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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摘录）
〔荷〕弗·梯歇尔曼
1974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五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
编者按：马林，即亨克·斯内夫利特（1883—1942）是共产国际和荷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1919—1923年间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工作，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建党初期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他也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本书是他的简要传记，原文是荷兰文，1974年出版；1978年西德波洪出版了由K.维努布斯特和S.施密特-拉德曼翻译的德文本。我们根据德文本将该书的《共产国际内的讨论人《中国》两章及《与共产国际决裂》一章的一小部分译出发表，供研究共产国际历史和中共党史的工作需参考。书中涉及中共历史的材料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核对，使用时请注意。
共产国际内的讨论
一方面，欧洲工人运动的衰落，尤其是德国没有发生决定性的突破，另一方面，一些亚洲国家出现了民族革命运动的骚乱，这些都加强了国际革命运动对东方的关注。处于孤立状态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尤其如此。这一方面的最初迹象表现在新的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后来，约在1920年，共产国际也照这样办了。1920年7月和8月，斯内夫利特以马林的名字同怀恩科普和万-列文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同时他也代表三宝垄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即后来的印尼共产党）和伊斯兰教联盟。大概是根据列宁的建议，斯内夫利特被任命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1]这使他有可能为制定不发达世界的共产主义战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一个相当新的天地，这方面的问题人们还不能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国际在1900年以后就已经从事这项工作，但总的说来仍然停留在决议上和限于进行某些学术性的辩论。
这是第一次研究殖民地问题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会上除了来自殖民地的参加者外，主要是俄国人介绍了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和与此有关的建立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方面积累的多少可以类比的经验。提纲也就是来自以列宁和罗易为代表的这两个阵营。这两者以十分不同的方式代表了一种新的更加“东方的”倾向，其目的是发挥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其他地区的革命潜力。列宁主张支持——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放运动以及同农民运动结成同盟；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建立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苏维埃。在1920年7月26日的演说中，他也曾指出，通过或许会出现的西方苏维埃政府的支援，有可能使落后国家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斗争一定要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分开。
罗易和斯内夫利特在对东方的重要性的评价上超过了列宁。他们倾向于把世界革命的重点放在这里，这也是由于考虑到殖民地在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但是，在如何使他们在东方的策略具体化方面，他们的设想是很不一样的。斯内夫利特完全赞同列宁原来那份提纲草案，即必须使所有的共产党都来支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解放运动。罗易和亚洲其他代表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否认有必要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他们显然已经预见到这方面包含的危险。列宁认为，整个农民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罗易则认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使无地的贫穷农民对资产阶级保持独立性；同样，它必须从一开始就领导整个群众运动，而且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也是如此。罗易举印度的情况为例，那里由于最近时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场新的农民和工人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是不受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控制的。
也有另一个西方派别反对亚洲的统一战线策略，这一派别拒绝同资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实行联合。塞拉蒂及其追随者的意见是，必须把无产阶级行动的重点放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上。在这两个反对派集团的压力下，列宁的提纲在提交委员会讨论的阶段作了某些修改。主要是用“民族革命解放运动”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提法。在最后的文本中，连“民族”这个限定词也取消了，只提“革命运动”。但这恐怕不能说是一个让步。列宁明确地肯定，任何一个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在不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也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者。在列宁的压力下，罗易在委员会中起草的提纲被大大削弱了。尽管如此，这个提纲的主要内容在许多方面却与列宁的截然不同，以偏向列宁的中间人面孔出现的斯内夫利特却故意忽视了这一事实。塞拉蒂拒绝支持斯内夫利特和占绝大多数的既赞同列宁提纲又赞同罗易提纲的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认为两个提纲都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被奴役的民族的真正解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才能实现，而不能通过同似乎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暂时的联盟去实现，这种联盟只能导致降低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讨论结束时取得的虚假的一致后来还带上了某种奇特的性质，因为罗易出于疏忽把原来激烈反对资产阶级的文本发表了。这种虚假的一致更加突出地表明，对提纲可作各种不同的解释。罗易的提纲很快就处于次要地位一这说明日益受俄国支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很不关心那种可以理解的对亚洲的统一战线策略提出的批评——，但是那种含糊不清的情况几乎没有因此有所减少。事实上整个讨论是很不明确和含糊不清的，而且通过的提纲，很快就不再能真正阻碍对亚洲资产阶级给以一种哪怕只是暂时的支持了，这肯定不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多数人的本意。事实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并存了一段时间，但是它们彼此不是截然分开的：一方面设想的是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前途，革命会蔓延到东方，随之那里就会越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另一方面设想的是西方革命遭到失败的前途，那时亚洲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阶段的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西方的革命低潮，旧的和新的俄国利益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压力和苏联的迅速官僚主义化在共产国际政策上所投下的浓重阴影，日益限制了在实践中作出不同解释的余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没有认识到，实际的历史发展已经使他们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术辩论的性质。
遍体鳞伤的苏维埃国家需要在与它处于敌对地位的世界中极其迅速地确定边界和找到可靠的盟国。俄国领导人认为，从现有的大国和政府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亚洲民族资产阶级那里，比从无产阶级那里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他们通过不同的、起初并不总是平行的轨道——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俄国的党、共产国际——和在不同的方面实现了这一企图。在土耳其和波斯，在这些极其重要的亚洲边界上，经过开始一段拖延之后，苏俄很早就支持了现有的政府，并没有考虑那里的年轻的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在印度这样纯粹的殖民地国家里，苏俄领导人的兴趣集中在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上面。但是在幅员广大、好几个权力中心互相角逐的半殖民地中国，他们在两个方面展开行动，起初同北京的由变化不定的“军阀”拚凑势力所控制的正式政府合作，稍后也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在广东的依附于军阀的对抗政府打交道。只有在认识到这个对抗政权是值得重视的时候，俄国的中国政策的重心才转移到南方，这是适应实际力量对比的做法，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服从了这种做法。
但是，所有这一切在1920年还是无法预料到的，同样无法预料到的是，斯内夫利特的一些政治见解与这一发展情况十分吻合，尽管斯内夫利特并不象俄国领导人那样关心苏俄的切身利益。长远起作用的革命考虑为恰当地认识上述过程（日益偏重国家利益、把国家和政党结合起来）制造了困难，何况人们对于这一过程也是毫无准备的。如果感情用事地把苏维埃国家和世界革命等同起来并从这一点出发看问题，那么实际上谁也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分，这就是：一方面，一个非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很不完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在外交上去适应现存的世界关系，另一方面，各国共产党又要实行革命的政策。实践家斯内夫利特对这一点是特别无能为力的。他感到，他的暂时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倾向是受到列宁的保护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批判性讨论对他的影响很小，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他甚至大肆宣传共产党人参加民族主义运动和采取积极的态度接近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
同时他基本上以他在爪哇从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工作的实际经验的解释者自命。在回到荷兰以后，他对伊斯兰教联盟的评价日益肯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斯内夫利特所知，伊斯兰教联盟变得日益激进的那种态度已使它的领导人遭到了迫害。《自由言论》（1917—1918）之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完全未对伊斯兰教领导人的软弱态度提出从前那样的尖锐批评，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一个有经验的读者却可以从《自由言论》的谨慎的评论中看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方面的必要的保留态度。当然，斯内夫利特仍旧是消息灵通的，因此他不得不在他从中国写给《自由言论》的《流亡者通信》（1921年9-10月）中肯定伊斯兰教联盟丧失作用及其领导人软弱无力。然而他在描绘伊斯兰教联盟及其同东印度共产主义联盟的关系时还是称颂备至，这从他刚回到荷兰时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就已经可以觉察出来了。
中国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斯内夫利特显然取得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其他领袖的信任。他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久以后，被派往远东执行任务。他要前往上海，对远东各国的运动进行调查研究，建立联系，并弄清楚在那里是否应当和可能建立一个管理该地区的办事机构。
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主张为远东和中东设立一个宣传局。1920年9月他在巴库参加了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没有积极进行活动，此后他从莫斯科回到荷兰。1921年初他在荷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使自己的驱逐令得到撤销。3月23日他向（荷属东印度）总督递上申请书。但是荷兰当局对他在苏俄的所作所为非常了解（据说他在居留中国期间也受到荷兰外交机构和英国租界当局的严密监视），因此比以前更加不愿意支持他的新的亚洲计划。斯内夫利特在途经新加坡时会见了巴尔斯和达尔索诺，并在上海（他在那里设立自己的总部）进一步同印尼共产党代表进行会晤。他及时地密切关心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直到1922年底一直同它保持良好的接触，但是由于交通困难，他本人的直接经验已经过时，他对民族主义抱着顽固的幻想，再加上其他原因，他越来越不能掌握那里的复杂的发展情况了。
他的最重要的任务是探索远东特别是中国的政治潜力。1921年他与他在上海的合作者俄国人尼可尔斯基一同被任命为伊尔库茨克的书记处成员，这个书记处是共产国际为中国、日本和朝鲜设立的东方局。这个书记处监督他在这一地区（那时还包括印尼、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工作。
在中国，随着“五四运动”等等展开了一场反对凡尔赛处理中国利益的方式（主要是偏袒日本）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特别是指向协约国列强、外国资本和军阀。这一运动经过几次挫折以后发展成1925-1927年的社会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1919-1921）的具体成果是：现代工人运动有了某种程度的萌芽，成立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社团，从而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基础。在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书记处代表维金斯基的提议下，这些社团于1920年改组成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是经过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准备工作，陈独秀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据张国泰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陈的《新青年》逐步转为小组的机关刊物。为了在工人、学校和工会等中进行工作，专门创办了一个刊物《劳动界，接着成立了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考虑到当时的成员复杂，我们对这里的“共产主义”一词应当理解得比较广泛一些。
1921年6月6日斯内夫利特到了上海，那时1919年的高潮已经减退。军阀和太上军阀的割据还在全盛时期。工人运动薄弱，1921年6月[2]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地下活动的萌芽阶段，这一情况使斯内夫利特很难找到能产生广泛影响的联系点。
列宁和其他俄国领袖早就以批判的态度表示对孙中山感到兴趣，但是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首先集中考虑北京政府。它之所以有可能这样做，是因为1920年期间，一个亲日本的、极端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集团垮台了，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已赢得促进中国统一和保护劳工声名的军阀吴佩孚在华北掌权。历届俄国公使优林、派克斯、越飞和加拉罕艰苦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4年达到了所渴望的目的：正式承认苏维埃俄国，容忍它在外蒙古的事实上的权力地位和它在满洲的中东铁路的权力。
吴佩孚是所谓直系的头子，这是根据北京所在的直隶省或河北省起名的，该省出了一些军阀。他可以很好地利用一切支持来反对华北铁路网中某些同他敌对的亲日集团。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同吴的良好关系在一个时期内（1922年）能够在铁路工人中开展相当规模的工会工作。[3]当他看到共产党的影响太大并且在河北爆发了几次反对英国企业的罢工时（直系军阀也同英国资本有密切关系）；吴的“进步性”减少了。他禁止十六个地区铁路工人俱乐部合并成京汉铁路总工会。此后在这条铁路线上爆发的抗议总罢工被他血腥镇压了（1923年2月7日）。三十五人死亡，伤者大大超过此数。这一事件标志了军阀开始对工人运动采取强硬态度。尽管发生了许多次同情罢工，但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在1923-24年的过早的衰退。这就使斯内夫利特十分渴望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人的亲密合作易于实现。
不能确定斯内夫利特是否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代表大会。很可能他仅仅出席了由于警察干扰而突然中断的第一次会议。不管怎样，在他于1921年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最初几次接触时，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完全同意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策略。当然也有一些集团对民族主义并不抱否定态度。在与吴佩孚联合之前，广东地区的共产党人已与那里的督军、军阀陈炯明进行合作，而孙中山和国民党是非常依靠陈的支持的。据张国焘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不得不严肃地要求广州支部的某些在1922年6月陈炯明举行政变后仍旧继续支持他的党员遵守纪律，甚至不得不将其中的一个开除出党。连斯内夫利特也曾有一个时期对这位“开明”军阀（当时是孙中山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十分尊敬，陈似乎力求在广东实行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并曾在1922年1月与斯内夫利特在广州谈过几次。但是党内多数人倾向于最大限度地保持党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并直接面向无产阶级，尽管暂时还不得不把重点放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上，他们固然愿意支持孙中山，但是不愿意把他的革命同自己的革命混淆起来。
共产党人通过工会工作和工人学校已经在华中和华北的工人中产生一些影响。与半合法的党大致同时成立了合法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它立即在开展现代工人运动和组织1921-1922年的各次大罢工中起了核心作用。1922年4月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有来自十二个城市的一百六十名代表出席，他们是拥有三十万会员的约一百个工会选出的。但斯内夫利特对1921年初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却评价不高，这个团体给他以某种宗派组织的印象。成立代表大会的十二个或十三个参加者代表七个地区小组，这些小组是由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分子组成的。斯内夫利特对形势的这一看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他抱很大怀疑态度，因此他确实不赞成立刻就成立共产国际的支部，而是赞成成立一个宣传小组。中国共产主义者却并不希望共产国际多加干涉。斯内夫利特有可能受到疏远，甚至受到抵制。据张国焘说，他们认为他相当傲慢。
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期望起初也不高。他认为爪哇的无产阶级比中国工人有更高的阶级觉悟。他认为在中国开展工人运动和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前景是十分有限的。斯内夫利特认为极其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几乎全是小土地所有者并且对政治漠不关心，因此也没有什么潜力。在这一方面他背离了列宁的总方向，但肯定同共产国际的多数领导人是一致的。
国民党并没有给他以强烈的印象，因为这个党是一个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各个集团的松散的混合体，而孙本人首先致力于通过与军阀结成不可靠的同盟来扩大军事力量。尽管如此，斯内夫利特仍努力争取同它密切合作。为此目的，从1921年末到1922年初，他在桂林同孙中山发生接触，在广州同国民党其他领袖发生接触。1921年12月10日，斯内夫利特离开上海到南方旅行三个月。他经过汉口和长沙（湖南省）到达广西省的桂林，孙把他准备北伐的军队集中在那里，这就是所谓“第一次北伐”。
这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同孙发生接触。维金斯基已在1920年秋天与孙谈过。外交事务人民委员契切林已几次给孙写过信（1918年8月1日；1920年10月31日；1921年8月28日），并在第二封信（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中建议建立贸易关系。孙中山并不反对。他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无论如何他是懂得重视苏俄的发展的。几年前他还曾相当天真地说过，中国将能通过一次土地改革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思想受到列宁的尖锐批判。斯内夫利特告诉孙关于俄国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消息，这使他感到放心，使他加强了认为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说，新经济政策同他自己的“民生主义”原则很接近，这一原则是他的政治体系中除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以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组成部分。他对同俄国联盟不太喜欢，因为他担心帝国主义的干涉。他认为只有当他在中国的力量在军事上、政治上得到巩固以后，中国和俄国才能作为盟友而解放亚洲。很可能斯内夫利特曾试图说服他相信，国民党必须扩大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得很好的、依靠几个阶级的中国人民的统一政党，而且以工人和农民为基础。不管孙对这一点是怎么考虑的，但他在当时过多地考虑他的军事计划，因此对于共产党人的友好尝试无法接受。唯一的成果是同苏俄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并且答应派他的一个最优秀的部下到俄国去，这就是蒋介石，他于1923年中赴莫斯科。斯内夫利特当时肯定除此之外还曾建议设立一所军官学校，这就是后来的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担任。
1922年初斯内夫利特开始认为合作的可能性比较有把握了。1922年1月爆发了省港海员大罢工，新的斗争浪潮和民族情绪的高涨开始了，这使他对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产生信任。国民党在南方的广东省工会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怀疑并使他相信，国民党在南方已经能够接近工人和士兵群众。他认为南方的群众比共产党影响较大的上海和华中的群众更加进步，在战略上更加重要。他在共产国际的理论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鼓吹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应当联合起来，推动整个运动进一步向左发展。这一战略同共产国际报刊上传统的仍旧相当消极的报道是相差很大的，更不必说它是大大违背红色工会国际的路线了。结果是，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在1923年底对此作出了极其尖锐的反应，加以纠正。象季诺维也夫、萨法罗夫、罗易这样的人所体现的共产国际传统的激进路线在远东革命和共产主义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1月21—27日召开）上还有强烈的表现。这次大会有斯内夫利特邀请的一些东亚国家的代表（包括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出席，它是“巴库”会议的继续。在大会上，国民党的代表陶某处境非常窘迫，但是大会的激进态度同俄国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某些做法早已同这一政策亦步亦趋）比起来实际上已经是落后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底召开）通过了同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运动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于东方说来，这一统一战线也已被扩大成一个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联合的“反帝统一战线”，这包括要对农民群众采取积极的态度。尽管有各方面的人不时表示出严肃的顾虑，罗易也接受了这一路线。
列宁1920年的提纲已把这一方向当作一种可能性考虑在内。由于西方革命运动进一步衰退和东方的斗争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且考虑到中国的潜在力量并没有被一直较小的共产党充分利用，共产国际执委会就愈来愈接近斯内夫利特的立场了。1922年2月，斯内夫利特被要求提出报告。三月底当他还在北京时，他大概已向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代表派克斯作了报告，后者那时正在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此后他于1922年4月24日乘船离开上海赴欧洲。1922年6月16日他在阿姆斯特丹就“俄国革命同东方各民族”这一题目发表了一次热情的演说，他在其中预计，国民党不能长久维持自己的过分严格的纪律。[4]7月他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起草了一个给1922年7月17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报告。据斯内夫利特说，国民党的成分是：部分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领导；侨居在海外殖民地的资本家，他们在财力上支持党，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党的领导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士兵、丧失阶级的分子，还有工人。他特别强调这一无产阶级成分的重要性，有一次甚至用了"工人党”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按照他的阶级分析，他所提出的是一个不存在支配阶级的多阶级政党的设想，一个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设想，这个党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党，也不是工人的党，他认为这样的党对于一个想争取工人的革命组织来说是理想的用武之地。尽管斯内夫利特没有注意到农民，但是他通过对作为统一战线基础的国民党的阶级分析。毕竟在某种意义上预先接触到后来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关于四个阶级联盟的设想，尽管差别还是很大的。斯内夫利特认为，为了能在南方开展工会工作，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对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明确肯定，国民党领袖们曾对他声称愿意为在他们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提供机会。他根据这一点，也许首先是在共产国际内部，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加入国民党，以便取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开展政治工作的可能性。在他赴莫斯科之前他似乎没有说出这一想法，很可能他是打算先在莫斯科争取共产国际执委会支持他的想法，以便后来凭借更高的权威来克服中共的反对。共产国际在1922年7月听从斯内夫利特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据维金斯基说，共产国际接受了他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却没有深入讨论其实际的后果。不管情况是怎样的，公开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1922年7月18日会议的简要报道没有提到加入国民党。斯内夫利特同中国共产党的宗派情绪进行了斗争，因为通过国民党与工人组织的合作，南方的形势对中共特别有利，而广州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希望这样的。斯内夫利特获得了如下的全权委托书：“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1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收到这一通知后必须立即移驻广州，并在与菲力普[5]同志密切联系下进行一切工作。共产国际远东局，1922年7月于莫斯科”，这一通知由维金斯基签署。
斯内夫利特在回到中国后肯定立即尝试把他自己关于统一战线和加入国民党的观点付诸行动。8月初他在杭州西湖召集了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部分地加入国民党并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谈判的政策，虽然有人表示反对。孙中山在两个月以前又一次不得不逃离广州，这是由于他原来的合作者陈炯明不赞成孙中山的北伐并举行了政变。孙中山处于困境，得不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因此愿意接受俄国的帮助。不过他对于与中共结成平等的同盟却不感兴趣。他坚持由他的在原则上包揽一切的国民党实行独裁，而他自己在这个党内又是独裁者。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成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并且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帮助实现民族革命，这是另一回事。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就曾对居领导地位的或者起这种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过，如果他们想参加革命，他们就必须成为国民党党员。他显然认为他的党是一个大的革命团体，他要把共产党人的小团体纳入其中，以阻止它分裂大的统一体。据说斯内夫利特在同孙中山讨论时也援引了他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作为论据。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后不久，就有第一批共产党员于8月在杭州加入了国民党。
在1922年11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一位中国代表[6]发言谈到加入民族革命政党的必要性，说这是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利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并且为了使共产党不致孤立。但杰出的共产国际领袖拉狄克却认为必须对中国同志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应当走出自己的书斋，去组织群众并同革命的资产阶级更好地进行联合。在1923年1月12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斯内夫利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终于正式批准了斯内夫利特所鼓吹的亚洲统一战线的“加入（国民党）形式的变种”。
这是同修改苏俄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的政治纲领同时发生的。1922年底北京的谈判重新进行时，越飞力求与孙发生接触，以便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1923年1月26日，孙和越飞很出人意外地宣布了一个相当广泛的协定：
1．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缺乏条件；
2．俄国准备根据1920年加拉罕声明关于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7]
3．孙同意，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只能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的协议进行改组；
4．苏俄决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8]
第一条在俄国关于协定的简要报道中被略去了。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某些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样否定共产主义目标不十分高兴。斯内夫利特同越飞和孙中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可能在这一方面起了中介和推动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多数党员刚刚同社会主义以前的旧思想观点决裂，很刻苦地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在原则上特别喜欢对资产阶级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和把工作集中在工人阶级方面，他们对孙中山及其信徒是不信任的。因此尽管斯内夫利特十分努力，仍旧需要花费一些精力和时间，尤其是凭借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压力，才能削弱中共的正统主义思想，使它同意加入国民党。[9]
1922年年中，斯内夫利特正在欧洲，中国共产党发表两个对统一战线有利的宣言。在第一个宣言中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的”同伙（首先是军阀）的斗争；第二个宣言强调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前的民主革命阶段中，工人应同小资产阶级合作。
宣言认为资产阶级处于这一联盟之外，而且还强调了阶级独立性。宣言表示对孙中山反对陈炯明的斗争要给予全力支持。
但是仅仅在1923年6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内夫利特才能凭借共产国际的全部势力作为后盾，并依靠以前的敌手陈独秀作为采取和解态度的调停人，真正贯彻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其内容是：资产阶级现在领导民族革命，弱小的无产阶级将在这一革命中担任左翼，除一些例外，中国共产党人将一致加入国民党，必须提高国民党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威信。代表大会的出发点是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新指示，这一指示由斯内夫利特提出，包含以下要点：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必须同反对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否定这一中心问题就意味着否认社会经济基础，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结合；领导权当然要由工人阶级的党掌握；共产党员有义务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并把工人组织成工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推动国民党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在国民党内必须竭尽全力反对孙中山和军阀（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和苏俄的敌人）联合。
张国焘回忆说，他在斯内夫利特的住宅里从由瞿秋白临时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看到了下列要点：
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
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据张国焘说，斯内夫利特倾向于把后两点放在次要地位，而中国的领导人恰恰想突出这两点。主要由于总书记陈独秀已在某种程度上让步——尽管是很不乐意地——斯内夫利特勉强取得了多数。双方票数相等，但陈的投票算两票。
第三次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认真加以考虑的大会，而斯内夫利特对这一问题是不大感兴趣的。从1922年9月起，中共党员彭湃已开始在军阀陈炯明统治的广东省的比较闭塞的海丰和陆丰地区组织农会。彭湃受到总书记陈独秀和广东省中共领导的支持。但是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主张动员农民，并且象国民党已在广东实行的那样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军事政权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彭湃的活动。毛起初支持斯内夫利特的主要对手张国焘，但后来赞成多数派，也就是说，大体上赞成斯内夫利特的纲领。接着他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受到斯内夫利特特别激烈的攻击的张国焘则落选了。似乎也有一些中共党员由于反对这一新的路线而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而青年团则在一个时期内成了反对派的主要阵地。由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这一反对派被战胜了，在1923年8月青年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青年团表示拥护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于苏联领袖凭借自己较高的威望施加压力（例如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对陈独秀施加了压力），由于直系将军们在华北用武力镇压了工人运动（1923年2月），以及中共（二百到三百党员）同国民党（十五万党员）相比力量薄弱，还由于估计到组织不健全和混乱的国民党恐怕很难大大限制中共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终于让步了。但是斯内夫利特并未能使中国共产党人同意按照他本来要求的那种程度从属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政治方针的范围内仍旧继续尽一切可能使自己的党作为自主的组织向前发展，并且在工会运动中尽可能独立地开展自己的工作；农民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
1923年间，俄国的外交政策逐渐转变。尽管它继续谋求同北京的正式政府签订一个条约（后者正是由于自己日趋削弱也许会愿意在事实上承认俄国在亚洲的实力地位），尽管它仍旧企图利用广州、北京、其他军阀和日本彼此之间的对立，但是与孙中山的南方国民党政府的联盟已经在它的政治战略中占优先地位。莫斯科和广州都受到孤立或者威胁，并且被西方抛弃，它们彼此接近了。结果是俄国在军事、政治和其他领域全面提供援助，并派来米哈伊尔·鲍罗廷领导的特别代表团。鲍罗廷是俄国政府和党的代表（但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直到1927年他是中国战线上的中心人物。在这一情况下，中国的共产国际政策和斯内夫利特的“加入策略”越来越成为次要因素了。
尽管中国保持弱小和分裂肯定是符合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但孙中山多少年来仍旧力求优先取得它们的支持。1923年晚春他还清求美国公使舒尔曼促使英国、美国、法国共同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年的干涉。他提出一个详细的计划，规定由外国对所有省会实行军事占领并大规模任用外国的军事和非军事专家。孙中山认为苏俄、中共和工人运动对他的支持只不过是使他的党、使政府和军队现代化和加强力量的一个辅助手段。他有一切理由假定，万一中共依靠苏俄及其代表的支持对他的方案发生危害，他完全能够成功地对付他们；他甚至不仅深信能够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受他控制，而且相信，能够把他们完全溶化在他的党内。孙的打算比他的盟友的打算实现得更好。当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主要由于俄国的援助而强大起来，足以成功地进行早已向往的北伐，而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大部分开始感到受刚刚被北伐掀起的革命浪潮的严重威胁时，孙中山和鲍罗廷的一个亲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蒋介石开始逐步摆脱联盟。在蒋介石的周围聚集了老的和新的有产阶级的代表们，目的在于消灭中国共产党并将作为政治因素的工人运动镇压下去。
不用说，斯内夫利特不能为内部同盟[10]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联盟承担直接责任。责任首先在俄国的领导人，当时他们控制着苏维埃国家和共产国际。他们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举行第一次反共政变后，继续不知厌倦地在广州按老办法干下去，甚至在1927年4月的上海血腥镇压和所谓国民党左派（1927年曾在武汉建立正式的国民政府）于1927年倒向蒋介石方面以后，仍然继续执行联合政策。他们压制（尽管有时是犹豫不决地）农民和工人的革命运动，而这一运动却是能使中国共产党抵抗反革命暴力的唯一有效的力量。
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极其消极的过程归根到底是实行联合政策的后果，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一种虚构的假设，认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可以暂时取得一致，这一政策要求共产党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从属于同国家机器和军事机构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运动。这一政治发展固然起初是由1920年的列宁提纲引起的，却没有试图实现提纲中包含的前提，而且很快就按照自己的规律自动向前发展，很难后退了。这尤其是因为，它成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归根到底要由苏俄国内和俄共党内的权力配置情况来决定，因此苏联领导人把这称为与他们本国利害攸关的事情，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尽管如此，却不能否认，斯内夫利特在贯彻这一极其危险的联合政策时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一政策在中国国内和国外都导致了灾难，后来曾遭到苏联国内的左倾反对派（1926-1927）特别是托洛茨基（1923年以后斯内夫利特接受了他的影响）的激烈攻击。斯内夫利特显然还记得很清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和印尼共产党只是在合并成伊斯兰教联盟以后才获得群众基础的。显然他认为，依靠这一策略可以找到对整个亚洲普遍有效的药方；因此他很不愿意用批判的态度来探讨这一样板固有的局限性，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局限性早已表现出来了。同样，他对于中国和爪哇的社会情况的基本差别也不能实事求是地估计。在半殖民地中国的东部几省，工业化程度已经不是微不足道的，同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它的阶级矛盾是更加发展的，不仅在资本主义中心如此，在农业内地的重要部分也是如此。上升的资产阶级同大地产的关系日趋密切，它懂得如何保证对军人的支配力量，这个资产阶级发现同自己对立的工人运动已获得就亚洲情况来说非同寻常的重要性。殖民地爪哇的印度尼西亚土著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停滞状态（它的根源在于亚洲的过去）要强烈得多，资产阶级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工人阶层是弱小的，几乎没有组织起来，主要是半无产阶级性的。除此而外，斯内夫利特由于对国民党很热情，看来愿意将组织独立的原则和在工人运动中的直接影响——这两点在印度尼西亚是始终坚持下来的——放到十分次要的地位。无论是他特有的面向群众的倾向，还是他同亚洲的感情联系，在这方面显然都使他上当了。斯内夫利特确实对自命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小团体有反感，他往往准备为迅速联合成以工人为基础的派别而付出从马克思主义尺度看来高昂的代价。这种态度促使他好几年之久（与另外几个被驱逐的印尼共产党领袖一起）死抱住有可能恢复印度尼西亚的“内部”联合的思想不放，但是当这一联盟还没有在中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它在印尼已经瓦解了。斯内夫利特看不出，印尼共和伊斯兰教联盟的不可挽回的破裂并不能首先归咎于印尼共的缺点，不如说这样的联盟的可能性在客观上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印尼共产党促使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和社会分化日益发展，联盟是注定要瓦解的，尽管同中国比起来，由于伊斯兰教联盟领袖还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因此破裂不那么引人注目和带有戏剧性。
斯内夫利特从印尼活动时期以来对亚洲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一直热烈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投入了这个运动；因此他往往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政治形势的，这当然会不时妨碍他采取批判的估价。必须从这一背景来看他对伊斯兰教联盟、对国民党以及对孙中山个人的态度，他大大高估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倾向。他曾不加任何评论地在孙中山的个人报告上批道，他是布尔什维克。
斯内夫利特从中国战线上被排挤出去了。他同维金斯基、片山潜一同成为海参威的共产国际局的成员，这可以说是伊尔库茨克的远东局的继续。他的调动标志着他退居次要地位的过程的一个阶段，至迟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就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他同共产国际政策的距离愈来愈远了。尽管他自己的政策大部分已经实现，但他仍旧为这一事实感到遗憾：共产国际在面向国民党时还没有走得更远。在他看来，进一步承认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甚至在1923年2月7日血腥事件以后仍旧如此，这是应加谴责的；与此相联系的主要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对中国实行的一种大国政策的倾向，也是应加谴责的，他认为中东铁路应当全部交还中国。此外，斯内夫利特认为，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可能性。这一意见应当是首先针对维金斯基的，他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的后任，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较好，因为他采取外交手腕办事，对中共的独立建设，对中共在工会运动中的独立性，对于在国民党内部联合左派来反对右派以促其分化的做法都给以较高的估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即使没有坚决要求撤换斯内夫利特，但肯定已把他们对斯内夫利特的批评提交共产国际了。
与共产国际决裂
在1923年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的俄国的官僚化过程，以及对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斯内夫利特和亨·罗兰·霍斯特已开始对他抱有某种同情——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使斯内夫利特逐渐处于尴尬的境地。1923年底他卸去了在海参崴的职务，但为了中国和印尼的利益仍留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中任职。在那里他再次企图保全自己作为殖民地问题专家的荣誉；在具体的中国工作部撤销以后，他当然只能为他最熟悉、最关心的地方——印尼效力了。所以，1924年初，他在莫斯科给“东方研究科学协会”作过一个关于印尼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报告。但是，他再也得不到一个真正的领导职务了。尽管他在对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领导进行公开批评方面抱着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但他已经够得上是一个反对派，因此不适合担任这种职务。结论是很明显的：如果他还想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并且想使自己的思想能有用武之地的话，那就必须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共产国际内把各国的反对派组织起来。在这方面，他首先想到的是要与德国党内的费舍-马斯洛夫左派的领导人进行联络，因为他们反对俄国党的领导在西欧各国共产党中间的巨大的控制权。
尽管在共产国际中他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他还是有很大的雄心壮志，想在国际范围内充当印尼共产党的顾问。他同印尼的许多领导人一直有联系，尤其是对他于1923年和1924年在莫斯科结识的谭`马拉克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只有通过荷兰才能比较容易地同印尼保持接触，所以，他希望能从荷兰继续指导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他建议在荷兰，首先是同（从印尼）驱逐出来的荷兰共产党人一起为印尼建立一个共产国际支部，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1924年4月，斯内夫利特重新在荷兰定居下来，而且这一次是永远定居下来了。1924年4月12日至15日，他参加了荷兰共产党代表大会。由于荷兰与殖民地的交通频繁，而且由于印尼共产党对印尼的海员有影响，所以从荷兰与印尼联系是很方便的。但是福克总督的政府1922年就切断了斯内夫利特从中国与三宝垄的通信，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他的合法联络的机会。他的非法联系要仰仗印尼共的领导人，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的新的印尼支部中起主导作用的司马温。这个支部以及它所办的《红色响导报》没有起作用，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作用。因为由司马温、斯内夫利特和P.伯格斯马主编的《红色响导报》是以与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合作为宗旨的，而印尼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却正在印尼越来越分道扬镭。这份报纸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很值得怀疑的；几个月之后它就停刊了。由于斯内夫利特和另一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即荷兰共产党中的“德文特派”领导以及印尼共产党人司马温之间的政治和派别对立，印尼的工作搞不下去了。尤其是在1924年初列宁逝世以后，在俄国的党、国家和共产国际内爆发的权力斗争，使得这种情况更加复杂化，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首领企图发展自己同莫斯科的关系。司马温并不代表印尼共产党实际遵循的路线，但他在这种权力角逐中毕竟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基本上消除外国人仍有可能对印尼共施加的影响。这种把与印尼联系的最重要渠道垄断起来的做法，造成了印尼的运动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因而从1924年起印尼的运动就逐渐走上了导致1926-1927年起义的冒险道路。造成这种必然走进死胡同、必遭失败的搞法的原因之一是，荷兰领导人退出以后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由于对印尼的社会和历史可能性在理论上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没有受到约束。那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很可能是最早感觉到搞得不对头的，但他们势单力薄，无法进行干涉。此外，他们由于成见和缺乏情报，不可能对统一战线失败的原因以及印尼共的激进的偏向认真地进行分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对印尼问题既毫无兴趣，消息又不灵通，他们照例满足于印尼共在欧洲的领导人所提供的万事大吉的情报。即使他们进行纠正，其执行情况如何也无从掌握。
斯内夫利特陷入了只能扮演一个忧心忡忡而又毫无办法的旁观者的境地。尽管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亚洲问题专家罗易，在最后的时刻惊惶失措，于1926年6月11日征求斯内夫利特的意见，但事实上为时已晚，已无法阻止事件的进程。而且当时斯内夫利特已经向反对派方面走得很远，很快就要与共产国际决裂了。斯内夫利特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生涯，在形式上几乎与印尼共的悲剧式的起义（1926—1927）一起结束了。不过他对亚洲的殖民地革命的兴趣仍然保持着，对印尼的兴趣尤其巨大。他所能影响的一切组织和报刊都很注意印尼的情况，并且为印尼的受到迫害的运动进行宣传，尤其是对“七省号”起义[11]给予了支持并且对政府提出了抗议。在印尼共的一些领导人被流放到迪古尔去之后，他还设法同马尔科以及印尼共的其他一些老的知名人土保持联系并且给以支持。
尽管他对殖民地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他只能用自己有限的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亚洲问题。1924年4月1日，他被彻底解除了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职务，这就使得他只能从事荷兰的运动了。自从他在荷兰暂时逗留（1919-1920）以来，虽然左派营垒中的情况并非在一切方面都发展得很顺利，不过他还是能有所作为的……
（华一彦 译）
[1] 根据罗易的说法，是萨法罗夫首先建议罗易担任主席；然而罗易的反建议被通过了，斯内夫利特担任了这一职务，萨法罗夫成了秘书。（罗易《回忆录》第381 页）
[2] 应为7月。——译者注
[3] 这一与吴佩孚合作的政策主要是李大钊推行的。关于斯内夫利特在这一方面所起的作用一直有争论。（参看布兰特《斯大林的失败》第24页；迈斯纳《李大钊》第211页；伊萨克斯《悲剧》第61-62页；惠丁《苏维埃政策》第301页）
[4] 国民党固然实际上是一些领导人小集团的混乱的集合，没有严格的组织基础， 但同时在形式上却具有一个在孙中山独裁领导下的十分专制的组织结构。
[5] 即斯内夫利特。
[6] 即刘仁静。——译者注
[7] 在1919年7月25日的所谓第一次加拉罕声明中已宣布将中东铁路以及一切煤矿、金矿和森林的租借权交还中国，不要任何补偿。但1920年9月27日的第二次加拉罕宣言已经比较慎重，谈到按照苏俄的需要利用这一铁路。在北京的谈判（1921—1924）中更加不谈单纯的交还了（惠丁〈苏维埃政策》148—932 页）。斯内夫利特由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深切同情，因此对苏俄保护自己利益的现实因素很不感兴趣。据说他在自己的中国活动时期结束后仍旧保持这一立场并因此同托洛茨基对立（多伊彻《被放逐的先知》第55页以下）。
[8] 参看《与越飞联合宣言》，见黄季陆主编《总理全集》上卷〈宣言》第40-41页。——译者注
[9] 据勃兰特（《斯大林的失败》第31页）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仅仅宣布皙时同斯内夫利特意见一致，他们指望莫斯科能修改或者干脆撤销斯内夫利特的方案。他们还估计，斯内夫利特没有得到具体的委托。
[10] 指在一个规模较大的、涉及范围较广的运动中进行联合，却不结成正式的、权利平等的组织联盟。
[11] 1933年2月25日，"七省号”巡洋舰在沙璜码头举行起义，在驻往泅水途中遭到荷兰殖民政府的轰炸。见印共历史研究所编《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四十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页。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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