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兀鹰”留下痕迹
前 言 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始终没有变化，过去是，现在还依然是一种旨在寻求新的，并保持原先的统治基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对“西半球邻居”内部事务的干涉、搞阴谋、发动国家政变——这就是美国对其疆界以南地区行动的明显特点。这些行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恐怖主义。只要回想一下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多次组织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和古巴共和国其他领导人的未遂暗杀行动，就足以证明问题了。政治暗杀早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武器。还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内就组建了一个特别处，其任务是对外国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进行绑架和追踪迫害，这就是所谓“肉体消灭处”。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的工作人员恬不知耻地把这个处开玩笑地称为“健康恶化委员会”。该部门过去的负责人维克多·马克特在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一篇访问记中谙熟内情地确认：“许多美国总统……都在不伺的时期下达过杀害世界各地人士的命令”。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这时华盛顿官方外交政治路线的上述突出的特点会以一种独特的力量表现出来。目前恰恰正是这样一种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又重新在拉丁美洲加强了慨凶猛，而又见不得人的活动。 所以这样做，当然自有原因。首先，美国现政府全球政策的侵略性急剧增长表明它对世界霸权，自然也包括对拉丁美洲地区的霸权要求。其次，华盛顿当局对这块大陆，尤其是其中部地区解放运动的高涨感到极为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就立即加强了对象智利、巴拉圭或者海地这样的独裁制度的支持，激化了华盛顿反对古巴、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充满敌意的破坏活动，增多了美国站在这些被起义的解放运动所席卷的反人民政府方面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内部事务的干涉。 应当指出，“反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华盛顿现当局所发明的对外政策的理论，而中美洲则是注定要身受这一理论危害的首批地区之一。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外来的（即从社会主义国家输入的）国际恐怖主义”混为一谈，这一企图的毫无掩饰的厚颜无耻令人惊讶。无须多说，这一荒谬的和挑衅性的“理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依据的。无论是尼加拉瓜，无论是古巴，无论是苏联（华盛顿极尽歪曲和伪造之能事指责“输出革命”的正是这些国家。）和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任何地方的解放斗爭的高涨都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政治家们所虚伪地、无耻地、侮辱性地称之为“恐怖行为”的人民的行动却是由另外的客观原因所决定的：劳动群众无法再忍受帝国主义和当地统治集团的残酷压迫，对无权的、完全失去生存条件的处境难以沉默，抗议社会的不公正，缺乏政治自由和人的最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利每天都在遭到践踏。 在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和他们的庇护者看来，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几十年间，血腥的恐怖浪潮席卷整个大陆。独裁制度的武装力量、警察部队和情报部门不断大规模镇压民主人士和爱国者。此外，可以说“国家恐怖主义”也是极右匪帮“死亡骑兵连”的恐怖主义，而这些匪帮又常常是在当局的鼓励下行动的。仅在危地马拉一地，从1954年中央情报局组织反动的国家政变时起，直到1982年年中，被镇压而死的就有九万多人。 恰恰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把这一切称之为国际恐怖主义，因为它来自位于拉丁美洲边界之外的中心，来自美国。而问题不仅在于，大陆的恐怖独裁者们是被华盛顿扶上宝座，并完全依赖于它的支持和唯命是听。问题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它情报部门已真正地渗透进了独裁者的秘密警察和军事情报部门的所有毛孔，并且实际上是在指挥它们。华盛顿情报部门的间谍也渗透进了“死亡骑兵连”和其它极右组织，为了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它们。 美国的间谍部门，正象已经指出过的，它自己也一贯采用恐怖行动来反对“不合心意的”政治活动家，并且总是认为，在只要有可能的地方，就要借别人的手去“火中取栗”，通过第三者，通过冒名顶替的或者控制下的组织来行动，拉丁美洲独裁制度的秘密情报部门和当地的恐怖匪帮毫无例外的都是这样的组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痕迹搞乱，即使不能使用中央情报局因所犯的罪行遭致怀疑，那也无论如何，要使它兔于受到直接的指控。 但是，痕迹还是留下来了，包括“兀鹰行动”的痕迹。“兀鹰行动”成了利用这些第三者的新阶段，因为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组织联合进了一个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行动的统一的大陆网。不错，“兀鹰”是一个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恐怖主义组织，这就极为明显地证实：美国帝国主义把国际恐怖主义升格成为一项国家政策。 开创“兀鹰行动”的秘密协议最初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鼓励下，在智利和其它一些南美独裁国家的情报部门间签定的。这个条约参加者的范围逐浙扩大，先是南美，后至中美的其它军事情报部门的秘密警察。虽然参加这一罪恶同盟是秘密进行的，但排场却极为盛大。例如，当巴拉圭独裁制度的军事情报部门参加这一组织时，当时该部门首脑拜涅托·胡安涅斯上校就从自己的智利“同事”孔特莱拉斯手中接过一枚青铜纪念章，上有一行题字：“巴拉圭参加‘兀鹰行动’纪念，1976年7月”。 在整个西半球大规模镇压“破坏分子”，这就是这个大陆反动势力所结成的“神圣同盟”的目的，这一“同盟”的利刃主要指向因受迫害而不得不别国弃乡的著名进步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一系列拉美国家的情报部门联合起自己的力量和手段，对这些侨居国外继续斗争的反对派进行迫害。比如，一个来到巴拉圭的智利人会立即落入（根据皮诺切特特务部门的请求）独裁者斯特罗斯罗的特务部门的监视下或者这两个秘密警察的特务们的共同监视之下。人们追踪他，给他编织“毁名污誉的材料”，进行恫吓，并尽力使他和政治活动相隔绝，如这一切都毫无用处的话，那就绑架，把他送回智利，以便把他投入刑讯室，或者，更通常的办法是，干脆把他干掉，为此可利用专门的“刺客队”——“兀鹰”。玻利维亚前总统托雷斯的遗孀埃玛·奥勃莱亚斯·德·托雷斯这样写道：“在拉丁美洲次大陆，政治暗杀已没有国家的界限。确切无疑的是，大陆上各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所策动的镇压活动从某个时候起，已不再是局限于这个半球的某个国家的地理疆界之内的某种隔绝的和孤立的行动。如今，这些镇压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是由一个大陆组织来进行的，并且具有系统的、相互协调和彼此依赖的性质。每天出现的揭发性声明，其中一些是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门军官的声明，证实了这个其任务是消灭西半球民主人士的超国家组织的存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揭发材料和具体事件使人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直接联系的这一超政府镇压机构的现实不再有怀疑。拉丁美洲大陆的每一个独裁政权都对上述组织的建立出过力，为它提供过最卑鄙的人类渣滓。中央情报局除了为它提供大部分经费外，还保留权利来发出政治性质的指示和组织方面的指令、修改行动计划、不容有任何异议地批准拟定的行动以及由独裁政权——该组织的成员国所提供的应予杀害和追捕者的名单。今天，这个多国镇压公司把其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恐怖和仇恨的触角伸向了所有这些独裁政权的领土，使犯罪和野蛮行为‘国际化’。智利、阿根廷和海地的严重危险正在威胁玻利维亚的民主。当然，阿根廷的爱国者，比方说，也同样地正在巴拉圭遭到危险……这就是反民主的镇压体制的‘国际化’。必须明白，罪恶之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杀害了托雷斯将军，却把他的头放在圣地亚哥，而肢躯却扔在蒙得维多、圣萨尔瓦多、亚松森……。” 玻利维亚前总统的遗孀是对的——于七十年代中期，随着秘密条约的签订而开始活动的“兀鹰行动”很快就具有了一个完全正式的组织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组织。据美国记者约·丁杰斯和索·兰戴在他们的《大使馆区的暗杀》一书中的报道，该组织的总部位于智利首都，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及其保安部门的庇护之下。有关拉丁美洲解放运动著名活动家的材料都集中到那里的一个装有计算机系统的专门档案馆里。根据中央情报局或者这一超国家“暗杀公司”成员国领导人的要求，在那里详细制定肉体消灭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行动细节。从那里，从圣地亚哥，有专门的电传线和参加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独裁政权的秘密情报部门保持联系。为了这些电传线的工作，使用特殊的电码。应当说明，该组织固定工作人员的数量是不大的。为了完成某种罪恶行动，有关的情报部门就派出自己的特务，去监视圈定的受害者。处决由按其组成也是“编外的”“刺客队”来执行：“兀鹰”和各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极右恐怖匪帮以及潜藏在美国的古巴反革命匪帮保持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被临时“借用来”去干“湿活儿”。各个古巴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尤为经常地担当这种雇佣刺客的角色。因为，根据美国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有关这方面的权威证据，他们是今天“世界上受过最好训练的刺客”。一点不错！在美国反对社会主义古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年代里，他们在中央情报局教官的领导下曾受过极好的训练。这样的事是众所周知的：某些特别“干练”的恐怖主义分子不止一次地，可以说是经常地被派去从事罪恶的活动。例如，古巴的反革命分子何塞·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和维尔希利奥·帕斯就是这样的人。后者于1975年参与了在罗马对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贝尔纳多·莱顿的未遂暗杀活动。下一年，他又和苏亚雷斯一起，在美国首都，参加了杀害智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奥兰多·莱特利埃尔。1980年，这两名匪徒卷入了杀害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的事件之中。这已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有关莱特利埃尔死亡案件在华盛顿法庭审讯结束后，他们被认为“躲避了美国司法机构的追究”。然而，据在美国出版的《星期日新闻报》的证明，他们被迫隐藏起来，并协助中央情报局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实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对帕斯和苏亚雷斯慈父般的关心，这就是“兀鹰”是美国特务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还有其它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有这样一位美国公民，迈克尔·汤利，是杀害莱特利埃尔和进步的智利将军普拉特斯、以及已经准备，但幸运的是未能进行的智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瓦·泰特尔鲍姆的未遂谋杀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不仅是皮诺切特保安部门的军官，而且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务。还可以提及这一点：美国记者D·弗里德在其著作《华盛顿的谋杀》中，根据对莱特利埃尔之死情况的仔细研究得出结论：中央情报局与罪行有最直接的关系。最后，可以回忆一下，当1975年秋天，智利法西斯军人执政委员会当时的秘密警察头子孔特莱拉斯上校，化名在大陆各处旅行，征募“兀鹰”的新成员时，他曾事先在美国从当时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瓦农·沃尔特那里接受过指示。关于这次旅行的情报是完全可靠的。向记者们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拉法埃尔·利瓦斯·巴斯克斯，他的工作部门是委内瑞拉安全部，孔特莱拉斯曾试图把这一部门拉入大陆恐怖组织，但未获成功。 应当特别对下述情况加以说明·各情报部门的“神圣同盟”所迫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员或者其他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它的受害者可能是任何一个政治的、工会的、社会的或者甚至宗教的活动家，如果在华盛顿和拉丁美洲反动势力看来，他能够把相当广泛的反对独裁政权的人士联合在自己周围的话，如果人民能听取他的揭发性的讲话的话。此外，仿佛正是持温和政治方针的活动家最常常落入“兀鹰”的铁爪之中。其实，这是很容易解释的。暗杀共产党员是在拉丁美洲独裁政权营垒里广为流行的勾当。毫不顾及社会舆论，对他们实行公开的或者看来是不公开的镇压由来已久。因为在实行反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共产党实际上是被宣布为非法的。而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则不同，他们虽然也被吸引到大陆的解放运动中来，但却不属于反帝国主义和反寡头政洽的最左的派别。独裁者们和他们的华盛顿老板在对他们进行镇压时无论如何也不愿大肆宣传。当这些人在自己的祖国和国外都享有盛名时，尤其是这样。在这种局面下，亲美的恐怖独裁政权的头头们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同意和鼓励，甚至经常在其纵恿下，去求助于那些“在政治暗杀方面有高度专业技能的专家们”的帮助，这些专家受雇为总部在智利首都的罪恶组织“兀鹰”工作。他们求助于这些专家的帮助是希望（应当指出，是徒劳的希望），职业刺客们在干罪恶勾当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央情报局“派生企业”的职业刺客开始被用来去杀害的不仅有侨民（需要提醒这是“兀鹰行动”的主要职责），而且有国内反对派的活动家——首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政治方面的考虑，谋杀应该进行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就是这样在自己祖国的首都死于美国情报部门的抆丁美洲分店之手的。 刚开始时，“兀鹰”还能极隐蔽地行动，没有引起注意。然而几年后，虽然有时还能秘密地行动，但却开始逐浙地变得为世人所知了。 在世界报刊中，最早暗示存在某种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失去领导人的协调一致行动的是英国记者理查德·戈特。1976年6月4日，他在伦敦报纸《卫报》上指出，据密切注视这个大陆政治生活的专家们的意见，在拉丁美洲存在某种类似“不死鸟”的行动（越南战争期间这样称呼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在这种行动过程中，越南爱国主义领导人成为政治暗杀的受害者）。戈特进一步强调，“对能够鼓舞和团结人民去从事反对攫取了权力的军人的战争的活动家，要一个接一个地‘干掉’。”“谁应该对所有这一切负责？”英国记者提出了问题，并自己作出了这样的回答：“亨利·基辛格应该了解这一切”。他点出了当时美国国务卿的名字，就实际上把七十年代浪潮般席卷西半球的政治暗杀责任直接推给了华盛顿。此外，他大体上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几年前，他（指亨·基辛格——作者）就提出‘稳定’这个大陆是自己的任务。当美国在亚洲遭到失败，在非洲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开始感到有必要注意在自己的‘后院’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在整个拉丁美洲，所有的孔眼都被阻塞，以相当的代价换得了局势的稳定”。独裁制度的建立、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和政治暗杀，所有这些就是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代价”。理查德·戈特作出的准确判断，令人深信：对拉丁美洲著名活动家的暗杀是在美国领导下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他的文章在《卫报》上发表后几个月，在华盛顿的一条街上，奥兰多·莱特利埃尔被杀死，而在搜寻凶手的过程中，美国司法机构了解到了“兀鹰”的存在。1976年9月28日，即在使智利爱国者付出了生命的谋杀后一周，联邦调查局的专职特务罗伯特·谢勒向其领导报告了参与组织这次成功的谋杀的情况。他在其报告中指出：“‘兀鹰行动’——这是一个从事收集、交换和保存有关左派、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情报资料的组织的代号。这个组织是在南美各国情报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刚出现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接着指出，政治暗杀由“兀鹰”的称为“第三阶段”的第三处，即最秘密的处负责进行。 罗·谢勒的报告于1980年公布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约·丁杰斯和索·兰戴的《大使馆区的谋杀》一书中，该书讲述了对一位智利侨民进行的镇压·但是，在1976年9月的那些日子里，这份文件没有能在报纸上披露。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是因为美国司法机构已开始了解到中央情报局作为“兀鹰”创建者和实际领导者的作用，他们不打算去揭露这个组织。 只是在1979年底，有关“暗杀公司”的某些情报才为舆论界所知。8月2日，美国记者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兀鹰”：拉丁美洲的杀人凶手》的文章。他报道说：“至少有六个南美的军人政权的秘密警察部门在进行着共同的秘密行动，其目的是暗杀在国外的共同的敌人”，“这个组织在智利有总部，按安第斯山脉的秃鹫之名称为‘兀鹰行动’”。他接着写到“第三阶段”和从事收集有关“左派”逃亡者和执政委员会的其他的反对者的材料的这个“康采恩”的其它部门。文章作者指出，他利用了美国参院国外事务委员会报告中的绝密文件。我们注意到，这个报告也没有披露于世。美国当局小心谨慎地掩盖着有关“兀鹰”的真实情况。鉴于安德森的这篇文章，白宫认为有必要命令联邦调查局查寻情报泄密的来源。 然而，对“兀鹰行动”的秘密进行“破译”的已经开始的过程无论如何已是不可遏止了。1980年2月，美国报纸《星期日新闻报》在我们已经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帮助组织了恐怖分子的队伍”，这些恐怖分子基本上是在古巴反革命侨民中征募的，并随后用来去暗杀莱特利埃尔和不合华盛顿及其盟友口味的其他人。《星期日新闻报》的证明是极有分量的。这份报纸就镇压拉丁美洲各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一事作了自己周密的调查，询问了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的许多官员、联邦调查局·甚至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报刊上，随后也出现了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把读者带回到七十年代“兀鹰行动”所搞的暗杀活动中去。 最近，西半球一系列大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谜一样地死亡又重新迫使社会人士回忆起拉丁美洲样式的“不死鸟”行动。1981年秋，西班牙报纸《人民报》报道说，在拉丁美洲，人们非常怀疑“兀鹰”参与制造了两起空中惨祸，在这两起惨祸中巴拿马总统埃克瓦多尔·海姆·罗尔多斯和国民近卫军司令官奥马尔·托里霍斯丧生。据另一家报纸，秘鲁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团结报》的意见，还有一次空中惨祸也同样令人怀疑，在这次惨祸中，秘鲁陆军总司令赂易斯·奥易奥斯丧生。 所有这三个人：罗尔多斯、托里霍斯和奥易奥斯实际上都属于那些其活动引起“兀鹰”、确切地说是华盛顿及其拉丁美洲帮凶的集中的和具有生命之虞危险的注意的人物之列。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活动家，但他们与解放运动，与軍命者的积极的合作引起了反动派的疯狂仇恨。海姆·罗尔多斯是八十年代初南美最后一位激进的和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实际被认为是巴拿马人民进步的政治领导人、反对美国在巴拿马和其它地方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斗士。奥易奥斯将军是1968年进步的“武装革命”幸存下来、至今仍对秘鲁的政治生活保留影响的最后一位参加者。 暂时，还只能假定地把奥易奥斯、托里霍斯和罗尔多斯算作“兀鹰”的受害者，因此在后面的各章中我们不再提及他们：本书所记述的只是“死亡国际”（《真理报》对美洲的大陆恐怖组织的称呼）证据确凿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