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德〕约·连茨《第二国际的兴亡（1889-1929）》
第五章 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国际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
（1923年—1929年）
第一节 改良主义者在汉堡的和解会
1923年
在鲁尔被占领期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实行了合并。1923年5月在汉堡举行合并代表大会。中派分子从来没有由于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和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分裂，他们只有在群众反对战争政策和反对诺斯克方针的义愤的压力下，才暂时和他们的同志断绝关系，因而中派分子在独立存在了两年以后又回到第二国际的怀抱里去了。
在参加海牙大会时，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组成了一个共同委员会，它于1928年1月发出一项号召，其中指出工人运动的分裂发生了严重后果。
“但是，在这里这一点是清楚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时要实现一个宏像的理想和一个统一的纲领的理想，这样一个国际的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达到的，而只能是长期辛勤工作的结果”。
根据这种观点，国际工人组织并不是各国工人原则上一致的成果，而是一种前提条件，以便一到时候取得某种一致。
这些领袖们虽然曾在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时拒绝参加任何统一行动并实行怠工，现在就是这些人却就他们自己是反对“共产主义分裂者”的统一的使徒，以便创立一个虚伪的组织，这个组织没有任何统一的观点，也没有任何统一的政策，只有在反对革命运动的斗争中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加入的条件要求承认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承认阶级斗争是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同意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遵守海牙大会的和平决议，最后承认国际“不仅是和平时期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且是任何战争时期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好像对久为人所敬仰的考茨基予以这种转弯抹角的一击——他当然是这个新建立的国际中最著名的成员——就可以改变组织的本质似的！好像这种在战时不会不起作用的虔诚的希望对于一个显然没有思想一致的“国际”会有帮助，而这个国际的领袖们却不顾所有反对战争的激烈的决议，在海牙大会上又重新献身于保卫帝国主义祖国去了！
在庆祝合并之前，在汉堡还举行了一次第二半国际的告别宴会，合并的决议是以99票对累德堡集团、社会革命党左翼和瑞士代表的6票通过的。累德堡昨天的朋友现在失掉了原则，他于是对他们作了尖锐的谴责：
“你们以为骗子们形式上的联合就能造成统一。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的演说家的话中可以听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你们要和邪恶的法西斯组织联合。在德国，合并已经带来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盘踞的政府支持法西斯的活动，比如塞弗林的禁止无产阶级的亲卫队……不管什么东西会使我们和共产党人分开，而神圣的共同革命斗争的亲兄弟关系使我们和共产党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正是这个血亲关系却使我们敌视德国社会民主党！”
当被累德堡所谴责的人中有一些人不顾让他说下去的时候，无耻的叛徒希法亭叫嚷道：“让这个老头说下去吧，这是最后一次！”
这些老爷们急于摆脱一种有任何革命思想危险的协会。在合并会上，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各种改良主义货色之间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奴仆们的争论反映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民族敌对的地方，这种争论有时却进行得很激烈。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和捷克的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之周互相仇视，势不两立。前者和资产阶级政党一同盘踞在政府中，这个政府是一个野蛮地压迫德国少数民族的政府。后者则和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一同站在民族反对派的立场上。每一个党都把另一个党骂成是民族主义的党，其实双方所属的都是正确的。
这个堂皇的国际的其他政党的代表力图调理，结果是徒劳无益的，最后设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
尽管有这样的冲突，改良主义者们却和通常一样，达成了全体一致的决议。因为，在机会主义者那里有三个早就出名的原则：
1．即使是不同意的时候，人们也可以赞成一项决议。
2．人们必须这样地起草决议，以致每人都可以从决议中挑选适合于他的东西。
3．已经决定的，也不需要任何人去执行。
德国的诺斯克的伙伴未尔斯这样地解释它：
“策略必须因国而异，但目的则是到处一样的”。
胡斯曼说：
“无论如何，没有人会赞成已提出的议案中的每一个字”。
这种统一事实上是个什么状况，在关于和约的争论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一致通过的决议指望国际联盟去修改和约并抗议占领鲁尔，因为占领鲁尔对于保证赔款的偿付并不合适。自然，根据这个决议，德国偿还赔款的义务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这是无可置辩的，即重建的重担必须由德国来负。因为重建是德国道德上的义务，这个义务已由德国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的组织……自愿地（！）承认下来了”。
以修改凡尔赛条约为基础的富丽堂皇的统一，反映在帝国主义利益的各别代表的下面这种方式的演说中。
当韦伯代表英国尖锐地攻击这种和约是延长战争的工具，希法亭代表德国也宣称赔款是经济危机尖锐化的原因时，法国的勃鲁姆却对和约歌功颂德。他从和约当中发现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认为这些和约并不意味着后退，而是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旧外交统一的结合。无论如何凡尔赛条约中规定了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动局的建立。关于“德国对战争单独负罪”这一冠冕堂皇的章节中，他只对德国被迫承认提出反对意见。这位法国的爱国志士指出：“这种承认只有当它是自愿地做出时才有道德的价值。”这位法国的爱国志士指出：“赔偿的原则体现了一个理想的观念”。[1]他说，国家对各个国民所蒙受的战争损害负责这个原则是正义的流露。还有一个原则，即支付赔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当做一种方法的是把赔款的负担从资本家身上转嫁到工人身上，而这位从赔款上得到利益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也把这个原则说成是“正义的流露”。
同一勃鲁姆起来保卫他的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责难。
“人们屡屡谈到法国帝国主义。这个词已经变成了时髦话题。法国存在军国主义乃是实情……但是切望并吞外国土地这种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在绝大多数法国人中间是不存在的。”
好像帝国主义会经是大多数人民的事业！这位善良的人一再重复法帝国主义在社会民主党人帮助之下在群众当中传播的“思想”：德国资本主义已经繁荣而不愿意支付赔款，所以法国人民群众感觉到正当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因而发生了安全问题。他忠实地论述了法国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据以后，便作出了富有深意的结论：
“我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要把法国就成是对的。但只因为它是自己的国家，就把它说成总是不对的，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仅仅是怯懦的民族主义之愚蠢的反面而已。”
共同起草的王德威尔得也起来给凡尔赛条的充当第二号辩护人。他说他讲话的目的就是为他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进行辩护。
“我当时在条约上签字是比利时全体工人阶级和工党同意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那就是社会党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在另一方面也有海尔曼•弥勒和卡尔•伦纳的名字——其间被嘲弄的人们愤怒地叫喊‘这是不一样的’！——这项签字当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项严重的良心问题，但是如果我今天必须再作一次签字，那么我会再签字的，这是因为对我们比利时的社会党人来说（姑且不谈别人），这项条约的直接意味着我国领土的解放，意味着我国从外国军事占领下解放出来和决定我们的赔偿要求”。
[2]
和勃鲁姆、王德威尔得起来保卫他们的祖国一样，未尔斯也起来发表了保卫祖国的热烈演说。他以动人的口吻诉说德国在世界上常被人误解。他满脸流汗，力图表明德意志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对此他只能举出黑红金三色旗和公民满意：
共和国的例证。这个人说：“共和国就是和平”，而他说是和诺斯克肩并肩地通过反对工人的内战帮助建立这个共和国的。
如果说在讨论议事日程上的“帝国主义的和平”这一项时帝国主义的利害冲突表现得非常清楚的话，那么在讨论俄国问题时，反革命的态度则只有在强烈和率直的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这个问题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大会期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送给了苏维埃政府一项威吓性的照会。英国展开了反对威胁着的武装干涉的广泛群众运动，群众到处都同情被侵略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这种事实的压迫下，所有的演讲家都声明反对武装干涉。麦克唐纳和阿布拉莫维奇、奥托•鲍威尔和克里斯平都是这样。奥托•鲍威尔阐述了有名的第二半国际的议论：“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提到奥—匈和德国军国主义的以武装干涉俄国和乌克兰的政策开始的血腥罪恶。他只是忘记提一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会议支持过武装干涉政策。可是另一方面他断言“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阶段给武装干涉俄国以许多借口和许多帮助”。
更无耻的是孟什维克阿布拉莫维奇的暴动。他从新经济政策里得出私人资本主义再度复辟的结论。他说革命带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是农民革命。他预言私人工业必定要比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又说就像在乔治亚看到的那样，现在红军已经是一种危险物。当资本主义更为强固时，这种危险还更大。他同时还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绝对必要”。他认为回到民主，即回到民主资本主义才是一条出路。只有民主能使俄国又成为自由的安全地带，而现在俄国则是对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危险。
这个演说家一切抗议武装干涉和煽动暴动的言论，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这样一个演说是鼓励资本主义的“民主”去压倒“共产主义的专制”。说明问题的性质的是：一部分脱离了孟什维克党的人和一部分因为参与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而被除名的人组成的社会民主党集团（《曙光》），没有被国际收容。但不收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个国际不愿和这些反革命分子一鼻孔出气，而是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冒险政策”。这就对这些成员之回到孟什维克党，大开方便之门。
当“社会党人”由于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而被苏维埃共和国判刑时，人们可以衡量第二国际的英雄们义愤膺有些什么样的理由。39个代表不投票（其中有英国代表和瑞士代表），两个投反对票，会议通过了关于俄国的决议，这个决议以“国际的道义作用”来和帝国主义的暴力的干涉对抗，而且无耻地和公开地要求释放一切“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信念而被判刑、逮捕或流放的人”，并要求转向民主。
判处那些曾经参加反革命暴动的社会党人当然是不成问题的。
对于并非不重要的战争问题，没有人作过重要的发言。在关于帝国主义的和平的决议中说，国际站在海牙世界和平大会的立场上并“承认有必要充分地澄清无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的态度。研究这个问题是国际的义务……
各国工人政党都要拒绝对帝国主义战争做任何支持，而且它们的议会代表也要拒绝赞成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军事和战争预算——这就是这种斗争的基本要求”。[3]
在战争爆发以前，这些老爷们没有希望完成他们的研究。在这个期间内他们竟然心安理得地同意军事和战争预算，因为什么样的预算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还没有研究清楚。
汉堡通过的章程正确地反映了这个国际的性质。加入国际的政党有没有义务履行国际的决议？章程第三条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题。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只有当它在一切国际问题方面的决议对它的一切支部都有约束力时，才是活生生的现实。因此国际组织的每一个决议都意味着各个国家内政党的自治权的自愿的限制”。
[4]
第四条里这样描写这个和善的团体道。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不仅是和平时期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且是战争期间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各民族发生冲突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就是这个国际各个政党的最高裁判”。
在战争期间这样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能够作什么和应该作什么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关于各民族间的冲突的规定，是国际联盟章程的翻版。不同“民族”，即这个国际中的各民族支部，它们代表对立的见解，这一点这个国际认为显然是不言自明的。
这个章程的字字珠玉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第15条：
“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内阁，就自动地失掉了他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离开政府以后就能够立刻被重新选进执行委员会”。
当围绕着米勒兰事件进行争论时，法国机会主义分子发明了“休假的社会党人”一语。这个部长和候补部长的国际认为社会党部长只要他参加了政府就不再是社会党人，是不言自明的。如果部长先生离开了政府，那么他说又恢复了他那社会主义的童真，而且又允许扮演国际领导者的角色。
汉堡新建立的“社会主义者”欺骗工人的公司的情况就是这样！书记处设于伦敦，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充任书记。一致确认这是一个新国际，对这个国际来说，以前的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不再有效。那么，使这些老爷们再一次想起他们从来不打算执行的、不合口味的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决议干什么呢！
就在鲁尔战争中这个新建立的国际证明了它在战争中的不可缺少性。在汉堡大会以后发表的一项报告直率地证实了，这个国际是如何证明它的不可缺少性的。
“一再不幸地尖锐化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促使去考核群众行动是否适宜。
由于局势的继续变化，书记处、事务委员会和执行局并不认为存在直接而有效的干涉的可能性”。
第二节 无产阶级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的马赛代表大会
1923-1925年
1923年是国际无产阶级遭到严重失败的一年。这不仅表现在改良主义政党在危急之秋作为资本主义的救命恩人又在起着不详的作用，这还表现在甚至共产国际中最有经验的政党还没有达到能够在实践上追随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所需要的坚定、明确和成熟的地步。占领鲁尔和占领鲁尔后所引起的货币的猛烈贬值——它使工人的工资在几小时内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纸——引起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广大的劳动群众开始暴动来反对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况并离开了他们认为应该对灾难共同负责的社会民主党人。
重工业的忠顺工具——古诺通货膨胀政府在1928年8月就被群众罢工清除了。社会民主党便走上疆场，挽救资产阶级社会，希法亭、索尔曼、拉德布鲁克等组成以斯特莱斯曼内图总理为首的大联合政府，继承了古诺的遗产。
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粉碎鲁尔区的消极抵抗，和法国帝国主义取得谅解，并且用这种方法稳定货币和根基动摇的资本主义经济。
德国资产阶级领袖完全明白：把稳定的负担转嫁给工人群众、获得充分的外债，要以克服迫在目前的社会革命的危险和镇压德国工人阶级为前提。资产阶级用它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内战卫兵武装起来进行决定性的斗争。
共产国际也认识到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事。在一个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使德国党的领导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决定动员工人阶级去进行决定性的斗争。在藤克森和图林根，当时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合起来在州议会中占了多数。那里的中派领袖在群众革命情绪的压力下，迫不得已允许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机关、无产阶级亲卫队和监督委员会的存在。在这些州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议会是依靠共产党人存在的。执行委员会同意的斗争计划就是：共产党人在这些州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同参加政府工作，利用这一步骤瓦解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激励群众和发动决定性的斗争。
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作用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并因而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实行了战略计划。他们把参加政府当作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联盟以便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在资产阶级民主内部保卫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反对法西斯的危险。社会民主党领袖所盘踞的帝国政府，以宣布戒严状态、以国防军将军独裁的布告、以国防军开进萨克森和图林根来回答组织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府。
在开姆尼茨的工厂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过总罢工和武装防御反革命。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宣称他们反对任何斗争措施。这就成了当时德国共产党领袖布兰德勒放斗争的理由。人们认为，不能冒险地对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反抗挑起斗争，而全国的工人阶级都在等着这个信号。
无产阶级坚决的斗争精神表现在汉堡工人的英勇起义上，工人们虽然完全是孤立的，却在几天之内保卫了自己，反抗了占绝对优势的强大的政府军队。但在萨克森投降以后，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败已成定局。通过社会民主党同意的一项紧急法令，共产党被禁止。废除了八小时工作制，对失业者制定了强迫劳动法令，通过所谓“增值法案”而使通货膨胀掠夺小财蓄者的勾当合法化。
保加利亚的无产阶级在不同条件下并由于不同的错误也遭到失败的命运。在那里，自从1920年以来斯覃布林斯基的农民政府统治着，这个政府依靠有地农民既反对城市资产阶级也反对无产阶级，企图贯彻农民的利益。当1923年6月资产阶级在一帮军官的帮助下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举行反对政府的暴动时，共产党却持消极态度。它把法西斯资产阶级和农民党之间的斗争只看作是有产阶级两翼之间的斗争，因而不去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来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在斗争过程中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领导和反对反动的农民领袖。所以粲柯夫的白色政府便掌握了政权，而当时社会民主党也对它作出了积极的援助。社会民主党人卡萨骚参加了这个法西斯政府。1923年12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和工人举行的起义被用血腥的恐怖镇压下去了。
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必须对这种失败表示态度，它以严格的自我批评明确了共产党在这些斗争中所犯的错误：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练训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
[5]
当共产党由于机会主义的错误而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正确道路时，是不是就证明它也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不能保证代表工人利益了呢？决不是。这种结论只有当离开共产主义的偏向被容忍、被许可并形成政策中的一贯路线时，才是正确的。共产国际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恰恰是因为它经常严格批评它的支部的活动，竭力把不可避免的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和尽可能快地改正错误。
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确认德国共产党和其它一系列党派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第二国际以之为基础的、互相饶恕一切罪恶的卑怯外交，在第三国际是不存在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确认德国布兰德勒—台尔海末尔的机会主义领导把统一战线理解为和“左派”改良主义者的联盟，因而放弃共产党的独立的、领导的作用，对于德国无产阶级不战而败共同负责。在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中还显示出：除去俄国以外各国共产党被社会民主党传统这份讨厌的遗产压得多么沉重，他们缺少引导俄国党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到了何等程度。
在德国、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决定的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彻底根除过去的机会主义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实现共产国际的彻底的政治统一。
共产党内部的巩固，在1924年欧洲资本主义进入部分的、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更为重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失败和美国资本的支持才能发生的现象。这个时期的特点就是在群众当中民主—和平的幻想的加强。1924年1月，在英国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开始了一个短期的统治。法国左派集团——社会党完全加入在内——于5月11日取得重大的选举胜利，由于这一胜利，左派集团的代表赫里欧代替了普恩凯查。瑞典和丹麦这一年也发生了所谓“工人政府”，这些政府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于是，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又能在帝国主义政策中起积极作用了。这只能用来散布和平主义的幻想，而事实上帝国主义分子之间的谅解不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和平，而只是为了对共同敌人、即对无产阶级国家共同备战。
帝国主义矛盾继续存在，毫未减弱，只是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斗争而联合起来，又清楚地反映在1925年8月在马赛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国际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这个代表大会对于当时的最重大事件，即对于一年前缔结的道威斯条约不表示态度。这个条约不外是意味着对德国实行国际财政监督，而这种监督保证每年从德国工人的骨髓中榨取25亿马克。
当第三国际和它的所有支部一致地进行着反对这项掠夺计划的尖锐斗争时，各国的改良主义者则不能取得一致立场。
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项条约展开了热烈的宣传鼓动，并当这项条约于1924年8月在半数德国国家党党团的帮助下在德国国会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时，他们就祝贺这件事作为他们的成就。
与此相反，英国的工会会员则大多数都反对这项条约；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觉察到由于德国无产阶级的贫穷化会使利用德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竞争成为可能，这就会影响英国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并会促成大批人失业。
道威斯计划通过以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执行委员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并作了以下的决定：
“如果解决的办法是把负担强加给德国工人阶级的活，而负起这种重担只能在德国延长劳动时间超过八小时和剧烈降低德国工人实际工资，那么资本主义竞争的机械作用也会对其它国家施加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压力。按照这种方式，事实上赔款不是由战争的责任者和德国发了战争财的资本家阶级支付，而是由全世界的工人支付”。
[6]道威斯计划具有减少铁路工作人具和提高间接税等针对无产阶级的条款，但是当这个道威斯计划成为事实时，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执行局于1924年6月的联席会议上便确认：道威斯计划“强加给德国工人阶级的负担比给德国资本家阶级的要沉重的多，而且使德国的铁路管理处于外国资本的影响之下”。
[7]
这种就明并不能阻止德国资本家为了实施道威斯计划而废止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就和它不能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给这一措施以把柄的紧急法令一样。
鉴于这种“成就”，马赛代表大会便在一个决议中嘲弄工人，决议中这样说。
“代表大会祝贺在法律上取得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成就的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并愿我们的同志努力不懈，直至通过工厂监督、管理和工人监督的方法，不仅理论上而是事实上贯彻八小时工作制为止”。
英国代表团在讨论这项决议的委员会里提出一项整个来说反对赔款的补充提案。在这个委员会上多数人都同意这项提案，可是在全体会议上，这项提案被否决了，因为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决不愿放弃赔款。
德国社会民主党予以高度部价的道威斯计划，同时也是英国“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成就。它的第二个业绩就是日内瓦会议议定书，这是国际联盟各帝国主义列强以国际仲裁解决争端的协定。工党政府倒台以后，保守党政府拒绝批准这项议定书。于是，德国和法国开始商议一项所渭“保证条约”，按照这项条约，德国不再要求修改西部国境，它得到的报酬就是保证较早地从莱茵地区撤兵，并同意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德国资本主义又重新建立起来，强大的托拉斯也产生了，在这种基础之上，德国帝国主义又重新巩固起来了，它企图加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以便打败无产阶级统治下的俄国以后，重新瓜分世界时保证它能分到一份赃物。德国被解除了一部分武装而且经济也还在英、美资本家的监督下，所以他对凡尔赛胜利者进行复仇战争目前是完全无望的。虽然德国帝国主义为一方和英、法、波兰为另一方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德国资产阶级还是和列强寻求“谅解”，因为它认为只有通过参加列强所准备的武装干涉战争才能增加军备，并在敌对状态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它的帝国主义的要求。
加入国际联盟显然意味着加入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同盟。国际联盟章程第15、16两条规定，当一个国际联盟成员国受到攻击时，各成员国须予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因为帝国主义者是一直善于把自己当作“被攻击国”的，所以这就意味着当俄—波或当俄—英战争发生时国际联盟会员国必须群起援助反对俄国。
这项条约是争取德国帮助反苏障碍的一项交易，而这种鲜明的意义却一点也不妨碍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这项条约进行热烈的辩护，虽然坦率地敌视苏联还遭到部分英国改良主义者的一些反抗。英国工人群众同情俄国的情绪特别强烈，1924年到苏联游历过的英国官方工会代表团，明确地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特别是国际工会联合会主席柏塞尔关于乔治亚的状况的声明，他的对孟什维克关于“布尔什维克恐怖”的谎言提出的抗议，他确信大多数乔治亚居民不愿由第二国际英雄们去“解放”，这一切引起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国际的领袖于1925年7月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庄严声明中提出了抗议。
在马赛会议上新论“国际社会主义和平政策”时，对于俄国和对于保证条约的态度颇不一致。
英国入巴克斯吞谈到反对战争的总罢工。通过他反对共产党人的激烈的争辩表明他一点都不知道共产党人所希望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共产党人要在军队内部组织战斗支部，他便要说服士兵开小差（！），他们要利用殖民地战争来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我们相信这种希望是很幼稚的，这种希望完全没有科学的和历史的根据，而且过去的经验也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8]
巴克斯吞说，对于保证条约有不同意见。有的把它看作是莱茵地区的和平保证，有的害怕“欧洲国家会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害怕条约集团会反对俄国”。
此外，这个条约与裁军毫无关系，而且许可发动战争，并且是对否认正义的和约的批准。因此，巴克斯吞提出了对这个国际很合适的建议，他说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不同主张，就应当让各个党自己去决定态度。
希法亭宣布了他的新理论，他说旧的说法“资本主义就是战争，社会主义就是和平”已不再正确。他这方面的根据既坦白又简单，即是我们不愿等待到社会主义建成再结束战争。希法亭拿“现实的和平主义”代替他不愿等待的社会主义，而他的现实的和平主义的核心就是把国际联盟吹嘘成和平的保障。
“只有全体才能自卫反对成为全体中的和平破坏者的某个国家。因此，我们要求国际联盟不要停留在不健全的状态。我们希望，而且我们无条件地希望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不要加以限制”。
因此，就让秘密泄露出来吧。如果说在和平主义者中间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由于那种诚实的无知认为和平能够由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协定来保证的括，那么这对于希法亭这种金融资本的狡猾的代理人来说，是决不适用的，因为他非常明白他这种和平欺骗是为谁效劳的。
他应该明白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不能屈服于它的死敌的仲裁法庭，而他所赞扬的、国家之间进行团结的“新原则”，也不外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反革命的团结。
国际联盟当墨索里尼于和平时期进攻科发时没有做什么事情，在1919年以来发生无数次殖民地战争时拒绝做任何干涉，那么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发生火热的冲突时，自然就起不了和平调解人和和平仲裁者的作用。但是当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武装干涉无产阶级国家时，国际联盟对于这种犯罪行为却在道德上予以认可。现在已经证实各国的希法亭分子都是和平欺骗（这种欺骗是为对一切极反动的战争的辩护效劳的）的热烈宣传者。
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极力强调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缔结保证条约。
法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勃鲁姆也要求代表大会支持保证条约。
“如果法国和德国说是，英国就不能说否，这也不涉及采纳巴克斯吞同志的建议和任凭个别民族和任何国家的个别议会党团去自由决定态度。代表大会有责任对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作出积极的答复。请你们观察一下共产国际！毫无疑问，我们的态度就是我们回答一切问题，好像共产党人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作出我们的决定，不管这个党存在和不存在。但是，无论我们对共产党人的策略和政策必须作什么责难，即使我们不赞成和不愿使用他们的愚蠢的和奴隶式的纪律，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组成这一运动的力量的大部分的东西：即它在国际问题上有一个错误的和注定要失败的，但却是统一的政策”。
[9]
“我们并没有忽略国际联盟条约第16条给德国造成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是可以用善良的意志克服的，德国社会党的任务必须是竭力使德国政府不去要求国际联盟其余成员都不能得到的特权”。
根据这个“社会党人”的意见，德国也不允许躲避共同对苏联作战的义务。可是德国根据1922年签订的拉巴洛条约，的确有对苏椎埃俄国不采取敌对行动的义务，可是勃鲁姆在这里也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即俄国应当加入国际联盟！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参加帝国主义列强的联盟来保障帝国主义的“和平”，来掠夺殖民地！因为革命的俄国并不想这样做，于是社会主义的和平友人便在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独裁政府中发现了战争危险！
奥托•鲍威尔这位东方问题专家，在粉饰向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的战争挑衅上是更为擅长的。他把战争危机公平地分摊给西方的帝国主义列强和东方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说：“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好战的变种”。这显然与一些和平英雄们相反，这些和平英雄四年来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以后在对无产阶级发动内战时又夺得了新的荣誉。
一方面，鲍威尔看到和平由于西方的帝国主义强国而受到危险，这些西方的帝国主义强国愿意派遣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去反对俄国以保障它们在东方殖民地地区的统治。
“另一方面，也有同样的危险：即苏维埃政府通过由于亚洲的发展而加深了矛盾，就决定给它西面的一些新国家准备好乔治亚的命运”。
[10]
“……委员会不允许片面地根据这种或那种见解判断，它必须力求找到真正国际的判断……”
这种真正国际的智慧就是一方面告新帝国主义政府，要他们“不干与苏维埃俄国”，另一方面要求布尔什维主义：恢复民主。
全体会议最后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和平政策和“东方的战争危险”的决议。后者是鲍威尔的“辩证法”的产物。他首先提到被东方民族革命吓得惊慌失措的帝国主义力量急于对苏维埃共和国推行侵略政策，然后就提到“好战的”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国际滋养着一种幻想，即胜利的红军的刺刀可以为工人带来他们的解放和为了引起世界革命需要一次新的世界战争。它鼓励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希望在它们的支持下通过战争给资本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对于苏联邻国来说，从这种矛盾当中派生出了战争危险以及战争危险的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
“一方面共产国际为了寻找借口强使一些国家陷入乔治亚和阿尔明尼亚的命运，而在这些国家里组织了暴动。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可能滥用这些国家作为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攻城云梯”。
[11]
“努力使苏联境内建立充分的政治和工会的自由，反对他们自己政府的侵略和并吞政策以及粗暴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任何宣传”。
最后一句的措辞可能是从张伯伦那里来的。“社会主义国际”正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一样希望禁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这个决议并没有包含推翻资本专政的要求，却包含了消除和平的危险——无产阶级专政的警告。
“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识到，如果在苏联，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并不是独裁政权，而是苏联人民自己，那么战争危机会显然减弱。因此，国际全力支持苏维埃联盟的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民主政体和政治自由的努力。”
[12]
承认苏维埃俄国应以俄国是否加入国际联盟为转移。一个在刚果依然维持着真正奴隶制的政府，它的部长却钦佩把全部力量用于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的神圣义务”。而这些被压迫民族当中他只知道两个：一个是乔治亚，另一个是阿尔明尼亚。
右派“抗议关于东方的决议，“左派”抗议一般和平决议。这个决议显然是批准战争，而且正是现在提到日程上的那个战争，即是国际联盟列强武装干涉苏联的战争。
这项决议写道：
“工人们要求，把任何一个在无论什么借口之下否认仲裁或否认仲裁法庭的决定从而进行战争的政府当作侵略者和他们的人民和人类的敌人。
他们要求，除去抵抗侵略或取得国际联盟委员会或大会决议的同意以外，不许可有敌对行为。”
[13]
关于单独条约的部分，也有公然赞成由国际联盟进行战争的意义。英国人的反对阻止住了明目张胆地同意计议中的保证条约。于是便决定在最后的全文看到后再采取明确的态度。同时关于帝国主义者的未来条约，决议上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这些条约不允许转向反对另一个强国或另一个强国集团，它们不允许被人用于重建虚伪的列强均势。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允许自动地运用制裁的办法。只有在国际联盟条的所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应用制裁。”
[14]
这个决议清楚地提到：根据国际联盟条约，没有一个强国可以单独决定是否违反条约，但“第16条所规定的战争场合除外”。
这个“规定的战争场合”是指所谓“进攻”的场合，也就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觉得合适任何时候都能制造的事件。
1914年甚至在敌对行为开始以前，在德国就流传着俄国侵入边境和法国轰炸纽伦堡的消息。对于这个由第16条所规定的战争场合，代表大会确认：
“德国和俄国的舆论在遇到有俄国在内的冲突时对于使用第16条的方式焦虑不安，如果俄国加入国际联盟，那么这种不安的情绪就会是毫无根据的了。”
[15]
他们“宁愿看到一个措辞更简短和充满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决议，……这个决议应该少些外交上的和抽象的形式，它应该有公然诉诸无产阶级力量的意义……
为什么这个决议没有抗议军国主义？为什么这样的和平条约没有受到谴责？”
[16]
斯特莱斯曼的僮仆布莱夏德为原谅这一切缺点找到了极美妙的外交辞令。
“如果说，我们也许没有充分地谈到最终目的和达到最终目的的方法，那么，这是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来就越来越是不言自明的
[17]，因为所有加入国际的政党在这期间内部已经变得更坚强更巩固了，因为我们以前经常要加以强调的原则，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血肉。此外还有这次大会上已经提到的其他理由：即加入国际的政党过去和现在一贯对他们所在的国家负有政治责任。有一些党昨天参加了政府，另一些党今天参加了政府，我们中固有少数党派在它们再度负责担当政府责任的任何时候也不必调整他们的政策”。
在这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当法帝国主义对争取独立的摩洛哥人发动殖民战争时，“社会党人”就有了对战争表明态度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表明的态度，和占领鲁尔时一样。
法国共产党人坚决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要求立即从摩洛哥撤兵，表示要和“敌人”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团结一致，于是有成百的人为了反军国主义宣传被判处徒刑并被投入监狱。但是法国的改良主义者列诺得尔和如豪却说摩洛哥人“侵略”法兰西人的祖国，并对发动这次奴隶主战争的“左派政府”表示信任。
在一起开会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自然不想到责备他们法国同志的可耻举动。比利时代表彼拉尔的声明没有受到反驳：
“另一方面，在摩洛哥的问题上，大概没有人像共产党人那样，把这个问题看得那样粗浅和简单，共产党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就是人们应该从这个地区撤退。”
[18]
马赛代表大会完全暴露出这个“国际”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来了，也即是说，在国际联盟准备对工人国家进行武装干涉战争时，它起了援军和宣传部队的作用。如果说对此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考茨基在马赛大会以前发表的著作《国际和苏维埃俄国》一书就消除了这种疑问。有一些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例如奥托•鲍威尔虽然曾经反对过这种过于直率的鼓吹武装干涉的行为，但是这个“国际”却不能对于它那最有威望的理论家的言论不负责任。他们对于考茨基的表白所采取的态度，则和改良主义者对待伯恩施坦的言论一样，即是：“爱德，你可以那样做，但是你不要那样说！”
首先，考茨基赞成对工人国家实行经济抵制。
“现在苏维埃俄国没有大批外国借款是不能继续维持国家经济的。提供这种借款的国家，它的政府对于这项借款的实现有重大影响。而且在大多数可以拿出这种借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若不是自己管理政府——例如不久以前的英国——就是可以影响他们的政府。
于是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加入国际的社会党应该促成给予苏维埃俄国的借款还是加以阻挠呢？
我们认为，社会党不能简单地作出肯定或否定。无条件地同意给苏维埃俄国一笔借款，就意味着给与暴君新的权力工具去压迫他们所统治的、而且只有用暴力才能压服的群众。
从另一方面来说，无条件地拒绝给俄国任何借款，意味着失掉一个强有力的压迫工具，这个工具能迫使莫斯科现在的统治者对民主让步。
不应该拒绝借款，但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以同意借款，这种条件即是减经加在俄国人民头上的残暴压迫。
可以以贷款者本人的利益为这样一种条件辩护，因而布尔什维克就不能认为是外国不正当地干涉俄国的内政而加以拒绝！
……对于民主的让步——不管它显得多么罕见——不仅合乎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合乎俄国以外的资本家——他们或用贷款的方法或用购买让与权的办法投资于俄国——的利益。”
[19]
第二，考茨基支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他警告，不要作有准备的武装暴乱，但是他却推荐“自发的人民暴动”。任何反对苏联的暴动可能为反动派效劳的危险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现在俄国本国这种危险，即社会党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动会鼓励反动的危险，已经消失了。理由很简单：即凡是可能引起反动的每一件事，在俄国已由布尔什维克作尽了！
……我们不需要怀有在俄国的武装暴动会鼓励反动的忧虑。而是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即这种暴动如果成功，会扩大俄国自由的范围，不会侵害现存的少许革命成就，而会使这种成就获得新的生命，并因而大大地鼓励了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
[20]
“如果我们的国际在指出反对对布尔什维主义发动有准备的武装暴乱的情况下，一开始就把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动斥责是反革命行动，并禁止它在俄国的同志们参加这种暴动，那么这就是极不幸的事情。
社会民主党人试图拯救布尔什维克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全体人民群众普通暴动时保守中立就是政治上的自杀。自然，反革命分子力图利用这种暴动来为他们谋利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这种危险，才十分必要使社会民主党人倾其全力予暴动以决定性影响，而决不是对它实行怠工”。
[21]
一个靠军事力量支持的专制政体，越来越和人民群众形成尖锐的对立，人民的贫困越陷越深，整个社会组织亦陷于崩溃地步，最后就会由一次巨大的冲突激起全体人民的暴动。暴动的规模可能使罪事力量对它束手无策，甚至军事力量，至少它的一部分被卷入到普遍愤怒的浪潮里来。这种情况最可能是由于一次大的军事灾难而出现……”[22]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虽然不主张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推翻资产阶级，但他却主张利用武装干涉战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在计划好了的国际武装干涉战争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就是非常清楚的了。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开始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926-1928年
只有依靠改良主义者积极支持反革命才能建立起1923年的相对稳定的基础，同样，1924-1926年的稳定也只有在改良主义者的帮助之下才能实现。
改良主义的工会领袖，首先是在德国，随后也在法国和其他国家，倡导并支持资本主义的合理化，即资产阶级牺牲工人群众来稳定自己经济的方法。改良主义者把合理化颂扬成恢复竞争能力、消灭失业、保证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劳动时间的手段。他们嘲弄那些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合理化的攻势的共产党人为“机器的破坏者”。
可是，经验证明共产党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合理化的问题上也像在其他任何社会问题上一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没有一致的利益。凡是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经济上的合理的，即“合乎理性”的革新，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最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所追逐的目的，就是尽可能降低工业的生产成本，尽可能增加利润和资本的积累，借以在世界市场上提高竞争的能力。德国资本主义在通货膨胀和通货收缩危机期间已经落后于他的竞争对手，所以合理化是它的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生产过程中技术和组织上的改善也属于合理化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技术、组织上的改善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的进攻；即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节省劳动力，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由廉价的女工和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子的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条件出发，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在社会的一极上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上贫困的积累，那么，这就加倍地和三倍地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普通没落时期的垄断资本统治的现阶段。在垄断组织统治之下，生产成本的降低并不带来相应的物价的降低；劳动群众由于工资降低和物价腾贵而受到加倍的打击。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的扩张和被提高了的生产能力不成比例，于是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实行了人为的、强暴的限制，从而千百万工人就永远被从生产过程中驱逐出去。
并不是像改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个别资本家的恶劣和愚昧，而是由于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使资本主义合理化在企业中的剥削已达极点，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至千百万人长期失业的大众的贫困。同时已经提高的生产能力和世界市场上有限的销售可能之间的巨大矛盾，大大地加强了竞争的斗争，并增加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
第三国际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稳定的暂时性质，并确信资本主义矛盾在较高的阶段再度出现。相反地，改良主义者却对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热情地歌颂了一番，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新时期中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原则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原则。[23]
各种流派的机会主义者都看不到，怎样地在部分稳定现象的内部孕育着新的强烈的战争和冲突。当共产国际于1925年秋第一次谈到相对的稳定时，德国的杀害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就嘲笑说：“世界革命完了”。但是同一年发生的事件就已整证明，世界革命作为一个强大的、包含世界各国在内的过程，它没有中止，而是一会儿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一会儿在世界的那一部分，给帝国主义的统治以新的强烈的震动。
1925年，中国国民革命开始进入新的高潮。在蒋介石率领下的国民党军队向上海进军的革命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了把中国从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将革的军事独裁下解放出来，为了民族解放和统一，为了反对外国在华特权，曾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但是在这个民族运动和国民革命党即国民党中，同时开始了争夺领导权、争夺这一革命的领导地位，首先是争夺领导千百万农民群众——落后的农业国中的决定性的革命推动力——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在年经的、刚刚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一系列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和抵制运动（1927年3月英勇的上海起义达到了最高峰）中显示了它的强大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这种革命表现，使帝国主义者看到了巨大的危险，英帝国主义开始进行武装干涉，而在另一方面也极力争取和中国资产阶级妥协。中国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的压力所吓倒，被革命群众的力量所吓倒，特别是当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地主时，更是如此，于是便背弃了国民革命阵线并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开始对中国工人进行血腥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没有及时地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叛变作出必要的准备。它没有在民族阵线内部保证共产党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因此，它在民族资产阶级叛变时不能作为工农群众的领导者，继续胜利地领导民族运动反对叛变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把机会主义分子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并采取了准备工农武装起义和建立作为工农民主专政机关的苏维埃的方针。
1927年12月广州的革命工人阶级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由共产党人领导举行了英勇的起义，但因为准备工作及和农民群众的联系都不够充分，被反革命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个殖民地国家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首次起义，表明殖民地革命已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而且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它成为资本主义生存的严重威胁。
当第三国际所有支部都动员它们的力量支援中国革命、保卫中国革命反对英帝国主义时，当英国革命工人在开往中国的军舰上对海员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时，改良主义者又重新露出了他们那种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的面目。
一个下议院工党议员淡到保护在华的欧洲妇女和儿童。斡德逊说：如果已经把船只派到中国去，那就也必须派遣足够的军队。一部分“左派”改良主义者和他们的托洛茨基派的气味相投的同志，采取了另一条宣传路线。托洛茨基于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不过他遇到任何困难形势就表现出不可避免的动摇态度，直到最后滚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他和奥托•鲍威尔都从“左”的方面攻击共产国际。他们声称中国工人之被中国反革命击败，共产国际不是无罪的，因为它主张和资产阶级结成民族统一战线，而不去组织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中这种论据的蛊惑人心的虚伪性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在各个国家都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了同盟。
托洛茨基的批评来源于他的“不断革命”论。这种理论已经在第一次俄国革命时就使他和布尔什维克处于对立地位，并使他和孟什维克接邻。托洛茨基否认落后的农业国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起的决定性的革命作用。在殖民地国家里，帝国主义的压迫迫使资产阶级一时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在这些殖民地国家里，无产阶级最初在反帝斗争中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以后在资产阶级必然背离国民革命的时刻，就在群众面前揭露它，在革命群众中孤立它，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中赢得对于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决不在于当资产阶级还在国民革命阵营时它一时和资产阶级一同进行反帝斗争。它的错误在于当时没有充分保证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作用，没有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处于依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地步，因而在决定性的关头就不能领导群众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可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惊人的尖锐化不仅反映在远东。也在改良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共产党只掌握了极少数工人的欧洲国家，英国，工人的革命化和资本的进攻导致总罢工和连续六个月的矿工罢工。在这种斗争中证实了谁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英国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个运动。俄国的工人为了他们的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实施了节约的措施，可是却还募集了成千的卢布来支援他的英国阶级弟兄。矿工同盟中的改良主义领袖斯密司和康克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苏联工人和工会的援助对于他们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如此矿工们还是被打败了，尽管有忘我的坚持精神，资产阶级这一次还是取得了胜利，延长了劳动时间和降低了工资。失败的原因完全在于改良主义组织蹂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义务。
英国工会总委员会中，开始出现叛变行为。在这个团体里，像柏塞尔和希克斯这样的领袖掌握了大多数人，他们在群众的压力下以极左的面说出现，并通过成立英俄工会统一委员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领袖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些人的行动再度证实了以往的经验，即中派分子在紧急关头就变成极端改良主义者的危险的工具，因为有的工人相信他们，而他们毫不犹疑地以欺骗来回答这种信任。
总罢工是全力以赴并团结一致地进行的。但不多几天以后，还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时，领袖们就停止了罢工的举动。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反动政府的威吓下就退缩了，因为他们害怕斗争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愿和政府发生冲突。这种斗争再度证实：总罢工只有在工人阶级决然反抗资产阶级的武装进攻时，才能取得成果。
没有得到矿业工人的同意就中止总罢工，是对矿工斗争的可耻的背叛。但是更可耻的是：被遗弃了的矿业工人于总罢工中断以后，既得不到英国工会、又得不到除去俄国以外其他国家工会的值得一提的支持。
德国共产党竭力在鲁尔矿山组织同情运动，以阻止把煤炭运往英国，但没有成功。德国矿业工人处在可怕的合理化——失业的压迫下，改良主义领袖就诱使他们去当工贼。国际工会联合会没有做出一点努力去组织国际团结运动。这个可敬的组织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一起时常把关于批准华盛顿协定的滥调合唱得响彻云霄。但是当具有历史意义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展开时，这两个“国际”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总委员会中的叛徒们，拒绝了俄国工会提出的由英俄统一委员会发动一项国际团结行动的要求。当俄国工会的领袖在工人群众面前谴责了这些罪有应得的工人运动的叛徒以后，这些老爷们就认为他们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这些左派领袖们当不需要花任何代价时，会发誓他们同情革命的俄国，可是当1927年春英国保守党政府对苏联的战争恫吓发展到断绝关系的地步时，他们的毫无品格就又表现得非常清楚。东方的革命运动和英国工人阶级之彻底革命化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帝国主义的生存，英帝国主义便把镇压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有力的榜样发展并提高了世界的革命力量—看作是它的唯一出路。为此目的便发生了袭击俄国驻伦敦商务代表处、断绝邦交和竭力对无产阶级国家进行经济抵制、发动反革命的谋杀以及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准备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干涉。
英国政府袭击全俄合作社有限公司驻伦敦代表处的无耻的战争挑衅，甚至激起了许多自由主义分子和和平主义分子的抗议，这件事刚刚发生后，总委员会和国际工党的领袖还赞成抗议声明，虽然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者一样，尽力破坏动员群众去反对战争危险。但是当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驻波兰大使沃依柯夫被杀害后，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生了一些投弹暴行后，在英国组织的在苏联的反革命阴谋被发现后，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并处决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时，英国工党“左翼”中的俄国朋友兰斯柏利、马克司顿、布罗克韦便发出警告，他们说苏维埃政权不应该用这种恐怖措施轻率地失掉工党中的“友好情绪”。这些英雄们既为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也为赤色恐怖的牺牲者流下同情之泪。但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进行生死斗争中，他们从来没有对无产阶级政权明确地和无保留地表示过赞同的态度，当必须作出决定时，他们就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工人政府”的委员惨杀印度的工农并没有妨碍这些“左派”对麦克唐纳的友谊，但苏维埃政府枪毙二十个反革命匪帮却震动了他们的大大夸张了的同情心。
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拒绝召开一次英俄委员会会议，而满足于抗议枪毙反革命分子的决议。这就意味着这个统一委员会的崩溃。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上，为苏联处决白卫分子所费的虚伪的人道的笔墨，此为中国革命过程中被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所杀害的成千上万的工农所费的笔墨要多到无可比拟的地步。
“左翼”改良主义的第二个支柱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久就得到机会表明他们在背叛战斗着的工人阶级方面和总委员会的工贼进行竞争。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自发地爆发了一个强大的群众示威运动，反对阶级裁判所释放法西斯杀人犯。被警察的挑衅所深深激怒的人群转取攻势，焚烧了奥地利帝国阶级裁判所的巢穴并赶走了警察。警察以内战回答手无寸铁的人群。用机关枪、装甲车以及所有近代“实际和平主义”的最新成就在维也纳大街上杀死了八十多个男女。奥地利的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并激动地要求武装起来，以便清除法西斯国防军及其政府中的保护人。
奥地利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防御组织“保护联盟”立刻行动起来，并不是为了保护工人反对警察，而是为了保护警察反对工人。奥托•鲍威尔施展了他的全部辩才，使工人代表明白，继续斗争必然会招致饥饿、内战和干涉，商言之即会招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恐怖状态。由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左的煽动，以及由于一个依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小国的困难的斗争条件，奥地利的共产党也还很脆弱，由于这些原因，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中止斗争，诱使工人向亲法西斯的政府投降——达到了。
当工人阶级的失败已经确定，当法西斯分子日益横行霸道时，奥地利社会党便急剧地向右转，有组织地向资产阶级让步，并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法西斯主义保护者们一再地进行联合。
一连串巨大的阶级斗争、国际矛盾的十分尖锐标志了世界形势的特点。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在1928年8月，在布鲁塞尔开会的社会爱国主义国际代表大会和在莫斯科开会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都必须对这个时期的局势表明态度。
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合理化陷入最严重的贫困的时期，同时是改良主义工会组织和企业主组织最密切接近的时期，是改良主义官僚机构和资本主义国家融合的时期。在英国，工会联合会总委员会开始和化学大王蒙德会谈实业和平。在德国，国家仲裁意味着企业主、工会领袖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通常是社会民主党人——一同绞杀工人阶级为改善劳动条件进行的一切斗争。
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般趋向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对劳动条件的加强控制，工会之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辅助机关，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行政机关，都被改良主义的理论家们颂扬为“经济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
希法亭于1927年在基尔党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这项理论，德国工会联合会的理论家纳甫塔里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煞费苦心地对这种理论作了说明，这种理论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情况的决议中得到了表现。由“民主”国家监督资本主义组济，“工人运用各种不同的共同合作的经济政治组织”，对国家施加影响、即改良主义官僚与资本主义国家机关合作直到参加政府——这就是社会得以监督工业成果、“经济民主和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途径。纳甫塔里醉心于资本主义巨大的生命力，并从资本主义当中发见以劳资仲裁制度或国际联盟的济会议为形式的“社会主义因素”。
奥托•鲍威尔满足于对这种“新修正主义”理论作怯懦的争论。
“这种理论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迟到遥远的历史时期，并认为工人阶级在目前整个历史时期只能期待在政权中起一部分作用。这种理论没有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发展的惊人的事实中产生最近期间剥夺剥夺者的希望，而是满足于在整个历史时期内的微小任务，即由民主国家监督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工会与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合作，以促进产业之技术和社会的发展。”
[24]
“在任何一个国家内，工人阶级必须学会利用它的政治上的力量和工会和合作社的力量，以便把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置于公共团体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监督之下，牺牲私人经济扩大并发展公共事业和工人的合作社，在实行合理化时建立劳动保护法和工人组织的共同决定权，为了保护受到新的生产方法损害的群众。其次，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实现失业保险、由集体合同调整劳动条件和保证提高实际工资”。
[25]
在国际方面的要求具有同样的性质：即“参加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废除高关税保护制度和贸易的限制，所有殖民地国家实行门户开放，恢复苏联世界经济成员地位，在工人组织的协助下由国际经济局监督国际卡特尔和托拉斯。
这是他们的经济纲领，不是一个剥夺剥夺者的纲领，毋宁就是在这样的口号下：“国家代替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国家的联合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康采恩！”宣告改良主义者参加政府的国际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如果说列宁提出了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的公式，那么各国的希法亭分子便以国家资本主义加联合政策等于社会主义的公式来和它对抗。
这些国际经济要求表明改良主义者的“国际”和世界帝国主义在反对殖民地奴隶和无产阶级国家上有共同的利益，这些要求是世界资本的代表在国际联盟1927年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代表进行争辩时所主张的那些要求的反响。如果说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专家”主张减低关税的话，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巨头愿意放弃保护关税政策，这毋宁说是意味着他门极欲利用他们的强权迫使较弱和较小的国家，首先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附属国减低他们的关税。
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殖民地的门户开放”。要求“恢复苏联世界经济成员地位”也并不是意味着抗议英国金融资本组织的经济封锁，而是支持帝国主义摧毁无产阶级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努力，以便使资本家能够在竞争中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企业挤垮。
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保护关税作为冲进世界市场的进攻性武器，正在发展工业的落后国则用保护关税来防止帝国主义的入侵，所以它所起的作用根本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显然的，可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则认为这种区别并不存在。
在重提各次代表大会上流行的赞同批准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华盛顿协定的决议时，代表大会竟欢迎“德国政府批准这一协定的意图”。书记处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也说“为八小时工作制而进行的国际斗争在德国即将获得重大成果”。这种虔诚希望的根据，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帝国首相海尔曼•弥勒的政府声明。但几个月以后，联合政府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人维塞尔，在国际劳动局会议上和保守党政府的代表鲍尔温一同投票反对全体工会代表赞成修正华盛顿协定的表决！
按照马赛会议的决议，在布鲁塞尔大会的议事日程上，殖民地问题是当作特殊问题提出来的。比利时“社会党人”彼拉尔在马赛会议上会宣称斯图加特关于反对殖民地政策的决议已不再适用。事实上，对这些“社会党人”来说，原则上拒绝殖民地政策又有什么用处，他们作为奴隶主所有者的部长大臣和总督必须实行实际政策，例如麦克唐纳、奥利维那、王德威尔得和瓦廉等人，瓦廉作为社会民主党人也已成了印度支那副领事了[26]。
这个国际是欧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仆役室，国际的这种性质由它讨论殖民地问题时而没有一个中国、印度及其它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出席会议一事，就表现得很清楚了。强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已经把成千成万的男女工人团结在阶级组织里，并在迅速的发展中将掌握千百万群众，它一开始就和社会帝国主义领袖们，即殖民地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的传道者处于对立状态。一些标准的腐朽的假社会主义者身上连一点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组织的影子都没有，他们感激允许他们在崇高的讲坛上讲话，并且对共产主义进行荒诞的谩骂用以表示忠于社会爱国主义国际。一些在旁听席上作客的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代表以激动的插话抗议这种以殖民地人民代表资格进行的卑鄙欺骗。
马达加斯加前总督席德内•奥利维尔作为主要殖民国家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曾谈到殖民地问题。不过他并不是谈作为殖民地人民解放者的社会主义的作用，而是谈英帝国主义的作用，他说英帝国主义因为有自由的和基督教的传统，所以不会容忍奴隶制度。他确乎认为趁此机会有必要为他的同胞辩护，反对伪善的非难。
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包含了1907年王•柯尔所陈述的旧奴隶主理论：即落后民族的解放还不成熟，必须由他们的压迫者教育他们以便达到解放。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主张这些地区土著居民所希望的自治程度或管理形式仅适用于有“先进居民”的殖民地。但是居民是否已经足够先进？土著居民希望什么样程度的自治？这自然是由帝国主义奴隶主来决定。这个决定的实际意义，当工党参加保守党政府所任命的调查印度情况的西蒙委员会时就证实了。
根据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原则，凡是居民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刽子手及其社会党奴仆所要求的水平的殖民地自治是不能允许的。在那些国家里，按照决议的观点立即消除外国的统治“不是意味着向民族文化前进，而是退步到原始的野蛮状态，不是国家的民主发展，而是人民群众屈服于少数白色移民或本地专制君主的统治，不然就是给资本主义的掠夺和殖民地战争开辟一个新纪元”。
向落后民族推荐殖民地奴隶制度并不妨碍决议的作者提出保证说：“社会主义原则上拒绝对殖民地人民实行政治统治”。这句话的意义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没有共同之点，那就是意味着这里通用的是俾斯麦的智慧：“如果就外交家在‘原则上’承认什么，那么他们在实际上就加以否认”。
决议要求对于那些还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者的“教育”的落后民族，要作“有效的保护，反对压迫和剥削”。这好像是人们要求保护大桅帆船上的奴隶而反对剥夺自由，可是要有一个必须把他们锁在大桅帆船上的附带条件。具体地说，这种保护等于根据政府起草和发布的模范契约订立劳动契约，代替各种形式的“强迫劳动”（现有奴隶制度的委婉说法）。这些模范契约应由官厅代表订立，而工人则应“完全甘心情愿”地予以同意。当劳动奴隶愤怒地起来反抗非人的剥削时用装甲车、机关枪、轰炸机来援助资本主义的殖民政府，也应该承担保护它的牺牲者的责任。
1927年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反对殖民压迫同盟，和奴隶主团结在一起的国际禁止它的成员去作该同盟的盟员。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同盟真正代表了殖民地人民，要求它的盟员和殖民地的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实际上团结起来。
各个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之间的对立在争论莱茵地区撤兵时表现得非常明显。
人们要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寻找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字也是徒劳无益的。托尼•逊得尔提议“立刻无条件地撤兵”，法国社会帝国主义者在政治委员会上反对他的建议，坚持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不提这个合人烦恼的问题。因此，普恩凯查在国际联盟的代表保罗•班克尔就避免了和他的国际发生任何冲突。
保罗•福尔起草的关于莱茵地区撤兵的宣言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被接受了，这个宣言使德国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得到暂时的安慰。这项宣言是外交辞令上伪善的典范。福尔引用了法国党全体会议的决议。决议上谈到社会党选举纲领中所要求的立刻无条件地撤出莱茵地区。接着他又引用了这个选举纲领，纲领中写道；
“……就像我们一直做的那样，我们要求立刻撤兵……
社会党一直认为莱茵撤兵问题实际上是和圆满解决裁军和安全问题有不可分的联系。法国舆论绝大部分是把军事占领看作是安全的保证，我们就希望法国舆论毫无不安毫无隐忧地接受撤兵。建立国际共管就能达到真正的圆满解决，代替虚妄的保证。”
[27]
解除德国的武装是武装到牙齿的法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代理人提出的特殊要求。解除德国的武装，被注明只是普通裁军的前奏。
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又一次证明，在这个国际内决定问题的绝不是梦想帝国主义世界内部裁军而解毫不加以怀疑的幻想家，而是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自觉追随者，对他们来就和平主义的裁军词句只是欺骗群众的一个方便手段。
在布鲁塞尔大会以前举行的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李谁诺夫代表苏维埃政府提出全面裁军的建议。无产阶级国家的代表没有隐瞒他的认为各国资本家不愿也不能裁军的信念，而是以这种方法迫使帝国主义代表暴露了他们裁军的欺骗。“社会主义者”班克尔在这次会议上担任了丑恶的角色，替他的帝国主义主人寻找一些拒绝真正裁军的论据。
英国独立工党中的和平主义者在裁军委员会建议通过一项决议，祝贺苏维埃政府全面裁军的动议，并要求在战争发生时去组织一种停止军需工业的运动和拒绝一切战争拨款，这种情势使社会党人的代表大会非常烦恼。而这项建议也遇到了德、法、奥、波兰、捷克的社会爱国分子的激烈反抗。只有瑞士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本因哈德支持英国人。独立工党的一切建议都被拒绝无遗，但这并不妨害“左翼”的英雄例以“统一”的名义赞成这项决议和对于（至少是）一些激烈的词句已经写入原来的草案表示满意。
于是，直言不讳地承认帝国主义扩军的裁军决议通过了。这个决议提出了全面裁军的目的，但是作为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它所知道的只是对资本主义政府施加“最强有力的压力”、利用“统治阶级团结国际裁军协定的有力倾向”等方法。革命的斗争手段是在一点上提到的，凡是“在国际间发生冲突时，拒绝服从仲裁并诉诸战争”[28]的政府，就用这种革命的斗争手段对付它。这种侵略者的法律定义是“社会主义”理论家从日内瓦议定书上剽窃来的，“革命的”威胁针对苏维埃政府，因为苏维埃政府是无产阶级的政府，它不能服从它的死敌资本家的仲裁。
德帝国主义地位的加强，表现在人们不得不对它的“社会主义”代理人实行让步，接受德国军国主义的特殊要求：即“一切国家都有选择兵制的同等自由”。和凡尔赛条约的解除武装的规定相反，德帝国主义要和帝国主义竞争者并驾齐驱地扩张军备，这种要求被提高到“社会党人”所要求的水平。不过，自由选择由以下的警告予以限制。
“如果一切国家应该自由选择兵制，那么，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则要求人们注意新型军队组织所带来的危险。因为这种组织把雇佣兵的坚强核心和迅速利用大量士兵进行攻击的可能性结合起来，以致其中既有民兵的危险，也有雇佣兵的危险。”
臭名远扬的法国征兵法被采用了，它是以强大的常备军为前提，同时使全体公民都有参战义务——从这个决议中作出这样的推断是非常合理的。但是社会爱国主义战士们并不想谴责他们的同志斑克尔的事业，这项法令的第十一条要求“一切工会”在战争期间为满足武装力量的需要“服务”，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这是符合1914-1918年改良主义者工会领袖们的实际活动的。他们当时用这种方法为“兵役”效劳而来斥责革命工人，今天，他们在“经济民主”的名义下考虑的也是这些任务。[29]
孟什维克彼得•哈维在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性著作《红色军国主义》中不知不觉流露了，通过这种警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国防军。[30]
他引用了上述布鲁塞尔决议中的一段并附加说：
“布尔什维克的国防体系，按照这一方式，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集中了一切兵制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以此，从纯粹军国主义观点来看，它集中了一切兵制的优点”。
赞许一切帝国主义的国防体系，批判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防军的制度，这就是著名的裁军决议的政治意义。
“军队民主化”的实际要求、国会应该监督军备等说法都是和平主义者的欺骗，没有实际意义。例如要求把化学工业作为战争工业由国家加以统制就是这样，这除去由国家秘密支持战争工业变成公开支持以外没有其它意义，但照他们所说的来看，仿佛还有其它意义似的。可是只要这个决议实际上要求真正反对军国主义时，这些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实际行动不发生作用。我们举出决议上所要求的禁止法西斯军事组织作为例证。凡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执政的地方，如在德国，没有一个法西斯组织被禁止，但是唯一反军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国防组织红色障碍战斗者联盟却于1929年5月遭到禁止。
裁军骗局的最好的说明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布鲁塞尔讲台上正在作裁军讲演时，同一时期德国联合政府的社会民主党部长却赞成建立一系列新的装甲巡洋舰，从而开始了德国海军军备扩充的新时代。
德国和国际的武装首先针对着谁？人们从这个大会的国际局势宣言中不难看出。宣言上把一切专政都描论成对世界和平的同样的危险。布尔什维主义被人咒黑，就它鼓励政治上的反动而且引导工人阶级去希望发生新的战争。因此，俄国工人应当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并恢复民主。
独立工党的代表在委员会上反对这项宣言时指出：草案反布尔什维主义所占的篇幅要比反法西斯主义所占的篇幅多二倍半。在全体代表大会上，奥托•鲍威尔的任务是，通过煽动性的呼吁统一，诱使英国独立工党分子撤销反对意见。这时他得到以前的左派兰斯柏利的支持。
因此，独立工党的代表宣称对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保留反对意见，并在这样的条件下同意了这项宣言，因为它比马赛宣言前进了一步。按照奥托•鲍威尔的本意不可能是引导独立工党和俄国同志更接近于联合起来的！
于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在“统一”的标配下宣告结束，这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中形形色色改良主义者的统一。[31]
第四节 从社会帝国主义到社会法西斯主义——第二国际的道路。
经过苏维埃共和国世界联盟走向世界共产主义——第三国际的道路
当社会帝国主义外交家们在布鲁塞尔设想出一些社会主义的词句来掩饰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时，与此同时第三国际第六大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以便制定目前时期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
这次大会之所以具有历史意义，就在于自从1864年卡尔•马克思草拟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第一国际的基本文献——以来，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制定了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人民为解放而斗争的世界纲领。在一切国家和地球各个角落的代表参加之下几天讨论的结果，制定了共产国际的纲领。这个纲领超过所有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根据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经验，具体地指出了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走向世界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
在第二国际的全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打算提出这样的国际纲领。1891年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有一位德国代表提议为各党制定一项共同的原则声明，它应当成为各党纲领中的导言。1893年于苏黎世在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国际组织”的委员会决议草案中表达了要有一个国际纲领的愿望，但这项决议草案并没有付表决。1907年趁召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机会举行的各国议会之间的会议上，特鲁尔斯特拉提出了国际建立“自己政治制度”的问题。瓦尔扬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描述未来国家是不可能的。修正主义者福尔马尔也立即提出警告，要人们不要“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国际这匹老马身上”。
如果说由于缺乏真正的国际主义信念和社会党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感化战前的第二国际不可能有这种纲领的话，那么战后建立的这个冒牌的、单是为对共产主义进行斗争效劳的社会主义国际就更是不可能的了。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于1924年12月给了他的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一封信，其中就道：“马克思主义者在国际内是少数。”这的确是极为夸张的说法。在这个国际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指具备马克思著作的知识——这种学究在社会党中很多——也不是指口头上承认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来理解我们时代的问题，来规定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代和世界革命时代，人们不是列宁主义者也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除去列宁以外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这一时代的新现象，并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来规定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的任务。谁不理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和殖民地人民结成联盟的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纵然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重复一千遍。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而是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无产阶级的行动的活生生的统一。有一些政党的全部实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讽刺，在这些政党中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者。
当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把世界革命的死亡说了一百遍，资本主义政府的被召集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以希望资本主义的新高涨自慰的时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确信：在资本主义短期内相对强固之后、在超过战前生产水平之后、在欧洲工人运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一时低落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又在更高的水平上以更尖锐的形式再度出现。
既然帝国主义时代一般地说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那么最近一些年代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表明新的、巨大的危机和灾难很快就会到来。
战争与革命，这是共产国际的展望。但绝对不像奥托•鲍威尔和同一类型的惑者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上。相反地，共产国际是唯一能够通过发动一切国际革命力量防止一连串新的毁灭性的帝国主义战争拯救世界的力量。没有人能够预先知道和预先决定我们在以后的几年和几十年内战争与革命会以什么样的次序接连着发生。但是，谁要不相信奇迹，谁就必须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不实行绝望的反抗就会让位给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作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只要利害关系相矛盾的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就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世界性的斗争也就不能避免，它只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而已。无产阶级革命把帝国主义战线的个别部分粉碎得越迅速，无产阶级国家的战扩大越迅速，战争的时代就结束得越迅速，社会主义世界的和平建设时代开始得就越迅速。
苏联在实现宏伟的五年计划期间集中全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它的最大的利益就是尽可能地推延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因此，不管国际反动派的一切战争挑衅，苏联还是十分镇静和坚定不移地保卫和平。
用一切手段保卫无产阶级国家成为各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指出了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正在成熟的世界斗争中产生的内政发展远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意味着生产集中于一小撮大垄断组织之手，意味着整个经济都由一小撮金融巨头统治。在政治领域中，政权集中于金融资本代理人之手，金融寡头的统治即由这种形式表现出来。
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资产阶级议会政党在劳动群众中地位的削弱以及由此发生的国家压迫机器的加强鼓励了限制资产阶级民主的倾向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危机。因此向着赤裸裸的、毫无隐蔽的、毫无限制的金融资本专政的发展，向着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成了一种国际的现象。
改良主义者企图通过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叫嚣，把自己扮演成工人阶级的权利的保护人。但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向于法西斯主义，所以改良主义者的组织就越来越紧密地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联结在一起，越来越积极地为国家镇压工人运动效劳，以“产业和平”、“经济民主”为名越来越牢固地和一些国家监督之下的企业主组织合并在一起。它们证实自己在对工人国家准备反革命战争时期和法西斯独裁时期，是战争准备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法西斯独裁的最有用的开路人。
在意大利，法西斯独裁通过对共产党组织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组织实行血腥恐怖因而取得了政权。法西斯主义刚刚胜利以后，改良主义的领袖达拉责纳便企图和法西斯主义亲近。
匈牙利的情况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同。在这里，社会民主党政府把政权从无产阶级手里交到白色的刽子手霍尔蒂手里。但当白色恐怖肆虐时，也并不饶恕社会民主党。可是社会民主党很快就和霍尔蒂缔结了正式的和约。1921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培耶尔的领导下，答应放弃在国外进行的反对白色独裁的宣传，放弃组织农业工人和国家职员。以此，培特楞政府便让社会民主党人自由行动。
这件丑事激起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如此愤怒的情绪，以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认为必需进行调查。在调查时保卫霍尔蒂社会党人的就是考茨基，这是令人注意的。1925年1月在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中庄严地决定，对匈牙利党的领导和培特楞前立协定的举动是否正确拒绝作任何判断。而且，甚至以“良好的信仰”安慰霍尔蒂的同盟者。匈牙利党的领导声明它不再受1921年协定的拘束时，这件事才算是告一结束。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举动可能更丑恶一些。那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直接参加了粲柯夫的反革命暴动，“社会党人”卡萨骚盘踞在白色刽子手们组织的政府中。在血腥地镇压了工农的起义以后，社会民主党和政府党在一张名单上充当候选人。
1924年3月在一个调查“社会党人”这种丑恶行为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委员会上，保加利亚代表团宣称：
“粲柯夫政府远不是社会民主党政府（！）——十个成员之内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是这个政府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希望的、唯一能够找到（！）实现民主的道路的政府。”
[32]
在波兰，波兰社会党也积极支持皮尔苏斯基的法西斯政变，这个党的一个代表摩拉斯节夫斯基参加了皮尔苏斯基的政府。当波兰的法西斯主义遭到工人的越来越增长的反抗，当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越来越离开亲法西斯的波兰社会党并转向共产党人时，这个党便于1926年11月决计站在政府反对党方面。但是这个党的一部分，在摩拉斯节夫斯基的领导下，继续公开地支持法西斯政府，而党的执行委员会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行动。执行委员会解释就为了不使党的统一陷于危险地步，它不愿用激烈的言语斥责这些同志们。虽然如此，大约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期间，公开的法西斯主义门徒就离开了波兰社会党。这个党的两翼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起着一种作用，一部分公开支持皮尔苏斯基政府并企图组织法西斯工会，而另一部分则在议会里保持着虚假的反对派地位在恶意地和粗暴地攻击共产党人方面，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有效的帮忙。
不仅法西斯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国际”的默认下鼓励改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合作，改良主义的国际领导人也是这样。比如，阿尔伯特•托马斯这位国际劳动局的领导人，的确不是以私人资格热情地祝贺罗马法西斯工会代表大会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当时显然不理解托马斯作为改良主义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先锋作用因而对这种表现提出抗议，这时绝大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为这种接近法西斯主义的行为寻找一切可能的辩解。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行局只满足于以遗憾的口吻乱道：“社会党人”阿尔伯特•托马斯意大利之行引起了“故意的曲解”。
这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个别党员或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个别政党偶然发生的偏差——工人阶级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第六大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把资产阶级国家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同时实现的改良主义向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都看作是国际现象。
改良主义不是独立的阶级力量，它在阶级斗争中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它只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附属品。它反映的是已完全从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的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层的利益，两者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时期越来越牢固地和企业主以及资产阶级国家联合起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在战后年代里，工人运动的司令部中的官僚有多数人都上升到相当优越的国家和地方官吏的地位。成千成万的拿高薪的官僚控制着改良主义的党和群众组织的机构。他们使这些官僚机构彻头彻尾地为帝国主义政策效劳。随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由民主—议会的统治方法过渡到法西斯恐怖的统治方法，社会帝国主义分子的思想和斗争方法朝着同一个方向也转入法西斯主义。改良主义者的经济民主的思想，是和法西斯“劳资协会主义的国家”思想相适应的，他们认为在这种国家里企业主和工人的同盟在国家的领导下就能共同促进生产的利益和消除阶级斗争。
在一些国家，改良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和资产阶级政党一同按照法西斯分子的先例建立了自己的斗争组织，这些组织起先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吸引工人，以后便和法西斯组织结成统一战线，进一步组织反对革命工人阶级的恐怖行动。
这就是波兰社会党、德国国旗社、奥地利保护联盟等斗争集团的职能。当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以血腥的恐怖毁灭了工人组织、工会和合作社等等并试图建立新的法西斯工会组织期间，改良主义者追求同样的目的，通过把革命工人从群众组织中排斥出去，以帝国主义国家的辅助机关代替阶级斗争的组织，继续进行挑拨分裂活动，消灭任何无产阶级民主，把群众组织完全置于和国家机关溶合在一起的官僚独裁之下。
有一些国家形式上还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但越来越实施法西斯的统治方法，正是在这些国家中，改良主义的政党在准备进行法西斯独裁方面起着极不祥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28—1929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新的革命浪潮日益成熟时，资产阶级就让社会民主党来领导政府，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占着最重要的警察官职，以便对共产党人组织恐怖行动。查禁革命组织，对共产党报刊的压制措施都是由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和警察总监提出的。当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号召于1929年5月1日也和往年一样举行示威游行时，柏林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不仅不想举行自己的五一示威游行，他们还挑唆社会民主党的警察总监趣尔歧倍尔去禁止五一示威游行。社会民主党人趣尔歧倍尔“在同党以及工会的紧密联系之下”于1929年5月1日组织了一次血腥的屠杀工人事件，因为工人们为了拥护共产国际的要求在柏林的大街上游行示威。有33个男女工人、示威者和偶而在那里路过的人牺牲于社会法西斯主义警察的枪弹之下。不管野蛮的警察恐怖，工人们还是在大街上坚持着，他们一再地聚集起来组成示威游行队伍，并在维丁街和新科伦街上构筑街垒，用以防御警察的装甲车，并打退警察的进攻达数小时之久。
当社会民主党人趣尔歧倍尔的警察在大街上滥施暴行时，全部资产阶级报刊在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领导下，发动了肆无忌恽的反对莫斯科的运动。据说革命工人也和往年一样在街上示威游行而不在警察威胁之下退缩应当归罪于莫斯科。革命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保卫苏联而举行示威游行，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工人的事业。社会民主党的部长和警察总监对工人实施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恐怖并对工人国家发动了反布尔什维克运动。这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的作用和改良主义国际的作用。
改良主义国际不再只是瓦解、迷惑、分裂和欺骗工人的工具，它还是一个有意识地对无产阶级国家备战和建立社会法西斯独裁的工具。社会法西斯独裁无非是对工人阶级施行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恐怖的开始。
曾经一度是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两个不同派别，现在则是两个进行生死决斗的对敌力量。
第三国际自豪地并公开地承认自己的目的就是：继续和完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第一国际所开始的伟大事业。但对第二国际的态度就不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一称号下在汉堡结合起来的国际，没有一点点援引第一国际的伟大传统的权利，它和战前的第二国际也有根本不同的性质。第二国际把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和在工会与政党中越来越扩展起来的机会主义臭沟水联合在一起。在理论上，到1914年为止，左翼仍保持着领导地位，但在实践上机会主义却占着越来越大的地盘。机会主义的潮流向着完全反动的方向一贯前进，经过社会帝国主义达到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就是现在自命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叛徒集团的历史本质。
但是第三国际保持并扩充了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斗争的第二国际革命派的遗产。
关于第一国际1879年的《泰晤士报》说它“身躯渺小精神伟大”；机会主义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国际则身体庞大精神渺小。它虽拥有广大群众，但是它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充实群众。第一国际的伟大精神又在第三国际复活了，但这个精神现在却指导着一个强大的身躯。马克思主义不单是国际宜传工作者——他们作为遥远将来的开路人进行工作和从事斗争——集体的指路明灯，它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这个国家拥有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并抗拒着帝国主义世界列强。今日西方工业国家和东方殖民地国家已有千百万的工人追随着第三国际的旗帜，明天将会有亿万人追随着这面旗帜。
为工人阶级统治世界、为世界共产主义而进行伟大斗争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有一个组织是这个极大世界运动的杠杆，这就是第三国际。有一种理论是起来进行斗争而再也不会陷于悲痛的失败的千百万群众的指路明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世界历史性的搏斗中，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国际起着世界帝国主义从属的辅助机关的作用，面临这种斗争只有可悲的无知者和空想家才会梦想一切工人政党重新结合起来。在国际工党和在国际工党和在德国与奥地利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中就有这样的空想家。
他们不愿理解：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不可能联合、不可能和解。他们相信能够把历史的车轮推回到1914年以前，他们宣传那意味着把工人阶级置于其死敌的领导之下的“统一”。
社会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制造的工人阶级的分裂，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就能克服的。只有把作为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势力的改良主义消灭掉，分裂现象才会消失。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阴影。这一个存在多久那一个也就存在多久。资本主义的毁灭同时就是背叛工人的改良主义政党的毁灭。社会帝国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的消失是战胜资本家阶级的前提条件，战胜资本家阶级是最移地完全地肃清改良主义的前提条件。
发展的前景既清晰又明朗。世界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危机，必然引起改良主义国际一切政党的危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领袖的反动政策和改良主义政党中的工人成员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发生战争，那么第二国际的残骸的结局就会比它1914年的前辈更为悲惨；但是，如果先发生帝国主义列强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战争，那么这个国际公然赞同世界反动派的行为很快就擦亮了千百万工人的眼睛，促使他们终于和这个背叛工人的国际决裂。第三国际可能由于各个国家中的失败，由于各党在达到彻底布尔什维克化的明朗和统一的道路上，在争取工人阶级多数的道路上产生的成长中的危机而遭受某些挫折，但是它的深入而广阔的发展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日常的一再地证实了它的原则和它的策略的正确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苏维埃政府一贯的和平政策，共产党人在工人阶般日常斗争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第三国际在一切阶级斗争中所实现的真正国际团结，改良主义者在一切问题上所起的可耻的背叛作用，这一切每日都把成千上万的工人带到共产国际的行列中去。经过艰苦的奋斗和遭到严厉的迫害以后，共产党的道路导向胜利。在非法的和白色恐怖的时代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将武装起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斗争。
共产国际的最终的、彻底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法西斯门徒的没落一样是肯定无疑的。
[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5]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作者
[6]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7]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9]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0]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3]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5]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6] 最后这句的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7]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19]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0]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1]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3] 这是1927年希法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说的话。
[24]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5]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6] 法国社会党中的无产阶级反对派要把这个名利熏心的人物除名，但党的执行委员会极想把他再接受进来。
[27]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8]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29] 在一本根据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委托，在1928年由纳甫塔里出版的书籍《经济民主及其本质、方法和目的》中，把德国的兵役法颂扬为济民主发展的出发点。
[30] 迪茨出版社1928年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用这个著作去征集党员。几乎是公然招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就是赢得志愿兵对苏联作战，它就是站在这种立场上去征集它的党员的。
[31] 正式的记录中并没有报导这次大会的委员会中的事件，在瓦尔特尔•斯托耶克尔的著作《第二国际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装甲巡洋舰——社会主义者》一书里（国际工人出版社版）作了叙述。
[32] 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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