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转折时期的人》（中篇小说，1931）
十
约定的时间是“星期五晚九点”。——佐佐木为了和札幌帝大的岛田联系，向岩城大楼走去。
由于地点的关系，他和岛田的联系总是在晚上。而．且不从正门进去，是绕过肮脏的小巷，从后门出入。他从鞋匠住的屋子旁边上了二楼。
佐佐木刚要进岛田的房间，这时从三楼走下来一个人。他抬头一看，对方吃惊地停下了脚步。
“噢！”
佐佐木认出来了。
他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龙吉。但是，龙吉更感到诧异。在商专上学的人到岩城大楼来做什么呢，真叫人猜不透！
啊，好久不见，方才在路上是头一次碰到你。没想到咱们在这儿又……怪事儿！你住这儿？”
龙吉点了点头。
“我常到这儿来，可一点都不晓得。你住哪？ ”
“楼下的粗点心铺……”
一提粗点心铺，龙吉有点不好意思。
“啊，在拐角上。好！下次去看你。”
龙吉刚想说：“我那里脏得很。”突然又停下来。他用眼睛往岛田的屋子一溜，说：
“去那儿吗？”
“嗯。”
“…………”
他忽然想到：既然去岛田那儿，那么这个老同学很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词儿是他刚才从古山那里听到的。但是，佐佐木在学校时，确实是个富家子弟。当时一面在面包厂干活儿，一面上学的龙吉，曾多次羡慕过佐佐木。龙吉不知不觉地又产生方才那种反感……
岛田把电灯拉到角落上，正在看列宁的《怎么办》。
“你遇到了熟人？”
岛田把《怎么办》往桌子旁边一推，扭过头来。
“嗯，遇到商业学校时代的一个同学……叫大村。”
“啊，我认识他，在中岛铁工厂工作。”
佐佐木放下帽子和帆布书包，瞧了一眼《怎么办》，说：
“一百二十……三页，看得真快！这还了得！”
“打xx 的地方太多，招架不住了。你有德文译本吧，下次带来借我看看。——那个大村要设法吸收进来。不管怎说，这里的工会在工厂里的工作还开展得很不够一”
“把他吸收进来，没问题！”
岛田面带笑容，说：
“昨晚上，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味的事——为了房租问题召开了全楼大会。看来集体生活往往会出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个叫古山的……”
“是个酒鬼吧？我了解一些。”
“是么……怎样个人？”
“和工会有点关系，总之，是个折衷主义者。”
岛田把方下颌往下一低。
“是吧。他对最近的方向转变问题，还没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它。——你说他和工会有点关系，是什么关系？”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和工会里的旧人有些来往。”
“嗯，正因为是旧人才有问题嘛。昨天，我站着跟他说了几句话……和那样人要彻底断决关系！”
“你说的也对……”
佐佐木从提包里把带来的纸条掏出来。
“咱们研究吧？”
岩城大楼里已鸦雀无声。三楼上的婴儿刚一啼哭，就听见有人打开纸槅扇门，叭哒叭哒地从走廊上跑过去。沾满灰尘的昏黄电灯，只在它下面的四周投下一小块暗淡的光圈。楼梯旁和两侧一片漆黑。
“时间不早了，小点声！,
“嗯。会员呢？”
“我那里是，……”
佐佐木让他把灯往近处移动一下，将纸条拿到眼睛跟前。“三个人。”
“嗯。——以前我就想对你说，你们那里必须从两方面制定出特殊方针。其中一点，就是年限问题。三年……”
佐佐木舔着笔记本上原来带着的小铅笔，目不转睛地望着岛田。
“你看，你们那里的会员总共才有二十人，其中三年级的十六人，二年级的……”
“三个人。”
“那么，一年级的只有一个人。问题是三年级学生眼看就要毕业，因考虑就业问题，现在他们人心惶惶，哪里会顾得上搞运动呢。说是有二十人，但实际上你们的力量却很薄弱！”
佐佐木不住地舔着铅笔。
“虽然注意到新生，可是要吸收他们成为我们的会员，无论如何也得到二年级。不过，能在二年级的时候把他们吸收进来就算不错了。事实上，总得到三年级才行。可是，等到了三年级，就业问题又来了……”
“嗯，我明白。”
“另外一点，就是你们和高中的学生不同。你们一毕业，都立刻变成靠工资生活的人，这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比起来，在意识形态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你们现在既是学生，同时也具有工资生活者的那种卑躬屈节的思想意识。高中生要上大学，这方面有延长的可能性，可是你们那里的学生一旦变成薪水阶层的人，那就很可能到此为止，再没有发展前途了！”
“是的。尽管我们学校有‘反对军训运动’的革命传统，可是发展组织的速度缓慢，动员加入工会的效率不高，也都和这种情况有关系……”
“我认为应该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去看问题，重新树立对策。”
“那就抓紧这个问题。——三名新会员，也是三年级两名，一年级一名。”
岛田把它记在自己的小本上。
“还有呢？”
“还有建立研究会的内部机构问题。我们要重新调整会员，把每个人编在各个专门部门里。”
“嗯。”
岛田慎重地点着头。
“过去的活动之所以死气沉沉，原因在于仅仅以两三个负责人为中心，漫无目的地召开研究会。这一点，我们已经作了彻底的自我批评。后来，我们成立了各专门部，把全体会员都编到里面去，使每个会员一定要在他所属的那一部门领导下参加一项具体工作。我们就是通过这些部门的各自活动来加强整个研究会的活动的。”
“再小点声！——嗯，那是必要的”
佐佐木听岛田一说，缩了一下脖子。
“你知道，过去我们有一种倾向：所有的工作都推给优秀的会员去做。这回我们定了一条原则，尽可能一人担任一项工作。”
“嗯……组织机构呢？”
岛田皱了皱眉头——“有哪些机构？”
“有组织部、教育部……”
“组织部情况？”
“负责人是‘大胡子’，认识吧？下分三个组——三年级组、二年级组、一年级组。教育部是领导研究会的。它确定学习文盯君
件，指定讨论题，负责人是秃子。”
“是那个光瓢儿吗？”
“嗯。其次是和工会，还有和你们接头的联络组。这个组很重要，由我负责——”
“嗯。”
“另外是掌管《无产者新闻》《马克思主义》的分发和收款的，由三浦负责。——我的担子总算轻了些，今后的工作会多干一点的。”
“不过，你要知道——”
岛田仍旧一字一句象打标点一般，用慎重的语气说：“原则上，这样重新调整是正确的，但对于最近无产阶级运动方向的转变问题，有的人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这时候，把工作机械地加以分工，我想还是很危险的。问题是要从具休的实际出发，特别是教育部让秃子去抓，会不会出问题？那家伙还有不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没有肃清呢。”
“——不过，这类问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特别是三浦。”
“你这种看法肯定是机会主义！列宁也说过的，如果认为我们和秃子之间仅仅是只言片语的小小分歧，这种思想就意味着要使我们整个运动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
和平常一样，岛田的理论严紧得很，是滴水不漏。佐佐木沉默了一会儿。但是，总觉得有的地方还认识不上去。他想：是不是自己头脑里还有机会主义的残余呢。——可是他认为，只要秃子多看一些福本的书，在实际工作中肯担任文件学习的负责人，那么，他那不够全面的见解（佐佐木始终认为秃子的见解不够全面，不是意见上的分歧）是可以克服的。他想在岛田面前再说一下，但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胆怯。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理论斗争在现阶段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
岛田一点不动表情地说。
“关于你的报告，我还有一点要说的，那就是和工会的关系。——这不单纯是跟工会的联系问题，我们应当立即参加到工会的书记处里去。为了同工会内部的山川主义[1]和工会主义倾向——那种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提并论，或机械地给结合在一起，或迫使工会内部的左翼取消它的先锋作用等思想——彻底决裂，我们必须掌握书记处的领导权。札幌已经付诸实现了，而小樽工会受山川主义教育的工人多，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困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火速进行。”
佐佐木的心里很清楚：每次来这里，岛田都给他新的指示。
“关于这一点，在《怎么办》里写的很明确……”
岛田说着，便把书甲开。他挑着画红铅笔道儿的部分念给佐佐木听。内容是关于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和“我们”有目的地进行领导的重要性问题。
“着手太晚啦！”
佐佐木咯吱咯吱地直挠头。
“现在和工会的哪个人联系？”
“旗冢。”
“是那个小‘杆菌’吧？”
“是的。”
“可靠吧？”
“百分之百，他不会讲演，在公开场所不露面，就象小说中出现的共产党人一样。”
“那么……”
岛田翻弄着大腿上的那本《怎么办》的书页，稍微思考了一下，说：
“你和旗冢研究一下，工会的书记要由我们的优秀会员把牢！”
“嗯，明白了。就这么办。”
“还有呢？”
“还有关于最近小樽和札幌即将成立的左翼艺术团体的领导问题，和召开包括弘前高中在内的东北、北海道的‘学联’地方代表会议的那件事。”
“嗯，我同意！”
岛田把这记入小本子里。
两个人直到晚上十一点才研究完联络的细节。
佐佐木打了个大哈欠，把各种印刷品和书籍收藏到帆布提包里。每当佐佐木会见岛田时，总感到岛田的那种独特性格给他以很大的压力。例如说，他就从来没有听到过岛田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开会时不消说，就是随便聊天时，他也和开会时完全一样。这对还有一些浮躁的佐佐木来说，确是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压力的。
商专的“学联”一开完会，他们就开始闲扯一些常去的那家吃茶店的女招待，要不就说一些淫荡话。这已经成了通例了。佐佐木也喜欢跟他们乱扯。按照“学联”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准饮酒，不准嫖女人，一切私生活必须服从工作上的生活。但开会时，总有人喝的红着脸儿来，也有去会女朋友而迟到的。有的人在集会上或朋友之间，装出一副工人的模样，但背地里却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虽然佐佐木对此有所认识，但自己仍不能摆脱出来。甚至有时也偷偷地承认，自己是跟着同流合污了。——然而，这些对岛田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一样也不沾边。
集会上一出现反对意见，佐佐木总是立刻急躁起来，压不住心头的火气。于是，他就把自己要说的和盘托出。岛田不论问题多么错综复杂，他说话的声调和速度始终如一，而且只简单说一句：“那是机会主义！”或者“需要彻底决裂！”这一点，他也打算向岛田学习。在开会处理问题上，佐佐木甚至觉得他有“超”人的能力。岛田是否参加会议，这对会议开得好坏有直接关系。
有一次，佐佐木把自己对岛田的看法跟北海道大学的一个学生谈过（此人后来与岛田对立而被“学联”淘汰），他突然冷笑说：“说起岛田来，大家都受他骗了！”这个人对佐佐木还说。开会时，别人迟到了，都笑呵呵地说“啊，对不起！”或是“哎，有点事来晚了。”可是，岛田在这样的场合，总是装出一副假正经的哭丧脸，一声不响地走进会场，悄悄地坐下来参加讨论。这一来，都使人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哪儿喝了酒来的时候，他就要耍这一招。再说，别人是同“学联”的朋友一道去咖啡店才捅出漏子，可是岛田却另有他的那一伙朋友，所以他的事人们却无从知道。然而，说这话的学生本人，因在会上闹得乌烟瘴气，以致使“学联”在管理上成问题，所以他被岛田警告过多次。特别是那个学生企图找岛田的岔子要批判他，这在佐佐木看来，就如同怀疑马克思、列宁和福本和夫等人的著作中有错误一样，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佐佐木夹着提包站起来。他还想打个哈欠，可是突然又咽了下去。在岛田面前，自己也都感到莫名其妙，竟变成一谨小慎微的人了。
“好，再见。下一次是七日的九点，对吧？”
“啊。”
岛田就坐在那里哼了一句。他和往常一样，既不站起来，也不瞧他一眼。
当初，他对岛田的这种态度很恼火，以为“这家伙真傲慢！”但过一些时候，他才知道岛田的这个态度不是因为傲慢引起来的。——当进行一项新的组织工作时，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应该从日常生活中砍掉，事实上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岛田的这种做法，不久便在整个“学联”内部蔚然成风，这就是一个明证。但一开始，佐佐木等人感到非常别扭。有几次，他和朋友们在街上走，到了分手的地方又有些依依难舍，于是又往回溜达。特别是开完会以后，他很想找岛田聊聊。
“去喝点茶吧？”
他这样提心吊胆地邀请岛田。可是岛田连头也不回，说：“我失陪了！”
他二话没说，就匆匆走开。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往往觉得有的人难对付。——佐佐木认为岛田就是这样的人。佐佐木在忙着搞“学联”的组织工作时，他在无意识中也感到自己逐渐变得跟岛田一样了。说来也奇怪，只单单这一件事情，他不知不觉地对从前“难以对付”的岛田就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切感。
有一次，他们在学习福本和夫的《社会的构成=转变的过程》时，岛田突然对坐在身旁的佐佐木说：
“喂，我到东京的话，很想去见一见福本，哪怕谈几句话也好。”
他吃惊地看着岛田。这话简直不象是岛田说的。——但岛田说完，好像又改变了主意，立刻恢复了他那阴沉沉的冰冷面孔。
因为问题急待解决，佐佐木从岛田那里出来，就想马上去找工会的旗冢。但时间太晚，他决定改在明天，不去上学了。
手宫街上的行人稀稀落落，早已是夜阑人静的时候。有时只看到几个喝得醉熏熏的船员从专为工人开的妓院那边转过来。佐佐木边走边吹肴似是而非的国际歌口哨，这是他从东京回来的学生那里才学到的。他的脚步声在街道两旁的房屋中间响起回音。
在商专没成立“学联”以前，有一个仅有四、五个人的“政治研究会”小组。佐佐木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商专和其他学校一样，学生们也到新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授那里去问长问短。当佐佐木到刚从德国回来的专攻经济学的高杉教授那里去的时候，教授提到德国学生对“社会问题”十分感兴趣，于是校内纷纷成立这类研究会。从此，商专才开始成立了“政治研究会”
可是，正当这时，世界大战后的经济走向反面，爆发了经济危机。尤其日本受“关东大地震”[2]的影响，所以大罢工接连不断地发生。这些事件不能不引起学生们的关心。这表现在他们热衷于“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诸如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学派，以及波耶姆，巴别尔克、卡尔•蒙哥等奥地利学派的讲义，都满足不了学生们的要求。因为光靠这类讲义上的知识，就连每天报纸上第三版的社会消息都无法理解。——学生们在学校里都就近看起河上肇[3]的《社会问题研究》来。上经济学课的时间，大家向先生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佐佐木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学联”的会员）从一家旧书店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佐佐木到他的公寓去拜访时，见那本小册子上写满黑压压的注解，他念了几段给佐佐木听了。但是他自己也看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佐佐木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可是，两个人在翻看的时候，都感到异常的兴奋。
有一次，佐佐木和那个同学一道在街上边走边说：“马克思一方面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进入另一个社会——无产阶级的社会，可是同时又在‘宣言’的最后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佐佐木身旁的同学听了，立刻满不在乎地说：
“这说明在作为一个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之间是有矛盾的呀！”
佐佐木针对他的这句话，说道：
“‘全世界的’这几个字是非有不可的。我倒是觉得马克思的人情味就在这儿。”
——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十分羞愧。当时，大家都是半斤八两。
以高杉教授为中心成立的“政治研究会”，其直接动机是从早稻田大学因“反对军事训练”而发生的流血事件开始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一个问题，即学校是现实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决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单独存在。但佐佐木等人必须首先从自学开始。最初学习的文件是高杉教授从国外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列宁著）。每星期五晚上都集中在高杉先生的家里，一共有五个人。高杉教授并不很懂。佐佐木等人不明白的地方，同样也是先生不懂的地方，所以学习进度很慢，象小虫子爬一样。
寒冷的夜晚，研究会的学习完了以后，大家便从很长一段山坡路走下来，到了街上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吃“砂锅面”。每逢这个季节，此地的“砂锅面”是最应时可口的。“德国大学休息室的黑板上，都是光明正大地写出通知——今天几点几分在第几教室召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真叫人羡慕！”
他们都象屠格涅夫小说中热情奔放的俄国青年一样，在深夜里还在谈论着工人运动和革命。这对他们有那么一股魅力，谈论起来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从那以后，佐佐木在街上一走，就觉得“工人”特别显眼。放学回家时，他经常绕到码头那里，在防波堤、填海造地、煤厂和海关等地看一看。从工厂门前走过时，就在那里停一下脚步，听一听轰隆轰隆转动的机器声。——他听说在商业学校时代曾和自己争名次的大村到铁工厂去工作，这时忽地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去拜访他。
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有两名帝大的学生从东京赶来和他们“政治研究会”取联系。那时的研究会已扩大了不少，发展了十四、五名会员。
其中一戴截黑色宽边化学眼镜，脸型和眼镜显得很匀称的洒脱学生，见面就问：这里有“工会”吗？
佐佐木忸怩地说．
“没有……”
好像乡下学生一般羞红着脸。
自从帝大学生来了以后，佐佐木他们的“政治研究会”发生了急剧变化。——过去，你们只是按照指定的学习文件依次逐段地读，然后每人发表一通自己的意见就了事。然而，我们之所以要掌握各种知识，这完全是作为行动指南的需要，决非单纯为了“博学多闻”。那个学生特别强调“行动”两个字。
临走时，他对佐佐木说：
“这样的一个城市是不能没有工会的。工会的组成工作，研究会就必须带头！”
佐佐木考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找高杉教授去了。先生说：这件事学生难以胜任，不是分内的事。他顺路征求了每个会员的意见，赞成的只有两三个人。佐佐木本人在帝大学生和研究会会员之间象钟摆一样来回动摇。可是，他那懦弱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反复磨练当中，自己得到了锻炼，思想认识上逐渐明确了。
工会问题表面化以后，迄今有十五个人的研究会成员陆续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六个人。到后来，高杉教授也不肯露面了。那时佐佐木的情绪委实有些低落。可是帝大学生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是脱皮嘛！”“这不正是蛇往大长的明证么！”
他们几个人都请了假，来到佐佐木家听候差遣。这几个人的脸和手弄得漆黑，在刻印传单。东京来的两个学生动作异常敏捷，很快就把工作处理完，随后用油印机印刷“声讨书”。说起油印机来，研究会里没一个人会用，甚至有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机器（？ ）的。
乱糟糟地摆满一屋子，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大家就坐在里面咬着面包。吃过饭又马上投入工作。
“列宁说，从事革命活动要比写革命的书痛快得多哩！”
帝大的学生一面工作，一面这样说。
他们定好日期，就各自分头在小樽市的码头一带张贴传单（当时可以公开贴传单）。
所有的演讲全由帝大学生承担，会场定在某货栈二楼。研究会的会员从前一天就开始到各工地去动员。
那一天的演讲会顶稀奇。从上午开始，每当工地休息就给成群结队来的工人讲一遍，同样的内容左一遍右一遍一直讲到傍晚。另一方面，当时每个会员是一刻不停地到处拉工人的。——帝大学生讲得口干舌燥，嘶哑着嗓音笑着说，昼夜演讲了十几场。佐佐木等人连续搞了三天这样的演讲会。
这个活动收效很大。码头工人听完报告就来找佐佐木他们。
小樽成立劳动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就是以这些人为发起人，一切由“政治研究会”从中斡旋而召开的。——直到后来，小樽方面的工会发展是一帆风顺的。
帝大学生大约呆了一个月就回去了。他们一面整理行囊，一面翻着厚厚的底稿给佐佐木看。
——这是他翻译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稿子。
“我正在翻译，好极了！恩格斯不愧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理论家。”
这个学生叫“松山幡也”，名字很别致。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一个学生不是东京帝大的学生，而是札幌北海道帝大的学生。——他就是现在的岛田。
松山等人一开始就是带着组织任务来到小梅的。他们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也是为进一步加强正在全国的大学和高中建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工作，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把它们统一联合起来。
其后，“政治研究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从此，研究会便进入一个新时期，它的性质和以前截然不同了。——过去每个会员对这样的运动总是抱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如今他们已经不再抛头露面了，而是开始积极迅速地投入实际行动中去了。后来佐佐木遇到学习文件中不明了的地方，也常常去请教高杉教授。
“最近如何？搞得不错吧……”
先生每次见他，总是这样冷清清地问。
第二年秋天，那是学校每年照例举行“射击演习”的时候。三百多名学生潮水般地冲到梯田上。这时，军事教官（陆军少校）下达命令：“正前方约一千公尺处，发现朝鲜暴徒在市内纵火，大肆掠夺……”——大家一面往上冲，一面咔喳咔喳拉枪栓上子弹。忽然后面有五、六个人停下脚步。
“喂，等一等！朝鲜暴徒？！”
“是呀！什么朝鲜暴徒！”
“这是人道问题！”
平日反对军训的人，把枪托竖立在地上。
佐佐木等人猛然间大声喊道：
“喂，按这样侮辱性的命令行动，是我们学生的耻辱！不干！不干！”
大家慌乱起来，一阵喧哗，队伍就散了。关东大地震时，因散布无中生有的流言蜚语，屠杀朝鲜人，大家还记忆犹新。
四、五十个三年级的学生各自提着步枪又折回来，去到后面找少校。——带头的是佐佐木。态度暖昧的学生目送着他们，又缓缓地往梯田上爬去。
预备役少校变了颜色，说：
“这仅仅是个假想，没别的意思。”
佐佐木等要求取消这项命令，并希望他当众“检讨”。少校坚持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不要斤斤计较。
“什么小事！信口开河！”
“也许你以为是小事一件，可它却意味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佐佐木这样跟他明讲。
“你们是社会主义者吗？”
教官露出厌恶的神色。他把军刀靠在右肩上，跟在冲刺中的学生后面赶去。
当天夜晚，“社会科学研究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并立刻作出如下决定：
一、要通过“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把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来对待。
二、要求小樽劳动工会站出来说话——这是整个无产阶级的问题。
小樽市内的朝鲜工人很多，一些人已经被组织到工会里来了。
联系工作由佐佐木负责。不过，工会是否肯站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佐佐木还有些放心不下。组织部的旗冢听他一说，便．立刻说：“干。”
“吸收朝鲜工人入工会是本市的当务之急，可是，他们和日本工人总闹对立。——这正是一个好机会！”
第二天，工会的传单《告全市工人和朝鲜同志书》一齐贴了出去。
“学联”为防止出问题，在平常不甚惹人注目的会员的公寓设下“本部”，研究对策。当天夜晚，大家油印了一整夜。
学校里撒传单，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出来。——学校当局慌了手脚，没料想问题会闹到这个地步。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没过两天，东京各大学的“学联”代表就闯到教育部去了。发生在北海道一隅之地的事件，竟扩大到全国。
佐佐木等人已作好被开除的思想准备，高举“反对军训！”“坚决反对学校法西斯化！”的标语牌，同校方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学校里钻进了许多便衣。休息时，休息室里如有四、五个人聚在一起，便衣就一定凑过来。——佐佐木等为达到最后目的，决心实行同盟罢课。但面临就业问题的商专学生，都顾虑重重，动不起来，而外面的工会和东京方面的运动反而走在前头。自从这次事件以后，“学联”会员有显著增加。
东京的学生秘密来到这里支援他们。过去有些流于形式的全国性的统一和串连，现在已变得有实际意义了。正如过去帝大学生到来之后，使佐佐木等人的研究会发生质的飞跃一样，今天陆续不断地秘密来到这里的学生，又用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那个大脑袋、小眼睛、剃着光头、说话有时口吃的学生告诉他们说：不了解最近运动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任务，那么研究会的工作就会寸步难行。
工人阶级光依靠自己的力童，顶多不过具有工联主义的意识。但社会主义学说，是在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知识分子所完成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诞生的，并由这些人进行传播而带给无产阶级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不是．从工人阶级中间自发产生的。这是列宁的正确观点。因此，我们学生应该时时刻刻站在工人的最前头，去进行指导。——小眼睛的学生这样说。他说话着急，总是忙忙叨叨的，所以更口吃了。
即使不讲这些革命道理，远离中央的小樽学生，对东京来人的讲话也是百听不厌的。他们讲的内容使佐佐木等人霍然感到心明眼亮起来，这如同脸上蒙的那块遮眼布被揭开了似的。现在佐佐木等人的工作，反而受原来由他们“研究会”帮助成立起来的工会推动了。他们知道研究会必须要为实践服务，但究竟应该怎样做，他们还不明白。不过，这个令人深信不疑的新理论，顿时使学联的活动生气勃勃起来。
佐佐木等人终于取得“反对军训运动”的最后胜利。学校当局向社会作了检讨，取消了“朝鲜暴徒”之类的字样。这次运动，和这之前以及后来的所谓“学生事件”迥然不同：这是工会第一次把学校内部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而展开最积极的斗争。结果，在“实践过程”中确实加强了工会和学联活动的作用。小眼睛的口吃学生临走时，佐佐木等两三个人准备了咖啡和面包，悄悄为他饯行。火炉烤得他脸上发热，说道：
“我呀，还很会写小说呢。这话不可对外人说……”
他孩子般地一笑，又说：
“我来这里发现一个材料，高兴极了。”
这个学生回东京时，不知怎的被人跟踪上，在上野车站一下车就被逮捕，直接送到警察厅去了。
这样，研究会再一次转变了方向。——大家受了“理论是指导行动”的启示，对理论的关心高涨起来。大家认为，研究会应该是对工会进行理论指导的地方，而且必须向这方面努力。
这是开始创办《无产者新闻》的时候。
由于研究会和工会的接触比过去密切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什么都跟工人们的生活相比较。其结果，研究会里出现一种极端“清教主义”[4]的风气。
有些人家庭虽然很富裕，却故意穿得破衣烂衫，有制服不穿，却另买一套浅绿色的工人服穿着来开会。大家还把过去抽的各种牌儿的纸烟丢开，换成了编蝠牌。——编蝠牌最工人化！
这些倾向是和追求纯理论的倾向共存的。集会上不消说，就是在外面闲走的时候，大家也不轻易讲话。一句鸡毛蒜皮的话，也要用显微镜放大一千倍，把它看成是天大的问题给您驳回去。他们并不是从全局出发谈大问题，而只是注意一个一个地抠细微末节，对这些小地方，他们的神经是异常敏感的。他们认为，这和下面的一句名言相呼应——“……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5]
自从“反对军训运动”以后，九州大学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与此同时，劳动总同盟分裂为左右两派，成立了“评议会”，创办了《无产者新闻》，出版后大量流入学生中间。京都又发生了所谓“京大事件”[6]。而且不论其中的哪一件，都是学校问题和工人问题错综交织在一起的，无任何区别。这一点加强了学生和社会的关系。
世界大战后，全世界的慢性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日本当然也不例外。尤其加上关东大地震的影响，小资产阶级发生了动摇，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家庭汇款中断的学生陆续出现。同时，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就业难的问题。
这些都使学生趋向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后来，“学联”会员大量增加，超过了四十人。然而，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汹涌澎湃的“社会科学热潮”很时髦，也参加了进来。
正当这时，小樽工会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要么归属总同盟，要么归属评议会，二者必居其一。山元谦三从评议会赶来了。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7]中，他连坐过，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作鼓动性的讲演方面很著名。他那一双和蔼可辛而又敏锐的眼睛也很有名。大家出自尊敬和热爱的心情，都是“山谦”“山谦”地称呼这位无产阶级战士。佐佐木请山谦到“学联”来，举行了以他为中心的座谈会。
当天晚上，到会的学生近五十人。一间八铺席的和一间六铺席的房间被打通，里面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山谦进屋时，他细心地环视一番在座的学生。大家特别局促，都用力端着肩膀直挺挺坐着。
主席致词后，山谦突然说：
“其实，我今晚有急事，必须马上去，不能讲话。最好改在明天晚上……”
接着欠起身子，又说道：
“临走之前，我想讲一句：诸位都是想要立即站在阶级运动的前面进行斗争的人，不过这个运动决不是三心二意就能搞成的，希望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说完，用他那独特的两只眼睛扫视一番。接着，他谈起自己在第一次共产党事件中被逮捕后遭到警察拷问的一些情况。——警察骂他：“像你这样的国贼给你来一个‘运往俄国的行李’吧！”说着，就用细麻绳把他五花大绑，在房梁上吊了两天。
“运往俄国的行李”是警察对付与共产党有关的人的一种酷刑。他终于嘴唇发白，昏迷过去。
“从此，我对他们这此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斗争心加强了百倍。但这对我们搞运动的人来说，这一类的拷打是一定少不了的。所以，诸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山谦说完这些便回去了。
第二天，到会的会员急剧地减少，总共不满兰十人，山谦一进门立刻向屋里环视一番，然后微微一笑。随后，他对这三十来人以极大的热情讲了许多话。
佐佐木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岛田。岛田一声不响地听他讲完，连笑也不笑，说：
“山谦是个伟大的鼓动家，但现阶段他还没有真正抓住理论上的指导任务。这表现在他对革命知识分子的旗手作用评价过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山谦多少有些机会主义！”
自从山谦讲话过后，会员虽然减少，可是大家的思想准备却和以前不同了。
那一年的年底，东京的一个大学同学给佐佐木寄来一个小包。打开一看，原来是福本和夫的《社会的形成＝变革的过程》。
你别的工作可缓办，但本书内容务必立即争取吃透。你必须把握住从自发的工人运动向政治斗争发展的这一辩证法的发展转化的意义，以便同那些对现阶段意义不理解，结果屈服在自然长入说法下的经济主义者、群众的尾巴主义者们作残酷的斗争。
目前，在东京作为一个革命的学生或工人，不读这部书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的研究会不开会学习来全面理解这部书，也是不可想象的……
附信中所用的字眼和奇妙的措词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把握”“现阶段”“经过的过程”“经济主义者”“尾巴主义者”“争取”……等等，这一大堆词儿使佐佐木大吃一惊。文章中还到处滥用“——”（破折号）。这意思他不十分懂，于是便拿到岛田那里。
岛田看他拿来那本书，根本没有理睬，笑着说：
“这些词儿，以前我经常说，你想不起来啦！”
“北海道落后啊。我早就知道！”
岛田说，下次必须用福本的书作为学习文件。
后来遇到工会的人，他们都在看福本写的这本书，而且笑着说：
“不读这玩意儿，就要‘经过’没落的‘过程’呀！”
“听说就连东京的女学生们都在腋下夹着福本的这本书！”
而且工会的人还说，“组织政党”的问题是运动的中心，这是转移到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最近就有可能成立无产阶级政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是学联，就是工会中过去勤勤恳恳工作的那些人，不知不觉都靠边站了。那些对新方向的转换能在“理论上”夸夸其谈的人都抛头露面了。——只有通过“理论斗争”（这个词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无产阶级的阵营才会巩固。这种思想压倒了一切。“政治研究会”最顺应时代的潮流。佐佐木等人将制帽换成便帽，去参加工会的各种集会。集会上，他们的意见总是占支配地位。起初，老工会工人眼睁睁地瞧着这些“陌生的”学生，听他们讲那些莫名其妙的意见。后来，他们就发起牢骚来了。
工会里的年轻人，自然向佐佐木这边靠拢，而且还参加研究会之类的活动，一些新的指导性意见，都是从这里吸取过去的。因此过去专靠威信推动工会工作的工人出身的委员长，就慢慢地按照组织部、书记处里年轻人的意见行事了。当他觉察到的时候，．早已变成“挂名”的委员长了。
为了恢复自己的实际地位，他就拚命发表积极的意见，但越发表意见，他就越不受重视。委员长一看势头不对，就反其道而行之——执拗地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去驳斥他们。
“委员长掉进山川主义的泥坑了！这算不上一回事！”
“而且委员长近来大腹便便的，那就是干部蜕化变质的兆头！”
工会内部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各种专门部挑选部员时，根本不按过去的老规定办事，凡对新理论哪怕是有一点怀疑的人，就毫不留情地给撤换掉。因为“只有保持自己的纯洁才能巩固”，所以，一直在工作的同志都遭到排挤而心怀不满。但这是“结合之前的分离”，要想坚强地结合在一起，就得硬着心肠清洗不纯分子！若不残酷地（这个词也开始用起来）进行清洗，那就是极其恶劣的机会主义，其结果就意味着这个运动有崩溃的危险。
他们的口号是“转向政治斗争！”对此不理解的人，不论是在工会或是在学联，都被赶出去了。接着，和政党问题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培养“职业革命家”的问题又出现了。东京的急进学生们，都在为此积极地工作。日本最缺少职业革命家，如不培养一批把整个一生无条件地献身革命运动的人，新阶段的运动就无法得到充分的巩固。
佐佐木等人就是把他们自己看成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并以此为自豪而在工作肴。他每次从各种联系和集会上问来都很晚，一进屋，就坐在桌子上瞧着眼前那张手里握着便帽，探着身子大声演讲的列宁照片。
“我也是这样的了！”
工会新的领导力量虽然转移到组织部和书记处的年轻会员身上，但尚未组织起来。正如岛田所说，“组织政党”是日本工人运动划时代的大事。为争取彻底的胜利，首先必须加强工会的书记处。
佐佐木从岩城大楼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赶紧到旗冢那里去交代这件事情。
[1] 山川主义是日本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经济主义。
[2] 一九二三年，东京和横滨一带发生强烈的地展，同时引起海啸，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极大的损失，死亡和下落不明者在十四万人以上。
[3] 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
[4] 清教主义起派于英国，通常指刻苦朴素，反对奢侈生活而言。
[5] 拉萨尔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给马克思的信。见《列宁选集》第l 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版。
[6] 一九二四年九月，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东京举行，当时有四十六个学校参加，会议决定了行动的方针。从此，学生运动日益高涨。此次大会，主要是反对军事训练运动和反对治安维持法运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日本反动政府借口以京都帝国大学学生为中心的运动违反治安维持法，逮捕了大批学生，引起有名的京大事件。
[7] 一九二三年六月，日本政府第一次逮捕了许多日共领导干部，其中有德田球一、野坂参三、市川正一、渡边政之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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