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十二章 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这个听似超越现实主义的口号又可以成为新旧千年交替时所面对的主题了。对1968年的叛逆学生和罢工工人来说，它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就像巴黎墙上同时存在的“把梦想当现实”一样——也不是和假想的敌人作战的形式，而是要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现存的秩序。实际上，这个口号在今天更值得一提，因为在这个新旧千年交替的年代，现存秩序已经让许多人相信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修补这一体制而已。对这一成功的说教，即改变社会是无法想象的、难以理解的和不会成功的，惟一现实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所描述的当作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将反过来引发目前为止很显然是最糟糕的谴责：乌托邦，一个听起来好像被“古拉格”集中营的全部鲜血浸透了的词。 当然，把乌托邦跟极权主义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歪曲。让我们重复一下，不论苏联领导人犯了何种罪过，他们并不是受乌托邦的鼓舞。斯大林并联没有幻想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取消劳动和等级分工或使国家趋于消亡。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也都没有希望把“联合生产者”的自治政府推广到整个地球。这种说法的明显荒廖性揭露了诽谤背后的狡诈用意。如果要对乌托邦主义进行宣判的话，它也不应该通过这种联系，用人为的诡计来骗人。 按照牛津词典的解释，乌托邦的意思是“无处”（没有任何地方），它来源于希腊文ou（没有）和topos（地方）。这个词起源于一本书，该书描写了一个有完善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岛屿。当然，把我们的恶劣条件与想象的理想状态进行对比的习惯并非产生于1516年，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日。这种流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被许多著名的作家如培根（Francis Bacon）、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贝拉米（Edwary Bellamy）和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追随。在19世纪，它还包括了像傅立叶、勒罗克斯（Leroux）、欧文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了20世纪，乌托邦的定义有所扩展，出现了反面乌托邦的鼓吹者；如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大量精彩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我们没有篇幅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研究，我们仅仅需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批判，它所建立的基础对是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设计，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和冲突。[1]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这里所说的乌托邦只是基于以上想到的非常有限的意义方面来说的，如果任一种改变社会而不仅仅是修改它的企图都被愤怒地轻蔑地打上乌托邦的标记的话，那么，将侮辱变为荣耀，我们就必须自豪地声明我们都是乌托邦主义者。 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从本书最后一部分中吸收的经验和双重教训是，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所有的要素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合并，就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超越现存秩序的禁锢。控制劳动过程的企图必然导致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问题。如果不攻击等级制劳动分工，对平等的探索就不会有所进展，这反过来就把发明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所有的斗争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都有它的重要性，然而，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它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全然颠覆性的意义。的确，不论环境如何，如果现存制度看上去都那么坚固，如果工人运动或更广的左派非常缺乏战斗力的话，那是因为没有提供一个彻底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由于缺乏这样一种远见，各种抗议、运动尽管很激烈，但不久就到了极限。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同意像现在几乎每个政党看起来的那样——惟一的发展形式只有通过扩展私人企业的利益，那么，你所要求的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组建各种形式的工会，或者要求可持续发展或要求妇女地位的真正平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存秩序的逻辑相冲突。然后，你就不得不反对这种体制（你并未准备这样做）或屈服于它。如果用强有力的术语的话，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可以被比作形式逻辑的一次练习，一切看起来都是完美紧凑的，只要你不为前提操心。的确，这种游戏的基本原则是：你既不怀疑推理的基本法则，也不怀疑社会建立的基础。只有一个全球性的选择方案，打破所有这些屈从和妥协的规则，才可以给解放运动一个真正的机会。 因此，为了避免在全有和全无之间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表述就需要几个限制条件。一个限制条件当然来自形容词“现实的”。要使乌托邦变成现实，政治工程就不能是水中捞月，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可能性之上。这不是说没有激进的破坏，可能性也会变成现实。而是说新秩序的成分必须已经存在于旧社会之中。换句话说，这项工程必须根源于当前的各种斗争。这一理想显然是为了产业工人和技师，为了妇女和生态主义者，他们无法在现存社会中达到他们的目标，不得不展望于新的未知领域。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丢掉“立即革命”的想法并牢记终极目标与当前形式之间的显著差异。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界限有一天会消失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大幅度减少社会必须的劳动力数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普遍性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革命会同时发生，也不意味着社会需求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目标就是市场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作用。然而，在平时有妥协、有让步的斗争中，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长远的目标。第三个限制条件关系到团结。只有当它是全球性的和综合性的时候，这个激进的选择方案才是有效的。但是，个人的斗争和运动必须保持独立。他们的团结不是迫于上头的压力，而是必须通过下面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和对共同战略的阐述来达成的。 所有这些限制条件都是问题的征兆，不可否认，至少我们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坚持，鉴于痛苦的先例，人们不会再期望天上掉馅饼。他们可能反抗、愤怒地爆发斗争，但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会加入长期的社会变革运动，过去常常被认为是霸权的，除非他们知道前进的方向以及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还会要求保证这次进程中的民主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反对细致入微的蓝图，反对领导者已设计好的成熟的模型。然而，说这场运动仅仅需要一个构建不同社会的远见和在路上插几个路标，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否定之否定”，有计划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这是不够的。这场运动也许非常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计划，条件是以民主的方式阐述，不是把它们当作神圣的教科书，而是一个草案，一个临时指导手册，它会随运动的进步而被修改、改善、扩充，从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获得政治意识。 所有这些困难和明显的矛盾都源自这样一种困境：在一个社会结构框架内斗争的任一运动无法在那个框架内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如何在不进行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或不违背你的根本原则的条件下保持远见和常规的延续性呢？回到20世纪60年代，当欧洲公开声明几乎没有失业现象，而失业率以平均5%的速度增长时，一个用来对付这一困境的策略逐渐形成。在它的发源地意大利，这个策略被称为“结构改革”。在法国，它被贯以一个模棱两可的名称“革命的改良主义”，正是这个新名称使得这个战略得以扩展到全世界。[2]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战略已是对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适应。工人运动不能静静地等待对抗局面的到来，必须制定对抗计划。每项计划都要能撕开一个口子，以便能够无情地导致下一个一系列的要求。对最激进的倡导者来说，每个战斗过的地方都仅仅是充实力量的地方和发起新进攻的基地。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运动推进到资本主义的前沿及以外。 正如它模棱两可的名称所说的那样，这个战略可以有更多温和的解释，并且最终盛行开来。一些当时考虑怎样除掉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家，现在甚至不再细究资本的统治问题。他们更倾向于攻击一种体制而非个人。以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尼克尔·诺塔特（Nicole Notat）领导下的天主教工会为例，我们视它为1995年法国人民极度不满的制度支柱。这个工会的地位在1968年大动乱期间是非常不同的。那时，法国共和党和它控制下的工会劳工全体联盟（GCL）表明，它们的革命宣言都是空虚的。当那场大的社会运动真正启动时，它们不是帮助运动尽可能向前推进，反而不顾一切地紧急刹车。那时，由于激进学生和罢工工人的加入，玩弄“革命的改良主义”这一概念游戏的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慢慢好转。这些学生和工人意识到，在特殊环境里有机会得到比增加工资更多的好处。为了公平地对待诺塔特，必须加上一句，她不必对这场转变负责，西方的结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所以宣告这种模棱两可的位置是站不住脚的。[3]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的领导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温和的改良主义，然后随着让步范围的缩小，他们又选择对资本主义社会反改革分子进行管理。 然而，在激进的对抗计划的战略中还要设计一步步地促进行动，提高意识，直到运动指向值得深思的制度的逻辑。不论今天普遍不满和焦虑的深度如何，那些相信可通过重新设计社会来解决其重大问题的人民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这一数量比30年前少。仅仅通过向人民展示一个不同社会的光明形象，通过大量的不论多么令人信服的论证，是无法将人民再次动员起来的。他们必须在行动中通过痛苦的经历才能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框架内，他们的愿望和抱负不能得以实现。 很显然，政纲的条款不会与20世纪60年代一样。尽管与以前相比，那时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增长的性质和目的——现在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然而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不一样。那时，妇女解放正处于婴儿期，生态学还没有对这一进步的运动产生影响，经济状况也不完全一样，大量失业、不稳定和攻击福利国家都不是运动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西欧也没有相同的需求，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政策。今天，欧洲的反计划必须明确地阐述如何确保全部就业、急剧减少工作日、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和增加富人的税收来拉平收入；进行民主的改革，而不是削减医疗服务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如果这样的或类似的计划制定出来，并且企图执行这些计划，那么起草者和整个运动都会很快发现，他们不仅仅与新自由主义或任何其他看法相冲突，而且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冲突的。鉴于先例，这仍会留下一个未回答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和控制形式来防止领导人再次误导运动，防止从“革命的改良主义”转换为屈服和投降呢？ 在通往现实乌托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障碍，尽管我们还没有走很远。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跨过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战线。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不可避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也会有它的力量看起来不可抗拒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证明我们经不起力量的分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当代真正的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战线是基于社会本质上的冲突的，现在看来是独立于历史之外的，不可改变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的确是艰巨的，因为我们已后退了那么远，以至于有时会觉得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工业革命后，工人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意识到，工厂里的同事是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他们的老板不是布施的恩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他们和其他工厂或其他行业的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和老板有共同的矛盾。他们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才将阶级意识提高到国家水平，更不用说提高到国际水平了。既然工人团结经历了一次倒退，就像始终有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企业的利润（不论这一说法多么可疑，在股票市场上看好的企业都是那些无情裁员的公司）这样一种印象一样，而且就像努力消除产业界或国家的合同而且只要有可能就把收益与个人的表现挂钩一样。现在，把公共领域工作的人和私人领域工作的人团结起来，将那些仍享受工作保险和丰厚福利的人与工作不稳定的人或失业的人团结起来变得困难了。 这种团结使人深信，通过共同行动，不仅可以维护而且可以提高工资单、工作条件或福利，这在西方世界一度曾非常流行。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意识形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很少见，而在法国或意大利却比较常见——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上：你可以走得更远些，集体行动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你的生存环境。正是团结的这个第二种解释现在必须复兴并传播开来，因为只有它可以使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同时为与其他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做好准备。这种意识对抵制当前对劳动者的攻势也是必要的。这种攻势基于以下几个毫无疑问的假设：私有财产、资本积累、榨取剩余劳动、追逐利润都是生活中惯常的事实。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全球的，都是有益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现存体制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严格检验这些不成文的许诺，特别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大众面前，更是如此。 要确定制度的权力和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就不应忽视可自行支配的物质激励。如果你是一个现行秩序的维护者或把它视为理所当然，那么你显然要比作为公开的批评者更容易获得工作、拨款、职业、提升。随着听众或读者范围的扩大，对宽容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就会增加。在一份小杂志上对有限的公众讨论特定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坏处。《经济学家》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才发行不到10万册，那时还只是资产阶级的自我对话，因此可以谈得很公开。而现在其销量已超过60万册，它的思想也并没有改变，但与以前相比，它更大程度上不得不作为宣传的工具。同样，我们说，大众传媒必须比学术界有更多的控制。然而，甚至在大学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如何使体制运转要比批判性地检查体制的运行情况更容易获得职位、长期聘用或研究经费——这与大学教师所宣扬的关于“对抗性文化”的新保守主义挽歌恰恰相反。 然而，问题不仅仅只是贿赂或愚蠢的野心。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将会简单得多。难题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举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巴黎，电视的新闻播音员们谈到一个“社会伙伴”间的会议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指的是企业家代表与工会之间的谈判，每个人都认为这个词非常标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播音员说“阶级双方间”的一个会议，就会引发强烈的抗议：对意识形态偏见的强烈谴责。现在，两种说法都是意识形态的。第一种假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第二种假定两者之间是一种冲突关系。但是，前者是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不足为奇，而后者因怀疑这种意识形态而令人震惊——它无疑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 通常，适应一种体制比退出它要容易，接受它比反对它要容易，特别是当一切都是为了使现存秩序看起来自然而然，任何逃避它的企图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议或有害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权力而不是社会需求主导生产的社会里。许多诱惑刺激发明家创造一种可以同时显示所有股市行情以方便购买全球股票的机制；或者生产一种新奇但寿命不长的商品；或者为工厂或办公室生产一种装置，以便使用它的人即使在持续的压力下也能保持高的生产率。发明家将会发现，他们缺少这样一种激励因素以让他们去创造一种帮助企业把合作作为民主计划的一部分的项目；或者生产经久耐用的产品；或者设计一套把用户当人看而不是利润的提供者的机器。今天，不仅发明家们不被建议去这样做，而且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来解释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 实际上，一种体制的统治或对一种体制的反对都不需要承认它将不是永恒的。不同的是意识形态机制的规模和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现在，利益已经穿透了社会的所有毛孔。拥有收视率和广告两项指令的电视比之前的报界和广播更广泛地侵入我们的生活。现在，同样的商业文化已遍布全球。甚至一旦新的潜在的自由空间被发明出来，像因特网，它们也会迅速地被媒体大亨们用来谋求利润。如何能够抵制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压力呢？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浮夸的。尽管批判西方世界的体制需要作出牺牲，但并不需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反对者的英雄品质，也不需要在他的后继者领导下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毕竟，还有大量的活动空间。 然而，必须避免两个相应的陷阱。一个是这样一种幻觉：因为一个激进分子设法出现在小小的屏幕上或无线广播里，因为批判性文章设法进入主流报纸，因为一个进步的刊物扩大了发行量，或者因为不合常规的教授在一些大学里取得了立足之地，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面临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体制有相当大的调节空间。要削弱它们的有效控制还要做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反的、更大得多的危险是由无能为力的感觉引起的不作为的预期。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容忍那么多，而现存制度也不会让不同意见发展到真正具有破坏力的地步，那还有什么用呢？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旦形势脱离了控制，要再重新控制它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另外，制度的真正威胁来自它本身的矛盾。持异议的智者的任务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助不满的人们发现引起他们不满的真正原由，以及他们不能在现存制度内找到满意感的原因。必须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每个可以利用的讲坛、报纸专栏和网站来打破常规，反击现存制度的无情的宣传攻势——不是用幻觉而是要有韧劲和决心。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抗议的一些潜在的力量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倒向另一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一下在美国如此时髦的、宽泛的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对一些左派分子来说，它是已侵入美国校园的危险的法国流感。事实上，这种现象还要复杂得多。在它的颠覆性的解构活动中，它经常危害到现存的制度。毕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解构就是社会主义在鼎盛时期做得最好的事——把在欺骗性外表下隐藏的真正利益揭露出来。马克思可以被推举为最有抱负的解构主义者，因为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努力揭示被庸俗经济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描绘的现象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运作过程，而葛兰西的“真理即革命”的宣言可以放在许多关于解构主义的文章的开头。但是问题不在于次序的先后。通过揭露种族或性别的偏见（它们与阶级的联系明显减弱了），解构主义者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接着就是现存制度的统治基础。我认为，如果把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后叙述者”（metanarratives）拿来加以详尽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危害的。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只要它称得上这个名头，都会检验那些反对变化着的现实的看法并且经常验证它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后现代主义者的障碍在于当他们攻击“宏伟叙述”时，他们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内容上。他们反对的正是连贯的和完备的东西。他们并不痛惜社会运动被分裂得支离破碎，反而把这种破碎当作优点。他们把这样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权贵集团也对之钟爱有加——全部就是极权主义，整合各种不满并把它们与社会转型这一工程放在一起的努力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他们通过解构来削弱制度的基础，从而支持以上观点，挽救工作远比破坏工作重要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多次证明，它能吸收或者至少可以应付各种分散的、独立的抵抗运动，不论它们多么顽固、严重和有力。今天，那些在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做着有益工作的人们将不得不选择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当运动又在校内外获得推动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冲突发生在那些相信可以改变社会的人和那些认为至多只能希望在社会内部做些改变的人之间。或者，更精确一点，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文化战争，因为，这个界线只有在斗争中才会明显地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激进分子与温和的改革者会发现，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他们不像反对社会倒退的支持者那样强烈地反对现状的支持者。甚至在有着最激进传统的国家，像意大利或法国，主张社会应激进变革的人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特殊的斗争中——为了就业、工资等，为了由无法控制的生长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为了反对种族主义和寻求移民的保护，为了堕胎和同性恋的权利，为了反对全球攻势来维护社会利益——真正的裂痕才会在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像此前的封建制度一样是将被抛弃的历史产物以及那些在面临选择时会坚守既存秩序的人之间出现。 在运动试图推进它的事业并对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有惊鸿一瞥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助一臂之力的。显然，不是作为一些真理的坚持者或预言家，而是尽他们所能去作历史记忆、国际比较、技术或科学知识的提供者，重要的是，作为民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1995年的法国罢工、示威运动伴随知识分子氛围的微妙变化，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当社会力量开始作用时，知识分子就被激起来了。这样，在觉醒后，他们可以反过来有助于社会运动，而在上升时期，两者有希望相互教育。 最后，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们依然必须对付思想家及其用来支持现存制度的论据。它证明重建社会这一工程是愚蠢的、血腥的乌托邦，并不是真实的。即，它基于对人性的过于乐观的评估，基于卢梭提出的被文明所破坏的“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之上。自相矛盾的是，这样的有关人性的概念并不出现在我们的推理中，但它是最激烈的批判的思想核心。我们的商业土壤不是特别有利于培养圣人，从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中，他们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贪婪是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了你的良心或慰藉，你可以有宗教信仰、仁慈和其他的方式，但金钱是社会关系的惟一运转机制，而贪婪是人类的动力。忘记了这一点，就会使经济同社会生活一起走向僵化。如果剥去社会科学家所建的数学模型和冗词，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已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提到了人性的形而上学的高度。 相反，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和社会。他们既非圣人也非罪人，既不是高贵的野蛮人也不是贪婪的恶人。他们是环境的产物，但也是在他们的生理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界线内，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产物。我们在建造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时所依赖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不会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不是从圣徒传说中走出的全副武装的、有着纯正政治意识的红衣骑士。像你我一样，他们都是凡人，有着我们所有的怪癖和缺陷，我们的习惯是由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所决定的，电视和广告扭曲了我们的品位。因为这些平凡的人寻求控制他们的工作和命运，他们将开始改变社会，将会在这一过程中受影响而改变，并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项工程的困难和伟大都存在于这种相互作用中，存在于这种渐进过程中。 在这个时期，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人们不得不希望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理由。每天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理由，尤其是如果你观察表面现象掩盖下的本质时。我写这些话时，法国正上演一回集体兴奋。好几百万人在巴黎和各省庆祝，好像他们刚刚攻下了城堡。这次特别的庆祝是因为法国足球队在世界杯中取得胜利，媒体极大地帮助渲染了这种气氛，然后把这种庆祝——甚至高于胜利的庆祝看作民族团结以至复兴的象征。关于这种相当疯狂的推理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法国队是由多种族的成员构成的，在这种场合象征胜利的三种颜色是白、黑和beur（一个用于出生在法国的北非人的婴儿的俚语）。这个球队非常受欢迎，它使仇外的勒庞沉默了一段时间，而且的确加强了法国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的概念。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现在，体育成为了百万人的娱乐活动，因此是很大的商业活动。在这种时机，十岁大的巴基斯坦女孩缝制一个足球可得30美分。如果巴基斯坦的小孩可以长时间工作，他们一天最多可赚1.5美元，而伦敦零售店里卖的合格的足球却是95美元。[4]跨国公司销售运动服和运动器械可得上亿元的利润，这种世界最流行的运动会拥有大量电视观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黄金机会。[5]无情的人甚至认为决赛已不是法国人与忘记怎样跳桑巴舞的巴西人之间的比赛，而是他们的赞助者之间的比赛——德国控制的跨国公司阿迪达斯和美国更有实力的耐克公司——赞助者们为了争取更大的足球市场份额，为了取得利用更多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孩童和成人的权利而竞赛。人们禁不住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的孤独，如何渴望一个共同的狂欢，以至于让他们进入狂欢的商业得以成功。的确，面包和马戏并不是现代的发明。然而，这恰是另一个可以采用的例子，它可以证明我们有非凡的能力使任何事物商品化或者使它贬值，包括体育、舞蹈、艺术、文学、私人关系、爱情和激情。我们比能点石成金的麦得斯王（King Midas）做得更好。我们能把感情变成金钱。难怪人们随时准备附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痛苦的呐喊：“这个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6]。 但是我们不想逃避到任何地方，不想逃到虚构的地方，不想逃到人造天堂。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与150多年前的先人相比，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或者仅仅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的20世纪初相比，为什么人们现在对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的信心减少了。本书中提到了两个相连的解释网，是围绕着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信仰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制度出人意料的适应力的。 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曾存在于西欧，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错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是1917年是我们所继承的遗产中的一个日子，我们必须从其后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必须详加审查，而且常常还需要抛弃。一种含糊的假设（确切地说，从来没有清晰过的）假设是：一旦革命发生，或多或少总会平缓地、不可改变地向着社会主义未来的方向前进。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寻求社会主义途径的力量在西欧的发达国家中掌权，这种社会转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远非平坦的过程，它会充满困难和危险，它不仅包括推翻原有制度而且包括可能的重建过程。 有两个原因使资本主义制度令人吃惊地长期存在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统治和清除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要比马克思认为的时间长得多。《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向国外扩张的段落读起来就像是今天的全球化。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在退出舞台之前不一定侵入整个地球，不一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它可以而且也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消灭掉。然而它的扩张空间的确帮助过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帮助它幸存下来。第二个原因在于低估了这个体制造就我们称之为扭曲增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受制造虚假需要和利用率下降所刺激的。正像有些人所评论的那样，广告和退化是比煮咖啡还要熟练的破坏价值观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精粹之一是关于经济需求和政治愿望之间的微妙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看上去是被历史所谴责的，生产力的客观发展使矛盾激化，但是它只会被主观压力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打击所消灭。这更接近于卡尔文的宿命论：你是注定要去天堂的，但是只有通过你自己的行为或服从这种应得待遇时，你才会到达那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第二国际影响下，这个理论被简约成一个非常机械的解释，即生产力或多或少是在预期的消极运动的帮助下自行其是的。然后，在苏联，特别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种整体联合被打得粉碎。他们不需要来自下面的民主压力，因为经济的发展将把俄罗斯带入共产主义阶段。同时，他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捷径，因为在1936年整肃的高峰期，有人宣称苏联已进入倒数第二个阶段，它已经是站在共产主义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是，他们要求苏联人民和国外的信仰者遵守铁的纪律，从而使苏联到达历史终结。我们知道，这种宗教信仰与部队纪律的非神圣的结合导致了什么事情的发生。 如果我们想恢复运动与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必须划清现实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之间的界线。社会主义可能具有历史可能性，或者对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而言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这种分离享与宿命论是有区别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更加遥远的过去，那时不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因为，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总是存在着野蛮会战胜一切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应包含消极、服从或放弃。相反，它要求最多的参与，更强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战斗精神，因为，在客观条件下，未来是由我们设计的，并且这种复苏的信心和行动主义在今天尤其受欢迎，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理论家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的软弱、妥协和对既有游戏规则的接受。 在使批判精神瘫痪，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使独立行动的并且也瘫痪了的消散的幻觉和失去的确定性中，没有什么让人气馁的。的确，若不是使地平线变得黑暗的时间因素，我不会对未来这么悲观，在这本书中，我关注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欧，我期望下次机遇也将在这里产生。但是，这只是猜测而不是科学预测。世界充满了惊奇，而且，正如恰帕斯的萨帕塔运动或者韩国的第一轮罢工的兴起所展示的，并非所有的惊奇都是令人不快的。重要的是，现在要在国际环境中看待一切事物，而且，时代显然又在变化了，尽管不再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不久就会灭亡，但要注意到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以及由它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仅在一年之内，著名的亚洲虎作为一个经济物种就消失了，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任何一个失业率急剧上升的地方，随着破产数量的增多，企业和银行生活杂乱无章，贫穷扩散。日本处于区域动乱的中心，经受着下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深受影响，早晚会作出反应。这次危机不能再被定义为纯亚洲的，而且它从来都不是纯粹亚洲的。1998年8月17日，由于俄罗斯不履行责任，随后卢布贬值，拉丁美洲反弹，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这次危机的国际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利用了这次机会，它们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除障碍并巩固了它们在亚洲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无法控制的资本运转加剧了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看似古典的资本主义危机，它们看起来正在丧失对这种危机的控制。对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发生在似是而非的表层。好战的韩国工会在显示它们的战斗精神时，被迫处于防守地位；它们的伙伴——印度尼西亚工会，也难以把百万失业的、饥饿的、愤怒的人组织起来攻击苏哈托离任后由军队支撑的体制。但是经济稳定性的下降在亚洲和全球都会产生政治影响，权贵势力宣传家的过分自信有着像西方股市曾升至空前高度一样稳固的基础，谨慎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世界拥有物质和智力手段来处理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掌握现代设施和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宣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中。一个描写社会主义的标语：“信息高速公路加苏联人”将是一个拙劣的误解，工作的组织、工具，最终是人们自己的组织，不得不经历很长时期才能转变。我们也不是向往失乐园和苦行者的纯洁，当反抗资本主义的恐怖的浪漫反应引起有价值的批判时，我们不能再回头寻求解决途径。并非所有的时代需求甚至包括那些人为制造的需求都是奢侈的。回到贫困而饥馑的过去意味着回到另一个可怕的社会，在追溯时，我们不应将其理想化，我们拥有教育水平、潜在知识来对付一个新社会的转型，而不需要退回到饥馑的过去或完全依赖现有工具。 在我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世界正呼吁某种国际治理方式。如果我们想避免生态灾难，就需要考虑增长的目的，控制发展，并理性而仔细地决定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化学用品，可容忍什么样的生物变化。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国际间犯罪，并在全球范模内有效地与疾病做斗争。如果国际合作可以取代目前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可以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失业，消除饥饿和减少贫困。的确，利用我们的知识，为全人类工作，取得一个基本合理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令人恼火的是，这一目标既近又遥远。当我们马上基于这一目标开始工作时，如果我们维护现存秩序，那我们就永远也无法达到它。现实和可能之间的鸿沟，幻想和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的荒谬之间的对照——尽管资本主义逻辑对这种愚蠢作出解释——是这样的话，人们倾向于希望我们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被迫改变方向。 早一些，还是晚一些？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除掉现存制度从苏联悲剧中汲取的经验，并恢复对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的基本信仰。我们需要时间去重建跨国界的更加密切的联系，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着司令部和顺从的成员的新国际，而是为了交换信息和经验，然后逐步协调策略和战略。我们还需要时间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里再次重申，不是详细描述未来的乌托邦，而是在他们所奋斗的世界的主要特征上达成一致——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与生态的有限性不协调的情况，不为资本积累所驱使，把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没有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和组织。尽管我个人把它称为社会主义，但我们仍可以探讨其形式甚至名称。我并不是说具体细节上的不一致不会将共同探求和共同行动排除在外，事实恰恰相反。 唉，必要的时间总是与可用的时间相冲突。生态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在长时期内会影响全球和物种本身。但是他们并未谈及地理时间。他们严厉警告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与自然之间会出现难题。如果不控制由追逐利润不可避免带来的经济扩张，或者如果不将这种控制限制在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内（像强国购买贫困国的污染限额），我们在新千年开始的第一个世纪就要付出代价。自然资源的耗尽并不是最严重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来自扩张生产和损耗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没有检测各种化学用品的长期影响就将它们大量投入使用，这对土壤、大气和我们的健康构成了威胁。一定的其他物种的消失应是一个信号：是该考虑人类的命运和更仔细地研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或者可能导致的温室效应的时候了。的确，人们的观点会随危险的大小和发生的时间而改变。然而，最近50年的发展对环境的冲击与过去很不同，如果21世纪仍允许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我们不消除只对付症状而不针对资本积累的扩张这一问题的根源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准备不容乐观的明天。 然而，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危险，那就是政治上的危险。像自然界一样，政治也厌恶空虚。如果左翼分子没有为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创伤提供理性而先进的解决途径，那就会出现反动的非理性的极权，它将利用全球化引起的恐慌和由忧虑加强的偏见。种族主义、武力外交或宗教狂热所激发的对他人、不同的人和外国人的仇视可以导致极大的悲剧。卢旺达的图西族种族屠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南斯拉夫的分裂表明，加剧的种族主义与宗教顽固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可以出现在文明的欧洲的心脏：开始于亲缘关系，或者作为忠诚的象征，然后转到对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战争的历史回忆，最后以邻里屠杀，强暴妇女和大量的流血事件而告终。 欧洲过去的可怕幽灵在雅-玛瑞·勒庞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他及其仇外的民族阵线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益于经济危机和法国左翼分子的普遍觉醒，他们掌权以“改变生活”，并迅速采取它的前任的保守政策。勒庞巩固了他的地位，因为失业率上升了，通货紧缩的政策使欧洲一体化看起来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种机遇而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经济政策在政治上的一致使勒庞得以以惟一旁观者的身份提供替罪羊（移民工人、左派回教徒、外国人）而不是解决途径。这种打击外国人的政策为勒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特别是比利时和奥地利——赢得了追随者。当然，不应夸大这种直接的威胁。由于缺少经济灾难，极权不可能发生在西欧的任何地方。然而，近六分之一的法国选民现在正准备投票给这样一个领导人——他强调了这一点——即对他来说，大规模的毁灭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一个“细节”：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征兆，即表明过去的幽灵仍然未被埋葬。 正是这种与潜在的承诺连在一起的急迫感和时间耗尽的感觉可能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号召行动的呼吁。对付这种谴责，即谴责那些拒绝成为现存社会的囚犯的人是危险的非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者，是很容易的，但是否认这本书除提供客观分析外还包括主观分析——政治义务甚至包括一种帕斯卡式的赌注（Pascalian wager）——却是没有用的。 最简单地说，赌注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有需求就必然有满足它的途径，或者以更为精细的方式来说，历史不仅设置了问题而且同时为可能的解决途径提供了元素。这不应简约为一种讽刺或一种粗俗的宣言：资本主义制度与它固有的矛盾一起，会自动产生一个以政治意识全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它会成功把我们带入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许诺说社会转型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也没有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历史成熟、政治觉悟和大量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对它的预测以及它的实现。然而，我们的社会包含着潜在的转型因素，并且在这种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从现实角度看的可能性，但超越了我们的社会的局限——之间，存在着我们的责任负担和政治行为的动力。[7] 另一个赌注是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人们比较喜欢设计命运而不喜欢成为命运的玩偶。这里，在冒着被谴责通过幕后操作将被抛弃的“人性”带进来的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比较我们的和对手的观点。我们的责难者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并不仅仅主张人类被狭隘的私利所驱使。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高贵的检察官的话相呼应，他们声称人们害怕自由，想要像野兽一样被引导，去服从而不是去挑战。相反，我们的前提是：人类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想做他们自己剧本中的主角。人们还可以争论说，历史本身——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阶级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实际上是人类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的故事。我不会走那么远，不会将历史描述为线性前进。贯穿这本书的观点是一个更为简单的观点：在现存结构和它们的阶级构成中，人们，包括女人和男人，为他们的遗产和条件反射所累，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且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历史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对照激发我冒险加上一个个人的想法。虽然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来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或者自1968年那些急躁的日子以来已经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但当从伯克利到东京的年轻人过早地宣称想象力掌握权力的时候，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眼中真的是相对短暂的时期。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它们却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从青年到老年或到中年的那段日子。在疲倦和失望的时候，人们想知道，如果不看结果，斗争的作用是什么。思想上的慰藉是“革命是‘战争’的惟一形式，完全的胜利只能由一系列‘失败’来做准备”[8]。但是，坦白地说，人们不会留心一个偶然的成功，也不会在意加快他们步伐的一些更多的标志。然而，我们不要因不可避免的失望而过于忧虑。历史很明显并不属于（哪怕是表面上直接的）想拥有这里和现在的一切的可耻的叛徒，当没有即时革命时，为寻求更高的发展，投标人会迅速服务于另一边。在历史的和个人的时间尺度对比中，惟一持久的影响是人们倾向于把希望放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时刻，借用惠特曼（Whitman）的话说，社会“处于一个事件终止和另一个事件开始的时期”。不是因为日历上标着新千年到来的象征性日期，而是因为旧秩序正在垂死挣扎，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不能再提供适应社会需求的答案了，尽管因为还没有阶级和社会力量准备将它推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成功地掌握着权力。旧秩序和新秩序的敌对状态——开始得越早越好——现在从本质上不得不是全球性的，我们已经选出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作为首批可能的战场。尽管从恰帕斯（Chiapas）到雅加达（Jakasta），从汉城到圣保罗已经发生了小冲突。明天的莫斯科、华沙和布拉格可能出现在皈依资本主义后的彻底混乱中，而明天过后，斗争可能会在资本主义堡垒的心脏——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全面爆发。 现在，在规矩地布满破碎模型和破灭希望的基础上，新一代将占领导地位。他们经历过痛苦的磨炼，能够充满希望而不是幻觉，满怀信心而不是过分自信地前进，在重新发现集体行为的精华和力量后，他们能够继续完成社会的彻底转型，但是他们不能单靠自己。我们必须在他们的带领下，对那些鼓噪呐喊的布道者和宣传者——他们叫嚷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是乌托邦的、是自我毁灭的、是他们的资本主义主子所害怕的——发出严正声明：“我们在这儿不是修补世界，我们是要改变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这本书中提出的带修辞色彩的问题——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而它也是我们能够防止未来成为他们的——天启的或至多是野蛮的——世界的惟一途径。 [1] 参见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aim）有名的著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 ,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36）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五讲座集：精神分析，政治与乌托》 （Five Lectures: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Boston: Beacon,1970）。近来关于该主题的有趣的著作，主要有米盖尔·阿本索尔（Miguel Abensour）、布罗尼斯拉夫·巴扎科（Bronislaw Baczko）、米歇尔·罗维（Michael Lowy）和亨利·马拉尔（Henri Maler）等人的著作。 [2] 戈兹（Gorz）的书（Le Socialisme difficile,Paris:Seuil,1967）介绍并推广了这个术语和主题。 [3] 对CFDT的模棱两可和对它的行为的怀疑早在1968年就有了，参见Daniel Singer, Prelude to Revolution,(New York: Hill & Wang,1970),99～101。 [4] Rob Hugh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1～12 July 1998. [5] 最后一轮比赛拥有2600万法国观众，观看全部比赛过程的全球观众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数字，接近40亿。Le Monde TV Supplement,19～20 July 1998. [6] 这个标题，最初在英语里说“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但最后到法语里，说成了这个世界（ce monde）。Baudelaire, Oeuvres, vol.I (Paris: Pleiade-NRF,1935),487～489. [7] 自然，我们也可以带着敬意投入已败的战斗，就像1871年卢森堡和1919年黎巴嫩的巴黎公社拥护者那样，但他们通常被看作是一场更大冲突的一部分，就像失败导致最终的胜利一样。 [8] Rosa Luxemburg, Die Rote Fahne,14 January 1919. 感谢 五叶 录入 |