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二 工会、合作社和政治民主
我们已经看到，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让工人分沾社会财富，变贫者为富者的计划。怎样才能实现呢？在他发表在《新时代》上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中，他让别人只看到一些几乎不可理解的暗示，而在他的书里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充分的说明：他的社会主义要通过两条道路来实现，即通过工会或者像伯恩施坦所说的通过经济民主，再就是通过合作社。他想通过第一条道路抓工业利润，通过第二条道路抓商业利润。
就合作社而且首先是生产合作社而论，它们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二重物，是在资本主义交换条件下的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交换统治着生产，而且由于竞争的缘故，肆无忌惮的剥削即生产过程完全受资本利益支配成了企业的生存条件。这一点在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必须尽量使劳动紧张，必须完全依据市场状况来缩短或延长劳动时间，必须完全依照销售市场的要求吸收劳动力或辞退劳动力，把他们抛到大街上去，总之，必须运用大家知道的一切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能够进行竞争。因此，在生产合作社中，工人必须服从充满矛盾的必要条件：他们必须用完全必要的专制制度来管理自己，必须对自己行使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作用。这种矛盾也就把生产合作社引向毁灭，因为它要末变成资本主义企业，要末在工人利益居于统治地位时就得瓦解。这也是伯恩施坦本人证实过的事实，但是他理解错了，因为他跟在波特·维伯夫人[1]后面认为英国生产合作社垮台的原因是缺乏“纪律”。这里他肤浅地称之为“纪律”的东西无非是自然发生的、绝对的资本制度，工人当然不能把这种制度用在自己身上。[2]
由此可见，生产合作社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下去，只有当它采取迂回曲折的道路消除隐藏在它内部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之间的矛盾，巧妙地逃避自由竞争的规律的时候，才有可能。而它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保证自己一开始就有一个销售市场，有一批固定的消费者。作为这种辅助手段为它服务的正是消费组合。伯恩施坦曾经探讨过为什么独立的生产合作社会垮台，只有消费组合才能保证它存在下去的秘密就在于此，而不在于购销合作社（或者像奥本海默曾想起过的名称）的区别。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生产合作社的存在条件既然同消费组合的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那就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就是生产合作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少量的地方销售和少量的直接必需品，主要是粮食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最重要的部门，如纺织、煤炭、冶金、石油、机器、机车和造船工业一开始就排斥在消费合作社，从而也是生产合作社之外。因此，撇开生产合作社的二重性不谈外，它也根本不可能具有普遍的社会改良的性质，因为如果生产合作社普遍实行起来，它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取消世界市场，把现存的经济拆成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生产和交换团体，也就是说，实质就是要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退回到中世纪的商品经济中去。
但是，生产合作社即使在它可能实现的范围内，在现存社会的基础上也必然要下降为消费组合的单纯的附属品，而消费合作社则因此成了站在前面充当拟议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代表。但是，这样一来，通过生产合作社进行的全部社会主义改良，就从反对生产资本的斗争，即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躯干的斗争，变成反对商业资本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小商业资本、中等商业资本的斗争，就是说，不过是反对资本主义躯干上的小分枝的斗争。
至于工会，在伯恩施坦看来，它应该是反对生产资本剥削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不论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技术方法方面，工会都不能保证工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
至于纯粹经济方面，即伯恩施坦所说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斗争”方面，我们也已经指出过，这个斗争不是在自由的蓝色天空中进行，而是在工资规律的一定界限内进行；这一斗争不能消灭工资规律，只是使这个规律得以实现。如果人们从另一方面观察一下这件事，并且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的职能究竟是什么，那么，这一点也就明白了。
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所起作用就是向工业利润率实行真正的进攻，逐步把它溶解到工资率之中。但是工会根本没有能力实行反对利润的经济进攻政策，因为工会〔恰恰〕不过是劳动力对利润进攻实行的防御，是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实行的防卫，理由有两点：
第一，工会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去影响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市场状况的任务，但是，由于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使新商品不断涌入劳动市场，这种组织就会不断地受到破坏；第二，工会的目的是要提高生活水平，扩大工人阶级享受社会财富的份额，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个份额就像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一样，注定要不断下降。要看到这最后一点，无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手中拿着洛贝尔图斯[3]的《社会问题说明》就行了。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进程使工会斗争在两个主要经济职能方面成了一种西西法斯的工作[4]。但是，如果工人要得到依照当时市场行情应得的工资，如果资本主义工资规律应当加以实现，如果要麻痹，或者更确切些说，要减轻经济发展的下降趋势的作用，那么西西法斯的工作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人们要把工会变成逐步减少利润增加工资的手段，那么首先要以两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第一是中间阶层停止无产阶级化和工人阶级停止增长；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停止提高，这两种情况，也和消费合作社经济的实现一样，都是回到大资本以前的状态。
可见，伯恩施坦提出的两种社会主义改良手段，即合作社和工会，对于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已经证明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其实伯恩施坦自己也模模糊糊意识到这一点，他把它们只是看作可以撕下一些资本主义利润并用以使工人致富的手段。但是这样一来，他自己就放弃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斗争，而把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斗争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分配。伯恩施坦一再说他的社会主义是争取“公平的”、“较公平的”（见他的书第51页）、甚至“更加公平的”（《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的分配。
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的”分配自然也是引起社会民主党的运动的近因，至少在人民群众中是如此。因此，社会民主党为争取全部经济社会化而斗争时，它当然也要追求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是，根据马克思的考察，一定的分配不过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自然的、合乎规律的结果，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框框里的分配，而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本身。一句话，社会民主党想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社会主义分配，而伯恩施坦的方法则相反，他想同资本主义的分配作斗争，并且希望通过这条道路逐步带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改良能有什么根据呢？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发展趋势吗？根本不是，因为，第一，他否认这种趋势；第二，如上所述，所希望达到的生产形式在他看来是分配的结果而不是分配的原则。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的根据就不能是经济的。在他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以及经济关系之后，他不能给他的纲领提出任何唯物主义的论据，他不得不抓住唯心主义的论据不放。
我们听到他说：“社会主义为什么要从经济的必然性中得出呢？”“为什么要贬低人类的判断力、正义感和意志呢？”（《前进报》1899年3月26日）。因此，伯恩施坦实现公平分配靠的是人类的不依赖于经济必然性的自由的意志，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既然意志本身只是一个工具，那就靠公平的理解力，总之，靠公平的观念。
好了，我们幸运地找到公平原则了，这是一匹古老的跑马，千百年来，所有想改良世界的人，在缺乏可靠的历史促进手段时都骑过这匹马，这是一匹瘦弱的洛西南特，历史上所有的唐吉诃德们都骑着它干过伟大的改革世界的事业，最后总是除了被打肿了的眼睛以外，什么也没有带回来。
把贫富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把合作“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把“公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把公平观念作为唯一的历史身份证——这一种社会主义，五十年前魏特林曾经主张过，并且有力得多，聪明得多，光辉得多！当然，这位天才的裁缝当时还不知道有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今天在半个世纪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撕成碎片的魏特林的〔全部〕观点竟幸运地被重新缀补起来，当作科学的最新发现献给德国无产阶级，那么这件事也要归功于一个裁缝，但决不是天才的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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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工会和合作社是修正主义理论的经济支柱，那么，这个理论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民主的不断向前发展。今天发生的反动在修正主义看来不过是“痉挛”，是暂时的，偶然的，在制定工人斗争的总方针时可以不必加以考虑。〔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伯恩施坦就反动的持久性在向他的朋友作出口头的和书面的保证的基础上想些什么，而在于民主和实际的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的客观联系。〕
例如在伯恩施坦看来，民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在他看来，正如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制是一般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基本规律，民主制的实现必然要促进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起作用的力量。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它不过是对最近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短短时期的结果作了小资产阶级的，而且是肤浅的生搬硬套罢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民主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同时也看一看资本主义的政治历史，那就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
关于前者，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即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古代奴隶国家、在中世纪的城市公社中，都〔一再〕看到民主制。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同样也遇到专制制度和立宪的君主制，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作为商品生产的形式——在城市公社中创立了〔纯粹〕民主的宪法。后来，在发展到它比较发达的形式即工场手工业的形式时，它却把君主专制当作它的适当的政治形式。最后，作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它在法国交替生产了这样一些政体：民主共和国（1793年）、拿破仑第一君主专制、复辟时期的贵族君主制（1815-1831）、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后来又是民主共和国，又是拿破仑第三的君主制，最后第三次出现了共和国。〔从共和国方面说，它似乎正处在垂死状态。〕在德国，唯一实际的民主设施——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是在政治上把各个小邦焊接起来的工具，只有这一点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有意义，他们过去却满足于半封建的立宪君主制。在俄国，资本主义长期在东方式的专制制度下繁荣成长，资产阶级没有一点渴求民主的样子。在奥地利，普选权大都成了这个四分五裂的王朝的救生圈。〔第十四条[5]的统治证明，它与真正的民主的联系多么少。〕最后，在比利时，工人运动的民主成果——普选权毫无疑问同军国主义的软弱有关系，因而同比利时的特殊地理政治状况有关系。而且首先是这“一点儿民主”不是由资产阶级争来的，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得来的。
由此可见，民主的不断高涨（我们的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样都以为这是人类历史的、至少是现代历史的根本规律），仔细看来不过是空中楼阁。在资本主义发展和民主之间不可能建立普遍的绝对的联系。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形式都是国内外政治因素的总和的结果，在政治范围内，可以有一切层次，从专制君主制到民主共和国。
因此，如果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范围内也不顾民主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而只注意资产阶级历史的现阶段，那么，我们会看到，就在这里，在政治形势中包含的因素，也不会导致实现伯恩施坦的计划，恰恰相反，倒是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放弃到现在为止所取得的成果。
一方面，非常重要的是，民主制度对于资主阶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它对于小国的相互结合和现代大国的建立所必需的限度内（德国、意大利），〔它是必不可少的；〕经济发展这时才会带来内在的有机的接合〔，而且政治民主的绷带就可以取掉，不会给资产阶级社会的机体造成危险〕。
在把整个政治的和行政的国家机器从半封建或封建机构改造成资本主义机械方面，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在历史上同民主不可分离的改造今天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国家制度中的纯粹民主成分即普选权和共和制国家形式已经可以取消，而用不着使行政、财政和国防等等回到三月[6]以前的形式。
如果这样的自由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已经成为完全多余的东西，那么另一方面，在一些重要方面它已经成为直接障碍。这里有两个恰恰支配着当前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的因素需要加以考察：世界政策和工人运动——两者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的两个不同方面。
世界经济的形成，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的尖锐化和普遍化，使作为世界政策工具的陆海军国主义，在〔所有〕大国的对外对内生活方面都成了决定性因素。但是，既然世界政策和军国主义〔由于同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和经济意图关系，毫无疑问〕是现阶段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趋势，那么，资产阶级民主就理应沿着下降路线运动。〔最鲜明的例子是：西班牙战争[7]以来的北美同盟。在法国，主要是由于国际政治局势使战争暂时不可能发生，共和国才得以生存下去。如果发生了战争而证明法国没有为世界政策而武装起来，那么，对法国第一次在战场上的失败的答复就会是，宣布在巴黎建立君主制。〕在德国，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最新的〕时代（是从1893年开始的）和从占领胶州[8]开始奠基的世界政策立即从资产阶级民主制方面获得了两份献礼：自由主义的垮台和中央党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最近的1907年的国会选举，是在殖民政策的旗帜下格斗过来的。这次选举同时也是德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坟墓。围绕着新的军事提案发生争论，使德意志自由党分裂为自由联盟和自由人民党。1893年7月15日，除社会民主党外，自由人民党和中央党也投票反对军事提案。但是，中央党却竭力维护政府的反颠覆法案以及其他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措施。
如果对外政策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派的怀抱，那么，对内政策对力求上进的工人阶级的影响也不少。伯恩施坦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贪食奇谈”，即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图要对自由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劝告无产阶级放弃自己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以便把吓得要死的自由主义再从反动的耗子洞里引诱出来。但是，伯恩施坦既然认为今天消灭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前提，他自己也就最清楚地证明：正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今天社会的内在发展趋势的一个直接产物，民主制在同样程度上也与这一趋势发生着矛盾。
但是，他这样一来也证明了别的事情。当他把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作为复活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前提和条件的时候，他自己反过来也就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是多么不可能。在这里，伯恩施坦的推理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的结论“贪食”了它的第一个前提。
要摆脱这个恶性循环很简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蒸蒸日上的工人运动和它的最终目的面前吓破了胆，根据这一事实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倒是民主制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的生命力不是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增强，而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运动强大，而不是希望它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
〔伯恩施坦在1899年3月26日《前进报》上对考茨基所作的“回答”的结尾宣称，他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实际部分，他只是反对这一纲领的理论部分。尽管如此，他显然相信，他还有权在党的行列中前进，因为“理论（部分）是否有一个命题同我关于发展进程的观点不再相符合”又有什么“重要”呢？这个说法在最好的情况也表明，伯恩施坦完全不懂得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同它的一般原则的联系，用同样的话不再说明同样的事情对伯恩施坦来说和对党来说究竟有多少。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从伯恩施坦自己的理论中社会民主党可以得到一个起码的认识，这就是，取消了原则基础，全部实际斗争也就失去了价值，失去了目的，放弃了最终目的，运动本身也必然要灭亡。〕
[1] 比阿特里萨·波特·维伯（1858-1943）——悉尼·维伯的夫人。悉尼·维伯（1859-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和妻子比阿特里萨·波特·维伯合写了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宣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平解决工人问题的改良主义思想。——编者注
[2]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
[3]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国家社会主义”的鼓吹者。——编者注
[4] 西西法斯（Sisyphus）——希腊神话中，西西法斯是哥林多的王，被罚在冥府运巨石到山顶，石滚下山坡，又得再往上运，如此往返不息而毫无结果。——译者
[5] 指奥地利宪法第14条。这一条款规定，没有奥皇及内阁的批准，不得发布命令。其目的是便于当局利用一切手段来镇压人民起义。——编者注
[6] 指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编者注
[7] 指帝国主义第一次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美西战争。——编者注
[8] 指1897年德国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胶州湾事件。——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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