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小组在过去的六个月内不幸发生了由拉尔夫·李主导的分裂，结果后者在没有任何原则性理由的情况下成立了另一个集团（工人国际新闻）。这只能带来混乱和士气低落——由于这两个团体都是专门在工党内工作，所以就更会如此。与此同时，利物浦支部也以机会主义的理由退出了战斗派。他们想仅仅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国际联系的左翼在工党内工作。」

　　「我们对不负责任的分裂进行了强有力的讨伐，并明确表示，国际会议将取消多团体的可能性，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支部。」

　　「拉尔夫·李集团约有30多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与战斗小组领导层的有着个人层面上的对立，并制造了非常毒害的气氛。他们企图阻挠统一，但在统一会议上遭到无情的打击，队伍严重动摇。他们的态度受到国际大会的谴责。」

　　「沙赫特曼在访问英国期间，也与这批人进行了会谈。他的意见与我的意见相同，即他们必须服从国际决定，加入统一的英国分部，否则就会分裂。英国支部只需对这个集团采取坚定而坚决的立场，决不承认其正当性。」

　　「可惜，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英国同志们，唉，都是绅士。他们不习惯我们『粗暴』（即布尔什维克）地对待闹分裂团体的方式。不过，我想他们从我们的访问中学到了一些东西，至少他们说他们学到了。」

　　「我不会试图预言英国统一试验的结果。摩擦无疑是存在的，更糟糕的是，在观念上无疑存在着分歧。詹姆士集团的一些成员还在从菲尔德-奥勒（Field-Oehler）的观点出发，对法国转向进行质疑。」^[1]

　　「大不列颠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最初干部，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接受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和原则，但并没有试图把这些思想具体化，并把它们应用于英国运动。在早期的会议中，培养了小资产阶级讨论圈的精神。没有真正尝试让青年成员和同情者了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官僚主义在国内或国际上的理论差异，也没有了解左翼反对派的纲领。领导层在训练年轻份子或进行任何决定性的政治行动方面表现出最大的无能。」

　　「在左翼反对派重新加入共产党的运动时期，一批松散的个人集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因为在这个国家，这使他们能够以「批判者」的身份公开露面，同时又没有任何真正的纲领约束他们。然而，当斯大林主义者在德国事件上做的背叛促使左翼反对派认为对共产国际的改革已不可能，而采取面向新的第四国际的观点时，英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基本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当时给英国同志的指示是把中派组织作为主要工作领域。托洛茨基同志制定的这一观点，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英国托派完全没有能力执行这一策略，结果导致了失败。这种向中派的转变标志着一系列分裂的第一次。由无法为一个统一的机建构行事，反对派分裂了 ，一个组织进入了 独立工党，另一个组织起初仍然独立工作 ，后来进入了工党 。这种最初的分裂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彻底讨论或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各派系的路线与各人的个人联盟平行。

　　「从1934年到1938年，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分裂。政治路线通常不是根本性的，而是在战术问题上，而战术问题又被上升到不可改变的原则。这些派别的特点是有一个核心，一般来说，它是根据个人的隶属关系而分裂的。少数留在这些派别边缘的人——主要是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新份子——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团体转到另一个团体，寻求领导。」

　　「法国党转向社会党和美国奥勒派在加入社会党问题上的分裂，为各派创造了新的基础。『布尔什维克党独立』的『原则』成为新的和『更高的』政治讨论形式的中心。」

　　「在这一整个时期，国际书记处对英国运动的真实情况——它的力量、它所开展的工作形式、它在工人中的支持，以及它活动的每一个其他方面——完全不了解。国际书记处与英国运动之间的松散联系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便利。」

　　「演变和消失的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数不胜数。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马克思主义同盟、马克思主义小组、战斗小组、切尔西行动小组、革命社会主义同盟、统一革命社会主义同盟、战斗劳工同盟、革命工人同盟、工人国际同盟——仅在伦敦地区就有这些组织，其他各省也不时出现。」

　　「到1938年9月，在伦敦地区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团体：（给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的名字是为了确定他们的身份，因为后来他们的名字有所改变）。革命社会主义同盟（詹姆斯、邓肯、莱恩——威克斯、杜瓦尔），马克思主义同盟（威克斯、杜瓦尔）刚刚在独立战术的基础上与革命社会主义同盟达成统一。战斗小组（哈伯、杰克逊），它是工党的一个打入组织。工人国际联盟（李、格兰特、哈斯顿）——工党内的一个打入派团体。」

　　「还存在着爱丁堡革命社会党，该党正在向第四国际靠拢，并准备在独立战术的基础上影响与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统一。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梅特兰（Maitland）和泰特（Tait）。」

　　「每年有时一年两次召开『团结』会议，但没有任何认真的准备或打算。那些已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继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工作、不时退出运动的软弱份子出现在台上，并在『讨论』中起主导作用。每年越来越明显的是，旧份子之间的真正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领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抵制任何对他们地位的侵犯，最重要的是，因为缺乏真正的阶级和阶层。显然，只有在共同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在共同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统一合并。」

　　「正如我们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目前的战争是上次战争的继续。但延续并不意味着重复。一般说来，延续意味着发展、深化、尖锐化。我们的政策，革命无产阶级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是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主要是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政策的延续。但是，延续并不意味着重复。在这种情况下，延续也意味着一种发展、一种深化和一种磨砺。1914年我们是措手不及的。」

　　「在上次战争中，不仅整个无产阶级，还有它的先锋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先锋队的先锋队也被打得措手不及。对战争的革命政策原则的阐述，是在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军事机器实行无限统治的时候开始的。战争爆发一年后，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革命的少数派仍不得不迁就中派的多数派。在二月革命之前乃至之后，革命份子都觉得自己不是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极左的反对派。甚至列宁也把社会主义革命归入了一个多少有些遥远的未来…」

　　「1915年，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发动的革命战争。但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历史观的问题，而不是明天的任务。革命派的注意力集中在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问题上。革命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纯粹的否定回答可以作为宣传和培训干部的基础，但它不能赢来不愿被外国军队征服的群众。」

　　「在战争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五分之四，即占参加政治生活（报纸、选举等）的工人的五分之一。二月革命后，无限的统治权转到了保卫派、孟什维克和苏维埃的手中。诚然，布尔什维克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征服了绝大多数工人。但在这次征服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也只有靠这个革命的口号！批判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放弃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的，都不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征服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去…」^[3]。

　　「一时之间，没有时间提出异议或责难。敦刻尔克之后，所有重要行业的工人都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在所有的时间工作——往往比合理的工作时间多得多。渐渐地，一些秩序被引入了工业战争的组织中。空袭善后服务（The ARP services）被热情地执行了，通常是由那些在救援中度过夜晚后又回去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执行的。当战争大臣要求15万名志愿者充当『伞兵守望』来严防德国伞兵部队时，有75万人加入了后来的国土警卫队（Home Guard）。」^[4]。

　　「英国工人希望看到真正结束一切形式的希特勒主义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他们希望在反对这些罪恶的共同斗争中赢得欧洲各国人民的支持。他们希望看到苏联给予充分的真正的援助，使它免于毁灭，并使它能够恢复和重建已经失去的一切。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联合战略』，使这些任务得以完成，并带来真正民主和持久的和平。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仍然掌舵，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只有当工人采取有效措施反对帝国主义时，这些目标才能成为现实，即从言语领域转为行动领域。这种措施必然包括：立即给予印度和殖民地以自由，在工人控制下将银行和一切重工业及军备工业收归国有；由士兵选举军官，将武装部队并入武装人民。只有采取了这些措施，英国的战争才会转变为真正为民族解放和保卫苏联而进行的战争。只有工人的政府才能采取这种措施。只有工人的政府才能为真正的『全球性质的统一战略』奠定基础。因为唯一能跨越国界和大陆障碍的力量，就是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社会主义呼唤报》，1942年11月）。

　　「我们决定派拉尔夫·李和泰德·格兰特去制作报纸，并对我们派过去的那批人进行培训，为此我们决定派四、六个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去爱尔兰。」哈斯顿回忆说：「在这种情况下，拉尔夫·李决定不去了，我们认为泰德一个人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我被派去代替李和格兰特领导去爱尔兰的小组。」

　　「我们忠实地遵循着打入主义路线。我们与都柏林的爱尔兰工党左翼有联系。我们的主要联系人是诺拉·康诺利·奥布赖恩，她是詹姆斯·康诺利的女儿，也是我们当时最好的联系人之一，当我们饥肠辘辘时，她不时地给我们提供食物。」

　　「同时，我们与爱尔兰共和军中相当活跃的年轻人进行了接触。在都柏林共和军中，领导层往往是右翼，因为年轻人往往是社会主义或工党取向的，我们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使其中一些人加入了托洛茨基运动。我们把他们作为一个派别留在爱尔兰共和军中，直到他们最后被赶走，但这也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

　　「获得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然而，运用正确的战术，可以帮助融入到工人队伍中去，并以此加快取得领导权的进程；战术上的错误，会使革命政党陷入不健全和孤立的境地，并使其干部的精力耗费在毫无结果的活动中。随着工人运动的每一次转变，革命家在战术上的任务就会改变，并承担新的重点。这一点对工人国际联盟来说尤其如此。正因为它缺乏历史背景，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缺乏支持，以及它在干部构成上的年轻化以及缺乏经验，所以它不得不从外部对劳工组织进行冲击。但是就是在这点上，我们的弱点使我们可以采取非常机灵的策略，而迅速变化的事件认为有必要在有需要时时对其进行回顾。」

　　「然而，组织策略的改变总是在革命组织的队伍中引起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产生于对政治形势的评估；这些分歧也产生于由于既定的常规，以及不愿意在一个时期内改变自己的习惯而产生的保守主义；这些分歧也产生于真正的政治分歧，从极左的宗派主义到中派的投降。这些分歧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前提，有必要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回顾我们过去的策略。我们的组织从成立之时起，就采取了加入工党的策略。在我们提交给1938年合并会议的命名为《英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任务》的文件中，这一立场被概括为『全力以赴进攻』的口号。在这里，我们提出要把我们党员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工党。」

　　「我们的论点很简单：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我们干部的孤立状态；这只有通过进入群众组织才能做到。英国工人将会进入，而且正在进入激进化的新阶段。虽然被推迟了，但这个运动将比欧洲大陆工人运动更加革命性。工人阶级的主流将遵循历史的规律，并穿越过工党。左派提出『独立组织』和公开性执政党的原则，自愿地把我们的同志从群众组织中孤立出来，在这个阶段是罪不可赦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时期内正确地工作，把自己深入到群众组织中去，当情势的摆荡来临时，我们就会在工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将在激进化过程中进入的工人中拥有一个基础；这时，我们将打破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收获一连贯的党内工作成果；这时，我们就可以角逐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客观地来看，形势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实现。战争贯穿了工人的运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迫修改我们的思路。」

　　「那段时间的收获是什么？ 要从那次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 这是现在必须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执行我们自己的策略；相反，我们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一策略。《工人国际新闻》和第四国际主义文件的出版，以及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研究会的运行，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轴。《社会主义青年》，在最初的阶段试图以打入主义战术为基础。但当斯大林主义者与工青团决裂，只留下一个组织的躯壳时，《社会主义青年》就越来越成为一个公开的宣传主义刊物，最后演变成《社会主义呼唤报》。对工党投入的每一盎司精力，就有10盎司投入到第四国际的直接公开工作中。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允许工党的工作干扰我们的公开工作。而我们正是从公开的领域中招募了大部分的新生成员加入工人国际联盟。虽然我们确实从工党那里取得了一些组织上的收获，但我们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成功地嵌入工党的结构中。从我们所接受的战术的更广泛方面来看，我们根本没有收获。我们早期的干部中没有一个人占据领导地位，从而影响任何地区的地方工党。此外，我们从来没有代表参加工党全国会议，在那里我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策略完全失败了。然而，我们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其总体基础仍然是正确的。工人们还没有与工党决裂，还将转向工党。这就是我们提出工党要夺取政权的过渡性口号的背景。」

　　「我们『转向工党』的主要成就在于方法和展望的方面。它是在我们的成员中造成了一种种认真态度的原因，而这种态度即是我们必须与工人在一起，我们不能孤立自己，不能犯过去极左派的错误。它使这个团体反对无用的宗派主义，多年以来这种宗派主义使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脉相隔开来。」

　　「18个月前，我们在党的宪章草案中用政党的概念代替了集团的概念。这样做是为了打破我们组织中弥漫的半密谋主义的气氛，这种气氛是打入主义战术的后遗症，也是为了打破我们对当战争爆发时，将会发生镇压的错误估计，这种估计导致了组织为准备『非法型态』而采取的行动。这也反映了组织从一个地方组织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组织，并符合扩大和协调我们活动范围的需要… 。」

　　「但是，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是不够的。昨天所有反对极左派的论点在今天一样适用。虽然有必要在独立的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并围绕一个宣传团体，在工人面前提出我们的政治趋势，但同时必须了解我们目前的力量对我们的『独立性』所施加的限制。」^[6]。

　　「我们对时代问题的政策，仍然是在列宁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反对。我们继续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但在资本主义衰落和解体的时代，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样，延续并不意味着仅仅是重复。在已经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的衰败和解体，已经在群众的革命尝试中、在法西斯主义中，以及现在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显露出来。过去时代的一切客观条件，使无产阶级对提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作出了反响。」

　　「与1914-1918年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干部已经接受了列宁主义对待帝国主义战争方法的训练和教育。社会民主党人和斯大林派的社会沙文主义，是托洛茨基派早就预料到的。社会沙文主义在理论上的揭露，对于今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在列宁主义式的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和打造我们的党，尤其是在战争这个根本问题上。」

　　「正如托洛茨基曾经指出的，战争和革命是对一切组织政策的根本考验。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延续了列宁主义的传统。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重复一些短语和观念，不管这些短语和观念多么正确。否则列宁就不可能发展和深化由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概念。托洛茨基也不可能提出不断革命论。如果革命家所需要的只是永无休止地重复一些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导师那里摘取的短语和口号，那么革命的问题就真的很简单了。大不列颠社会党将是超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无可救药的宗派主义者。正如托洛茨基对极左派的评价：每个宗派份子都将是一个战略大师。」

　　「归根结底，马克思本人从理论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后继者的任务，根本不是鹦鹉学舌地重复几个半消化的观点，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正确地应用于特定时期提出的问题和任务。现在要对待战争问题，不仅要从列宁对它的理论定义出发，而且要从赢得群众拥护列宁主义旗帜的任务出发。在过去的一个时代里，第四国际的干部都受到了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我们从列宁建立的原则基础上看待战争，但现在是从一个更发达的角度去看待。我们不是仅仅从分析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性质的角度进行宣传，而是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保卫无产阶级祖国的角度进行宣传。」

　　「托洛茨基是如此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提出一个纯粹抽象的和平主义立场是加倍愚蠢的原因；群众的感觉是必须保卫自己。我们必须说：罗斯福（或威尔基）说有必要保卫国家。这很好，只是必须是我们的国家，而不是六十富豪大户及其华尔街的国家。』 （《美国问题》1940年8月7日）」

　　「只有无可救药的形式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动力，才会从中看到沙文主义的偏离或对列宁主义的抛弃。我们的时代是战争和革命、军国主义和超级军国主义的时代。革命党的政策和方针必须与这个时代相对应。战争是对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罪行的可怕报应。它是由于工人领导层中的叛徒挫败了群众朝着社会主义革命方向奋斗的这个事实而来。它反映了帝国主义所处的死胡同，也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成熟度以及过度成熟。」

　　「上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体现了这一事实，即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一客观事实迅速导致了工人群众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权力问题的主观立场的成熟。过去一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件，使工人阶级产生了沮丧和茫然的心理。他们忧虑和恐惧地看待第二次血洗的到来，在这次血洗中，他们将只期待痛苦和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从一开始，在英国工人中，特别是在工党工人中，就没有对德国人民的仇恨。即使在群众政治意识远不如英国的美国，在最近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在战后的责任和惩罚问题上，也把德国人民和纳粹区分开来。这一点，尽管资产阶级进行了种种宣传。如果说美国的情况是这样，那么英国的情况则要真实一百倍。」

　　「然而完全正确的是，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中，群众对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一种不明确但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是，恕我直言，对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人来说，这种仇恨不是反动的和沙文主义的，而是来自于健全的阶级本能。诚然，它正被资产阶级和劳工走狗滥用和歪曲，以达到反动的帝国主义目的。但是，革命家的任务就在于分清楚，什么是进步的，什么是反动的态度：把工人们从滥用这些进步情绪的斯大林主义和工党领袖那里争取过来。而除了托洛茨基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所规划的，在战争问题上把工人和剥削者分开的方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英国帝国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使群众对革命家提出的权力问题做出反响；对哪个阶级掌握权力的问题做出了反响。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从这个角度提出来。我们对战争的立场不再仅仅是反对政策，而是由我们所处的时代，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权力的竞争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接近工人阶级的方法。在书面上、在抽象的意义上，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接受《过渡纲领》作为我们在当前时期工作的基础。托洛茨基指出，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日常工作通过我们的过渡要求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这适用于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世界陷入战争，丝毫不要求我们从这一立场上退却，相反地，却使这一立场具有更大的紧迫性。但是，构成《过渡纲领》的基础，并决定我们所有活动家战略方向的同一理论概念，也构成当前时代面对战争的战略态度的基础。」

　　「战争是当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夺取政权的纲领，必须建立在普遍的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条件下，而不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对于这种不幸的历史偏差，我们可以和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同志们表示同情。但可惜我们太软弱了，不能推翻帝国主义，现在必须付出代价。对第四国际的干部进行社会爱国主义和斯大林沙文主义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其对战争的关系的教育是必要的（当然现在仍然是必要的）。在英国的左翼中，有谁像西尔这样积极地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呢？ 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过渡纲领》，如果说它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它不仅是从今天群众的意识中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桥梁，而且是孤立的革命家走向群众的桥梁。」

　　「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相信自己的立场比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优越。它自我安慰说，它坚持列宁在最后一场斗争中的立场。这将是非常好的……如果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理解了列宁的立场。然而，对于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者来说，我们的起点（即使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正确地解释了列宁的理念，但它没有）是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领导层的终点！我们从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下一个社会革命时期即将到来的角度，来处理战争问题。英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工人一样，不想被希特勒征服，对于那些说『让我们制定和平纲领』的人，工人们会回答说：『但是希特勒不想制定和平纲领。』因此我们说：我们将用一支有工人军官的工人军队和一个工人政府等等来保卫美国（或英国）。（托洛茨基，同上）」

　　「托洛茨基的这番话，通篇浸透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它在毫不妥协地保持对资产阶级的反对的同时，对基层工人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头脑中的问题表示同情和理解。我们不再停留在必须对先锋队进行战争性质的教育以及拒绝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的教育上，而是要为夺取政权和保卫无产阶级祖国而去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8]

　　「把打入主义的策略变成一种迷信，把它变成一种凌驾于时间和地点之上的神秘原则，有时会使革命社会主义联盟陷入奇妙的境地。例如，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坚持『批判性地』支持工党候选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独立工党反战候选人。由于工党与保守党的联合，他们这些有原则的、顽固不化的革命家通过这一立场发现自己处于批判地支持国民政府的地位！投给工党候选人的票，只能被解释为投给政府的票，从而支持战争。因此，他们在战争问题上把自己置于一个彻底的机会主义立场。」（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工人国际联盟对斯大林主义和独立工党的反战候选人给予了批评性的支持；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和平主义的候选人，正如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在1942年7月7日的一封信中谎称的那样）。

　　「打入主义的主要思想 ，即在特定情况下在单一领域行动的必要性，在我们1938年的文件中，用军事术语概括为：『在攻击点全力以赴』。这样一摆，形势和任务就更清楚了。革命社会主义联盟没有从这个角度向工人国际联盟提出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全力攻坚』工党？ 因为它会提出这样的回答：在战争中把军队集中在没有战果的战线上是荒谬的。今天的『攻击点』是工业领域。但采取游击战术，可以取得有利的结果。由于事态的发展，我们面前出现了各方面的巨大工作机会——工会、独立工党、工厂、工厂代表运动，甚至…是工党本身。」

　　「如果把工作集中在工党内部…现阶段最不重要的领域，那就是自杀。在政治上，就像在战争中一样，一个指挥官如果不能在力量关系发生变化时，对他的部下的战略和战术部署作出必要的改变，就会使他的军队走向失败。革命社会主义联盟的指挥官就是这样的人。」^[9]

　　「英国有一群人伪装成社会主义者，以掩盖他们的法西斯主义活动」温莱特说：「他们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你听说过第五纵队吧。托洛茨基派是他们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盟友和代理人… 政府的英国国民军已经学会了一种对付敌人伞兵和间谍的快速方法。你必须训练自己去围捕这些其他更狡猾的敌人，希特勒依靠他们在英国为他做事。这本书是一本简单的训练手册。它将向你解释希特勒在你的工厂里发动的新奇战术。」

　　「第一：记住，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第二：揭露你所接触到的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向其他人展示他的思想的走向。像对待一个公开的纳粹份子一样对待他。第三：与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作斗争，他使自己进入了领导权威的位置，无论是在你的工会支部、地方工党还是合作社。揭露他，确定他有被揪出来。」

　　「克劳德上尉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莫里森先生，对于在约克郡矿工中散发颠覆性的文学作品，他建议采取什么行动。」据报导：「共产党员加拉格尔先生面无表情地问莫里森先生是否会调查《工人日报》会产生什么影响。莫里森先生说：『我请尊贵的朋友不要太热衷于镇压。这个组织只是在推行与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在前段时间所推行的相同的政治政策。』这番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每日电讯报》，1942年7月17日）。

　　「欧内斯特·贝文自然越来越警惕地注视着这场罢工运动。在其他行业，在工程学徒和煤气工人中也发生了一些其他较小的非正式罢工。报纸报导说，拒绝接受全力支持战争意图的共产主义路线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团伙，是煽动者之一。贝文后来说，国家正生活在火山的边缘，这可能会影响到三百万工人。4月5日，他出席了一个午餐会，在会上他强调了危险——但主要是矿区的危险。他说，约克郡煤田的停工，比谢菲尔德被炸的情况更糟糕。那天上午他出席了内阁会议，而那天下午他在工联总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发言。他对他们说，由于罢工的结果，在他看来，这些罢工是由有关行业以外的人煽动的，全国一些主要行业正在形成一种瘫痪状态。根据现行法律，他无权处理煽动罢工的问题。这是他必须拥有的权力。」^[10]

　　「这次工人国际联盟第一次全国会议，是在英国资产阶级目前的战争政治强加给我们的半合法条件下召开的，我们向国际书记处致意，表示我们对国际书记处的声援，并通过国际书记处向全世界第四国际的所有部门表示声援。在向你致意时，我们再次以我们成员的一致表决，表示希望被承认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

　　「1938年的第四国际会议拒绝了工人国际联盟（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团体）要求被接受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正式支部，或被承认为一个同情支部的呼吁。当时会议的这一决定是基于对英国运动以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完全不正确的估计。会议把自己的信任寄托在C. L. R. 詹姆斯、梅特兰和泰特、杰克逊和哈伯手中的『统一的革命社会主义联盟』。今天，这个『统一的』组织已经分裂成不下五个碎片；C. L. R. 詹姆斯现在与伯纳姆-沙赫特曼等修正主义者走在一起（他的偏差在1937年就已经被我们工人国际联盟的同志们注意到了）；梅特兰和泰特以『道德理由』为由，采取了『良心反对者』的立场拒绝进入英军基层，果断地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裂；杰克逊和哈伯几乎完全从革命工人的政治视野中消失了。同时，尽管失去了因病返回南非的拉尔夫·李同志，而且与会议上关于工人国际联盟将分裂成碎片并在泥潭中结束的预测相反，工人国际联盟吸引了我们在英国的所有真正战斗性趋势加入到它的队伍中来，并在今天作为第四国际在英国工人阶级中唯一有发言权的代表而存在。」

　　「该声明记录了一个事实，即革命社会主义联盟已经「名存实亡」。它的最后一期报纸《战斗报》是在一年多以前出版的。它没有出版任何出版物。它没有举行任何会议，也没有开展任何讨论。名义上它保留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的地位，实际上它已经完全崩溃了』。」「与此相反，工人国际联盟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前进。我们编写了我们国际运动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并出售了数千份。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组织的雏形已经形成。我们队伍中的战斗派在全国许多地方的工人斗争中起着领导作用——在工会和工厂代表运动中，特别是在重工业中，工人阶级的大会上都能听到我们同志的声音。这是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新特点。我们的出版物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经常出现，今天它们是英国托洛茨基主义公认的出版物。」

　　「在英国，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需要对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采取正确的政策，这对一个年轻的革命党来说是必要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组织就注定要在宗派的孤立中消沈。尤其是在今天，当工人们开始骚动和觉醒的时候——从1931年工党失败后的工业界相对『和平』的时期，以及当整个工人阶级的观点正在发生转变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工人阶级的这种觉醒，表现在过去落后的地区发生的罢工次数上，这些地区在战前只是部分地组织起来了。从贝特斯汉格煤矿开始，矿工的骚乱——一向是英国工人情绪的晴雨表——在一个又一个煤田发生了罢工。码头工人、铁路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目前，所有这些罢工都只限于局部规模。但是，这些罢工是对即将到来的火山爆发发出警告的第一声响。」

　　「资产阶级和工党官僚机构正惊恐地注视着工人之中这些不满的迹象，不得不退缩和妥协。他们害怕由于过于顽固的反对，可能会释放出工人阶级那无法遏止的力量。然而，这个过程是以矛盾的方式发展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南威尔士和克莱德赛德的高度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出现了可怕的不满情绪，但在这些传统的风暴中心却没有发生大的运动。其原因并不是工人们不愿意战斗。而是斯大林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工厂代表和主要战斗派的抑制。毫无疑问地，如果不是这个特点，克莱德赛德已经会发生总罢工，至少在造船工人中会发生。如果斯大林一直奉行『人民阵线』时期的伪左路线，他们今天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处于群众运动的头顶。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很可能会在每一个工业界的工会中收获阶级中的战斗派。但是，希特勒攻打俄国后，党的路线的改变，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真面目：共产党已经站出来，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要破坏罢工的力量。」

　　「这给第四国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必须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必须再次强调——面对工厂、工会、工厂委员会！」

　　「我们有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我们的影响力和数量得到空前增长。今天的问题主要是为迅速增长和扩大影响来准备其基础。工人国际联盟将随着左翼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必须像我们已经在做的那样，急剧地、自觉地与过去的心理和观点决裂。过去最困难的时期是——孤立的成员和群众的敌视或冷漠。我们能影响的大运动、大事件是当务之急。我们的组织决不能被事件的发展搞得措手不及。」

　　「趋势成员们必须有系统地面对工人，深入群众。最重要的是，必须将第四国际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趋势，展现在工人群众面前。」

　　「组织有必要批判地正视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领导和组织落后于事件的发展。客观上，条件正在发展，而且已经发展了，这使我们的组织得到最迅速、最有利的发展和巩固。但基本的薄弱环节在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干部。成员大部分是年轻的、没有经过培训、缺乏理论教育。组织的影响力虽然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大部分还是保持着过去的思维习惯和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宣传小组而不是作为群众鼓动者的心态。过去一个时期的小组的困难和任务，仍然体现在思想和工作上。在新的观点的基础上，必须与过去急剧决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组织能否面对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问题，将取决于领导层和成员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地以这些观点为基础，并在组织的日常工作中正视并落实这些观点。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在工厂的先进工人中，深深地扎下坚实的根基，成为一种政治趋势和组织，是该组织的基本任务。」

　　「英国局势的不相称，在于客观形势的成熟与我们组织的不成熟和薄弱之间缺乏关系。群众的迅速推动，导致组织按照西班牙革命中POUM的路线惊人地发展的前景，是植根于这种形势的。但是，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和可能性的范围时，我们才能实现。只有在这期间，在全国各地建立起革命干部的骨干队伍，我们才能顺应形势。这些革命干部将作为骨干，随着危机的发展，从新招募的新同志中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组织。」

　　「这些任务必须被完成。我们这个未经训练、未经考验的组织，至多在几年之内，就会被投入到革命的动荡中去。组织的问题、党的建设的问题，与群众的革命动员是并行不悖的。每个党员都必须提高自己的认识，认识到世界历史的钥匙就在我们手中。在英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当务之急——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找到通往广大群众的道路。」

　　「革命性的胆识可以成就一切。组织必须自觉地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看成是情势内的决定性因素。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将不乏把自己从一个小宗派转变为一个群众组织的可能性。」

　　「是的，我们在北非和意大利的确有一支胜利的军队。我们可以喊『第八军万岁！』，因为那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一位同志曾和一些人谈过，他们收到了第八军士兵的来信，表示他们完全不满意军内生活。我们知道在陆军、海军和其他部队发生的事件，从来没有报告过，我们也不可能报告。是我们的第八军在接受锤炼和考验，是为了改变世界的面貌而组织起来的。这同样适用于所有部队。」^[11]

　　「从根本上说，我作为战斗工人联合会书记的基本工作，就是让这些工人战士们相互保持联系。这是一个试图在工业内部建立起在共产党之外的一个政治选择基地的问题。这就是它的真正含义。积极地推动托洛茨基主义思想，支持工人阶级真正的战斗份子活动，这一点并不隐瞒。比如人们经常提到的这次巴洛罢工，战斗工人联合会就通过发通告要求支持等方式协助组织罢工，并为罢工筹集了相当多的资金。在那个年代，募集到了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但那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这就是工人们获得援助的问题，保持联系、工人们在哪里需要援助等等，当然也一直在为我们的观点争论。这就是这一切的实际意义。战斗工人联合会最大的活动是参与了1944年的泰恩赛德学徒罢工。」^[12]

　　「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参加了1941年8月和1943年7月格拉斯哥劳斯莱斯飞机厂的罢工、1943年6月巴恩博皇家军械厂的罢工，和1943年5月约克郡运输公司的罢工，但他们的活动一直是为罢工领导人提供建议和鼓励，而不是挑起罢工。」

　　「现在可以看到，不仅是斗争范围的扩大，而且是斗争性质的普遍转变。以前卷入纠纷的工人是孤立的，而对泰恩河上的海王星发动机厂给予全国范围的支持，南约克郡和南威尔士煤田的矿工对最近影响到特定地区单个矿场的纠纷的声援，或者诺丁汉郡23000名矿工对一个小伙子被监禁的罢工——这些都表明工人们正在团结一致地建立阵线。但是，特别是诺丁汉郡的罢工，表明了斗争所具有的政治性质。」

　　「工人们已经意识到必须与其他地区的工人联系起来，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作为这些纠纷的指导中心而成立的委员会还不是苏维埃，但它们指出了工人通过地方领导人的努力，将来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战斗委员会或苏维埃的中心。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革命社会主义者在工业领域的主要策略，必须是推动产业工人自觉地提高终结劳资之间停战的必要性。」

　　「在英国的工厂、矿井和运输业中，发生巨大爆炸的一切客观条件正在成熟。从已经发生的斗争中产生的领导权问题，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内越来越尖锐地提出来。工人们已经了解到，每当他们被迫站起来抗争的时候，工党和工会的领导层，连同共产党和全国工厂代表委员会，都抛弃了他们，实际上，这些人每一次都在破坏他们的斗争。」

　　「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性的决定是在建立第二条战线的最关键时刻作出的。为了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非常需要这个战线；但是西方反动派（他们也相信约瑟夫·戈培尔关于共产国际的谎言）却在阻挠这个战线。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解散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留下的良好印象，非常果断地打破了这个致命的僵局。只是在几个月以后（1943年11-12月），才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决定了第二战线的日期。」^[15]

　　「斯大林与已经充满尸臭的共产国际所实行的策略在纳粹进攻苏联后完全被摧毁。共产国际必须再一次向右转，将自己纳为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擦鞋垫。但是随着斯大林对美英帝国主义的逐渐依赖，来自资本主义『盟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美帝国主义特别要求苏联解散共产国际，以保证希特勒被打败后欧洲不会出现一场社会革命。」

　　「旷日持久的伪装已经结束。斯大林已经解散了堕落的共产国际。他藉由此举宣布他会在世界革命爆发时站到资本家一边。但是帝国主义者们并不了解他们强迫斯大林作出这个交易后会带来的后果。它们无法阻止世界各地新革命的到来。在其开始腐化不到二十年内，共产国际破坏了许多国家内爆发的有利革命情势。未来几十年内，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我们也将目睹数次革命情势。就连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风雨岁月，比较于接下来的年代，也只能算是儿戏。在这样充斥着风暴和动荡的局势下，世界革命的工具也会再次被淬炼出来。过去几十年内除了俄国以外的工人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和领导。共产国际在1917-1923年之间的辉煌岁月将重见天日。在国际工人阶级学习新的教训，认识过去丰富经验和立足于布尔什维克传统上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将能再一次导引劳苦大众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