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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保护关税与积累
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以地理而言，这些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占地球上最广大的部分，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在与资本的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这些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请看老国家所积累的巨额资本，这些资本正为它的剩余生产物找寻出路，并力图把它们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并请看前资本主义的文化如何迅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就可得出上述的印象。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剧烈的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了。但是，帝国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的立足之地。帝国主义虽是延长资本主义寿命的历史方法，它也是带领资本主义走向迅速结束的一个可靠手段。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必然达到这个顶点，只是进入帝国主义的倾向本身即已表现各种形态，这些形态将使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成为一个灾难的时期。
希望资本积累和平发展，希望“贸易与工业只能在和平中繁荣”，这种主张一方面世界各商业国家间的利益和谐，另一方面资本与劳动间的利益调和的正统的自由放任派理论，是产生于古典经济学的狂飙时代。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欧洲短短的自由贸易时期，看起来这些希望好象找到了实践的证朗，其实，那时的自由贸易建筑在英国自由贸易论者的错误学说上面，根据这个学说，商品交换是资本积累的唯一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提条件，而资本积累和商品交换又是相同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里嘉图及其学派都是把资本积累及其再生产条件，与简单商品生产及简单商品流通的条件等同起来了。这种看法不久在一些普通自由贸易论者的实践中表现得更明显了。柯布登同盟（Cobden Jayue）的全部论点，都是为兰开夏的制造棉制品的出口厂家的特殊利益而制定出来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市场。而他们的信条，是从外国买进来，再把我们的工业产品（即棉制品）卖到新市场上去。柯布登与布莱特（Bright）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要求自由贸易，特别是要求得到较低廉的食物，但这些消费者，并不是吃面包的劳动者，而是吃劳动力的资本家。
这种学说，绝对没有表达资本积累的全部利益。在英国本身，这种看法已经由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而彻底破产了。——远东商业国家利益的和谐是在鸦片战争的炮火声中宣布的，而鸦片战争通过并吞香港最后引起与这种和谐相反的东西，即利益范围体系的形成[1]。六十年代欧洲大陆的自由贸易，根本没有代表工业资本的利益，因为当时，大陆上主要的自由贸易国家，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大工业相对地还很不发达。自由贸易制度，无宁是作为中欧诸国政治建设的一种手段来实行的。在德国，这个制度在孟德维尔及俾斯麦的领导下一种特别的普鲁士手段。它的目的是从联邦及关税同盟中把奥地利排挤出去，并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德意志帝国。从经济上说，自由贸易的主要支柱在这里是商人资本的利益，特别是在对世界贸易有利害关系的汉撒诸城市的商人资本的利益，以及农业消费者的利益。在工业中则情况刚相反。炼铁工业几经困难，用取消莱茵通过税作为交换条件，才被争取过来。但南德意志的棉花工业，则断然站在保护关系的反对派方面。在法国，奠基于全欧自由贸易制度的最惠国条款协定，是由拿破仑三世缔结的，但是这些协定并未获得国会以及构成多数的工业家和农业家的同意，甚至违反了他们的意志，因为这些人是赞成保护关税的。第二帝国的政府把通商条约当作一种紧急的措施——而英国也接受了这个看法——供以避免法国议会的反对，并在立法的背后，用国际行动，把自由贸易建立起来。英法间第一个主要条约是冲着法国舆论而缔结的[2]。自1853至1862年实行的法国旧保护关税制由两个敕令加以废弃了。1863年，这些敕令，没有很好的遵守应有的手续就被“批准”了。在意大利，自由贸易是加富尔（Cavour）政策的支柱，并依靠法国的支持。1870年在舆论压力下，进行了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暴露了利害关系最密切者对自由贸易是仇视的。最后，在俄国，六十年代的自由贸易倾向，只不过是给商品经济及大工业建立一个广阔基础的第一步，它与农奴制的废止及铁路网的建设是同时出现的[3]。
因此作为国际体系的自由贸易的最初开始，表明仅仅是资本积累史上的一个插曲而已。这里也表明：如果把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一般恢复保护关税的事情，解释为完全是对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性反应，那是颠倒事实的说法。[4]
上述的说明，因下面的事实而失效。即德国跟法国和意大利相同，在转变到保护关税之时，起指导作用的，乃是农业上的利益，在农业利益上，问题不是英国的竞争。而是美国的竞争。此对刚刚抬起头来的国内工业，要求保护的，在俄国是对抗德国，而不是对抗英国；在意大利，则是对抗法国，也不是对抗英国。七十年代以来的长期的全世界范围的肖条引起了保护关税的要求，但英国的垄断地位也不是那次肖条的原因。我们必须从更为深远处找寻造成保护关税转变战线的原因。自由贸易学说及其对世界市场上利益和谐所抱的幻想是符合于用商品交换角度来看一切事物的观点的。一旦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大工业资本充分地建立起来而需要考虑到资本积累的条件时，这个学说就被抛弃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利益相反，这些资本积累的条件把争夺非资本主义环境所引起的对抗性提到显著地位来了。
当自由贸易时代开始的时候，东亚刚通过中国的鸦片战争而开放门户，欧洲资本也刚开始染指埃及。在八十年代与保护贸易政策相并而行的扩张政策更见加强，如英国占领埃及，德国在非洲进行殖民地侵略，法国占领突尼斯及远征东京（越南地名——译者），意大利开进亚萨布（Assab）及马萨华（Massawa），埃塞俄比亚战争及厄立特利亚（Eritrea）的建立，英国侵略南美——这些扩张行动都是在八十年代，连续不断发生的。意大利与法国为攫取突尼斯的势力范围所进行的斗争，成为七年后法国对意大利关税战争的序幕，通过这个剧烈的收场白，欧洲大陆上自由贸易的利益和谐说宣告终结了。垄断国内和国外的非资本主义领域成为资本的呐喊口号，而自由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式代表着非资本主义诸国在国际资本面前束手无策状态以及国际资本在全部或部分占领这些地区作为殖民地或势力范围的初期的竞争中所企图达到均衡形势。唯有最老的资本主义帝国英国现迄今还能忠实地保持自由贸易，那首先是由于它老早就占有了广大的非资本主义的领域作为活动的基地，从而使他拥有几乎无限的资本积累机会。直到最近，英国因此是处于别的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与之竞争的地位，所以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力求在保护关税的壁垒下达到自给自足，然而它们还是相互购买商品，并为了补充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更加相互依赖了。实际上保护关税对生产力的技术发展，在今日已完全失去作用，它常常会相反地导致人为的保存陈旧的生产方法，国际保护关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国际借款体系的双重性相同，不过是在积累的双重利益间所发展起来的历史对抗性的反映而已；即一方面是扩张，即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化，另一方面，从商品交换角度来看一切事物时所抱的观点。
这一个事实特别在下列情况中得到证实；即与殖民地扩张和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环境的内部对立相适应的近代高额保护关税制度也是为了扩充军备而实施的。在德国，以及同样在法大利和俄国，向保护关税的转变，是与军队的扩充相伴而行的，并且还是为军队的扩充服务的。它是作为首先在陆上，其后在海上，发展的欧洲军备竞争的基础而实行的。政洲的自由贸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欧洲大陆的步兵制度，已经让位给保护关税，作为强烈转向海军的帝国主义军事制度的基础和补充。
因此资本主义积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具备着二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工厂、矿山及农场。若单从这一方面看，资本积累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两个阶段（即商品市场和生产场所），只限于等价物的交换，并停留在商品交换的限度内。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财产和平等占支配地位。至于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所有权如何变为对他人财产的掠夺，商品交换如何变为剥削，平等如何变为阶级支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科学分析上锐利的辩证法才能加以阐明。
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要想从这些乱纷纷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利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气力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论，只看见前一个方面，即“和平竞争”、技术及纯粹商品交换的奇迹，它和另一方面，即资本汹涌的暴力行动，截然分割开了，后者完全被看作“对外政策”的偶然表现，好象与资本的经济领域毫不相干的。
实际上，政治上的暴力，只是经济过程的一种工具。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本身提供了资本积累两个方面有机地相互结合起来的纽带。只有把这两方面总合起来，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事迹。“从头到足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这不仅在资本诞生时如此，而且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每一步的进展中，也都是如此。因此，资本主义准备着在更加剧烈的痉挛震动下自身的灭亡。
[1] 这不仅在英国是如此，“1859年，在全德国曾散发一本小册子——著者是雄尔逊（Viersan）的工厂老板梯尔嘉得（Diergarlt）曾热心劝告德国要在适当时期确保东亚市场，它赞成用显示兵力的办法从日本及东亚各国取得商业利益。以民众所贮积的零星资金来建设德国舰队，长时期来曾是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尽管普鲁士有几艘船只，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足道的。可是，为了要在东亚进行通商谈判，普鲁士决定装备一支舰队、并由有能力的、谨慎的、普鲁士政治家奥伦堡伯爵（Graf zu Eulenburg）担任这个远征团的团长，这个团还负有科学的任务。奥伦堡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巧妙地执行他所接受的委托，尽管和夏威夷群岛同时进行谈判的计划，不能不放弃，远征团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成功的。当时的德国新闻有较多的了解，对于每次发生的困难报导时总是说那是老早就在预料之中的，并对舰队示威的开支斥之为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尽管如比，这种情况却并没有使新时代的政府动摇。成功的果实终于为继起的政府所获得了”。洛茨（W.Lotz）：“德国的商业政策思想”，第80页）
[2] 经过施瓦利尔（M.Chevalier）与柯布登（R.Cobden）代表法国与英国政府进行初步商谈后，“不久即举行正式会谈，会谈是在极其秘密中进行的。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给国务大臣孚尔特（M.Fould）一个备忘录，宣布他的意图。这个宣布象是一个晴天霹雳。经过过去一年事情的发展，一般认为在1861年以前，关税制度不至有任何修改。群情很是激昂，但尽管如此，条约仍然于一月二十一日签了字”。（阿·德维尔：“1860年以后的法国商业政策”，“社会政策学报”，第51卷，第136页）
[3] 1857年至1868年间俄国关税率按照自由主义路线的修正以及关于保护关税的荒谬的康特林（Kantrin）制度的最后取消是全部改良事业的标志，也是必然的结果，而这种改良措施是由灾难性的克里木战争所促成的。然而关税的减轻，也反映了地主绅士的利益，因为这些土地占有者，作为外国商品的消费者和出口谷物的生产者，是关心俄国与西欧间的自由贸易的。农业利益的辩护者“自由经济学会”：声言“自1822年至1882年的过去六十年中，俄国最大的生产部门农业济受了四次巨大的损害，从而使俄国农业拜于极端危险之境。这四次损害都可直接归咎于过高的关税率。反之，在1845年至1877年的三十二年间，由于实行了温和的关税，尽管经过三次战争与一次内乱（意指1863年的波兰暴动——著者）——每次都或多或少地使国家财政陷于紧张状态——没有发生过象以前那样的危急情况”。（“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关于修改俄国关税率的备忘录”，彼得堡，1890年，184页）近年来为自由贸易或温和的保护关税作辩护的人在俄国没有被看作是工业资本利益代表人，这一点可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作为自由贸易运动的理论支持者，上述的“自由经济学会”，在九十年代，鼓动反对保护关税，把它当作把资本主义工业“人为地移植”到俄国来的一种手段，并且以反动的“民粹派”的精神，把资本主义斥之为近代无产阶级的温室，“那是一群不能移动的人，没有家也没有财产，他们无物可失，也老早就没有好名誉”。云云（同上171页）这充分证明直至最近，俄国的自由贸易或至少温和关税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不代表工业资本的利益。参阅罗得欣斯基（K.Lodyshenski），“俄国关税史”，彼得堡，1886年，第239—258页。
[4] 恩格斯也具有这种见解。1892年6月18日他致尼古拉昂的信中，说道：“英国学者为自己的爱国利益所蒙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由英国所作出的自由贸易榜样，到处被人顽固的拒绝，并且与自由贸易相反，采取保护关税制度，固然，他们不敢简单地承认现在差不多已经普遍实施的保护贸易制，只是对抗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措施，而自由贸易是完成英国工业垄断的手段。这种自卫措施多少是合理的——在某些场合下，还是绝对愚蠢的，举例来说，在德国，这种手段是很愚蠢的，因为，德国在自由贸易之下，已经成为大工业国；而它现在实施对农业生产品及原料的保护关税，从而增大了工业生产的生产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向保护关税转变的运动，并不只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对不能忍受的英国工业的反抗。这种反抗所采取的形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可能是错误的，不合适的，甚至更坏的；但这种反抗的历史必然性，在我看来，乃是显而易见的事”。“马克思恩格斯致尼古拉昂书信集”，圣彼得堡，1908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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