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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斯多尔斯基 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 来 源：原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译者：张开
译者按：罗曼·罗斯多尔斯基（1898—1967）出生于奥匈帝国的伦贝格（今属乌克兰利沃夫市），在美国底特律去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移居维也纳并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数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且终生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47年，罗斯多尔斯基移居美国，由于其政治主张而无法获得学术职务。在纽约的一个档案馆，他偶然发现了鲜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1939年莫斯科版本），并经数年研究得以形成其最为著名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此书在他去世后1968年以德文出版。这本书是国际学术界比较早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进行解读的重要文本，该书在1992年由南开大学魏埙等同志从英文版转译成中文。 这次讨论会的组织者明智地以一句话概括了其主题：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这样做，显然试图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是仅仅关心对这个或那个国民经济学理论或学派的批判，实际上，也不是对他所通常界定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而是着眼于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就是说，他关心社会生产关系这门科学的批判，它“通常是与事物相联系并且通过事物得以体现的”，并且基于同样理由，它必须通过“物化”（reification）范畴来掌握。第二，对我而言通过选取这个题目，目的在于表达，尽管时隔百年，马克思辩证研究方法的持久紧迫性。从这个角度出发，他的经济学著作能够被正确地视作“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显然，综上所述，我们视《资本论》的方法为马克思整个经济学大厦中最有价值和持久的要素，并且基于同样理由，被视作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任务，学习和运用此方法。 一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像《资本论》的方法那样被如此粗心大意地对待。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轻视先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就。在这里，或许我们不仅可以包括如此具有天赋和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例如：卢森堡、列宁和托洛茨基，甚至我们也可以指出希法亭著名的《金融资本》或奥托·鲍威尔杰出的经济分析。然而，当马克思指责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内容（物质）的极大兴趣”和“对掌握经济关系形式上的差别缺乏兴趣”的时候，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必须接受马克思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同的批评。 当然对于方法的忽视有许多好的借口。既然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普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考茨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数以千计的马克思主义者得益于他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K．Marx’ konomische Lehren），初次阅读和理解《资本论》第1卷。］无可否认，特别当人们把自身局限在《资本论》第1卷，这次普及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使得掌握马克思著作的整体内容和方法论方面的预设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大风险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第二国际中的改良主义权威所导致的倾向于露骨的经验主义，而逐渐摒弃了辩证的总体观。这是全然更具灾难性的，由于那个时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实证主义或新康德主义为导向，因此丢掉了对马克思理论起点的关注，即丢掉了黑格尔的思想。丢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目的，并且把这个批判本身更多地是在机械主义——自然主义（mechanistic－naturalistic）的个体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是不足为奇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发现在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解释和李嘉图的、甚至包括萨伊的学说之间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在经济中围绕使用价值的作用问题，在价值和货币理论中，以及在危机理论中均可见到。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资本论》第2卷的理解或许是最好的例子。尽管第2卷在辩证法的精妙和概念的清晰方面和第1卷同等重要，甚至超越第1卷，它却被富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较少阅读和理解。诚然，考茨基在1885年《新时代》上概略地谈及了第2卷，他用三页纸来讨论第2卷重要的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然而以短短两行字就去掉了著名的扩大再生产图示：“剩余价值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过程导致了矛盾的深化。”这几乎代表了随后20年中围绕《资本论》第2卷以德语所写内容的所有方面。第一篇（the first work）吸引了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关注，例如希法亭和鲍威尔，第2卷的第三篇，特别是再生产图示被俄国修正主义者杜冈·巴拉诺斯基（Tugan Baranowsky）在1903年论述过。在图示的帮助下，这些作者主要关注于提供证据，资本主义不是被经济崩溃所威胁，并且生产过剩危机仅仅被理解为比例失调危机。由于上述作者幼稚地混淆了第2卷的抽象图示和资本主义的具体现实，因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新和谐论调”的解释。结果是，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图示仅仅代表了一个阶段，尽管是马克思对积累过程的考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此，它必须在马克思的危机和崩溃理论中得以完善。 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学的短暂繁荣意味着同那种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彻底决裂。以此视角出发，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Preobrazhensky）的杰出贡献，以及I．I．鲁宾（I．I．Rubin）和他的学派对方法论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然而，这一充满希望的发展在十年后被无情地中断了，接踵而至的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原因，我们没有必要对其进行描述，如此野蛮和荒谬，20世纪30—5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言，现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个毫无生机和贫乏的时代。直到最近几年，主要在西欧，对《资本论》新的理解开始兴起，我很高兴地说，回归它的方法论的和哲学的前提。幸运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够依赖于新近出版的《大纲》，它打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实验室的大门，它使得马克思方法论的所有微妙之处和潜藏的环节公之于众。在此，我们记得列宁在1915年所说“箴言”的提醒：“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认真考虑了列宁的评论，也不知道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遵循了他的建议，然而现在我认为《大纲》的问世或许避免了直接啃这个苦果的必要性，以及避免了为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彻底研究黑格尔全部的《逻辑学》”。同样的效果能够更直接地通过研究《大纲》本身而达到。正是《大纲》，它表明了《资本论》创建范围中的每一个要点都是辩证的，同时表明了马克思所归因于源于黑格尔方法论范畴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范畴包括：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本质和现象，一般、特殊和个别；直接性和间接性，差别、对立和矛盾，等等。作为非哲学专业人士，我并没有打算冒昧穷尽这个话题。相反，我将自身局限为谈及那些对于研究《大纲》的外行人来讲都是显而易见的话题——希望我偶然性的错误结论将被那些更能胜任此工作的人来纠正。 二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个明显的问题，它关乎马克思著作中“逻辑的”和“历史的”理解方式的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主义”是以一种如此令人乏味的方式被经常强调，以至于任何一个初学《大纲》的读者都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那就是这本著作似乎只是一种关于“概念的辩证法”，其中的经济范畴呈现出自我运动的方式，以典型的黑格尔主义风格进行分化和融合（separating and merging）。通过《大纲》的一个注释，显然马克思本人预料到了这样一种误解。在谈及价值和货币概念发展的时候，他说：“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在另外一段文字中，通过指明为了使得资本和作为商品的劳动在市场中相遇，所要求的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众多经济转型，马克思详细说明了资本关系为何在初看起来仅仅表现为一种概念性的演绎。马克思总结说：“这一点清晰揭示了只要它知道自身的局限，辩证的表达形式就是正确的。”倘若不考虑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偏好于逻辑性的发展，他这样做只是由于在他看来，逻辑性的发展提供了“理解历史性发展的钥匙”。实际上，马克思对经济进行概念化处理的逻辑方式，正如恩格斯所说：“最终是一个剥去了它的历史形式和偶然性的历史的事物”。因此，它提供了——尽管是抽象地——现实历史过程的一个镜像，“但是根据一些原则（Gesetze）修改过的一个镜像，这些原则使得我们得以掌握现实的历史过程，以至于每一瞬间都可以被看作是成熟形态、典型形态的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与古典学派相比，马克思整个的理论要旨直接指向“发现支配一个社会组织产生、存在、发展和灭亡以及它被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组织所取代的那些具体原则。”理论如何获得对那些自身在本质上仅仅是历史性的具体原则的了解呢？这些原则如何与通行于所有社会时代的一般性的经济决定因素相协调呢？由于“所有生产时代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人类作为主体、自然作为客体，在所有时代是同一的。”通过聚焦于这些共同的决定因素，没有任何事情比“使所有历史性差别消失在一般性人类法则中”更为容易。然而，例如，“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之间具有共同的决定因素，然而正是它的发展形式使其和一般性、共同性因素相区别。”同理，经济理论必须考察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规律，因此对该阶段和以往阶段之间共同决定因素“统一性”方面的确认，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它们的本质差别”。 经济领域内的发展是由什么来构成的呢？正是由它的“具体的—历史的”性质来构成！我们在《资本论》中读到，“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特殊历史阶段“进一步发展了它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而且，正是这些与自然给定的“内容”相对比的社会“形式”，才是关键所在！正是这些形式使得个别的社会—经济时期之间相互区分开来。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由生产者所直接生产的剩余产品归统治阶级占有，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构成不同经济时期之间的差别在于，它是以奴隶制、农奴制或雇佣劳动制中的哪种形式存在。（这成为了一种事实，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时候，在当前众多盎格鲁—撒克逊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献中似乎忽略了剩余价值概念，同时倾向于用剩余产品这种一般性的概念来取代它）。 形式—内容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区分这些个别的经济时期。实际上，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时候所着眼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外壳下所掩盖的社会过程。然而，过程只有在研究的焦点直接指向所要考察对象的转变中的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被观察到。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不是别的，只是通过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总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所依次呈现和抛弃的历史形式。基于此，马克思赋予方法论的形式—内容问题以重大意义是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在他的经济学中，而且他也是以此视角来批判古典经济学家的。由于古典学派认为生产和分配的具体形式是不变的、自然的，并且由于他们的起点预先假定了这些原则，他们只能把这一没能涵盖生产内容的资产阶级生产形式作为现象，即，作为使用价值或物品的生产。进一步来讲，他们确信“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必然消融（Zusammen－fallen）。与此相反，依据马克思的辩证概念，内容和形式分别在不断的相互变换和斗争中产生和证实自己。结果是，形式变更和内容转换。倘若形式被视作次要的、外在于内容的某种东西，这就必然使得，或者（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忽略掉形式、为了内容而牺牲形式，或者倾向于把形式绝对化。苏联经济学家充当了后者。任何未来社会仍将需要分配归其支配的社会劳动量并且以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以此条件出发，他们得出结论认为作为经济范畴的价值仍将普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换句话说，他们根据价值由“超历史”（supra-historical）的基础来决定，从而推断出价值形式本身所固有的超历史性质。 我们已经明确，马克思经济学首先关注于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形式。这样讲，我们并没有穷尽《资本论》的方法。显然，在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基本形式和仅仅是“现象形式”之间必须做出区分。“所有科学”，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式和本质直接相一致都会成为多余的。”由于情况并非如此，科学研究绝不应局限于“掌握肤浅的现象”。而是必须进一步研究，从“现象形式”到“内在本质”，到隐藏着的经济过程的“结构内核”。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握“现象主义”（principle of appearance），并且在必要时掌握此现象。 对经济过程内在本质的洞察自然预先假定了对这些“中介环节”（mediations）的发现，它们把本质和处于表层的现象连接起来，有序组织起来的所有社会活动的相互联系在这些“中介环节”中得以展现。在此意义上，拉萨尔把黑格尔主义哲学界定为“中介环节的概念体系”，这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同样有效。事实上，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中介环节的体系”不满足于单纯概念的存在，而是直接指向掌握现实世界的总体。 在这里，我们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之间的本质区别。 直到现在，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中具有很高程度上的概念性抽象，很少有人给予考虑。来自关于马克思的学术评论家的很多反对意见本是可以避免的，这是由于以此出发而进行的理解是清楚的。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关于马克思的评论家，理解了在《资本论》前两卷中所发现了的潜在假设，那就是商品按照其价值进行出售，它具有纯粹方法论的性质，并且它并不打算对具体的现实表达任何事情。（所谓的鲍特凯维茨问题，它甚至迷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它也属于这类问题。）但是这些繁琐的反对意见来源于对马克思著作结构的误解。在前两卷中，马克思有意识地忽略掉了诸如平均利润率、偏离价值的生产价格等等问题，这两卷仅仅涉及“资本一般”。 但是，“资本一般”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开始之处，我们应该考虑马克思写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所包括的答案。在这里，这个概念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理解的，那就是它对竞争性资本不予考虑。竞争，在《大纲》中是这样来讲的，“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通过这种关系，“它使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因此，概念性地来讲，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它“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就其本身而论，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的根本动力”，尽管它不创造其原理，但却实现这些原理，甚至它不是用来解释这些原理，而只是使得这些原理显而易见。因此，没有任何事情比把对这些原理的纯粹考察，和对竞争或以竞争为前提对信用关系的分析相混同更为糟糕，等等。（然而实际上，任何事情在竞争中必然会以颠倒的形式表现自己。）为了在其纯粹形式上来考察资本的内在规律，把竞争及其伴生现象抽象掉就成为必要，这就要以“资本本身”或“资本一般”来开始。“即使存在许多资本”，《大纲》继续写道，“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资本都成其为资本这一共同点以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 那么，什么是所有资本所共有的特征？显然，仅仅对资本有效的这些特点，并不适应于其它财富形式。首先，资本使其自身和价值或货币相区别的，是“价值增殖”这样一个事实，而且它是树立在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决定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在具体的经济学世界中，“许多事物被归结到资本名下，它们在概念上与资本并不相符。”但是，在当前所有情况下，这都是一个必须放在一旁的次要问题。所以，在对“资本一般”的考察中，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它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 “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马克思在上下文中强调说，“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 “资本一般”这个抽象概念的目的在于追溯资本在其所有阶段的“生活史”。所以，分析必须以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为起点。它必须说明货币是如何“超越其作为货币的简单规定”从而变成资本的——通过耗费人类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同时最终需要说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其自身而言，导致了资本和资本关系的再生产。但是，所有这些能够在不考虑些许资本及其差别的时候得以发展。如果我们要理解资本关系基本的预先假设——资本发挥作用的关系和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这样一种职能——我们就不能以“许多资本”作为起点，而是以资本本身出发，即以“整个社会的资本”、“资本一般”出发。只有这样，资本概念的实际发展才成为可能。 然而，资本的生活史并不局限于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为了实现自我更新，资本的产品，包括剩余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这样，生产过程阶段就要以流通过程作为补充。因此，资本运动变成了一种循环，在这种循环中新的形式（固定的和流动的资本）来丰富它，这些形式源于资本的暂时规定性，但是它们要确定为特殊的存在方式。这些形式同样被理解为是在“资本一般”抽象概念范围内的差别，由于它们“塑造了资本的各种类型”，因此它们是在“不考虑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来进行理解的。 另一方面，资本流通的一系列不同阶段现在表现为对资本生产的一种限制；流通就要耗费时间，在此期间，资本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它的实现不仅依赖于资本生产价值的时间，同样依赖于实现这些价值的流通速度。于是，剩余价值现在“不再是用这一价值的实际尺度，即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而是以资本本身的大小来衡量：“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最终采取了利润这一转化形式，同时剩余价值率采取了利润率的形式。然而，根据《大纲》，这一考虑“只有在考察许多资本时才能研究，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这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是以竞争为前提条件。然而，后者仍然不属于对“资本一般”进行考察的范围之内。 三马克思著作的创建计划在《大纲》中已进行了足够的说明。马克思在1857年所进行的概述，本质上也是他最终著作的计划。因为，正如在《大纲》中，《资本论》的第1卷和第2卷，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讲，仅仅是“资本形成现象的抽象观点”，也即，它们被限定在“以其基本形式”对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进行的分析——以“资本一般”来进行思考。实际方法论上的不同只是从第3卷才开始。众所周知，这一卷将要阐明资本的各种形态，它们“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在这里，对“资本一般”的考察就成为了过去。正如马克思本人在第3卷中所经常强调的，他最初只是关心于研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实际的竞争理论处在“这一著作的计划之外”，同时它属于其“最后的续篇”。所以，在第3卷最后几章中的一章中写道：“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 在这里，马克思本人摆明了要留给《资本论》的续篇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其它问题的时候，只是在必要时才不得不以断断续续的方式谈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世界市场、经济危机问题、“市场价格的实际运动”问题（在另一处文中，马克思认为要把它明确交给“对竞争的专门研究”）的考察。不幸的是，这些方法论方面的建议并没有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注意。结果是，很多学者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不幸的境地，它类似于19世纪正统李嘉图主义者的困境。这些理论家们试图把从他们老师那里学来的正确的、然而是抽象的教义，这些内容缺乏任何中介环节，直接搬运到直观世界的表象——初看起来，这是与那些教义相矛盾的。这样做，他们或者试图武断地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般原理之下，或者简单地拒绝了这些现象的存在。稍加修改，这种情况对于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存在的，例如，他们忽略了“市场价格的实际运动”问题，他们试图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解决危机问题的完整的、最终的答案。坦白地说，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正如他对李嘉图的评论——理论本身必须超越经济现实，超越那些与之相矛盾的现象。进一步来讲，若没有必要的中介环节，理论是不能够直接用于解释处在不断变迁中的现实发展的。 自从上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同时存在着分析东方国家涌现出新的社会结构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境遇变得尤为关键。再次强调，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如果理论想对具体的现实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环境做出合理解释，理论“必须从矛盾的丰富土壤中汲取营养”。我们的理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它和任何一种教条主义划清界线，只要它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极其丰富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它能够发现连接《资本论》中的抽象理论和当代具体现实的那些过渡环节。恰恰是它，对我们而言，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任务。如果我们的贡献能够在任何方面唤起对这一理论任务的关注，那么其目的也就完成了。（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