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1]
〔德〕格·福尔马尔
1891年6月和7月6日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一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91年6月1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公开举行的党员大会上所作的演说
长期以来，我们党内党外都在讨论两个问题：俾斯麦的统治结束以后，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否起了显著的变化，是否出现了一种“新方针”；在现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有理由对自己迄今所持的政治态度作某种改变。
人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矛盾的。赞扬现状的人不厌其烦地列举政府更迭以来德国人民，尤其是工人所得到的各种改善和福利。我们党内的情况却相反，固然有些时候同样也有一些方面的人承认有某种相对的改善，但在另一些场合却有其他方面的人否认有任何改变方针的迹象。关于我们党在俾斯麦下台、非常法状态结束之后所采取的立场，意见也是矛盾的。敌人方面嘲讽地声称：我们已不再是从前那样了，我们失去了坚固的基础，陷于分裂状态，我们在走下坡路。在我们自己的阵营里却相反，有些过分热心的人宣布社会民主党人是决不改弦易辙的。
关于我们是否要有一个“新方针”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尽管政府有过许多动摇和踌躇，尽管有过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
俾斯麦统治的最主要的标志是我们的社会关系完全僵化，象铁一样凝固不动。帝国政策也始终是对最微不足道的先进思想都彻底地、顽强地加以封锁，尤其是在工人运动领域也是这样。社会关系被顽固地，甚至故意地推向极端激化，俾斯麦在垮台以后仍然毫不掩饰地宣称，他曾经打算，在社会民主党还没有占优势的时候就尽快地“用武力解决”他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今天这种危险的处境不复存在了。凝固的状况在松动了，当然起先是缓慢的运动，有时还停顿下来，可是发展下去必然会日益生气勃勃，不知停顿。过去的僵化状态已经缓和，旧日的冰已经融化，一批迄今被压抑的力量开始萌芽，开始活动了。帝国蒙受的最大祸害——反社会党人法撤销了。毫无疑问，反社会党人法的撤销首先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既有力又谨慎的行动和它对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一点的认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那些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放弃反社会党人法的人是明智的。对任何方式的改革和改良都采取彻底抵制的态度已行不通了。的确，统治阶级，特别是农业和大工业中的强大利益集团还握有极大的统治权。但是这一权力不再象从前那样是无条件的和不可动摇的了，或者不如说，它到处受到打击，而这些特权人物将不得不准备至少降低他们的极其过分的要求。在劳动保护方面，至少也已经向改善迈出了第一步。的确，皇帝敕书中的美好诺言和由政府提出并最后经国会通过的工商业补充条例之间存在着可悲的天壤之别。资本主义猛烈施加的影响，官僚的发号施令的欲望，人民生活中的利己思想和愚昧无知，几乎把这个本来包含着良好愿望的事物弄得面目全非，不可辨认了。因此我们也不得不拒绝工商业补充条例；我们理所当然地反对它的软弱的，甚至部分是敌视工人的规定，然而这并不排除这个法令含有若干无疑是微小的、却是确实的改良。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总算已经走上了制定劳工保护法的道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将不顾一切反抗而被事实的逻辑日益推向前进。同过去的区别首先表现于这一事实：我们今天基本上是站在普通法即形式上的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并且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对社会事件的演变施加某种影响。
这个变化不能不对我们党和党的政治态度发生影响。如果人们说社会民主党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按理这只能是指我们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不可改变的，即关于产生一切人类的剥削和压迫的原因、关于消灭这些剥削和压迫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关于我们为了这一目标而不断努力和斗争的责任的这些观点是不可改变的。至于这种努力在各个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形式和社会民主党为了促使自己的意图实现而在各个时期必须使用的方法，却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我们的党象其他任何生物一样，在这方面也经受不断的变迁和发展。一句话：我们的原则属于我们自己，但是把原则运用于生活，即政治策略，却要以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和需要为准则，并且绝大部分取决于当权者的态度和其他的政党。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的策略不能和非常法时期的策略一样。当然我们那时也没有放弃国会活动和对日常政治活动的关切。只不过当时党最主要的任务必须是最猛烈地、不顾一切地反抗这样一个政府：它把我们彻底地置于法律之外，力图在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我们。因此当时只能和政府战斗，不能谈判。今天情况不同了。政府固然没有放弃反对我们的斗争。但这已经不再是野蛮的消灭战，它承认我们是交战中的一方，同我们进行正常的战斗，我们可以在这种战斗中靠我们的才智去赢得重大的成就。
至于放弃我们的运动的原则，不言而喻，那是谈不上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放下手中的武器，我们迄今所取得的成就绝大部分是应当归功于这些武器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走上谈判之路，寻求在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性和政治性的改良，这是符合工人运动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也不违背我们党的摆脱一切空想和冥想的、注重实际政治（就这个词的最好意义来说）的本质。我们党起初斩钉截铁地宣布反对任何谈判，后来勉强地、将信将疑地走上这条路，当它在路上面临许多困难时又常常想往回转。现在，党的力量和才干增长了，条件更加有利了，我们将必须放心大胆、顺理成章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我提醒您们回想一下我在去年10月1日的盛大集会上说过的话：“我们应当对许下的诺言做一次诚实的检验，看看是否真正存在进行某些改良的愿望，并且做一次尝试，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重新获得的普通法的基础上充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如果这次检验和尝试成功的话，那么没有人能比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更加感到高兴的了。因为我们不想为斗争而斗争，而是要为取得斗争的代价而斗争。如果我们遇到善意，看到真正对工人友好的意图，我们将是首先承认、支持和发展这些善意和意图的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梦想仅仅靠一次打击，就能改变现状；进步的过程是逐渐的、逐步的和有机的。但是如果这些期望被证明是虚幻的，如果人们试图欺骗我们，或者很短时间以后又要恢复旧的暴力政策，我们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盔甲仍旧是现成的；我们在最近十二年里也学会了如何克服最严重的危险。那时我们将丝毫不容争辩地向全世界证明，哪一方面是善意的，哪一方面是恶意的。形势对我们是十分美好的，是大有希望的，但同时又要求我们承担重大责任。如果说以前只要有激情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就够了，那么现在首先需要的是谨慎、明智的考虑和坚韧的耐性。”
向善意伸出手来，给恶意以拳头吧！如果我们发现善意，我们就必须加强它，要消除和纠正成见，全力以赴地克服坏的影响。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利害冲突是主要敌人，但是无知和成见使不少善良的人成了我们的意图的敌人，在这一方面不仅是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对我们大有用处，而且明智的行动也能这样。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党作为一切被压迫和被压抑的人们、一切蓬勃向上的力量的代表，必须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加强的政治力量因素，鼓舞善意的人，反对自私者。因为有力量和有权力的人才能提出种种要求，无依无靠的乞丐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我们从理论走向实践，从一般又走向个别，这是与运动的这个阶段相适应的；我们应当看到未来，但不能因此忘记现在的、眼前的和最迫切的事情。从一种崇高的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个别的事情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只有梦想家和傻瓜才不理解它们的必要性和意义。有见识的人知道，进行持久斗争的能力对于成功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冲锋陷阵的力量。
一往直前、冲决一切的思想确实有它的道理。要建立一个体系、一种世界观，要透彻地表述一个理想并鼓舞人们去实现这个理想，要提出一个在错综复杂的道路上指示方向的最终目的，是必须具备这种思想的。人们越是仅仅把这种思想限制在理论方面，并且限止它化为实体，它就越是感觉不到与之抗衡的力量。但是，把思想变为现实，也就是采取行动，就不会那么轻易和迅速地越过障碍。有时确实出现了重大危机，那时历史作了、或者似乎作了一次飞跃。不过一般说来，发展是缓慢的、有秩序的。各种自然情况不是在跳跃式的、突然的、不经中间阶段而相继出现的变革中发展的，与此同样，各种社会制度也不是作为孤立自在的个体，不经中间阶段而前后接替的。在这里也是既没有人为制造出来的事物，也没有突然的中断和重新开始，而是旧事物在逐渐地成长为新事物，虽然在好高骛远的人看来这是过于缓慢，而却是可靠的。今天的事物植根于昨天的事物，明天的事物也同样植根于今天的事物，由于这种千头万绪的联系，任何绝对的事物都是不会出现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状况都是相对的事物，都是过渡形式。利用今天的形式对明天的形式施加影响——这一定是我们的任务。但是，谁想要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广阔领域中不仅发挥批判和否定的作用，而且取得积极的成果，谁就必须首先精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在人数上的确是德国最大的政党，而且我们有理由为我们克服了重重闻所未闻的困难而取得的这一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尽管这一成绩本身很大，尽管工人运动对一切社会阶层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影响日益增长，不可阻止，但是工人运动对立法、对公共权力的体现者以及对经济权力的执掌者的直接影响，无论如何与由于利害关系和同情而同工人运动相连的那一部分人民的数量是不相称的。四面八方都是敌人，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彼此敌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联成一气反对我们的。面对由强大而装备良好的敌人组成的这样一支军队，首先必须避免自己的力量发生任何分裂。队伍越小，就越是要灵活地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越是要坚决地反对陷入不必要的争吵，争强好胜和哗众取宠就越成为多余的，因为这会把力量分散用于次要的或不适当的地方，而与此相反，本来是应当谨慎地集中力量，以便能够用在适当的地方，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党现在要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克制的方面是很多的。一般来说应当指出，进行批评的人思想容易偏激，陷入根本否定和轻率地指斥一切事物的错误，并且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单凭它是存在的这一点就已经是坏的，是必须加以反对的。这种情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期，一种幼稚病，对小规模的、处于开始阶段的运动来说还不要紧。但是一个受到各方面注视的大党，却必须避免一切能够理所当然地在舆论面前对它造成不利的事情，而舆论正是党想要争取的。
在个别情况下，对于一种从事实际政治的运动来说，过多地关心过去是不能起促进作用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应当排斥对历史的批评；这种批评始终是未来的最好的教师。但是如果人们无尽无休地抱怨和责备既成的事实，弄得筋疲力竭，这就可以说是进行荒唐的批评了。在这里我特别想到了1866年和1870年的那些事件。我们曾经充分地对这些事件中我们认为不公正和错误的地方提出抗议。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我们本来肯定可以使德国的统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既然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无尽无休地、无结果地讨论过去的事情上，而应该立足于事实，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努力改正这一事业的缺点上来。
这使我立刻想到另一个问题。你们都知道，德国、奥匈和意大利三国同盟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的一部分报刊不赞成三国同盟，固然主要地出于这一假定，即来自这些政府的一切东西都必然是坏的，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对外交和它的成果是不怎么信任的，对这一点根本无须作出担保。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为三国同盟辩护，因为它的倾向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平，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法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意大利的领土收复派当然试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和平不是受到他们的威胁，而是受到三国同盟的威胁。现在可以肯定，今天的危急形势是由于1870年至1871年的事件，由于两个相邻民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加剧了的紧张关系所致。没有人比我们更为此感到惋惜的了。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说，威胁和平的不是德国和它的盟友，而是它们抵御对和平的威胁（这是来自其他方面的）的意图，这是一个事实。如果外国方面的人，不仅那里的执政党，而且连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方面的人都因此试图公开进行反对三国同盟的宣传，如果人们竟然试图把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拉去干这种事，那我们就必须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和提出警告。
我们党无疑是个国际主义的（就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来说）党。我们始终反对错误的民族优越感，始终把使人们联系起来的东西即人类的共性置于使人们分离开来的东西、即民族的特性之上，特别是当这样做是最危险和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战后的初期，我们也是如此，这是我们的引以为荣的事情之一。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向来都履行了或者愿意履行国际友好的各种义务，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还有民族的任务和义务。一个人尽可以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但只要他不是一个梦想家，他就必须承认，经济条件不是绝对地和机械地起作用的，而民族性的差别和社会差别是有深刻根源的。我们还得长时间地等待“欧洲联邦”出现。那就让我们在我们发现有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的地方同它们作斗争吧，让我们高瞻远瞩，把人类的共同利益置于人类的个别分支的利益之上吧。但是我们也不要接受另外一种诱惑，去荒谬地否定合理的、健康的民族生活，以及由此产生的、我们也要承担的义务吧。我们既要努力避免民族优越感，也要避免另一种怪现象、即否定民族和自我嘲骂。
我们从来没有附和反对法国民族的叫嚣。我们针对对法国民族的傲慢的攻击，指出了它的许多优点，当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就指出我们自己的民族也有许多这样的缺点。但正是这种公正的立场使我们有权利象看待德国本身一样，不是怀着一种神圣的敬畏心理来看待法国，在那里象在我们这里一样，不是姑息民族的敏感性，而是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在法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朋友，他们反对推行沙文主义，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既然那个国家的当权者推行欺骗性的沙文主义，并从沙文主义出发可恶地向俄国沙皇献媚，因而应为欧洲的不安宁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承担许多罪责，那么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世界历史上有过许多可耻的事件，但很少有比这种事更加卑鄙的了：一个共和国，一个象德国如此进步、自视如此之高的国家的决策人物竟在欧洲最落后、最霸道的政权面前卑躬屈节，献媚！固然，另一方面，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行动是值得大大赞许的；他们的一位代表还在我们去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就已经象这样谴责了他的国家的当权者的那一行为。但是可惜这样开明的人为数不多，他们的意见就是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也并不总是到处得到赞同的。人们咒骂这些勇敢的人是“普鲁士人”和卖国贼，他们不能对舆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无力阻止沙文主义者玩火。
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明确无误地对和平可能遭到破坏一事表示态度，这无论如何只会有利于法国和其他地方的一切真正爱好和平的朋友。如果任何时候在外国的任何地方曾经有人希望，在德国遭到进攻的时候，侵略者能够指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这种希望将完全落空。一旦我们的国家遭到外来的进攻，那时就只有一个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首先履行我们的义务！如果所说的侵略者同时又是整个文明的敌人，即俄国的野蛮人，那么我们将更加乐于履行这种义为。
现在我马上还要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好地表明，如果民族事务处理不当，不管是向哪一方面发生偏差，都同样有害和必须加以避免。我们杰出的党员同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前些时候在伦敦为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新版本写了一篇导言，在我们党的周刊《新时代》上发表，导言中这样写道：“最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它是在战争史上空前光荣的条件下投降的……国民自卫军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订立了停战协定。而胜利者不敢凯旋进入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并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据了几天！在这几天内，〔……〕胜利者们自己处于受巴黎武装工人包围的境地，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使帝国一切军团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尊敬。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竟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2]
要是不知道连著名人物也都固执地坚持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某一个设想的话，就无法理解他们怎么能把这样一篇传奇式的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要不是文章署了恩格斯的名字，人们将宁愿认为这篇东西是维克多·雨果编造出来的。要用这样的东西达到什么目的呢？每一个人，只要稍微冷静地考虑一下巴黎投降时的实际情形，就一刻也不会怀疑，实际上德军不是由于“尊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才“不敢”进一步侵入巴黎。这样的入侵固然有可能引起巴黎人的武装抵抗，但是抵抗肯定会被打败，将使双方付出新的牺牲并且再次增加签订和约的困难。德军指挥部可能考虑到，这一场屠杀和它的后果从哪方面来说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因此满足于暂时占领“小角落”。不需要由于这种节制特意为他们唱赞歌；因为从实际情况来衡量，他们的做法是聪明的和合乎人道的。如果他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把巴黎变成战场，那么全世界就会一片哗然，而且是不无理由的。但是现在，因为他们避免了这样的恐怖行为，人们就轻蔑地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在巴黎人面前害怕了！这种荒谬和站不住脚的说法只能引起舆论的愤怒和反感。
关于偏离中心任务、涉足宗教领域而造成的力量分散，今天我就不讲了。反正我已相当经常地、足够详尽地在你们面前谈论过这个问题。令人高兴的是，党也越来越激烈地抵抗住种种诱惑，不在这方面做徒劳无益的事了。
我重申：按照我们对社会事件的过程发生直接影响的程度，我们应当相应地并且在完全保持我们的根本意图的条件下，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各个时期的最近的和最迫切的事情上来，并且有时提出积极的行动纲领。我认为最近必须全力以赴地争取实现的要求是：
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这项工作才开头，民族自由党人就已经在他们的党代表大会上叫喊要停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使那种叫喊不致产生什么结果，使那项工作不会停顿，而且相反要加快速度。政府和各政党必须认识到，他们迄今所作的事情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已经实行的有限的改革如星期日休息等等必须不断扩展到更多的行业。此外应当为真正的劳工保护争取一些新的条件，首先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于争取一个法定的工作日，这是目前一切劳工保护要求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核心和关键。
在这里谈谈工人在职业领域对国家提出的一切要求的总括——五一节，也许是适当的。去年我们的许多敌人是如此愚蠢，竟估计五一节会发生革命，会杀人放火，因而吓得发抖。今年他们的态度一点不比去年聪明，他们贬低这个节日的意义，企图嘲笑它不过是一个“盛大的休假日”。这只能说明他们一方面居心不良，另一方面愚昧无知。每个眼光远大的人，每个没有完全被个人私利束缚的人，都应当认识到五一节所表现的那一运动的巨大文化意义。维也纳的海尔茨卡教授正确地叙述了这种远远超出手工业工人范围的意义，他写道：“这样看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不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想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这不是为了那块本来就很瘦的骨头即今天的世界上能够得到的生产赢利而争吵，而是为了人类的普遍进步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谁反对八小时工作日，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保护他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的一种自卫行动，而是触犯了普遍进步的利益。一个国家更是如此，它要想在这一斗争中反对缩短工时，就是掉转枪口来反对它本身繁荣昌盛的基础，反对它的全体居民的物质力量和福利的增长。”今年的五一节远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使我们感到“失望”，相反，恰恰在德国，它是党和工人运动强大、团结、谨慎和克制的光辉证明。群众庆祝五一节而不庆祝三月节，敌人应该高兴才是，不应该毫无希望地去反对有这样的领导和具有这些思想的这一运动。
2．争取真正的结社权。固然我们有整整一系列的、甚至多而又多的关于集会权和结社权的法律条款，但是这样的权利在任何方面都是有限的、不完备和不充分的。对单纯职业上的结社和政治上的结社作出区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还有各邦的结社法五花八门，这也是一个障碍。必须朝确立全国统一的结社法的方向努力。在这方面首先要努力争取容许各个不同的政治团体相互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迄今是被禁止的。人们也许会说，不能期望得到这种让步。然而各政党和各种经济联合组织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它们对建立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组织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方法又是如此多种多样，层出不穷，以致迄今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已完全失效，仅仅使人觉得它们是卑鄙的、令人愤怒的刁难了。相反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由很大的、坚强的、公开活动的组织进行在目前生产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工资斗争和同样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这是最有秩序的，因而对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工人的职业联合会应当获得和企业主的同业联合会同样的结社权。最后必须通过法律有效地保护结社权不受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任何侵犯。
3．在工资斗争和罢工方面，必须要求阻止国家进行偏袒一方的干预。但是，除了已经谈到的扩大结社权以外，这一方面的大部分工作是能够由工人们自己直接去做的。我不想在这里重申我们党对罢工所持的立场。但是我请你们回想一下，长期以来，即从经济出现明显的衰退以来，我们党的许多代表，其中也包括我，是怎样恳切地警告大家不要进行新的工资斗争的，而这种警告又是怎样令人遗憾地常常不起作用的。如果情况并非确实忍无可忍，迫不得已，那么今天举行任何罢工就纯粹是发疯，是对工人运动犯罪。尽管劝阻被压迫、被激怒的工人放弃反抗是多么困难，现在也必须这样做。现在需要忍耐，一直等到时机更加有利、工人为新的斗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毫无疑问，就组织状况而言，企业主不止在一个方面胜过工人。他们不仅就行业来说，而且就地区来说都是严格实行集中制的，工人们却在这两方面远为落后。因此，现在工人首先必须学习，并且补做耽误了的事情。只有在队伍重新集合起来，按职业和地区实行集中制的新组织建成和安定下来的时候，并且首先是在已有必需的斗争经费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进行新的斗争。但是如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新的斗争是必要的，这些斗争就将是而且必然是决定一切的关键，而局部性的个别斗争，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意义的。[3]
最近，所谓“总罢工”成了经常谈论的话题。据说可以一下子使所有工业国的工作同时停下来，从而向企业主表明：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资本，没有工人他们就什么也干不成。这种思想长期以来就尤其是在拉丁语系国家的工人运动中作怪了。有个诗人写道：“只要你那粗壮的胳膊想这么办，一切轮子就将停止转动！”当然这句话肯定会使工人陶醉的。但是首先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的意愿还没有这么强烈。但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如果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真的已经有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力量，以致可以设想在某个确定的时候人民将如此团结一致和不可抗拒地表明自己的意志，那么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根本不会举行总罢工，而是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用来达到它的人道主义目标。1889年巴黎代表大会上也有个法国南部的小组提出过总罢工的主张，但是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代表都表示坚决反对，特别是德国代表也是如此。何况人们想自作聪明地预先确定总罢工的日期和时刻，那是梦想；而工人应当做比梦想更有益的事情。
4．制定关于工业“瑞恩”的法律。近年来在德国，瑞恩、卡特尔、辛迪加对整个生产部门的控制取得了特殊的优势。据一种专门杂志记载，1883年至1890年期间瑞恩从五十四个增加到一百零四个，据施穆勒年鉴的另一种记载，1890年竟有一百三十七个。常常有人发表这样的意见，认为：这些瑞恩的意图是整顿和控制迄今完全无计划的生产，就这一点来说，它们包含着良好的萌芽并且是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的开端。这个意图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赢利欲望的支配下却变成了加重剥削的一种手段。瑞恩常常简直是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有系统地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瑞恩不过是组织良好的强盗集团，它们随心所欲地起先掠夺工人，继而掠夺全体消费者，最后也直接掠夺国家本身。人们不止一次地说，工人由于按照威斯特伐利亚煤矿罢工那样的方式举行罢工而损害了公众，因为他们使公众得不到生活必需的煤，或者使它的价格提高了！可是同瑞恩所起的实际作用比起来，工人的必要的工资斗争的那些多半是想象出来的后果有什么意义呢？瑞恩有计划地限制生产、有计划地造成煤和其他必需品的短缺而且并非出于需要，仅仅是为了攫取更多的财富。瑞恩就这样引起了阶级矛盾的最大限度的激化和尖锐化，并且证明它们自己实际上是有害于公众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危险，所以必须立刻制定法律以对付它们。
5．取消粮食税。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屡次讨论过，并且即将极其详细地进行讨论，所以我今天用不着进一步谈这个问题了。我只想说，我们绝不能放松反对人为地提高粮食价格这种做法的斗争。正是在目前，谷物税问题和由于谷物税而引起的面包价格大幅度上涨的问题突出起来了，我们党将必须发挥它的全部影响，来使困苦不堪的人民的呼声得到满足，来抵制农场主的影响，并且使政府理解，真正的国家利益是公众的福利，而不是特权阶级和阶层的利益！
要使这个思想首先在工人当中，而且也超出这个范围在各阶层的明智人士当中日益深入人心并发挥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主党的行动、力量和决心，以及它利用实际情况是否巧妙和得当。这个发展过程越和平，越有秩序，对于我们和社会就越是有益！（热烈赞同）
7月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举行的选举协会答辩会上的演说
我认为，重新观察一下帝国的对内对外一般政策，以及我们对这个政策的态度，比列举本届国会中的各种事件重要得多。本届国会成立以来，德国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常法失败了，它的炮制者、从前拥有无限权力的帝国首相也倒台了。上台的是一些新人，他们不顾四面八方对新事物的抵抗，进行了不少变革，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新的阶段已几乎历时一年半，现在是以研究的眼光考察这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应当看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的政治态度。
五个星期前的今天，我正好也是在这个大厅里详细地谈论了这一点，当时在座的人中有很大一批今天也来了。我那次发表的意见居然成了我们自己阵营内外发生的一场相当广泛的书面和口头争论的起点。
屡次有人断言，我的那次演说包含着一些崭新的东西，也就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党迄今的整个策略。然而这是绝对不正确的。我所推荐的策略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早就有了，只不过执行得不很彻底罢了。至于我本人，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个政策，你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方面，我请你们回想一下去年10月1日召开的会议、我在不来梅工会庆祝会上的演说和我在这里向你们发表的其他演说。
你们在所有那些会议上听到了我的观点，从来没有发表任何异议；不如说，你们总是对我的言论鼓掌表示赞同的。这就表明，你们大体上认为我对德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对我们这里的运动的看法是正确的。就是在全党，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根本性的反对意见。直到现在，当我把我们在非常状态时期改变了的策略的具体情况以及这个策略在国会内外的表现概括成一套完整的东西，并且明确地作了概述的时候，反对的意见才突然公开出现了。
首先提出异议的是那一派人，他们去年已经就所谓党的毁灭大肆喧嚷了一番。他们所提出的从根本上说不过是那种陈旧的设想：似乎只有响亮的言词和吵吵嚷嚷的示威才能引起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逐步地、积极地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任何意图都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对我们的原则的一种背叛。
他们说，这样做就会使人产生如下的信心和希望：似乎在现今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之下，一般说来已经能够为劳动人民取得某些成果。但是在我看来，这一点确实是能做到的，尽管这同我们的未来理想相比当然暂时只是小规模的。现代各国的历史，特别是还有一些劳动立法的历史，最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否则从英国的第一个工厂法起到最近时期止，每个经过艰苦努力并且终于达到的发展阶段，每个对企业主从前完全不受限制的剥削权的逐步的限制措施，难道对工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吗？
他们说，统治阶级可从来是不会自愿放弃它们的任何一点特权的。是的，他们当然多半不会自愿，而只会被迫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以为只有靠拳头才能实行这种强制，以为赤裸裸的暴力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问题上都起作用，并且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那就错了。除了拳头也还有另一些巨大力量，这就是有明确奋斗目标的组织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顽强的工作，因此而引起的看法上的改变，尤其是经济事实的力量。特别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也通过这条道路从统治阶级那里夺得了不少成果。仅就经济领域来说，从统治阶级起初踌躇不决地接受工厂视察员制度到最近的工商业补充条例，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啊！还有另一个例子：今天在我们的1875年纲领中还保留着针对工伤事故而提出的一项实行“有效的责任法”的要求。但是今天的“意外事故保险法”实际上已超过了这一要求，当然决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一法律的缺陷。
当然，现在在柏林有人斩钉截铁地断定：一切劳工保护法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对工人毫无益处，只能危害和阻碍人民的解放。谁搞点滴的、眼前的改良，谁就“背离了革命”。在目前，我们的眼睛只准看到贫困，看到它是不可救药的，除此而外只应看着人们向往的未来……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这是特别忠实于原则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过是没有结果的和悲观失望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句话：人们的境况越糟越好！
但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他恐怕才有力量凭一时的激愤参加一场街头骚乱、一场暴动，去砸碎窗户，或者去打破脑袋，但是对于长期的、严肃的和有明确目标的工作来说，他就不再是有用的了。因此，我们历来主张，要努力工作以求逐步地、不断地改善工人的境遇。我们不仅仅是科学理论的代表，而且同时也是受苦的人民群众的代表，这一点已经说明我们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主张。是的，我们之所以当选，首先是因为人们把我们看作一切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先锋战士，是因为人民知道，他们的一切控诉是可以通过我们生效的。如果我们采取偏狭的党派政策，即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此外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我们将很少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并且把他们争取过来。问题在于，在丝毫不忘记我们的最终目的以及各种要求之间的关联的情况下，我们也进行实际的日常政治活动，在任何个别问题上不断地向舆论和立法因素发起猛攻，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工人境遇的任何还很不显著的改善都在增加人民精神和肉体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实力，使之壮大以继续进行斗争，激励他们，使他们有能力作出新的努力。所以一切反对进行这种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柏林的人们责备我说，不能和政府“谈判”，必须向它“提出要求”。这话说得很好。我们在国会的所有代表们总是提出要求，而且毫无顾忌。但是光这样做还不行，因为对方也有利害关系和权力，所以需要就这些要求进行谈判。比方说，我们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日的要求。经过对方长期的支捂搪塞之后，我们最终将达到十一小时工作日。难道我们能够因此认为这个让步是毫无意义的吗？那种主张“如果我不能心满意足，我就根本不干”的政策，不是严肃的人的政策，而是孩子的政策！严肃的人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些理想还要走很长的路，还要越过无数的障碍；他们清楚地知道，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事物是不会一下子让位于一种新事物的，任何发展过程都是渐进的。人们希望并力求获得全部，但是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
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不是由一连串翻筋斗式的跳跃组成，而是由各种力量对比的一系列变化不定的转移和一系列局部成功组成的。我们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宗教教派或一个科学学派，我们当然不需要关心令人不快的现实，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建造我们的空中楼阁。教派和学派做事都是绝对化的，它们提出要求而不顾这些要求是否可行。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党却不能这么干。它不能用绝缘体把自己隔开，而必须根据日常生活来行动，执行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过去曾经是一个教派，一个学派。但是今天在德国，尤其是最近几次选举以来，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大党，这个大党再也不能仅仅提些轻松的，一般性的要求和只限于抱否定的态度。参与实际工作比单纯的示威更为困难，但正是我们的巨大规模使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就是从这些着眼点出发说话办事的，并且得到你们的完全赞同。今天则比以往更加不能离开这个策略。相反，我们必须使它系统化，改掉一些旧的习惯。人们不能一下子就脱掉前一发展状态的蛋壳，这是可以理解的。“激进的”反对派的这种暂时的反动就是因此产生的。在过去的非常法状态下，在工人运动的任何表现形式都完全非法，都受到有计划的迫害的情况下，我们对待我们的迫害者是毫不容情的，对任何残暴行为都作了充分的报复——我在其中也并不落后。那些情况改变以后，我们依靠合法地位并且通过对社会事件的影响已有可能从事某些工作，形势就改变了。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违背我们自己说过的话。我们曾经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声明：“只要非常法存在，我们决不和你们谈判！先埋葬这个法令，给我们发挥合法作用的可能性！那时即使我们不愿意相信你们有进行某些改良的能力，我们也愿意多少相信你们有这个打算。但是要先取消非常法！”后来我们在国会和许多场合也重申过这一声明。现在，非常法取消了，连带着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征兆，说明观点开始改变了，也出现了转机的微弱迹象。难道我们现在想说：我们过去讲过的一切话都不是认真的，取消非常法状态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和毫无价值的。或许我们要说：由于我们没有在头一年内，立即达到我们想达到的目的，因此我们就失去耐心，重新退回到轻松的否定态度上去了。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必然会损害我们作为严肃的政党、作为德国社会生活中的力量因素的威望。
一方面，出现了上述的政治形势，重新获得了普通法的阵地，从前的无条件抵抗已经失败，有了从事有利于工人的某些工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党的巨大规模、它在千百万人民中的拥护者，我们在国会里的代表的人数；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从议会政治这个已经得到承认的事实引出必要的结论。谁也不可能想到放弃我们的任何一点原则，不如说，在执行我们的实际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念念不忘：这样做只是向伟大的目标接近了一小步。未来的希望使我们力量倍增，高瞻远瞩，但是对于未来的希望不能压倒对于现在的希望，不如说，它正是必然要激励对于现在的希望。在荆棘丛生的漫长道路上走向遥远的尽头的旅行者，不能光靠远方朦胧可见的、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力，否则他们远在到达之前就会饿死或憔悴而死。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忽视总的目标的情况下，重新从时间上无限的目标走向直接的目标，从绝对性走向实证性，必须除了提出长远纲领之外，还提出为最近时期规定的工作纲领，必须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到符合各个时期的最迫切的需要、本身又有实现的最大可能性的一些个别要求上去。然后必须运用我们的鼓动工作的全部力量，我们的论证和说服工作，我们的谈判的灵活性和坚韧性以及我们的全部社会影响来支持这些要求。人们只注意和尊重强者，所以我们不能放下我们至今使用的武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武器仍然是我们唯一的保障。但是我们用不着任何时候都徒劳无益地拿着这些武器大叫大喊。一个野蛮人以为，只要他乱舞长矛进行威胁，并且做出吓人的动作，敌人就会害怕；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即使把枪枝放在脚下，也给自己和别人以强者的印象！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在6月1日指出了应当首先争取实现的要求：1．继续实行劳工保护，特别是标准工作日；2．争取全国范围的真正的结社自由，给职业工会以联合的权利，制定反对企业主侵犯结社权的保护法；3．排除对工资斗争的任何方式的阻碍；4．国家干预“瑞恩”的建立；5．取消粮食税。
是不是有人知道还有一些要求更为紧迫，同时又在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呢？我看未必。但是如果有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些要求补充到已经举出的要求中去，只不过必须提醒大家，不要同时提出过多的问题，因为数量多了，份量也就随之减轻了。但是我要问：你们当中有谁认为，全部或部分地实现这些要求对于德国劳动人民是无关紧要或者没有意义的吗？难道不是宁可说，实现这些要求会改善千百万人的处境，加强他们肉体和精神的力量去为继续争取改良而努力吗？人民为达到这些要求难道不会比为听到最强有力的言词和最美好的未来图景而更加感谢我们吗？我也相信未来，那时，今天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的社会的各种彼此冲突的利益将溶化在人类利益的更高的统一之中；我也相信，当人类一登上未来这个高度，并从那里俯瞰时，我们今天迈出的这些小步子将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从高处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并不因此在现实中就是微不足道的。最主要的是，人们不会由于憧憬未来的生活而忘记现在生活的痛苦——连基督教也不得不体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竟无知到要尝试一下的话，我们也肯定会有同样的体会。
我重申：我在6月1日集会上所讲的，并不是人们从未听到过的、党内没有存在过的东西，并不是同党的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我所推荐的策略自从非常状态结束以来已经多次在国会内外实行了。但是针对这个策略出现了几次反动，这部分地可以用刚过去不久的情况来解释，部分地则是由于这种不满：走这条发挥建设性作用和进行建设性谈判的道路，竟需要如此之多的耐心和琐碎工作，得到的成果与我们的愿望相比又显得如此之小。由此就必然屡次产生某些动摇和模糊认识，它们终究必然会发生有害的影响。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党不应当让变化不定的感情左右自己的行动，从而使自己有被事件推着走的危险。相反，它不仅必须预先周密地考虑目标，而且还必须预先周密地考虑应当采取什么道路通向这个目标，估计到它的决定的全部后果，并且承担这些后果的责任。提醒这一点，加以说明，坚持一条坚定的行动路线，——这就是我那次引起许多评论的演说的目的。
对一个社会党人来说，可以有两种做法：采取把自己说成唯一革命的绝对化策略，它超越平凡的现实中的一切小事情，只想一举成功；或者采取具有政治改良作用的策略，它力争用唯一可能的、即取得实际的局部成功的方法达到目标。后一种策略立足于广阔的、但是因此却更为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前一种则是凭空制定一条理想的路线，这条路线当然捷近得多、理想得多，但是因此却更加行不通。我是赞成后一种策略的，而且我在走上这条选定的道路以后，不会一碰到拦路石就踌躇不前，或者怀疑自己是否最好还是飞到天上去，而是要精神抖擞地前进——眼睛牢牢盯住远处的目标，坚定有力地、而又小心谨慎地前进。
如果那些以为双脚一跳就能进入完整的未来国家的人因此而责备我，那么我只想说，他们的策略理所当然地要导致在政治上完全弃权的政策，从而完全脱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这些人根本不应当进行辩论，而是应当去磨刀，磨的时候还要留神别割了自己。但是还有另一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反对我的意见，他们却似乎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多年来常常说的话和做的事。难道公开地、明确地说出这些，并且要求顺理成章地贯彻实际上选定了的政策，竟会使他们感到恼火吗？
但是我受到攻击并不仅仅由于我关于国内政策的言论，还由于我的那些涉及对外政策的言论。在这里，更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人们竟把我的这些见解说成似乎仅仅是我个人的，并且表示“坚决反对”。这不能不使我极为惊讶，因为6月1日我就对外政策阐发的观点没有一点不是我们党的代表们多年来在各种正式场合、首先是在国会发表过的观点。
我是围绕着五个问题进行阐述的，这五点尤其在法国许多政党的报刊上引起了轰动。我把它们简短地逐字复述如下：
在1870年至1871年间，“如果能自由选择的话，我们本来肯定可以使德国的统一成为另外一种样子。但是现在既然德国的统一已经成为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我们就不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浪费在无尽无休地、无结果地讨论过去的事情上，而应该立足于事实，把我们的心思放到努力改正这一事业的缺点上来。”[4]外国的某些地方看到这些话是不高兴的，因为人们从这些话中发现了对于民族统一的关心和对于实际存在的法律状态的承认。这一方面人们看得完全对。难道我们对本民族统一成一个共同的国家会不关心吗？相反，我们希望德意志的统一（完全撇开它的内在缺点不谈）比它今天的情况更加广泛，我们不止一次地在国会讲到过这一点，并且表示承认历史的既成事实，最近奥艾尔还在1891年2月9日讲了一次，他甚至特别就最碰不得的问题说：“对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吞并完成了。我们曾经在这所房子里毫不含糊地声明，今天我们承认现存的法律状态。”
“如果说，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向来和在困难的情况下都履行了或者愿意履行国际友好的各种义务，那就是德国的工人运动。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还有民族的任务和义务。”[5]1890年10月15日李卜克内西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几乎用同样的词句说过这番话：“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洋溢着多么热烈的国际主义思想，都不会说我们没有民族的义务。”
在法国，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朋友，他们反对推行沙文主义，这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既然那个国家的当权者推行危险的沙文主义，并从沙文主义出发可恶地向俄国沙皇献媚，因而应为欧洲的不安宁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承担许多罪责，那么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6]让我们把这段话同倍倍尔1890年6月25日在国会会议上讲的那番话作一个比较：“我深信，无论是社会的最上层，还是其他任何一个阶层，都不会企图把德国推进一场任何方式的战争。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在这方面处于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之下。在法国（人们可以反对我的看法，也可以为之惋惜，但事实是不容抹杀的）广大阶层，而且是统治阶层，都一如既往地想重新消除1870至1871年战争的成果……从这样的动机产生了今天俄法之间存在的同盟。不管这个同盟是否已在书面上缔结，反正它是由于两国在反对德国方面利益一致而存在、而实现的。”
“我们对外交和它的成果是不怎么信任的，对这一点根本无须作出担保。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为三国同盟辩护，因为它的倾向无疑是为了维护和平，因而相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7]倍倍尔在1890年6月25日的同一篇国会演说中也承认，三国同盟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用于维护和平的一种手段，他说：“如果成功地实现了三国同盟……那么这个同盟之所以会实现，正是因为，针对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的意图，三国的利益必须是一致的，不管三国的人民在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我深信，只要这种局面保持下去，无论在奥国，还是在意大利，或者在德国，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想到摆脱这个同盟，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万一另外两个盟国在一场战争中被打败，他就会使自己的祖国遭到战争和毁灭的危险。”
“如果任何时候在外国的任何地方曾经有人希望，在德国遭到进攻的时候，侵略者能够指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这种希望将完全落空。一旦我们的国家遭到外来的进攻，那时就只有一个党，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将首先履行我们的义务。”[8]我本来觉得没有必要提出什么证据来证明我讲的这句话并没有讲出任何新的东西，在社会民主党内人们实际上就是这么考虑的。但是，我也可以荣幸地在这里援引议会党团发表的内容相同的声明。1890年12月3日奥艾尔这样说：“我们已经声明过，并且我也可以声明，我们准备象所有别的公民一样，为祖国尽完全同样的义务……我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一方面有别的想法。”其次1891年5月16日李卜克内西说：“这一点已经声明过……德国国会没有象法国议会那样热情地关心保卫祖国。现在，我愿意说，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党都是一致的；如果需要抵御外来之敌的话，任何一个党都不会落在后面。”在1888年11月28日的国会会议上，李卜克内西的话还要明确，并且更加能够说明事态的特点，他说：“法国和俄国那边的反对德意志统一的敌人所害怕的，是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德国人民。在这一方面（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我们，还有我个人，已经使有影响的法国政治家们消除任何怀疑（如果曾经有怀疑的话）：如果法国进攻，你们不能指靠德国任何一个政党的帮助，那时全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有义务、并且准备奔赴前线抵抗侵略者。”在这里，是矛盾呢，还是一致呢？我想，谁只要还能够作出判断，谁就不会长久怀疑的。
我要说明，我引用上述同志的话来证明他柄的观点和我一致，这不是为了以此来掩饰我自己。在慕尼黑，人们都知道，我向来是有足够的力量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的，哪怕我因此会陷于孤立。不过我想指出，让自己承受从外国来的压力就加倍不合适了。有些人自己的演说在一切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们却突然“反对”我的那些观点了，这怎么行呢？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了吗？要不就是，因为外国有一些人对这感到不满，现在提起这一点就不“合时宜”了吗？不管怎样，我从现在流行的针对我的做法中只能进一步看到这样的证据：好些问题是动摇不定的，必须把它们确定下来。
尤其在巴黎——无论是在敌人的营垒里还是在可惜相当小的真正的社会民主党的营垒里——有人这样描述我的演说，似乎这是一篇正式的鼓吹战争的演说，并且意味着社会党人转入“沙文主义”的营垒。这样说太愚蠢了，这证明说这番话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心怀恶意。全世界都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存在之日起就不仅在口头上宣告国际友好，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实行了这一主张。不过除了我们的这个理想，我们也还必须考虑到当前的现实情况。但是很遗憾，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战争绝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能够对这场战争是进攻战还是保卫战都漠不关心吗？即使有人打算完全不考虑民族的义务，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无疑也一定会对希望看到和平破裂的那些人起真正的鼓励作用。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让外国的沙文主义者和复仇主义政治家知道，他们对于和平的侵犯也将使社会民主党站到保卫和平的阵营里，那么我们正是在最大程度上为和平效力。
现在，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发表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结盟政策的看法。我愿意立刻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国际友好是建立在双方互惠的基础上的，但是正是最近一个时期，对我的演说最为恼火的那个方面，即法国的统治阶层，很遗憾，还有巴黎的某些社会党人，丝毫没有履行国际友好的义务。由于三国同盟的恢复，（大家知道，同意大利的同盟刚刚恢复，并且恢复这个同盟也绝不是理想的维护和平的工具，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仍然得承认是一个这样的工具），由于这种情况，几年来巴黎方面已经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进行了煽动。这种反对三国同盟的煽动不是为和平效力，而只会激励暴徒和复仇主义政治家的希望，可惜的是，法国的社会党人也参加了这种煽动。对了，有人甚至试图在民主、民族和睦和社会主义的漂亮招牌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绑在法国复仇主义者和意大利领土收复派的车子上。我一直在注视这个诡计，并且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们不要上当。例如1889年举行著名的米兰“和平友好代表大会”时，该会的一些发起人就曾经令人遗憾地滥用了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字。还有拉丁语系国家同盟这个一再出现的诡计，得到巴黎方面支持的意大利人向巴黎等地朝圣的事件，为了能够争取工人和社会党人，巴黎市参议会的社会党议员参加了这一事件的领导，巴黎市参议会也让人在最近的米兰“劳工立法代表大会”上再次起这样的作用。意大利工人起初为了这些绝非社会主义的目标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可是现在他们早已声明，他们同煽动者毫无共同之处。至于法国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他们向我们要求的国际友好呢，事实提供了最好的证明：前几天法国议会的十六名社会党议员公开向拚命反对三国同盟的意大利（非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和领土收复派、造谣生事的卡瓦洛蒂和公开挑动对奥国战争的因布里阿尼表示对他们的行动的祝贺。
对这样的活动绝不能以沉默表示软弱，而必须强有力地加以反对，必须说，谁以国际主义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肯定始终会在我们这里遇到同样的思想，并将得到我们最有力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沙文主义，反对任何打算或者力图妨碍和平的政策，不仅要在德国反对，而且要在外国反对。那些知道这样的政策不是自己的过错的外国社会党人绝不会在我6月1日的讲话里感到有什么威胁；不过对另一些人来说，但愿它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令人遗憾的是，连一些本地的同志也由于巴黎和柏林的喧嚷忙乱以及报刊上的议论而把自己搞得神经衰弱。他们邀请部分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作出一项决议，它的出发点是想尽可能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左右逢迎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正因如此必然是适得其反。他们一致对我表示信任，“不过”还表示这么个希望：要我放弃我“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我从来没有、也从来没有表示过这项决议所说的那种信任。我的全部信任在于：我并不认为我们的所有对手都是恶意的，而是相信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有善良的愿望，并且认为我们通过加以鼓励和通过反对敌对的利益的斗争来促使这些善良愿望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重申：我们的任务是，哪里表现出一种善意，就承认它，加强它，克服阻挠它的坏影响，争取舆论，向政府指出必须同为了少数人利益的政策决裂，转而实行一种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并且依靠他们的政策，但同时坚持不懈地做继续发展工人运动这个政治力量因素的工作，因为一切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力量问题，一个人只能依靠实际力量的支持，才有希望达到他的一些要求。
我完全承认，上述决议的措辞无论对事还是对我本人，都是出自最善良、最友好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被曲解了，似乎这不过是夹着甜言蜜语的谴责，并且因此提供了继续攻击我的机会。这使我有理由参加这场辩论，因为我必须向我的同志们和选民们把问题讲清楚。
由于我的演说而引起的这场讨论对我们党来说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在这场讨论是对事不对人，是依靠严肃的说理而不是先入为主时，它才能够起弄清问题和促进发展的作用。在这种讨论中，那些正式的声明从来不能要求具有它们本身固有的实在价值以外的任何价值。关于党的问题，应由党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当然可以保留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利。
但是你们必须对你们的代表保持信任（如果要他在这件事情上和以往一样起有益作用的话），不是半心半意的、有条件的信任，而是完完全全的信任。如果你们没有这种信任，请在这里坦白地向我声明一下，我会懂得应当由此得出什么结论的。如果你们愿意要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没有主见的、一阵风来就或左或右摇摆不定的、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惊慌失措的懦夫，那么我不是你们所希望的人！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这样的人，而是要一位能够坚持和捍卫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念的人，那么我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属于你们！（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译自《福尔马尔关于改良政策的演说和论文选》
1977年柏林德文版第136—161页。
（肖森 译 殷叙彝、唐春华 校）
[1] 这是福尔马尔1891年6月和7月6日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发表的两篇演说， 后来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近任务》为题目出版了小册子。——译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8—329页。 译者注
[3] 第二版中说得缓和一些：“而局部性的个别斗争的意义将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要减低了。”——原编者注
[4] 参看本辑第276页。——译者注
[5] 参看本辑第277页。——译者注
[6] 参看本辑第278页。——译者注
[7] 参看本辑第276-277页。——译者注
[8] 参看本辑第278-279页。——译者注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