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空中惨祸

反对古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

　　1959年12月11日，古巴革命胜利后不到一年，中央情报局西半球国家处的负责人金上校向这个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当时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提交了一份有关古巴局势和美国情报机构在这个国家进行在他看来适当行动的经过仔细考虑的备忘录。金警告说，在这个岛国确立了“极左”政权，如果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就会促进其他美洲国家中旨在反对美国利益的类似行动”。根据金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暗杀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央情报局局长制定了利用在美国定居的古巴反革命分子来反对这个自由岛国的破坏行动计划。
　　华盛顿反对一个被美国习惯地视为是自己的后院，并突然不再听从其管辖的国家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这场战争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怠工、纵火、从海盗船上对古巴沿岸的扫射、在古巴山区建立的匪帮队伍等活动规模之大，著名的阿根廷政论家G·C·马多涅斯认为可以和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相提并论。
　　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实际上在革命胜利伊始就实行了，并一直持续至今。但是还是应当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华盛顿反古巴的政策可分为敌意加剧和有某种程度的缓和两个时期。“不宣而战的战争”这一俚语最适用于前十年，当时美国政府或以稍加掩饰的形式，或公开地试图藉助于古巴侨民败类和内部反革命力量来推翻革命政府。那时，1961年4月入侵吉隆滩的失败没有使华盛顿当局接受教训，未能使它对新生古巴的力量和生命力作出应有的评价。美帝国主义虽在这次入侵过程中头一次在拉丁美洲遭到失败，但却依然相信以往反古巴的方针，只不过是稍微改变了它所利用的手段和方式。美国总统集团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才终于认识到这种方针并无前途。七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开始恢复和哈瓦那的某些接触。1973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双边协定——有关预防飞机被劫持的协定。杰·贾维茨、克·佩尔和杰·麦戈文议员访问了古巴。1975年7月，美国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同意了美洲国家外交部长第16次协商会议的决议，这一决议准予西半球各国在和古巴政府关系正常化方面可自由行事。同年8月，取消了禁止美国工业公司在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分公司向古巴提供产品的禁令。1975年12月，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国际政策的决议指出：“由于反古巴政策的破产和古巴与世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美国赞成取消有关在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对古巴进行制裁的决议和华盛顿政府采取的旨在取消损害我们和‘第三国’关系的某些方面的封锁的积极步骤证明，在美国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开始承认这一政策的失败，并认为有必要执行新的对古巴政策”。决议进一步强调，古巴准备和美国一起“讨论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很容易想象得到，类似的前景使美国最反动的集团和梦想“胜利”（自然是靠美国的帮助）返回岛国的古巴反革命侨民们是如何的垂头丧气。1975年秋天，初具规模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因古巴对反击南非共和国和帝国主义雇佣匪帮侵略的安哥拉人民提供兄弟援助而受阻时，美国的反动分子和古巴的侨民败类就以极大的热情领会了华盛顿官方重新加剧执行反古巴方针的意图。在华盛顿，这一时期又重新开始辩论对热爱自由的岛国实行全面封锁，甚至进行武装干涉的问题。
　　这就是本章将要叙述的“兀鹰”的又一次行动得以实施的政治局势。

又一桩不受惩罚的罪行

　　1976年9月上半月，古巴反革命侨民头目之一奥尔兰多·博什来到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他从尼加拉瓜来，当时那里还是独裁者索摩查当政。他是用卡洛斯·路易斯·帕尼亚瓜名字的哥斯达黎加的假护照非法来的。
　　有关此人的生平值得详细介绍，因为这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他在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沿岸空中爆炸惨祸中所起的作用。
　　过去，当博什还生活在古巴时，他曾以一个富裕的儿科大夫而闻名。是的，不错，是儿科医师，这对了解他以后的、极为曲折的生活道路的人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置信的事情。革命胜利后，他对这场革命既不理解也无法接受，就和在岛国中心地区和埃斯坎布拉山中从事破坏活动的匪帮的头头们来往，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1960年，他秘密离开古巴，到了美国。在那里，他成了在中央情报局控制下行动、具有反革命情绪的侨民恐怖分子的主要首领之一。在他的“丰功伟绩”中，就曾参加过由美国情报部门组织的从海上对哈瓦那石油精炼厂的海盗式袭击。他不止一次地把载有恐怖分子的纵帆船派往自己从前的、他曾忠于过的祖国的海岸，这些恐怖分子用机枪沿岸扫射；他还参加了把破坏小组派遣到古巴去的工作。美国警察局因他非法拥有武器、炸药和其它破坏美国法律的行为六次逮捕过他，但都在中央情报局的关照下立即获释了。只是在1968年，他才终于进了监狱，当时，他（显然没有得到主子的同意）超越了所能允许的一切界限，组织了一次从佛罗里达的港口城市迈阿密的岸上向一艘外国船只的扫射。但是，四年后他又提前获释，缩减了一半以上的刑期。博什又一头扎进恐怖活动之中，在拉丁美洲四处奔波，准备用炸弹炸毁古巴的外交和商业代表机构，绑架和暗杀自己过去的同胞。那时，他还领导恐怖组织“古巴行动”，这一组织后来得到发展，为了隐蔽，更名为“革命组织联合协调中心”。从1974年12月到1975年12月，这个恐怖分子的头头是在智利首都度过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为一个组织的“兀鹰”的总部开始在这里进行活动。博什和跨国犯罪辛迪加的领导人一起对由古巴反革命侨民中的“政治暗杀专家”参与其行动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委内瑞拉共产党人的报纸《人民论坛报》报导说，博什参与了对智利爱国者普拉特斯、莱顿和莱特利埃尔谋杀的准备工作。还要补充一点，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走狗极为崇拜皮诺切特，赞美希特勒及其《我的奋斗》一书，一句话，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
　　1976年9月，奥尔兰多·博什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在那里受到“革命组织联合协调中心”驻加拉加斯代表路易斯·帕萨达·卡里莱斯的殷勤接待。对这个“爬虫”的生平也值得了解一下。他外号巴西利奥，曾在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秘密警察局服务过一段时间，以残酷刑讯和杀害反对派人士而臭名昭著。革命胜利后，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跑到了美国，在那里开始和中央情报局合作，起初充当从海上匪盗式袭击古巴海岸的匪徒们的教官，后来又担任雇佣兵营中较之他本人更没有“专业知识”的古巴逃亡者的教练的角色。邦比——他在中央情报局内以这个外号而出名。1965年和1971年，帕萨达·卡里莱斯两次参与制定谋杀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未遂计划。六十年代下半叶，他迁居到委内瑞拉，在那里加入了委内瑞拉国籍，拿到了委内瑞拉的护照，开了一家“工商调查”私人侦探所。
　　这个以工商业领域中的间谍活动为专业、就各种微妙问题对加拉加斯的工商业界进行咨询的侦探所位于首都郊区拉斯帕尔马斯的一座二层楼的别墅里。“玛丽亚涅达”别墅看起来象一座真正的城堡。大门包有铁皮，窗户钉有大量的铁栅栏。在平坦的屋顶上高耸着一根天线，天线的大小证明楼房里有一部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机。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因为“玛丽亚涅达”的主人首先是个恐怖分子，其次才是暗探。从“古巴行动”匪徒集团（1974年）和“革命组织联合协调中心”（1976年）建立时起，他就和这两个罪恶组织保持极密切的联系，并参加了由它们所干的许多恐怖行动。
　　帕萨达·卡里莱斯还把奥尔兰多·博什介绍给了正在准备暗杀行动的参加者，委内瑞拉的埃尔南·里卡多。不过，9月10日，在“玛丽亚涅达”别墅他们相识的那一天，里卡多，这个“工商调查”侦探所的侦探和一系列加拉加斯报纸的编外摄影记者，对于指定他担任的角色还一无所知。侦探所的主人只是说：“我介绍你认识这位先生，埃尔南。他叫卡洛斯·路易斯·帕尼亚瓜。他刚刚来到委内瑞拉。在这里他谁也不认识，你帮他熟悉一下情况。”
　　第二天清晨，里卡多跟随帕尼亚瓜来到“加拉加斯希尔顿饭店”，并且只是在几天经常的接触后才了解，他新认识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恐怖分子的头头奥尔兰多·博什。
　　又过了几天，埃尔南·里卡多开始了解到给他们的任务是去爆炸一架古巴客机。他被吸收参加自己的朋友和同胞弗雷迪·卢戈的行动。弗雷迪·卢戈在采矿和石油工业部活动，充当无足轻重的角色，还靠在首都几家报纸当摄影记者偶尔挣几个钱。
　　他们，里卡多和卢戈为充当这次阴谋策划的执行人，将得到二万五千美元的酬金。里卡多被任命为组长。博什和帕萨达·卡里莱斯则是所筹划的行动的“神经中枢”。这次，不仅是为了中央情报局和某个拉丁美洲独裁政权，而且也是为了古巴反革命侨民的利益。可以去利用大陆恐怖组织的机构，并且准予委内瑞拉执行人可以大把地花钱，钱由主人来负担，可以想到，这就使已经习惯于担任雇佣刺客或者至少是“兀鹰”刺客供应人的不光彩角色的这些怙恶不悛的恐怖分子得到不小的快乐。
　　从里卡多本人的话语中了解到，这些委内瑞拉人早就和中央情报局合作，专门学习过和爆炸物打交道。所以，这次选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偶然的。
　　10月5日晚，博什、里卡多和卢戈在加拉加斯郊区的一个大畜牧场会面，以“何塞·马蒂爱国联合会”的名字而闻名的古巴反革命中心就位于这里。恐怖分子们讨论了未来行动的最后细节。古巴航空公司的一架古巴飞机的乘客将要成为这次破坏行动的受害者，这架飞机的航线是从南美国家圭亚那到古巴，中途在加勒比海的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停留。之所以选择这架飞机，是因为它上面乘有参加中美和加勒比海冠军赛回国的古巴运动员。在哈瓦那有隆重的欢迎大会在等待击剑青年混合队的队员：冠军、金牌获得者们。据“兀鹰”人员估计，古巴将一定会以极为悲痛的心情来接受运动员们死亡的消息。
　　在大畜牧场会面后，同一天午夜，里卡多和卢戈从加拉加斯飞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首都西班牙港。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在特立尼达首都的皮亚科机场。由这里动身进城，到旅馆去，在那里过夜。第二天，10月6日，他们很早就起床了，八点离开旅馆去赶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他们乘出租汽车来到皮亚科机场，在售票处购买去巴巴多斯的机票。售票员说：古巴飞机晚点，但是其他航空公司的两架班机很快就要到了。“先生们要不要票？”先生们自然不要。后来，在调查惨祸的原因时，售票员查尔斯·米勒回忆起了（对后来的事件来说是有着极重大意义的）这个情节。
　　约上午十一点，弗雷迪·卢戈和埃尔南·里卡多最后乘上了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KY—455航班。委内瑞拉人的座位是27D和27C。卢戈以满意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们这一排的其它座位。它们都空着。他心里想：“好极了，飞机不满座，旁边没有人。”
　　飞机真的不满座，但空的位置也不多。飞机上除了古巴运动员，还有一组古巴捕鱼工业的工作人员、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文化活动代表团的成员、一些到哈瓦那大学学习的海地青年。
　　发动机起动了。在通往驾驶室的小门旁的照明信号盘上亮起了命令似的一行字：“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飞机加快速度，冲向高空，在大海上空朝巴巴多斯方向飞去。
　　卢戈将一枚装有定时器的塑料炸弹藏在座位下。里卡多把另一枚伪装成极小型晶体管的炸弹藏在飞机尾舱的漱洗间里。看来，他十分焦躁不安，因为，正如一些在巴巴多斯下飞机的乘客中的证人所回忆的，委内瑞拉人在进漱洗间时，使了很大的劲关门，以至连门都卡住了。后来他不得不敲门，在一名乘务人员的帮助下，才得以走出来。
　　不久，在舷窗外，巴巴多斯岛象是从大海里飘浮了出来，海浪在它的四周翻滚着，形成了一道泡沫飞溅的白色浪墙。岛近了。下面，棕榈树林和甘蔗种植场开始闪现，随后就出现了首都布里奇敦的摩天大楼。陆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降落时，乘客们被颠簸了一下。飞机滑向西乌埃尔机场的一座不大的二层楼房。
　　里卡多和卢戈乘出租汽车到城里去。司机回忆说，他们是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下的车。正如在哈瓦那出版的《在巴巴多斯犯下的罪行》一书中所讲述的，在大使馆，委内瑞拉人和某个叫麦克利埃德的人谈了话。谈话的内容不清楚。然而，会见这一事实本身无疑值得一提。读者一定会同意，刚刚把炸弹放到古巴飞机上的两名恐怖分子去拜访美国的外交代表机构，看来是奇怪的，如果不说是意味深长的话。
　　与此同时，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准备继续飞行。机长维尔弗雷多·佩雷斯就位。副驾驶员坐到他右手旁的椅子上去。整个机组人员有七十三人。
　　当地时间十二点十五分，飞机在跑道上奔驰，一下冲离地面，开始升高，飞翔在被阳光照耀得色彩斑烂的大海上空、在散布于“主岛”沿岸各处的绿色小岛的上空。
　　过了八分钟。突然，在和古巴飞机保持着联系的指挥调度塔上，扬声器吼叫起来：“注意！西乌埃尔！西乌埃尔！KY—455在说话。我们飞机上发生了爆炸。我们将立即降落。飞机上起火。”
　　这是机长维尔弗雷多·佩雷斯激动不安的声音。
　　他得到了准予立即着陆的命令。
　　机长所说的火是弗雷迪·卢戈安放的那枚塑料炸弹爆炸引起的。此外，爆炸还破坏了机壁。飞机这时在离机场二十八海里的位置上。维尔弗雷多·佩雷斯和副驾驶员在尽一切努力，以便使飞机保持平衡，不致摔下去。他们有信心，他们可以让飞机顺利地着陆。但是，几分钟后，第二颗炸弹，埃尔南·里卡多藏在飞机尾舱漱洗间里的那颗炸弹爆炸了。飞机俯冲直下，栽倒在离岸数海里的海中。
　　飞机上所有人员无一人幸免。根据后来调查空中惨祸的巴巴多斯政府委员会所得到的材料看，乘客中有些人还在飞机坠人海里之前就由于侵蚀性烟雾窒息而死，一些人则被炸死。
　　而这时，里卡多和卢戈离开美国大使馆，乘出租汽车到了一家旅馆。他们已经得知，他们的炸弹“起作用”了。全城都在议论这桩惨祸。海滨浴场上的许多游泳者和正好从那儿路过的人们都看到，飞机如何拖着一股黑色的浓烟堕入海中去的。
　　当两个委内瑞拉人来到“假日客栈”旅馆时，里卡多立即给加拉加斯挂电话。他最先找帕尼亚瓜先生，即奥尔兰多·博什，但恐怖分子头头的电话没有人接。路易斯·帕萨达·卡里莱斯也不在·于是，他就和自己的未婚妻玛丽涅斯·维加斯通电话。他以激动的极快的声调对她说：“玛丽涅斯，你什么也不要问我，去取纸笔来写：‘汽车，肥狗，飞上了天空’，然后再记下这些电话号码……写好了？你打电话转告有关汽车的事，要逐字逐句地讲。你去说，我们正处于绝望的境地之中，真的有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好象已被人盯上了……”
　　恐怖分子神经这样极度紧张，是因为他们幻觉到四处有人在监视他们。里卡多从前厅打完电话后，就迅速走到站在附近的弗雷迪·卢戈身旁，低声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那个瞧着我的人显然是古巴反间谍部门的。”
　　他们转到了“乡村”旅馆。埃尔南·里卡多又从那里给自己的未婚妻打了电话。当得知玛丽涅斯无法把他的信转交给任何人时，他决定和弗雷迪·卢戈转移到特立尼达去。只有从那里才能回加拉加斯去：巴巴多斯和委内瑞拉不通航。
　　犯罪分子们这样神经质地四处躲藏，都是在一天之中，即10月6日发生的。
　　在这一天，他们临行前，再次来到美国大使馆，然后去特立尼达的皮亚科机场，再乘出租汽车到一家也同巴巴多斯的旅馆名称一样的，叫做“假日客栈”的旅馆。
　　路上，弗雷迪·卢戈抑制不住总想讲话。不是谈别的什么事，而是专谈古巴飞机的爆炸。似乎只有这样，他紧张的神经才能松弛下来。
　　“住嘴！”埃尔南·里卡多制止住了他。
　　“他”，弗雷迪·卢戈朝司机点了点头：“他不会懂我们的话。你凭什么断言，他会讲西班牙语？”——但是危险的谈话还是停止了。
　　然而，卢戈错了，他以为司机，只会讲英语。埃里克·琼森（人们这样叫司机）的西班牙语讲得不错。数年前，他在祖国失去了工作·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屿、实际是美国殖民地的波多黎各生活了约两年。在那里，西班牙语比英语更通行。
　　关于失事飞机的谈话自然用的是譬喻和隐讳的语言。但是，机灵的埃里克·琼森完全明白谈的是什么。他把顾客送到“假日客栈”后，就以最快的速度驶向最近的警察段，向警察报告了自己乘客的奇怪对话。
　　“我的印象是，”他说：“正是这两个人炸的飞机，就是那架在巴巴多斯附近炸成碎片的飞机。无线电广播过这件事。
　　人们仔细地听完了琼森的话·立即向首都警察局局长报告。局长下令对“假日客栈”进行监视，并安排对从旅馆打出去的电话进行窃听。
　　窃听半小时后就有了眉目。警察录下了埃尔南·里卡多和“奥尔兰多先生”（博什）与罗萨（路易斯·帕萨达·卡里莱斯的女秘书）的充满令人怀疑的双关语的对话。
　　西班牙港的警察局长下令拘留这两个可疑的外国人。10月7日，早晨八点，有人大声敲“假日客栈”旅馆的105号房门。里卡多和卢戈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些人。虽然这些人没有穿军服，但两个委内瑞拉人一下就明白：他们是警察。随之而来的话语是：“你们被捕了！”
　　对恐怖分子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最后，埃尔南·里卡多坚持不住了。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警察局局长的助手丹尼斯·拉姆达乌埃尔进行审讯时，他开始招供。他说，是他和弗雷迪·卢戈把飞机炸毁的。至于他在电话里讲的：“汽车，肥狗，飞上了天空”，则是和奥尔兰多·博什约定的暗号。参加组织这次恐怖行动的还有另一个古巴侨民——路易斯·帕萨达·卡里莱斯。在里卡多招供后，他的同伙卢戈也开始说话了。很快，博什和帕萨达就在加拉加斯被捕。
　　后来，卢戈、博什和帕萨达·卡里莱斯恶狠狠地咒骂埃尔南·里卡多惊慌失措地给加拉加斯打电话，一口咬定正是由于这些电话，他们才被捕的。这部分是实情。“兀鹰”职业刺客所干的肮脏勾当往往是完全不受惩罚的。还有另外一次——在美国首都对智利爱国者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谋杀。犯罪分子也曾被逮捕。即使如此，正如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他们的罪行实际上还是没有受到惩罚。
　　这里还应当指出一个情况：爆炸古巴飞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兀鹰”的典型行动，因为这个恐怖组织公开承认它对犯下的罪行负责。不错，这大概是没有得到最高领导的同意，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
　　“兀鹰”四次声明自己和爆炸古巴飞机有关。空中惨祸发生后不久，美国报纸《迈阿密先驱报》报导说：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给编辑部打电话说，名为“兀鹰”的组织对古巴航空公司的飞机坠毀一事负责。一周后，另一家报纸，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首都出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快报》对自己的读者说，自称为“兀鹰”成员的古巴侨民证实：被捕的两名委内瑞拉人是他们组织的人。其后，特立尼达杂志《炸弹》刊载了下述简讯：某个自称是“兀鹰”代表的人给编辑部打电话，威胁说要炸毁当地英国西印度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作为对拘捕巴巴多斯附近破坏活动组织者的报复。最后，在巴巴多斯惨祸之后的一个半月，11月22日，在委内瑞拉报刊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报导：“兀鹰”要挟比利时国际航空公司，声称：如果奥尔兰多·博什供认在组织对古巴飞机的爆炸中有罪的话，它的飞机将成为破坏活动的牺牲品。
　　如何来解释平日很能克制，并极为隐密的“兀鹰”的这些反反复复的话呢？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上述声明和威胁不是来自这样一个组织，而是来自它的雇佣刺客——习惯于在一切角落对自己的所有“英雄”行动大声呐喊的古巴反革命分子。此外，“爬虫们”——“暗杀公司”的爪牙们在谈到“兀鹰”时，总是说受到过恫吓，似乎表示：我们暂时只能指出这个大陆组织的名称，不能再多说了，但我们可以把它的秘密公诸于世，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拯救头头奥尔兰多·博什和他的“战友”的话。关于恫吓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因为四个被捕的恐怖分子多次对司法当局的代表谈到，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会遭到谋害。谋害——来自哪一方面？关于这一点，他们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得比当时侦查机构所知道的要多，因而就不难猜出，被捕的罪犯是担心“兀鹰”。他们担心自己所效劳的这个组织会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掉，为的是在即将进行的审讯中，不允许出现任何揭发性的供词。
　　无论如何，“兀鹰”是第一次公开地被多次提到。但在那时，在1976年，拉丁美洲和世界舆论对有这个名称的绝密“镇压卡特尔”的存在尚无所知。因此，普遍的看法是，人们所谈的是古巴反革命分子的某个新组织。埃尔南·里卡多的声明促使这种看法得到承认，他在回答审讯员有关“兀鹰”的问题时说：“这是古巴组织‘革命组织联合协调中心’的另一个名称”。
　　里卡多就这样没有敢讲出有关大陆恐怖组织的实情。也许，他这个微不足道的雇佣刺客也不知道这种实情？
　　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长期以来，巴巴多斯惨祸就只和一个古巴反革命侨民组织的罪恶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委内瑞拉人参加爆炸飞机这一事实本身就本应使人想到“兀鹰”的按其国家组成来说更为广泛的性质。而古巴的侨民败类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变得这么富有，能够付给委内瑞拉雇佣刺客二万五千美元？此外，在“爬虫们”中间，有的是自己的“政治暗杀专家”。
　　最后，可以回忆一下，正是由于对空中惨祸情况调查得水落石出，才发现了最初的痕迹，这一痕迹最终导致了去对“兀鹰”某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进行揭露。事情是这样的。在加拉加斯被捕的奥尔兰多·博什在审讯中暗示，古巴侨民参加了在此前不久在华盛顿对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谋杀。抓住博什提供的线索进行侦查后，弄清楚杀害智利爱国者的是一个叫做“兀鹰”的组织干的。而这些材料尽管违反美国司法机构的意愿，后来还是在报刊上传了出来。后来又弄清了“暗杀公司”的其它罪行。
　　但在七十年代末，世界报刊上开始出现有关这个超国家恐怖组织的结构和活动的第一批材料（这些材料证实了早先存在的对在中央情报局的共同领导下南美各独裁政权的情报部门进行合作的怀疑），而这时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兀鹰”的人员曾说使古巴航空公司飞机上七十三名乘客丧生是他们干的事了。所以时至今日，还可以在报刊上读到这样错误的意见：这一空中破坏活动只是由来自古巴的侨民所组织的，他们花钱雇佣了委内瑞拉的执行人。
　　……1976年10月26日，埃尔南·里卡多和弗雷迪·卢戈被押解回祖国委内瑞拉。拉丁美洲报刊的意见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当局，就象巴巴多斯一样，不敢在自己的领土上审判他们或者把他们交给古巴的司法机构，因为害怕这些被捕的恐怖分子的仍在自由活动的同伙们会进行报复。
　　里卡多和卢戈在从西班牙港飞往加拉加斯的飞机上满脸笑容，似乎很快活。他们很高兴，没有把他们交给古巴，因为在古巴等待他们的将是罪有应得的惩罚。此外，他们还拿定了主意，在委内瑞拉的法庭上，他们将完全否认自己的罪行，推翻以前的供词，借口似乎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供词是“藉助于心理折磨”从他们嘴里逼出来的。
　　不过，恐怖分子是在这里，在飞机上，在和反动的委内瑞拉报纸《世界报》的特派记者亚斯德鲁巴尔·苏里达的谈话中，首次谈起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下面是这一谈话的片断。
　　弗雷迪·卢戈说：“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至今我们象在梦里一样。监狱、用蹩脚的西班牙话对我们提问题的黑人……”
　　“为什么你和埃尔南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到巴巴多斯去？”从前认识卢戈的记者提出了问题。
　　“我和埃尔南是朋友，”卢戈解释说。“我们俩人在国外的需要相同：购买些我们所干的摄影工作需要的东西。”
　　“旅行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积攒的……”
　　“什么时候你们获悉古巴飞机悲惨失事的了”
　　“在特立尼达，第二天。当我们被拘捕时，我已经得知空中惨祸·从无线电收听到的。但我不懂英文。所以我不了解这发生在什么地方。我想，不知是在智利，还是在委内瑞拉。至于那架我们偶然乘坐的，并在前一天从巴巴多斯下来的飞机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想到过。”
　　凶手们就这样装扮成无罪的羔羊，似乎是偶然陷入窘境的。
　　在委内瑞拉，里卡多和卢戈起先被看管在“迪西普”——秘密警察署的大楼里。后来，11月9日，他们和博什、帕萨达·卡里莱斯一起被转到加拉加斯的“模范监狱”。
　　转移到位于离“迪西普”所在地的拉斯恰瓜拉莫斯八公里的卡蒂亚小区的“模范监狱”，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局正式宣布，里卡多，卢戈、博什和帕萨达·卡里莱斯的转移在11月10日早晨进行。但是，警察局的行动（正是行动，别无他称）于夜晚九时就开始了。恐怖分子被带进装甲车，这些车平常在警察和被驱赶的示威者发生冲突时才使用。五十名警察看守着四名罪犯。
　　追逐古巴飞机爆炸新闻的委内瑞拉和外国记者们大失所望。只有一名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得以偶然地拍下了几个镜头。当然像片是不清楚的：在黑暗中行进的汽车，勉强看得见全副武装的守卫人员的身影。
　　然而，行动保密并不是因为记者们。正如已经说过的，被告们担心自己的生命遭谋害。
　　在预审中，被告们被指控蓄意谋杀、非法拥有武器和使用伪造证件。罪行的证据极为充足。这些证据是由委内瑞拉、古巴、巴巴多斯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侦查人员及专家们提供的。
　　悲剧的结局？正义获胜，邪恶受罚？
　　呜呼！罪行又象暗杀莱特利埃尔的情况一样，依然实际上没有受到惩罚。为什么？委内瑞拉《蓬托报》的下述意见多半可以作为回答。该报还在1976年10月28日就断言：“国内和国外的势力强大的集团正在施加压力，以便使受怀疑者获释”。
　　据古巴报刊证实，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慷慨酬劳的恐怖分子的律师们，采取一种拖延的策略，以便使起诉材料沉没在法庭故意刁难的泥潭之中。
　　1977年，对空中破坏行动的侦查由军事法庭进行。1978年7月，军事检察长要求判处博什二十五年监禁，而帕萨达·卡里莱斯、里卡多和卢戈——从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但是，对此时待在加拉加斯“圣卡洛斯”监狱中的这四名被告的判决又推迟了。
　　突然（完全出乎世界舆论的预料），1980年9月，加拉加斯军事法庭宣告罪犯无罪，确认他们在飞机爆炸中由于“缺少证据”“没有犯罪”。宣告无罪的判决书转送给了委内瑞拉最高军事法庭。
　　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认为，军事法庭的判决是“比罪行本身更加骇人听闻的事”。
　　委内瑞拉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拉达麦斯·拉腊萨巴尔声明说，无数被蓄意销毀的证据证实了被宣告无罪的凶手们犯有罪行。用拉腊萨巴尔的话来说，宣告无罪的判决书，这是“某些律师、军界人士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施加压力”的结果（这里要提一下，为“兀鹰”效劳的恐怖分子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同意和赞成下炸毀古巴飞机的。占巴情报人员西加多·洛斯证实丁这一点。他曾经成功地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中，于1976年返回哈瓦那。他在那里发表一系列声明，揭露华盛顿对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敌对行动的罪恶方法）。
　　1980年l0月1日，塔斯社记者从加拉加斯报导说：“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对反对古巴的行动——释放炸毀古巴航空公司飞机的一组恐怖分子的抗议在继续。”
　　加拉加斯军事法庭判决后两天，委内瑞拉女记者阿利西亚·埃雷拉，《凯纳》、《委内瑞拉画报》、《汇编》周刊和《阅读》前主编，在墨西哥首都为当地和外国同行举行记者招待会。她所作的声明轰动一时。
　　1977年，埃雷拉访问了在狱中的弗雷迪·卢戈，她认识他，他曾为《汇编》杂志提供过照片。此后，她又去访问过几次……不过，我们还是让女记者本人来说话吧。
　　“那时（我强调这一点），卢戈对我来说暂时还只是一个被怀疑犯有罪行的人。但是，我很快就从奥尔兰多·博什的嘴里了解到可怕的真情。他和卢戈同住一间囚室，我和他也曾有过‘良好的友谊’。”
　　博什当着自己妻子阿德里亚娜·德尔加多的面讲述说，他和路易斯·帕萨达是这次破坏活动的组织者，而爆炸物是由弗雷迪·卢戈和埃尔南·里卡多放到古巴飞机上去的。”
　　博什使阿利西亚，埃雷拉相信，他和他的同谋者不会被关押很久，因为一些有影响的力量在为他们获释而作努力。后来，博什的所有这些话都被委内瑞拉女记者详细引用在她在哈瓦那出版的《我们放了炸弹……又怎样呢？》一书之中了。
　　读者可以注意到，在美国联邦上诉审法院撤销了对杀害莱特利埃尔的凶手的判决后十一天，加拉加斯军事法庭也绐杀害古巴飞机上七十三名乘客的凶手们发了免罪符。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而作为回答，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拉丁美洲的盟友们就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和爱国者，加强镇压活动，重新诉诸恐怖活动，采取了诸如政治谋杀这样的极端表现形式。在类似的道德政治气氛中，把奥尔兰多·博什和诺沃兄弟一类的“自由世界的英雄们”监禁起来，在大陆反动势力看来显然是荒唐的。他们宁可给他们，那些在华盛顿杀害“左派政治家”和在巴巴多斯附近炸毀载有“红色运动员”的飞机的人们戴上桂冠。
　　在结束这一章时，我们要补充说明，舆论界的抗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正如西班牙新闻通讯社埃菲社记者1982年3月5日从加拉加斯所报导的，委内瑞拉最高军事法庭没有匆忙批准加拉加斯法庭所作出的宣告爆炸古巴飞机的组织者无罪的判决。但是：委内瑞拉共产党人的报纸《人民论坛报》强调指出，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继续给法官们施加压力，期望能使在接受审讯的罪犯们很快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