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国的斯大林—

第四章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

一、家世——小米商的儿子

　　五一节和十一节，天安门前有成万的穿着白制服红领巾的少先队，面北站在广场南边；在他们后面是机关干部的队伍，在他们前面是二三百人组成的军乐队。红旗在天安门上飘扬，在少先队的头上飘扬。在上午九时五十分的时候，乐队开始悠扬地奏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这时从天安门楼上的西边有个胖胖的穿着灰色制服的人走了出来，后边跟着一群人；他举起右手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雷动的掌声响遍了广场。这时乐队正奏到：“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个胖子走向天安门楼上玉石栏杆的正口，站在中央，左右陆续站满了人。十点，广播宣布开会，继《东方红》之后奏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个胖子就是今日中国的主人——毛泽东。他十年前住窑洞时的瘦相貌，与今日站在天安门上的胖子相比，是迥然不同了。

　　我不是来给这个胖子画像，但是读者一定要追问，从前一个瘦瘦的人，今天忽然胖了，必有原因。于是要追问他的传统、家庭环境、事业顺逆等等。我亲眼看过的是这个胖子，有时同他在一起开晚会；我不认识那个瘦子，那要回溯到二十年到五十多年前的情况。我又讨厌为独裁者写传记，那是红色政权宣传部长的专业，别人不可代庖。但读者必要追问这胖子的身世，我也不能违背读者的盛意。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城附近的韶山乡，我在1955年底在湖南视察农业合作化运动时，特邀几个人由长沙乘汽车去瞻望“主席故乡”。韶山乡离湘潭县城，据我记忆大约有一百多华里，特意的为“主席故乡”修了一条柏油马路，沿途风景还说得过去。我们于午中到达韶山乡，先在马路尽头的新建的招待所休息一会，然后由向导领着我们参观。韶山乡并不大，人家分散着居住，在这散落的人家周围是相当高的群山，山上长满了绿树和竹子。毛泽东的故居距招待所有半里路，位于一个小山坡下面。房子是乡间式两层小楼，墙壁用泥坯砌成。这房子有五六间大，和房连在一起的有牛圈、猪圈、粮仓、磨房。毛泽东的父亲是乡间碾米的小粮商，在磨房里还有三个碾米的小磨；据向导讲，毛的父亲作粮商，毛泽东十四五岁时就帮他父亲写帐，有时帮助送粮。家里有猪有牛，墙壁上还保存一个“主席”梳牛的刷子。毛泽东自住屋角的小屋，屋上有一层阁子，这就是在外边看来好似二层楼的房子。

　　小房前有一个一亩地大的水池，乡间用来洗涤及猪牛洗澡的场所；唯今日在池旁已立上一个油漆木牌，说明这是“主席童年的游泳池”。在马路旁边已建起一个为纪念主席故乡而设的韶山学校，是一个小学，可容四五百儿童，一切设备虽不能说都现代化了，但在乡间这是绝无仅有的小学。在一间客厅里，一条长桌上边摆满了各国来宾的献礼和提名录，墙上挂满了毛泽东童年的事迹照片和说明，其中有一幅是“全家福”照片，内中共有五人，即毛泽东，父母和两兄弟。从相片上看毛泽东今日的相貌胖胖的有似其母。他当时还是瘦长的个子和两兄弟站在父母的背后。他的父亲是瘦子，一张小脸有如刀削过一样，留着两撮小胡，给人一看所得的印象就是显明的“奸商”，或者是戏台上的小丑。

　　韶山乡小米商的儿子毛泽东，在四五十年后成了中国的独裁者。他还想用他童年时刷牛的铁刷子，刷洗中国人民。

　　毛泽东在乡间受的小学教育，小屋内还保有几本残存的课本。中学时代他进了湖南省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在今日的长沙也扩建一新。中学毕业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充当了每月八元现洋薪金的馆员，就在这里他得到一些马列主义的ABC。为了纪念他，这个图书馆今日特将他昔日工作的小屋、桌子、坐位，保持原有的相貌，供人参观。

　　以后，毛泽东便进入革命活动时期。凡是他居住过或活动过的地方，均成了“革命圣地”，均建筑纪念，如长沙的清塘，为毛泽东和他第一位老婆居住的四间小屋，现已翻盖一新。其它如井冈山、贵州遵义、陕北延安等等这些“革命圣地”，都已大兴土木，为革命事业“千古留念”。

二、忍与狠

　　毛泽东四十年的革命活动，由一个小米商的儿子，中学生，图书馆员，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最终成了功。贯穿他的历史，我得出两个字，是他成功的秘诀。这两个字就是“忍与狠”。我的故友杜冰坡先生的书斋内，挂了一副毛泽东亲笔画的小幅字画，年份是1947年写的，文词是唐诗人杜牧题楚霸王项羽庙诗。诗只四句，文曰：“胜败兵家事有之，忍辱包羞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我每到杜先生家里聊天，坐在沙发上，我常读这四句诗，而且由这诗里我体会毛泽东的心情；同时我不断回忆他的历史。这个“忍辱包羞”就是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活动的原则，“卷土重来”的报复就是毛泽东晚年活动的原则。

　　毛泽东加入共产党不算不早，但在党活动的初期，他是默默无闻。在共产党组成之初，代表的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李达、沈玄庐、李汉俊等人。毛在党内地位和学问修养，均不能和这些人比。在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虽只有几个人，选举中央负责人时，他还是名落孙山。但他是有野心的人，中央的地位虽都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等人占有，他悻悻地肯低着头回到湖南省充当省支部委员。他心中充满不快，一个“忍”字吞了下去。

　　1922年冬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他没有参加，理由是他“忘了开会地点，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错过机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毛虽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国共合作中当了国民党的宣传部副部长，但在发表文章时与党的政策不合，陈独秀不断地申斥他，他的满腔怒火又以“忍”字吞下去了。1927年5月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的湖南五县的农村报告和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根本未许讨论；而且在大会上取消了他的表决权，中央委员名单又未圈定他，只作了候补中委；这次他虽吞下了“忍”字，终于气愤患病了。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他并未参加，但他称为满意的是开除了陈独秀书记职务，自己被委派为“湖南秋收暴动”及改组省党部的特派员。可是自己的主张却未得到重视，精神还是不愉快的。11月中共中央又开会议，决议《中国之现状与党的任务》，指责机会主义的遗毒，所整的对象是湘、鄂、赣、粤四省的党员，尤其是指责毛泽东在湖南指导的秋收暴动，犯了军事投机和乱搞土匪的过错。在中央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下，毛泽东被撤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之职。毛泽东又吞“忍”下去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因在国内不能立足乃在莫斯科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这时在湘赣边境打游击，号令已出自莫斯科党人之手，对领导权的争夺，他有望尘莫及之感。由组党到这一时期，可算毛泽东屈辱的阶段，他以忍辱渡过了这个阶段。

　　毛泽东日夜思维，在党内终不受人重视，动辄得咎，这个岁月如何能了？于是“力量”就是一切的念头，充满了他的心坎。“打天下”常用力量，报复也得力量，于是背马列主义上了井冈山。《水浒传》中的武松以景阳岗打虎成名，难道毛泽东不能以在井冈山打游击成名？结果这两个人都如愿以偿了。

　　由井冈山搞杂牌军队开始，毛泽东显示了一点力量。党中央对他有另眼看待的样子。说起来这点血本，也是可怜的；干部多是他过去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和一些走投无路的党员，军队是杂牌军队中的散兵游勇和井冈山附近的土匪。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份力量，毛泽东靠这份力量在井冈山革命有七年之久。这一期中，他在又忍辱又斗争中过生活，他已由纯忍辱走上抗冲的边缘。由“忍”到“狠”的开始。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虽有四五千人的军队，一方面他对敌人斗争，他的敌人是国民党军队和贫穷。救治贫穷，只有打土豪，事实就是打家劫舍。另一方面他还得对党内的敌人斗争，最初是湖南省党部，最后是中央那群压制他和看不起他的那群“同志”。在湖南省的小圈子里，他由于向外开展，在湘赣边区搞组织，和透过中央（1928年党中央由俄国回到上海时，给他以前敌委员会和军中党务的权力），他终于跳出湖南省党部的控制，自己得到适当的权力地位。这时自己便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表示。如1929年2月9日，党中央曾下令毛泽东朱德离开军队，他就于4月覆封长信，表示不服。那时的中共中央空名一个，又奈军权在握的毛泽东何！

　　分庭抗礼并未表面化，只不过是表示一下自己是有力量，有力量就好说话，中央还是领导机构，毛泽东还不敢公开反抗，自立门户。1928年时的共党中央，领导大权已经落到李立三的手里，毛泽东无论在党务和军事方面还得听李立三的指挥，就如1929到1930年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两次进攻长沙，一次进攻南昌，就是被迫执行李立三的命令。不幸这次失败，给毛泽东制造了攻击李立三的本钱，攻击李为左倾机会主义（录入者注：周鲸文在此误为“右倾机会主义”了）的盲动冒险家，而李立三也就由此一蹶不振，他的亲近的党徒的头颅，都吻过了毛泽东的利刃。

　　李立三的失败，并未给毛泽东带来红运走上舞台，这时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取李的地位而代之，于是毛泽东的斗争由李姓转到王姓身上。王明也以苏派健将的身份掌握中央，对毛泽东的挑战不时予以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就在又忍又狠的途中向前迈进，唯此时狠的成分多过了忍。1935年初毛泽东凭着军力，党羽、暗箭，在贵州遵义会议终于使舌尖锐利的王明低了头。毛泽东在流亡途中黄袍加身，贵州遵义会议奠定“王权”的根据。事后虽有张国焘和他的斗争，那已是风险过后的余波了。

　　毛泽东虽在党内取得了领导权，但是党在流亡逃竄中，力量所剩无几。他逃到陕北之后，依靠刘志丹、高岗的地方团队；但把毛的和刘、高的力量放在一起，也不值得一击。这时的毛泽东对党内虽可称王，对党外还是小股，一方面向国民党频送秋波。从前攻击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那时不得不忍予以一试了。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共名义向国民政府通电要求议和，并派周恩来潘汉年和国民党的张冲在上海会商，随后潘汉年又到南京与陈立夫谈判。几经谈判，终于接受了国民党提出的四原则：（一）遵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

　　野心家毛泽东在困难的紧急关头，正待以最大的忍辱“向蒋委员长致敬”，突然在本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和杨虎城向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蒋氏，要求停止内战，全国抗日。这一行动成了毛泽东的大救星。他的危在旦夕的一点残余力量，本面对着溃灭，现在却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被承认为合法政党，红军得到改编，革命力量得到保存。在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如下的四项原则：“（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挥；（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毛泽东虽以为这是扩大力量的千载良机；但为掩护这一企图，于1937年9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复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向国民政府再提出四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当抗日前线之职责。”

　　野心家毛泽东在面对不利于己的环境时，则用忍，忍字背后包含着报复和杀气腾腾。他对党内斗争如此，对党外斗争也如此。他对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都为达成最大的企图，以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合作为例，在《共赴国难宣言》发出之后，毛泽东向出发的第八路军部队讲话，表明其真实内心，他说：“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毛泽东于实施时，他说：“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这是忍。“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这是忍与狠交叉的边缘。“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这是狠的开始。结果，毛泽东是按着这条路线施行下去，抗日战争中扩充了红军的力量，抗战后向国民党反攻，于策动反攻之时，犹恐力不从心，随时还配备了“统一战线”，“国是协商”，“蒋毛会谈”，“政协会议”，“军调小组”，平时为宣传工具，如遇局势发展对己不利时，还有个退步的余地。

　　毛泽东以忍渡过党内的压迫，终至“忍辱负重”走上领导的阶梯，发展其忍的抱负，打倒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大批杀戮异己分子的党员同志，完成党内统一天下，唯我独尊。毛泽东在对付党外的斗争，从1935年他领导共产党起，也是经过忍辱的阶段，终于走上报复，发挥了他的狠。在自己力量不值得一击时，向国民政府提议“停职议和”，“共赴国难”，要求国共合作；待力量稍强时，试着进攻，而玩弄着“边打边谈”；有时下讨伐令，有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这就是用忍辱原则不与国民政府决裂，用狠的原则与国民政府斗争。待其力量长成壮大时，他只用狠的原则了；吞占了大陆，驱逐了国民政府，一统江山，称为霸王。他的狠的原则得以充分发挥，乃是面对着中国六亿人民。

　　忍的含义，本来有两种：平常有修养的人用忍是养生之道，求其身心康泰，不含有报复的意思；政治人物用忍是为掩护自己的弱点，待机会到了，实行反攻，这忍包含有报复的意思。而报复时就是用狠，忍的偿还要高出忍的付出。列宁的“退一步，进两步”的战术就是这个用意。中国古语“大丈夫能屈能伸”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放的开，才能抓的紧”的格言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深得此中奥妙，而且运用自如，所以能有今日的成功。

　　忍与狠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合乎政治人物的作战技术。但可不能说，凡是马列主义信徒，都会运用它；也不是所有政治人物，都通此战术而又能灵活运用。同是马列主义者，因为不善于用忍与狠，最后搞得失败了；原因就是当忍不忍，当狠不狠；或是当忍时用了狠，当狠时误用了忍，一大批共产党首领纷纷滚下台去，就是这个原因。同样的，与共产党斗争的政治人物，也常失败于忍狠搞得不当不灵；当忍不忍，当狠不狠，以致走上没落的途径。就以蒋介石为例罢：他不当容忍共产党时，他容忍了，所谓“边打边谈”阶段；而在自己力量走向下坡路时，他却用狠，想一举而灭之，如淮海会战，结果是一败涂地。这就是犯了不度德不量力，以自己所欲代替了现实。用共产党的术语，这就是非马列的唯心论者的悲哀。

　　毛泽东深得此中奥妙，这不只是纯理论的企图，还须与他这个人的性格结合起来，才能生效。不然同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那些以前的领导人纷纷倒在现实面前，而毛泽东偏偏后来居上称为霸主。毛泽东这个人的性格是慢吞吞的，稳健的，不是性急的人那样的遇事如火烧屁股。他与人聚谈正经事，有人性急，他常幽默地说：“历史长得很，忙什么？”他于处置那些斗争大事时，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他必先试探一下，酝酿一个时间，然后才作最后决定。二十年的国共斗争可以提供这个材料，就是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如各种运动，他先放火让它烧一气，他在旁边观望一个时期，然后他才作结论或放大或缩小。对抗美援朝，他先把解放军派往朝鲜打仗试一下，然后方决定发言志愿军出国作战。这些事都可看出，在他运用忍与狠的分寸上，他都掌握一定的试探时间；如看情势对己不利，则用忍，如看情势对敌方不利，则用狠。他决不肯感情用事，陷自己于被动的地位。就是毛泽东的有名战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少我打，敌多我跑等等，也是运用同一的道理。

　　到现时为止，毛泽东在国内事务上已经脱离了忍的阶段，即有时不得不观望一下，那只是为掌握全局应有的考虑。他在国内已经走上狠的阶段，一切要按他的意旨行事，为了稳定政权，可以实行大捕、大杀、和“改造教育”。八年以来，共产党镇压杀死的人民有数百万人，劳动改造的又有数百万到千万人，全国在他的恐怖统治之下。惟他对国际事务，在深夜里还不断动脑筋去想何事当忍，何事当狠。忍与狠在今日的毛泽东的心中，只有在国际问题上，他还考虑应用的分寸。

　　毛泽东已从党内解放出来，居于领导，不必用忍了；毛泽东在党外斗争已从国民政府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也不必用忍的工夫了；那他只有充分发挥他的狠。在党内在其特务的巡视下，谁人稍有烦言或有不同的意见，谁就在整党中被整；有的被迫自杀，有的捆着手脚挨打，而罪以反党之名。在党外，有这样广大的人民，他的骗术不一定完全生效；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时看他的作为不顺眼；于是毛泽东便于六个月到一年之间向人民进行不断的斗争，每次都得整死不少人，不但消灭了大批有意见的人，还在恐怖政策之下，吓住了广大的人民。这一切人民所付出的热血和冷汗，都是为了安定毛泽东的政权。

　　忍在政治人物身上就是包藏杀机，因为他时有“有朝一日得势”便要实行报仇雪恨。明朝末季有个流寇张献忠，大家都熟习他的故事。据传说当他微贱时在四川为人佣工赶驴脚，他的驴在一家门前撒跑粪，这家的主人很刁怪，非要张献忠打扫干净不可；他迫于势弱不得不忍受，但他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立下报复志愿，将来得势势必杀尽四川人。后来果然当了流寇之王，当他竄到四川时，真是杀人如麻，把女人杀死还割下小脚堆了一个脚山，流寇大王面对脚山哈哈大笑。张献忠一时的忍，便是后来千万人的流血。毛泽东的忍，他的政敌和中国人民便替他付出流血的代价。

　　能忍的政治人物，其性格里必有阴柔的成分，这样在表面才不易为人发现，尤其不容对手方发现。这不只是技术问题，以为任何人都可伪装；这实与性格有关，因为性格外露的人，或是有急燥性的人，遇有屈辱的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不耐，既便想忍耐一下，也不易掩藏得住，常常因一言一行愤事而误了前程。拿共产党的巨头来比较一下，王明是性急外露的性格，毛泽东就是阴柔的性格。

　　平常我们看人以为脸面瘦削，眼球不住的转，说话带笑，留有两撮小胡的人是阴险之徒，腹里藏刀，不好对付。这是一种典型，一见就可看清他的身份，这人虽说不好对付，实在还好应付。另一种人，表面去看像个“草包”，无足轻重，说话慢吞吞的，长带笑容，心中若一无所有，惟眯缝着的眼里藏着一把利刃。这种人就具有阴柔性格，既有阴险而又柔和。对这种人就不易应付。他的阴险放在肚里，柔和露在表面，很多人容易上他的当。

　　帮助毛泽东的忍辱和执行顺利，就是他的阴柔性格。他怀有雄心，在不得势时，在党内初期像一个草包，被人轻视，置之不理；在逃到陕北之后，自己力量薄弱，不断向蒋介石致书说愿“在先生领导之下”云云，（如1938年9月周恩来携毛此函在武汉见蒋）；这个人的忍的工夫和阴柔性格之间表示了真诚的合作。

　　毛泽东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话，但善于座谈，最好在一群人围坐聚谈时，发挥了他的所长。在少数人群谈时，他能谈上几个小时，不感疲倦，香烟是一支接着一支地吸，说话是慢吞吞的，而且所谈的是上天入地东拉西扯。所以一般人都恭维说“主席有幽默”。他每句有“风趣”的话，都被党徒和逢迎的民主人士记得很熟，到处传说，把“主席”看成是“笑面活佛”。本来献媚承恩之人，有这种卑鄙心理，是毫不足怪的。但是这类传达“主席的金口玉言”，使局外人上了不少的大当，吃了不少苦头。可是当时用我的冷眼观看和体会，他的话虽有点趣味，但是笑里藏刀。迷于利禄，或见权势者自己就要短三寸的人，对他的话奉为经典，就很难怪了。我记得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在少数人聚谈，谈到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问题时，他说：“在选票上每个人有自由选举权，在选票上圈定什么人都可以，不过他抹了不想选的人名以后，最好别写西门大官人。”听这句话的人，都说主席幽默得很。“西门大官人”是谁呢？熟习《金瓶梅》小说的人都知道，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他有财有势，玩弄五个老婆和不少妓女，而且《金瓶梅》主要描述就是这人和他的五姨太太潘金莲，充分发挥了淫荡的色情狂的故事。毛泽东的“幽默”一开口先想到了“西门大官人”，而内心里是“你们不能不选我”。他说时虽类乎有点幽默，实际又是一把利剑刺到民主人士的心里。于是在选举时，百分之百的选举了毛泽东。

　　再举一个例。在1956年秋季毛泽东招集了高级干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谈话中心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一个人东拉西扯地谈有四个钟头，真是信口开河。他说：“这几年把人民搞得太苦了，应当让他们透口气”，“搞社会主义是愉快的事，不能让大家如芒在背……”，“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大家有份，应互相监督。”毛泽东当时以笑脸说这些话，听这话的人四下传达，以致1957年初展开了大鸣大放，红色中国真像有自由发言权了。甚至外国记者在北京发出的专电也说“中国走向自由”，“毛泽东脱离了莫斯科的控制，争取了思想的领导。”毛泽东的阴柔假笑，使千千万万的中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广大人民在炎热的夏天过了痛苦的日子。检讨、坦白、追杀……是“鸣放政策”的真实后果，反右派斗争是鸣放政策的真正企图。

　　当我在北京听到毛泽东允许“鸣放”时；一般人眉飞色舞，有些人要吐胸中苦闷。有一次和两三朋友闲谈，他们都跃跃欲试。我当时就说：“看一下再说罢，至少看个一两年才能看出毛的意图是否真实，不要一下子再上圈套。你们要说也要有些分寸，别留给人家整你们的机会。我是一言不发的。”朋友们都批评我消极。当我离开北京不到半年，我的朋友们已经上了火山，烧得焦头烂额，有如落水狗被大家投石追打。毛泽东的“幽默”阴柔，使这些人们伤尽了尊严和脑筋，外国观察家也受了一次报道不实的教训。而毛泽东于售出这个阴谋之后，在青岛发出冷笑：“你们这些蠢材，合配该挨打，合配受欺骗。”

　　忍的工夫加上阴柔的性格，毛泽东得到了成功。恨的心肠加上阴柔的性格，毛泽东玩弄民主人士和中国人民于股掌之上。给你一个假笑脸，接着就是追击嘶杀。不过这都是具有时间性的，日久人们都会被教训明白的。用毛泽东的话：“忙什么，历史还长得很呢！”

　　我曾说过共产党人，尤其是首领人物，常以自己的意识解释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今日他说黑的合乎唯物辩证法，明天他说白的也合乎唯物辩证法。辩证法就是为他骗人而有的学问。他们说合乎革命的利益就是合乎唯物辩证法，怎样做或说都可以，只若是合乎革命的利益。他们口中的革命利益，就是他们心中的自己的利益；他们口中的保障人民利益，就是保障他们心中的自己统治的政权。所以按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话永久是对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以马列主义来注释自己的言行。他可以不守诺言，因为诺言就是为骗人的。列宁不是说过：“国际间签订的协定是为了撕毁的”吗？所以在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撒谎两字，因为撒谎能符合革命的利益，那就是最高的艺术。毛泽东懂得这套艺术，故不时表演，最近显著的艺术表演就是鸣放政策；那些听了他讲话的人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本来以为“主席的话”不是戏言，他们是按主席的意旨行事；但转眼之间执行“主席”意旨的人们成了“主席”打击的对象。毛泽东阴柔的性格，面孔，谈吐，正合乎马列主义最高的骗人标准。

　　阴柔虽是毛泽东的性格，但有时他外示刚强，这就是在某些场合需要吹牛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夕，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外宾，陪客的有大批高级干部，毛泽东即席发言，其中我听到两句话最为动人，他说：“资本主义国家胆敢发动战争，我们就从地球上把他们消灭干净。”我不记得第二天这话是否登在报上。这个话是否属于吹牛范围，那得有待历史去证明。

　　另一次，1953年在政协开会，他致闭幕词，其中有关朝鲜战争遣送一万多被联合国军俘虏的中国军官士兵问题，他举起右手在主席台上大声地说：“中国在朝鲜被俘的官兵，都得送回来，一个也不能少。”说时气势凶凶，给我们政协委员和列席的高级干部一个深刻印象：“主席发怒了！如不按主席的意旨行事，就意味着方停战不久的朝鲜战争有再起的可能。”这段话未登在报上，但是一千多高级干部都是亲耳听到的。可是主席一怒之后，约有一万五千多的中国俘虏经过询问不愿返“工人祖国”的大陆而被欢迎到台湾去了。朝鲜战争并未为“主席”一怒再起。事后，我常想，毛泽东已经够威风的了，为什么还要在一批高级干部（不是一般群众）面前吹牛，而且事实打了自己一个耳光。我替他有些面红。但是我知道马列主义的继承人毛泽东是满不在意的；因为吹牛也是合乎革命原则，有时事业有些成就依靠吹牛的功效不小。

　　忍与狠，阴柔和吹牛，是性格，也是艺术，它们帮助毛泽东走上红运。这个走红运的人被其党徒歌颂得“似太阳在空中照”了。

三、斯大林化的毛泽东

　　正在走红运的毛泽东，他的历史还未到盖棺定论之时。但是就他的所言所行，论断他的身份还不能算太早。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中国共产党的首领和政府主席的表面头衔，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追溯他的全部历史和他的现在的行为和抱负，才能论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想给他画一个如下的轮廓，大致不会相去多远。毛泽东是封建意识加上马列主义的混血儿。

　　毛泽东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幼时读四书五经，中年熟读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马列主义入门，而且从事于革命活动。在意识里这种封建思想和马列主义，是交杂着在他的血液里。他的几十年的活动就处处表现这种交杂的情况。就是他的“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具体问题”的创作，也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具体到他个人的问题上，更充分表现封建时代的帝王和革命元首的一致性。他所期望的而且身体力行的，就是帝王和革命元首的统一。他本身就作成这个统一的典型。恰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落后的俄国和五十年代落后的中国，又给予共产主义退化的制度一个推行试验的机会。俄国出现了斯大林，中国出来个毛泽东。

　　人类的进化历史走到二十世纪，本应循着正常的轨道迈进；推翻封建束缚人的制度，改进资本主义的缺点；给人类带来快乐幸福，解放人类享受充分的自由民主。退化的共产党制度钻了一个空子，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打出了缺口。斯大林和毛泽东做了那个退化制度的主人，反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历史过着黑暗的日子。

　　按着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四十年前的俄国和十年前的中国，都不适宜发展共产主义制度，因为这里还不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大批产业工人，社会经济没有具备推行共产主义的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阻止不了野心家，他们要统治，有勃勃的政治欲，他们生年有限，等不了俄国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也等不了中国变成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所要的是政权，是统治。于是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的统治权，就被这些野心家制造条件抢夺过去，把退化的共产制度强行加在俄国和中国人民的头上，而且被迫效仿的还是大有其人，东欧七个小国，北朝鲜外蒙和北越都如法炮制了。

　　在野心家的心里夺取政权是第一要义，什么主义不主义，那是死的东西，由活人解释。中国的野心家更了解这一点，传统说法就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名言。有了政权，尊佛、尊孔、尊马克思、列宁，“悉听尊便”。毛泽东在这一点上是奋勇登先当仁不让的。斯大林在俄国是彼得大帝的化身，毛泽东是中国古帝王的化身，也是俄国斯大林的化身。

　　我们这样论断毛泽东并不是故意褒贬，即不是恭维他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也不是贬低“革命领袖”为封建残余，实在是事实回答了一切。

　　毛泽东生长在封建家庭，父亲是乡间小米商，他幼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他才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稍懂事务时，正是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形势；小朝廷处处皆是，若说毛泽东“少有大志”，如果真有的话，也不过想做个小军阀，或者再大一些搞一个小朝廷。

　　他在自传里曾说：“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人当时正是保皇党人物。共产党成立时他才二十七八岁，这时共产党还只是十几个人，多数是学者文人，大有中国古时秀才想造反的情势。而且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也只给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一个粗略轮廓而已，这些人哪有分毫马克思所说的先进工人的气质。

　　知识分子共产党人想造反，回顾一看两手空空，真是一筹莫展。这时谈革命，人民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还寄以期望，于是毛泽东这群人以国共合作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而且参加了“北伐”，想培植实力篡夺政权；待他们的企图暴露时，就被人赶出了国民党；大批人到上海住在洋人庇护下的租界，毛泽东背着革命的抱负上了井冈山。这时他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便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天下是打来的”！于是把“打天下”的招牌挂出去，号召流亡，拉拢土匪，乱搞杂牌军队，而旗帜是镰刀斧头共产主义。

　　古时草莽英雄起事，初起时自己还不知是怎回事，待确定了企图称王称帝，便耍制造一些奇迹烘托自己是真命天子，天命所归。刘邦斩蛇说赤帝斩了白帝，合乎“天下属炎刘”。二十世纪是人民觉醒的时代，若再来一套迷信骗术，没人会信，于是不能不用新的方法和技术。人民既然觉醒，那么野心家就来一套最使人民向往的莫测高深的远景——共产主义。那时谁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毛泽东时代共产主义做个解释，共产主义就是“有饭大家吃”。这个口号简单明了；于是流氓、地痞、二流子、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念不好书的学生、流落无着的军人，就在“有饭大家吃”的旗帜下来“打天下”。在毛泽东的心里打来天下，他既是皇帝又是革命元首，而且这个皇帝的权力超过秦皇汉武；因为在共产主义之下一切是属于国家的，不只是物质的，国家握有一切；而且是精神的，人民绝对服从。这个国家就是共产党，这个国家主人就是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以“打天下”号召群众，这既是封建意识下的建立新王朝，又是二十世纪最新式的革命政权；他本人自许既是封建制度的皇帝，又是二十世纪共产革命的元首。用他自己的话：“这就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问题”，“马列主义的中国化”。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就是中国封建帝王思想具体结合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马列主义”。

　　说毛泽东有封建帝王思想，这并不是“污辱革命领袖”；1945年他到重庆会见蒋介石于途中填的那首《沁园春》词，显明地暴露自己内心的封建意识；从“江山如此多娇，引天下英雄尽折腰”句起，都是暴露自己封建意识，绝没有革命气氛。天下英雄所抢的是锦绣江山，并没想到人民的饥苦。他这首词的封建皇帝气味十足，远不如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那首诗还有念念在民的革命气氛。石达开的诗云：

“扬鞭慷慨泣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但决苍天方溃溃，莫凭赤手拯元元。
三年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涕痕。”

　　这首诗充满了革命的悲天悯人的味道，说出自己的苦心。而毛泽东的词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知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且看今朝”。毛的这首词，不但自比帝王，而且对前代帝王还不心许，所以有“风流人物且看今朝”，共产主义下的帝王的权力自然非秦皇汉武所可比拟的了。

　　说者或以为这不过诗词玩玩而已，毛泽东实际情况未必真比拟帝王。那么也让我介绍一下。据在延安住过的人告诉我：“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活像一个山大王，只欠两根头上的花翎，出入大批随从就像一窝蜂，开会时他未到时大家探头探脑，他将走进，大家交头接耳嗡嗡之声：‘主席来了！主席来了！’上得台去，训话有如‘山下的喽罗听着’的口气，看来还不如梁山泊聚义庭上宋江那样的文雅。”到北京一变山大王气氛而有帝王装腔作势的神气，深宫简出，不见凡人。开会时他一进礼堂，或看戏，他一露头，全场人起立致敬鼓掌，他慢吞吞地走进，目中如若无人，后边跟着护驾亲王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一群人。他就了位，场内则鸦雀无声。在我的面前，当时我所看到的不是革命元首而是一个新时代的扮演的皇帝上朝。

　　尽管毛泽东自比秦皇汉武，而且说他们俱不足道，且来看我。但我个人以为秦皇汉武虽略通文采，可是气魄不小，有英雄气概。毛泽东虽自况满腹经纶，若以比之前代帝王，我说至多能比曹操。曹操能文，横槊赋诗；曹操亦能武，领兵打仗，毛泽东此处还逊一着。曹操能网罗天下英才，毛泽东亦以统一战线网罗了不少人才；唯曹操还容徐庶一言不发，毛泽东是绑着人打。曹操做事顾及天下舆论，有心篡位而不敢行，毛泽东处理事务也有些虎头蛇尾，有顾虑，过分审慎；没有秦皇汉武的气魄敢说敢行。在性格上毛泽东有类曹操，阴险多诈，外示温和。

　　毛泽东既有封建意识，产生帝王思想，因而想作帝王；实际上他已是一朝人王帝主。但是帝王不是二十世纪的时髦东西，毛泽东又有一套自作解释的马列主义武器，而身体力行的是追逐帝王化身的“革命元勋”斯大林。这在外表上你只能看到斯大林式的毛泽东，本质上你才能了悟到中国皇帝的毛泽东。现在我们就从几个要点来分析表面上马列主义信徒斯大林式的毛泽东。

　　毛泽东教训中国人民“以俄为师”，自己以斯大林为师。而且以斯大林为师是最光荣的。不过自从苏共赫鲁晓夫揭穿斯大林的罪行，斯大林的名誉行市已不怎样高贵，低落得到可厌可耻的地步。各国共产党纷纷谴责斯大林，原来“崇高无比的革命导师”盖棺论定还是个嗜杀狂的屠夫。正在一步一趋以“斯大林为师”的毛泽东，本拟一模一样使斯大林重生，不在苏联而是在中国；但一经举世批判斯大林罪行，这个徒弟缩手缩脚有不良于行的现象。其他国家共产党于批判斯大林罪行，攻击其“个人崇拜”时，还可把责任推到已经下了台的人物，而在中国毛泽东是效法斯大林的人，又是亲身执行斯大林政策的人，这个责任无法推辞，何况自己还诚心为斯大林二世。我看到他缩手缩脚的情况有三点：

　　第一、在《人民日报》上，在党的第一篇重要文件《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一面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轻轻的描述；接着就提到斯大林对革命事业的功勋，这一段是着重的写。而在正式文件之外，毛泽东在高级党政干部聚会中，指示说：“我们必须保护死的斯大林！”他的训示，在红色中国谁敢不服从？所以在中国反斯大林的热风始终是刮不起的。但是毛泽东的眼睛不能不面对赫鲁晓夫的颜色，表面上反一下斯大林罢：具体的表现，各机关办公室里不挂斯大林像片了，五一、十一游行示威不举着斯大林像片了；并且连一切过去高举的各国共产党首领像片的队列一概取消了。而“毛泽东！斯大林！似太阳在空中照”悠扬的歌声，任学生干部高唱，很得自由，并未受禁止。

　　第二、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之一为欢迎对其作“个人崇拜”，毛泽东本也欢迎这一着的。但迎着举世批判斯大林这个错误的风头，毛泽东也回避了一下。我曾说过，无论毛泽东出现在正式会场，或出现于娱乐晚会，我们这群与会的人一定要起立致敬，报以热烈长久不停的掌声，而且是类乎命令行事的。有一次我坐在怀仁堂最后一排第一个坐位上，典礼局长余心清走到我的面前，向我说：“一会主席出来（由怀仁堂正厅出来，第一个先经过我这排坐）你带头起立鼓掌。”一会主席果然出来了，我遵令起立鼓掌，接着掌声大作，毛泽东慢慢地走过我的面前，面上活现愉快之色。但是在批判斯大林之风一起，这样搞下去和莫斯科的音乐有些不合拍调。周恩来这次奉命出马了。他在聚会上向一群高级干部说：“以后主席出席会场不要起立鼓掌，这风气不好。”然后他带有幽默的口气说：“以后谁若再起立鼓掌，一经发现，下次会我们不通知他出席，晚会我们不发给戏票！”从那天起，毛泽东一进会场没有了热烈的掌声，而代之以肃然致敬。

　　第三、自从苏联抨击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在中国正在受崇拜的毛泽东，还不肯放弃这个嗜好，于是也不能不有所表示。这回是刘少奇出来说话。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他说：“我们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决不是否认了个人负责的必要和领导者的重要作用；相反，它是使领导能够充分正确的和最有效的发挥个人作用的保证。大家知道，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个人崇拜”变个名词为领导人的重要性。刘的这段话是为毛泽东保全面子，为毛泽东和自己铺平斯大林再世的道路。

　　以上三个例子是说明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缩手缩脚的情况。表面上是敷衍面子；骨子里，过去是羡慕斯大林，现在是学习斯大林，将来必须做斯大林。现在就谈回来谈谈毛泽东如何做斯大林。其实所有共产党的首脑人，都是斯大林的化身。

　　第一、独裁专政。毛泽东从打天下起就有帝王思想，而且要比秦始皇汉武帝。这两个皇帝都是有大气魄和极端专制的。秦始皇吞并六国，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且是收天下兵器铸为金人，以为万世一统。斯大林就这样做过，如制造共产党附庸国，思想统一于马列主义，批判党就是反革命，武器只是属于红军——统治者的工具。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专制帝王把无限权力集中于自己的手里，秦始皇如此，斯大林、毛泽东也都如此。这类人都想神化自己身份，以便行使绝对的权力。什么集体领导，在斯大林脑里根本没这个观念，毛泽东得势之后也正向此方向发展。自从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毛泽东的神气一天有一天的不同，愈发展愈接近神，而愈少人的气味。这是独裁者的本色。就在举世轰动的匈牙利骚乱之后，他不同情匈牙利人民，而洋洋自得地说：“匈牙利的党搞得不够坚实，干部没经验，未深入群众，所以闹出事来。我们这几年搞了不少次运动，大家虽然辛苦一些，但是搞得干净彻底，党的组织深入群众中去，所以不容易闹事。”这就是很显明地说自己高明，对中国人民统治得彻底，手段毒辣，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人民的反抗。这就是独裁者的嘴脸。同时他等于反证一下，假如有斯大林硬性的镇压，而不是赫鲁晓夫的“开明”，匈牙利也未必发生这次事变。

　　毛泽东学习斯大林独裁专政，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表现上或稍有不同。因斯大林的性格阴险而刚强，毛泽东的性格阴险而柔和。故在表现时斯大林似凶神、战神，毛泽东似神怪故事中的巫婆，内里是阴险的，而表面有些温和。同时毛泽东生长在中国封建社会，结合其个人性格，故而有时表示假谦虚，实行以退为进的办法。1956年正是他学习斯大林最起劲之时，忽然波兰匈牙利接连不断地有人民反抗活动，斯大林作风有点不时髦了，这真给毛泽东泼了一头冷水。于是毛泽东讲假谦虚了；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上表示有倦勤之意，这样可抵制某些代表对毛不满情绪，在党章上故设名誉主席为自己拟定一个可进可退的席位。毛泽东虽未退就名誉主席，实际上是耍一套阴柔把戏，故示谦让之风。这种作风在中国社会是会起些作用的；本来人们可以对他不满意，经他假示谦让，人们也就不念旧恶了。这就是等于西洋人做错了事，一经说出对不起（I am sorry）的道歉话，对方也就原谅不究了。

　　但是，任何表面现象都是为达到一个真正目的：保障政权，实行专政独裁。什么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都是为专政独裁作表面的欺骗和解释。斯大林是专政独裁，毛泽东也是专政独裁，至于他俩之中，谁的眼睛出火，谁的嘴边有笑容，这都与专政独裁无关的。

　　第二、玩弄马列主义。共产党人都是主张阶级国家观，而且是国家有机体说的实行者。阶级国家观能为他们带来独裁专政的口实，他们说封建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都专过政，为什么工人阶级不能专政呢？工人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同时也就是共产党元首的独裁专政。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坚持这种主张。共产党人的国家有机体说，也可以说社会有机体说，给共产党人带来独裁专政的方便。他们说社会（国家）是有机的生长，如自然人的生长一样；于是小的部分服从大的部分，个别的服从全体。人在社会内如身体的细胞，人在工厂内如机器中的螺丝钉。在共产党人眼中，人只是活的工具，是筹码，是为达到某些目的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坚信此说，力行此说。毛泽东也是惟恐落后一步的。这种极权专政风行于俄罗斯和大陆的中国。

　　斯大林与毛泽东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只有这两位元首可以自由解释马列主义。换句话，马列主义可以为他们两人服务。斯大林解释马列主义谓为发展；毛泽东以自己的抱负领着流氓、农民“打天下”，谓为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实际。马列主义是他们治党和统治万民的经典，谁反马列主义就是叛道的异教徒，杀之可也。惟这个经典最后的解释权操在独裁者手里，一件事今天可以这样解释，明天可有另一解释；就如今天这个行动是革命的，明天这个同样的行动同样的人就被判为反革命。其间的奥妙处就在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什么时候什么事对统治者有利的就是革命的；反之对统治者不大有利，或是统治者另谋作法，昨天统治者认为是革命的，今天也就变为反革命的了；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是这个以己利为先的反复无常的大师。

　　我在北京时，常有进步人士劝我靠紧共产党，因为进步与落后的分别，就是谁靠近了党和谁未靠近党之别。我深明这套作风；但我仍不积极靠近党，反而我提出一个反问：“靠近党，必经过靠近党人，那么靠近哪个党人是可靠而不惹祸呢？从前在俄国靠托洛茨基的人，被斯大林焚尸；以后靠斯大林的人如贝利亚，弄得身首分家。在中国假如在革命胜利之初，我们靠近高岗、饶漱石，现在不是进步分子反而成了反革命分子，以靠近党争取进步头衔所付的代价真可观了。所以认着不进步也不以生命作赌，去靠近变化无常的党人。”这样一谈，惹人一场冷笑。

　　什么经典也限制不了革命元首，他有权自由解释；而且是按着自己利益解释的。马列主义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利益服务。

　　第三、没有法制观念。本来谁都知道共产国家是严刑峻法的，为什么说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法制观念呢？原来他们是制法者，站在法令之上，不受法令拘束；法令是为统治人民的，法令是他们统治人民的工具。所说的，他们没有法制观念是指的这一点。

　　斯大林一生杀人如麻，赫鲁晓夫于他死后控诉他极端地破坏了苏联的法制。毛泽东在其统治期中在中国大陆上虽然还没人敢控诉他，但是他所作所为已经给他写下供状。我们承认每一个朝代有自己的法制，所谓法制就是按自己的法令行事，统治人民兼约束自己。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于短期内除了《共同纲领》及政府组织法之外，可谓无法无天，任意行事，据说是一切按革命政策行事。以后才逐渐制定了一些单行法。共产党自从有了法，法内杀人不算数，法外还要错捕人，错判人，错杀人；公正地统计，错的数字还高过不错的数字。法内杀人，就以共产党的法制来说，是合法的；但是法外杀人，只有昏聩的封建君主和清明的马列信徒，而在20世纪是很少见的。

　　共产党法外杀人是透过运动，一有运动就不大讲法制，而专讲革命；而且在运动之外，也不一定按法行事，如高岗、饶漱石的被囚禁，即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也未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庭。一声被宣布为反党，就由党执行囚禁了。共和国的法在领袖眼里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在共产党的一般首脑人物眼里也不算什么一回事。法制云云，只为统治人民而已。

　　中国有句古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有法前平等的味道。在共产党国度里，此说没有市场。因为法令既为人民而设，法令也只有人民来守。统治者和其高级羽党是站在法令之外的。我试举一个例。在大陆上每次运动中，高级首长是指挥运动而不受运动拘束的。通常的作法，毛泽东把他们——部长级干部——召集起来，指示一番，于是三反运动、肃反运动、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人民中在干部中烧了起来；人们是死的死了，杀的杀了。元首和其高级党羽是玩火的，是法外人，是运动中的裁判。人家有些毛病可以杀头，他们有同样的毛病可以哈哈大笑。

　　苏联法制被斯大林破坏了，中国的法制也拘束不了毛泽东，所谓独裁者身份就特别有此点缀。

　　第四、好战和高谈和平。谁若以为共产党是和平主义者，那真是有头脑的傻瓜。共产党是最有战斗性的，排他性的；而且他们以为除了共产党外，举世都是他们的敌人。即使暂时策略中，以某些人，某些国为友，在暗中他也划个记号：这些东西都是斗争与消灭的对象。在国内消灭这些人和阶级之后，就要在国外消灭那些国。这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和平政策本是斯大林欺骗神经衰弱者的法宝，在和平政策之下，他认为自己力弱时就要和平，自己力大时就要战争；三十年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历史是这样发展的。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之后，他也循着这条路线发展。好战为本质，和平为休养自己，欺骗别人。在毛上台之后，除了打了朝鲜战争外，他透过其喉舌，不断地推行五项和平共处原则，在国际间不断地说中国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和平建设环境。这一方面说目前不要战争，要有和平建设环境；另一方面也说明，和平建设之后中国有个大企图。那时是，谁要打仗，我就和谁打；而且是你不打我，我要打你。共产主义不是人所共知的有实行“世界革命”的目标吗？在毛泽东的心中不是和平竞赛的胜利，这样说着玩玩，骗骗人则可以，而实是想以武力征服资本主义世界。这样，他们会说是正确的战争。

　　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要以枪杆子征服敌人的，他们的目标是征服资本主义世界，持久和平是他们欺骗神经衰弱者的幌子。而且在征服资本主义世界的目标下，毛泽东是始终和克里姆林宫的步调一致，利害一致。谁希望这个好战分子走出共产主义阵营而采取铁托路线，那一定是无知的幻想。

　　第五、个人崇拜。据赫鲁晓夫的揭露，斯大林对其个人崇拜的欣赏，简直到了卑鄙无耻疯狂的程度；这是个人英雄主义，自大狂的充分表现。毛泽东在这点不落后斯大林。他说过：“歌颂帝王是不当的，但是歌颂革命人物功德是应当的。”在他那首《沁园春》词里，自比秦皇汉武，而且说这些人且不足道，数风云人物你们看我的。自吹自擂，俨然是历史上盖世无双的人物了；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自大狂吗？

　　他如何欣赏对其个人的崇拜呢？他到什么地方最喜欢人家以《东方红》的歌欢迎他；这歌开头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在他1950年访问莫斯科之后，在“伟大的会见”的画像之后，又出现了到处歌颂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歌曲，其词云：“毛泽东！斯大林！似太阳在空中照。”在会场中，他一露头，大家就得起立致敬；长期鼓掌的声音，拍调是附和“毛泽东！斯大林！似太阳在空中照”那首歌的韵调。我看见毛泽东得意矜持的颜色，他快乐的心真要跳出来了。

　　个人崇拜，疯魔了斯大林，在中国疯魔了毛泽东。

　　以上五点是根据事实叙述毛泽东如何学习斯大林，现在他正在如何做中国的斯大林。但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俄国有了斯大林才那样独裁专政，也不是因为中国有个毛泽东才学斯大林独裁专政；根据我们了解的共产主义制度，谁在台上，谁就是斯大林，谁就是专政独裁者。因为共产主义只有产生这类人物。在台上的人必须是马列主义信徒（不管他如何解释马列主义）；是信徒就须是独裁者。马列主义是统治工具，谁在台上若离了马列主义便失去统治力，便似一无所有。以马列主义神化了的党和党魁，离了马列主义控制人的符咒，还成了什么东西。

四、文采风流

　　我们谈过了毛泽东的成功妙诀，性格和作风，那么不谈谈的文采风流，就有点辜负他的盛意。因为毛泽东有横槊赋诗的姿态，有羽扇纶巾的雅致，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秦皇汉武固然略输文采，但是在当代人物中，毛泽东虽几次修改其“文选”，他还是一位知识较差的人。尼赫鲁于会见毛泽东之后，说毛的世界知识的缺乏，令人惊奇；这虽似对毛不敬，但可能是公道之论。我们不能因喜欢一个人就说他是“天生圣人”，也不能因为不喜欢他，就说他什么也不是。公道之论，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多，对世界的知识少，这是环境使然，不足为怪的。他幼读四书五经，入师范学校，学识的基础不能算好。但他可能自修。据他自传中称述，他年青时喜读《精忠传》、《水浒传》、《反唐》、《三国志》、《西游记》等。在1920年左右，他才与马克思主义接触，而他所读的只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中译本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克尔克浦著的《社会主义史》。以后他在延安居住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忙于对日作战，在国内外情势保证共产党生存和发展情况下，他有了安闲的心情和时间熟读了《资治通鉴》、《金瓶梅》、《桃花扇》、《西厢》、《封神演义》等；而压轴的读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著作等书。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多，在政治方面他得力于《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教帝王如何统治，比较历代帝王得失，指出一条正确的统治术。据接近他私生活的人说，他的案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与中国知识并列在案头的就是洋知识马列主义学说。当他在屋里治学问搞政治的时候，他就把这两套中西学问结合起来。对中国的知识他比较熟，一则有古书为师，再则有活生生的现实；对洋知识他就较差，翻来翻去是几本马列主义而且是译本。他在1950年前未到过外国，不懂得外国文字，自然他也就未看见过20世纪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天天讲资本主义资本集中，他本人就未参观过20世纪的大型工厂，所能看到的只是民国初年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工业的雏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旧封建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马列主义的人。

　　从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中，可知他对中国的小说读得不少，在小说中他似乎最欣赏《水浒传》和《金瓶梅》。《水浒传》结合马列主义是说明官逼民反；《金瓶梅》若必结合马列主义去看，一定是《金瓶梅》写官僚地主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从毛泽东津津乐道的部分，似乎欣赏西门大官人的春色无边。

　　毛泽东的风雅可从他喜欢看的戏目观察出来；在怀仁堂的晚会中，他出席观剧，由他点出的戏，有政治作用的为《将相和》，战国时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一个名相容忍了傲将，终至结成刎颈之交。有《三打祝家庄》，《水浒传》里故事。纯娱乐的有西厢记的《红娘》，有佳人才子的《游园惊梦》；和中唐盛事的《贵妃醉酒》。从后边这些剧目可以看出毛泽东“才子的心肠”。所以说，不只是“风云人物且看今朝”，实际上，“风流人物且看今朝”不是无因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享受的尾巴，露在无产阶级元首的脊骨背后。

　　古代帝王，马列主义的继承人，小资产阶级的“才子”，三者集中于一人之身，真是够古老、够摩登、又够文雅了。毛泽东就是这种复杂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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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9月13日晚间，怀仁堂里有个晚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均到场，高级干部出席者约有千人。毛泽东是精神焕发，笑容满面；怀仁堂是金碧辉煌，灯光闪耀。节目有大鼓，相声和京戏。大鼓由名演员小彩舞唱《大西厢》，相声由侯宝林表演。当小彩舞敲着牙板歌唱红娘的那种俏皮姿态时，歌声缭绕，台下的人张着嘴笑，毛泽东也眉飞色舞。接着是雷震掌声。我看这种太平景象，豪华的高贵生活，心中忽然想起了安徽、河南等省严重的水灾，灾民的生活是困苦万分；两相对照，颇有所感，不由地在自己的坐座上提笔填了一首词。今抄下来，以纪我当时的感情和毛泽东的文采风流。

点绛唇（怀仁堂听大鼓）
牙板慢敲，
妙歌催倒人多少；

画堂缭绕，
赢得千人笑。

梦回清秋，
想露冷霜峭；
中原道，一片汪潦，
惨绝饥民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