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小林多喜二传》
八、《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到三日，多喜二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短篇小说《写给某人的信》。每年过年一定动笔写作，已经成为他近四、五年来的习惯。
小樽电影鉴赏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为小樽电影爱好者创办了一种三十二开本、十页左右的月刊杂志，叫作《电影》。《电影》的负责人是和田寿夫。多喜二给每一期的电影写影评，并出席过鉴赏会所召开的电影评论会。他写的影评别具特色。遇有好电影要反复看好几次。例如像一九二七年夏天小樽上映的卓别林的《淘金记》，他就反复看了四次，可见他对电影的热爱。
一月十九日，他重新改写了前一年十月所写的剧本《山本警察》。文艺春秋社创办的《创作月刊》选载了他投寄的短篇小说《最后》。
一月二十一日，田中内阁针对民政党提出的不信任案，突然下令解散国会。结果决定要在二月二十日，根据日本第一次男子普通选举法举行众议院选举。
在这次大选中，各无产阶级政党也和执政的政友会及民政党一起，提出了不少候选人。在劳动农民党的四十名候选人当中，地下的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德田球一、山本悬藏等人作为候选人，并通过这次竞选开展了公开的活动。二月一日创办了中央机关报《赤旗》。
北海道分为五个选区，山本悬藏代表劳动农民党被第一选区提名为候选人。第一选区的范围包括札幌、小樽和俱知安地区。应选出议员四人，但提名为候选人的有十一人。
小樽的劳工团体和社会民众党之间也成立了协定，为迎接竞选，积极地投入了准备活动。小樽的文艺团体也积极支援山本竞选。小林多喜二代表“前艺”[1]伊藤信二和风间六三等人代表“普罗艺”参加了竞选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八点四十一分，山本悬藏乘火车到达小樽车站。多喜二也夹在一百多名工会会员中到车站前面来欢迎。这是一个严寒的夜晚。被弧光灯照耀着的车站前的广场上，遍地冰冻，寒气袭人。当山本候选人从月台上出现时，欢迎的人群高呼着万岁。在铃木源重致欢迎词后，山本候选人向欢迎的人群致答词，他说他在五天以前还卧病在床，但他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工人。
欢迎的工人们打着写着标语的旗帜和工会的会旗，把山本候选人拥在头里，向稻穗町西三丁目的工会总部作了一次示威游行。
选举办公室设在稻穗町四丁目，小樽工会联合会的坂本佐一郎被推为办公室主任。二月四日在潮见台、色内和手宫的小学校召开了竞选演说会，从此进入了剧烈的选举战。
多喜二在他著名的优秀的报道文学《到东俱知安去》中这样地写道：
“……自从选举开始以来，每天晚上，我们一下班就从公司跑到工会二楼来帮忙。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做那些前台的工作，所以打算把后台的事务尽量包下来自己做，尽可能地使工会会员都上‘前线’。
“……自从选举开始、工会人手不足的时候起，虽然我没有到前台去工作，我是赌着饭碗，天天到工会里来的。因为这件事如被公司知道，只以这一点点的理由，马上就可以把我开除了。我能做的，已经尽力做了。每天深夜一点多钟，在那由下边袭来的刺骨的寒夜冷风中走一里
[2]多路，才回到郊外自己的家里。在狂风大雪的夜里，有时候会陷入意想不到的雪堆里，有时候半个身子都埋到雪堆里，甚至有时候由于身体的过度疲劳，边走边睡，等重重地撞到垃圾箱上，才一下子惊醒。
“在市内，每晚同时有三处举行岛田正策的政见讲演会。工会和党的干部，全体出动参加那些会议。
“一般民众过去听到的尽是那些资产阶级和仰他们鼻息的喽啰们的之乎者也、千篇一律的演说，现在一听到这种粗野的、大胆的和一针见血的——一切都是正相反的吼声，就大为惊奇。这种讲演，比起其他任何讲演会来，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每次讲演会，几乎都挤得水泄不通。”
[3]
二月二十日《小樽新闻》报道选举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的情况如下：
“实行普选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今天终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第一选区的十一名候选人，以演讲、传单、文件进行了长达三十天的决战。
“小樽市内的山本（厚）、森、泽田、中西、纳谷、久保、高岛及山本（悬）各个竞选办公室，自十八日晚上以来，带着异常的紧张，极力争取最后的荣冠，同时开始了最后的论战，十八日在十五个地方，十九日实际上在二十一个地方，召开了大会，进行了舌战。形势似乎仍然对本地民政党的山本和政友会的森两位候选人有利。但被预想在进军中占优势的中西候选人在小樽市颇受人欢迎，不过实际情况绝不容许乐观，于是从十九日晚上至今天早晨开始了大规模的活动。高岛、纳谷和泽田的各个办公室也从十九日至二十日早晨进一步紧张起来，试图作最后的突击。在这期间，从本地进行理想选举的久保候选人，以及撇开现有政党、依靠新兴无产势力的山本悬藏候选人，究竟能突入现有政党的堡垒到怎样的程度，已成为注意的中心。本地的候选人也处于不可疏忽的境地，因此正努力进行殊死的防卫战。”
开票的结果，山本候选人的得票数比预想的要少。在投票总数的八二九二〇张选票中，仅得二八八七张选票（占第九位）。这固然是因为有镇压和反宣传的妨碍，再加上他又有不是本地候选人的弱点，但得票较预想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小樽联合工会的内部已开始露出分裂的征兆，因而未能在这次竞选中广泛地团结港湾工人。
在这次选举中，日本政府对民主势力的进展施加了压力，尤其是集中地对劳动农民党的竞选活动加以严厉的镇压。但是通过这次选举，革新势力仍然有显著的进展。包括声称是无产政党的社会民众党和日本劳农党在内，共获得了四十八万张选票，其中十九万二千张选票（城市五万张、农村十四万张）集中投给了劳动农民党。在无产政党的八名当选人中，劳动农民党虽然只有山本宣治等两人，但在全国扩大了组织：支部超过了二百个，党员达到了二万人。
共产党在竞选中采取了结合日常的斗争、以工场支部为基础的再建组织的方针。通过这次竞选，日本共产党的组织由一百五十名党员增加到约四百名党员。
尤其是北海道地方发行了地方机关报和工厂新闻，以小樽和函馆为中心，大力开展了活动。
针对左翼势力通过这次大选所获得的进展，企图在国内建立反动体制和侵略大陆的田中义一政府，对以共产党为首的所有左翼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在国际上，苏联已经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处在发展的阶段。但与此相对峙的法西斯的势力也开始抬头。
日本政府于三月十五日上午四点钟，动员了全国的检察局和警察署，逮捕了三千多名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中四百八十八人按“治安维持法”被起诉。并下令禁止报道这次事件，组织反宣传，同时于四月十日命令劳动农民党、日本工会评议会及全日本无产青年同盟解散。并进一步抹杀社会舆论，于六月以天皇的紧急敕令公布修改“治安维持法”，把原来的最高的刑罚十年徒刑改为死刑，把臭名昭著的残忍的秘密警察——特别高等警察网遍布于全国。
三月十五日，在小樽地方到处还覆盖着冰雪。从这一天的黎明开始，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搜捕。被起诉的虽然只有与共产党有关的十三人，但是据说在这期间被逮捕、拘留和传讯的人们达五百名之多。被拘捕的人们挤满了小樽警察署和水上警察署，小樽警察署的练武场也改为临时的拘留所。小樽联合工会是北海道的工人运动的中心，对它的镇压更是极为彻底。被捕的领导干部在警察署里受到严刑拷打，有觉悟的工人几乎全被赶出了车间。四月十日，小樽联合工会以及劳动农民党和无产青年同盟的小樽支部都被命令解散。
近一年来开始和多喜二保持密切联系的几个同志，都从他的身边被捕了。工会的武内清等人被捕了，“火曜会”的古川友一和寺田行雄等人也被捕了。多喜二所热心参加的社会科学研究会也因为这次事件而中断了。
如前所述，一直处于分裂与对立状态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随着一九二七年七月日本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批判、革命运动的恢复，要求统一的时机已经逐渐成熟，一九二八年一月，“前艺”的主要理论家藏原惟人以“保持组织上和观点上的独立”为条件，提倡争取反帝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从而于三月十三日召开了日本左翼文艺家总联合会的成立大会，文艺运动开始走向统一战线的新方向。
这个总联合会是以“前艺”、“普罗艺”与“劳艺”为中心，参加者除日本无产派文艺联盟、左翼艺术同盟[6]，农民文艺会[7]、全国艺术同盟[8]和斗争艺术家同盟[9]等组织外，还有《街头马车》[10]杂志的同人和帝大同人杂志联盟的部分成员，以及作为个人参加的小川未明、山内房吉、大宅壮一[11]和松本正雄[12]等人，出版了反战小说集《反对战争的战争》。但是“劳艺”并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受山川均等人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越来越深，早就和拥护共产主义的“前艺”及“普罗艺”蕴育着深刻的矛盾。
另一方面，在这期间，“前艺”和“普罗艺”虽然在文艺理论上有矛盾，但在组织上仍然谋求统一。由于三月十五日的大逮捕，统一工作迅速地具体化了，三月二十六日发表联合声明，成立了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接着在五月创办了机关杂志《战旗》，剧场同盟的佐藤武夫[13]被推选为第一任主编。由于“纳普”的成立，革命的文艺运动确立了核心组织，但与拥有机关杂志《文艺战线》的“劳艺”处于对立的状态。
组成“纳普”的主要成员有：“前艺”的藏原惟人、藤森成吉、林房雄、山田清三郎、川口浩、上野壮夫[14]、仁木二郎、立野信之[15]、佐佐木孝丸、村山知义、杉本良吉、小川信一[16]、本庄陆男[17]、桢本楠郎[18]、永田一修 ；“普罗艺”的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19]、佐多稻子（当时姓洼川）、鹿地亘、佐野硕、久板荣二郎、江马修、森山启[20]、谷一、长谷川进；左翼艺术同盟的壶井繁治、三好十郎[21]、上田进[22]、明石铁也[23]、高见顺[24]、江森盛弥以及日本无产派文艺联盟的江口焕、越中谷利一[25]和细野孝二郎[26]等人。
在小樽虽然仅有七八名“纳普”的盟员，但“前艺”和“普罗艺”联合起来组成了“纳普”的小樽支部。伊藤信二是文艺部的负责人，风间六三负责美术部，多喜二担任书记，负责分发《战旗》杂志。四月二十八日，“纳普”在东京本乡基督教青年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时，小樽支部拍去的贺电说“大会是我们的里程碑”。
小樽仍然断断续续地在进行逮捕。有的人竟因被拷打而发狂，送往医院。小樽的工人街笼罩着一片阴惨的气氛。
四月十日前后，武内清和渡边利右卫门等十三名工会干部被关进札幌监狱。对这些人所施加的极其残忍的拷打情况，早已非常详细地传到多喜二等人的耳里。
小樽警察署在署内的署长官舍里赶建了拷问室，用毛毯遮住窗户，做了防音设备，动员了三名特高科警察和八九名刑事警察，从下午十点左右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用各种各样的刑罚连续地进行拷问。每夜拷打一人，一直拷打到完全失去知觉为止。
在这样的形势下，多喜二于四月二十六日写完了前一年十二月起草的中篇小说《防雪林》的初稿。另外，四月号的《创作月刊》上刊载了由《最后》改写的《泷子及其他》。这个短篇经他苦心地改写了两次，两个月以前曾投给“前艺”的机关杂志《前卫》，但未被刊载。《防雪林》描写了石狩河边垦荒农民的悲惨的生活和他们的原始的反抗，同时对大自然作了生动的描绘。这部杰出的作品不仅表示了他已经飞跃出以前的作品的世界，而且说明他已越过了转折时期。但在两三个月中间，他亲眼看到了身边的现实社会的剧烈变化，感到自己的作品还迷惘徘徊于和现实有相当距离的旧世界之中，因而产生了一种焦虑和不安的心情。
正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纳普”机关杂志《战旗》的创刊号。创作栏里收录了藤森成吉的《放开》、江马修的《黑人兄弟》、山田清三郎的《出世》、西泽隆二[27]的《街》、立野信之的《军队病》、森山启的《火》。在《前卫》杂志上连载时就为多喜二所喜爱的法捷耶夫的《毁灭》（藏原惟人译），也在《战旗》创刊号上继续刊载。评论有“纳普”的《关于联合的声明》及中野重治的《〈文艺战线〉向何处开门？》等。这一期上还发表了藏原惟人的《走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藏原的论文给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他要求：“第一，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眼睛’来观察世界。第二，以严肃的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来描写世界。”
多喜二请了十天假，于五月十三日前后离开了小樽
在东京，有当年二月到那里去学西画的斋藤次郎。莳田荣一早就在东京府立一中担任英语教员。另外，《光明》同人平泽哲夫也住在东京。多喜二住在东京中野区上町斋藤的住处。
多喜二在东京匆匆逗留了大约一个星期，这期间他访问了住在芝公园十二号地四番的藏原惟人。当时藏原二十六岁，多喜二二十四岁。
他还会见了林房雄及山田清三郎等人，然后在二十四日回到小樽
回小樽后，他立即给藏原寄去了下面的信：
“在京期间，在您百忙中打扰您，很为不安。了解到中央的很多具体情况，感到这是一次学习。……
“这次回小樽后，打算一心一意清算过去的态度，努力创作出不辜负您的期待的作品。”
[28]
多喜二写完《防雪林》初稿，一直把它搁置着。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写《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四七年——他死后十四年才发现了《防雪林》的原稿。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原稿上，标着副题“献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并记载着小樽警察署拘留所附近的略图以及塑造作品中人物所根据的实际人物的姓名：
“龙吉——古川。渡——渡边。铃本——铃木。坂西——大西。斋藤——鲋田。高桥和石田——x。理想的人物有伊藤信二。佐多——寺田。”
七月中旬初稿已经大体构成。八月十九日全部写成。后来他在一篇题名《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短文中回忆写作当时的情况说：
“写到这部作品的后半部，我每写一字一句，都要发出嗯嗯的哼声，使尽了平生的力量。这就是警察署内的场面。一写开以后，就流畅无阻地写了下来。但对这无可类比的内容，我感到似乎写得浮光掠影时就决定搁下笔来。……
“当作品终于完成时，我感到不能给这样的一部作品随便地起个题名。当题名决定叫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无愧的、完美的题名。……说实在的，当时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代替这些流血牺牲的同志，写出了他们想说而未能说出的愤怒。因此作为作者个人，也决不能草率从事。”
[29]
他进银行的时候，曾经新做了一件冬夏两用的哔叽西服，这时已遍身是窟窿和裂缝，但他对这些一向毫不在意。上班时间，他经常把一枝笔夹在右边的耳朵上，工作之暇，在银行用笺上记笔记和写稿子。开始写作《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以后 ，他就有计划地利用上班时间空暇来做自己的工作。后来，他谈到这时的工作情况说：
“因为我在银行工作，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写东西。我经常随身携带着纸片和铅笔，利用早晨工作开始以前的时间，或者是工作完毕以后，大家都到上司那儿去奉承言笑的时间，或者等候约好了的朋友的时间，写它五行十行。姑且这么写下来，等到空暇的时候才去集中地整理。”
他把这篇稿子寄给了藏原惟人。藏原删除了作品的最后几页说明式的附记，把稿子转交到《战旗》编辑部。编辑部又删节了七个地方，同时考虑到会受检查，又删削了十三个地方和留下许多空铅，分载在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并在“前哨线”栏中刊载了藏原的推荐文章。
刊载他的作品的两期《战旗》都被禁止发售。但是发行的八千部《战旗》，仍然通过战旗社所巧妙组织的发行网，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被人们所阅读，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平林初之辅、山田清三郎、片冈铁兵[30]、胜本清一郎[31]、里村欣三[32]、神近市子和上野壮夫等人都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发表了评论。被禁止发售的《战旗》，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悄悄地阅读着。
藏原在十二月十七日的《都新闻》上介绍了这部作品，认为它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划时代的作品”。但指出其缺点说：“虽取材于这样的事件，但未能把它置于同整个无产者解放运动的联系之中。”另外还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号《改造》杂志上作了以下的评介：
“连载在《战旗》十一月号和十二月号上的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取材于我国无产阶级最切身的问题——三月十五日的所谓共产党事件。在这以前，左翼的年轻作家也曾经写过两三篇取材于同一事件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是头一个把这一事件放在巨大的时代的规模中来处理的，而不是把它仅仅当作一个小插曲。这部作品以发生在北海道的逮捕共产党员事件为中心，描写了各种战士的类型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但它既没有过去那种常犯的概念化的毛病，也不是把他们单纯地看成是英雄，而是把他们当作具有各种缺陷和长处的人来加以描写。从这一点上来说，这部作品也标志着处理这一类题材的作品向前跨进了一步。”
多喜二怀着对革命家及其家属的深厚的同情，真实地描写了同镇压及拷打作斗争的革命家的各种人物形象；他把共产党员的不屈精神同极其残忍的暴力对比，暴露了天皇制国家政权的本质，给日本文学增添了划时期的内容。由于这一部作品，多喜二得到社会广泛的公认。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彻底地暴露了日本特高警察的残忍，结果招致了特高警察的痛恨。
小樽的工会自从三月十五日遭到镇压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从六月开始，又进行重新建立组织的准备工作。七月三日，在稻穗町第二十一消防值班室召开了小樽运输工会成立大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铃木源重再度当选为工会主席。但重新登记入会的工会会员已减少到三百人左右，仅有最盛时期的十分之一。由二十人到四十人组成的码头工人分会仅有七个，自由劳动者的分会会员仅有一百人左右。
八月，在函馆、札幌、旭川、带广及钏路等地分别恢复了工会组织，全北海道的联系也逐渐建立起来；农民组合的工作也开始活跃；为了再建劳动农民党的组织，二十三日在小樽召开了新党准备会的北海道支部代表会议。
共产党方面由逃脱了搜捕的市川正一和渡边政之辅进行了党的恢复工作。八月，中央派遣了杉本文雄到北海道进行组织工作。小樽以运输工会的书记森良玄为中心，开始恢复共产党的组织。但失去了像武内清那些有经验的优秀的干部，这对小樽工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北海道，从“三·一五事件”开始，评议会系统的势力逐渐衰落，与此同时，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活动地盘的劳农派、社会民众党以及总同盟等左、右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小樽工会创立以来就和工会有着密切关系的铃木源重、境一雄和右川友一等人也从这时转到劳农派方面。
多喜二继《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后，又着手写《到东俱知安去》，于九月五日写成。
他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文中这样谈到这篇小说：
“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姑作别论，它对我来说具有不可忘却的意义。这并不只是因为它写了‘我自己’的事情，而是因为在这篇作品中描写了当时（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前后）的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所经历的一个方面。诚然，工人农民是以日本的第一次普选为契机，登上了自己活动的舞台。但是，更重要的是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在运动初期最显著的是和急进的知识阶层的汹涌澎湃的合流。作品触及到了这一点。因此，这篇作品确实是写了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它通过我自己的事情而显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在这一意义上应当把它看作是超越了我个人的经历范围。”
多喜二在这部作品中，还对参加革命运动时往往易于陷进的个人虚荣心和显身扬名的思想萌芽，作了深刻的反省，严格地引以为戒。
九月下旬以后，因“三·一五事件”而中断的研究会，又以古川、高崎、寺田及小林等五、六个旧成员为中心重新开始活动。他们拿猪俣津南雄的《金融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作课本，以古川和高崎的家轮流作为会场。但一触及政治问题，支持劳农派的古川等人和多喜二、寺田等人之间总有意见分歧。和以前比较起来，研究会的气氛相当微妙起来。十一月，多喜二的好友岛田正策入会以后，停止了政治问题的学习，商量改为经济学的研究会。《金融资本论》学完以后，采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为课本。当时已有被特高警察发觉的危险，所以决定在各个会员的家中轮流聚会，每聚会一次就改变一个地点。
多喜二从十月十四日开始修改《防雪林》原稿，但不久就放下了，同月二十八日着手写《蟹工船》。
这部作品取材于一九二六年在蟹工船渔业中实际发生的事件。
北洋渔业的蟹工船把拥有罐头工厂设备的工船作为母船，把附属的一种名叫川崎船的小型渔船用拖网所捕获的螃蟹加工制成罐头，好像是一座在海上移动的罐头工厂。它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试验，到一九二五年前后规模逐渐扩大，变为大型的船只。它们大多是一千五百吨左右的旧船，其中有的船是医疗船改造的。
蟹工船在一九二五年仅有九只，一九二六年十二只，一九二七年达到十八只。船上的渔夫、杂役超过了四千人。生产量一九二五年为八万四千箱，一九二六年为二十三万箱，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三十三万箱。蟹罐头在使用工船制造之前，是在离渔场较近的陆地上的工厂里制造的，后来利用工船的制造量逐渐增大，一九二六年总生产量四十万箱罐头中，有二十三万箱是在工船上制造的。
当时北洋渔业在日俄渔业和大洋渔业垄断的促进下，作为国家的产业每年都在扩大。一九二六年有汽船三百九十二只，帆船一百零七只，共五十三万吨渔船出海捕鱼。渔业工人达一万九千人。当时还没有缔结一九二八年一月的日苏渔业条约，在渔业权的问题上同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了复杂的对立，在国际上也受到注目。
尤其是捕蟹业是在水深十寻[33]至六十寻的浅沙近海作业，无视苏联规定十二海里为领海的法规，在海防舰的保护下，把三海里以外当作公海，随意地捕捉，因而特别受到监视。
另外，蟹工船中小渔业主的船只较多，在北洋渔业中劳动条件也算是最恶劣的。由于强制实行监狱工棚制度的奴隶劳动，所以不断地发生纠纷，经常发生自发的斗争。四月至八月的渔期一结束，最初是堪察加海的东海岸的渔场工人，接着是西海岸、鄂霍茨克海和沿海州的蟹工船都陆续回到基地函馆，又由于所谓九一分红[34]的问题而经常发生纠纷。在函馆组织了渔业工会。
一九二六年，《小樽新闻》和《北海时报》十分详细地报道过蟹工船秩父号的遭难事件，以及在博爱号和英航号上发生的虐待渔夫、杂役的事件。
秩父号于该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北千岛的幌岛海面遇暴风雨而触礁，二百五十四名船员中一百七十人下落不明。而且在同月十七日与秩父号前后从函馆出发，在附近航行的英航号及另外两三只蟹工船，收到呼救信号却不赶去援救。《小樽新闻》在五月二日以“英航号视而不见，该船如能赶去援救，则能避免此次惨祸”的标题，六日又以“秩父号遇难的丑恶敌人，收到呼救信号佯作不知的蟹工船”的标题，对以上事实进行了谴责。
九月以后，又对博爱号和英航号虐待渔夫和杂役的事件作了详细的报道。生病的杂役被认为是装病，把他们吊在起重机的绞盘上，或者绑在车床的铁柱上，胸前挂着硬纸牌，上面写道：“对此等装病者不能解绑——厂长”，连一杯水也不给他们喝；在工作的现场，监工手持棍棒和毛竹进行监视，打一个呵欠，或稍微歇一歇，立即遭到殴打，把被支使得精疲力竭的渔夫捆绑起来，把浸着酒精的棉花团点着火，向他们的胯间投掷。——报纸以“现世的活地狱”、“一个呵欠招来一阵飞棒”之类标题，报道了以上的惨状。
在见死不救的英航号上，曾有四名杂役不堪虐待，企图逃跑，被监工用铁钩打得半死，由于这个事件而发生了自发的罢工。九月十三日的《北海时报》曾刊载过水产讲习所的调查报告《各蟹工船内恰似斗牛场》，但未详细发表这些渔业工人的斗争。
多喜二在写作《蟹工船》以前，自一九二七年三月起，作过相当周密的调查。
他从拓殖银行里的资料新闻中把有关的资料剪贴下来；织田胜惠和笠原绢子等人常常在下班之后帮助他剪贴资料。另外他常常利用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时间，去访问函馆的乘富道夫。在乘富的向导下，对停泊在函馆的蟹工船作过实地调查，并直接和蟹工船的工人见面，听他们的谈话，还从渔业工会的人们那儿获得很多具体的知识。乘富长年以来从事北洋渔业资料的收集和调查工作，多喜二在他的帮助下，调查到很多真实的深入的情况。他还从小樽海员工会的木下卯八等人那详细地了解了船上的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十一月底，他正在写作《蟹工船》的时候，受风间六三的委托，担任北方海上属员俱乐部准备发行的《海上生活者新闻》的文艺栏工作。俱乐部设在稻穗町东五丁目，这是当年一月为了总同盟系统的海员工会刷新派而创立的组织遭受三月十五日的镇压以后，它变成了工人俱乐部兼消费合作社的海员休息所。经营人是专做海上买卖的上野彦右卫门。楼下的俱乐部约十二铺席大小，在这木板的房子里，两侧的架子上摆列着日用杂货，船员们在这里围着火炉休息。多喜二下班回家时，每隔四、五天来这里一次。
编辑会议是在稻穗町木下卯八的家中举行。笹谷金吾担任主笔，风间任记者，小林负责文艺栏，木下承担经营管理。一九二九年一月五日发行了第一期。这是一种对开的两版的报纸，发行两千份。多喜二曾用“乡里基”的署名，发表了题为《海员应该读些什么》的杂感。
一九二八年三月底以后，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分裂为“纳普”和“劳艺”两派；但由于“纳普”的成立，革命文艺运动的主导力量已建立了基础，提出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理论以后，又围绕着艺术大众化的问题以及艺术的价值、内容和形式等问题，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同时又于十二月底重新改组“纳普”，改称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简称仍为“纳普”）。“纳普”的组织由过去的按地区、以支部为单位的综合组织改为按专业团体划分的、全国性的独立组织。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二月，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剧场同盟、美术家同盟以及电影同盟等各个团体分别在协议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
这一时期无论在理论上或创作上都处在发展的时期。发表的作品有佐多稻子的《来自牛奶糖工厂》、立野信之的《军队病》、中野重治的《初春的风》和《老铁的故事》、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及片冈铁兵的《绫里村义举录》等。
经过五个月的努力，小林多喜二在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完成了《蟹工船》初稿。初稿上记着：“一九二九年三月十日上午一点十五分搁笔。费时一百三十三天。共约二百页（一百八十页）。”
多喜二一边誊写，一边加以修改润色，在三月三十日晚上完成了这部小说。于是在第二天，他把这部作品随同下面的信一起寄给了藏原惟人。
“另寄去第二部作品。
“一、这部作品里没有所谓‘主人公’，没有个人传记式的主人公或类似的人物，是把劳动者的集体当做主人公的。在这意义上，我想是比《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前进了一步。
“过去，虽有用短篇来写集体的，但这样大的篇幅恐怕还不曾有过，因此，在各方面都是冒险的尝试，也遭到了困难；但我想描写‘集体’是无产阶级文学必须开辟的道路，这部作品如果能成为引玉之砖，那我就是幸福的。
“二、当然，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等作品中试图描写的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理，在这部作品中是完全没有的。
“个人性格和心理的细致描写，正在从无产阶级文学中逐渐消失。这种趋向，从无产阶级文学乃是集体的文学这一观点来看，是必然的。但也不要因此而产生不完整的以至枯涩无味的东西。我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三、为使无产阶级艺术大众化，正在从各种形式上下工夫，这是重大的努力。但实际上，其结果恐怕难免有‘知识分子式的’、仅只是肤浅的、卖弄小技之处，而没有从内心深处撼动现实中的劳动群众的力量。这种知识分子气味，会受到劳动者的自发的拒斥。
“我认为：（1）作品，顶重要的压倒一切的，首先是属于劳动人民；（2）在这坚强的基础上贯彻大众化的原则。至于提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明朗性’、‘进展速度’，等等，意图是良好的，但尽管如此，总不过是摩登少年式的东西罢了。
“这部作品没有摩登少年式的‘明朗性’，也没有‘轻快的进展速度’，同时也没有在这意义上的肤浅的、小技的卖弄。总之，我曾尽力使它成为劳动人民的作品，但是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却是无法知道的。（《战旗》是不是特别在这方面作得不够？）
“四、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是在蟹工船上所进行的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但并不着重于向读者介绍蟹工船本身的情况，因为，蟹工船实际上说明了下列问题：（1）这是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典型的剥削形式；（2）除东京、大阪等大工业城市外，目前日本工人有百分之八十处于这种状况；（3）通过它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种国际关系、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真相。
“五、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是‘没有组织的工人’——作者在掌握自己的人物上，没有把工人写成流氓，这在没有组织的工人占多数的日本，而且又是大学生式的‘前卫小说’盛行的时候，恐怕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六、资本主义本来不愿把工人组织起来，但像是对这件事的讽刺，相反地又使他们组织起来（虽然是自发地产生的）。
“资本主义以残酷的方式侵入落后地区、殖民地，继续进行原始性的剥削，对官宪和军队，则一面用作‘看门人’、‘警探’、‘保镖的’，一面又苛酷地奴役他们，叫他们积极地从事为资本主义效劳的活动。
“七、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为什么要这样？了解这个问题的工人，在日本能有多少？今天一定要弄清楚这一点，这是当前最紧急的事。
“仅仅描写军队内部身分上的苛酷使役，只能唤起人道主义的愤怒；而尚未接触到在它们背后左右军队本身的帝国主义机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基础。
“帝国主义——财阀——国际关系——工人，对这四者必须全面地给以表现。这一点，蟹工船是最合适的舞台。
“以上是想极力表达的意图。哪里体现了原来的意图，表达得怎样，望给以严密的批判如有不满之处或重大缺点，我准备再加以修改（假如还值得修改的话）。望指示。”
[35]
注释：
[1] 前卫艺木家同盟的简称。
[2] 一日里约等于四公里。
[3]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1卷第72和75页，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4] 山悬为山木悬藏的爱称。
[5]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8卷，第85页，1953年12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6] 左翼艺术同盟，1928年1月由年壶井繁治、坂井德三等人组成，机关杂志为《左翼艺术》，积极支持当时的左翼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
[7] 农民文艺会，1927年秋成立。同年10月发行机关杂志《农民》，会员有黑岛传治等人
[8] 全国艺术同盟，1927年12月成立，主要成员有村松正俊、松本淳三等人。1928年5月创刊机关杂志《第一战线》。政治上支持日本劳农党。
[9] 斗争艺术家同盟，1928年1月由杉井滋夫等人创立。同年2月创刊机关杂志《斗争艺术》。支持劳动农民党。
[10] 《街头马车》为帝大同人杂志联盟的加盟组织之一，主要成员有作家武田麟太郎等人。
[11] 大宅壮一（1900—1970），评论家。
[12] 松本正雄（1901—1976），文艺评论家。
[13] 佐藤武夫（1906—1929），舞台照明家 早稻田大学理工科肄业。1927年作为“前卫座”剧团第一届研究生，参加戏剧运动，为“普罗艺”演剧部部员。《战旗》创刊后，任编辑长，全副精力投入工作。1929年4月因肺炎逝世，举行了“纳普”葬礼。——作者原注
[14] 上野壮夫（生于1905年），诗人。
[15] 立野信之（1903—1971），作家。
[16] 小川信一（生于1903年），本名大河内信威，曾担任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书记长。
[17] 本庄陆男（1905—1939），无产阶级作家。
[18] 桢本楠郎（1898—1956，儿童文学作家。
[19] 洼川鹤次郎（1903—1974），文艺评论家。
[20] 森山启（生于1904年），诗人、小说家。
[21] 三好十郎（1902—1958），剧作家、诗人。
[22] 上田进（1907—1947），本名尾崎义一，苏联文学研究者。
[23] 明石铁也（生于1905年），小说家。
[24] 高见顺（1907—1965），小说家
[25] 越中谷利一（1901—1970），小说家、俳句诗人。
[26] 细野孝二郎（1901—1971），作家。
[27] 西泽隆二（1903—1976），又名野山广，诗人。
[28]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1卷，第40—41页，1954年3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29] 见《小林多喜二全集》第12卷第254页，1954年6月，日本青木文库版。
[30] 片冈铁兵（1894—1944），作家。
[31] 胜本清一郎（1899—1967），评论家。
[32] 里村欣三（1902—1914），小说家。
[33] 一寻约为1.8公尺。
[34] 按日本东北和北海道地方的惯例，渔业主除发给渔夫的薪水外，还要在利润中抽一成给渔夫称为“九一分红”。
[35] 见《小林多喜二选集》第3卷，第245—247页，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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