都是群众组织的最重要形式，因为工会组织目前还带领着千千万万尚不理解我们的工人。过去我们不是有过一些例子吗，那时候在革命高潮时刻，群众都曾奔向工会？无疑是有过这些例子的。在直至1922—1923年的革命高潮时期，曾有数十万工人涌进了工会，并且他们是来自现在还处于工会之外的那些阶层。在另外一些政治斗争尖锐的时期，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法国，都有过这类事实。当讨论关于群众政治罢工的问题时，罗莎·卢森堡就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未参加工会组织者的问题。那时候，大家知道，在修正主义者、党的中派和左派之间，围绕革命群众罢工问题进行过斗争。在党的耶拿代表大会上，罗莎·卢莎堡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她说：
“党的政策、策略应当激起处于组织之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奋发有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吸引大批未参加组织的人，并吸收他们加入组织。”
罗莎·卢森堡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当前形势下的实际上工作也是适用的，虽然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形势进一步尖锐化情况下的发展会决定对问题的另一种提法。
斯大林同志十分正确地阐述了美国的发展情况，同时十分正确地指出，这种发展情况也可能在德国出现。难道在我们这里对于在美国那样的发展的可能性还要加以争辩吗？绝对不是！在这种向上发展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的新的后备力量靠拢我们之时，在他们脱离了改良派之时，在改良派自我暴露之时，会有多么好的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会遇到各种开除和分裂的手段，可是有可能把所有尚未跟我们一起走的人吸引到革命发展的洪流中和把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同志们，现在我们应当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形式来开创我们的工会会员征收工作。从前，我们是不加区别地号召一切人都加入工会。关于我们的工作，首先是德国工会必须在近一年内把会员总数增加62万人。现在，我们应当按照不同于第二时期的方式提出这一问题。目前我们已不再鼓吹使一切工人不加区别地都加入改良主义工会，而只让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工人参加以加强革命反对派。这项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的任务是为了革命斗争来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同社会法西斯主义官僚们的反抗作斗争，因为这些官僚们在竭力阻拦造反群众参加工会。未参加工会组织的群众，只是在为他们的阶级利益、为革命目标、为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工贼的政策而进行斗争时，他们才相信有加入工会的必要。他们是最受剥削、最贫穷、在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最受压榨的对象，他们是数百万群众。对于他们来说，工会合法主义的框框，比起对于那些日复一日受自己社会法西斯机关腐化瓦解影响的、工会组织的社会民主派来说，是小得多的障碍。在最近的一些战斗中，这些群众曾经忘我地、积极地、满怀革命激情地同自己有组织的阶级弟兄肩并肩地进行了斗争。因此，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裂》里认为，在无产阶级的最少组织性和最受剥削的阶层里、在它的“下层”里的工作，是“衡量共产党的革命积极性的准绳”。
关于红色工会的问题，对于许多同志来说，远不是完全清楚的：因此，在搞分裂工会运动的国家，红色工会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为了把红色工会建立在战斗的革命的纲领基础上，必须利用每次罢工、每次经济斗争来加强革命工会反对派，而把改良主义工会排挤到末位；要把工作做得使改良主义工会的许多部分和许多地方组织转变成红色工会。过去在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错误。
在我们德国党内，大家知道，在工会问题上，我们同调和派有过激烈的争论。附和调和派的迈耶尔同志指出，在党的埃森代表大会上我们讨论过工会，认为这是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主要的斗争场所。根据这一点，他硬说现在我们放弃了原先的观点。不管调和派如何武断，我们正在把我们原先的观点提高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在我们今天，在进行遭遇战、突围战、进攻战时期，我们应当竭力首先把企业中已经组织起来的和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包括进来。迈耶尔和他的朋友们建议我们在五一节去开工会大会，也就是说，实际上放弃自己的游行示威。在我们正确方针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抵制社会民主党改良派大会的口号，五一节要上街游行示威，而同时，由于改良主义官僚们的策划，从一清早就挑起了无产阶级队伍内的兄弟之争，因为要发动群众，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调和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是他们错误的总政治方针、他们不同意我们新策略的产物。
在工会策略上，在未参加工会组织者的问题上，他们没有估计在发展过程中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而是公式化地提出问题，不加任何批判地把第二时期的组织形式和方法搬到第三时期。我们知道，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不能在工会范围内进行，这一任务在工会范围内无法解决，它要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各个部分，在一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而首先在企业里来解决。我们党的韦丁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指出，争取企业要放在我们总政策的首位，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异常尖锐，因为这同时是反对三角同盟——企业主、国家政权和改良主义工会官僚——的斗争。被开除的取消派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想要把斗争仅仅限制在工会合法主义的框框内，否定现今斗争的性质本身。他们作为尾巴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不能为自己提出组织新的革命堡垒的任务。他们依然提出争取工会的问题，说这是争取工会机关的问题。关于争取工会机关的问题，现在与第二时期迥然不同了。目前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一看到领导权有转到革命工会反对派手里的危险在威胁着他们，大概就要分裂每一个工会。不管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工会官僚及其国家和工贼的政策如何，掌握工会首先是掌握工会群众以完成革命反对派的任务。同志们，与右派相反，我们要牢牢地坚持这种意见，我们要独立地把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这样就能够把他们作为革命的杠杆，就能够也把那些还站在改良主义营垒中的正直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吸引过来。我们的这一方针，是来自对当前一般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特殊经济性质的分析，阶级斗争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变为政治革命的斗争。
吸引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的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就是扩大阶级阵线、贯彻最高革命意图和通过独立战斗来掌握群众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无产阶级中的三类人即女工、青工和农业工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在全世界，特别是最重要的工业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决定了社会的重新大组合。根据1927年最后的调查，生产过程中女工增加了300万人；根据1927年工厂检查处最后报告中的资料，在大中工业企业做工的工人中，女工占26%。按最近的统计资料来看，有400多万青年被吸收到生产中去。
按德国8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来说，女工工资在男工工资的55.1%（冶金工业）和75.8%（纺织工业）之间摆动。女工的平均工资等于男工平均工资的62.5%。在这方面，波兰的情况更糟。在那里，数字简直是骇人听闻的，青工劳动报酬的情况特别糟糕。在一些场合，青工只能得到男工工资的5%。在那里，青工平均获得成年工人工资的25%。近来在白俄罗斯西部，青年工人进行了10次以上的罢工，这不是偶然的。除少数例外，他们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我来谈一些事实，它们清楚地说明了在我们的斗争中这些阶层的作用。
拿法国北部纺织工人的罢工为例。你们知道，妇女和青年在那里不仅坚持了经济要求，而且进行了政治斗争，在大街上同警察进行了斗争！特别是妇女们！而政治大罢工是发生在柏林五一事件之后吗？我们号召大罢工的政治口号得到制烟厂女工和制鞋厂女工的响应，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事先召开了妇女代表会议。革命的女工响应党的口号不是偶然的。
在青年中间进行工作特别重要。在根据议程第一点所进行的讨论中和库西宁同志的结束语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详细的阐述，这不是没有缘故的。
至今，我们的一些党还未意识到青工在未来战斗中的作用，它们还不充分理解必须鼓励青年斗争，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更接近我们。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对于企业里社会的重新组合注意得太少。
我来谈谈第三类——农业工人。这个无产阶级的阶层是最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对象。它与无产阶级血肉相连，同时又是比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水平较低的一个特殊的类别，因而容易被反动派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日复一日地看不到工厂里发生的情况。战争危险的加剧、影响着千千万万农业工人的法西斯主义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到农业工人中去，尤其是在农业国家里，在那里，这些问题有更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党内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件工作，要求不断进行总结和探索，使这项工作得以妥善地进行。
要进行真正革命的工会工作，就要创造一定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具有更大的坚定性，具有关于阶级战略的经验和知识，以及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但是，我们的内部团结和战斗的坚定性还不够，我们应让无产阶级相信，我们是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统一的真正体现者。我们的阶级敌人、托拉斯资本，也正在进行“策略转变”并采取反对工人阶级的新的凶狠的办法。我们应当理解，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第二个浪潮，将惊人地加重对工人群众的剥削并急剧降低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将来也会采用目前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剥削办法。我们知道存在着奖励工资制，在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里实行计件工资制，但是我们看到，在德国的大康采恩里也正在出现新的现象。在北德意志的羊毛康采恩——这是颇富侵略性的金融集团——里，已经提出按生产率指数把工资分级的问题：除了定额工作之外，还存在计件工资以及奖金和生产率数字，此外，也还有通过与经理处签订的个别合同而规定的特别奖金。怎样来评价这一点呢？这等于是规定只有最强壮最健康的人才能支撑得住的定额。这意味着，企业主提出关于在企业里进行更重剥削的问题。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将要发展下去。我所以这样详细地来谈有关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的问题，是因为1927年工会官僚们曾经根本拒绝过北德意志的羊毛康采恩的这类要求，认为计件工资是加倍的剥削。但在当年4月，这帮胆大妄为且脱离群众的改良主义工会官僚们，竟然签订了实行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和奖励工资制的合同。在1929年4月19日出版的一期纺织工人改良主义工会机关刊物《纺织工人》上谈了这一可耻的合同。
“这是一座架设起来通向未来的桥梁。签订工资合同的双方，现在应当证明自己有诚意实现自己愿望和意志的产物的能力……按照业已造成的事态进行判断，并注意到有公断人在场签订这一合同时作出的声明，在这里踏上新的基础的双方，要真正努力保证新思想的胜利。实现大概会为将来提供方向的复杂构想是能够办到的。”
而1927年，同一个《纺织工人》就这同一问题这样说道：
“在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的企业里，康采恩管理处打算达到更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说，利用每一个工人的劳动力直至把它消耗殆尽。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要拿过去的最高生产率为准，来规定对超过这一最高生产率给予奖励。”
企业主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是要竭力进行加倍的剥削，他们想要把工作间一分钟、两分钟的停顿都化为乌有，他们要做到使工人在8个—9个小时内不停地工作，他们想拿工人与机器相比。如果这种按照生产率指数规定工资的制度到处实行起来，就会引起生产体系的巨大变化。在健康的人与不健康的人之间、在比较年轻的工人与比较成熟的工人之间将要产生巨大差别。这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都有重大意义。在目前形势下，异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工人群众吸引到同资本主义合理化进行积极的无情的斗争中来。同志们，正因为如此，所以说，工资方面的经济战斗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工资方面的战斗是对国家仲裁的直接攻击，它们动摇着工资制度并正在这上面打开缺口。在上述一切战斗中，斗争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超出了单纯经济斗争的范围，它获得了政治性质并发展成政治性罢工。现在我来谈谈政治性罢工和革命代表制度的问题。
群众性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革命代表制度
怎样把经济行动提高到政治行动的水平，以及另一方面，为政治革命行动奠定广泛的经济基础以便吸引最大数量的工人来进行斗争？不用说，这是斗争现阶段上一个最困难的策略问题。
有一次，列宁曾说，不组织雇农，就不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1905年，列宁写道：
“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楚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它们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有真正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而这种联系的具体形式是，一方面，在运动初期和在吸收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推广并扩大运动，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389页。——编者注）
所以，我们认为，现今的罢工具有列宁讲过的那些基本特点。难道在我们面前不是有过许多这样的罢工吗？孟买纺织工人的英勇罢工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的群众性的罢工；参加者不仅有这类企业的工人，而且还有无产阶级中就其政治见解来说接近罢工并且既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这清楚地说明了孟买大罢工的革命性质。在罗兹发生过的事件，在五一节又重复发生了。当时，群众不顾波兰法西斯的禁止和实行白色恐怖，而走上街头。
最近的一次罢工，就其类型来说，是属于目的为吸引成千上万群众参加运动和革命行动的罢工。当前的大罢工具有列宁那时所讲过的任务。列宁说：
“这种手段，就是革命罢工——顽强的，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此起彼伏，反复不断的罢工，是通过争取改善经济条件的斗争唤醒落后的人们走向新生活的罢工，是痛斥和抨击沙皇政府一切明显的暴力、专横和罪恶行为的罢工，是在两个首都的街头挥舞红旗，向人群、向人民群众发表革命演说和提出革命口号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2卷第306页。——编者注）
革命的政治大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准备和反对一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标志。我们从革命的大罢工中得到了什么呢？首先，群众亲眼目睹而确信，国家机器和改良派完全是在为资本主义效劳。我们正在驱散无产阶级中间还存在的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幻想。群众已经懂得，这帮妄自尊大脱离群众的工会官僚们，鼓吹经济民主，不过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在德国，工人已经看到，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共和国并不比君主国更好。他们着到，共和政府以及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完全全像君主国一样压迫无产阶级。这正在驱散仍然存在的幻想云雾。在关于战争危险的问题中，在所谓祖国防御的问题中，无产阶级也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我们正在教育群众认识自己的力量。请允许我引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在苏黎世青年大会上关于1905年俄国革命的报告中，列宁说过：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20页。——编者注）
列宁当时所说的那些话也适用于今天的群众斗争。在斗争过程中，群众正在丢掉幻想，并为我们准备使无产阶级去执行革命任务奠定着基础。我们怎样教育群众使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革命反对派、相信红色工会呢？我们是否已经得到工人阶级绝大多数的信任呢？没有。只是在斗争过程中，群众才对我们和我们的领导充满信任。在现今的战斗中，在政治大罢工中，我们把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同有阶级觉悟的进步分子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用这种办法建立巩固团结的阶级阵线。
我们正在借助群众自己的战斗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独立性，建立革命代表制。我来谈谈目前我们在德国正着手解决的这项专门任务。我想预先指出，要实现这种动员和组织，对于个别党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合理的运动有时是可能的；群众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学会在斗争中掌握政治武器。因此，充分了解我们的队伍就加倍地必要。所有各个党都要严重注意这一问题，正如我们在德国已经做的那样。在那里我们有了革命代表制。
在企业中，我们拥有：第一，生产小组；第二，革命工会反对派；第三，工厂委员会。在企业中工厂委员会的职能完全不同于生产小组和工会反对派的职能。但是，同志们，我们应当有另外的基础，当阶级敌人企图攻击工人时，在此基础上我们任何时候都能围绕着革命路线，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无产阶级群众动员起来。由于我们为自己提出把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和革命的大罢工的任务，很清楚，问题就不仅仅是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那就还必须建立制度、组织，以便粉碎工厂法西斯主义、基督教工会、黄色工会、改良主义代表团、社会法西斯主义，以及企业里反对共产主义的其他所有各派阶级敌人。
同志们，我们应当使群众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对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增长的信任具有新的组织形式。什么是革命的代表制呢？我们肯定地说——革命的代表制，因为它是只由有组织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党代表制。我们为阶级统一而斗争的目的并非如此。我们是为全体无产阶级群众而斗争的。为了调动群众的独立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必须把无党派的、忠实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也包括到企业里这种代表网的构成中来。
社会民主党，从它那一方面已在到处着手建立这种代表制。例如在汉堡，为了自己的党，它已经在企业里拥有这种代表制。柏林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前通过《前进报》为企业的特殊“处理”找到了3名秘书。在德国其他大城市里，他们也发现社会民主党正加紧以大企业为目标。这表明，社会民主党虽然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挡我们采取措施，但竭力反对我们在企业里的工作，想使我们的工作增加困难。尽管有改良派的抵制，尽管企业主在恫吓工人，在韦丁代表大会之后，在开展革命代表制方面，我们还是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两三个月内，我们就建立了在工人运动中生了根和发展了群众独立性的组织网。有了这种代表制，在车间里，工人就有可能经常监督自己选出的代表。我们有过曾将代表与本车间的工人混同而未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在执行布尔什维主义的罢工策略时，革命代表制也将成为可靠的支柱。罢工运动是政治运动。只有当我们在大企业的所有各个车间都有一定的政治和组织基础时，我们才能在企业里进行罢工运动。这也是代表制的职能。现在往下面讲，如果我们执行这种政策，那么，在我们党处于不公开的情况下，在战争进行的时候，为了把战争变为国内战争，企业将是有决定意义的出发点。
反右倾斗争与共产党的国际任务
同志们，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红色工会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那个时期起，我们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实现新策略，这可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使我们的干部振作起来，曾经是有困难的。他们还部分地被包围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迷雾之中；而我们应当首先使他们摆脱这种迷雾。在我们各国的党内，还有一定的部分往往公然反对新策略并对执行决议进行怠工。有时候这是不自觉的，但常常就是怠工。甚至在我们共产国际居领导地位的党——联共（布）内，在工会政策方面也曾表现出这种右倾。
联共（布）内的右翼，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内部有很强烈的表现。在实行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竭力阻碍联共（布）。我们看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在国际范围内也阻碍一些国家的党去执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右派与调和派企图把他们在对有关运用自我批评问题的不理解上、在他们就有关争取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而设置的严重障碍上、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发展上、在克服从农村到城市来的落后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情绪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般机会主义消极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党里。亚格洛姆一托姆斯基集团曾将它的派别的触角伸向一切党，特别是德国党内。仅以在德国我们遇到的有关《统一》杂志的巨大困难为例，这个杂志曾掌握在现在已被开除的西韦特和多年领导这一运动的他的友人手中。在进行真正革命的统一运动时，我们同《统一》的领导有很大分歧。我们不断地试图改变《统一》的政治方向，我们试图也通过组织办法来这么做，征求和吸引工人进行协助。可同时我们总是遇到这些小集团的机会主义的激烈反对。改良主义者与共产党人之间原则斗争的基本问题在《统一》上常常被掩盖起来。《统一》社中的大多数人总说遗憾的是没有无产阶级的“统一的”“组织”，也就是说，德国共产党没有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叛徒瓦尔歇也常这样说，瓦尔歇曾不止一次地要求红色工会同阿姆斯特丹国际合并。
同志们，这些一味机会主义的、明显取消主义的倾向，屡屡得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居领导地位的一翼的支持。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工会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大多数取消派分子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共产国际中的调和派集团，如不改变它的政策，那么，它的命运也不会更好。共产国际将要毫不妥协地实现自己的政策，因为我们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路线也要不折不扣地贯彻于我们的党内的方针。我们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曾妨碍和阻止我们的工作。右派观点，当它尚未在一些小组中形成的时候，就已在涣散党的战斗精神，妨碍革命政策的贯彻。一部分有很大动摇性的同志，对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正确步骤和战斗措施贯彻得也曾比较缓慢。现在，同志们，我们可以说，这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业已克服。关于这些问题已经非常清楚。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反对已经不是十分强烈，但是仍然足以危害决议的实现。简单地说，我们的党内生活就是如此，阻止我们进行我们政治工作的障碍就是如此，克服掉这些障碍，我们便能够为自己开辟道路去实际了解，要完成我们的重大任务，就必须有正确革命路线之下党的真正统一和内部团结。在说明和在更高发展程度上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我们应当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腐朽的机会主义分子。
在国际方面，有以下一些基本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1．发动和真正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斗争。
2．同资本主义合理化进行最激烈的斗争，并使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日益发展的一切成就家喻户晓。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在全世界的鼓动工作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如果我们不能使工人阶级相信，我们能够建立起最好的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制度，那么，我们就不能争取到工人阶级。
我们是否具有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成就的这种可能呢？我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它在改造时期具有迅猛的性质，苏联最重要工业部门实行七小时工作制，苏联工人阶级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而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各个方面都采用着榨取工人阶级的反动的新方法——这一切，在我们的鼓动和工会工作中利用得太少。
3．把经济斗争和要求政治化，并扩大群众政治斗争的范围。
4．建立由工人阶级独立选举的统一战线机构，以便从组织上加强我们的革命群众基础。
5．集中加紧注意生产支部的建设。
6．加强我们在工会中的革命工作。
7．清除改良主义工会机关的影响，在有分裂工会运动的国家加强红色工会的阵地。
8．使红色工厂委员会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政治化和扩大。
9．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广泛地国际化，并支持全世界的殖民地运动。
10．吸引失业常备军到战斗无产阶级团结的阶级阵线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要特别注意支持失业大军。
所有这些任务都是同红色工会国际的全面加强紧密相连的。近三四年来表现出一种倾向，那就是除了共产国际之外，我们对红色工会国际这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极其重要部分估计不足。还有过一种机会主义倾向，即在共产国际存在时，否认红色工会国际的作用。关于这点我已经提到过。如果在我们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阵线，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另一方面是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那么，难道这就是说，在国际范围内我们已经不必在革命阶级斗争基础上为工会运动的革命统一而进行斗争了吗？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争取世界，在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削弱改良主义的各种阵地并消灭改良主义本身。
与争取工会的革命统一相联系，我们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工会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方面来，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在全世界，在改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斗争的问题便是这样提出的。正如莫洛托夫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我们是站在群众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头。我们把这种革命高涨加强，把它变成群众革命斗争，发动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用这种办法争取无产阶级大多数并把他们引向为政权而进行坚决斗争，以上这些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将以我们的策略、我们的革命主动精神、我们的顽强毅力为转移。暂时的后退和局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为自己提出任务。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能抓住斗争的必要环节，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阶段我们都应当越过，但是在要求革命干预的时刻，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应当消极。如果我们认真执行我们的政策并坚持我们的方针，如果我们使群众对自己的力量充满革命自觉自信，如果我们运用我们的策略，继续不断地不可调和地克服一切动摇——我们就能够为了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主义，确有把握地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引向战斗。
（闭会）
感谢 闲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