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奥〕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1933）
第二章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上的家庭权威主义意识形态
元首与群众性格结构
如果在未来某个日子里，社会过程的历史允许反动的历史学家有时间沉思德国的过去的话，那么，他肯定会从希特勒1928年到1933年的成功中领悟到这样一点：一个伟人只要用“他的思想”燃起群众的热情，他就创造了历史。事实上，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就是建立在这种“元首意识形态”之上的。就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宣传家理解他们成功的技巧的程度而言，他们能够懂得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基础。当时发表的一篇由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威廉·斯塔佩尔写的题为《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文章，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正是因为纳粹主义是一种初步的运动，…所以它不可能获得‘证据’。只有当这一运动靠辩论而得到了自己的权力时，证据才会有效。”
按照这种奇谈怪论，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集会演说非常注意熟练地操纵群众个体的情感，并尽可能回避有关的论证。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的每个地方，都强调真正群众心理学的策略是无需论证的，任何时候都要把群众的注意力固定在“伟大的最终目标”上。在掌握政权后这种最终目标是什么样子，可以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来说明。同样，戈林的反中产阶级经济组织的法令、断然拒绝党徒期望的“第二次革命”、不实现所许诺的社会主义措施等等，也显示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职能。下列观点恰恰表明了希特勒多么不理解他成功的机制：
我们决不可放弃的这个宏伟蓝图，再加上稳定而始终如一的重视，使我们最终成功地成熟起来。于是，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我们将看到这种不屈不挠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导致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的结果。[1]
[1]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拉尔夫·曼海姆译，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1943年，第185页。着重号系赖希所加。
因此，根据希特勒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反动角色，肯定无法解释希特勒的成功，因为如果他在宣传中公开宣扬这种角色，他所取得的效果会与原来的意图适得其反。对希特勒的群众心理效果的考察，应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一个元首或一种观念的提倡者，只有当他个人的观点、他的意识或他的纲领与广大个人的普通结构相类似时，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不是在历史的前景中，那么至少也是在有限的前景中）。由此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群众结构产生
于什么样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状况？这样一来，群众心理学的探索路线就从“元首思想”的形而上学转向了社会生活现实。只有当元首的个性同广大集团的结构相合拍时，“元首”才能创造历史。他对历史是起永久的影响还是只起暂时的影响，唯一取决于他的纲领是符合社会进步过程的方向还是阻碍这些过程。因此，如果一个人企图仅仅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煽动、“群众的糊涂”、他们的“受骗”，或像后来的共产党人和别的政治家那样，使用模糊空洞的“纳粹精神变态”的词语，来解释希特勒的成功，他就错了。因为需要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群众被证明易于受骗、糊涂和精神变态。没有对群众作法的准确认识，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仅仅断定希特勒的运动是一种反动运动，是不够的。纳粹掌握群众的成功是与这个假定的反动作用不一致的。为什么千百万人认可自己被压制呢？这个矛盾只能靠群众心理学，而不是靠政治学或经济学来解释。
国家社会主义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付各种各样的阶级，并迎合它在一个特定时期所需要的社会阶级来作出各种各样的许诺。例如，在1933年春季，纳粹运动的革命人物在纳粹宣传中特别强调努力争取产业工人，而且在抚慰了波茨坦的贵族之后“庆祝了”五一节。然而，把这种成功只归因于政治上的欺诈，就会同自由的基本观念发生矛盾，并在实践上排除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应该回答的是：为什么群众在政治上允许自己被欺诈？群众有评价各个政党的宣传的能力。他们为什么看不出，希特勒在向工人许诺要剥夺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同时又向资本家许诺将保护他们的权利呢？
对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来说，希特勒的人格结构和他的生活史是一点也不重要的。然而，有趣的是，他的思想来源于下中层阶级，这个思想来源大致符合渴望接受这些思想的群众结构。
正如每一场反动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依赖于下中层阶级的各个阶层对他的支持。国家社会主义显露出作为小资产阶级群众心理之特点的一切矛盾。现在的问题是：( 1 )理解这些矛盾本身；( 2 )深入考察它们在帝国主义生产条件中的共同起源。我们将仅限于研究性意识形态的问题。
希特勒的背景
起来造反的德国中层阶级的这位元首，本身就是一个职员的儿子。他谈到过一次冲突，这次冲突颇能说明中层阶级群众结构的特点。他的父亲想让他当职员，但儿子反对父亲的计划，“决不”屈服。他成了一个画家，同时陷入贫困之中。然而，尽管他反抗父亲，但同时他又敬重和承认父亲的权威。这种对权威的矛盾态度——反抗权威与接受和屈从权威并行不悖——是从青春期到成年期每一个中层阶级性格结构的基本特点，而且特别体现在那些来自物质上受限制的环境的人身上。
希特勒一往情深地谈到他的母亲。他向我们保证他一生只哭过一次，也就是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对性的拒斥和他对母亲神经质的偶像化，明显地表现在他关于种族和梅毒的理论上（见第三章）。
作为一个生活在奥地利的年轻民族主义者，希特勒决心同奥地利王朝斗争，因为这个王朝听任“德意志祖国被斯拉夫化”。他在同哈普斯堡人的论战中，指责他们中间有几个人染有梅毒，这种指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若不是“毒害民族”的思想和对梅毒的整个态度一再风行，并在他掌权之后构成他的国内政策的一个核心部分，人们是不会进一步注意这种因素的。
起初，希特勒同情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领导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许会削弱他鄙视的“哈普斯堡政权”。但希特勒遭到社会民主党的拒绝，该党强调阶级差别，否定民族、国家权威、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宗教和道德。最终促使他摆脱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是他被邀加入工会。他拒绝了，并用他起初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看法来证明他的拒绝是有道理的。
俾斯麦成了他的偶像，因为俾斯麦带来了德国民族的统一，并同奥地利王朝作了斗争。及犹太主义者吕格和德国民族主义者舍奈勒在造就希特勒的后来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时起，他的纲领便建立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目的之上，他打算用不同于过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使用过的、更合适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他承认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力量的效力，他承认群众对于每一政治运动的重要性，据此来确定他选择的手段。
假定双方的战斗力相等，那么，直到国际的世界观——在政治上被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来领导——碰上了民族的世界观，而这世界观也是同样团结地组织起来和领导起来时，成功才属于永恒真理一边。
《我的奋斗》第384 页
国际的世界观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代表是一个组织成冲锋部队的政党，而相反的世界观失败的原因在于，迄今它缺少一个统一的机关来代表它。不是靠无限自由地解释一种总观点，而只是以有限的因而一体化的政治组织形式，一种世界观才能战斗并取胜。
《我的奋斗》第385 页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缺乏一种全新的带有暴风雨般征服意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
《我的奋斗》第173 页
我越是潜心琢磨政府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暂时表现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上的必然变化，我就越认识到缺乏取代这种学说的有用的替代品。如果假定社会民主党已经破碎，那将会给群众带来什么呢？根本没有任何一个运动能把或多或少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大批工人纳入它的影响范围。认为那些脱离了这个阶级政党的国际狂热分子不会一下子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或者加入一个新的阶级组织，这是愚蠢的，甚至比愚蠢更糟。
《我的奋斗》第173 页
“资产阶级”政党，正如它们自称的那样，根本不能够把“无产阶级”群众吸引到它们的阵营，因为在这里两个世界是互相对立的，部分自然地、部分人为地分裂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只能是斗争。年轻者将胜利——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我的奋斗》第174 页
如果想要欧洲的土地，基本上只能靠牺牲俄国来获得，这意味着新的德意志帝国应该再沿着过去条顿骑士的道路进军，用德国的剑来获得德国的犁和民族的日常食物。
《我的奋斗》第140页
希特勒把这些问题记在脑子里，去求助于群众的民族主义感情，决心发展自己的宣传技术，并坚持不懈地应用它，从而像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在群众的基础上进行组织。
因此，他想要的东西——并且公开承认的——是用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来的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组织群众的技术，来补充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但这种组织群众的成功应归因于群众，而不是希特勒。正是人的畏惧自由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使希特勒的宣传获得了根基。因此，在社会学上有关希特勒的重要东西，不是来自他的个性，而是来自群众给予他的重要性。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复杂的是，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用不着举很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看看一个坦率的表白也就足够了：“人民的情绪永远是上面输入到舆论中的东西的十足排泄物”。（《我的奋斗》第128 页）
尽管如此，群众的性格结构仍能吸收希特勒的宣传。这种性格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
论下中层阶级的群众心理
我们已经表明，希特勒的成功既不归因于他的“个性”，也不归因于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中所起的客观作用。正因为如此，也不归因于追随他的群众的十足“糊涂”。我们强调的是事情的核心，什么东西使群众追随一个其领导层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都同劳动群众的利益截然对立的政党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记住，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它最初的成功突袭时，依靠的是所有所谓的中层阶级的广大阶层，即几百万私营和公营职员、中产阶级商人和下中层阶级农场主。从它的社会基础来看，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下中层阶级的运动，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匈牙利、阿根廷或挪威。因此，这种以前站在各种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边的下中层阶级，一定经历了一种内在的转变，使它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下中层阶级的社会地位以及与此相应的心理结构，为自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法西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基本相似性和差别提供了一种解释。
法西斯主义的下中层阶级与自由民主派的下中层阶级是同一个阶级，只是处于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已。在1930年到1932年的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党获得的新选票几乎全部来自德国民族党，很少一部分来自德意志帝国其它各党。即使在1932年普鲁士选举中，也只有天主教中心保持着它的地位。只是到了后来的选举，国家社会主义党才又成功地打入了产业工人群众中。中产阶级过去是而且现在继续是纳粹党徽的主要支柱。正是这个拥护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登上了政治法庭，并在资本主义制度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灾难时期（1929—1932）阻碍了社会的革命重建。政治反动势力对中产阶级的重要性的估价是绝对正确的。1932年3月8日德国民族党的一份传单上写道：“中产阶级对于一个国家的存在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1933年1月30日以后，中产阶级的社会重要性问题才引起左派的广泛讨论。在此之前，中产阶级很少被人们注意，这部分地是因为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政治反动势力的发展上和国家的权威主义领导层上，部分地是因为建立在群众心理学基础上的探索路线对于政治家来说是陌生的。从此时起，“中产阶级的造反”在各个地方越来越突出。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注意到了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认为法西斯主义“不过”是上中层阶级的党卫队，另一种不忽视这个事实，但强调“中产阶级的造反性”，结果这种观点的拥护者被指责忘记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作用。为了证明这个指责，人们引用了一些例子，如赛森被提名为经济独裁者，解散了中产阶级经济组织，断然拒绝了“第二次革命”。一句话，大约从1933年6月底开始，法西斯主义十足的反动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
在这些非常热烈的讨论中，某些含糊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在掌权之后，国家社会主义越来越表明自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坚决要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从运动中清除出去，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准备战争。这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并不矛盾，即从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来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中产阶级运动。如果希特勒不许诺将反对大商业，他绝不会赢得各中层阶级的支持。由于这些阶级反对大商业，它们便帮助希特勒取得了胜利。由于他们施加了压力，当局不得不采取反资本主义措施，如同后来在大商业的压力下当局又不得不放弃这些措施一样。如果反动运动的群众基础上的主观兴趣同客观的反动作用区别不开——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在初期的纳粹运动的总体上又是一致的——那就不可理解了。前者从属于法西斯主义群众的反动兴趣，而后者从属于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角色。法西斯主义所有的矛盾都起源于法西斯主义这两方面的对立，正像这两方面的一致以“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种形式标志着希特勒运动的特点一样。就国家社会主义不得不强调它作为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特点（在掌权之前和此后不久）而言，它事实上是反资本主义的和革命的。然而，由于它没有剥夺大商业的权利，而且不得不巩固并坚持它已得到的权力，所以，它的资本主义职能越来越突出，直至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极端的辩护士和斗士。在这一方面，它的领导人是否具有或者有多少人具有忠诚的或不忠诚的社会主义倾向（按他们所说的这个词的意思），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就像有多少领导人是不是彻头彻尾的骗子和权力贩子无关紧要一样。我们不能根据这两点考虑来确定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政策。为理解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矛盾心理所必需的一切，都能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了解到，因为后者也显出了这两种既总体上相一致又尖锐地相矛盾的职能。
那些要么否认法西斯主义群众基础的作用、要么不能给其以公平对待的人，因这样一个事实而麻木不仁：由于中产阶级既不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又不靠这些生产资料来工作，所以，它根本不可能是历史的永久动力，因此摇摆在资本和工人之间。他们看不到，正如我们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那里了解到的那样，中产阶级可以是而且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的动力”，如果不是永久地，至少也是暂时地。我们这样说不仅意指对工人组织的破坏、无数的牺牲品、野蛮行为的爆发，而且尤其意指它阻止经济危机酿成一场政治起义，一场社会革命。显然，一个民族的中产阶级阶层的范围．越大、地位越重要，它们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力量的意义也就越是决定性的。从1933年到1942年，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怪事：法西斯主义能够战胜作为一种国际运动的社会革命国际主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非常肯定革命运动相对于政治反动势力的进步，以致他们在政治上立即走上自杀，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这个问题极其值得注意。在过去十年中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各阶层所经历的过程，比起一个平庸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法西斯主义构成极端的政治反动势力来说，更值得注意。单纯关于法西斯主义反动性质的事实，并不是一种有效的相反的政治政策的依据，从1928年到1942年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产阶级卷入了这场运动，并以法西斯主义形式表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希特勒或戈林的反动目的，而在于中产阶级各阶层的社会利益。就其性格结构而言，中产阶级具有的社会权力大大超出了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正是这个阶级，保存了几千年的父权制，保持着它的生命，连同它的一切矛盾。
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存在，无疑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社会表现。然而，这个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所能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并能确掌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它的帝国主义作用），这应归因于它从中产阶级那里获得的充分支持。只有依次考虑到这些对立和矛盾，才能理解法西斯主义现象。
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取决于：(1)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地位；(2)它在权威主义国家机构中的地位；(3)它的特定的家庭状况，这家庭状况又直接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且是理解它的意识形态的关键。小农场主、官僚和中产阶级商人的经济状况的确有一些差别，但他们家庭状况的基本性质是一样的。
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连续而快速的生产机械化，各个生产部门以垄断的辛迪加和托拉斯而混合，构成了下中层阶级商人和手艺人进一步贫困化的基础。小企业无力同廉价的、更经济地运行的大工业相竞争，走上破产，一蹶不振。
“中产阶级不能不被残酷地从这个体系中清除掉。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我们都将陷入巨大的黑暗惨淡的无产阶级化之中，都将获得同一种东西，即一无所有，要么活力和勤勉将使个人能重新靠艰苦劳动而获得财产。做中产阶级还是做无产阶级！这就是问题所在！”德国民族党人在1932年选举共和国总统之前就是这样告诫人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没有这么直率。他们在宣传中留心不去制造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之间的大裂痕，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更能取得成功。
反对大百货商场的斗争在纳粹党的宣传中起了很大作用。国家社会主义为了大商业的利益所扮演的角色同它为了作为它的主要支柱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希特勒同尼克博克的谈话中：
“我们不会因一个男子服饰用品商店[1]而影响德美关系。……这些企业的存在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种鼓励。……它们破坏了许多小企业。因此，我们将不容忍它们。但你放心，你们在德国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我们不会按对待德国的类似企业那样来对待它们。”[2]
[1]指柏林伍尔沃思商店的命运、
[2]在3、4月掌权后，人民群众抢劫了这些百货商场，但纳粹党的领导人很快制止了这种作法（禁止随意干扰经济，解散中产阶级组织，等等）。
外国私人债务是中产阶级的一个巨大负担。由于希特勒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对外要求的实现，他同意偿付这些私人债务。但他的信徒们主张废除这些债务。因此，下中层阶级反抗“这种制度”, 即它用来理解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的那种制度。
尽管这些下中层阶级的阶层在危机的压力下渴望形成有组织的联盟，然而，小企业的经济竞争却不利于确立一种像产业工人那样的稳固感。下中层阶级的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状况，既不能与他们的社会阶级联合力量，也不能与产业工人联合力量。之所以不能与他们的社会阶级联合力量，是因为竞争是这里通行的规则；之所以不能与产业工人联合力量，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正是无产阶级化。然而，法西斯主义运动却造成了下中层阶级的联盟。在群众心理学上，这种联盟的根据是什么呢？
下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公私营职员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普通职员的经济地位比普通的技术熟练的产业工人的经济地位更糟。这种更贫困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靠不怎么乐观的职业前景来补偿的，政府职员则是靠终生年俸来补偿的。因此，在这个阶级中盛行对政府权威的依赖，对自己同事的竞争，这种竞争性不利于关系的稳固。职员的社会意识的特点不在于他和他的同事共有的命运，而在于他对政府和“国家”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由同国家权力的完全自居作用构成的[1]，在公司雇员中则是由同公司的自居作用构成的。职员像产业工人一样是顺从的。但他们为什么没有产业工人那样一种稳固感呢？这归因于他们在权威和体力劳动者机构之间所处的中间地位。尽管他们对上级俯首贴耳，但对那些居于他们之下的人来说，他们又是权威的代表，因而享有一种有特权的道德的（而不是物质的）地位。在群众心理学上，这种典型的主要人格化应在军队的军士中寻找。
[1]精神分析学理解的自居作用，指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开始感到和另一个人相一致，采取这个人的特点和态度，并在幻想中把自己摆在他人的位置上；这一过程必然使自居的人发生一种实际的变化，因为自居的人使自己的模式特点“内在化”了。
管家、贴身男仆和贵族家庭的其他此类佣人，是这种自居作用力量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由于采用统治阶级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举止而起了一个根本变化，在努力最大限度地抹去他们低下出身的痕迹时，经常笨拙地模仿他们侍候的人。
这种同权威、公司、国家、民族等等的自居作用，可以概括为“我就是国家、权威、公司、民族”。这种自居作用构成了一种心理现实，是一个对已成为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的最好说明。佣人或职员的头脑里最初只是想要像上级一样，但逐渐地由于压抑性的物质依附的作用，他们的整个人格都按统治阶级的样式被重新塑造了。下中层阶级的人总是准备去迎合权威，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裂隙。他们生活在物质上受限制的环境中，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绅士的派头，常常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他们吃的食物既低劣又不够，但非常看重“一套体面的服装”。大礼帽和燕尾服成了这种性格结构的物质象征。最适合用来对一个民族的群众心理作出第一印象评价的，莫过于他们的服装。特别能把下中层阶级人士的性格结构同产业工人的性格结构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迎合态度[1]。
[1]这只适用于欧洲。在美国产业工人采取了下中层阶级的习惯，从而模糊了二者的界限。
这种同权威的自居作用究竟有多么深呢？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自居作用是存在的。然而，问题在于——除了对他们直接起影响作用的经济生活条件而外——情感因素是如何增强并巩固下中层阶级人士的态度的，以致他们的性格结构在危机时期，甚至在失业破坏着直接经济基础时也不会波动。
我们上面说过，下中层阶级各个阶层的经济地位是不同的，但它们家庭状况的基本特点却是一样的。正是在这种家庭状况中，我们找到了我们前面描述的性格结构的情感基础的关键。
家庭纽带与民族主义感情
起初，下中层阶级各个阶层的家庭状况与直接的经济地位是一致的。家庭——除职员的家庭而外——也构成一种小规模的经济企业。小商人家庭的成员经营自己的生意，用不着为外来的帮助而支付费用。在中小农庄里，家庭与生产方式的一致性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家族的经济（例如扎格鲁达）基本上是建立在这种实践上的。在家庭与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情形中，可以找到解决下列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农民被“束缚于土地”和“传统”上，因而非常容易受政治反动势力的影响？这并不是说经济存在方式是决定农民对土地和传统依附的唯一因素；而是说，农庄主的生产方式要求所有家庭成员结成一个严格的家庭纽带，这个纽带以意义重大的性压制和性压抑为前提。正是在这个双重基础上，产生了典型的农民看问题的方式。它的核心是由家长制的性道德构成的。在别的地方，我描述过苏联政府在农业集体化中碰到的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不仅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土地制约的家庭纽带。
首先，为整个．民族保留一个相当大的作为基础的农民阶级，我们对此给予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我们现在的许多苦难，都是由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的不健康的关系造成的。稳固的小农和中农，在任何时代都是抵御像我们今天碰到的这样的社会疾病的最好力量。此外，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个民族在内在经济运行中每天的口粮问题。工业和商业要放弃它们不健康的领导地位，去适应供需平衡的国民经济的总框架。
《我的奋斗》第138 页
这里我们摘录几段有特色的文字：
血缘和土地的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是一个民族健康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德国，过去几个世纪的农村立法，从法律上也保护了这种出自一个民族的自然的生活感情的纽带。农庄是祖先的农民家庭的不可出卖的遗产。后来硬性提出的外来的立法，破坏了这种农村立法的合法基础。然而，在国家的许多地区，对民族的基本生活观有健康意识的德国农民，坚持以过去的习惯把农庄一代接一代地传下来。
一个觉醒起来的民族的政府绝对有义务通过法律调节德国习俗靠限定继承权法保留的血缘和土地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来保证民族的觉醒。
作为遗产继承人而在主管地区法院注册的农庄或林地所有者，应该根据限定继承权法来继承他的财产。这种继承下来的农场的所有者，叫做农场主。一个农琢主只能拥有一个按这种法律继承的农场。农场主的孩子中只有一人可以接管这个被继承的农场。他是合法的继承人。可以为共同继承人提供农庄，直到他们在经济上独立时为止。如果不是因他们自身的过失而陷入贫困境地，他们在以后岁月里也有权在该农庄居住。没有注册的但又有注册资格的农庄的转让，按限定继承权法管理。
一个按继承权继承下来的农庄，所有者必须是一个属于德国公民并且具有德国血统的农场主。所谓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只是指他前四代的男性祖先或其他祖先中无一人是犹太人或有色人种的人。显然，根据这个法律条文，每一个条顿人都具有德国血统。同一个非德国血统的人结婚，所生后代永远不得按这个法律继承农庄。
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保护农庄在继承过程中免遭沉重债负和有害的肢解，保证它是自由农场主的家庭的永久遗产。同时，这个法律的目的也是为了有益地分配农业土地。大多数自给自足的中小农庄尽可能均匀地遍布全国，这对于保护国家和人民健康是必要的。
这个法律表达了什么样的倾向呢？它是和大农业的利益不一致的，大农业打算兼并中小农庄，并加剧大土地所有者同无财产的农村无产者之间的分化。但农村中产阶级的保存，充分补偿了大农业这个打算的失败，大农业对农村中产阶级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个阶级代表着它的权力的群众基础。小土地所有者不仅仅是作为财产私有者而与大土地所有者相统一的。这本身没有太多的意思。这里重要的是保存中小财产所有者的意识形态气氛，即以家庭单位运转的小企业中存在的气氛。正是这种气氛，产生了最好的民族主义斗士，并使妇女充满了民族主义热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治反动势力总是空谈“农民的保护性道德的影响”的原因。总之，这是一个性经济问题。
个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权威主义家庭在下中层阶级中的交织，是“大家庭”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众多根源之一。以后在另一章中我们还会碰到这个问题。
尽管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宣扬“共同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以及“协作观念”，但小商业在经济上的彼此争斗，仍然符合中下层阶级典型的家庭私囊和竞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因素，如“元首原则”、“家庭政策”等等，具有一种个人主义的特点。法西斯主义中集体的东西来自群众基础中的社会主义倾向，正像个人主义的因素来自大商业的利益和法西斯主义领导层一样。
从人的自然组织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和家庭状况，如若不是由男女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我们所说的父权制以及从这种关系中派生出来的性方式来保证，就会破碎。
在经济上，城市中层阶级人士的地位并不比体力劳动者更好。因此，他基本上要依赖他的家庭和性生活方式来努力同劳动者区别开来。他经济上的损失不得不以一种性道德主义方式来补偿。在职员那里，这种动机是他同统治政权的自居作用的最有效因素。既然一个人没有和上中层阶级平起平坐，却又以上中层阶级自居，那么就不得不用性道德主义意识形态来补偿经济上的限制。从根本上说，性生活方式和依赖于这些性生活方式的文化生活方式，有助于他同下层阶级区别开来。
以一个人的性态度为核心而且通常被叫作“市侩作风”的这些道德主义态度的总和，在荣誉和义务的观念上——我们说的是观念，而不是行为——达到了顶点：应该正确地估价这两个词对下中层阶级的影响，否则我们对它们的研究就没有太大的意思。这两个词在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意识形态和种族理论中一再出现。实际上，正是下中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它的生意习惯，造成了一种完全相反的行为。不诚实的性格是私人经商生活的一部分。当一个农场主在买一匹马时，他就极力贬低这匹马。而当他一年后再卖这匹马时，他就把这匹马形容得更年幼、更好、更强壮。一个人的“义务”感是由商业利益，而不是由民族性格特点塑造的。自己的商品总是最好的，而别人的商品总是最坏的。贬损自己的竞争者——通常这种贬损一点也不诚实——是一个人“做生意”的基本工具。小商人对顾客的诌媚和恭敬行为，证明了经济生存的强烈压力，长期下去它一定扭曲最好的性格。然而，“荣誉”和“义务”的观念在下中层阶级的生活中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不能只根据一个人极力想掩盖自己残忍的唯利是图的背景，来解释这一点。因为从“荣誉”和“义务”的观念中产生的狂喜，不管多么虚伪，都是确实无疑的。问题仅仅在于它的来源。
这种狂喜是从无意识的情感生活的根源中产生的。起初人们并不注意这些根源，人们高兴得忘乎所以，忽视了这些根源同上层的意识形态的联系。然而，对下中层阶级人民的分析，使人们对性生活与“义务”和“荣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确信无疑了。
举例来说，父亲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反映在他同家庭其他成员的父权制关系上。在每一个家庭中，权威主义国家在父亲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它的代表，所以，家庭成了它的权力的最重要工具。
父亲的权威主义地位反映了他的政治作用，并显示了家庭与权威主义国家的联系。在家庭中，父亲占居的地位就像在生产过程中他的老板相对于他而占居的地位一样。父亲在他的子女中，特别是在他的儿子中，再生了他对权威的臣服态度。下中层阶级人士对元首人物的消极的奴隶态度，就是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元首地位就是建立在这种下中层阶级的态度上的。他写道：
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地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和感情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种感情并不复杂，而是非常简单，千篇一律。它并没有多方面的细微区别，它只是肯定和否定；爱或恨，正确或错误，真理或谎言，决不一半这一半那，决不要么部分、要么全部。
《我的奋斗》第183 页
为维护父亲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必需的东西，是对妇女和儿童最严格的性压制。尽管妇女在下中层阶级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顺从态度——一种为被压制的性造反所强化的态度——但儿子除了对权威的服从态度而外，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父亲的自居作用，这种自居作用构成了情感上同权威的自居作用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支持性阶层的心理结构就这样被构造出来，以致它们像一架精密机器的部件那样准确地适合于经济框架并服务于统治政权的目的。这其中的奥妙将长期是一个难解之谜。总而言之，我们描述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在群众心理上的结构再生产，是政治观念形成过程中的基本机制。
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经济和政治竞争的、态度才促进了下中层阶级的心理结构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形成的反动思想，是可追溯到在权威主义家庭气氛中成长的儿童的早期的心理过程的第二个连续物。举例来说，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竞争是存在的，但更有意义的是还存在着同一家庭的儿童之间在和父母的关系上的竞争。这种在以后成年时期并在家庭之外的生活中主要表现为经济竞争的竞争，在儿童时期主要是同一家庭的成员之间在强烈的爱与恨的情感关系上进行的。这里我们不来详细探究这些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领域。我们只想指出，性禁锢和性衰弱构成了权威主义家庭存在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下中层阶级人士的结构形态的最根本的基础，这些性禁锢和性衰弱借助于宗教畏惧而被包裹起来，而宗教畏惧又注入了性犯罪感，深深地根植于情感之中。由此我们碰到了宗教与否定性欲的关系问题。性衰弱导致自信心低落。一方面，它由性生活的残酷化来补偿，另一方面，它由僵化的性格特点来补偿。强制性地控制一个人的性活动，坚持性压抑，导致了病态的、有情感色彩的荣誉和义务、勇敢和自制的观念[1]。但是，这些心理态度的病态情感是与一个人的个人行为的现实情况很不一致的。那些在生殖器上获得满足的人是诚实的、有责任心的、勇敢的和理智的，用不着为此事而过多操心。这些态度是他的个性的一个有机部分。而那种生殖器无能、性结构充满矛盾的人，一定老想着控制他的性活动，保持他的性尊严，勇敢地面对诱惑，等等。抵制手淫诱惑的斗争，是每一个青少年和每一个儿童都毫无例外地体验到的。反动者的性格的所有因素都是在这种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下中层阶级中，这种结构得到了最大的强化，并被最深地包嵌起来。每一种神秘主义都从这种强迫性的性压制中获得了它最积极的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它的内容。就各类产业工人受到同样的社会影响而言，他们也产生了相应的态度。然而，与下中层阶级相比较，由于他们生活方式上的独特差别，性肯定的力量在他们身上要明显得多，也更自觉得多。这些结构由于无意识的焦躁而在感情上锚定下来，并被那些像是完全非性的性格特点掩盖起来，从而导致单靠理性的论证不能揭示个性的这些深层次。这种说法对实际的性政治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我们将留在下一章讨论。
[1] 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恩斯特·受的《斗争的道德》，对于认识这些关系来说，是一本特别有用的书。
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在何种程度上无意识的抵制自身性欲的斗争产生了形而上学的和神秘的思想。我们只提一个有关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例子。我们一再碰到一系列这样的用语：个人荣誉、家庭荣誉、种族荣誉、民族荣誉。这个排列顺序是与个体结构的各个层次相一致的。然而，它没有把社会经济基础包括在内，如资本主义，或毋宁说父权制；强制性婚姻制度；性压制；个人抵制自身性欲的斗争；个人的补偿性的荣誉感，等等。“民族荣誉”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排列顺序中占居着最高的地位，它是和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核心相等同的。然而，为了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再偏离一下我们的主要论题。
权威主义社会反对儿童和青少年性活动的斗争，以及由之而来的一个人自我的斗争，发生在权威主义家庭的框架内，家庭已被证明是成功地进行这种斗争的最好制度。性欲自然地迫使一个人同世界发生各种联系，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世界密切接触。如果性欲受到压制，那么它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在家庭的狭窄框架内发泄。性禁锢既是个人的家庭封闭的基础，也是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人们应该认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形而上学的个人情感行为和家庭情感行为，只是同一个基本的性否定过程的两方面，而注重现实的、非神秘的思想则对家庭持松散态度，对禁欲主义的性意识形态无动于衷。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权威主义家庭的纽带是靠性禁锢建立起来的；正是儿童与母亲以及母亲与孩子的这种最初的生物纽带，构成了性现实的障碍，并造成一种无法解除的性固定，无力形成别的关系[1]。与母亲的纽带是一切家庭纽带的基础。在主观的情感核心中，祖国和民族的概念就是母亲和家庭的概念。在各中层阶级中间，母亲是儿童的祖国，如同家庭是“小型的民族”一样。这将使我们用不着认识其更深刻的内含便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戈培尔为什么用下面的话作为1932年国家社会主义党年历上的戒律：“决不要忘记你的祖国是你生命的母亲。”在1933年“母亲节”之际，安格里夫声称：
[1]因此，弗洛伊德发现的“恋母情结”并不完全是一个原因，因为它也是社会强加于儿童的性限制的一个结果。尽管父母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干什么，实际上却执行了权威主义社会的意图。
母亲节。民族革命已经扫除了一切渺小的东西！观念又一次领导，而且完全领导家庭、社会、民族。母亲节的观念完全符合德意志观念象征的荣誉：德意志母亲！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新德国这样给予妻子和母亲如此殊荣。她是家庭生活的保护人，而正是从家庭生活中生长出那些将重新领导我们民族前进的力量。她，德意志母亲，是德意志民族观念的载体。“母亲”的观念同“德意志”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难道还有比我们互相为母亲争光更能使我们紧密团结的东西吗？
不管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说这些话是多么地虚假，但从人类结构的角度看，它们是真实的。因此，民族主义感情是家庭纽带的直接继续，同样扎根在同母亲的固定的[1]纽带中。这在生物学上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就这种同母亲的纽带发展成一种家庭的和民族主义的纽带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产物。在青春期，如果性限制没有使它永恒化的话，它会为其它依恋，即自然的性关系留下地盘。但正是由于社会促成的这种永恒化，它在成年人身上成了民族主义感情的基础；只是在这一阶段，它成了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如果产业工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远不如下中层阶级工人的情感那样明显，那么，这应归因于前者具有的不同的社会生活以及由此而来的较松散的家庭纽带。
此时我不希望有人为此不安，指责我们想使社会学“生物学化”，因为我们非常清楚，产业工人家庭生活之所以不同也是由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然而，我们还应该何，为什么产业工人明显易于接受国际主义，而下中层阶级的工人强烈倾向于民族主义呢？在客观的经济状况中，只有考虑到上面描述的产业工人的经济状况和家庭状况之间的联系，才能辨别出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用别的方式是辨别不出来的。只要一谈到社会制度的固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奇怪地拒绝把家庭生活当作一种同等重要的因素，当作形成人类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种奇怪的拒绝态度应追溯到这些理论家的家庭纽带。家庭纽带是最强烈的和最富有情感的，这一事实不可能被估计得过高[1]。
[1]即不可分离地、不自觉地生根的。
可以进一步探索一下家庭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联系。家庭像民族一样是彼此割裂的和对立的。在这两种情形中，这种割裂和对立的最终基础都是一种经济的基础。下中层阶级家庭（职员、低收入白领工人等家庭）不断为食物和其它物质琐事而烦恼。因此，下中层阶级大家庭的扩张趋势，也再生了一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需要空间和食物。”为此理由，下中层，阶级人士特别容易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他能与人格化的民族概念完全统一起来。正是以此方式，家庭帝国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在民族帝国主义中再生出来。
在这一方面，刊登在《该死的钩十字》小册子[2]上的戈培尔的一段话是有意思的。戈培尔写这段话是为了回答犹太人是不是人的问题。
[1]那种尚未摆脱同自己的家庭、同自己的母亲的纽带的人，或那种至少不清楚或没有排除它们对他的判断的影响的人，不会去考察意识形态的形成。那种想把这些事实当作“弗洛伊德的东西分不予考虑的人，只能证明自己犯了科学愚侏病。人们应该进行论证，不应该空谈，没有专门知识不行。弗洛伊德发现了恋母情结。没有这个发现，革命的家庭政治学就是不可能的。但弗洛伊德没有对家庭形态作出这样的估价和社会学的解释，就像机械的经济学家没有把性理解成一种社会因素一样。尽管已经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曾被不正确地便用，但毫无疑间，在弗洛伊德之前每一个工人都发现了恋母情结。摧毁法西斯主义，不是靠口号，而是靠知识。错误是可能的，而且会被纠正，但科学的愚钝却是反动的。
[2]慕尼黑埃塞出版社，第16 页和18 页。下面引文中着重号系赖希所加。——译者注
如果有人用鞭子抽你母亲的脸，你会对他说“谢谢你”吗！他还算个人吗？凡这样做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畜生！犹太人给我们的德意志母亲不知带来了多少更恶劣的灾难，而且现在仍然这样对待她！犹太人已使我们种族堕落，耗干了我们的精力，破坏了我们的风俗，败坏了我们的力量。……犹太人是活生生的腐朽的魔鬼，向人民下了罪恶的毒手。
人们应该知道把阉割作为对性快乐的惩罚的念头多么重要，人们应该懂得杀牲祭神的幻想的性心理背景以及这种反犹太主义的背景，此外，人们还应正确估价反动者的性犯罪感和性焦躁。这样才能判断这些无意识地写下的话怎样触动着普通读者的无意识情感。正是在这些话中和它们无意识的情感冲击中，我们找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的心理学根源。过去人们认为这些话不过是一种“糊涂”。肯定，这些话是糊涂的。但人们忽视了，在意识形态上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在性上和经济上患了不治之症的社会对绝对革命的性自由和经济自由趋势的抵制，它以极度的恐怖把关于抵制这种自由的思想逐渐灌输给了反动者。这也就是说，经济自由的确立是和旧制度的解体（特别是那些统治性的性政策）齐头并进的，而反动者以及产业工人（就他是反动的而言）对此是不能立即适应的。在反动思想家的头脑里，“性自由”就是性混乱和性放荡，正是对性自由的畏惧最严重阻碍了摆脱经济剥削枷锁的渴望。只要这种对性自由的误解流行开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当人民群众弄不清楚这些决定性问题时，这种误解才会不断流行。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性经济应当在理顺社会关系上起一种根本作用。反动的心理结构越是广泛而深深地控制着劳苦大众，教育人民群众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性经济工作也就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经济因素和心理结构因素的这种相互作用中，正是权威主义家庭代表着再生产每一种反动思想的最突出、最根本的源泉；它是一个生产反动的意识形态和反动的心理结构的工厂。因此，“保卫家庭”，即保卫权威主义大家庭，是每一种反动政策的第一句文化咸言。这就是在“保卫国家、文化和文明”的言辞下从根本上被掩盖起来的东西。
纳粹党1932年竞选总统的竞选宣言（阿道夫·希特勒《我的纲领》）声称：
女人在天性上命定是男人的配偶。因此，男人和女人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中都是伴侣。正如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已经改变了男人的工作领域一样，它必然也改变了女人的领域。除了必须一起劳动而外，男人和女人的义务就是保存人本身。在两性的这个最崇高的使命中，我们还发现了他们个人才能的基础，这是天意按它永恒的智慧永久不变地给予他们二者的。因此，为生活的配偶和工作的伴侣提供一个可能的家庭基础，这是最高的任务。它的最终破坏将意味着每一种更高的人性的结束。不管女人的活动领城伸延得多么远，真正有机的合逻辑的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永远是创造一个家庭。家庭是国家完整结构中的最小的但最有价值的单位。工作给男人和女人带来了荣誉，但孩子提高了妇女的荣誉。
在“保护农民意味着保护德意志民族”的标题下，这篇宣言说：“在对健康农民的保护和鼓励中，我进一步看到了防止社会灾难和防止我们民族的种族衰落的最好措施。”
在这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想犯错误的话，不可忘记农民传统的家庭纽带。该宣言继续说：
我认为，一个民族为了增强自己的抵御力，不应只按照理性的原则生活，它还需要精神的和宗教的支持。我们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事件对民族实体的毒害和瓦解，差不多比政治的和经济的共产主义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
纳粹党，作为一个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一样由于迎合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取得了最初成功的党，不得不努力赢得中小农场主，不得不在他们中间为自己建立一个社会基础。在这一点上，它自然不能在宣传中公开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是不得不直接求助于小农场主，特别是求助于他们中间由于家庭状况和经济状况的迭合而产生的心理结构。只是就下中层阶级的这个因素而言，才有理由说男人和女人是工作中的伴侣。它并不适用子产业工人的情况。甚至对农民，它也只是在形式上适用，因为农民的妻子实际上是农民的奴仆。国家等级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型和现实表现，应到农民家庭的等级组织中寻找。农民家庭是一个小型的民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以这种小型的民族而自居。因此，在整个家庭都经营一种小企业的农民和下中层阶级中，出现了这种易于接收大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在农民和下中层阶级中，母性的偶像化是很明显的。这种偶像化同反动的性政治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
民族主义的自信心
在下中层阶级群众的个体结构中，民族的纽带和家庭的纽带是一致的。一种不仅与这个阶级相平行而且实际上也出自于它的过程特别地强化了这些纽带。从群众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元首是民族的人格化。只要这个元首实际上是按照群众的民族感情来使民族人格化的，就会产生一种群众同他的个人纽带。如果他知道如何在群众个体中唤起情感的家庭纽带，他也就成了一个权威主义的父亲式的人物。他吸引着所有一度准备献给既严厉又起保护作用的感人的父亲（在孩子的眼里是感人的）的情感态度。当我们同国家社会主义同情者讨论纳粹党纲的不合理性和矛盾性时，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希特勒知道怎样做得更好——“他会完全正确地处理每一件事情”。这里明确表达了孩子对父亲的保护态度的需要。从社会现实看，正是人民群众的这种对保护的需要，使得独裁者能“处理每一件事情”。人民群众的这种态度阻碍了社会的自我管理，即合理的独立和合作。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建立在这种态度上的。
然而，最要命的是群众个体同“元首”的自居作用。“群众个体”由于自己的教养而越是变得无能，他同元首的自居作用也就越明显，儿童对保护的需要也就越是伪装上同元首保持一致的感情形式。这种自居倾向是民族自我陶醉的心理学基础，即个人从“民族的伟大”中获得的自信心的心理学基础。反动的下中层阶级人士在元首身上，在权威主义国家中领悟到自身。根据这种自居作用，他感到自己是“民族传统”的维护者，“民族”的维护者，而同样根据这种自居作用民族并不阻止他同时蔑视“群众”，把群众视为一个人。他的夸大了的自认为属于一个统治者种族和有一个英明元首的思想，模糊了他的物质状况和性状况的灾难，以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再也看不出他已完全陷于一种无意义的盲目的忠诚地位。
那种意识到自己本领的人，即那种克服了顺从的心理结构的，以自己的劳动自居而不是同元首相自居，以国际劳动群众自居而不以民族祖国自居的人，代表着与此相反的东西。不是在同元首相自居的基础上，而是在意识到从事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工作的基础上，他感到自己是一个领袖。
在这里起作用的情感力量是什么？这并不难回答。激发起这种根本不同的群众心理类型的那些情感，和那些在民族主义者身上发现的情感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激发起这些情感的东西的内容。自居的需要是同样的，但自居作用的对象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是工人同事而不是元首，是自己的工作而不是一种幻想，是地球上的劳动者而不是家庭。简言之，对自身本领的国际意识是同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但这肯定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自由的工人的自信心；只有反动者才醉心于“为共同体服务”，以及在危机时期“一般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它仅仅意味着，自由的工人的自信心来自对自己本领的意识。
在过去15年里，我们曾面临一个难以理解的事实：在经济上，社会分化为十分明确的社会阶级和职业。根据纯经济的观点，社会意识形态来自特定的社会状况。所以，一个阶级的特定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应符合这个阶级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其集体的劳动习惯相一致，产业工人不得不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感情，而小商人不得不产生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大商行的雇员不得不具有一种类似于产业工人感情的集体感情。但我们已经看到，心理结构和社会状况很少相一致。我们要把意识到自己本领的有责任心的工人同神秘的民族主义的反动主体区别开来。我们在每一社会职业阶级中都会碰这两种类型。有上百万反动的产业工人，也有许许多多的教师和医生意识到了自己的本领并为自由事业而战斗。因此，社会状况和性格结构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机械的联系。
社会状况只是外部条件，对个人的意识过程有一种影响。各种社会影响是通过本能的动力而排他性地控制情感的，现在应该考察这些本能的动力。从一开始就很明显，饥饿不是这样的一种本能动力，至少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它是，那么在1929—1932年的危机期间就本该发生国际革命了。不管这对过了时的纯经济观点是多么危险，但却是一个合理的论点。
当精神分析学家在社会学上笨拙地力图把社会革命解释成“婴儿对父亲的造反”时，他们头脑里想的“革命者”是来自知识界的。的确有这种情况，但它并不适用于产业工人。在工人阶级中间，父亲对孩子的压制确实非常严厉，它有时甚至比下中层阶级中间的压制更残酷。但这不是问题所在。主要能把这两个阶级区别开来的东西可以在他们的生产方式中以及由这些方式而产生的性态度中找到。要害在于；在产业工人中间父母也压制性活动，但产业工人的孩子所碰到的矛盾是下中层阶级中不存在的。在下中层阶级中，只有性受到压制。这个阶级的性活动是性动力和性禁锢之间的矛盾的纯粹表现。在产业工人中却不是这么回事。按照他们的道德主义意识形态，产业工人有他们自己的——有时明显、有时不明显的——性观点，这些性观点是同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对立的。此外，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在工作中的密切合作也起了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他们的道德主义的性意识形态。
因此，普通产业工人不管他在其他方面多么糊涂和保守，都因自己公开的不受限制的性态度而有别于普通下中层阶级的工人。他们比典型的下中层阶级的工人更无可比拟地易于接受性经济的观点。正因为他们缺乏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和教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需的根本的态度，他也就更易受影响：以权威主义的国家权力，以“至上的元首”，以民族而自居。这也证明了，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因素有着一种性经济的根源。
小农场主由于其个人主义的经济并由于其家庭状况的极端孤立，非常容易接受政治反动的意识形态。这就是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不相一致的原因。以最严格的家长制习惯和与之相应的道德为特点，小农场主仍然在自己的性活动上发展了自然的——尽管是被扭曲的——形式。与下中层阶级工人相对照，如同产业工人中的情况一样，农村青年在早期阶段就开始性交；然而，由于严格的父权制教育，这种青年在性生活上是非常混乱的，甚至是残酷的；性活动是在秘密处进行的，性冷淡是姑娘们的通病；性谋杀和冷酷的嫉妒以及对妇女的奴役，在农民中是典型的性现象。歇斯底里症在哪里都没有像在乡村里那样猖獗。父权制婚姻是严格受农村经济所支配的农村教养的最终目标。
过去几十年里，产业工人中间开始产生一种意识形态过程。这一过程的物质表现最明显地体现在纯工人贵族的文化中，但在普通产业工人中间也有所体现。20 世纪的产业工人不是19 世纪卡尔·马克思时代的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社会阶层的习惯和观点。当然，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没有消除经济差别，正如它没有消除种族偏见一样。然而，那些在一定限度内有了基础的社会倾向，已经抹去了各社会阶级之间的性格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界限。英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德国的产业工人正越来越资产阶级化。为了理解法西斯主义是如何渗透进工人阶级的，应该追溯一下从资产阶级民主到“紧急权限法令”，到中止议会，到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专政的过程。
产业工人的“驯化”
法西斯主义从两方面侵袭了工人团体：一是靠直接的物质腐蚀而从“游民无产者”（一个人人都反对的表达词）一方面，二是既靠物质腐蚀又靠意识形态影响而从“工人贵族”一方面。德国法西斯主义以它政治上的无耻，向每一个人许诺一切。在贾默博士的《资本主义》（《进击》，1931年9月24日）一文中，我们发现他说：
在什切青的德国民族党集会上，胡根伯格公开抨击具有使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性的国际资本主义。然而，同时他又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这样一来，他再一次把德国民族党人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明确区别开来了，因为后者非常清楚，全世界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应由一种不同的秩序来取代，因为即使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也不会有任何正义。
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共产主义的语言。这是法西斯主义宣传直接地并带有故意欺骗意图地求助于产业工人的革命热情的一个例子。但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的产业工人没有看出法西斯主义是向每一个人都许诺一切。大家知道，希特勒同工业巨头谈判，接受了他们的财政支持，并许诺禁止罢工。因此，尽管革命组织的细致工作使普通工人意识到了这些矛盾，但普通工人没有正直地正视这些矛盾，这应归因于他们的心理结构。希特勒在和美国记者尼克博克的谈话中，就提到了承认外国私人债务的问题：
我深信，国际银行家将很快认识到，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政府领导下，德国将是一个可靠的投资场所，将甘心情愿地按大约3％的利率还息。
《德国的选择》第211 页
在“平静的”资产阶级民主时期，产业工人面临着两种根本的可能性：以在整个社会上占居着更高地位的资产阶级自居，或以他自己的产生着反对反动的生活方式的社会阶级自居。追求第一种可能性，意味着妒忌反动者，模仿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吸取他们的生活习惯。追求第二种可能性，意味着拒斥反动者的意识形态和生活习惯。由于这两种社会的阶级的习惯同时发挥着影响，因此这两种可能性是同样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也未能理解这些看起来无关的日常习惯的重要性，经常不去利用它们。即使“下层人”有革命的头脑，一旦有条件他也会购买下中层阶级的套房，即使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后来也会压制妻子；“体面的”星期日服装、“优雅的”舞步和上千种其它“陈腐的东西”，如果一天天重复下去，所产生的巨大的反动影响是成千种革命集会和传单根本无法抵销了的。狭窄的保守生活起着一种连续不断的影响，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而工厂劳动和革命传单只有一种短暂的效果。把宴会“当作赢得群众的手段”，以此迎合工人中的保守倾向，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在这一方面要老练得多。初露萌芽的革命生活方式没有培养起来。在一个工人的妻子为了参加这样的“宴会”而买的“夜礼服”中，包含着比上百篇文章中更多的关于工人的反动结构的真理。当然，夜礼服和家庭啤酒晚会只是工人中的一个过程的外部表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接受国家社会主义宣传的基础已经存在。除此之外，当法西斯主义者许诺“消除无产者”并以这个许诺而取得成功时，成功的原因90％是夜礼服，而不是经济纲领。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格外注意这些日常生活琐事。正是围绕着这些琐事，而不是围绕着那些只激发暂时热情的政治口号，社会进步或它的对立面有了具体的形式。在这方面有重要的富有成果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在德国，过去对群众所做的革命工作差不多唯一限定在“反饥饿”的宣传上。这种宣传的基础尽管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但已证明太狭窄。在幕后，在群众个体的生活中正发生成千上万不同的东西。例如，年轻工人有上千个性问题和文化问题，一旦他把饥饿平息到很小程度，这些问题就开始折磨他。反饥饿的斗争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但也应该把人类生活的隐蔽过程放到这种闹剧的强烈灯光下，在这种闹剧中我们同时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应该不加抑制地而且不畏惧后果地这样做。
劳动者在力图发展自己的生活观和观察事物的自然方式时，无疑表明自己是有无限创造力的。对日常生活问题的把握，会给受反动势力感染的群众以无敌的动力。详细、具体、恰当地研究这些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它将加速并保证革命的胜利。请不要提出陈旧的反驳，把这些提议说成是空想的。只有靠强调劳动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一切可能性，对反动的思想采取战斗的立场，并战斗地发展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文化种子，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尽管反动的社会不负责任行为支配了社会责任心，但工人还会完全去接近革命的，即合理的行动。这也是在群众中绝对必需进行心理学工作的另一个理由。
一旦法西斯主义开始渗透进工人阶级，体力劳动的衰落（这是一种趋于模仿反动的白领工人的基本因素）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所依赖的心理基础。法西斯主义许诺消灭阶级，即消灭无产者的地位，这样它也就影响了体力劳动者所感觉到的社会低下地位。只要农民依然移向城市而成为工人，他们也就带来了一种新的农村家庭的意识形态，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这种意识形态是滋生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好土壤。除此之外，在工人运动中有一个意识形态过程，我们在估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和工业仍不发达的国家中革命运动的机会时，几乎没有注意这个过程。
考茨基注意到，高度工业化的英国的工人在政治上倒不如工业不发达的俄国的工人激进[1]。在过去30年里，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治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革命起义最容易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发生，如中国、墨西哥和印度，而不容易在英国、美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发生。尽管在后几个国家里有着扎根在过去传统中的有纪律而且组织严密的工人运动，情况依然如此。如果本身就是一种病理征兆的官僚化来自工人运动，那么西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的牢固的保守主义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东西了。从群众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是建立在它的信徒的保守结构基础上的。如同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一样，这里的问题主要不在于该党领导人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于工人的心理基础。我只想指出几个可以解开一两个谜的有关事实。这些事实如下：
[1]《社会革命》第2版第59—60页。
在资本主义早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除了鲜明的经济分化而外，还有一种同样鲜明的意识形态分化，特别是心理结构分化。社会政策的贫乏、使人精疲力尽的16甚至18小时工作日、产业工人的低生活标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作了经典地描述——排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任何心理结构上的同化。19世纪无产阶级的心理结构是以逆来顺受地服从命运为特征的。这种包括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的心理情绪是一种漠不关心和麻木不仁的情绪。资产阶级思想是贫乏的，结果，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这种麻木不仁阻挡不了革命情感的突然爆发，阻挡不了这些情感发展到出乎意料的强烈和坚决程度。在资本主义后来几个阶段，情况却有所不同。如果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成功地赢得了社会政治上的改进——如缩短工时、争取公民权、社会保障——这具有加强工人阶级力量的效果，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随着生活标准的提高，在心理结构上开始被中产阶级同化。随着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他的眼睛开始向上看”。在繁荣时期，这种采取中产阶级习惯的倾向得到了增强，而在危机时期，采取这种习惯的后果却阻碍了革命情感的充分展开。
在危机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状况，恰恰表明了工人完全沾染上了这种保守主义。因此，这种力量是无法用纯政治的理由来解释的。重要的是要理解它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事实非常突出：一是同元首的情感纽带，也就是说，毫不动摇地相信政治领袖的绝对正确性[1]（尽管存在着种种决不会物质化为行动的批评），二是在性道德上被下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所同化。中产阶级的这种同化作用在每一地方都受到了上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开始，在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取得胜利时，的确应该挥舞他们的棍棒。相反，他们却把这些棍棒收存起来了，而且只用来对付革命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来说，他们有一种更危险的权宜之计，即各个领域的保守意识形态。
[1] 1932年在莱比锡一次大会后，我同参加这个关于政治危机的大会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做了交谈。他们赞同一切反对社会民主党宣传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论点，但几乎不对他们自己和共产党人做什么区别。我问其中一人，为什么他们不相应地进而摆脱他们的领袖？他的回答使我感到震惊——这同他前面表明的观点多么不一致。他说：“我们的领袖肯定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就非常明确地表明了社会民主党工人所碰到的矛盾：同领袖的纽带阻碍了把对领袖政策的批评物质化为行动。根据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如果我们企图通过辱骂其领袖来赢得社会民主党工人，我们就犯了重大错误。既然他以自己的领袖而自居，他肯定只会对这种污辱反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腐朽显然是在希特勒拿权前不久一小撮暴徒逮捕社会民主党的内务部长塞弗林时产生的。1200万社会民主党人没有阻止这件事。
后来，当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发现自己陷入将使自己沦落到苦力地位的经济危机中时，他们身上几十年来形成的保守结构便严重阻碍了革命情感的发展。要么尽管他们批评并否定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也仍留在社会民主党人的阵营中，要么他们转向纳粹党，寻求一种更好的替代物。由于革命情感和保守情感之间的深刻矛盾、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以及对领袖的失望，他们走了阻力最小的道路。他们是否放弃保守倾向，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责任，即达到革命意识，唯一取决于革命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因此，共产党人断定，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把法西斯主义扶上了马。从心理学的观点看，这个断定是正确的。如果没有革命的组织，那么，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再加上悲惨地位和保守思想之间的矛盾，必定导致法西斯主义。例如，在1930—1931年英国工党政策惨败之后，法西斯主义开始侵袭工人，工人在1931年的选择中转向了右派，而不是转向了共产主义。民主的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也受到了这种发展状况的严重威胁[1]。
[1]在很大程度上，1940年挪威政府的跨台也应追溯到社会民主党的保守主义的这种影响。例如，社会民主党政府曾禁止军事单位游行，但在1939年挪威法西斯主义者却是唯一仍然上街列队行进并操练的人。这种“自由主义”大大鼓励了奎斯林的背叛。
罗莎·卢森堡认为，革命斗争不可能靠“苦力”。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苦力，是经历保守的心理结构化之前还是之后的苦力呢？起先我们碰到的是一种几乎顽固不化的呆笨的但又有很大革命行动能力的苦力。后来我们碰到的是失望的苦力。还有比激发他们的革命倾向更困难的事情吗？法西斯主义还能多久利用群众对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和群众“向制度的造反”来达到自己狭隘的目的呢？回答这一重大问题也许是困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际革命运动如果想给法西斯主义以致命打击的话，它就必须去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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