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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是衰败
——关于生产方式转变的思考
萨米尔·阿明
2018年5月
来源：原载于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2018年5月号，中译文来自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卢地生译。
编译者按：这是国际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在2018年5月《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革命还是衰败》(Revolution or Decadence?)，承由上海社科院卢地生译为中文，供我刊用，现就文内关键词语，略作释义。此文所指称的“革命”“衰败”，事实上是在某种宏观叙事视野下对于历史进程中两种可能性趋向的一种新判词，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理解方式。由此，此文有世界历史上重大变迁之比较，例如，作为西方古代史典型的古罗马制度变迁，以及中国的“朝贡制”。作者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所有阶级社会都倾向于”后者，因而所谓“朝贡制”，不妨认为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发展成熟形态，是那个时代世界体系确立之征象；而历史上“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则往往来自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由此，作者对于20世纪以来的一种现象：即革命在发达国家（中心地带）逐渐消沉，而多见于不发达国家（边缘地带），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这也是此文首先提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当今“全球化”回应的理由所在。至于社会变迁究竟是走向“革命”，还是趋于“衰败”的判别标准，作者认为，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当意识形态表达了所希望的变革的全部和真实维度时，我们才能称之为革命。”是此文之意，实在于为论证当代世界“全球化”体系中“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此，作者要求当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社会主义革命模式能够有新的、更全面的历史性超越，这也是此文委婉提到对从“第二国际”到“布尔什维主义”等以往各种认知模式进行再度审视的理由所在。
卡尔·马克思不仅仅是19世纪的思想巨人，即使是对于理解当今时代而言，他也仍然是一位思想巨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越“马克思学”（即仅仅重复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所著理论），并与时俱进地遵循马克思的方法，才能准确把握当代世界。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实际上，即使是马克思本人，也在他的一生中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并非只是将资本主义简单地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是全面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认识到价值规律不仅规范了资本主义积累还规范了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这种独特的视野要求他必须提出一种将社会关系和更广泛的人类学联系起来的科学方法。从这种角度来看，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了今天的“生态学”，尽管这一学术领域是在马克思去世后一个世纪才真正出现。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最为出色地发展了马克思这一先知先觉。
我这里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的另一直觉，即与未来的全球化有关的直觉。从1957年的博士论文到最近的著述，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资本积累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发展不平衡，进而从全球体系的边缘地带出发对社会主义视域下的革命进行重新解释。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引入了“剩余”的概念，对我的研究帮助极大。
我也赞同马克思的另一直觉，这一直觉早在1848年就有清晰的表述，在马克思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完善。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资本主义只是沧海一粟，其历史作用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世纪）创造出走向更高级的文明即共产主义所需的条件。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的思考。
正由于上述原因，我将关于“革命还是衰败？”的思考作为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结语，并以之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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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的一系列革命的基础上展开的。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批判，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从俄国革命中所得到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未想象过通过其他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过渡。
然而在过去的75年里，世界变迁却呈现出其他样式。革命的观点已经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野里消失，而社会主义革命仅仅局限于现存体系的边缘地带。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模糊认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向世界范围扩展的一个阶段。为此，我努力通过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视角来分析现存体系，以给出不同的解答。这种分析方法要求我们从当代帝国主义体系开始，但同时也要考虑之前各个历史阶段内的不平等发展的实质与含义。
比较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历史，就会从一般理论上提出转变方式的问题。当前形势与罗马帝国末期之间的相似性使那些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也能发现两种情势之间的相似之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教条式理解，尽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也会模糊对这一话题的思考。因此，前苏联历史学家在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唯一替代形式时，也谈到了“罗马的衰败”。下面就通过对中古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关系危机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以回答这个问题。针对这两次危机之间的差异性，我们是否可以用“衰败”来指称其中一个，而用“革命”来对待另一个呢？
我的核心论点是，这两次危机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当时的社会制度之所以陷于危机，都是因为在该制度下的社会剩余过度集中，或者说，社会剩余的集中已经超过了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因此，在这种制度的边缘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就必然要打破这种旧制度，并以去集中化的制度取而代之，以重新组织和利用这种社会剩余。
二
历史唯物主义中最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便是三种生产方式的前后承继：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框架内，罗马的衰败就可以表述为从奴隶制到农奴制的过渡。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说这是“封建革命”，就像我们说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那样呢？
我认为，这种表述方式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为它仅仅概括了西方历史的具体特征，而没有考虑其他民族历史的各种特殊性。根据从普遍经验中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我提出一种前资本主义模式的替代表述，即朝贡制，所有阶级社会都倾向于这种模式。可以说，西方的历史——古罗马的建立与瓦解，欧洲封建社会的建立，以及最后，重商主义时期专制国家的形成——以特定的形式表达的基本趋势，而在其他地方则以更为连续的完整朝贡制国家表达出来，朝贡制以中国最为典型。正如朝贡制和资本主义并不普遍，奴隶制也不普遍，它很特殊，似乎与商品关系的拓展密切相关。另外，封建制可以说是朝贡制的原始的、不完整的形式。
这一假设将罗马的建立及其后来的解体视为建立朝贡制的一种早期尝试。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要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实行朝贡式的权力集中。因此在这种尝试失败（也即罗马解体——译者注）之后便是封建割据，在此基础上，权力集中又在西方专制君主制的框架下得以恢复。事实上，直到这时，西方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才开始达到中华帝国所实行的完全的朝贡制的水平，而这并非只是巧合。
西方的落后，以罗马帝国的破产和封建割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无疑赋予其历史性的优势。事实上，古代朝贡模式和原始公社模式的具体要素的结合具有封建主义的特征，也赋予了西方社会灵活性。这就解释了为何欧洲走完朝贡阶段的速度如此之快，迅速超过了西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过渡到资本主义。这种灵活性和高速度与东方完整但相对僵化且发展缓慢的朝贡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毫无疑问，罗马没有成功建立起朝贡制，但它并不是孤例。我们至少还可以找出三个其他类似的例子，而且每个例子都有其具体情况，比如：拜占庭-阿拉伯-奥斯曼、印度，还有蒙古。无论哪一种情况，建立权力集中的朝贡制都远远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很难牢固建立起来。无论哪一种情况，权力集中的形式都可能是国家、半封建和商品交易方式的特定结合。例如，在伊斯兰国家，商品集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印度接连的失败肯定与印度教义有关，我将其同儒教作过对比。至于成吉思汗建立的集权帝国，众所周知，是极其短暂的。
三
当代帝国主义制度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剩余集中的一种制度。这种集中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在以资本主义制度主导处于边缘地带的前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条件下运行的。我提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规律，以作为在此规模上运行的价值规律的一种表达方式。致力于价值集中的帝国主义制度，其特点就是集中的加速度和中心地带的生产力发展，而处于边缘地带的生产力则受到阻碍与扭曲。发展和落后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此可见，边缘地带生产力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破除剩余集中的帝国主义制度。在实现更高发展水平上的重新联合，即全人类建立无阶级社会之前，必须有一个去集中化的阶段，即在各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核心观点对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及其战略都有重要意义。
在边缘地区，社会主义过渡与民族解放密不可分。很明显，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民族解放的，而只能成为农民和工人大众领导下的不断革命进程中的一个民主阶段。民族解放目标和社会主义目标的这种融合，又反过来产生了一系列我们必须面对的新问题。由于重点的不停转换，社会的真实运动就在进步和倒退、矛盾和异化之间交替进行，特别是以民族主义形式进行。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比较一下野蛮人对待罗马帝国的态度：他们对罗马帝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罗马模式，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甚至奴性地模仿它。
与此同时，中心地带社会的寄生性也在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帝国贡品腐蚀了平民，瓦解了他们的革命斗志。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地带，越来越多的人口受益于非生产性工作和特权职位。因此，现在更难以想象，摆脱帝国主义制度并形成能够推翻霸权联盟从而开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反帝国主义联盟。
四
似乎在一种制度的边缘地带比中心地带更容易产生新的生产关系。在罗马帝国时期，封建关系在高卢和德国迅速确立，但在意大利和东部地区却发展缓慢。尽管是罗马发明了取代奴隶制的农奴制，但封建关系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发展，而在意大利从未得到充分发展。
今天，在中心地带人们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潜在意识非常强烈，但是也非常无力。人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又无力改变政府。因此，社会生活领域的进步总比生产组织和国家方面的进步要多。生活方式的无声革命、家庭的瓦解、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崩溃就说明了这一过程的矛盾方面。在边缘地区，习俗和思想往往并不那么先进，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在那里建立起来了。
传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仅机械地简化了社会变革的辩证法。革命的客观内容是废除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先决条件。革命是量变到质变这一自然法则在社会领域的应用。阶级斗争揭示了这一客观必然性：只有党这个先锋队，才能超越分歧，才能创造历史、支配历史，而不会被异化。决定革命的政治时刻就是在这个先锋队夺得政权的时刻。列宁主义本身并未完全超脱出第二国际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还原论的范畴。
这种把先锋队和阶级区分开的理论，并不适用于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采取这种形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在革命中利用了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这么做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操纵手段，其本身就具有异化性。在这种意义上，没有“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词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只能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或者最多只能说是在某些时候农民革命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更不必说“封建革命”了，在那里，转变更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不同类型的革命，其前提是去异化意识，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旨在消灭一切剥削，而不是以新剥削形式取代旧剥削形式的革命。但是，只有被激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超越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意识之时，这一切才有可能。事实上，作为剥削关系的一种新形式，统制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不大可能适应这种发展要求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五
只有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动物和无生命的物体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演变，它们只能屈从于这种演变。实践，作为综合决定论和人为干预的一种表达，这个概念仅适用于人类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也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而且在本质上没有等价物。这一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上层建筑不是对经济基础需求的简单反映。如果是的话，社会就会永远被异化，我们就找不到如何实现社会解放的路径。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出要区分生产方式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转换类型。当这种转变是无意识的或在异化的意识下进行的时候，换言之，当动员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允许他们掌控变革的进程的时候，这种变革看起来就像一种自然演变一样，意识形态也就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对于这种类型的转变，我们就可以用“衰败的模式”来表达。相反，当且仅当意识形态表达了所希望的变革的全部和真实维度时，我们才能称之为革命。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属于衰败的一类还是革命的一类？毫无疑问，我们还不能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在某些方面，现代世界的变革都无可争议地具有上述的革命性质，巴黎公社、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具有强烈的去异化的社会意识的时刻。但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另一种转型呢？现如今几无可能脱离帝国主义国家，以及这种状况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边缘国家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演化为统制经济模式、社会倒退、民族主义异化等），所有这些困境都对过去的布尔什维主义模式提出了质疑。
有些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我们的时代不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而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代。在他们看来，这个时代从“欧洲的一角”开始，现在正在向南和向东扩展：到这一转变结束的时候，帝国主义阶段将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而是走向全球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即使你继续相信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相信民族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难道就没有可能出现新的资本主义中心吗？这种观点强调东方国家的复辟或者说向国家主义模式的演变，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表现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客观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似乎表现为一种异化的意识形态，掩盖了这些发展的真正特征。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们必须等到处于中心地带的生产力水平扩展到全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消灭阶级的问题提上日程。因此，欧洲人应该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这样国家上层建筑才能适应生产力，也就是说，在替代的客观条件到来之前，有必要等待一个与世界生产力水平相对应的世界国家的建立。
我与这些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我认为，分阶段地推进不断革命仍在边缘国家的议程上，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出现复辟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薄弱环节发生帝国主义阵线的断裂同样是不难想象的。
感谢 希哲 收集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