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　序

　　在前几年我身居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时，我常想，如果能脱离共产党的虎口回到自由世界的话，我要写两部著作：一部是报道和分析红色政权的真面貌，另一部以我的观察体会，加上进一步的研究，写出可实行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现在第一部著作已经完成，另一部著作只能期望于将来。

　　当我着手写此书时，我立意要它公正真实，尽量排除私人的情感作用；但是当面对真理时，我有我的观点，自然也有了我的感情，这种观点和感情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向真理控诉，向历史作证，向人的灵魂呼吁，这也就说明了著者的立场。

　　这部书是著者的回忆录性质，取材大部分是亲身经历的、看见的、或听到的事实；只有极小部分为了叙述方便或为史实所关，随手引用一些报纸上发表过的材料，或是其他著作中叙述过的材料。惟著者记忆力有限，同时对中共发表的统计数字又不予信任，故尽量避免引用统计数字或表报之类的东西。

　　本书是报道分析性质的著作，可为一般关心中国问题者，尤其是关心中共问题者的读物。报道是由事实入手，介绍事实情况使人人可懂，而不妨碍提高到理论思想问题；或是先从理论上提出问题，以事实例子作证，看出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那副邪恶的嘴脸。此书虽为一般人的读物，但著者自信，它对思想家和中共问题专家会提供较好的材料和理论基础。因为这部书虽偏重事实，但在思想理论上挖掘到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道德观和文化观，而且著者是特设专章分析讨论这类问题的。

　　本书主要部分虽系报道中共取得政权之后的情况，时间似乎限于“十年”之内，但事实上“十年”并未限制了本书的范围，凡是有关中共的组党以后的活动和中国现代史的背景以及各方面的活动，统统有了眉目清楚的介绍。这就不只了解中共全貌，而且大致了解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概轮廓。所谓“十年”是取其主要的部分之意而已。

　　我有责任和心情写这部书，实在因为有我的沉痛和悲哀。我是以将近三十年的心血努力求取中国问题的解决，为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奋斗；对外反抗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对内反抗压在人民头上的黑暗势力，并从事于写作工作。我在文化界、教育界，以至在政治界的活动均一贯本此目标出发。在共产党得势之前，我是如此工作；在共产党得势之后，我也未放弃这个善良的理想。

　　当1949年，中国走在十字路口之时，中国共产党放出“诺言”，要与全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共商国事”，要与各方面共负责任组织“联合政府”，渴望解决国事的党派和个人，这时就听信了这个“诺言”。我们的组织——中国民主同盟——为国事奋斗有年，在这个当儿就不能置身事外，我们也听信了这个“诺言”。因之，我们的总部由香港转移到北京。我是民主同盟总部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我为了责任关系也随着总部前往。这是一个组织的行动。

　　回忆过去，共产党曾两次邀我个人北去，我都予以拒绝了。当1945年共产党在我的家乡东北立足不久，曾假借民选名义，选我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吉林省政府副主席。那时我正在重庆，我向共产党人提出我不同意这样搞法；以后于1948年我到香港又曾在报上发表谈话：谓我未允就吉林省副主席之职。我虽拒绝共产党这样作法，但是共产党在吉林省以我那个副主席的名义颁布公告和命令有五年之久，直到1949年北京政权成立后，地方政府改组，才行撤销。这可证明共产党处处利用人，甚至一个人的空名字也不放过利用的机会。另一个邀请被我拒绝的，那是1948年底毛泽东周恩来电邀在港的民主党派八个主要人士北上，其余七个人如期前往，只有我是婉言谢绝同行。

　　1949年春民主同盟总部迁往北京，那是一个组织行动而不是个人私自的行动，我也随之前往。我们的心里还在梦想国事。当年，我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充作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在当时是最高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了政府负责人。毛泽东由此登是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接着政府机构成立，我又被推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委员；凡有关政治法律的法令条例，形式上多是通过这个机关，然后有政务院讨论批准，再予公布。我一直在这个机关工作，直至1954年通过宪法，撤销这个机关为止。

　　1954年召开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又被推为该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直至我到香港一年以后才被撤销。

　　从民盟成立之日我就是它的负责人之一；到了北京，我始终是中央常务委员，历任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从这些关系之深和所接触的方面之广，住在北京时间且有八年之久，我深感我有责任写这部书。这虽是主要的，当另一个主要的原因乃是我促成我写这部书的心情。

　　什么心情促成我写这部书呢？

　　我亲身经历：共产党一套“诺言”，什么“共商国事”、“联合政府”等等归到实际都是共产党欺骗人的谎话。民主党派成了它的欺骗的对象，和被利用以欺骗人民的工具。实际上民主党派成了它的俘虏。

　　我亲身体会：共产党所宣传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利益”等等归根结底是为了共产党这个特权阶级的专政，和它本身的利益；“社会主义”、“人民利益”、“民主自由”等等的名词都是骗人，都是为共产党特权阶级的利益服务。

　　我亲眼看到：共产党血腥的统治，人民流了大量的血；残酷的压榨剥削，人民过着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生活；恐怖的统治，蹂碎了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灵。

　　我以一颗赤诚解决国事的心情而去了北京，参加了中共的政权，但事实证明对我所理想的事业和对人民服务的心愿均无能为力；当我了解共产党的这种骗术之后，和目睹它加于我们人民身上的痛苦，我是感到沉痛和悲哀，我又以憎恨的心情离开了它的政权，脱出它的虎口。

　　我这种憎恨的心情，不是私人的恩怨问题：说来，共产党对我个人虽说不到好，也谈不到坏，这里没有恩怨问题存于其间，何况不少共产党人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学生。我之憎恨共产党是它那种制度、那种主义、那种政策作法，简言之就是政治问题。讲政治问题就是国事问题，这就牵涉不到因为共产党中有我朋友，而有所谓“恩”或友情；也牵涉不到个人得失，而有所谓“怨”或仇视。政治问题就是思想和主义之争，国事问题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国事应有的责任感。

　　我就以我参加中共政权八年的经历，和我这种心情写出这部书。

　　我是以办理私事为名，得到毛泽东的批准而来到香港的。时间是在1956年底。私人的事务和休息占去我几个月的时间，正当1957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前庆祝大游行的时候，我开始在这天着笔写这部书，费了130多天工夫，于1958年1月12日完成了这部著作。在这期间我是未与外界接触，尤其是未与新闻记者见过面。所以外间关于我的消息报道全系记者自己猜测之词。直到本年7月31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才是我自己负责任的声明。

　　这部书虽在香港写成，而大部分是我在大陆时已有熟思酝酿的腹稿；只有第十章有关“人民公社”各问题是于本书付梓期中补写的，因为“人民公社”是大陆上最近的轰动的新事。

　　本书有几章结尾附上了一些诗歌，那是我随手写来的，反映了当时实况的我的真实情感；我虽喜欢诗歌，但写诗歌不是我善长的，自然谈不到工整，还请方家指正。

　　本书校对工作多由几位好朋友帮助，我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周鲸文序于香港
1958年12月27日
抵港后二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