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民主主义的斗争》（周鲸文 主编，1940年9月版） 第一篇 抗战建国的理论 第一章 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 一一切社会制度都是应乎社会的要求而产生。物质的环境，传统的习养，人民的质量，哲人的思想，这些条件都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有力的成分，不明白这些条件，不按之社会的需要，不求实际的可能性，不计利害大小，而硬要为社会制定某种制度，其计穷而徒劳，也就是闭门造车，不合实际！ 中国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她雄然独立于东亚，在西方文化未侵入东方之前，她的一切文物制度是屹然独立的，一切风俗习惯是因循在这个社会里自己养成的，人民的品质是这里陶炼的，社会思想是在这个人群中开的花。现在世界的文化是不分地域了，东西的文化是交换了，中国这时也起了很大的变化。论物质建设不如百十年来欧美新起的国家，论政治设施则远不如人，论文化教育则彷徨歧路。自己的怀疑了，人家的使不上，自己的抛弃了，人家的学不来。然而却不能长久停留于歧路，她必须前进，她必须按着自己的环境配合着世界的巨潮，确定她发展的方向，确定她的政治前途。 那么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换句话说：怎样的社会制度才适合于现代及将来的中国。欲了解这个问题而确定中国的政治前途，我们须了解中国社会的背景，第一我们要知道经济背景，第二要知道传统的思想，第三要了解中国人的性质与潜伏的力量。 第一，我们知道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全国的生产全赖耕种。所以土地问题是从古至今为人所注重的，历朝历代也都注重土地政策。自从我们的先民脱离了游牧时代，在农业生活开始时，我们有过「井田制度」。那时土地为国家所有，国家按之每家人口的多寡分给土地，普通三五口人的家庭，国家授田百亩，若是一家人口多，男人到成年而能耕种的，国家再多授田地，这就是所谓余夫廿五亩的来源。关于井田制度，孟子说的很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这时土地所有权为国家独有，她分给人民，受田者到了六十岁，国家又把分给他的土地收回。在井田制度下，凡是成年的男人都有地可种，有饭可吃，那时社会是表现着经济平等。后来商业资本发达，它把农村自治的基础动摇了，于是发生了土地私有，于是发生了土地兼并，更如官僚阶级之抬头，他们便成了大的地主。 井田制度虽然老早就破坏了，但是历代都想恢复它的理想。王莽制王田法，其令曰：『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子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于九族乡党。』以后晋魏也都本着井田制度的理想而制定土地制度，他们都为防止兼并而行新的土地政策，晋朝实行过占田法，魏朝行过均田法。井田制度的理想始终为中国人所垂念，太平天国想根本推翻土地私有制度，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经济平等是深种于中国人的心里。 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在井田制度破坏之后而许私有，但是中国的土地政策始终未像欧洲各国发展的那样坏，我们没有欧洲那样的大地主，没有那样残酷的农奴制度，我们的土地政策比较是合理的，我们社会哲人所提倡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同时这「均」的表现不但是土地制度有此趋向，而在小范围内、家族的土地，家长死了以后，家产由后人平均分配也是「均」的表现，这样我们无形的防止了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再有历代更替的时候，长久的争战，许多人民流离失所，离开了他们的土地，战后国家又把荒芜的土地重新分给人民。我们这个农业国家，政府所以维持民生的是如何分配土地，所助于人民的是如何灌溉，所利于农民的是如何补助且勿使农违其时。以上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经济的背景。 第二，中国的传统思想。我们的历史有这五千年，经过了多少朝代，这其间的政治制度是君主。这些朝代为何更替？为何有明君出现，人民则安然就业？为何有暴君出现，人民则饥寒流亡？这里有一种事实的标准，根据这个事实吾们有传统的思想。大家都知道，古之所谓昌平之世，社会安定人民得活，皆在君主之「行仁政」，「政在利民」；其祸乱之时，不因政苛赋重，则为治者横行无道，故顺乎人民之要求者昌，逆乎人民之要求者亡。中国政治思想之标准，为政者惟一治国平天下之道在于利国利民，在于行仁政，在于信义。故禹谟有：「德椎善政，政在养民」。而表于思想的，儒家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又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晏子论明王教民则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称事以任民，中听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本，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也……」墨子说：「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则天何欲何恶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尹文子说：「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乱，使役以时，如此而已。」荀子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如是爱民之道如姜太公所说：「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治国之道，「其政平，吏不苛，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无罪，不因善以赏，不因怒以诛……」 总起来说，这些学人贤相的言论对于为政之道不外施仁政，善爱民，历代得失兴亡也全是以政治之设施而决定。这些贤相学人本乎事实发为言论，这样的仁义道德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了。我们用姜太公的话把这段作一结束。他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穗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中国传统的思想是仁义道德，人民不但要求统治者以此标准治国，就是社会内个人的交往，也以仁义道德为是非的标准。个人间的关系讲博爱，要如兄如弟；讲信义，要忠实，要同乐同忧；讲道德，要中正修身，要悲天悯人，要己所不欲，不施诸人。同时用之于治国，官之于民如父之于子，要教导，要养成，要慈爱，这是五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 第三，我们来研究中国人的性质及其潜伏的力量。论中国人的性质，乃就一般人来观察，非就特殊的个人，论其潜伏的力量，乃就人民全体说，非就某团体及某党人而论。中国为农业国、地理环境都使农民安静，故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同类相爱的思想。吾们人民的性质不嗜争战，而酷爱和平，真是一切困难若能以和平方法处理，我们中国人是不惜牺牲而屈就和平。由于这样和平的人民，故社会贤者及舆论所主张的是「非攻」，「反战」，是「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呼声，「故善战者服上刑」。又如粱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我们先民，不奖励「边功」。社会一般人的交往，日常哲学是「和为贵，忍为高」。忠厚纯朴，爱己及人。这样宽大公正的态度，全是由和平的本质而发，这样和平的民族才有许多值得赞扬的思想。 和平的本质是美德，是正大宽宏的态度，是彼此相爱，而不相残的基础。但和平的人们也不是抱着和平而忍受一切痛苦危难，和平到了绝望的时期，和平成性的人们一样的有狮子吼，故荀子说：「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义者修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取也。」平常因为和平的成分厚，人们所表现的或闲散，或是消极，但是这都有一定的限度。什么时候过了这个限度，人们也就不再忍受了，他们不忍受也有一定的标准，就思想方面有仁义道德，这四个字是从实际生活体验出来的，换句话，这个思想，不是玄想，是实际生活提出来的标准法则。 五千年中历代的更替，每朝之统治人民，不是因为口上的仁义道德而治，而是在实际善政利民的仁义道德下求存在。每朝之灭亡，不是因为口不讲仁义道德，而是实际违反仁义道德的作法表现。仁义道德不过是表，实际的福国利民的设施是里，表里相合，天下才能治，才能安。故「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一切都以人民的福利为标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民之维持和平，拥护人君，也以其政治设施而定，一切违反民意，违反人艮的权利的政治，人民将不惜牺牲一切而有举动，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和平的人们在历史上为反抗恶政，人民像洪水一般把恶势力推倒了，杀掉不顾民之福利的君主，铲除不行仁政的「独夫」，然后更由新起为民谋利而得民心的人来统治。故和平的人们也不断的反抗恶政，不断的维护自己的福利，不断的表现这潜伏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永远潜伏在和平的人群中，什么时侯他们被迫着，而不得不发挥，他们也将不踌躇而勇跃的前进！故为政者，一切政治设施，不能不为人民打算，不能不考察人民的要求，不能不采民间的意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者就是表示自然的道理而已。故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五子之歌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又如古语曰：「人无于水鉴，常于民鉴。」这些话，都是表明民本的思想，都是表示人民的力量，这都表示君制下的民主思想，民主政治之现于实际生活。 总上所论，我们简略的把中国社会的背景讨论了，我们认为农业仍为中国主要的生产事业，现代工业生产及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在启蒙的时期，未能根本动摇旧的经济组织。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方面，仁义道德是一贯为维持社会，及政治设施的标准，这里充分表现博爱互助的精神，而在实际是善良政治设施的准绳。再有中国人的性质是和平的，非攻的；他们的力量是潜伏的，是伟大，这里有充分的民主思想，有充分的民主生活。 二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会的背景，我们再看一看现在世界文化的巨潮。民主政治是在欧美先进的国家经过了长期的斗争而实现了，大众福利的社会建设，还在勇跃的奋斗，不断的前进。中国到了现在却不能停留不进，中国也不应徒耗时日，而徘徊歧途。反之，我们正应认清时代的趋向而飞跃的前进，积极的建设自由的新中国。这样我们当研究中国需要怎样的政治前途。 我们提出中国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前途。 主张民主政治，我们是说：政治制度不要君主，不要独裁，不要专政，而是要人民选举的代表处理国事，国家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的决定，人民共同的意志是国家最高的意志。 主张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是说：国家的建设不要为资产阶级，不要为少数人，而为大众一般的权利，在新的制度下，大家要真的自由，真的平等。大众的权利是国家最高的权利。 民主是表现于中国实际生活里，「民本」是中国一贯的思想，不过所欠的是政治制度上的民主，现在所要求的是更彻底的民主，事实与理想相合的民主，制度上的民主。我们要在民主政治下，大家共有这个国家，共治这个国家，共享受这个国家所造的幸福。 民主政治是社会和平进步唯一的好方法，这里使大家协商着共策国事。大家能有充分的自由空气才能有正常的发展，人类社会存在的真理是要大家互相依赖，共同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民主主义就是让各种利益不同的团体，兴趣不同的个人，大家相商着尽其所能贡献于社会和国家。这样使每个国民有发表对国事意见的机会，有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他有了这些机会，他对国事的意见许是正确或不正确，许被多数人采纳或不采纳，他总是把主张献给国人了，同时他又允许为他的主张力辩。在民主政治下只有合乎大众要求的东西才能为大家接纳与拥护，这样的主张才能实行。 民主政治是反对独裁，这种独裁专政，不问其为阶级专政独裁，或是团体个人专政独裁，都是不为民主主义所容许的。专政独裁是以好口号而走偏狭不相容的道路，独裁常是以武力为基础，国家的事若只以武力屈服人民，而不折服人民的意志，是最不适宜而且危险。独裁政治容易惹起社会内明争暗斗，独裁政治阻碍人民之正常的发展，并且独裁专政很容易因为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而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很容易不顾一切滥用其权力。 中国需要民主，是需要彻底真正的民主，我们不分阶级党派，让他们同样的对国事有参与的机会，大家所争的是政见，看是谁的政策能够实行；大家争取的是国人，大多数国人赞成的政策，就是国家要行的政策。我们这个社会给予国人同等的机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努力，让他们为自己的意见斗争，最后的条件是一切国政取决于大多数人。这样每个人都有给国家贡献的机会。但是他们的意见却不一定被大多数国人所容纳。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而有利于国家，在民主政治下仍然允许他尽力为自己的主张奋斗。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压迫任何人，不冤屈任何人，大家和平的相商着，互相交换着，一切政策的决定是取决于大多数人。一切含着真理的思想言论是允许他充分的发展，争辩，这里不允许独裁者武断的说何者当留，何者当去。和平的民主政治是社会发展正常的状态，它是容易为人民接受，而有利于政治前途。在政治上使国人都平等，都以国民及人的身份参与国事，同时在心理上大家造成服从大多数的意见，自己的意见虽未被采纳，然而是公平的大家讨论了。这样造成心理的安适。更进一步，在民主政治下少去了许多强迫，许多残忍，许多不可言语形容的黑暗，减去了国人许多互相仇视的纷争。在民主政治下，能鼓励人上进，提醒人要顾大体，教练人态度要正大光明，限制人服从公意。反之，在独裁政治下，是逼迫人运用权术，要激刺人走向偏私，要启发人学着互相仇视斗争，领导人试着反抗，陷害人消极的不理国事，不与独裁者合作。这样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国人，不期然而然的变成了彼此敌对。 中国政治前途，不但需要民主政治，注重仁义道德的中国社会，也需要社会主义的建设。固然在这悠久五千年的历史中，我们也有许多黑暗，可是在经济制度上，特殊是在土地制度上——同样的黑暗时期（即原始社会沉没以后的时期）我们的制度尚比欧洲各国好的多，我们的国家有适当合理的发展。我们没有像欧洲那样残酷的封建制度，我们不行仁政的帝王很少的能维持长久；更有近来我们没有像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带来的那些恶毒。我们的国家大体上尚是保有原来的状态，可是时代已是廿世纪物质文明的极盛时代。我们很可能的接受先人的仁义道德的标准，而飞跃的建设一个幸福快乐自由——如中国古人长久期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办法适当，是容易办到的。第一，我们有传统的亲亲仁人一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思想，我们有一贯的「仁政利民」的要求，我们有「天下为公」的长久的期望。第二，我们有过井田制度，我们有过均田的办法，我们现在尚有比较适当的土地制度。第三，我们没有许多大地主，我们没有左右国家的资本家，我们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没有资本主义带来的许多恶毒。这三种条件很容易使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福利的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比较容易，第一从工业方面，国家可尽力开始建设，没有多少资本家从中阻碍。第二，我们先把土地有适当的分配限制，然后渐次化归国有。如此一切生产手段全归国有。国家再从事于有计划的生产，有计划的分配。我们先人好久希望的「大同」将实现于我们的时代，如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根据中国社会的背景，审以人类发展正常之姿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需要以真仁爱的中国精神，用和平协商的中国方法，我们不必挑拨阶级间，个人间互相仇视，互相冲突，我们不必像人家（某一部西洋人），歌颂暴力就是艺术。仁爱是每个社会主义者的最后目的，而为达此目的，他们有不同的方法。马克斯主义者为达此目的而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主张或许为西洋人所乐闻，或为西洋的政治环境所允许，这种主张放在几千年和平民族的面前，放在以仁义道德为标准的中国社会，是不会被人充分了解，是不会为多数人采纳，结果是除了在极度的变态外是不会成功。 阶级斗争是为夺政权，而目的为消灭阶级，暴力手段是为夺政权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目的是伟大的，是值得赞美的，而手段是残暴的，是完全与目的相反的。就如给人治病，都希望把病人治好。治同样的病，一种药是良药而其性质剧烈，又一种药也是良药而性质温和，可是因为病人体质的关系，用了剧烈的药，不但不能去病，反而添了许多杂病。反之，用性质温和能与病人体质相适应的药，不但病可除掉，又不能多添杂病，治理国家，建设社会是同此一理。 阶级斗争是使阶级间互相仇视，暴力手段是使意见不同，利益不同的国人互相敌对残杀，这除分散国人合作的力量外，还含有强权就是公理的错误思想。这样残忍的斗争，长久的冲突很容易把国家弄的四分五裂。并且为达目的而提出阶级斗争，每个阶级将集中本阶级力量而发展本阶级狭小的前途，可是经过长久的斗争，胜利准落在提倡阶级斗争人们的手里吗？这很是疑问。意德的共产党在该两国法西斯党未得势之前，早就提出了阶级斗争，他们的力量也不算不雄厚，而结果是代表资产阶级的黑衫党及国社党成功了。意德经此打击，社会的进步，不知要退后多少年。 中国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但我们不应采阶级斗争暴力手段的方法，而以人群互爱互助团结的精神作去。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儿女为了民族解放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财产，为新的中国前途，只若办法适当，难道他们一部分人，一定要固执剥削人的幸福，而不愿其它同胞共过人类的生活？「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中国哲人观察国人品德后的断语。大家和平的建设一个新社会主义的国家，国人共享幸福快乐，共到大同之世。难道这是真正中国人所反对的吗？他们所反对的是舶来品阶级斗争——制造国人互相残杀的斗争；他们所反对的是暴力屠杀手段——制造国人彼此敌对的手段。和平进步是社会前进的正常态度，这里有爱，有真理，是正确的；反之，阶级斗争，暴力手段，是变态的，是残忍的，是煽动的，是反动的。 人类社会存在的意义是共存，我们不是不互相摧残便不能进步。固然，历史上人类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现在是过去许多了，我们不必根据「人相食」野蛮时代的污点，而推断贫富的对立也象野蛮时代所演的一样。我们应当从新考虑人类进步的要点。达尔文的优胜劣败残酷的思想是不值得歌颂的，制造阶级斗争的思想也不是可用于每个社会，我们人类若不承认「协商」，而只认暴力，社会不会进步，用暴力来解决一切是世上最卑鄙的方法，用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最危险，而有害的办法。 主张社会主义而想用阶级斗争暴力手段来建设中国的人，是不明白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有丰富大众福利的思想，贫富的人们同一的接受，同时在历代更替的时候用分田法及「明君的仁政」多少使此理想实现，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好的教训与事实，难道，我们非背反此顺理成章的步骤，而另挑起阶级斗争暴力手段不足以建设中国吗？我们以为中国人容易接受协商，而抛弃不合实际客观情形的暴力专政。现在主张阶级斗争，暴力和专政的人们是不认识中国，不彻底明白社会进步的途径。同时阶级独裁或个人独裁是制造危险，阻碍社会的进步，为了阶级的小利益，而忽略了社会的大利益。 我们承认现社会内有阶级，但是一个阶级主张未必是建设这个社会的好办法，同时它有阶级的偏狭性。我们需要各阶级不对立而携手，互相协商着共同达到自由平等幸福的坦途。如果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存的真理，同时它有大多数的无产者及思想前进者来拥护，为达这个目的不用卑劣的暴力手段，一样的用真正的民主手段可以和平的实现。我们相信人是为自己活着，也是为别人活看，我们不信人们只会自私，若是人们，只为自己，社会上济弱扶贫的事业将根本绝迹。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则让资产阶级明白社会人群共存的意义，二则客观的环境迫切的要求，他们不是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范围。若是在民主政治下，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同样的参与国事，为社会主义努力的人们自可公开工作起来，他们所号召的人们还是在国人中占多数，按之民主的方法，国家政权还是容易落到这群人的手里。他们得权之后自可本社会主义的宗旨来建设，落后的国人是可随时协商着，教导着，提携着，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可实现于地上。 现在我们作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的背景是给我们铺好了道路，我们需要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不需要一党或阶级专政，免去专政独裁的弊病。我们不提出阶级斗争，因为中国阶级本不十分冲突，我们不必无的放矢。反之，我们可用民主的方式把这种冲突消灭，结果仍是大多教的群众获特便宜。我们用阶级提携过渡到社会主义之路，我们不使阶级冲突尖锐化，不取残苛专政手段，而用和平民主的方法迁就中国的道义心理。我们不用变态的形式，而以人群互助的精神达到目的。并且我们承认中国人的性质是和平，而涵养甚伟大，不能强迫着使他们就范，这样就容易使「民勉而无耻」。不要叫他们消极的抵抗，而叫他们对社会主义有渴样的要求，这种力量比什么都大。专政，独裁，暴力，中国人一听了要头痛，他们给与的反应是不合作，消极抵抗，幽默的冷笑。不要叫他们受「舶来品」阶级斗争理论的煽动，而按中国顺理成章的理论领导他们走入新路。总之，中国是一贯以民为邦本的国家，中国一向是要大众福利的政治，一律是和平的人民。我们将来也要彻底的民主政治，经济自由平等的制度，和平前进的正常方法。我们是由阶级提携而到阶级消灭。在精神上恢复到中国人固有的互助互爱的境地，在物质上，我们本此精神建设灿烂的前程。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