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二十八章 商品经济的侵入



　　生产资料的取得与剩余价值的实现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独立社会遭到破坏之后以及在破坏的过程中，如何把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引导进去。一切非资本主义阶层和社会，为资本的利益计，不能不一方面成为商品的购买者，他方面成为生产物的出卖者。这里，看起来似乎找到“和平”与“平等”，正常交易（Das do ut des）互利，“和平竞争”与“文明影响”的起点。因为即使资本可以依靠强力，夺取其他社会团体的生产资料；强迫劳动者顺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它仍然不可能强制这些社会团体购买它的商品或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在自然经济曾经流行的地区，交通工具——铁道、航路、运河——的采用对商品经济的散播，是不可缺少的。商品经济的胜利侵入，因之，多半是以大规模的近代交通建设开始：例如贯通原始森林和切断山脉的铁道线，跨越沙漠地带的电线，以及驶往遥远港口的海洋轮船等。如果把这种变革当作是和平进行的，那是一个错觉。东印度公司打着商业旗帜与各香料国家所保持的关系，是海盗式的，并具有榨取和欺诈的性质，正如今日美国资本家与加拿大印弟安人间的关系（美国资本家向他们购买皮毛），或德国商人与非洲黑人间的关系一样。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一个与不发达社会进行所谓“温和的”，“爱好和平的”商品交换的典型例子。中国近代史，从四十年代早期开始，在整个十九世纪内，是以战争来分段落的，而这些战争的目的，就是用野蛮的武力来开辟通商关系。传教士激起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欧洲人挑拨了暴动，而在周期战争引起的血腥屠杀中，毫无准备的和平农民，被迫和欧洲列强最新式的战争技术相周旋。沉重的军费造成了国债，中国于是接受欧洲借款，结果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占领了中国的要塞；自由港口被强制开放，修筑铁路权被迫让渡给欧洲资本家们。通过这一切，商品交换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起到中国革命爆发为止，在中国得到了发展。
　　欧洲文明，也就是在欧洲资本下的商品交换，对中国所发生最初剧烈的影响是由于鸦片战争。当时，为了使英国资本家赚钱，中国被迫购买印度农场出产的毒物。在十七世纪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开始种植罂粟。公司的广州支店把这个毒物散播到中国来。十九世纪初，鸦片价格，显著下降，因此，不久就成为“民众一般的享乐品”。1821年中国输入的鸦片，已达4,628箱，价格平均达1,325美元。其后，价格跌落一半，1825年输入增至9,621箱，1830年高达26,670箱[1]。这种毒物，特别是贫苦人民吸食的价格较贱的那一种，产生剧烈的影响，成为公众的灾害；于是中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禁止鸦片进口。1828年两广总督就已曾禁止鸦片输入。可是，这种禁止不过使鸦片交易转移到另外口岸去罢了。北京的一位御史奉命进行调查，发表了下列的报告：“臣闻凡食鸦片烟之人，日久中病者为有引，应时而食，名为过引，倘当过引之时，不得食烟，则四支委顿，涕泗交下，刻不可支，吸烟数口，则精神倍异寻常，是食鸦片烟之人，直以烟为性命，故拿获到官，甘受重责，不肯供认买自何人，致拿私贩，断其来路。而地方官或规避处分，或听受嘱托，不复严追，亦所时有。且近年以来，挑贩广货各商，大半挟带鸦片烟……
　　“臣愚以为鸦片烟之害，倍甚于赌具，则食烟之罪，不应轻于赌博”[2]。
　　御史建议被证实吸食鸦片的杖八十，不肯供出出售鸦片者的姓名的，杖一百徒三年。这位严峻的北京伽图（Kato，古罗马的政治家，曾任风纪检查官——译者），以欧洲政府所不曾听到的那种坦白态度，总结他的意见说：“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买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臣每遇士大夫留心访查，据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且州县等官，即出示晓谕，严禁私卖鸦片烟，而各衙门官亲、幕友、长随，食烟者如故。彼奸商牟利，更将借严禁之名，以为居奇，而该兵役深畏官署人等，必不敢认真巡辑，甚至迎合讨好，反代官署偷买者有人，则一切章程皆属具文，安在其能查拿也？”[3]
　　此后，1833年规定更严，吸食鸦片者杖一百，示枷二月。各省巡抚，必须每年呈报禁烟的效果。这个运动产生了两重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内地，特别是湖南、四川及贵州，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另一方面是英国为强迫自由输入鸦片计，发动对华战争。这就是通过鸦片烟枪，强迫中国对欧洲文明开放的伟大的开端。
　　广州是第一个目标。这个城市在珠江口修建的防御炮台再也没有更简陋的了。每隔相当的距离，碇泊着木筏，每日黄昏后用铁炼加固。木筏上所装的大炮，并没有上下炮口的任何设备，因此，不能供有效的使用。中国人就是用这种原始的防御工事——只能妨碍两三个商船的入港——来抵抗英国人的袭击。因此，英国巡洋舰两艘就已有足够的力量于1839年9月7日强行进港了。而中国人抵抗英军所用的十六只战船及十三只烧夷船，不到四十五分种都被摧毁了。英国在初次胜利之后，又增加舰队，于1841年初，开始新攻势。这一次的攻击，是对炮台与舰队同时下手。中国舰队，是由许多帆船编成的。第一枚火箭穿过帆船的装甲板，飞入火药库，于是全船水兵都被爆上天空。不久，十一只帆船舰队便与旗舰同归于尽。残兵败将都溃走以求安全。英兵登陆不过二三小时就完成了。英人乘着中国大炮之无力，突入炮台中心，完全占领了战略要点，从上而下大肆屠杀毫无防备的中国入。战争结果，中国方面，死者六百人；英国方面，死者一人，伤者三十人，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于火药库偶然爆炸而负伤的。二三周之后，英国人派出一队新兵，占领亚娘鞋山与北横档的炮台。此外，英国又准备十二只以上的武装巡洋舰。中国方面，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即固守南横档岛。因此，英兵就平安地登陆，运入一队迫击炮，一方面攻击要塞，另一方面，又从兵舰发射炮火。在几分种内中国兵被赶出炮台，英军未遭抵抗，即完成登陆。继之而起的残酷景象——据某一英国报告上所说——使英国士官都感惭愧。中国人离城逃走时，误落壕沟，转瞬间，壕沟内填满了呼救的兵士。印度兵据说违反了长官的命令，不断射击这些成群地挤在壕沟中的人体。广州就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开放通商。
　　其他港口的情况，也差不多。1841年7月4日，装有120门大炮的三艘英舰，出现于宁波入口的岛上。其余的战舰，也于次日驶到。入夜，英国海军司令通知中国总兵，要求交出该岛。中国总兵回信说，他无力抵抗，但他没有得到北京的命令，不能交出该岛，乞英军稍待。结果，英国并没有等待，即于清晨二时半，对此毫无防备的小岛开始进攻，海岸的要塞与房屋，九分钟之内化为废墟。英国部队即向中国人已撤出的海岸登陆，海岸上散布着断枪，弯剑，盾牌与小铳，还有许多尸体。英国逼近城墙，企图占领定海城。拂晓，他们得到刚到的其他船只上水手的增援，架起云梯围攻那个几乎没有防御的城壁，几分钟之间，即占领该城。英国人对于这次光荣的胜利，作了如下的谦逊报导：“1841年7月5日的早晨，根据天意，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日，女皇陛下的旗帜，初次飞扬于天国中华的美丽岛上，最早的欧洲旗帜胜利地竖立于可爱的平野上”。[4]1841年8月25日，英军在厦门出现。厦门炮台装备了一百门中国最大口径的大炮。但是，那些大炮简直全无用处。统帅也是昏庸老朽，因此，占领厦门不费吹毛之力。英船不断发射炮火，逼近鼓浪屿城壁。水兵由此登陆，经过很少的抵抗，中国部队被驱逐出去。英军在港内掠获了遗下的装有128门大炮的帆舰26只。蒙古队伍据守某一炮台，在五艘英舰密集炮火下，英勇抵抗。可是，登陆的英军，从背后冲击他们，这一据点即被消灭。
　　于是，臭名昭著的鸦片战争告终。1842年8月27日缔结和约，英国获得香港，并迫使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及上海，五口通商。十五年后，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战争，是英法联合进行。1857年广州被联合舰队攻克，其英雄气概，正和第一次战争相同。1858年在天津缔结和约，允许鸦片进口，与欧洲通商及内地传道。1859年英国人再开始敌对行动，想在白河破坏中国要塞，但结果在激烈的战斗后，死伤464人，被迫撤退。[5]在这一次以后，英法又联合作战。英军12,600人和法军7,500人，在孟斗斑（Cousni mon tau ban）将军指挥下，于1860年8月末，不战而占领大沽炮台，续入天津。向北京进迫。1860年9月21日，在八里桥发生血战，结果，北京沦陷于这两个欧洲强国之手。这个城市的居民差不多都已逃散，城内毫不设防，胜利的侵略军进入后，首先就劫掠皇宫。孟斗斑将军（后来被升为元帅和“八里桥伯爵”），本人也热心参加。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命令下，皇宫付之一炬，以资“惩罚”。[6]
　　现在，欧洲列强可以在北京设立使馆，可以在天津及其他口岸通商。当英国反鸦片同盟鼓动反对在伦敦、孟彻斯特及其他工业地区传播毒物，当议会所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宣称吸食鸦片最为有害的时候，1876年的芝罘条约却保证，鸦片自由输入中国的便利。同时，欧洲诸国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对欧洲人——不论商人或传教士——保证给以土地的商租权。为了这个目的，有意的欺诈，有力地支持了合法的论据。首先，条约上文句的含混，使欧洲资本得到侵入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的借口。它（指欧洲的资本——译者）以利用条约文字上的漏洞为起点，后来要挟中国政府准许教会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在全国各省取得土地。他们是以1860年法国协定附件中传教士德拉马臭名昭彰的歪曲中文原意的翻译为根据。法国的外交部和基督教会一致谴责这个天主教士的狡猾的欺骗行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坚决主张法国传教士以欺骗方法取得的权利也必须推广给基督教徒享受。[7]
　　中国的开港通商，是以鸦片战争开始，而以一系列的租借地及1900年对中国的远征而告完成，在这期间，欧洲资本的商业利益造成对中国领土的公开的争夺战。西太后下面的告急信，很恰当地揭露了所谓对中国的欧洲“文明使者”的最初的理论与以后的实践之间的对比。西太后在太沽要塞被占领后，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说：

　　“谨女王陛下！自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最初建立后，在中英两国的一切谈判中，英国从未对中国领土抱有野心，而只是切望促进通商利益而已。我们考虑到中国已经陷入了可怕的战争状态，同时又想起中国贸易之大半，约七成至八成是和英国进行的。此外，贵国的海关税，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贵国的海港，对外国的输入，又差不多不加限制。由于这些理由，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英国商人与我们之间的友谊关系，在过去五十年间维持不坠。可是，现在情形起了急激的变化，大家对我们发生了猜疑。因此，我们请求您考虑，由于种种情况的结合，如果我国丧失了独立，如果列强联合起来实现瓜分我国领土的计划（激动的慈禧太后在给日本天皇所写的信中，公然称“彼称颂西土，虎视眈眈者，其注意岂独在中国哉”？），那么，我国现在正竭全力筹兵筹饷，以保护我国疆土。在这个时候，我们非常希望你进行干施，并迫切期待你的决定。”[8]

　　无论在战争期中或在战争之间的间歇期内，欧洲文明使者都忙于大规模掠夺和窃盗中国的宫殿，公共建筑及古代文化的纪念物。例如，1860年法国人掠夺中国宫殿及神话般的宝藏，又如1900年各国竞相盗窃中国的公私财宝。欧洲人每进一步，不仅带来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而且也标志着伟大而古老的都市的化为废墟，广大地区农村的农业荒芜，以及偿付战费而征收的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中国四十个以上的通商口岸，都曾付出流血、屠杀与摧毁的代价。



[1] 1854年输入77,379箱。以后由于国内生产的扩大，输入略有减退。然而，中国仍然是印度栽培地的大主顾。1873—74年之间，印度生产鸦片640万公斤，其中，约610万公斤销售至中国.印度现今（1912年）仍每年输出480万公斤，价值150,000,000马克的产品，几乎是全部输到中国及马来群岛的。

[2] 著者引自谢伯特：“中国战争”，1903年，第二卷，第179页。按这个御史是兵科给事中刘光三，他的奏折原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一册，第413—414页（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译者

[3] 谢伯特：“中国战争”，第二卷，第179页。

[4] 谢伯特：“中国战争”，第207页。

[5] 咸丰十年八月三日（1860年九月六日）的上谕，其中有这样的叙述：“朕抚驭寰海，一视同仁，外洋诸国，互市通商，原所不禁。英吉利，佛兰西与中国和好有年，久无嫌隙。咸丰七年冬间，在广东遽启兵端，闯入我城池，袭掳我官吏，朕犹以为总督叶名琛刚愎自用，召衅有由，未即兴问罪之师也。八年间，夷酋额尔金赴愬天津，当谕总督谭廷襄，前往查办。该夷乃乘我不备，攻踞炮台，直抵津门。朕恐荼毒生灵，不与深较，爰命大学士桂良等，往与面议，息事罢兵。因所请条约，多有要挟，复令桂良等，驰往上海，商定税则，再将所立条约，讲求明允，以为信据。讵夷酋普鲁斯，桀骜不驯，复于八年，驾驶兵船，直抵大沽，毁我防具。经统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轰剿，始行退去。此由该夷自取，并非中国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酋额尔金，葛罗等，复来海口，我中国不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陆，赴京换约。不意该夷等，包藏祸心，夹带炮车马步各队，抄我大沽炮台后路。我兵撤退后，复至天津”。（著者引目濮兰德和白拉克浩司〔J.O.P.Bland和E.T.Blackhouse〕合著：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t〔有中译本，书名“慈禧外纪”，陈冷汰等译，1914年，中华书局版〕，这里引文录自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2卷，18—19页（1930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译者

[6] 那些使中国开港通商的欧洲英雄们的功绩，对中国国内史中一个可爱的插曲提供了背境。清朝圆明园被劫掠之后，“中国的戈登”发动对太平天国进攻。1863年他甚至取得清军的指挥权。事实上，这个起义的镇压，是由英国军队做的。然而，当多数欧洲人（其中也包括一个法国提督）为了支持清朝而丧失生命之时，欧洲商人，却利用战争机会捞一笔钱，所以对他们所拥护的清廷和与之作战的叛乱者双方，都供给武器。“此外赚钱的机会，也诱惑了可尊敬的商人，使他们对双方同时供给武器与弹药。由于叛军取得这些供应，较之清军，更为困难，他们不得不以高价收购，于是他们得到优先供应的视会，从而他们有力量不仅足以抵抗他们本国的政府军而且还足以抵抗英法军队”。（墨.弗.布兰特（M.V.Brandt），（“东亚三十三年”），1911年，第三卷，“中国”，第11页。）

[7] 佛兰克博士，“中国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关系”，莱比锡，1903年，第82—83页。

[8] 濮兰德和白拉克洁斯：“慈禧外纪”，第33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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