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感到寂寞。
　　“我知道自己在很多人面前，还不能从思想上提出自己存在的理由，还不能以明确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遇事总是模棱两可。我具有一点点足以证实自己存在的‘独特’的思想吗？
　　“而且这一情况也立即反映到我的艺术上。
　　“我们这些人对待生活实在太‘苟且’了。使我联想到寺田他们。”（五月二十八日）^[1]
　　“巴比塞虽然把光明与黑暗的存在看成是绝对的，但他并没有说：‘算了！永远是没完没了。’斯特林堡和巴比塞的‘时代的差异’、‘思想的差异’或‘对待实际的态度的差异’正是在这里。”（六月七日）^[2]
　　“一个作家如果对人生没有任何要求，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作家只是要求他的作品如实地描写人生，那他还不如摄影师。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契诃夫是摄影师，可是真正说来契诃夫并不是摄影师，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想说托尔斯泰才是……
　　“但是，日本确实有许多这样的作家，他们认为所谓小说只是单纯地、‘无意识’地、真正‘如实’地来描写社会的事实。作家必须对人生不断地提出‘要求’，有人甚至于说作家必须是幻想家。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契诃夫的《樱桃园》、《三姊妹》和《万尼亚舅舅》都是使读者可以理解的作品。”（六月七日）^[3]
　　“为了给高商的报纸写稿子，想到了人生的阴暗和拯救它的办法，昨天晚上弄得心情很不佳。今天一整天虽然在做工作，但心中苦闷不堪。通过实际感受，体会到了‘思想会损害健康’。我自己以及社会上很多人一直都认为‘人不会因思想而死’，可是现在竟使我感到这也是可能的。”（六月十一日）^[4]

　　“……这次在改写这些作品的过程中，现实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希望找出出路，但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只能令人感到好似在撒谎。
　　“改写《腊月》时，曾经想由哲夫来帮助阿惠。但在改写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当自己投进这种生活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原来的想法进行。改写《娼家》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前一篇里，希望救人的哲夫，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在后一篇里，希望得救而逃走的初惠，最后又被拉回来了。泷子说：‘社会要推倒一个阿初，那太简单了。’……这句话很有意思，而且很重要。”^[6]

　　“这只是一种心情，一种强烈的要求（愿望）。但是外界现实中各种具体的障碍使得这种愿望始终只停留在单纯的愿望上。换句话说，当实际生活强有力时，结果就近似于尼采（意思是说在生活上是超人的），因而自己内心里追求的愿望也就失去了现实性。
　　“这种状况要向何处发展呢？”^[7]

　　“这十八篇作品，每一篇都表明一种态度——一种思想意识。这些都是像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没有的。当然，我们的生活和叶山的生活有所差异，这是自不待言的。因为艺术不可能离开生活而存在。严格地说，在我自己的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可以看成是‘思想意识’的情绪。但是在我来说，这种情绪还没有那样‘热烈地’、‘具体地’表达出来。叶山的那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生产阶级对消费的、有闲的阶级所抱的反抗意识以及被剥削的意识……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人道的情感充满了每一篇作品。由此而产生的‘作品的清新感’，首先打动了我。
　　“仅是在描写悲惨的现实这一点上，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思想意识，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叶山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手法’。……这位作者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表现技巧，对于表现上述的思想意识是最适合的。它的特色是粗线条、自由清新的比喻（这一点尤其突出）和直率大胆，看不到装腔作势。和志贺直哉等人的表现手法正好相反。可见志贺直哉等人的表现手法不是绝对的。
　　“这两大重要的因素打动了我，而且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因素，才使他在群小作家和老大作家的那些老一套的、无生气的、一次两次一百次写烂了的、依样画葫芦的作品当中，‘鲜明地’显示出其特色。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原因。”^[9]

　　“我虽说是一贫如洗，也过着拖拖拉拉的生活，却（沾亲戚的光）从高商毕了业。那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和随之而产生的高尚的优越感逐渐和‘一贫如洗’的我混杂地同居在一起。我遇事感到的矛盾和不彻底性似乎都是来自这种‘混杂’，正好像一个人具有双重国籍一样。”^[11]

　　“《马克思主义十二讲》是一本好书。要认识社会，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理解。
　　“作家也不例外，而且正因为他是作家！”^[14]

　　“泷子离家出走了。
　　“因为我想要到东京去念书，她以为她要是留在这里，会在各方面给我带来麻烦，变成我的累赘。
　　“她在信上写着离家出走也决不走堕落的道路。我马上到她母亲那儿，但她没有去过。又到高岛的安藤先生那儿，但她也没有去，也没有到妹妹那儿去过。母亲、妹妹、朝里的姐姐和姐夫、福原的太太，大家都感到沮丧和担心。
　　“我的眼睛发痛，肿得通红。
　　“泷子说为了让我能到东京去，她要独立地生活下去。但是，说真的，泷子走了，我才开始清清楚楚地体会到泷子的感情和我自己对泷子的感情。
　　“即使我能够到东京去，要是没有泷子，我也感到无法生活下去。
　　“现在已是十二日的晚上^[15]，泷子出走后已经两个晚上了。现在我一边写着这些，一边想着：那沉默、老实，腼腆的小泷到了那些完全陌生的外人面前，是不是手足无措地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用眼泪来掩盖她内心的凄凉呢？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好像被刀子狠劲割着剜着一样，感到现实的痛苦。小泷过去的生活过于辗转在陌生人的手下了。她没有尝过真正的父母的爱。只有我是她的依靠，而我又想到东京去（为了满足我的这种欲望），事实上是我把小泷赶走了，从我的爱情中把小泷赶走了。现在我要救小泷。拯救她的唯一的办法——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就是结婚！”^[16]

　　“曾经有多少人为社会的改良、社会的改革和革命而奋斗过；又有多少人为自己的主义和主张而联合、分离、失败乃至断送了自己的一生，其结果又是怎样呢？想到这些，不禁感到苦闷起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20]
　　“又想到自古以来大多数伟大的人物，他们为了自己的道路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这令我想到好比是为了攻克要塞，必须要有人带头冲锋牺牲。……这两者完全是一个道理。但是对那些还没有建立信仰的人，对那些还不能相信自己牺牲后、那真正的新世界就会在等待着我们的人，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的苦恼正是在这里，然而总有一天，我将以什么方式从这里摆脱出来。”（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21]

　　“我去听矶野进农场的佃农斗争的演说，几十个警察把在门外，不让入场。许多人拥在场外不散，激动地指责官宪和资本家的横暴。从一个工人模样的人的嘴中，像普通常识似地说出了‘剥削’之类的字眼。我感到时代进步了，大家都觉醒了，我自己也兴奋地走回来。”^[30]

　　“五个农民的妻子，身穿短袖的棉布和服，脚穿胶靴，背负婴儿，手携刚会走路的幼童，怀着坚强的决心，在月台上发表了谈话。她们说：‘我们并不愿意到这里来，丈夫从本月三日就来到小樽请求地主老爷，一去就没有音信，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见地主太太，说明情况，向她请求。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孩子，我们托付村里的青年人给照看着。我们把吃奶的孩子留在家里，到这里来请求，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这种心情。我们既然来了，没有一个眉目决不回去。’
　　“她们在车站前受到农民组合的松冈先生、工会的武内先生和正木先生以及佃农斗争团的人们的照料，立即奔赴矶野的住宅，要求会见夫人。但她们得到的答复是夫人因病不能接见。于是她们走进了矶野的店铺，说是既然夫人有病，请求借住店铺的一个角落，等待夫人病好，等几天都成。后来由于工会会员的劝导，才于五点三十分暂回斗争团总部，决定明天再去求见。孩子们见到阔别的父亲，大喊爸爸而被抱起来。这简直是戏剧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