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泰德·格兰特

Will There Be A Slump?

萧条会重现吗？

泰德·格兰特（Ted Grant）

1960年
候鸟瞳 译、杜布菲 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在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长期上扬，这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进行审视。如果该体系的运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有必要进行适当的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分析。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尽管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得到了扩展和深化，但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基本规律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相同的。
　　毫无疑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的路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路线有些不同。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十年往往都与其他每一个十年不同。然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却没有改变。
　　从经济的近期前景来看，今年的生产可能会增长6%。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工人阶级对更大生产份额的要求将得到加强。因此，资本主义最近几个月在工资和工时方面做出了让步。铁路工人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事实。
　　世界经济开始走向萧条（或衰退——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定义，是指不会深化为长期萧条的小幅不景气）。直到最近，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都相当快，事实上，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都相当快。西欧和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地区的这种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华尔街股票价格（即使不总是正确，也总是一个敏感的气压计）的下跌已经表明，美国经济不久就会在更严重的“衰退”或“不景气”中下行。
　　对工业的巨额投资、向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转变，增加了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即投资于机器、建筑、厂房等的资本与投资于工资的资本的比例。这必然导致利润率下降。目前投资的下降反映了资本家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尽管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
　　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这种上下波动都是贸易循环运作的正常现象。需要确定的不是偶发的差异，而是是否存在新的因素，如国家干预，从根本上改变贸易周期的运动，使之不同于资本主义过去所经历的任何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意味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积累起来，然后重新投资于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就是将经济划分为“第一部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门”（消费资料的生产）。工人阶级生产的盈余，除了一小部分被资本家消费外，其余的都重新投入生产。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作用就是通过将剩余用于资本建设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生产不断增长。
　　不同资本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对更大生产设备的需求。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资本逐渐积累并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相对于用于可变资本或工资（V）的数额而言，用于不变资本（C）或生产资料的支出不断扩大，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包括凯恩斯在内的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都用不同的语言证实了这一点。即使是大学教授，在研究了这些数据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命题在现代的真理性，甚至更甚于过去。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地出现消费品和资本品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有各种次要原因，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如某些行业的部分生产过剩、证券交易所的金融把戏、通货膨胀诈骗、生产比例失调等，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而这又是由市场经济，和社会被划分为相互冲突的阶级造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并没有改变这一切。将1914年之前，二次大战间与二战后的时期进行比较，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以及苏联、东欧和中国生产的崛起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巨大威胁，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以前相对落后的经济体的经济必须合理化。世界生产的发展意味着各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迫使它们进一步现代化、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甚至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是如此。（这也是共同市场（无论其基础多么不稳固）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它反过来又激起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外七国[1]的回应）。因此，“国民”经济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合作，并以国家为杠杆。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相互交织、相互融合。
　　威廉·费尔纳在《经济活动的趋势与周期》一书中指出，战后的贸易周期与过去的贸易周期并无本质区别：
　　“虽然几十年的平均值平滑了许多周期性的不稳定性，但十年平均值仍然明显受到1890年代整个十年略显萧条的特征以及1940年代整个十年的战争和战后繁荣的影响……基本趋势是每十年30%到40%之间的比例增长……当两个十年‘不正常’时，就像1930年代和1940年代那样方向相反，这种趋势会在20年的时间里表现出来”。
　　关于美国，熊彼特在《商业周期》一书中宣称：“在美国，大衰退之间的小中断次数似乎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多：‘美国大衰退之间的小中断次数似乎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多，尽管美国的长期趋势特别陡峭。在谈到英美两国贸易周期的差异时，为了解释目前的趋势，费尔纳指出：
　　“可能是英国的周期与美国的周期不同：英国的周期可能比美国的周期更长一些。据勤奋的学生记录，19世纪英国的周期长度在7到10年之间；而研究美国者发现，美国的周期持续时间更短一些……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经济结构造成的，甚至可能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造成的。可以说，美国人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更快，也可以说他们更不稳定。”
　　“多年来，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经济周期一直与美国的周期脱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国防投入规模更大，甚至与其经济规模不成比例”。
　　诚然，1870-1914年期间的增长率高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但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相对进步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1914-18年的世界大战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新阶段——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民族国家使社会陷入僵局为反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上升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这种上升并不“独特”。托洛茨基在批判斯大林主义者的盲目机械观念时，就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种经济上升的可能性：
　　“资产阶级能否获得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仅仅否认这种可能性，指望资本主义处于‘绝境’，那完全是革命空谈。‘绝对毫无希望的情况是没有的。’（列宁）目前欧洲各国阶级力量的不稳定的均势，正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不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去。”
　　“只有当无产阶级能够在革命道路上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不稳定均势的出路时，才能阻止世界资本主义取得新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早晚会带来新的大动荡时代）。”(《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
　　再如：
　　“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断重复指出资本主义不能适应它自己带来的新技术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撕破了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外皮，而且正如一九一四年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打破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界的铁箍。”
　　“在作为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来考虑时，政治总是落后于经济的……国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经筋疲力尽，整个说来是不能再前进了……。”
　　“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同上）
　　关于贸易周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编制了一张表格，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该表显示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活动的高峰和低谷。(见表1）
　　其中可以加上1953年的高峰、1954年的低谷、1957年的高峰、1958年的低谷、1959-60年的高峰以及随后的衰退。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1．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英国和西欧的政治失败为资本主义的复苏创造了政治环境。
　　2．战争对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破坏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战争的影响类似于资本破坏造成的萧条，但更深刻）。据联合国统计人员称，这些影响直到1958年才消失。
　　3．马歇尔计划和其他经济援助帮助了西欧的复苏。
　　4．大量增加的工业投资。
　　5．塑料、铝、火箭、电子、原子能和副产品等新兴工业的发展。
　　6．化学品、人造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等新兴工业产出不断增加，轻金属、铝、镁、家用电器设备、天然气、电力能源、建筑活动迅速增长。
　　7．军备开支创造了巨额虚假资本，在英国和美国占国民收入的10%。
　　8．帝国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削弱为资本和工程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使当地资产阶级有更多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规模地发展工业。
　　9．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都会国家工业的发展导致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又对不发达国家产生影响，反之亦然。
　　10．随着经济投资的增加，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资本货物和工程产品的贸易不断增长，这反过来又起到了刺激作用。
　　11．国家干预在刺激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战后生产增长的原因。但决定性因素是资本投资范围的扩大，而资本投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
　　1870年至1914年间，资本主义相对进步的作用在于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了生产力。诚然，当时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足以让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程度，也就是说，之前私有制下的生产力扩张已经为工人夺取政权创造了物质条件。在工人掌权的情况下，生产力会发展得更快。但尽管如此，只要资本主义能够快速发展生产力，它就能满足进步的需要，就能维持自身的存在。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以一种不平衡的、矛盾的方式经历了这样一个“重生”时期。诚然，这只是腐朽和病态经济的暂时好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老，而不是其顽强的青春，它显示出腐朽制度的所有弱点。但即使在资本主义全面衰落的过程中，只要工人阶级因领导失误而未能终结这一制度，这种时期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后的危机”、资本主义“最后的经济衰退”、“生产上限”或斯大林主义者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提出的任何其他原始观点。然而，资本主义的衰弱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事件中。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的这种经济复兴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现象。它极大地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凝聚力，以及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将给资本主义带来比过去更大的问题。
　　正是这种经济复兴，而不是政府开支的作用或国家作用的增强，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退或小萧条的主要原因。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随着自由放任政策的结束，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强。生产力超越私有制范围的趋势迫使国家越来越多地干预经济的“调节”。
　　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国家的作用大大增加。托洛茨基在其最后的著作中更加强调了关于国家经济作用增强的论点。生产力的增长、资本的集中、托拉斯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发展解释了国家作用的大大增强。列宁的《帝国主义》总结了所有这些发展。垄断资本与作为大企业直接代理人的国家融合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工人国家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调节”或“计划”。这也不意味着取消市场的支配。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在武器生产方面，它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调控”主要是以牺牲中小型企业为代价，就像最近的信贷紧缩和利率上调一样，这对大企业的影响很小，但却加重了小资本家的负担。
　　对大企业的补贴、国有化工业中盈利部门的非国有化，都表明了国家作为银行和托拉斯工具的真正作用。国家接管了那些因新工业和新技术的发展、巨额资本支出和现代化的需要而无利可图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对资本主义来说既不经济也无利可图。
　　就英国而言，需要对煤炭、天然气、电力、运输和钢铁等基础工业进行改造，以提高工程、造船、化工和其他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构成了国家化的重要论据，但这些措施本身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但是，有助于维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就业或相对充分就业的因素，即军备开支，反过来又导致了持续稳定的通货膨胀。西德没有这样的负担，它利用了对手在这方面的困难，并从前德属地、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储备了大量劳动力，因此直到最近一个时期，物价水平一直比较稳定。此外，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也相应较高。现在，随着充分就业，它们开始面临与对手相同的问题：
　　“在西德，扩张过程中的非经常性因素尤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规模失业和来自东德的高劳动力移民率；战争破坏、战后工厂拆除和国家分治在物质资源储备方面留下的缺口。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扩张过程中产生了高利润率，其特点是就业迅速增长，投资率高，资本结构不断扩大”。(《欧洲经济公报》，第3卷，1959年）
　　联合国的经济专家们对最近几次经济衰退感到沮丧，他们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根本无法解决其体系所面临的经济问题。1959年出版的《联合国年度世界概览》中有如下诙谐的估计：
　　“没有任何重大的特殊因素可以帮助解释1957-8年美国经济活动的衰退，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特殊因素可以帮助解释1958年西欧总产量的实际停滞……不管衰退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过剩生产力的积累所固有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政府的限制而加速的，但显而易见的是，世界还没有学会如何避免经常性工业衰退的代价。……根据战后的经验，假定今后所有的衰退都必然是短暂而温和的，也不是明智之举。”
　　顺带一提，据联合国经济学家估计，上一次“衰退”使美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实际收入和进口能力。联合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保持消费能力，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反映了“消费不足论者”的幻想，他们谈到了“一系列自动稳定因素，包括累进税制、社会保障和农业支持计划……”。但即便是他们也摸索到了重点：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稳定机制只能减缓衰退的速度，其本身并不能启动经济的回升……虽然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1930年代那种程度的萧条已变得不可想象，但完全依靠任何自动稳定机制都无法防止比此前战后经历的衰退持续时间更长、程度更深的衰退。”(World Survey, page 4)
　　西欧、日本、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各国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都表明了同一个现象：资本投资的增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五年经济上升的关键。
　　除了对私营工业的补贴（1958年英国的补贴额高达3.85亿美元）和构成非生产性开支的巨额军备开支之外，在许多西欧国家，尤其是英国，被毁坏的基础工业被国有化，目的是使其现代化，从而成为增加私营企业利润的有用工具，尤其是在较为现代化的工业中。
　　那些显示出盈利可能性的部门，如钢铁和公路运输，被保守党非国有化了，现在又有人建议将旅馆和餐饮业、非铁路财产和铁路活动非国有化。因此，占英国经济20%的国有化部门成了私营工业的婢女。
　　即使这些产业仍由私营企业掌握，也意味着要像美国那样花费巨资使其现代化。但在这些领域的投资仍然只有未被国有化的工业的一半。由于1957年的资本投资总额为14.7%，是英国战后投资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看出，国有化工业的投资大约为5%，而私营工业的投资为10%。同时，私营企业的工业产值是国家控制下的工业产值的六七倍。这说明，在整个经济中，是私营经济部门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而不是相反。1958年出版的《生产普查》提供的统计数据很容易证明这一点（见表2）。
　　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了什么？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它们为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斯特拉奇（Strachey）、克罗斯兰（Crosland）、盖茨克尔（Gaitskell）等人的论点是，工人阶级在生产增长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增加了。但上述数字无可辩驳地表明，工人阶级在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美国、意大利、日本和西德的统计数据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诚然，绝对生活水平提高了（加班、妇女工作、劳动生产率提高、奖金计划、充分就业等），但工人阶级的相对份额却下降了。因此，“消费不足论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被消费者份额的增加所克服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包括资本家在内的“消费者”在国民生产总“蛋糕”中所占的份额已从1938年的约67%下降到1957年的54%多一点。
　　自战后以来，英国的生产能力每年增长3%——是二次大战间增长速度的两倍，可能比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都要快。战后到1951年，五分之一的产出被进口价格的上涨所抵消。1946-1951年间，产出增长了14.5%……实际国民收入增长了11.5%。1951-1955年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15.5%，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5%。1955年至1958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而生产仅增长了3%。1951至1958年间，国民投资、储蓄和折旧总额从15%增至近20%。国民净收入从不足7%上升到11.5%以上。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工人阶级在国民生产中所占份额的持续增长，在一定阶段本身就会造成危机和不景气，因为它会减少资本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在一个时期内造成利润率的下降。这是因为，只有从工人创造的剩余中，资本家才能找到投资的资金。与此同时，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资本家为了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竞争，不得不对生产进行越来越多的投资（抛开货币价值的下降不谈，按实际价值计算）。因此，战后的上升期不能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解释——就像克罗斯兰和杰（Jay）那样。
　　另一方面，国民生产的统计数字（允许有边际误差）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准确地描述了国民经济，证明了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各种斯大林主义者的理论的浅薄性，他们认为是国家作用的增强阻止了1929年的再次发生。诚然，国家的作用有所增强。但统计数字表明了这一现象的局限性。从1938年到1957年，包括国家和地方当局在建设、社会服务和军备方面的支出在内，国家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的总支出比例在1957年达到了国民收入的14.7%。如果把国有化工业的支出数字也计算在内，则约占国民收入的20%，即五分之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不足以决定经济的基本运动。从根本上说，不是国有工业决定了私营工业的发展，而是私营工业决定了国有工业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任何倾向做出回答（在资本主义暂时上升所造成的政治气候下，这一点尤为必要）。
　　重述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学说，就能正确看待整个问题。就“经济统帅部”而言，国有经济永远不会出现不景气，因为国有经济可以按照与单个工厂相同的思路来规划生产。如果犯了错误，比如苏联官僚机构的计划，也很容易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加以克服。
　　除了官僚的错误、他们的欺诈、低效率、繁文缛节等之外，生产的唯一限制就是生产水平和生产力本身。他们可以计划生产消费品、资本货物、火箭或大炮，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但只要考虑到生产力的水平，并遵守适当的比例限制，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整个生产能力（撇开原材料等方面的差异不谈）还是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这就是国家所有制经济与国家部分所有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支出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生产仍然是为市场服务的。所有税收都必须来自经济本身，要么来自资本家的利润，要么削减工人阶级的收入。无论哪种情况，都无法在一个时期内防止危机。削减资本家的收入就会削减利润率；国家从资本家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不能由资本家来花。同样，为了资本家及其国家的利益而从工人身上征税的钱，也会削减消费品市场。因此，无论哪种方式，国家都在蚕食经济的命脉。在现代社会，国家已成为生产的畸形孵化器和寄生负担。国家在摇摆中得到的，资本家在迂回中失去了。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国家削减资本家的利润。因为这会加剧危机，而80%的经济仍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家要尽快让国家减少利润税，特别是新投资的补贴。保守党政府（以及之后的工党政府）就是以这种方式有计划地减少税收的。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基本上都是不健全的。如果国家像盖茨克尔所主张的那样，通过“赤字融资”实际上花掉了它并不拥有的钱，这就意味着货币会出现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这就相当于上述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命题。唯一不同的是，危机会因货币的崩溃而加剧。其原因在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不可避免地会上涨，其涨幅与没有商品或货币支持的流通货币的涨幅成正比。
　　盖茨克尔提出并得到其他人赞同的增加国有化工业支出的建议同样愚蠢。国有化产业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产业。这些产业所需的资金，只要不是按“正常”标准由市场提供，就必须通过赤字融资或税收来获得，从而削减了整个产业的支出。煤炭工业目前的危机表明，国有化工业增加开支可以解决生产危机的说法在经济上是不现实的。铁路、电力、煤气和其他国有化工业（除个人消费外）都依赖于私营企业（工程、化工、食品和其他行业）的订单。这些行业生产的下降必然意味着国有化行业生产的下降。即使在当前的繁荣时期，煤炭工业的危机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正是由于经济繁荣，政府才有能力在坑口囤积数千万吨煤炭。
　　军备开支是虚假（非生产性）资本的开支。公共工程、道路、医院、学校的支出是必要的边际支出（与生产没有直接联系，但对生产是必要的），但由于上述原因，只能是对问题的一种改善。顺便提一下，拉德克利夫委员会（Radcliffe Commission）最终证明了经济由货币措施控制的谬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经济朝着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方向发展，迫使银行提高或降低利率。委员会的总体结论是：
　　“不能仅仅依靠货币措施来保持经济的良好平衡，因为经济会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货币措施可以起到作用，但也仅此而已……我们猜想，如果不是因为首先要避免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近年来人们不会对货币政策寄予厚望。税收负担的逐步减轻，应使更现实的观点更容易在未来占上风”。
　　换句话说，资产阶级非但不把国家的开支视为救命稻草和福音，反而对国家的负担（它背负着的一个必要的海上老人）不断发出呻吟。增加国家在警察和军队方面的开支以保卫资产阶级的掠夺，以及增加必要的社会服务以控制群众的社会需求、教育等等，这意味着资本家自己口袋里的钱会减少。事实上，自战争以来，按总收入和财富增长的比例计算，虽然军备开支大幅增加，但实际上却忽视了间接满足经济需求的服务。1959年12月的《泰晤士报工业评论》评论道：对“非工业”公共资产投资不足的累积效应很可能会引发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联合国《世界调查》中对1957-8年经济衰退的解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现在人们几乎一致认为,1955-7年间（英国和美国）整个经济中大量积累的过剩产能是导致1957-8年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战后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波高潮即将结束：
　　“与人们对1955-7年经济繁荣规模的普遍错觉（部分原因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相反，扩张的真实规模确实不大。在美国，即使在1957年的高峰季度，工业生产量也没有超过经济衰退前1953年高峰水平的6%，而在1957-8年经济衰退的低点，工业生产量也只比1951年的同期水平高出3%或4%——足足早了7年……虽然其他工业国家，尤其是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的平均增长率较高，但增长幅度却相当有限，尤其是英国”（同上，第6页）。(同上，第6页）
　　英国工业的“产能过剩”是资本生产过剩和市场局限性的一种表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局部危机，影响到不同的经济领域，资本“产能过剩”、工业“产能过剩”、消费者生产过剩、原材料生产过剩、粮食生产过剩，等等，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时期都有。只是所有危机因素同时出现，才导致了1929-33年毁灭性的大萧条。当前经济浪潮中，一系列经济部门的比例正近似于20世纪20年代的情形。联合国经济专家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假设在历来每一个阶段都被推翻。西方国家工业的兴起反过来又产生了对原材料和食品（初级产品）的需求。这导致了“不发达地区”生产的增长。矿产等生产的繁荣导致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国内和国际市场仍占主导地位），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但根据资本主义的严格逻辑，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生产过剩"和价格下跌。仅在1957-8年的经济衰退中，初级产品的价格跌幅就达到了7%到8%，相当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按1956-7年的利率向不发达地区提供六年的贷款。

　　根据联合国的调查，“20世纪50年代末的贸易条件似乎与20世纪20年代末差不多”。有一种观点在不断传播，即资本主义的问题可以通过开发不发达地区来解决。诚然，大量增加资本支出会在短期内改善问题，但只会在后期使问题更加严重。然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必须看到这种发展的局限性。联合国承认
　　“不能说目前的国际援助水平对穷国发展的贡献微不足道；总的来说，它完全抵消了自1920年代以来外国私人资本在初级生产者出口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只是抵消！——格兰特]。然而，只要意识到按人均计算，援助总额对援助国而言每年仅为5美元，而对受援地区而言每年不超过2美元，就会明白这笔资金是多么严重不足，无法使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整个殖民地世界的骚动就是以这些数字为基础的。这是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面临崩溃威胁的情况。这就是帝国主义政治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这将在日后产生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经济增长与不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大都市中心的扩张速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地区人口的增长，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38年到1955-7年，粮食和原材料的产量有了大幅增长，但这只相当于制成品产量的五分之二。
　　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世界不发达地区与大都市中心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由于工业国家生产的增长，尽管工业生产也在增长，但不发达国家在工业增长方面比战前更加落后。同时，这些地区的人口发展意味着，目前在工业国家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的绝对水平，在所谓的不发达地区却在下降，因为生活资料和工业生产的增长充其量也几乎跟不上。
　　资产阶级曾认为，初级产品生产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通过战后第一次短缺时期原材料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得到了解决。事实上，他们担心像英国这样的国家的贸易条件会发生永久性的变化，从而对工业国家不利。联合国的经济学家就这一问题撰写了博学的文章。
　　他们从未想到的是，短缺之后必然会出现生产过剩。随着需求的增加，对铜、铅、锡、羊毛、棉花和其他原材料的大量投资导致盈余，进而造成生产过剩。
　　在资本主义世界，尽管贸易量有所增加，但与1929年相比，世界贸易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世界市场上的资本主义危机将会加剧。不同的资本主义强国将无法在国家矛盾中找到出路，只能在世界市场上互相牺牲。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总额只增长了制成品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把石油从贸易总额中扣除，则会下降到七分之一，而汽油主要涉及中东国家。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类似的现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确立的地位相对下降。截至1957年，美国和西欧的产量增幅分别为14%和32%。在西欧，从1953年头几个月到1957年底的五年间，工业生产增长了40%。在美国，从1954年年中到1957年年中，工业生产的增长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即20%。在英国，从1953年到1957年的高峰期间，增幅仅为6%。'（生产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之一是固定投资活动的减少，特别是商业投资的减少。(UN World Economic Survey , page 181)
　　联合国《世界经济概览》在谈到英国的情况时继续说道：“英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从1955年底开始，英国经济停滞不前，时有小幅起伏。1956年期间，该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到1955年后几个月达到的水平以下，甚至到1958年底也没有超过这一水平。其亦解释了西欧和日本也出现的经济下滑：
　　“西欧和日本近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固定投资和出口需求疲软。总的来说，政府开支的变化并没有对之前的经济上升起到作用，也没有影响到1958年的发展”（同上，第192页）。
　　在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时，费尔纳正确地指出：
　　“事实上，经济对下行影响表现出相当大的抵抗力的时间之长足以表明，在（这里列出的）‘人为’刺激因素中，只有高额军费开支可能与整个时期有很大关系……另外，1948-9年衰退的温和性尤其不能归因于军费和外援开支，因为衰退和复苏的开始都是在战时开支逐步减少之后、朝鲜敌对行动的军费开支恢复之前。
　　“在经济衰退和复苏初期所处的1947-50年期间，政府支出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大高于20年代（军备支出是20年代的数倍），但大多低于萧条的30年代，税收结构也严格了许多”。
　　1957-8年的经济衰退也有类似的过程。拉动西欧、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经济走出衰退的不是政府开支，而是经济本身的发展，即经济本身的“自动”运作。事实上，资产阶级、联合国的经济学家以及英国和美国的严肃经济学家都对1958-9年经济衰退的短暂性感到惊喜。继衰退之后，出现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繁荣，英国、西欧、日本和美国的生产突飞猛进。
　　奥斯卡·霍布森（Oscar Hobson）在2月份的《银行家》杂志上评论目前声称已经解决了持续增长问题的说法时写道：“1929年的影子，当时几乎所有地方都宣称已经解决了永久繁荣和价格水平稳定的问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非常清楚，投资是经济崛起的关键。联合国专家写道：“经济上升的主要基础是对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投资，以及私人在汽车和其他耐用品方面支出的快速增长。与南韩的经济繁荣不同，政府支出的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随着北朝鲜冲突的结束，政府开支趋于平稳或有所下降，从而释放出资源供私营部门使用。然而，在一些国家，出口而不是国内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增长”。(World Economic Survey (1959), Page 179)
　　“正统派”的前财政部长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议员在《金融时报》上写道：
　　“这次（1959年英国生产的增长）国内增长是普遍贸易复苏的一部分，就像之前的低迷属于普遍贸易衰退一样：参与这两次复苏的国家的政府都声称其行为截然不同……政府通过征税和向公众借贷从经济中抽走的额外资金与通过增加支出投入经济的资金一样多。”
　　“这反过来，让政府不太可能就‘刺激经济’做了任何实事。与经济衰退一样，经济复苏也是在其他更广泛和不同性质的力量的作用下发生的；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用乘务员对晕船的女士说的那句不朽的话来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会做。’”
　　“从理论上讲，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但几乎没有其他理由。我们又一次被剥夺了亲眼目睹英国政府按照正统凯恩斯主义路线应对经济衰退的特权。我们仍然不知道，在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如果英国政府同样持续增加支出，并通过浮动债务创造货币为其提供资金，结果大约会怎样。无论如何，1958-60年经济复苏的历史并非如此”。(《金融时报》，1960年1月7日）
　　在这里，鲍威尔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的“泵刺激”（pump-priming）尝试不会比战前罗斯福的“泵刺激”更能解决问题。鲍威尔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局限性；只要是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投入”就取决于它能以税收等形式从市场经济中获取什么。
　　在《金融时报》上，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在撰写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文章时，当然充满了乐观情绪。但即使是他也是谨慎的。在谈到导致美国经济崛起的因素时，他评论道：
　　“下一个十年很可能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有变化，我们应该指望会有一两次短暂的下滑；但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我们并不期待。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几十年以来，美国人已经对其经济的运作有了很好的认识……人们对市场经济所能做的事情的信心的恢复，对于在经济衰退时维持消费支出非常重要；失业补偿以及资产状况和信贷机制的改善也功不可没……”
　　最后提到的这些因素只能对衰退的经济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并不能使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这些因素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在英国存在，并未对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不过，也有一些因素使经济保持了平衡。去年，美国用于研究和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费用达125亿美元，其中90亿美元来自美国的私营企业。对于美国经济长期繁荣的真正原因，上述经济学家给出了如下解释：
　　“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中，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新产品、新材料、新方法，这就迫使企业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引进新产品、新材料、新方法，以免失去支付研究费用的暂时性差额利润。由于技术不会因为经济复苏而停顿，现在的新投资可以缩短经济衰退的时间，减轻衰退的严重程度”。
　　但这样的过程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如果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销售额低于以前的产品销售额，那么任何公司都不会投资新技术和新产品。如果他们的收益无法弥补他们的利润，再加上至少与以前相同的利润，那么为了收回已经投入的资金而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此外，随着新投资的不断增加，利润率一定会在一个时期内下降，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剥削率也会提高，但下降的程度不会被增加的剩余价值所补偿。
　　1960年1月26日的《金融时报》报道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活动：“显然，美国高层的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革命。至少在涉及定期赤字融资时，它不亚于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否定。‘预算’，再次引用《经济学家》驻华盛顿记者的话，报道政府的观点‘不仅应在商业周期内保持平衡……还应显示出大量盈余’。面对1958年的经济衰退，共和党政府已经坚持必须平衡预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通货膨胀会失控。’”
　　新一轮经济衰退可能比上一轮更加严重和持久。纽约证券交易所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崩溃。1960年1月30日的《金融时报》在其社论中已经敲响了警钟：
　　“华尔街行为中令人不安的特征是关于新一轮商业衰退的言论……美国遭受上一次衰退的影响才一年多一点，1960年再次出现衰退将是不可容忍的……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商业衰退提前到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泰晤士报工业评论》也讲述了同样的悲惨故事：
　　“1960年的预期繁荣完全有可能持续到1961年的大部分或全部时间。然而，即便如此，它作为钢铁罢工的后果而非自然地诞生，也可能使最终的衰退不仅仅是美国自战后以来所习惯的温和调整”。(1960年2月）
　　因此，在新一轮崩溃的第一波震荡反映在报刊上之前，新一轮上升的预言墨迹未干。资本家们自己也有太多的利害关系，不可能像克罗斯兰德和杰那样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持乐观态度。无论确切日期如何，可以绝对肯定的是，战后空前繁荣之后必然会有一段灾难性的衰退期，这必然会对工人运动中实力大增的队伍的政治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Table 1: 美国的经济活动1857-1949

高峰1857年6月　60年10月　65年4月　69年6月　
谷底　58年12月　61年6月　67年12月　70年12月
高峰73年10月　82年3月　87年3月　90年7月　
谷底　Mon? 79　85年5月　88年4月　91年5月
高峰93年1月　95年12月　99年6月　02年9月　
谷底　94年6月　97年6月　1900年12月　04年8月
高峰07年5月　10年1月　13年1月　18年8月　
谷底　08年6月　12年1月　14年12月　19年4月
高峰20年1月　23年5月　26年十月　29年6月　
谷底　21年7月　24年7月　27年11月　33年3月
高峰37年5月　45年2月　48年11月　　　
谷底　38年6月　45年10月　49年10月　　

Table 2: 英国的最终需求分配

　19381948 1949-511952-54 1955-571957
消费者0.6720.612 0.5770.5560.547 0.542
公共权力12.812.7 13.21513.9 13.7
资本形成1011.8 11.612.114.1 14.7
出口1114.4 17.517.317.3 17.3

　　 注释
　　(1)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共体或共同市场）成立于1957年。“外七国”（Outer 7）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1960年成立，与欧共体遥相呼应。英国在加入欧共体之前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四分五裂。北方建立了斯大林主义政权，南方建立了美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政权。两个政权之间的朝鲜战争持续时间是1950-53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16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的领导下向南方派遣了军队，而中国则支持北方。战争期间，约有500万人丧生。



[1] 外七国指的是没有加入欧洲共同体的七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